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探索了许多殊途同归的主题，那就是心理冲突。几十年来，心理冲突出现在社会心理学各领域的研究中。它以明确或含蓄的形式在众多富有影响力的理论家的研究中出现，这些研究都为社会心理学构建起基础原则。这其中的人物显然都是各自学科中的“巨擘”——戈登·奥尔波特、利昂·费斯廷格、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詹姆斯·彭尼贝克；还有些学者如格雷戈里·贝特森等，他们身处前沿的跨学科领域（如人类学、控制论和心理学）；有些人更在心理学之外，如欧内斯特·迪希特，从精神分析到市场营销再到商业领域都能见到他的贡献。虽然领域各异，但上述所有人都在心理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遗产，既有认知上的贡献，也有实际意义。迪希特处理心理冲突的方式，对潜意识的探索，让人们享受着慢性自杀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知道这是有害的）的说服技巧，都非常奏效。他留下的遗产，其“实际意义”是，经过一系列吸烟的功能分析和充满心计的营销广告，迪希特让我们染上烟瘾，至今都没法戒掉。
我们普遍认为，社会心理学中的心理冲突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研究中，我们需要通过改变的行为或态度来解决认知失调问题）、或具有潜在的致病性（贝特森的双重束缚研究）、或人性对恶的愚忠引发了全人类的恐慌（米尔格拉姆关于服从的研究）、或致使我们对痛苦的审慎思考（奥尔波特作为能说会道而敏感的哈佛高才生对种族态度的研究，他的处境有点像哈姆雷特，只不过他受到的是知识的折磨）；或是在创伤和负面记忆中，我们需要重新对记忆进行组织和解决，以帮助我们克服这段经历（彭尼贝克关于情感表露的研究）；或者作为一种可以被利用的东西，欧内斯特·迪希特和部分学者意识到我们的意识、认知和语言只是我们的冰山一角。无论如何，迪希特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能时刻准备好在人类的思维中继续深入挖掘，直达我们的潜意识。他似乎通过这种方式挖掘到了不少钱财，至少在香烟销售方面是这样的。
那么，从这一系列主题迥异的研究中，我们能得出哪些更广义的教训呢？我认为，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不应该忽略任何心理学研究背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我所描述的研究项目，就其设计、解释和结论而言，并不是在文化真空中产生的。值得记住的是，它们都想以某种方式得出关于人性的普遍真理，产生关于人类行为及其影响的文化模因和常识。这些研究的发现不仅能为当代西方社会原本已有的行为（当然，这以时代为前提），还能为其所在文化、各种事件（我们通常所知甚少）、种族主义和时代局限性的学术界帝国主义提供解释、合理化和各种借口。它们都植根于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地点，对某些具有独特和可识别特征的个体进行观察或实验。所有的实验和研究都是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其对理论思想的发展、对研究的实施、对“模棱两可”的行为样本的处理（如编码和描述）、对实验研究者本身的行为（如费斯廷格在芝加哥做的邪教研究中实验卧底的行为）的“促进”研究，并常得出戏剧性结论，这对这些领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适用于我在前几章中讨论的所有研究。米尔格拉姆在纳粹被逮捕、并被拖到纽伦堡以反人类罪受审后对美国公民的服从性进行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的迅速改变（对某些研究者来说，显然变化得太快了），贝特森开展了双重束缚研究；奥尔波特对种族态度的研究反映了自己在美国那段重要时期里对哈佛学生的反思，当时人们越来越不能接受对黑人的明显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随着消费需求不断提升，迪希特的销售技巧由此诞生；彭尼贝克对情感表露的运作机制的识别，为当今的时代思潮做出了解释：“说出来就好了。”这些背景对心理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事实上，我已经说明了这些背景对研究的实施和研究的结论产生的影响。我也解释了研究中的特定重点，比如被强调的事物，以及被忽略的事物（如费斯廷格在研究强制服从性实验中忽略了个体差异、米尔格拉姆没有对“老师”在接到“科学家”的直接命令后的反应进行认真分析）。这些实验或多或少都涉及人类的心理冲突，但在其描述和分析上很大部分都明显带有研究者自己的裁量权。
我认为我们要时刻谨记在心，这些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话题，它们都是经典研究，大多产生于心理学的“黄金时代”，是莘莘学子学习心理学的绝佳入门课程。这些理论和假设对人们的生活都非常重要。我也解释过这些理论与我生活经历的相关之处。有时，这确实是很个人化的故事，比如我在与母亲对话的时候察觉出双重束缚的现象（并在哲学老师的鼓励下指责了我的母亲），或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混乱的环境下思考帮派成员是否服从命令的先决条件，毕竟对权威的服从有多种形式。我讲的这些故事并没有离题，而是希望帮助读者不要局限在米尔格拉姆、费斯廷格、贝特森或任何其他太过狭隘或学术的范围里，它们只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选择的被试的产物，他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的产物。我想把读者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米尔格拉姆的耶鲁实验室，或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贝特森所在的中上层阶级家庭，或20世纪50年代费斯廷格研究团队渗透进的芝加哥邪教团体，或奥尔波特作为哈佛高才生奋力反抗的对种族偏见的内在冲突带到贝尔法斯特街头、谢菲尔德和曼彻斯特所发生的故事中。这些都是极具普适性的理论，是对人们生活都有着巨大意义的严肃话题。这才是我们应该带有的判断标准，也是我对他们的判断标准。
我们还能从中得到什么教训呢？有时候，这些研究足以成为人类想象的伟大开端，但同时仍有很大的不足之处。我在这些研究中发现了两个主要缺陷。
第一，心理学家因为其学科在自然科学中的定位，正极力避开潜意识领域，而迪希特显然是个例外。但在这项研究里，似乎显露出的是潜意识的丑恶嘴脸。我曾讲过被誉为“社会心理学创始人”的戈登·奥尔波特的人生经历，这段经历很有可能引领他走上了这条心理学的测量道路。他想学习伦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的早期种族态度研究，让这些态度变得明显可测。这样一来，就能在其研究中赋予科学方法了。也许，我们真的需要欧内斯特·迪希特来告诉我们，大家所看到的人类意识层面只是冰山一角。也许我们还要请丹尼尔·卡尼曼来说服大家，在做重大的学术考量时也可以将日常生活中快速自动化的无意识过程纳入考量范围，特别在对不同人种进行判断和互动的时候、在引导我们服从指令的时候、在日常交谈中对非语言行为进行解释的时候、在谈论创伤事件时使用多渠道沟通方式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很容易被激活。
第二，我们没有仔细分析参与者的行为。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足够仔细地倾听（并记录和分析）他们的全部多模态交流信息。我们有时会听他们说的话（并把它们记下来），却完全忽略他们对我们或对彼此说的其他话，我们尤其不善于发现随之而来的非语言行为。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在关于记忆的冲突和情感表露的研究中，它可以重新定义情感表露的态度及其发挥作用的原因。在角色冲突与服从的研究中，它可以改变我们对权威与服从的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强制依从性行为，以及理解人的态度有时会因为这种依从性而改变，有时则不会的原因。它可以改变我们对双重困境本质的理解。当我们试图以一种多模式交流的形式来讨论心理冲突的时候，我们往往做得很糟糕。贝特森在这方面的研究观察非常有趣（而且是有选择性的，带有偏见。毕竟，没有一个先验的理由只关注母亲）。也许只有等到对话分析的出现，以及相信互动的细节会有巨大的信息量，心理学家才会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倾听被试，并准确地记下他们说了什么。这很有可能对这个学科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毕竟，现在看来，米尔格拉姆认为人们倾向于遵循直接命令的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如今的人们似乎不总是这样的。也许我们有时还是没有对导致这些行为的当下情况进行足够的分析（我用了自己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彭尼贝克的研究也很有可能要得到修正。情感表露为什么对我们的身心如此重要？我们可能要对研究表露的细节进行重新认识，比如，更多的注视很可能是为了观察信息接收者的反应，表达真实快乐情感的杜兴式微笑往往出现在叙事对话对比中最意欲表达最消极的部分。情感表露代表了在某种意义之后的努力，用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的话来说就是，你在描述过程中对因果关系做出归因，但同时又试图提出一个别人和你自己都能接受的解释。关于家庭中双重束缚沟通的使用及其后果，系统对话分析方法可以向我们揭示什么？在强制服从对态度改变影响的研究里，对话分析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在我看来，它肯定能告诉我们，我们的分析过于天真和简单化了。我们曾提出不少伟大的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和认知理解，但对作为得出理论的证据基础的观察有时却非常薄弱和片面。
那么，心理冲突的未来将是一番怎样的图景呢？当然，我们非常感谢我所讨论的心理学家们，感谢在心理学的发展道路上有他们的奉献，如贝特森和（我不得不说）迪希特，是他们教会了我们一些东西。但这趟探索不同心理冲突的旅程，这种重新评价，才刚刚开始。我们可能已经超越了莎士比亚，但仅仅在某些方面超过他，正如我所说，奥尔波特的学生们就他们潜在的种族态度进行自我辩论，这最能让我想起的就是《哈姆雷特》（或许他们就是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冲突原理）。
这里还有一个普适的教训，即我们的研究需要更加注重当时的具体情形。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设计实验，以在搭建场景时获得更准确的了解和描述。如帮派首领对成员们发出号令；如父母在餐桌上对孩子的冷眼相待；如在面试小组中看到唯一一张白人面孔；如在别人递来一支烟时不假思索地接受；如有人敞开心扉诉说一直困扰着他们的事情；又如他们发现事情有些奇怪而去思考原因。然而，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在缺乏更详细研究的情况下，将其应用到所有情况，得出普遍理论。
如果我们要探究行动中的心理冲突，那么可能还需要更审慎地扩展我们的理论范围，并仔细思考如何才能描述和挖掘自动化和无意识的思维过程，它们不应该被排除在研究界限之外，因为长期以来，它们一直都是心理学学科的内容。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再次让这种思考方式在理论上受到尊重。与此同时，我们要成为更专业的人类行为观察者，并留心在各种情境下，谈话中的心理冲突在多沟通渠道的自动性、即时性和复杂性，它们都是不一样的。正如哈维·萨克斯、伊曼纽尔·谢格罗夫和盖尔·杰斐逊多年前向我们展示的那样，魔鬼和真相都很可能藏在细节中。这些快速的自动化的行为，通常在无意识状态下产生，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人们会伴随非语言行为。而在这其中，我们还会显示出更多冲突的行为。在未来，我们的研究要对这浩瀚复杂的人类行为做更妥当的描述。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放下莎士比亚所说的矛盾感受，更加自信地前行。
The Conflicted Mind:And Why Psychology Has Failed to Deal With It
ISBN:978-1-138-66578-1（hbk）
ISBN:978-1-138-66579-9（pbk）
ISBN:978-1-315-61970-5（ebk）
Copyright ©2018 by Geoffrey Beat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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