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表现出对大清王朝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咸丰初政的日子里，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上疏、建言一个接一个，而每一个上疏都切中时弊，决无腐儒之见。继《议汰兵疏》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触及清朝的统治基础，表达了他对天下将乱的忧虑。
在上于咸丰元年十二月的《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指出了民心涣散将导致天下大乱的严峻现实，提出民间有“三大疾苦”：一是银价太贵，钱粮难以完纳。他说，小民一年收获本来不多，亩产米仅一石五六斗，去掉与佃户平分以及向国家交纳后，仅余二斗左右。而交纳国家的钱粮是用银来代替的，拿粮米换制钱，制钱贵而米价贱；再用制钱换成银两，银价贵而钱价贱，朝廷的收入没有增加，“小民却加一倍之赋”，致使民怨沸腾。州县官为了完纳赋税，派吏役人员“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岂皆酷吏之为哉！不如是，则考成不及七分，有参劾之惧；赔累动以巨万，有子孙之忧。”江西、湖广本来赋额较轻，但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真有日不聊生之势”。
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安。各省劫抢案件逐日上升，而官吏们反而助盗为非，“焚烧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后去；差役则讹索事主之财物，满载而后归，而盗实未遁也。或诡言盗死，毙他囚以抵此案，而盗实未死也。案不能雪，赃不能起，而事主之家已破矣。吞声饮泣，无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发兵会捕，而兵役平日皆与盗通，临时卖放，泯然无迹；或反借盗名以恐吓村愚，要索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系之；又或责成族邻，勒令缚盗来献，直至缚解到县，又复索收押之费，索转解之资。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最疏之戚，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结果必须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三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曾国藩最后说，国以民为本，百姓的颠连困苦不得上达，都是大臣的责任。
在稍后的《平银价疏》中，他又提出具体改良办法，以解决农民问题。
在曾国藩所上的各疏中，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仿乾隆初年名臣孙嘉淦所为，所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孙嘉淦是雍正、乾隆两朝的直谏名臣，二十五岁、风华正茂的乾隆即位之初，颇有沾沾自喜之情，孙嘉淦认为如此下去不堪设想，遂冒死上书，指出乾隆帝的“三习”：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一弊”是“亲小人而远君子”。孙嘉淦指出的是皇帝的通病。可喜的是，乾隆帝大为所动，在以后执政的六十余年间，除晚年有所怠政外，一生励精图治，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所以有的史学家认为孙嘉淦的贡献实在很大。
曾国藩从民间疾苦到朝政军事，最后追根溯源，不可避免地触及到皇帝。而指名道姓地批评皇帝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咸丰元年，湖北监利人胡大任就托曾国藩上书咸丰帝，曾国藩在回复胡的信中，他道出了个中难处：自今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如足下所条数事，盖亦不能出乎交议、通谕之外，其究亦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但是万事之本在皇帝，如果不能改变皇帝目前的做法，再上多少奏疏也毫无实际价值，而且还容易让更多臣僚招来祸害。因此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疏咸丰。不过，曾国藩深得文章之法，他在上疏的开头并没有说咸丰帝有三大缺失，而是用“美德与缺失仅有一步之遥”这类章法，先把咸丰帝的金口封住。他说：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混淆。辨别不早，那么流弊不可胜防。第一条是皇上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如自去年以来，许多大臣因为接驾、叩头、入朝等“小节”受到处分。朔望常服之礼仪，本来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亦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忽然改为补褂。那么，什么是国家大计？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就是大事，总的方面包括调兵遣将的人事安排，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安排上未尽妥善。
第二条是皇上钟情典籍，研习书法，这虽是好古之美德，但流弊容易走向徒尚文饰。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而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今皇上于军务倥偬之际，仍举行日讲大典，正与康熙年三藩时相同。但如果不求实效，也只能流于形式。
第三条是皇上淡远自乐，好像有天下而不居的美德。实际容易滋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
曾国藩最后警告说：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
曾国藩的上疏堪称与孙嘉淦媲美。实际是对嘉道以来弊病的彻底揭示和清算。对于工小楷的批评尤其切真，等于揭皇帝的短。而说咸丰帝刚即位就刊刻自己的诗文集，多少有点不留情面。多少年来，清朝像这样的奏疏可以说很少有了。这是以“敢”字体现出来的诚，是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曾国藩在他的《家书》中说：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他还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蚀，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改变一下社会上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
如果对道光以来的官场积弊不清楚了解，就不能深刻领略曾国藩上疏的意义。让我们援引一则“掌故”来说明。
据陈康祺《郎潜纪闻》载：当时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不问策论之优劣，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此风不知开自何时。后陈康祺询之于曾任过礼部侍郎的童华。童华说：“宣宗（道光）初登极，以每日披览奏本外，中外题本，蝇头细书，高可数尺，虽努日夜之力，未能遍阅，若竟不置目，恐启欺蒙尝试之弊。尝问之曹文正公振镛，公曰：‘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已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上可其言，从之。”以后不论奏折或试卷，均苛求楷法，“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评第妍媸。”连童华都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末学滥进，豪杰灰心”。
曾国藩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他在家书中说得非常明白，当今皇上虽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因此，他不顾个人得失，决心犯颜直陈。他道出此疏的目的在于：
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
对曾国藩的奏陈，咸丰帝多少做了点儿“自我批评”，但更多的是为自己辩解。不过，龙颜没有大怒，对于曾国藩来说还是幸运的。上谕是这样写的：“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俾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咸丰初期的主要作为，表现了他不同于一般官宦的抱负和远见；同时也显示了他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上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了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望。从京城到湖南家乡，许多人都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当曾国藩没有上书指陈咸丰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全文抄录，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同乡老朋友刘蓉、郭嵩焘、江忠源、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敬佩，曾国藩在湖南的威望也就日高，这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