春节一过，天气开始转暖。明媚的阳光四处流溢，给整个大地带来了融融的充满温情的春天景象。道旁的梧桐树，挨过了颓伤的季节，虬曲的枝干上冒出了茸茸的绿意，在微风中不停地抖动。
春天的到来，并未改变人们对我家的敌视态度。学校开始复课，我提心吊胆地选择通往学校的安全之路。老师提出每天来接送我，我执意不肯。于是，我的背后始终远远地晃动着一个身影，那是我的保护神。
事隔多年以后，我在路上邂逅两鬓染霜的老师，她依旧是步履匆匆地每天赶往我的母校。这时候我才知道，那些岁月里，老师一直如影随形地跟在我的身后，护送我上学和回家。要是没有老师，我不知道还要遭受多少凌辱和欺负。老师和我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好？她又当班主任又带宣传队，学生有那么多，可偏偏对我如此厚爱，我该如何来报答老师这样的恩人呢？我想，此生此世，我是永远无法偿还这笔情债了。
每天放学回家后，我躲进小阁楼，一个人做功课，一个人看书，打发时间。我已在避难期间学会了自己调整情绪，学会了一个人忍受时时可能发生的不愉快。
这一年的春天，姐高中毕业了。她为了带领无人照看的我，曾经休学一年，而恰巧相差一年的工夫，她失去了报考大学的机会。这是姐一生中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步入中年之后的姐回首往事时神态茫然感叹不已，她说：和什么都可以犟，就是不能和命犟。
姐顶替母亲进了工厂。她的同学、袋鼠的哥运气最差，他因为得罪过那个负责毕业分配的老师，被分到一个边远省份的小城当剧团美工。他作为一个团体的领导人，曾在千百人的欢呼声中，以口若悬河的雄辩才能，轻易击败了代表另一派别出场辩论的那位老师。于今，形势发生了逆转，他的命运操纵在对手的股掌之间，他的口才再好，他的才艺再出众，也无济于事。他做出打点行装的决定之后，恳求姐与他结伴同行，一起奔赴那个边远省份。
这就诱发了我家一场无可避免的大冲突。
我记得那天放学归来，远远地便听到小院里吵得不可开交，其中夹杂着姐的呜咽声和二姨妈嘹亮的斥责声。
我走进家门，看到姐伤心地耸动双肩，二姨妈咿里哇啦，唾沫四溅地骂骂咧咧，而母亲则涨红着脸，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天下没一个男人是好的。”二姨妈高声嚷嚷道。
我不知道二姨妈曾受过多少男人的骗，她那样武断地给世界上所有的男人下了判决肯定是有其缘由的。不过，当时在我心里是无法认同二姨妈的判断的。以我看来，世上至少有两个男人，无疑是二姨妈用惨痛教训换来的著名论断所不能概括的。一个就是引发这场争吵的核心人物—袋鼠的哥；另一个则是舅舅，我心目中不容诋毁的偶像。
“金钱如粪土，这是什么屁话？他没有钱才这样说。没有钱能造屋？没有钱你母亲能把你们这些子女养大？”二姨妈说到“造屋”两字时，短短的手臂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我觉得，这是二姨妈平生最自豪、最辉煌的一个动作。
“他说的又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钱总会有的。”姐抽搐着辩白道。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走了，这个家怎么办？”母亲说。
“我也不过是提出来和你们商量嘛。”姐嘟哝道。
“你还怕找不到男人，要跟着一起去充军？”二姨妈继续高嚷着。
“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姐很轻地嘀咕了一句。
“嫌难听？我还有更难听的没说哩。”
“我不要和你说了！”
姐这句话把二姨妈本来就在兴头上的火爆脾气煽得更旺了，她像连珠炮似的甩出一串辱骂声：
“你不要和我说，我还懒得来管你哩。你嫁哪个男人与我有什么关系？你跟他走好了，我知道你熬不住了呀，你熬不住怎么不找个啤酒瓶来捅捅呢？”
当时我没听懂二姨妈的话，对她话里的刻毒含义木然不解。而姐显然是听懂了，她大声喊叫起来：
“你怎么这样下流！有你这样当长辈的吗？你自己一辈子守寡，就非得让别人也跟你学吗？”
二姨妈可能没料到会遭受如此猛烈的反击，她一向不允许小辈顶撞她。此刻间，她像头发疯的狮子，额上青筋暴突，嘴里不干不净地辱骂着，之后她猛地返回屋子开始寻找可作武器的东西。
母亲大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几乎是扑过去，一把拉上中间那扇过道门，插上插销，然后还不放心地紧紧拉住把手。我也跑过去，帮助母亲一起拉住门。我听到门那边传来乒乒乓乓的声响……
一星期以后，姐领着我去火车站送她同学。我们到了月台，看到了比我们早到的袋鼠和裁缝老太太。老太太眼圈红红的，嘴唇蠕动着，一个劲儿地朝我们点头招呼。
袋鼠的哥提着箱子，登上火车之前，与大家一一话别。走到姐面前时，他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一扭头决绝地走了。
我觉得，他这样对待姐是不公平的。因为他走后的几天里，我一直看到姐偷偷地躺在床上擦拭眼泪。
火车启动了。呼隆隆驶去的长长的车厢，席卷起一股扑面的飓风。车窗上，离人的脸像刀刻石削一般冷峻坚毅，他那有神的眼睛以及微翘的嘴角，都透露出一股斗不败的韧劲。迎面而来的风拂起他长长的头发，他捋了捋飘至前额的头发，像是不愿让人看到他落魄和颓伤的模样。
火车载走了姐姐高中时代的亲密朋友。载走了袋鼠家的支柱。载走了我童年与少年时代骑士般让我仰慕的一个男人。
这一年真是多事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