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曾国荃孤军逼金陵

安庆之战后不久，曾国荃回湖南募勇。1862年3月15日，曾国荃返回安庆。他这次新募六千湘勇，使曾国荃直接统率的部队达到了一万八千人。曾贞干这时也已直接统带四五千人。两人合起来有兵两万三千以上。恰好这时清廷命曾国荃为江苏布政使，并叫他与曾国藩不必按惯例回避。曾国荃于3月24日率军从安庆东下，向金陵方向进攻。

按照曾国藩的战略计划，进攻太平天国，有大三路，小四路。所谓大三路，是指湘军各支主力沿长江两岸向金陵方向进攻，任主攻；左宗棠率所部攻浙江；李鸿章自上海由东向西进攻。这大三路各自为战，但均可牵制太平军的力量。所谓小四路，指的是直攻金陵的军队分为四个部分。其中曾国荃一军进攻巢县（今巢湖市）、和州（今和县）、含山，得手后可与扬州一带由江宁将军都兴阿（从原荆州将军调任）所率的清军联为一片；多隆阿军攻占庐州（今合肥）后也向金陵方向运动；其余两支为江南岸的鲍超和已任安徽巡抚的李续宜。陆路之外，还有彭玉麟指挥水师配合。湘军以外，还有在淮北的袁甲三、李世忠军，以及驻扬州的都兴阿军，可以互相联络支援。

曾国荃按此计划先在江北岸展开行动，一路非常顺利。4月18日一日之内，攻占安徽巢县、含山。20日，占和州。22日攻占西梁山。与此同时，曾贞干在江南岸攻占繁昌、南陵，直逼芜湖。5月12日，多隆阿部攻占淮北陈玉成所守的庐州（今合肥），安徽省长江以北已无大股太平军，曾国荃遂于5月18日率军由西梁山渡长江。19日，曾国荃军与彭玉麟水师配合攻占金柱关和东梁山，金柱关为芜湖以东锁钥，湘军攻占金柱关，隔断了太平军芜湖与天京方面的联络。20日，曾贞干猛攻芜湖，因有部分太平军做内应，当日攻占芜湖。

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来，以安庆为上游第一道屏障，芜湖为第二道屏障，芜湖与芜湖下游附近的东西梁山、金柱关互相依恃，这几个地方既为湘军攻占，太平天国天京的上游屏障已经完全失去。曾国荃既得芜湖，便率军一路向天京猛冲而去，5月28日攻天京附近的秣陵关，守关太平军投降，次日曾国荃再占大胜关、三叉河。彭玉麟见曾国荃孤军深入，担心其有失，率水师来援，湘军水陆协作，于5月30日占关头、江心洲、蒲包洲。5月31日，曾国荃率军进逼雨花台驻扎，离城不及四里。彭玉麟水师也泊天京护城河口。清军江南大营溃灭后两年，清军再次进逼天京。

但是，蛮狠的曾国荃是冒险而进的。这时曾国荃所部再加上彭玉麟来援的水师也仅有两万人，原来计划的其他几路，除水师外都没有到，连曾贞干都还没有来得及赶到；而且为保曾国荃的后路，曾贞干必须守住由皖南至金陵后路沿江一线的芜湖、金柱关等地，急切中不能与曾国荃会师。皖南方面，湘军仅拥有沿长江一线，鲍超部刚攻占青阳，刚刚抵达宁国，与此地的太平军杨辅清部相持。太平军皖南败兵集中宁国一带，号称二十万，鲍超军只有一万，一时难以攻下来，甚至还没站稳脚。金陵的南面、东面还都是太平天国的地盘。东面只有镇江一隅有冯子材率领的原江南大营的部分军队，但路途太远，与曾国荃部根本联系不上，而且冯部当时也仅能自保，无力进攻。所以，曾国荃是真正的孤军冒进。如果此时太平军斗志高，战斗力较强的话，有可能将曾国荃孤军包围。过去江南大营拥兵常六七万之多，尚不能当太平军的雷霆一击，曾国荃的危险于此可见。

按曾国藩的想法，在攻占芜湖后，曾国荃、曾贞干与彭玉麟水师应该驻扎芜湖、太平府、金柱关及南陵一带，养精蓄锐。待鲍超在宁国扎稳，多隆阿率攻占庐州的胜兵进至金陵江北，曾国荃才能向金陵方向进兵。曾国藩用兵本来就比较谨慎，特别是李续宾三河之败后，更加小心，每攻大城时，一定要有攻城之兵，有打援之兵，布置妥当才肯下令进兵。当听到曾国荃已进至离金陵四十里的周村时，曾国藩非常着急，他急忙写信给曾国荃说：“金陵地势宏敞，迥非他处可比。进兵之道，须于太平、采石南路进一支，句容、淳化东路进一支，浦口、九洑洲西路隔江进一支。镇江北路纵无兵来，此三支必不可少。句容东路纵无兵来，隔江一支则断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军（多隆阿）至九洑洲，而孤军独进，余深为焦虑。望弟暂屯周村一带，以待多军之至。”因为信息传递速度的关系，曾国藩写这封信的时候，事实上曾国荃已经扎营雨花台了。

曾国荃却觉得他的老兄年纪大了，斗志差了，行事过于谨慎。曾国荃依恃的是他手下的湘军斗志正高，与太平军打仗，常常以一当十，所以不惧怕太平军，一味狠干。接到曾国藩的信后，他回信道：“诸军士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今不乘势薄城下，而还军待寇，则旷日持久，非利也。且金陵为贼根本，拔其根本，则枝叶不披而萎。金陵恃江南北各城为屏蔽，江南北各城亦恃金陵为应援。克其一城，移军他往，贼随又踞之，徒使我疲于奔命，而贼旋走旋踞，是攻无已时也。今以一军直捣金陵，苏、常各贼闻江宁急，必更来援。彼时遣别将间袭苏、常，吾因而乘之，殄寇犁穴，在此举矣。”

曾国藩见老弟如此坚决，也无可如何，只是时刻为之担忧。正当曾国藩力图采取措施补救时，本来定计会攻的多隆阿部又奉朝旨远赴陕西。原来陈玉成所派太平军远征军合捻军进入陕西，四川一支造反的军队也进入陕西。这些造反的队伍不仅大闹陕西，还威胁山西甚至湖北，与此同时，河南捻军也闹得正欢。因此，5月13日清廷就命曾国藩和已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推荐得力人员到陕西、山西筹划军事。待清廷得知多隆阿已攻占庐州，立即命多隆阿率部赴陕西。已任安徽巡抚的李续宜身体状况很差，而且他的军队还要对付安徽残余的太平军、时服时叛的苗沛霖，并预防河南的捻军进入湖北。这样，就只有曾国荃一军逼扎金陵坚城之下了。清廷也知道曾国荃孤军进逼金陵，是冒险的一着棋，所以命曾国藩“务当分饬各营将领，慎益加慎，且不可轻易进攻，致为该逆所乘，以致掣动大局”，并保证一旦陕西平定，就让多隆阿返回金陵前线。当时不少人以为，多隆阿远走陕西，是因为与曾国藩不和，至今也有人如此认为。但从各方面情形看，自太湖之战后，曾国藩对多隆阿的印象已经好多了。安庆大战中，鲍超曾一度增援安庆，曾国藩主动叮嘱鲍超听从多隆阿的调度。在曾国藩看来，鲍超作战虽勇，但若几支大军协同作战，他的指挥才能远不及多隆阿。1862年初曾国藩曾写信给恭亲王奕 ，反对用洋兵到内地进攻太平军，他认为若真的派兵与洋兵会攻，将领非常难选，选人不当，会被洋人轻视。就在这封信中，他把多隆阿与左宗棠相比：“环观湘楚诸军，武臣惟多将军，文臣惟左中丞，堪胜斯任。李中丞（李续宜）、杨军门（杨载福）与左相近而耐劳少逊，鲍军门（鲍超）与多相近，而智略不如。至新赴上海之李鸿章一军，惯战者不过二千人，余皆新集之卒，操练未精，胜败难料。”就此可见曾国藩对多隆阿的推重。当时陕西不仅有各支造反军队，还有汉回之间的仇杀，曾国藩担心多隆阿长于战事，对于这种复杂的情形难于把握。后来多隆阿竟因战斗受伤而死于陕西，曾国藩当时曾在家书中写道：“多公仙逝，劳苦可悯。”对于多隆阿远赴陕西的事，曾国藩似乎并无怨言。多年以后，慈禧太后召见，问起他指挥过的将领，曾国藩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多隆阿。可见世人对多与曾的矛盾可能看得太重，实际上不是如此。若说曾国藩和多隆阿的关系若有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多隆阿自己觉得他的才干并不比人差，想独当一面，自行建功立业，而不再依赖曾国藩。实际上多隆阿作为战将虽然相当出色，但处理更为复杂的民事、政事则并非他所长。所以曾国藩才为他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