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推权让利，老庄学说最好

大凡稍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一典故。中国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可是自秦以后的两千多年，代代开国皇帝，为防功臣功高难制甚至篡权夺位，几乎都设法将其屠戮净尽。不杀功臣的皇帝我们只注意到两个人，一个是唐太宗、一个是宋太祖。可宋太祖虽不杀功臣，却也尽解功臣的兵权，所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后世皆知，太祖以后的有宋一代，皇帝轻易不给军人以大权。所以，一部二十四史，历代皇帝真正善待功臣的恐怕只有唐太宗一人。现在，曾国藩和清廷的关系，也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节骨眼。自曾国藩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事以来，清廷是又要用他，又对他不放心。越是接近太平天国失败，清廷的疑心就越重。一会儿突然无来由的指责，一会儿又施以安慰，就是清廷这种心理的具体体现。曾国藩熟读史书，又精明透顶，经验丰富，对这些事，内心当然非常明白。正因为如此，如何处理太平天国剿灭以后他与清廷的关系，就是一个要妥善处理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清末年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宴》

不过，曾国藩早就有心理准备。1858年重新出山以后，他就常常把战场的胜利，一半算是人事，一半归于天意。他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多年以后，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曾说：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1857年）、戊午（1858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是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

曾国藩的表白说明，自1858年重新出山后，他虽然仍强调自强自立，但比较往昔，多了谦让、谦逊、谦虚，处处时时做退一步想的功夫。

官职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曾国藩不仅没有丝毫得意忘形之意，反而时时怀着警惕之心。尤其是清廷让他节制四省军队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的日记就写道：“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惶无已。”到清廷授曾国藩两江总督，特别是让他节制四省军事之后，他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曾多次请求解除节制四省军队的大权，或由朝廷派大员重臣与他共同负责军事，只是清廷想尽快消灭太平天国，不能再造成互相掣肘以致失败的情况，才一直坚持让曾国藩全权负责。

两个带兵的老弟不太理解这一点，遇事不知退让，一味向前做去，有时不免蛮干，特别是曾国荃每攻占一城，都任士兵抢掠，把太平天国的财务收归己有，世人对此议论很多，曾国藩便时时劝诫。1862年7月16日，他致信两个弟弟说：“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能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戒，庶几免于大戾。”1863年旧历八月二十，是曾国荃四十虚岁的生日，曾国藩事先告诫：“生日在即，万不可宴客称庆。此间谋送礼者，余已力辞之矣；弟在营亦宜婉辞而严却之。至嘱至嘱。家门太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之念，或可自保。否则颠蹶之速，有非意计所能及者。”

太平天国剿灭，曾家兄弟的权势已达峰巅，如果稍微处理不慎，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

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中国传统的思想特别是道家的智慧，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易传》中就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意思是说，太阳升到最高的时候，接着就会向西偏去；月亮最圆的时候，接着就会亏缺。联系到人事，当你的地位、权势、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当你的人生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因此，人在万事顺利的时候，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做事要留有余地。所以《易传》上又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传》中教导人们，若要持盈保泰，便应戒骄戒满，成功时要头脑冷静，凡事须退让一步。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过著名的命题：“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大意是说，祸与福虽然是对立的东西，但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祸可以转变为福，福也可以转化为祸；祸里面埋藏着福，福里面也埋藏着祸。按照老子的学说，如欲趋福避祸，须清静无为，凡事顺其自然，不可强求。

怎样趋福避祸、趋吉避凶呢？除了处事一定要谦虚谦让外，关键是权和利两个字。

1863年2月24日，曾国藩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于是，当湘军攻占安庆，以后兵锋直指金陵的时候，一个参用老庄学说，推权让利，调整与清廷的关系，避免意外的危险并且保全自己名位的方案在曾国藩的头脑中渐渐清晰，待湘军攻占金陵后，便完全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