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精神楷模

前面说过，按中国传统，评论一个人的一生事业，须立功、立言、立德三者具备，方算是真成功。而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曾国藩就是立功立言立德三者都有造就的楷模。尤其立德方面，更是一般达官贵人，甚至帝王将相都难以企及的。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曾国藩可说是一种立德的精神楷模。

梁启超

梁启超，近代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思想家、学者，维新运动的诸将之一，与其师康有为并称“康梁”。他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评论曾国藩说：

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也。彼其能率励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为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曾文正之殁，去今不过数十年，国中之习尚事势，皆不甚相远，而文正以朴拙之姿，起家寒素，饱经患难，丁人心陷溺之极运，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则兹编（指《曾文正公嘉言钞》——引者）也，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

蒋廷黻（1896—1956），湖南邵阳人，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又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以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著称。所著《中国近代史》最初出版于1938年，简明扼要，有自己的见解，在民国时代有一定的影响。这本书不到十万字，却用了相当的篇幅讨论曾国藩。其中评论曾国藩的精神道德说：

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是湖南湘乡人，家世务农。他虽没有下过苦力，他的教育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成翰林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他的日记虽提及鸦片战争，他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战争的历史意义。他仍埋首于古籍中，他是一个实践主义的理学家。无论我们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的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血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他的用人行政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公门下者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并不忽略作事。

但是蒋廷黻先生对曾国藩也并不是完全赞扬，也注意到了曾国藩的缺点和苦衷。他在《中国近代史》的另一节说：

洪秀全想打倒满清，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式的运动又能救国救民族吗？他救了满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满清并不能救中国。倘若他客观的诚实的研究满清在嘉庆、道光、咸丰三代的施政，他应该知道满清是不可救药的。他未尝不知道此中事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趋于消极了。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第一，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满清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第三，他怕满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绕环着，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满清，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维持满清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伟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徒然恢复我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我们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绝不能拿礼义廉耻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同时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社会和旧官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

现在我们要指出他守旧事业的流弊。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高。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很多。足证我国治军的旧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

萧一山（1902—1978），著名清史专家，他的名著《清代通史》有广泛的影响，另外还著有《曾国藩传》、《洪秀全》等。在《清代通史》中，萧先生写道：

曾国藩之出治湘军，挽回垂危之清室命运，保存传统之中国文化，此其经世学之本质乎？曰是殆不然。其壮年之志，怀民胞物与之量，修内圣外王之学，无忝父母所生，不愧天地完人。精神盖在救世救人……视军事政治为转移风气之手段，而军事政治并非其事业之目的也。所谓“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欲获致贤养民之功，以尽顾亭林（顾炎武）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国藩真正之目的在此。

国藩始终认为政治之改革，必须先有精神之改革，要改造社会，亦必须先改造教育。其一生事业，胥本此原则而行，最初颇用“慷慨激烈”之任侠精神，最后则用“公诚道义”之精神教育……国藩之精神教育，在当时龌龊之社会中，已发生相当之效果，说者谓同治中兴之业，景象似乎一新者，即其引荐从属之官吏，几无不以廉明著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