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心理学家有时会与他们的研究课题很相配，正如狗与他们的主人很相配一样：剑桥公爵夫妇所养的皇家可卡猎犬；还有常常被起名为“帕奇”的警觉的公牛猎犬，与之匹配的主人形象是成天身穿泥褐色连帽衫的胖乎乎的年轻人；还有那条叫个不停的西施犬，长长的绒毛常被用粉红色蝴蝶结扎成小辫子，露出尖尖的小牙，舒服地躺在纤瘦女明星挎着的篮子里。人们总能发现事物之间的一一对应性。
一开始，我对心理学家和研究课题的关联性并没有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但是当我在剑桥大学读书时，我确实遇到一位来我校访问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他主要研究人类的攻击性。在他的研讨会上和后续在学院的酒吧里与他接触了几次后，我惊觉这个人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攻击性的人之一。他坐在酒吧凳子上，衬衫的扣子没扣好，皱巴巴的衬衫里露出浓密而蜷曲的胸毛，跟人们讲着笑话。当别人说话时，他使劲地点头，时不时地打断别人说话。他还伸手把掌心对着别人，就像士兵用来挡箭的盾牌一样来阻止别人发言。过了几分钟后，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慢慢地把坐在隔壁长凳上的讲师挥舞的手压了下去。在这家简陋局促的小酒吧里，小桌上摆满了一杯杯满满的啤酒，讲师的手逐渐被压在湿漉漉的桌面上，在场的人无不惊讶不已。虽然只是放了一小会儿，但失礼的画面在大家的记忆中挥之不去。这位年轻的讲师过早秃顶，为人真诚。他立刻闭嘴，让这位美国心理学家发言。获得发言权的心理学家更是提高了音量，更有压制性，还坐得格外笔直，简直想蹲在座位上来增加自己的高度和权威。这时，他的衬衫又爆开了一颗纽扣，露出更多油腻的卷毛。他可能是认为自己的观点刚刚遭到了质疑，所以这只是在反击。一位在场的同学发誓，他目睹这位心理学家伸手去拿温啤酒[1]时在低声谩骂：“你们这帮自以为了不起的剑桥败类，不管你们多努力都比不上我。”在那位年轻的讲师被温啤酒稍稍打断时，轻轻地甩着袖子，但仍保持着英式的礼节，无意惹恼任何人。他看起来有点沮丧，来回抚摸稀疏的头发，仿佛在自我安抚。
我从厕所回来碰到了这位讲师，他冲我笑了笑，礼貌地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要研究人类的侵略本性了。我想他可能有这类问题，而他这么做是在尝试了解自己。即使按照他的文化标准，这种说话的方式也是咄咄逼人的。”怪不得这位美国心理学家会说，那些质疑他的评论是剑桥学者特有的被动攻击（passive-aggressive style）表现。
可事后我也确实想到，这位美国心理学家“高度投入”的风格，可能只是出于热情，而非在谈话中施加控制。毕竟打断别人说话的方式有很多，有些打断方式是出于积极目的，而他打断别人可能只是因为他心血来潮罢了。他去压制讲话者的手势动作也可能是受到其自身文化的影响罢了，而不是我和在场的其他人看到的那样，直截了当地进行攻击。我想这就是人在做判断时最大的特点：一秒做出判断，并把结论从个人扩散至群体。在这里，是从这位美国心理学家扩散至所有美国人。我们还迅速把行为评判转向稳定的性格倾向评判，比如“他总是会打断我”“他们一贯盛气凌人”“美国人都是一帮好斗的家伙”。
有时，心理学家及其研究主题之间的匹配并不是那么明显，但这种现象仍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研究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这其中是否有更深层的联系？有时一项研究主题如此庞大，以及它对研究者影响如此深，让人不禁想问到底是什么让他把这项研究放在首位，更好奇研究者怎样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这项研究成果，甚至还能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得出这样的而非其他的观点。
戈登·奥尔波特和内在冲突
研究偏见现象最大的贡献者，莫过于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了。
耶鲁大学教授约翰·F.多维迪奥（John F. Dovidio）研究小组在2005年指出：任何做偏见研究的学生，要是他忽略了奥尔波特的研究，就完全可以被认为不入流……在奥尔波特的著作《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出版半个世纪后，这本书在偏见研究中仍被广泛引用。其影响范围之大和持续性之久不言而喻。
问题来了：是什么在引领着奥尔波特？他在关于偏见心理运作研究中有何独特洞察，让他做出了其他人没有做到的非凡成就？我认为，他首次看清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种族歧视现象下，个体的内在冲突以及如何学会处理内在冲突。当然，他在此时也看到了人们对持有种族的观点和表达观点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然而，当人们怀有偏见的时候，却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认为自己公正无私、支持男女平等、不受偏见扭曲。偏见的诡秘之处往往就体现在此，偏见也因此难以被消除。该如何治愈偏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人们不愿承认患有的癌症）呢？这就是奥尔波特的成就所在，他指出了偏见的狡猾之处，以及人们为掩盖偏见所做的各种防御性手段。
奥尔波特的研究在很多地方都有其时效性，但其影响力还是非常广泛的。毕竟，从种族主义态度表达的可接受性来看，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1942年，只有35%的美国白人表示与黑人为邻不会不自在，而到了1963年，这一比例增长至64%。1942年，只有42%的美国白人认为可以接受黑人和他们一起坐公共汽车，这一比例在1963年达到78%。公共舆论研究的先驱保罗·希斯利（Paul Sheatsley）在1965年指出：“到1963年底，种族融合已有了广泛的接受度。”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结论，是基于人们告知他的信息而得出的。然而，奥尔波特认为，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种族主义思想不会在一夜之间蒸发，或者至少不会在20年内消失。偏见仍可能存在于独立个体中，现在以各种形式留存在人们的思想之中。
我倾向于认为，奥尔波特早年生活的某些细节是促成他走上这条研究之路的关键。奥尔波特表面上是哈佛优等生——老练、好胜、充满自信，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他在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的时候年仅22岁。奥尔波特后来写道：
我写信给弗洛伊德，告知他我也在维也纳，暗示他与我见面必会很高兴。我收到一封他亲笔回信，邀请我在某个时间去他的办公室。
奥尔波特的言下之意是城里来了位重要人物，弗洛伊德应该见见他。不过，奥尔波特在读哈佛大学之前是个来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腼腆勤奋的憨憨小伙子。他是家里最小的男孩，父母是乡村医生和学校老师，他从小就受到新教教育和道德准则的束缚，这导致二者成为他的第二天性。尽管家里还有三个哥哥，但奥尔波特的童年很孤独，饱受同学的欺凌嘲笑，因为他天生只有八个脚趾头。进入哈佛大学深造后，尽管他在学业上表现不错，但他仍觉得自己与哈佛文化和道德观格格不入。奥尔波特因为身体的与众不同和新教的道德束缚而备受摧残，还在哈佛大学这所最有声望的院校里与人竞争，而这所院校并不以努力和投入为荣。他深知，要在这里读书太努力或出身比较低等会受到多么残酷的对待，还会因为自身的身材外貌而遭到朋友的挖苦。他亲眼见过在人前表现友善的朋友，背后却是另一副嘴脸，而这里的人却对这种人前人后的变化毫不在意。那么，那些人对奥尔波特持有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他们是不是真心喜欢他？他们在本质上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前后不一的矛盾心理的？这种情况是只在谈论个体时出现，还是在谈论群体和整个种族时同样如此？人们对八个脚趾头的人挖苦嘲笑，那么是不是也会同样嘲笑不同的肤色和口音？不难看出，奥尔波特的个人经历似乎对他研究偏见的本质有很大帮助，更重要的是，了解偏见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
英国伟大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在182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被誉为定义偏见的第一作家。他写道：
偏见，就其普通意义和字面意义而言，是对任何问题没有经过仔细研究就预先做出判断。即便已有事实证据与持有的观点相反，人们还是愿意做井底之蛙，继续表现得恶毒和顽固不化，坚持自己的观点。
他把偏见解释为无知，这或许可以解释故步自封的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的种族偏见观点。然而，奥尔波特着手研究的是不同的对象，他的研究聚焦于“日常的预判”。换句话说，他不想把偏见看作病态、无知、恶意或自负的产物，而将其视为人们一项正常的运作过程。这些运作过程通常能得出合理的结论，但有时会得出更有恶意的结论。
奥尔波特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研究：“为什么人类会轻易陷入种族偏见的陷阱中？”他是这样回答的：
地球上随处可见群体间的分离现象。人类与自己的同类结伴，他们在同质集群中进食、玩耍和居住。他们与同类相互拜访，并且更喜欢与同类共事。这种同类间的自动聚合没什么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向外界寻求伙伴的必要。既然身边有很多人可供选择，那么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去适应不同的语言、新的食物、异己的文化和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呢？相较之下，与有相似背景的人相处更轻松些。
（奥尔波特，1954:18）
换句话说，人们喜欢身处熟悉的领域，因为这既安全又不费劲。同族群的人共享同一段历史，可以产生更多相似的观点，这样的相处才会轻松自在。所有的交流和解释都发生在共同的背景之下。奥尔波特认为，同类人等“自动聚合”的内因就是“便利”罢了。
我们很难忽略奥尔波特有关历史性语言和某些内容与其本人经历的联系，并能看得出其观点确实是有感而发的。当看到他写的“阶级偏见并不是本意，而是人们身处自己的阶级中感觉更舒服自在而已”，人们不禁会想到，他说的其实就是自己感觉到与哈佛大学同学之间的隔阂。他所评论的“假如我们能与同类人团结在一起，就能消除大部分烦心事”，大概就是在透露自己的心声吧，毕竟他在缺乏同类的学术环境中深受其野心和工作道德的双重压迫。他字里行间透露出个人的渴望，这是不容置疑的。根据奥尔波特的说法，偏见就是这样开始的。人们希望与同类在一起。人们面对熟悉的事物可以毫不费力，想必是极好的；而处理异己的事物需要花费更多力气，相较之下并不那么可取。根据这一分析，偏见的根源在于，首先是隔离，然后是带有某种情感推动的分门别类（最基本的分类就如“和我一样”或“和我不一样”）。
奥尔波特非常强调这种初始分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说，人类为了寻求日常决策的指导，他们会无休止地对周围事物分门别类。“当我们在街头见到一只面露凶相的狗横冲直撞时，我们会把它归类为‘疯狗’，避而远之。”在建立类别后，我们就能迅速地将事物放入其中，“作为预判解决方案的一种手段”。同样，在奥尔波特看来，“大脑会以行动所需，对周围事物进行‘最简单粗暴’的分类”。换句话说，分类以简单粗暴开始并持续如此，直到后来才会逐渐精细化。我们要注意这种分类方式的重要作用，即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任何个体对世界的看法。
每个事物都贴有标签，用以提示我们进行分类预判和行动……当我们看到横冲直撞的汽车时，我们会判断其为“醉驾司机”并采取相应行动。而一个棕黑皮肤的人会唤醒“黑人”的概念，并占据我们的脑海。如果这种主流类别带有负面态度和感受，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避开，或采取我们惯有的方式表示拒绝。
（奥尔波特，1954:21）
分门别类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人们有一种“与之相关”的感觉。有些类别可能是纯概念性的，却带有感情色彩。奥尔波特以树为例。我们知道树是什么，还可以对树进行辨别和描述，我们能迅速下意识地判断这棵树，同时也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它。同样，种族类别也是如此。奥尔波特指出分门别类的另外一点：“它们或多或少是存有理性的”，因为分类方式往往从“核心真理”发展而来。这在许多类型的类别中都是正确的，但奥尔波特察觉到有些分类是不合理的，而人类总有一套避开逻辑的方法，还会毫无理性地干扰逻辑的形成和留存。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用“例外”来表达偏见的认知方式，诸如“我有几个好朋友就是犹太人，但是呢……”，或者“我承认存在友好的黑人，可是啊……”，奥尔波特称其为“强化防御”，“当事实与认知领域不相符时，例外就被认知，人们则会匆忙地使用防御机制来填塞认知漏洞，不允许危险地开放”。于是，这些类别持续了一段时间，并伴随着一种情感价值。这样的认知会引导我们的行动。
然而，或许想要解释偏见这件重要且持久的事物，用这套心理流程来表达不免太过简单了。我们当然不可能都将其归结为简单的基础心理过程，比如你会因为本能的同类相吸而喜欢和同类在一起吗？谁愿意承认自己是这样做判断的？我想，这就是奥尔波特伟大洞察的开始。他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承认这一点；相反，我们必须从心理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五花八门的防御机制来应对这种“例外”情况，而他的贡献就是揭示这些机制，展示它们在个体内运作的过程。
奥尔波特写道：
生活中的偏见很少不会遇到阻碍。因为偏见的态度几乎必定会与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而这些价值观往往与人格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学校的影响可能与家庭的影响相矛盾。宗教教义可能会挑战社会层级。在单一的生活中整合这些对立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
（奥尔波特，1954:326）
他把不擅长调和冲突态度的人与彻头彻尾的偏执狂做了对比，后者能够很好地调和冲突，看起来并没有整合的困难。奥尔波特举了一个“不带愧疚感的偏见”的例子。1920年，密西西比州长比尔博（Bilbo）给芝加哥市长发了一封电报，用奥尔波特的话说，芝加哥正面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芝加哥务工的黑人移民过剩”问题。市长好像曾请示是否可以把部分黑人遣送回南部。比尔博州长的回答简明扼要，在陈述如下态度的时候，并没看出他在表达基本态度方面有任何困难：
你的电报我收到了，你询问密西西比能接收多少黑人，我更想这样回答你：我们有充足的空间来容纳我们所知的“黑鬼”，但我们完全没有空间容纳那些“黑色皮肤的先生和小姐”。如果这些黑人受到过北部社会和政治平等思想的教化，我们就不能好好“善用”他们了，而且我们也不想要这些人。如果这些黑人能对本国与白人的关系有妥当认知，他们就会受到密西西比人的热烈欢迎，因为密西西比非常迫切需要劳动力。
（奥尔波特，1954:326）
同样，我们可以看看查斯特菲尔德勋爵四世（Lord Chesterfield）说过的话，他喜欢在给儿子写信时给出作为父亲的建议，包括摒除偏见、理性生活。尽管如此，查斯特菲尔德勋爵还会说出这样的有关女性的话来：
女人只是个长大了的孩子，她们在闲聊上充分展现了风趣，有时还很口齿伶俐。但我敢说至今我还没见到一个女人具备理智和良好的判断力，或者能够连续一天保持通情达理或是干些好事……明事理的男人就像一个机灵而早熟的男孩，只会和女人聊些琐事、和她们玩、谈笑风生、再哄哄她们；但他既不会征求女人的意见，也不会认真相信女人的话，尽管他也可以对女人的话敷衍过关。这也是男人可以感到自豪的一点……因为与男人相比，女人实在是千篇一律。她们一辈子就只追求两件事：虚荣心和爱情，这就是她们的共性。
（奥尔波特，1954:261）
当然，大多数人不会像比尔博州长或查斯特菲尔德勋爵。可是，究竟有多大比例的人被归为他们这类人（彻头彻尾的偏执狂）里，目前还没有具体数字。奥尔波特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到，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研究里，只有10%的被试能够写下他们对美国少数群体的态度，并且没有内疚感和冲突感地公开表达偏见。不过，这个估值完全是基于大学生团体样本而得出的。奥尔波特所测试的大学生里，绝大多数人都有矛盾的情绪，这可能会带来忧虑感，从而为自己的这种矛盾感而愤怒。他们会给予自己“虚伪”“偏执”和“狭隘”等评价。同时，他们也陷入了这种困境，很难改变，没办法面对自己偏狭的一面。他们显示出自身理性和偏见之间的分裂，也尝试过努力避免这种态度，但往往力不从心，他们会写“我的理性和偏见”之间的分歧，他们会说他们“试图向后倾斜以抵消这种态度”，但最终他们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强大。”他们可能会在态度上存在冲突，但最终都用雄辩来掩饰掉。“我的强迫性偏见甚至会与对抗它的势力做斗争。”这句描述太雄辩了，以致不能被视为对经历偏见的人的矛盾态度的清晰反映。不过，毕竟这些学生都是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他们努力在文章里传达自己的这段经历，有时还可能太刻意了。尽管如此，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提供有用的研究价值。奥尔波特对这些表露的情感经历做出如下的评论：“理智没有发挥作用，偏见却借情感之力久驱不散。”后来他又说：“自省不能自动消除偏见，最好的方法是在个体维度上寻思。”
那么，在经历偏见时所发生的冲突体验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根据奥尔波特所说：
当内在冲突出现的时候，人们会抑制自己的偏见。他们不会表现出偏见，或者不会只在一个点中表现出来。但此时逻辑思维却被阻止，不再发挥作用了。E.B.怀特（E.B.White）指出，每个种族问题都能爆发愤怒的情绪，但值得注意的不是种族问题，而是显著的控制能力。
（奥尔波特，1954:332）
奥尔波特认为，这种偏见更多的是在有安全感的家中表达，但不会对目标群体成员表达；偏见往往发生在酒吧或夜总会，但不会出现在大街上或车站。换句话说，这些地方能给人带来心理和身体上的安全感和被保护感。不过，奥尔波特认为：“怀有偏见的人必须具备内在冲突这一前提，否则不同情境所表现的行为不会有这么明显的对比。”
因此，奥尔波特主张，大多数人在经历偏见时都会感到矛盾，他们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这种看似无法控制的偏见做斗争。随后，对于这种不受控制的“相反的冲突”（contrary impulses）心理，奥尔波特识别出人们通常会做出的应对手段：压制（否认）、防卫（合理化）、妥协（部分解决矛盾）和心理融合（完全解决矛盾）。奥尔波特认为，压制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实际上还有另一种选择：
承认偏见的存在的可能性，即怪罪自己既不理性也不道德。没有人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他得保全自己的脸面。压制的表现有很多，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我并没有偏见的意思，但是……”
奥尔波特认为，“从心理上讲，这种机制就是肯定美德的一种机制，这样相应的小错误就不会被追究了”。然而，人们不会单独使出压制这一招，还会用防卫性的合理化解释来作为支撑。
根据奥尔波特的观点，合理化防御就是“选择性知觉”和“选择性遗忘”。这是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但大多情况下是无意识）地抓住某些“证据”，用以支持自己“过度概括的分类方式”，然后清楚地记住，但忘记了反例。个例留存在记忆中，用以支持过度概括，而细节被注意到，否则永远不值得注意。例如，犹太学生向别人借买公交车票的钱却从来不还（一毛不拔），黑人学生走着去上课的时候总是慢吞吞（偎慵堕懒），或者爱尔兰学生喜欢在学生会玩格斗游戏（争强好胜）。报纸和媒体为这一刻板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补充，它们总有几套方法来展现偏见，这不仅是因为大量的选择性报道，还因为报道者自身的显性或隐性偏见。
除此之外，奥尔波特还有其他的“防御技巧”可用。比如制造“分歧”，这似乎代表了一个范畴内的分化，但这种差异的识别标准其实是值得商榷的。“我对黑人没有偏见；有些黑人是好人。我不喜欢的是那些坏的黑人。”奥尔波特问，那些“坏的黑人”是什么人？是在白人面前拍马屁的黑人吗？“分类中的个体分歧是基于其是否对自己产生威胁，而不是基于这个个体的优点。”另一个防御技巧便是“通过例外来合理化”，例如“我有些最要好的朋友也是黑人，但其他……”奥尔波特认为，“列举了几个例外后，评价分类中其余所有人就都会变得非常合理了”。从本质来看这一陈述，如果你有好朋友被划入你要做负面评价的分类中，那么只要摆出“但是”一词，就能摆脱“偏见”的罪名了。
奥尔波特认为，在“交替”中有内在冲突的证据。“当一种分类参考框架出现时，随即而来的就是这个标准下的态度和习惯开始产生效用；而当相反的框架出现时，一组相反的倾向就被激活了。”换句话说，人们会通过与自己保持不一致来应对内在冲突。有时他们表现出偏见，有时则不然，这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环境中的人。不仅能从他们的话语中看到这种不一致，从他们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到。奥尔波特写道：“这种情况非常正常，也情有可原；相反，极端分子（无论是顽固派还是争取平等权利的斗士）的一致性在社会中才会被认为是病态。”
奥尔波特认为，我们生活中的角色多样性也助长了这种矛盾状态的存在。不同的角色要求不同的行为，比如在工作中永远不会说的话，可以在足球场上说。奥尔波特用堂吉诃德式的话来结束对交替的评价：“生而为人，要在各种情况下做一名随波逐流者，就不可避免地在人品上做出些妥协。”在这里，他阐明了在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态度变化在逻辑上是有必要的，但关键是这种反复的程度能有多大。如果人们意识到自身内在价值观的不一致，那就可能会感到非常困扰，也许还需要经过一段心理和情感过程，通过摆脱“种族偏见”和“传统的替罪羊”来解决价值观的不一致。然而，奥尔波特对其成功的可能性并不那么乐观：
也许没多少人能实现价值矛盾的重新融合；但是仍有许多人已经走得相当远了……这些怨恨和仇恨只存在于那些实际上威胁到基本价值体系的人身上。只有以这种方式组建起来的人格才能完全融合。
（奥尔波特，1954:339）
于是，奥尔波特完成了他关于内在冲突的论文。这项结果非常具有开创性，它解释了人们经历偏见心理时的应对方式，他们是如何让自己感觉良好的。当然，这也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他认为，人类内心的不一致性似乎是在所难免的，而人们又常常将其压制或者合理化。一部分人最终能达到内心一致，但尚不清楚他们成功的奥秘所在。经历内在冲突的时候，人的实际感受是什么样的？它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是否有必要重视内心所有的不一致性？改变不一致性的机制是怎样的？不一致性在人类思维中是如何表现的？实际上，奥尔波特最特别的一点在于，对于偏见的主要成分是否完全存在于无意识当中，他甚至完全避开了这方面的思考。他是否只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有意识认知，而不是最初激发的人们的无意识情感？
偏见真的都是有意识的吗
要了解他忽略或有意回避无意识角度的原因，我们可能需要再次回顾奥尔波特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他毕业以后那场众所周知的维也纳之行（就像我在2013年的研究分析一样）。当时弗洛伊德早已名声显赫，而奥尔波特刚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他却信心十足地给这位伟人写信邀请。一走进弗洛伊德的办公室，奥尔波特就受到宾至如归的接待，就在这时，一阵意料之中却尴尬的沉默油然升起，似乎要淹没掉在场的两位。奥尔波特想，此时他终于能站在弗洛伊德面前了，但他此时此刻却将注意力放在了这位名人的办公室里，他低头目不转睛地看着脚下带有红色图案的柏柏尔地毯，刷有红漆的哑光墙面上贴满了图片，图片上是各种梦境符号以及带有煽动性的象征主义标识。整个办公室里缭绕着腐烂的雪茄烟味。令人头晕目眩的臭味几乎让奥尔波特窒息。
奥尔波特轻轻地咳了两声。弗洛伊德办公桌后的书架似乎在提醒所有进入他的房间的人，一旦进入他的房间，就意味着将开启一场浩瀚的学识之旅。书架上摆着歌德、莎士比亚、海涅、穆尔塔图里（Multatuli）和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著作，他们中有剧作家、哲学家和诗人，都非常认可潜意识的力量。奥尔波特留意这些书名，他对其中许多作者都感到很陌生。他有点怯场，沉默良久后好不容易才敢抬起头来，有机会细看房间里的画作，比如《俄狄浦斯和狮身人面像之谜》（Oedipus and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他看到了那张著名的沙发上面铺着天鹅绒坐垫，还有一张印有三个相连八边形图案的地毯，至少对弗洛伊德的部分追随者来说，它象征着分娩时子宫收缩。然而，这三个相连的八边形对奥尔波特来说只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标志，以及带有宗教意味的三位一体，或是将某个精神分析思想一分为三。奥尔波特还看到了弗洛伊德的那把豪华的绿色扶手椅，当患者自由联想时，他就坐在患者后面。随后，奥尔波特被另一幅名画吸引，那是安德烈·布鲁耶（André Brouillé）所画的《沙尔科医生在工作时》（Doctor Charcot at work at the Salpetriere），画中是一位歇斯底里的女病人癫痫病发，医护人员和医学生们则在一旁观看。弗洛伊德本人就曾是站在其中观看的学生之一，也许是这幅画让他想起了那段快乐而无忧无虑的日子，又或许它象征着催眠师的力量，目不转睛的一行心理学家、众目睽睽下被控制的可怜癫痫患者，而只有沙尔科医生或弗洛伊德才有能力诊断她的疾病。这让奥尔波特非常不适，在他看来这一切都太浮夸了，因为这有悖于他的内在信念。
奥尔波特表面上有着哈佛大学的文雅包装，身处国际性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像这样的沉默让他不太舒服。这可能使他想起过去的自己，以及他本来的样子。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人的性格是不会有真正的改变的。他需要说些什么，所以他想他会对他刚刚目睹的事情做心理观察。他描述了在前往弗洛伊德办公室的路上，在有轨电车上看到的事情。他看到一个大约四岁的小男孩，非常害怕接触脏东西。无论他母亲如何哄骗安慰他，他都不许一个男人坐在他旁边，因为他觉得这个男人看起来很脏。奥尔波特仔细观察这位女士，发现这位女士衣着整洁，对儿子却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奥尔波特猜测，这个男孩的洁癖源自他母亲，他的母亲想要所有东西都保持整洁，并摆放在正确的位置。“对他（这个男孩）来说，所有东西都是脏的。他的母亲是一位完美主义的家庭主妇，她非常强势、目的明确，我觉得因果关系很明显。”
弗洛伊德第一次认真地看着奥尔波特，用他那“治疗师特有的善意眼神”注视着奥尔波特，问道：“你觉得自己是那个小男孩吗？”奥尔波特不安地眨了眨眼睛，什么也没说，对弗洛伊德想要当场把自己作为精神分析对象感到震惊。奥尔波特深知他谈起这个观察只是为打破沉默或是向弗洛伊德展示自己作为心理学研究者，他从哈佛毕业后从未停止过对身边事物的观察，以及自己渴望与这位伟人产生联系，甚至可能通过这段联系让他步入弗洛伊德的研究殿堂。这些动机在奥尔波特的意识中非常明晰，而在有意识的状态下都是能被发现的。不过，这并不是他潜意识中透露出的内心深处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这份焦虑源自他儿时在印第安纳蒙特祖玛做如厕训练时产生的心理问题。奥尔波特试图转移话题，但损害已经造成了。
我意识到他早已习惯各种神经病患的防御机制，而我表现出来的动机（一种不太礼貌的好奇心和年轻气盛）却被他的注意力遗漏了。为了治疗，他得切断我心里的防御机制，但碰巧治疗的进展在这里不是一个问题。
奥尔波特后来写道：“这次经历让我认识到，尽管心理学的深度有其优点，但它可能会陷得太深，而心理学者在探究潜意识之前，最好先充分了解显现的动机。”这段关键的探访经历为奥尔波特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指导，他回避了各种潜意识理论的引入。在他看来，这就是“过度精神分析”的明显例子。尽管如此，从那以后的精神分析学家并没有被他的论点说服。费伯（Faber）在1970年的著作中指出：
弗洛伊德说得很对，奥尔波特为了能进弗洛伊德的办公室而努力表现自己。这些表现言下之意就是告知弗洛伊德：（1）他真心想见弗洛伊德，以平等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而不是研究对象来与弗洛伊德见面；（2）他（奥尔波特）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和一名“才智过人”的研究者是值得相见的。
费伯相信弗洛伊德早就识破了奥尔波特的表现欲，他问奥尔波特是否就是故事中的小男孩，实际上是在告诉他，自己知道“他就是个脏兮兮的小男孩”，而提起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只是试图以一个诚实和直截了当的方式重新开始谈话。而埃尔姆斯（Elms）于1993年在学术会议中把更强的分析能力和思维的清晰性归功于弗洛伊德。奥尔波特的童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普通的虔诚新教徒”，他的成长环境既是家庭又是医院，医院就由作为内科医生的爸爸经营。
据埃尔姆斯说，这个问题对奥尔波特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仍然把自己视为超级干净的小男孩”，无论是字面上还是隐喻上，他都是在无菌的环境中长大——新教的家庭环境，以及远离患者，因为这些患者代表着感染源和未知的危险。
奥尔波特深信自己的一套解释，因此他必须回应这次过度的精神分析。这次与弗洛伊德的会面让他开发出一套研究人类思维的新方法，这套方法持续了60年才有新生代敢真正提出质疑。他的新方法是基于意识层面的反射和语言的力量来揭示和阐明潜在的态度，他把潜在的态度公开化，从而能够客观和科学地研究分析。这套新方法回避了无意识。奥尔波特的理论描述新的社会心理学，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方法和技巧。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答案绝对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致使同类相吸的肯定不仅仅是便利。奥尔波特在这段话里给了我们一些暗示：
从心理学角度看，问题的关键在于，熟悉的事物为我们的生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既然生存是件好事，那么随它而存在的基础就也是好的、称心如意的。
（奥尔波特，1954:44）
显然，熟悉的事物在心理上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从奥尔波特之后几十年的研究中了解到这点，而现在我们也稍微知道熟悉感对其他领域思维运作的影响，以及其在深层潜意识范围内的运作过程。即便是三个月大的婴儿，在注视面部的持续时间上貌似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偏好。如此看来，人类同类相吸的偏好似乎不需要多年的文化经验。我们还知道，当第一次与人见面时，人们会多么“信任”自己的第一判断。威利斯（Willis）和托多罗夫（Todorov）向被试展示了一些人的照片，并让其判断其是否“有魅力”“惹人喜爱”“能干”“可靠”和 “争强好胜”。他们在部分实验设置人脸图像只展示100毫秒，在另一些实验中展示500毫秒，其余的实验则展现1秒。即便只看了十分之一秒的人脸图片，被试也会根据人脸判断人的性格，而这些判断和有更充足时间看图的被试的判断结果是相关的。与相关性最吻合的是关于可信度的判断。换句话说，用十分之一秒看完一张人脸图片以后，人们已经判断出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而且这种判断往往不会改变。
可信度判断比魅力值的判断还要快，这可能会让不少人大跌眼镜，因为人们常说，性是所有动物最基本的驱动因素。性让我们的基因得以延续，对可信度的即时判断目的是保证我们的生存，以便有更多的机会生育。人类对可信度的判断非常迅速，而大脑中负责情感处理的最原始部分之一的杏仁核，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杏仁核对于不同种族或民族的人的视觉形象的不同反应似乎也非常关键。它的活跃度和反应习惯对本族人和异族人也不一样。
根据威利斯和托多罗夫的说法，为什么可信度这种关键的问题从进化角度来解释是合理的？
我们一路进化而来，需要知道陌生人是敌是友，他们的意图是好是坏，以及是否可以信任他们，个人生存就依赖于此。脑成像研究表明，可信度检测是一个自发和自动的过程，与杏仁核的活动有关。研究人员接着指出，无意识的判断实际上并不需要十分之一秒，可能比这更快。而对事物的检测研究似乎表明，事物能被快速分类和快速检测的效率一样高。换句话说，“一旦知道了它的存在，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了”。用威利斯和托多罗夫的话来说就是，“也许只要一张脸摆在那儿，你就知道是否相信它了”。
杏仁核还与种族差异的知觉有关。哈佛大学的艾伦·哈特（Allen Hart）及其团队通过脑成像发现，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被试，他们的杏仁核在看异族人脸时比看同族人脸时更活跃。由此我们很容易想象到，人脑已经进化至拥有识别任意个体的能力了：这个个体是否值得信任，是否属于我们的社会群体，或者是否有威胁，抑或是一个不那么严重的威胁。这就是大脑开始知觉差异的过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分类行为。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杏仁核遇到不熟悉的事物时会产生与恐惧相关的应对过程。
事实上，德国曼海姆中央精神卫生研究所（Centr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in Mannheim）负责人安德烈埃·迈尔–林登贝格（Andrea Meyer-Lindenberg）教授在2005年报告称，患有威廉斯综合征（Williams Syndrome，一种神经发育障碍疾病）的儿童，其杏仁核部分活动会出现障碍，他们会表现得过分爱交际，因为他们无法知觉到面对陌生人时的恐惧。他们也不会对其他种族群体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在一场实验中，以一些5~16岁的孩子为被试，他们将在实验中听一些关于“好人”或“坏人”的故事，然后从给出的两幅画像中与故事中的人匹配。没有威廉斯综合征的孩子趋向于把浅色皮肤的人与故事里的正面人物相匹配，并将深色皮肤的人与故事里的反面人物相匹配；而患威廉斯综合征的孩子则没有这种偏见倾向。实验结果表明，患威廉斯综合征的孩子不具有的社交恐惧心理，是种族刻板印象的一大先决条件。换言之，对陌生事物的恐惧激发了偏见的产生，并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
回到奥尔波特所说的：“因此，如果能在同类人之间互动生活，我们就能去掉大部分烦心事……阶级偏见并不是本意，只是人们身处自己的阶级中感觉更舒服自在而已。”但我们必须知道，某些非常原始的、无意识的过程，可能正在驱动着人们坚持自己同类的基本愿望，这些过程的细节和范围可能是奥尔波特所不知道的。
这种看待偏见的新视角意味着潜意识不再被列在考虑范围之外。
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和同事们一直在研究测量偏见的新方法，即在人们的行为中做观察。现在有许多测量“内隐”或无意识的态度的方式，而这种测量需要排除一切有意识的参与。其中一种方法是内隐联想测试（IAT），它由安东尼·格林沃尔德（Anthony Greenwald）首先开发，要求人们在屏幕上见到一张面孔、一个名字或是一个单词时，要在第一时间按下选项。格林沃尔德发现，白人在把白人的脸、名字和“好”这个概念联系起来的速度，会比把黑人信息联系到“好”的概念时快；同样，白人在把白人的面孔、名字和“坏”这个概念联系起来的速度，会比把黑人与“坏”联系起来时慢。第一次网络测试被称为“内隐项目”（project implicit）实验，自1998年10月至2000年12月间，研究者共收集了60万份测试结果。结果表明，与黑人被试相比，白人被试对白人表现出显性偏好，而基于IAT分数，他们更倾向于白人面孔和名字（比如，他们对白人名字和面孔与“好”的概念有更快的反应力，这是个非常明显的效果）。另一方面，与白人被试相比，黑人被试则在显性偏好中更偏好黑人，但意外的是，在IAT测试里，黑人被试却对白人有微弱的隐性偏好（比如，他们会更快地把黑人与“坏”的概念联系起来）。
我们还在研究中发现，与非白人被试相比，白人被试在将白人面孔与“好”的概念联系起来时速度更快，而在将白人面孔与“坏”的概念联系起来时则速度更慢。
这项IAT主要测量两组概念间的联系：种族背景和“好”与“坏”的概念，以及平时大家容易忽略的其他关联现象。与“非白人”相比，“白人”与“好”的概念间似乎更有强关联性，而对于陷入更广泛的文化刻板印象的“非白人”来说，这一观念早已被他们的大脑自动接受，变得不假思索了。这种比较负面的内隐态度似乎和常人对种族所表达的态度不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以更客观的角度测量每个人身上的内在冲突，并找出其中的含义。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中，超过40%的明显中立被试，其隐形态度非常强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更喜欢白人而不是非白人。
在过去几年的研究里，我一直在一种常见的情境下思考潜意识态度的重要性：筛选特定职位候选人，尤其是大学职位的候选人。我这么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如果我们要深入了解就业机会和阶层流动中可能存在的种族歧视，而很明显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就要聚焦于筛选的过程。《卫报》（The Guardian）于2011年刊登的一篇文章突出了在自由氛围浓重的精英大学也可能存在种族偏见问题。这篇文章题为《14 000名英国教授——实际上只有50名是黑人》，文章写道：
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的统计数据，在逾14 000万名教授中，只有50名是黑人教授，而且这一数字八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因此，一流的黑人学术团队呼吁英国大学能够改变其学术文化。
只有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有两名以上英国黑人教授，而133所大学中只有六所拥有两名以上来自英国或海外的黑人教授。文章陈述了正在发生的极度严峻的事实，以及进行纠正的方法。其中，里面有一张伦敦南岸大学（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的社会学教授哈里·古尔布尔内（Harry Goulbourne）的照片，他是一名黑人。他的一句话被文章引用：“如今大学里仍然充斥着‘被动种族主义’（passive racism）。”英国大学的首席执行官、英国大学组织的副校长在文章中指出：“黑人在大学高级职员中的缺位，让我们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虽然这对大学科研来说并没有太大影响，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则影响巨大。”这是一个国际性问题，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据美国教育部2007年的统计，在美国，大学全职科研人员中，只有5.4%的人是黑人和少数民族背景。《黑人高等教育杂志》（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也有这样的报道：
假如依据过去26年里以线性方式预测黑人加入教职员工队伍的进程，我们会发现，在接下来的140年里，教职员工中的黑人比例将不及美国总体劳动力中的黑人比例。
因此，我们在一项实验中给被试看求职者的简历。这些被试不知道求职者的表面种族特征被系统调换，其他信息保持不变。我们想看看被试最终会让哪些求职者入围，但在他们做决定前，会有远程眼动仪来监测他们看了简历的哪些内容。除此之外，实验还测试了被试的内隐态度和自我报告的态度。结果实在让人震惊。白人被试（主要是一些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年轻、思想开明的大学生，以及同所大学中的工作人员，他们不支持有任何负面的种族态度）选择两名白人候选人的可能性，是简历完全相同的两名非白人候选人的10倍。白人被试的内隐态度预测了入围学术职位的候选人的种族。那些入围讲师的两名白人候选人（相比一名白人和一名非白人或两名非白人候选人的选项），其IAT得分显示出强烈的亲白人偏见。换句话说，人们对其他种族态度的自我报告，对于选出白人候选人和非白人候选人的行为偏好没有显著影响。
被试的种族身份也影响了他们在做出入围决定前一分钟在白人和非白人候选人简历所看到的内容。白人被试趋向花更多时间留意白人候选人的正面信息，同时也花更多时间留意非白人候选人的负面信息。非白人被试用于关注白人负面信息上的时间略多于其正面信息，但他们对非白人候选人的正面和负面信息的关注程度是一样的。此外，在IAT的测量结果上，被试的亲白人偏见越强，他们在做出决定时就越可能关注非白人候选人简历中的负面部分。
人们或许认为自己在筛选高等学校职员候选人时做出的决定是理性的，但他们在看简历时所关注的内容却会受到自身和候选人种族的影响。IAT得分高者（即内隐态度有强烈的亲白人偏见）与较低的被试相比，会花更多时间留意白人候选人简历上的正面信息。
换言之，在我们考虑不同种族背景的人的简历时，内隐态度（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似乎在引导我们无意识的眼球运动。我们对候选人合适程度的“理性”判断基于这种有偏见化的固定模式。我不得不说，这项结果很有突破性。奥尔波特已经揭示偏见的内在冲突在意识层面是如何运作的，但这项新研究显示了潜在的无意识态度是如何影响行为的，比如注视。
通过这些注视，我们可以根据种族背景和与自己的匹配程度来获取他人不同的信息。人们认为自己在职位筛选中做出了“理性”的决定。事实上，这些理性的决策过程和对简历的审视都由潜意识主导。这就是偏见在实际行为中的现实：在意识水平之下工作，无意识的态度影响无意识的行为，从而收集意识层面大脑需要的信息，使其显得理性、有序和公平。这就是奥尔波特所忽略的。
实验研究完成一周后，我遇见了建议我去做这项研究的人，我们握手示好。帕特里克·约翰逊（Patrick Johnson）看了我的初步报告，对我表示了感谢。但我其实想说，我们之间的问候在一开始突然变得非常奇怪。握手时的某种气氛让我紧张，我猜他也是。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这一点，这双眼睛的主人是这所大学平等与多样性机构的领导人，他又恰好是黑人。我们站在这条安静的走廊上的一些冰冷的石阶上，走廊上有曼彻斯特大学的高大的哥特式拱门。这所大学是由19世纪的棉花商建立的，他们的棉花出口至世界各地，而棉花是由奴隶们采摘的。我俩都知道其内涵对校园环境的影响。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也许握得太紧了，我就像是要证明一个观点。其实，我只是想让这次握手能够得体且自然，正如其他非种族歧视性的握手一样。然而，这次我努力过头了。现在我想明白了，在内心深处的无意识层面上，许多人都对异族人有偏见，这也许根源于人类的进化历史。从根本上说，人类只相信自己。异己代表了陌生、不确定性和危险。假若再往下追究，种族主义可能植根于我们的内心。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处理，以免这种诡谲的影响波及我们的周围环境。不过，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它可能随着正面的经历和一些谨慎的思考而改变，以确保我们和其他人从童年起就能经历正面的事物。
帕特里克冲我笑了笑。我觉得没有什么危机感，是因为刚刚的握手吗？无意识的偏见恰恰在我们最无法控制的行为中暴露。与言语相比，它更容易在非语言沟通中露出马脚，它还会在一些特定的、我们通常没法控制的非语言交流中展现出来，即无意识的手势、多功能的触碰或一些急躁的脚部运动，而不是在我和帕特里克都知道的面部不明确表态和受控制的表情上，我们的表情都再得体不过了。
刚才我们只思考了一大领域可能存在的无意识偏见，即选择不同的大学职位。然而，这是一个对社会如何运作至关重要的领域（毕竟，得到好工作的平等机会是社会流动和选择最佳候选人的重要推动力，不论是人种还是性别，对于组织获得长期成功都至关重要），但我们都知道这项工作有着非常广泛的意义。总的教训就是，人们在面对种族问题时需要克制自己的无意识冲动；这种冲动除了有远古进化的意义，在其他领域并不一定有可取之处。为了创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我们必须超越大脑察觉种族差异时被点燃的原始冲动。
在特定领域，其实际意义是非常明确的。现在我们知道，甄选小组的中心任务必须是从具体标准来匹配候选人的特征，而不是对候选人进行全面概览来考量。整体的考量范围总会模糊，因此更有可能产生偏见，而且借鉴了内隐层面的心理过程。现在我们还知道，不要询问任何一个评委小组对候选人是否合适的“第一感觉”，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内隐心理系统。同样，我们不应该把直觉作为筛选的基础，也不应该在非常严格的时间压力下做出筛选决策。时间压力越大，内隐过程的影响就会越大。
在谈及“适应性潜意识”的快速性和即时性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判断是不正确的，这个概念很危险。无意识往往具有较大偏见，人们往往需要控制住它。有时我们得用执行意向的方法避免适应性潜意识过程，用有意识的计划代替无意识的本能，比如：“当我看到黑人或少数民族的候选人申请时，如果我是白人，就该详读申请书里最正面的内容，然后再做决定。”这听起来非常怪异且反常，但确实有效。它能让你深思熟虑地思考，特别是当大脑不惜代价地阻止你这么做的时候。一部分大脑想立即得出结论，这些执行意向方法能够阻止无意识判断的发生，而暂时的不适应是值得的。
这个研究项目从其开始到结束都对我和帕特里克产生了不少冲击，或许这是我们第一次对埋藏在人们心中的隐性种族主义力量有了较完整的理解。我们都清楚这些发现就是我俩想弄明白的，即为什么会有这场长时间而奇怪的握手，尽管我们双方都心怀好意？我俩都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知道总比不知道好。不过，我认为，这就是新知识的意义所在：它能产生一种即时的情感效果，而且它能及时改变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好，有时甚至不需要经过思考。
当我那天离开大学时，我不禁想到，戈登·奥尔波特也许会嘲笑这现代人的窘迫——他在半个世纪前清楚定义的“内在冲突”，就在刚刚发生了几个层面的转变。如果他有机会探索人们是如何解释这场现代的内在冲突的，这种冲突来源于他们潜意识的深处，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选择工作、对他人的第一印象，甚至是问候老同事，那真的会很有趣。我想，在许多方面，“种族主义”这整个议题突然变得比我初次预想的还要险恶，或许奥尔波特要是多年前没在维也纳和弗洛伊德见面，那么他和我们其他人现在对种族主义会有更好的理解吧。也许，他不会因为弗洛伊德对其进行简单粗暴的心理分析而让无意识研究拖了这么久吧。
不过，我认为，这就是像戈登·奥尔波特这样真正的先驱的意义所在：当他们开始踏上新鲜的、洁白、纯净的新知识之路时，会不可避免地留下很多东西给那些追随者去发现。
总结
• 威廉·哈兹里特是第一个将偏见定义为“对任何问题没有经过仔细研究就预先做出判断”的人。他认为偏见是“无知之子”。
• 戈登·奥尔波特强调，偏见包括“毫无根据的判断”和“情绪基调”。
• 奥尔波特认为，偏见是预判的结果，来源于“与‘像自己一样的人’相处才更舒服自在”这一观念。
• 奥尔波特认为，分类和分离是偏见形成的两个重要元素。有些分类方式随着“核心真理”而形成，但有些则是非理性的。面对任何非理性的言论，人们都有非常简单的策略来坚持自己的分类，“当事实与认知领域不相符时，例外就被认知，人们则会慌忙地使出防御机制来填塞认知漏洞，不允许危险地开放”。
• 人们常说“有好的黑人，可是啊……”这样的论调，就是强化防御心理的一个例子。
• 奥尔波特根本没有考虑，偏见的主要成分是否完全存在于潜意识中。
• 当涉及种族偏见时，奥尔波特只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意识范围内的认知，而不是最初激发它们的无意识情感。
• 一些心理学家从进化角度看，人们了解他人的首要判断就是此人是敌是友，他们是否有能力（即他们实际上的威胁有多大）。这两个由“友善度”（朋友/敌人）的判断和“能力”（大威胁/小威胁）定义的维度非常重要，有助于理解我们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情感和认知反应。
• 杏仁核似乎对不同种族群体的人的形象做出反应时至关重要。它面对不同种族的人会被触发的方式和习惯也不同。
• 患有威廉斯综合征孩子不存在社交恐惧，而社交恐惧似乎是种族刻板印象的基本前提。
• 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可能会激发偏见，而这会在无意识层面发生。
• 情感往往先于认知。我们可能会先有一种情绪状态，并倾向于在这种情绪状态下行动。认知有时则可能允许我们用理性或看似理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情感。
• 戈登·奥尔波特曾写道：“生活中的偏见很少能一帆风顺……这种对立的力量很难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融合。”
• 当我们在筛选简历时，对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人的内隐（无意识）态度有可能会引导我们下意识的眼球运动。我们对合适候选人的“理性”判断是基于带有偏见化的固定模式。
• 这些更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过程在个体中的相互作用，有可能是“对立力量”存在于个人内部的一种现象。
注释
[1]温啤酒，在英国被称为“真正的啤酒”。这是一种回归到原始状态的啤酒，没有经过过滤，没有受过任何化学物质的污染，没有会产生气泡的二氧化碳或氮气，甚至也未经过高温消毒，就在常温下一直在木桶里持续发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