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刃脊探险 2002年-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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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登山运动诞生于18世纪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在此之前，人类曾幻想着登上高山，探索那些顶峰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峰。人们在文艺作品里崇尚高山，却从未上过真正的山。1760年，瑞士科学家德·索修尔来到阿尔卑斯小镇，法国的霞穆尼。他提供一笔奖金，征召第一个登顶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海拔4810米)的勇士。当地的两名年轻人帕卡尔与巴尔马应征。直到1786年，这对霞穆尼当地的医生和猎人，才艰难地登顶了勃朗峰，由此拉开了现代登山运动的序幕。

阿尔卑斯的登山者开始挑战这片山脉里一座又一座的山峰。在1854年到1865年的十一年当中，这一地区几乎所有的重要山峰--包括36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阿尔卑斯高山--均已被人类首次登顶，史称阿尔卑斯的“黄金时代”。随着冰爪等技术装备的发展，人们不再以登顶山峰为目的，而是想开辟出山峰上最有挑战性的攀登路线。现代登山运动进入到阿尔卑斯的“白银时代”。最终，在1938年，阿尔卑斯群山中最艰险的三大北壁 --马特洪峰北璧、大乔拉斯峰北壁、艾格峰北壁--依次被登山者完攀。现代登山运动的“铁器时代”也落幕了。

阿尔卑斯登山者发现，这片山脉中最高的山峰、最险的路线都已经被人类攻克。他们望向世界上最雄壮的山脉，喜马拉雅山。1950年6月3日，法国登山者埃尔佐格和拉什纳尔，成功登顶了世界第十高峰，安纳布尔纳峰(海拔8091米)。从此，各国登山队开始以国家为单位，不惜耗费一切资源，攀登地球上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攻克14座俨然成了一场彰显国格的竞争。小团队、轻装快速的阿尔卑斯攀登风格，不适用于喜马拉雅的巨峰。现代登山运动迎来了“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

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与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从尼泊尔一侧登顶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到了1958年，喜马拉雅山脉与喀喇昆仑山脉的11座8000米高峰，均已被人类登顶。全世界登山者只剩下了最后四个里程碑式的登山目标:喜马拉雅山脉的道拉吉里峰首登(世界第7高峰)喀喇昆仑山脉的迦舒布鲁姆I峰首登(世界第11高峰)，唯一-座完全坐落于中国境内的8000米山峰---希夏邦马峰(世界第14高峰)的首登，以及中国一侧的珠峰北坡首登。

1958年初，苏联登山运动协会致函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请求组织中苏联合探险队，并争取于次年3月至6月，从中国西藏一侧进入，实现珠峰北坡的人类首登。苏联登协主席阿巴拉科夫在函中写道:

目前14个高度在8000米以上的高峰中，已有11个高峰被各国爬山队员征服了……只有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运动员尚未发表自己的贡献。目前在爬山记录方面剩下来的任务是攀登尚未征服的三个“8000米”高峰和从北面登上埃佛勒斯峰了。为解决这些任务作出自己的贡献是社会主义阵营爬山运动员，首先是苏中爬山运动员的光荣事业…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中国是世界上登山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然而此时中国的现代登山运动才刚刚起步，只有短短三年的历史。早在1955年4月，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下属的阿尔卑斯协会，曾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发来公函。苏方邀请中国派出四名青年到苏联学习登山技术。一个月后，全总派出许竞、师秀、周正、杨德源，赴苏联高加索山脉参加登山训练营。这四名青年和苏联登山运动员共同组成了中苏帕米尔登山队，登顶了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十月峰(海拔6780米)和团结峰(海拔6673米)。在现代登山运动史上，这是中国登山者的首个登顶纪录。

1956年，四名登山者回国后，全总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举办了中国第一个登山训练班。日后著名的登山者史占春、刘连满、王振华都是这个班级的学员。同年4月，训练班中的32名学员组成了一支登山队，登顶了秦岭主峰太白山(海拔3767米)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成为中国第一支登山队，史占春任队长。7月，中苏组建了联合登山队，登顶了新疆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半个月后，这支队伍又登顶了公格尔九别峰(海拔7530米)。然而，国际上纷纷传言，中国登山者仍然没有能力登7000米级别的山峰:在这两次攀登过程中，中国登山者都是“被苏联人拖上去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攀登一座7000米级的雪山。综合考虑高度、交通、气候、科研价值与文化地位等因素，登山队最终选定了四川西部的贡嘎山。当时中国登山者考量一座山峰攀登难度的指标，大多是海拔高度和气候稳定性。至于攀冰难度、雪坡坡度、岩石难度、冰岩混合路线等技术指标，还未成为考量一座山峰攀登难度的主要因素中国第一支登山队在贡嘎山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57年5月28日，在攀登贡嘎山过程中，登山队员丁行友遭遇雪崩遇难。6月13日，在队长史占春的带领下，师秀、刘连、刘大义、国德成、彭仲穆沿着1932年美国登山队的首登路线，登顶了贡山，这是贡嘎山的第二次登顶纪录。在下撤途中，师秀、国德成，彭仲穆三名队员滑坠遇难。在这支29人的登山队中，共有四名队员遇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起山难。

1958年初，中共中央收到苏联请求组建珠峰联合登山队的公函后，随即批准了这一计划。4月，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贺龙，主持召开了登山运动座谈会。会议决定，中国要筹备成立全国性的登山运动组织。一个月后，隶属于国家体委的行政机构登山运动处与中国登山协会相继成立，栗树彬任主席，史占春为秘书长。7月，国家体委邀请苏联代表到北京会谈，双方商定组成中苏混合珠峰登山探险队，共同制订了联合考察珠峰的计划。

一个月后，史占春带领46名中国登山运动员，赴苏联参加集训。集训营的主教练是被誉为“苏联登山之父”的著名登山家维塔利·阿巴拉科夫。他发明了许多登山装备与登山技术，如现代登山者耳熟能详的阿巴拉科夫冰洞技术。他曾在1938年被当局逮捕入狱，罪名是宣扬西方登山技术。两年后，阿巴拉科夫出狱，不久后苏联的政治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他成了民族英雄，并获得了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他呼吁苏联登山界向中国申请从北坡攀登珠峰。半年后，46名中国登山运动员来到了集训营。阿巴拉科夫把他的登山技术教授给了中国登山者并带领集训营中的队员登顶了苏联第二高峰列宁峰(海拔7134米)。后来登顶珠峰的登山者王富洲、屈银华均在这46人之列。

在之后的一年里，经过了甘肃疏勒南山(海拔5808米)、西藏念青唐古拉山(海拔7162米)、新疆慕士塔格峰的历练，珠峰登山队终于在1960年来到了世界最高峰脚下。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退出了原定的珠峰攀登计划。“中苏混合珠峰登山探险队”变成了“中国珠峰登山探险队”。没有了苏联登山者的支持，中国登山队依旧按照原计划攀登珠峰。在中国困难时期，中央特批70万美元，派队员到欧洲各国采购最先进的登山装备。3月中旬，214名登山运动员与百余吨物资装备，沿着一年前刚修好的长达381公里的公路，进驻珠峰北坡大本营。经过两个月的侦查与拉练，5月25日凌晨，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毕业的大学生王富洲、四川林场出身的伐木工人屈银华、西藏军区的解放军战士贡布从北坡登顶了珠穆朗玛峰。

三名登山者站在海拔8882米的世界之巅。贡布从背包中拿出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再用五星红旗包裹好。王富洲颤颤巍地掏出体育日记本，几分钟才写好一句话:“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峰。1960年5月25日4时20分。”精疲力竭的王富洲与贡布两个人合力撕下这张薄薄的纸，再把纸片对折，塞进一只白色手套，连同石膏像一起塞进了顶峰附近的岩缝里。他们在顶峰停留了25分钟，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下撤，在五天后安全返回了珠峰大本营。

这次登顶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在这次攀登过程中，共有两名队员(汪矶与邵子庆)在拉练中遇难。200多人的大队伍中，其中半数人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下山后，王富洲的体重掉了60斤，切除了三根脚趾与四根指节。屈银华切除了十根脚趾与两个脚后跟。不过，与珠峰国人首登的宏大事件相比，失去了几根指节、冻掉了鼻子与耳朵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当王富洲被记者反反复复地问及因这次攀登而致后半生身体残疾，后悔吗?他总是回答，不后悔，让我重来一遍我还会这样。

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的民族情绪很快蔓延至全国上下。《我国登山队登上世界最高峰》与《毛主席接见蒙哥马利元帅》《周恩来总理抵达乌兰巴托》的新闻共同登上1960年5月2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一个月后，七万人聚集在一年前刚刚竣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庆祝这次胜利。贺龙副总理在现场发表贺词。董必武副主席亲自为登山队员颁发奖杯。登山队随后在全国各地参加了180多场报告。

在1963年8月的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贺龙对史占春等人说:“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没有几十万人登山是不行的，新疆、西藏、(四川)甘孜、青海……”此时，随着珠峰北坡的完攀与13座8000米山峰陆续被人类登顶，全世界登山者只剩下最后一个目标:世界第14高峰希夏邦马峰的首登。由于中国的山峰还没有对外开放，且第14高峰完全坐落于中国境内，全世界登山者都在等待着中国的行动。

自现代登山运动进入中国近十年来，历经多次大型攀登活动，中国已深谙喜马拉雅式的攀登风格:希夏邦马登山队由206名队员组成;为准备这次攀登，登山队从各地筹集了150吨装备、食品与物资;在正式攀登前三个月，当地政府还修通了长达80公里的简易公路，直达希夏邦马登山大本营。1964年5月2日，在队长许竞的率领下，中国登山队首登了世界第14高峰希夏邦马峰。这代表着人类登顶了地球上全部14座8000米级的山峰。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从北坡登顶珠峰，并测得珠峰高程数据8848.13米。从此，“8848”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数字。

1979年，中国登山元老许竞与王振华，来到素有“喜马拉雅王国”之称的尼泊尔考察登山旅游资源。这释放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讯号。这一年9月，国务院宣布，将于1980年开展外国登山队自费来华登山和登山旅游的业务，同时对外开放中国境内的八座山峰:珠穆朗玛峰、希夏邦马峰、慕士塔格峰、公格尔峰、公格尔九别峰、贡嘎山、阿尼玛卿峰、博格达峰。过去二十五年来，这八座山峰均已被中国登山队探索过。1981年，中国又开放了第九座鲜为人知的山峰，四川的四姑娘山。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登山队合作，先后组织了西藏纳木那尼峰(1985年)、新疆木孜塔格峰(1985年)西藏章子峰(1986年)、西藏拉布及康峰(1987年)、中日尼珠峰跨越(1988年)、中日梅里雪山攀登(1990年)、南迦巴瓦峰(1992年)等大型喜马拉雅式登山活动。这其中有站在顶峰摇旗呐喊的闪耀时刻，也有被雪崩摧毁、全军覆没的惨痛悲剧。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那个为了登顶不惜耗费举国之力与生命代价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然而人们对高海拔攀登的印象，依旧停留在喜马拉雅式的大型国家级活动。在中国民间，一提及雪山，老百姓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官方组织、耗资巨大的大规模体育运动。相对来说，攀岩作为登山附属的运动，倒率先在中国民间普及开来。

1989年，在北京怀柔的国家登山培训基地里，一块钢筋水泥结构的攀岩墙建成。中国第一个人工攀岩场落成了。1993年攀岩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正式体育项目。同年，长春地质学院用拱形石油钻井支架和玻璃钢，建成了中国第二个人工岩壁那一年，中国首届“豪爽杯”全国攀岩锦标赛在这里举行。丁祥华夺得中国第一个全国攀岩冠军。1996年，中国第一家民营岩馆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建成了。

这家场馆原来归中国木偶剧团所有，并由北京、南京、杭州、西安、开封、洛阳、安阳等七家群众艺术馆共同出资，联合建成了“七大古都文艺馆”。后因经营不善，“七大古都文艺馆”在1996年改建为“七大古都攀岩馆”。七大古都攀岩馆的场地并不大，只有130平方米，面积还不足标准篮球场的三分之一。钢架木板的人工岩壁上，分别有四条6米高和8米高的路线。攀岩馆每小时收费15元。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晚上，还有两名专家定期来攀岩馆里指导教学。

所谓的专家大有来头。其中一名是参加过1956年中国第-期登山训练班、见证了中国登山运动历史的国家队教练王振华，在1975年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期间，王振华曾任总教练，之后他还作为总指挥参与1984年中日联合攀登南迦巴瓦峰、1988年中日尼联合攀登珠峰、1990年中日联合攀登梅里雪山的活动。另一名专家是武汉地质学院(后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体育系教授朱发荣。与名头响亮的王振华相比，朱发荣的名字几乎隐匿在浩渺的登山历史中。

1958年，王富洲、屈银华等46名学员赴苏联学习登山技术朱发荣就在这“等”字之中。在几届全国攀岩锦标赛上，运动员们风光夺冠，朱发荣正坐在教练席中指导。在90年代初，朱发荣编写的《实用登山技术》《登山运动》等教材，成为当时登山运动员们的必修书目，后来很快又被更现代的登山教材所取代。许多像朱发荣一样的登山前辈，在历史中极少留下痕迹，却在默默地影响着登山历史的进程。

七大古都攀岩馆开放后，这两位登山界的老前辈定期来到宣武门这里，指导初次接触攀岩的年轻人。在20世纪90年代:攀岩对于北京青年来说还是个新鲜而时髦的运动。当时中国社会上的攀岩爱好者不过二十来人。王振华只是偶尔在馆里出现，朱发荣倒是常常过来教学。他每次只教一个多小时，教授一些最基本的技巧。

1996年的一天，马一桦正要去宣武门图片社打印照片，却无意间走进了街对面的七大古都攀岩馆。在他踏入这家攀岩馆的那一刻，中国阿式攀登与自由攀登的历史也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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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桦是中国民间登山界的元老、国内阿式攀登领域的开创者。然而在1982年，马一桦离开湖北沙市(现为荆州市)，初到北京工作的时候，他还只是一匹独行的野马。

18岁那年，马一桦在人民大会堂谋了一份差事，并来到北京定居。当时人民大会堂刚开放不久，每天都有上千名游客排队参观。人们挤进万人大礼堂的门口，又纷纷在九米宽的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前驻足合影。马一桦的工作就是给游客拍照。他拥有了自己的单反相机。第二年，马一拿着相机出发，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自助游旅行者。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一度提出“不提倡、不宣传、不反对”的国内旅游政策。自助旅游极其困难。在马一桦踏出家门、走出北京的时候，中国第一批风景名胜区刚刚宣布，中国第一个出境游旅游团要在几个月后出行，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将在一年半后开建，中国第一部旅游业法规和中国第一代身份证都要在两年后颁发。人在他乡，住旅社要出示介绍信，吃饭要靠粮票，远途出游只能乘坐绿皮火车。1983年，马一独自一人游遍了小半个中国。

马一桦这一路从北京玩到湖南张家界，准备再深入川西的九寨沟游玩。当年川九公路还未修通。他先坐车到了四川广元徒步三天才走到荒无人烟的阿坝。九寨沟景区刚成立不久，还没有修建正式的大门。半张桌子大小的牌匾上写着“九寨沟”三个大字，再用两根木棍固定住，插在土地里，这就是九寨沟大门了。马一桦第一次来到藏区。一路上，他见到了穿着黑油油的皮袄、手脚黢黑的藏族小男孩，还见到了追赶汽车的乌云暴雨、一望无垠的草原和清澈而辽阔的天空。旅途上形形色色的路人和风景，冲击着马一桦的心灵。自那以后，他每年都要抽一个多月的时间独自走在路上。在上世纪80年代，马一去遍了中国东部与中部所有能去的旅游景区

等到了90年代，马一桦开始拓展他的西部旅行地图。他几度闯荡鲜有旅行者到达的珠峰大本营，探索甘肃查无人烟的祁连山，自驾穿越还未修通的新疆独库公路，穿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中国最西端红其拉甫口岸。他在中国西部找到了心灵的归属。“那种荒野才使我恢复了生气。”马一桦后来回忆道。偶尔遇上一两个谈得来的旅行者，他也会搭伴行走一段。在西藏的旅途中，他的同伴是在中央戏剧学院上学、同样肆意走在路上的张杨(这段旅途启发了张杨导演的创作灵感，二十年后拍摄了电影《冈仁波齐》)。报纸和杂志也注意到了这个特别的年轻人，多次报道马一桦的故事。有一次他还在火车上被人拿着报纸认出。马一桦游玩的地点越来越多，能去的景区越来越少。他开始在报纸上的豆腐块里，搜索全中国最犄角旮旯的小地方，再辅助一本列车时刻表，扫清旅行地图上最后的死角。

1993年，马一桦来到北京崇文区(2010年与东城区合并，现为东城区)国家体育总局的地下室，走进《山野》杂志编辑部买下几捆全年杂志的合订本。他十分向往杂志里的险远之地，那是马一桦无法到达的地方。《山野》杂志在两年前创刊，隶属于中国登山协会。这本刊物里不仅有神秘的纪实探险故事，还有新奇的雪山攀登世界。马一桦在西藏冈仁波齐转山时，就想过要攀上那高高在上的雪山，但登雪山历来是官方的专属运动马一桦只有一点户外经验，不会任何攀登技术，社会上也没有任何培训课程，直到他在1996年的一天无意间走进了七大古都攀岩馆。

七大古都攀岩馆对于北京的年轻人来说，是个猎奇而又新鲜的去处。在攀岩馆的小角落里，还有家雪鸟户外装备店。雪乌老板周卫丁和王振华合伙经营着这家中国最早期的户外装备店。最开始，雪鸟只售卖一些仿造国际品牌的技术登装备后来雪鸟拿到了几家国际品牌的代理权，也开始在七大古都里卖一些正规的技术装备了。

七大古都攀岩馆里来来往往的玩家大多只是浅尝辄止。只有那些真正留下的发烧友，在朱、王二老的指导下成了中国民间攀登的先行者。两位教练的背景不同，讲课风格也不太一样。朱发荣老师擅长教攀登理论。王振华老师喜欢聊天，聊过去苏联那套登山体系和攀登故事。在七大古都攀岩馆里，两位中国登山前辈把毕生的技术和精神，传给了中国第一拨民间攀登者。在众多攀登者之中，33岁的马一桦是年龄最大的学员。这名不知疲倦的青年把精力挥洒在人工岩壁上。

香港回归那一年，马一桦终于有机会尝试一次高海拔登了。他要跟着武汉地质学院一起去攀登希夏邦马峰。恰逢十五大重要会议，由于人民大会堂的工作在身，马一桦没请下来假。在人民大会堂工作了十五年后，他已被调到了美工部门。马一桦小时候学过美术、练过书法，颇有艺术功底，还拿过全国篆刻比赛的二等奖。马一桦来到美工部后，开始跟着老师傅干活，工资也涨了不少。他的月薪高达数千元，在北京也算是有钱人的行列了。

那一年，马一桦还认识了刚招进单位的计算机硕士谢红，自从一见面起，他就喜欢上了这个飒爽的姑娘。1997年，马一桦与谢红结婚。二人的40天蜜月之旅就是一次探险:在那个入藏之路坎坷不平的年代，他们背着帐篷和睡袋，从北京来到云南丽江，再从滇西北走滇藏线进入西藏，到了拉萨后再从川藏南线到成都。二人沿途考察了玉龙雪山、哈巴雪山、梅里雪山、贡嘎雪山。从那时起，马一桦和谢红两个人，往往成对出现在京郊的山野和岩壁上。

马一桦不仅是中国最早期的旅行者，在网络刚刚萌发的90年代，他还成了论坛江湖中的领袖。新浪论坛刚刚上线时，马一桦就接触了BBS这个新鲜的玩意儿。他本想在新浪论坛上注册个洋气点的ID叫“Lonely Horse”，不知哪个家伙已经把这个名字抢注了，他只好改叫“独行马”。独行马是各大门户网站旅游版块的霸主。在20世纪90年代，一篇西藏自助游的帖子，就已经算是论坛上的神帖了。而马一桦不仅深入藏地，遍览藏区的著名雪山，还贴出了单反相机拍摄的清晰照片。他迅速成为网友最羡慕的独行侠。中国早期最有影响力的户外论坛“新浪山野论坛”开设后，马一桦在这里受到了全国户外旅行爱好者们的追捧。很快，北京的“独行马”，北美的“MH”(黄茂海)，广东的“Vega-x”，四川的“北西南东”，成了新浪山野论坛的四大版主。论坛初兴起时的“版主”掌握着网民的话语权，拥有极高的权威性。独行马也因论坛江湖上的威望而声名鹊起。

1998年，七大古都攀岩馆成立了户外俱乐部。作为众岩爱好者当中最年长、社会经验最丰富的“大哥”，马一桦成了七大古都户外俱乐部的秘书长。与这位大哥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太严肃，甚至不苟言笑。与他熟悉的人又觉得他啰唆起来没完没了。每个周末，马一桦都带着岩友们开发北京周边的攀岩资源。朱发荣每一次都跟着队伍进山，指导这些小伙子尝试攀爬野外的自然岩壁。再后来，他们又开始涉足京郊的冰瀑，尝试攀冰运动。七大古都成为京城最早期、最专业的户外俱乐部。

冬天在结冰的瀑布上攀爬，看起来是一项危险而刺激的运动，也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攀岩本就是新鲜事物，每次去攀冰的户外爱好者更是岩友中的少数群体。而一对冰镐至少1400元一副冰爪1000多元、一根冰锥250元的天价，更是让绝大多数玩家咋舌。购置好全套装备，可能要花掉几个月的工资。渐渐地只有马一桦和朱发荣两个人结伴出发，一起开发京郊的冰壁一个是黑脸的精干青年，一个是精神矍铄的老先生，二人就这样背着大背包在山野里寻找岩与冰。

与王振华相比，马一桦和朱发荣更聊得来。无论是在夏天的白河峡谷攀岩，还是在冬天的涞源十瀑峡攀冰，每天清晨朱发荣都早早起来，在营地周边晨练。白天，朱发荣教授有点过时了的苏式攀冰攀岩技术，晚上，朱发荣讲点老掉牙的苏联故事。马一桦听得津津有味。这对师徒看起来更像是父子。

“他跟我父亲特别像。各个方面都特别像,”马一桦说，“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又是做体育老师的。比较老传统的那种。”马一桦的祖辈世代生活在云南建水。父母在湖北武汉读书相识后，留在了武汉工作，后来举家搬到了湖北沙市。马一桦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自打在北京工作后，他和家里的联系就少了。朱发荣让他想起了家。

马一桦学会攀冰技术后，着手组织七大古都户外俱乐部参加正式的攀冰比赛。1999年，在中国首届冰锦标赛上，马一拿到了男子第五名，谢红拿到了女子第二名。在第二届全国攀冰锦标赛上，北大山鹰社的孙斌斩获男子冠军，谢红成为女子攀冰冠军。几次大赛之后，谢红成了国内响当当的初代女子攀冰冠军。两个人冬天攀冰，夏天攀岩，平时出去探险。这对夫妻没有要孩子。马一桦说，他还想再多玩几年。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当时并不常见。在《旅游》杂志的人物专访中，马一夫妇的生活被当作90年代“另类夫妻的追求”

在新千年到来之前，马一桦跟单位请了足足近一个月的假，他从北京自驾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再到西藏，从拉萨开到狮泉河、界山达坂，顺着新藏线开到新疆，再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走独库公路到乌鲁木齐。他们的经历被媒体称为“20世纪最后一次国人驾国车穿越雪域大漠”。到了乌市后，马一桦的假期用完了。他又跟单位请了一个月的假。

他跟着乌鲁木齐登山探险协会继续探险。队伍里还有他的老朋友，刚登过四川雪宝顶和青海玉珠峰的陈骏池。这一次他们计划去攀登中、蒙、俄、哈四国交界处的友谊峰(海拔4374米)。这支队伍穿过喀纳斯河谷，探索毒蚊叮咬的原始森林，徒步200公里，历经探险故事中的重重惊险，最终却并没有登顶。这座山峰的首登权早已让给了日本登山队。

队伍出山后，马一桦听陈骏池说，他还要赶去攀登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的“冰川之父”慕士塔格峰历来都是国家登山队才能攀登的山峰。90年代的民间登山者很少能获得登这座山峰的许可。马一桦见机会难得，便再次跟人民大会堂请了一个月的假，跟陈骏池开往中国最西部的县城喀什，追上早已开始攀登的登山队。

在这支慕士塔格登山队里，马一桦和陈骏池都被分在先锋组。陈骏池等其他队员成功登顶，马一桦在冲顶途中吃了一块麻辣牛肉干，胃部难受得吐了出来，最后无奈下撤。几天后，他再次尝试攀登。他和一名队员从最后一个营地出发冲顶。队友刚出发100米就放弃了。马一桦独自冲向顶峰。他又变成了独行马。

“幸好我已习惯独自长时间的跋涉，但在这危机四伏的高山上，孤独和恐惧的感觉仍侵袭着我的攀登热情和勇气，并极大地消耗着我的体力。”马一桦后来写道。

几目的连续攀登之后，马一桦的双脚已经严重冻伤。他穿着笨重的高山靴，疼痛难忍，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在7000多米的海拔，他累得跪在雪坡上，把手插在雪里休息。他的意志渐渐瓦解，内心在冲顶和下撤之间摇摆着。下午6点，马一桦登顶了人生中的第一座雪山。他独自站在足球场大小的顶峰上并没有想象得那么激动。或许还有些过于平静了--他觉得这和登上京郊一座小山差不太多。

这名日后以“超强意志力”著称的登山者，一瘸一拐地撤回营地。看到朝夕相处的队友后，马一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几天后，他严重冻肿的双脚变得乌黑发紫，脚指甲一个月后全部掉光。但经历了这一个月的攀登之后，马一还是爱上了雪山，“在那圣洁的环境中生活的十几天里，心更趋于空灵”。这次为期近三个月的探险之旅，让马一桦更加渴望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三个月的假期，也让单位领导极为不满。他隐隐动了辞去人民大会堂工作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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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桦回京后依然狂热地攀岩和攀冰。他偶尔也能在比赛上拿到不错的成绩，但作为一名民间爱好者，水平依然远不如竞技场上的专业运动员。90年代统治中国攀岩界的四大金刚 --丁祥华、赵雷、徐洪波、李文茂--常年在竞技赛事上称霸全国前三名。然而，比赛场上的人工岩壁只是攀岩运动的场景之一，许多攀岩发烧友志不在此。他们更痴迷于山野中的自然岩壁。

在北京地区，自然岩壁资源最丰富的地方莫过于密云的白河峡谷了。当年中国国家登山队为攀登珠峰而集训时，曾把白河当作攀岩训练的场地，但白河攀岩文化的真正源头还要从七大古都转型到自然岩壁的这群岩友算起。早期的白河攀岩者屈指可数，大多是康华、丁祥华、赵雷赵凯兄弟、徐晓东徐晓明兄弟、孙平、阿草、张忻、王茁、伍鹏、赵鲁，还有王滨。这些成长在改革开放后的攀岩者大多从七大古都攀岩馆入门，再转型到白河自然岩壁，日后再奔向遥远的西部雪山。王滨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他最先接触了攀登中最残酷的死亡。

王滨的父母都是清华大学的教师。90年代初，王滨在上高中时，家里就订阅了刚创刊没多久的《山野》杂志。在杂志编辑的介绍下，王滨还认识了住在家附近的户外发烧友汪晓征。汪晓征留着一脸大胡子，显得威猛而酒。他经营着一家“天极商社”，这有可能是中国第一家户外装备店。所谓的装备店其实很简陋:在一间临时租住的小房间里，放着一张床和几个大背包。“当时我还是高中生，他从房间里拿出了一大串铁锁、上升器、冰镐之类的东西秀给我们看。”王滨说。这些装备几乎是官方专属的登山器材。王滨此前从未见过实物，顿时非常崇拜这名年长几岁的大胡子。

自那之后，这名高中生常往汪晓征那里跑。他还在那里认识了另一名热爱户外的大学生孙平。王滨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汪晓征组织了一次青海阿尼玛卿二峰(海拔6254米)的登山活动。王滨已经和朋友约好了去海南玩--他当时更向往穿梭于热带丛林的非洲式探险--遗憾错过了这次活动。等王滨回到北京后，才听说汪晓征再没有回来。

这支阿尼玛卿登山队成功登顶后，在下撤途中遭遇了雪崩。登山队长汪晓征受重伤。同在一组的队员、北京定向越野赛的冠军王军标，下山寻找救援途中失踪。后据推测，王军标掉进了冰裂缝遇难。同在一组的最后一名队员孙平，留在山上守护汪晓征。救援始终没有来。孙平眼看着汪晓征因伤势过重离开人世。几天后，孙平苟延残喘地爬到山下。从攀登伊始到九死一生地返回大本营，孙平共在山上度过了八天八夜。他把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写了下来。《阿尼玛卿八昼夜》一文刊载在《山野》杂志上，轰动一时。

1994年8月的阿尼玛卿山难改变了幸存者的人生轨迹。劫后余生的队员们后来陆续经营起了户外装备店:雪鸟、旗云、桑温特、喀纳斯。这些中国第一批户外装备店，常年占据着《山野》杂志的广告位，通过做倒爷和仿制装备的方式推动着民间登山的发展。

后来许多登山者都曾表达过，他们之所以走进大山，多少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影响。在登山的世界中，有许多渴望经历这种深刻体验的小男孩。他们幻想着等长大后，遭遇一次九死一生的冒险，以便能把这惊心动魄的经历当作是一枚亮闪闪的勋章，佩戴在身上最显眼的位置，并时不时地在人前擦拭一下。只有当他们亲身经历了生与死的刻骨铭心、身为幸存者的痛苦与无力，承担起沉甸甸的责任，苟活下来的小男孩才蓦然发现:原来攀登是一场他们输不起的真实游戏。于是，这些失去了同伴、直面过生死，却毅然大步朝前的男孩子终于迈过了这道坎:摘下了胸前的勋章，收起了脸上的顽皮，几乎在一夜之间成长为严肃的男人。然而在1994年的夏天之前，在中国民间，能让男孩迅速成长为男人的机会并不多。阿尼玛卿山难是登山运动在中国民间开展五年来的第一起登山事故。

中国民间登山起源于1989年。1989年3月的一天，曾随队攀登贡嘎山的冰川学家崔之久在北大校园里举办了一场讲座。在过去四十年里，他曾多次深入青藏高原的高山考察。他的右手手指全部截掉，讲课时只能用虎口夹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他正在讲台上分享着南极考察归来的经历。他在这场讲座中谈到雪山攀登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两个拷问:“难道中国大学生就没有一点冒险精神?北大学子就不能挑起这个重担?”坐在台下的地质系1986级古生物专业学生李欣、刘劲松、陈卫华三人受到崔之久的激励与感召，决定在北大成立一家登山社团。

4月1日，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登山社团，北大登山爱好者协会。这家登山社团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三十年前当时为配合国家登山活动而成立的北大登山队--虽有民间之名，却无民间之实。在1989年北大登山爱好者协会成立之前，登山在中国向来是官方组织的运动。户外运动与探险活动，在民间还是个遥远而陌生的概念。严冬冬在《自由登山》一文中，曾如此描述当时中国的户外氛围:

“在那个时代，休闲户外活动，是指在成熟景区的铺装路面上漫步。只有士兵、测绘员和少数游牧民族才会睡在帐篷里。当时没有户外培训课程，没有引进的户外教材，没有户外装备店，互联网还是个陌生的概念。学生们必须从中登协那里学习基本的攀岩技巧(大多源自苏联)，并尽其所能地从中登协借用登山装备。早期，还没有专业登山绳索的时候，在郊区的山野中攀岩时，他们会把军用打包带绑在一起，拴在腰上来打保护。”

“北大登山爱好者协会”成立后，队员们只能自己摸索着训练，自己拉赞助，自己组织登山活动。一年后，这家社团更名为“北大山鹰社”。1990年，在中登协教练的指导下，山鹰社登山队长曹峻率领队员登顶了青海的玉珠峰。这是中国民间登山者的第一次登顶纪录。

随后，北京地区的几所一流高校也不甘人后，几乎在同一时间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登山户外社团。北京理工大学于1993年成立了远方旅行会，清华大学于1994年成立了科学考察协会(后更名为山野协会)，北京邮电大学成立了鸿雁社，北京林业大学成立了科学探险与野外生存协会。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也在90年代相继成立了自己的户外社团。孙平就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登山队员。1994年这支阿尼玛登山队里，大部分队员都是高校登山社团出身。

这次山难之后，阿尼玛卿遇难者的家属在学校里举办了追悼会。王滨陪着朋友处理汪晓征的后事。刚刚高中毕业的王滨有生以来头一次近距离接触死亡。

“之前你能经历的所有东西都是像故事一样，可有可无的。真弄坏了后果也不严重，真弄好了也没有多大奖励,”王滨说，“你的人生就像看个电影、吃顿大餐，或者是被隔壁孩子打了-顿。只有这么一件事会有那种沉重感。我当时那种胜负心被激起来了。真这么难?雪山怎么吓人了?真要命?我不信。”

那--年，王滨高中毕业，考入了武汉城市建筑学院(后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建筑设计专业。他无心念书，满脑子只想着登山。他到学校报到之后，直奔同在武汉的中国地质大学，加入了朱发荣的攀岩队。

这一年夏天，王滨与徐晓东等人登顶了四川的雪宝顶。继国家登山队首登雪宝顶后，这是这座山峰的第二个登顶纪录。一年后，王滨等人又尝试攀登了慕士塔格峰，但没有登顶。在几次登山训练过程中，王滨等人找到了京郊的一处世外桃源，白河峡谷。他们开始在白河夏练攀岩，冬练攀冰。

4

一天傍晚，23岁的王滨刚攀完岩，正背着大背包走在白河张家坟村的马路上，想找辆车拉他回密云县城。村民邓德来的媳妇正开车路过，问王滨，坐车吗?王滨说，坐。王滨先跟着德来媳妇来到她家的农家院，在院里转了一圈，说，这里不错，以后住你这儿。半个月后，王滨等一帮岩友就开始在德来家长住了。

一开始，邓德来还以为这帮年轻人白天去河边钓鱼。有一天，他跟到河边,“好家伙，人贴在岩壁上”。德来觉得有些奇怪，又觉得有些新鲜。这群人看起来和村里爬刺子差不多。“爬刺子”是当地人的说法，一些村民有时会拴上麻绳，爬上几十米高的岩壁采崖柏，再拿到市场上卖。但这帮年轻人的装备:又和爬刺子的人不太一样。

几年前，密云县石城镇张家坟村的村民做起了农家乐。村民邓德来把自己的四间正房、三间厢房收拾成农家院，开始接待游客。住一晚收两元，一个周末就能赚个几十块钱。后来，德来装了村里第一部电话，又买了村里第一辆面包车，在密云县城和白河两地往返拉客。自从王滨发现了德来的农家院后，“德来之家”逐渐成为白河攀岩者的聚集地。

90年代的白河攀岩生活很简单，也很纯粹。每到周末，十多名岩友不约而同地从北京市区来到白河的张家坟村。当时白河只有一个老岩场，岩壁上仅有若干条攀岩线路，却足够十多个朋友玩要了。白天，岩友们进山攀岩，晚上就聚在德来家的院子里，搬个小马扎，喝着当地的云湖啤酒，在夏日河边的晚风里谈笑吹牛。他们从王朝秘史侃到科索沃战争，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直聊到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到了周日晚上，他们再回到钢筋水泥的大都市里，重返那朝九晚五的生活。

其中最狂热的攀岩者要属康华。他当时在建行做软件工程师。有一天，他误打误撞地走进了家楼下的七大古都攀岩馆从此沉迷进攀登的世界。康华最早尝试攀爬自然岩壁就是在白河，后来他每周都要来白河攀岩。

有一年秋天，康华和朋友来到白河的四合堂村，尝试攀爬一条路线，但是他们的岩锥不够用了。在那个一切都刚刚开始的年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几家户外装备店里，只卖一些户外服饰和帐篷睡袋，还没有技术装备。偶尔有朋友从国外淘来几件技术装备，都会被白河攀岩者们羡慕地围观。白河攀岩者们想过用各种办法炮制技术器材。朋友拿着康华的岩锥样品，在村里找了个铁匠，临时用土钢打了几枚岩锥，再涂上漆。看起来竟也像模像样。康华拿着这几枚土法自制的山寨岩锥，沿着裂缝爬上岩壁。这名戴着眼镜的精瘦青年刚爬到8米高，只觉得自己要往下掉。康华赶紧对下方打保护的朋友大喊:“要冲坠!小心保护!”话刚说出口，康华就掉下来了。只见一串岩锥被绳子拉扯着，依次从裂缝里崩了出来。保护装置彻底失效。康华坠地后昏了过去。这次冲坠事故导致他胸椎压缩性骨折。康华为早期民间攀岩的“探索”付出了代价。

王滨大学毕业后去了几家设计公司实习，又在户外品牌奥索卡工作了一段时间就辞职了。他给杂志写写稿，拍拍照片，没有任何存款，随时说走就走，过上了四处流浪的生活。徐晓东还给他送了个外号，叫“王大垮”，以取笑他这种混日子的状态。王滨却对这种生活方式颇为骄傲。他认为自己就像是个嬉皮士，不追求物质生活的享乐，排斥主流的传统价值观，只追求内心世界的平和与精神世界的美好。

王滨每周都要在白河住个三四天。后来他干脆托德来介绍了一处院子，签了十年的租期。他成了第一个在白河安家的攀岩者。身为建筑设计师，王滨想把北方农村的院落改造成更洋气的风格。他把墙体拆倒，安了一大面落地窗，还找当地人做了个吧台。村民不知道什么是吧台。王滨想了想说，那给我用砖砌一面墙，但是只砌一半，不要砌到顶。这处小院修好时，引来村民一阵围观与嘲讽，王滨只好在一旁苦笑。后来王滨的小院成了白河岩友们的据点，吧台充当了临时的小酒吧。徐晓东、徐晓明、孙平三名户外爱好者从雪鸟公司离职后，成立了旗云探险公司，也定居在了自河。旗云探险公司规模并不大，却是中国第一家自主生产技术攀登器材的公司。

康华伤好后，也成了白河攀岩的主力。程序员出身的康华，还和王滨一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硬核攀登的网站“岩与酒(rockbeer)，致敬白河攀岩者的生活方式。网站上有攀登故事技术资料与世界著名的山峰介绍。康华和王滨也成了有酒有岩的朋友。有一次，康华和王滨搭档攀岩，又是康华在上方领攀，王滨在下面赤膊打保护。康华爬着爬着，突然蹬落了一块大石头。石头砸向下方的王滨。王滨本能地弓起身子，缩近岩壁，绳子在手里的金属八字环保护器里迅速抽出、剧烈摩擦。王滨的身体紧贴在滚烫的八字环上。他躲过了大石头，手臂和胸前却被生生地烙出了个数字8。这个“疤”更像是个老炮的标志,与王滨共同见证了白河攀岩之后二十年里发生的故事。

2000年5月，全国首届攀岩节在白河举办。丁祥华负责组织这次攀岩节。一年前的春节，丁祥华、康华、徐晓明等白河岩者去广西阳朔朝圣。当时阳朔只有月亮山和大榕树两个岩场但还是成了国内氛围最浓厚的攀岩胜地。宏伟的石灰岩路线，布满钟乳石的超大仰角，还有殿堂般华丽的岩石拱门欢迎着北京白河的攀岩者。“在那里，能看到世界级的线路,”康华说，“人家玩得比我们牛逼多了，线路多，石头长得比较漂亮。爬得比我们好。”

阳朔之行刺激了这帮北京爷们。他们决心要把只有五六条“国产”路线的白河，建设成像阳朔一样的攀岩胜地。为此，白河核心攀岩者丁祥华、康华、徐氏兄弟等人发起成立了白河攀岩基金。丁祥华被推为基金的首任管理者。康华后来写道，白河攀岩基金成立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大家凑钱买装备，在白河地区开发以运动攀(sportsclimbing，已打好挂片的单段岩路线，风险较为可控)为主的攀岩路线，安全快乐地自己爬。岩在国内还是个极其小众的运动，丁祥华想把全国上下为数不多的攀岩者们全部召集起来。为了准备首届攀岩节，白河攀岩者又在老岩场开辟了十多条新路线。

到了攀岩节这天，八十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攀岩者齐聚到白河河畔。大家说笑，聊天，喝酒，逗贫，光着膀子跳水，再爬到岩壁上切磋技艺。这与其说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次欢聚。这其中有从云南来的三名愣头小伙子，哥仨显得有些不太合群。北京岩友跟他们开个玩笑，他们不乐。他们讲个笑话，自己-阵狂笑，北京爷们却愣在一旁听不懂。“你知道云南话那玩意没听过。”王滨说。云南三兄弟还有一点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的眼神直勾勾地盯在石头上。虽然他们的水平比不上一旁的攀岩界“四大金刚”，但论虎，他们是真虎。不管什么难度的路线、能不能爬上去，三兄弟只管往上冲。“当时我觉得，我操，这他妈才是攀岩的。”王滨就这么认识了云南三兄弟中的王志明。

昆明青年王志明从90年代开始就四处背包旅行了。他喜欢阅读欧美文学，还喜欢喝点酒。他在大理太白楼结识了西南地区的攀岩元老黄超，从此开始了攀登生涯。王志明与好友小虫(周琛粟)、小马(马致勇)三个人时常跟着黄超在昆明附近的石林“芝云洞”攀岩开线。三兄弟每天都穿着军胶鞋，在岩壁上上下下地玩耍。他们也许是当地仅有的几名攀岩者。杆儿瘦的王志明为人直爽，性格狂傲。在云南大理混日子的时候，他一度自称“天老大我老二”。朋友们索性根据王小波小说中的角色，称呼王志明为“王二”。哪曾想到了北京，“二”又成了浑不吝的意思，不过这也符合王二的个性。

王志明在白河攀岩节见到王滨后，“第一眼就觉得应该认识，特别契合的那种人”。二人彼此欣赏，性格脾气相投。有一次，王志明又来到白河攀岩，不小心把脚摔断了，无法独自出行。王滨每天都背着王志明上楼下楼。二人厮混在一起后，终日饮酒攀岩作乐，形同兄弟。岩友们从此称呼王滨为“王大”王志明为“王二”。

那一阵，王二常年以阳朔为根据地，在西街的中国攀俱乐部做攀岩向导，赚点小钱混日子。2003年初，王二和几个阳朔的朋友还去了趟泰国攀岩。王二从泰国回来没多久，就兴冲冲地叫上北京的王大和好友刘喜男，一起去爬云南的白马雪山。三个嬉皮士齐聚昆明，在云南度过了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段时光。

5

90年代末，寂寂无闻的刘喜男突然横空出世，打破了国字号“四大金刚”常年垄断攀岩比赛领奖台的局面。和其他专业选手不同的是，刘喜男并不是职业运动员，而是长春工厂里一名普通的钳工。

刘喜男于1971年出生在长春，与爷爷、奶奶、父母、两位大哥，一家七口人挤在城里的两间平房里。家里有个院子，种满了各种蔬果。刘喜男蹒跚学步时，就淘气地爬上葡萄架摘葡萄。后来，全家搬到了长春一汽的宿舍楼，这名内向的少年常常爬上树梢，翻过墙头。上学后，刘喜男拿过全校的爬杆冠军，却也常常因翻墙而被老师批评。

有一天，他在电视里看到外国攀岩者在陡峭的岩壁上攀爬“一下子被深深吸引，也就此成了我一个不敢去想的梦”。爷爷奶奶去世后，母亲疾病缠身。刘喜男高中时就出去打零工，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吉林工学院制造热处理自动化设备厂的工作。17岁时的刘喜男在厂里做起了钳工，“过着平淡没有奢求的生活”。几年后，母亲的过世深深地打击了刘喜男，他甚至因过度悲伤而生病。

在工厂干到第八年的时候，刘喜男听说长春有个攀岩基地。基地里的拱形石油钻井支架和玻璃钢曾搭出了国内第二个人工岩壁。他想起了小学六年级时在电视里看到的攀岩者，不免心生向往。也许在母亲离世后，刘喜男多年来的生活压力也减轻了。这一年春天，他终于鼓起勇气，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长春地质学院(后更名为长春科技大学)，找到陈军老师，恳求教他岩。陈军是国内著名的攀岩教练，教出了百余名高水平攀岩运动员。正活跃在攀岩界的四大金刚之一李文茂，就是陈军的得意门生。可是陈军的攀岩课程从不对外。他为难地看着这位年轻人。刘喜男几次央求后，陈军终于决定破例收他为徒。刘喜男就在那面举办过首届全国攀岩比赛的岩壁上练习攀岩。刘喜男还说服了厂里的领导，准许他每天提前三小时下班，去地质学校练习攀岩。“虽不是梦想中的天然岩壁，但一样有一番乐趣在其中，在这里我终于可以释放压抑已久的心情了。”刘喜男后来回忆道。

或许刘喜男自己都未想到，他在工厂里做钳工的八年来，竟练就了过人的指力、腕力和臂力。在人工岩壁上，他的手指能抠在几毫米薄的岩点上，还能用单只手臂做引体向上，在众多初学者中脱颖而出。接触攀岩仅四个月后，他就参加了正式的攀岩比赛。在第四届全国攀岩锦标赛上，刘喜男在自然岩壁上拿到了第四名的成绩。又苦练了两年后，这名27岁的攀岩者在湖南浏阳大围山全国攀岩精英邀请赛上获得了亚军。面对突如其来的荣誉，刘喜男没有骄傲自满，依旧刻苦训练。不久后，他的攀岩之路却因生活中的琐事--单位集资分房--而停滞了，渐渐荒废了攀岩。直到湖南凌鹰俱乐部的张凌教练打来电话，希望刘喜男能代表俱乐部参加中国首届浙江湖州全国极限运动大赛时，他这才重新恢复攀岩的斗志。刘喜男临阵训练只拿到了第七名。

刘喜男决心要在攀岩竞技场上拼出好成绩。他跟单位提出辞职，并把刚刚亲自装修好的两居室新房交回厂里。他变卖掉家里的老房子，从四万元房钱里支出一半妥善安置好母亲的墓地，便义无反顾地走在职业攀岩者的道路上，“开始了我并不知道前程的攀岩生涯”。从此，这名神情坚毅的青年在岩竞技场上大杀四方:在2000年第二届浙江湖州全国极限运动大赛拿到男子难度攀岩赛冠军，在第八届全国攀岩锦标赛斩获亚军2001年，刘喜男被湖南凌鹰俱乐部聘为攀岩户外教练，并在1月初代表俱乐部参加哈尔滨的第三届全国攀冰锦标赛。

刘喜男从未攀过冰。他初到哈尔滨时，正是一年中温度最低的时候，温度低至零下27℃。比赛场地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附近。冰壁就地取材。赛事方从松花江里切割出来两米高的巨大冰块，再堆砌成20米高的70度冰壁。在中国最北方的极寒天气里，冰壁冻得坚硬无比。攀冰比赛的规则很简单，采用计时赛竞速的方式:用时最短、爬得最高的人获胜。刘喜男初次攀冰，在预选赛中排名靠后，却幸运地晋级了。到了决赛的时候，预选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先爬，预选赛靠后的选手后爬。刘喜男在马一桦之后上场。

马一桦已经连续第三年参加全国攀冰大赛了。他是其中年龄最大的选手，体能处于劣势，胜在经验丰富。马一桦来之前，跟风雨雪户外公司的老板借了一对先进的技术型短冰镐。决赛前，马一桦把冰镐的镐尖“磨得锋利无比，钢片刀似的，当时基本上只有我这么做，包括把冰爪和冰镐都修一下”。上场后，马一桦把锋利的冰镐打进冰块之间的缝隙里，脚上的冰爪踢在横缝上。他利用这些小技巧，爬的高度超过了前面几名选手刚爬到16米，眼看还有4米就要到顶，锋利的镐尖突然断裂。马一桦掉了下去。

刘喜男最后上场。他面前的冰壁已经被各路高手创得满满都是坑。强大的臂力支撑着刘喜男用最快的速度，沿着前人刨好的冰坑，爬到了最高的高度18米。他拿到了男子冠军。马一桦拿到了季军。与男子选手相比，身段轻盈的女子选手明显高出一个段位。当年称霸女子攀岩、攀冰界的张清，用比男子冠军快了一倍速度，爬到了19米，拿到了冠军。马一的妻子谢红拿到了亚军。在马一桦率领的山野户外俱乐部中，两名男子选手和两名女子选手都获得了亚军和季军。在这场比赛之后，他又带队在吉林的全国攀冰精英赛上，分别斩获了男子第四、第六名与女子第一、第二名。东北之行结束后，他带着捧着一堆奖杯的俱乐部，满载而归回到北京。这时的马一桦已经没有工作，是个自由人了。

两年前(1999年)，马一从中国西部探险归来后，人民大会堂对他请三个月长假的行为十分不满意。马一遭到单位撤职。年底，七大古都攀岩馆因经营不善倒闭。几个月后，七大古都户外俱乐部也随之解散了。马一桦把俱乐部里的装备折旧卖了2000元，捐给刚成立的白河攀岩基金。这是白河岩基金的首笔经费，正好用于首届白河攀岩节当中。就在岩节举办的同一时间，青海玉珠峰发生了轰动社会的山难。

20世纪末，中国民间登山群体大多还是以大学生登山社团为主，以及极少数像1994年阿尼玛卿登山队这样组织较为松散的民间登山队。1999年，充分掌握登山资源的中国登山协会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商业登山活动，攀登青海的玉珠峰(海拔6178米)，人均收费8400元。玉珠峰曾是中国国家登山队用作训练的山峰，也是1990年北大山鹰社攀登的第一座山峰。这座山顶圆润、终年覆盖积雪的雪山位于格尔木市以南160公里处。乘坐青藏铁路去拉萨的旅客，刚从格尔木市出发两个多小时，就能看见玉珠峰的北坡出现在列车的左手边。玉珠峰南坡的传统路线技术难度并不高，如今已是很多登山爱好者首选的6000米入门级山峰路线。但在当时的民间，无所谓山峰的海拔高度或技术难度，只要能获得一次参加登山活动的资格，就已弥足珍贵了中登协组织的这次1999年玉珠峰登山活动很成功。第二年春天，中登协又组织了位于珠峰北坡的章子峰商业攀登活动。几乎同一拨有能力缴纳报名费的登山客户再次参加。

就在中登协组织的章子峰登山活动同期，青海省登山协会也组织了第一届玉珠峰登山节，几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业队伍在玉珠峰脚下集结。在攀登过程中，队员们遭遇极端天气，其中两支队伍里的五名队员先后遇难。章子峰登山队的执行队长马欣祥，率领登山队员们从西藏迅速赶往出事地点救援。队员刘福勇后来在《哭泣的玉珠》一文中记录下惨烈的救援过程，马一桦当时闻讯后，十分焦急。妻子谢红就在其中的北京队伍当中。可是单位不再批准马一桦的假期了。等到他后来得知妻子无恙后，虽安下心来，却再次萌生了辞职的念头。

36岁的马一桦如今已是单位的团委宣传委员，前途锦绣他在北京有车有房，有时月薪还能过万，过着令他人艳羡的生活。如果说公务员算是铁饭碗的话，那么这份在人民大会堂的工作就是金饭碗，多少人想挤破头钻进来，马一桦却不喜欢这种被束缚的不自由感。辞职的念头在心中盘桓许久。他犹豫着，最终在领导和朋友震惊的、不可理喻的目光中，他主动辞去了人民大会堂的工作。

此时，“独行马”的名头已在登山这片江湖里闯荡开。马一桦辞职后，一度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先是率领山野户外俱乐部的队员们，从东北攀冰赛场带回了成堆的奖杯。之后他又泡在阳朔攀岩，认识了当地著名的攀岩者黄超。二人结伴去攀登四川的雀儿山。他们赶到大本营时，原先的队伍已经离开，只剩下一地垃圾。亲身经历了几次民间登山活动后，马-桦发现这些所谓的户外俱乐部并不专业，通过网络结伴的队伍没有任何组织性，素质也并不高。他希望以后能做一家专业的登山探险公司，然而这在当时并没有任何先例。他还作为登协聘请的登山教练，参加中登协组织的第二届玉珠峰登山节。其间，玉珠峰登山队再次遭遇暴风雪。马一桦救下了一名队员安全下撤到大本营。新闻连篇累牍地报道马一桦救人的事迹，他又在媒体曝光中出了名。

就这样游荡了一年多之后，马一桦才加人了风雨雪户外任副总经理。他的老板李映洙是个韩国人。几年前，李映洙凭着韩国的资源与登协的人脉，在北京做了风雨雪外贸公司，代理销售Black Yak等韩国品牌的户外装备。马一在公司里不负责销售，只负责通过做登山探险活动，把风雨雪的招牌做起来。他的基本工资只有2000块，与原来相比是个零头，但这是他真正热爱的事业。

在加入这家公司之前，马一桦与李映洙交情一直不错，还帮助风雨雪组织了面向民间的登山技术讲座。加入风雨雪后，马一桦又组织了第二届“心中有数才出发”讲座。恰逢美国大片《垂直极限》(VerticalLimmit)在中国首映。这部电影的登山技术顾问帕特(Pat Deavoll)来北京参加电影的首映礼。在美国戈尔公司(Gore)的引荐下，马一和谢红给帕特做翻译。帕特是新西兰著名的女性登山家，也是新西兰登山向导学校的教练。马一桦还邀请这名新西兰登山家在“心中有数才出发”讲座上分享先进的攀登技术。

临回新西兰之前，帕特把一本技术手册交给了马一。这本小册子90年代就在新西兰出版了，里面浓缩了新西兰登山界技术与经验的精华。马一桦让谢红把它翻译成中文。《实用登山技术手册》成为中国最早一本阐述阿尔卑斯式攀登理念与技术的教材。网络上流传的这本小册子没有在国内正式出版，但对于中国早期民间登山者的影响，远大于同时期正式出版的《登山圣经》。马一桦也从中吸收了更先进的攀登技术和理念。他结合过往的攀登经历，似乎悟到了更多，登山水平也精进了一层。

登山者马一桦的人生俨然重新开始。他辞去了新浪山野论坛版主的职务，“目的是维护山野论坛的中立性，因当时本人所从事的俱乐部工作”。在这之后的一年里，马一率领风雨雪俱乐部的队员，在攀冰、攀岩比赛上接连夺冠。妻子谢红成为那个时代最厉害的女子攀冰选手之一。马一桦抓住一切机会去登山。他还成了国家级攀岩比赛的裁判长。

马一桦想起了在七大古都攀岩馆接受过的技术启蒙。他说服老板，按照国际标准在北京日坛公园里打造了一处攀岩场地他在人工岩壁上设计了难度路线和速攀路线，旁边还有“国内第一条竟赛级抱石墙”。他在日坛公园里举办了中国民间首个抱石比赛。马一桦又想起了在七大古都俱乐部的经历:朱发荣教授他们夏天攀爬自然岩壁，冬天在自然冰瀑上攀冰。马一在密云的桃源仙谷建造了风雨雪登山基地，“依山而建，就地取石而搭，背山面水，林木环绕”。他还与一众爱好者在桃源仙谷人工浇灌了一面大冰壁，开创了民间人工浇筑冰壁的先河。到了北京的冬天，马一桦就在这里开办攀冰培训班。在之后二十年里，桃源仙谷成了北京地区最热门的攀冰训练场之一。而在当年，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爱好者，远赴北京只为了上这民间独一份的攀冰课程。

在马一桦的主持下，风雨雪俱乐部的岩场、冰壁和比赛搞得有声有色。十几年前，登山与攀岩在中国民间尚未普及，对于寻常百姓而言，高海拔攀登的技术更是空中楼阁。几年前，中登协几乎垄断了全国的比赛和培训。现在，马一和风雨雪俱乐部横插一脚，让登山技术不再高居庙堂，而在民间开枝散叶。马一桦发现，中登协高层因此对他极为不满，给风雨雪组织的比赛设置各种阻碍。“我们登山就是一个普通的爱好，对吧，属于自己的兴趣之类的。这些东西讲什么政治。”马一桦后来抱怨道。

没有了中登协的支持，马一桦自己也能干。他甩开官方的协助，开发了一套前所未有的登山培训体系:先在城市里，培养爱好者在人工岩壁上攀岩，再到野外，在白河峡谷的自然岩壁实践;冬天，在桃源仙谷的基地里攀冰训练;夏天，再去探索中国西部真正的雪山。这条登山者的成长路径既然曾适用于自己，那么未来也一定适用于其他爱好者。马一渴望在风雨雪公司干出一番事业。

那么，登什么雪山呢?国内只有寥寥几座被国家队反复探索过的山峰，而马一桦想开辟还没有人去过的山峰--未登峰。待他带队登顶了这些未登峰之后，再把它们用作风雨雪固定的培训地点，就像日坛公园的攀岩场、桃源仙谷的冰壁那样在跟老板聊到这些规划时，他无意中瞥到了李映洙办公桌上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在青海西大滩拍摄的。土褐色的滩石上流淌着几条巨大的冰舌与冰川，冰川上雪峰林立。马一选定了其中一座山峰:玉珠峰北坡1号冰川东侧的一座未登峰。此前，民间登山者只攀登一些路线成熟的山峰，还从未有人想过要尝试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登峰。

2002年6月，马一桦带领攀冰冬训班的五名学员，顺利登顶了这座海拔5685米的未登峰。后来马一将这座无名的山峰命名为玉女峰。这是中国民间登山者的第一个未登峰纪录。经历了几天的高海拔紫外线日晒，马一桦得了口腔溃疡、疲惫不堪，但这丝毫影响不了他首登一座未登峰的喜悦。他规划的最后-块登山培训版图终于拼上了。

6

马一桦的一生都在追寻自由。无论是开辟一座山峰，还是开创一份事业，马一桦只想自由地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他的理想却一次次地被现实摧毁。

从青海玉女峰凯旋回京后，马一桦发现老板娘已全职来到风雨雪“指导”工作。李映洙的太太原来在日坛公园附近的赛特大厦上班，时不时地跑来指点公司的内务。一直以来，马一桦觉得她虽然是老板娘，毕竟还不是公司领导，听或不听都不合适，但只要别捣乱就行。有一天，马一桦准备在日坛公园的岩壁带队训练攀岩。在检查装备时，发现箱子里的手套不见了这些手套是为攀岩保护员准备的。如果没有手套，保护员的双手在高频次、高强度的绳索操作中可能会被灼伤，严重的话，还会导致安全事故。可马一桦记得头一天他明明都把手套打包好了的，而其他同事平时也不敢擅动他的装备。他生气地在公司里质问，这是怎么回事。李映洙的太太这才把手套掏出来反问道，你们要这么多手套做什么用。马一桦非常愤怒。这既是职场上的问题，也涉及攀岩安全问题。他找到李映洙，严肃地对老板说，户外部是我负责的，你们不能轻易去动，否则我这会有安全事故的。

这一次，马一桦从玉女峰回来后，李映洙的太太成了他的领导，名正言顺地管理公司的运营。马一桦几次活动的奖金和出差的津贴也都被克扣掉，只剩下了2000元基本工资。“这种企业就有一点家天下了，因为他们是夫妻俩,”马一桦说,“我不想在公司里面做事情束手束脚的，尤其是外行管内行，尤其是登山行业。”他又想辞职了，但不知道还能去哪。这时他想起来，年初他参加攀冰锦标赛时的赞助商奥索卡。

奥索卡是中登协当年最大的赞助商。1996年，在各大国际户外品牌还未进驻中国之前，瑞士商人汉斯(Hans Shallcnberger)创立了户外装备公司奥索卡。它看起来是个洋品牌，其实注册地在中国，还有着与生俱来的官方背景。在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户外媒体、中登协下属的《山野》杂志上，奥索卡的户外装备时常占据着黄金广告位。中央电视台的外勤记者全部身穿奥索卡的冲锋衣。奥索卡的每一个商业决策也影响着中国官方的登山事件。自品牌成立的第一年开始，奥索卡斥巨资赞助了几十次官方组织的攀岩、攀冰、登山等大型活动。这家公司的高层还深谙中国市场的经营之道。他们从头部解决了其他户外品牌成长之路上的瓶颈，打点好与官方之间的关系。奥索卡赞助支持了“登山双子星”李致新和王勇峰的攀登活动。这两名国内最早完成“7+2”的体制内登山者，后来成为左右官方登山界的李主席与王队长。

在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初，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户外市场，奥索卡索性先培育出中国的户外市场，培植国人的户外需求。1999年，奥索卡与中登协合作，成立了西藏登山学校。从登山学校毕业的学员成为中国第一批喜马拉雅式高山向导。从2000年开始，奥索卡连续三年赞助了中登协组织的“玉珠峰登山节”。马一桦连续四年参加的全国攀冰锦标赛，每一年赞助商都是奥索卡。在中国户外市场还未兴起之时，奥索卡已经抢占先机，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户外品牌。

2002年初，第四届“奥索卡杯”全国攀冰锦标赛在北京密云云蒙峡举办。马一桦培养的队员获得男子冠军。谢红毫无悬念地夺得女子冠军。就连女子亚军也是风雨雪的队员、马一一手栽培的中国地质大学学生李云侠(后来成为国家岩队教练)。在比赛期间，马一桦恰好碰到奥索卡中国地区总经理。马一桦半开玩笑地问她，奥索卡能不能给他留个位置。对方当然求之不得。

如今，马一桦回想起了半年前的这件小事。他试探性询问奥索卡总经理，我和风雨雪公司的理念上有些差异，遇到些挫折，不知能否去你那里试试。总经理说，你能来，当然欢迎了。奥索卡正在中国户外市场开疆拓土，计划在中国山峰资源最丰富的四川省，建立一家登山培训基地。若有马一的技术和人脉相助，奥索卡将如虎添翼。恰逢品牌创始人汉斯也在北京马一桦刚从玉女峰下山没多久，就和他当面谈妥，当即决定加人奥索杩卡。

两个月后，“独行马”雄心勃勃地从北京来到四川阿坝州的穷山黑水。他不仅要开发一家成规模的登山培训基地，还要着手组建一支以当地藏族人为主的协作队。同在阿坝州的四姑娘山地区，当地一些嘉绒藏族青年已经开始以向导身份带客人徒步穿越，爬简单的大峰二峰。马一桦对此不以为然。他要成立的向导协作队不仅要体能过硬，登山技术也要足够扎实。马一桦独自一人来到阿坝州黑水县芦花镇的德石窝村。黑水县是深度贫困县。从黑水县城到德石窝村的公路还未修通，要想进村，必须先坐一段公交车，再徒步7公里。路况十分恶劣。马一桦进山的第一天，就看到一台拖拉机掉进山沟的野湖里，司机淹死了，尸体就地掩埋。在2000年初，川西一带尽是黑水县这般的穷乡僻壤。

从地球上空拍摄的卫星图看，到了夜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灯光璀璨，而在这块版图的中间地带，唯有成都与重庆两座都市孤独地闪耀着。成都以西，乃至整个青藏高原都是一片广阔无垠的黑暗。那是一种没有任何灯光、如宇宙黑洞般死寂的黑暗。这片广袤的黑暗代表着中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交界处、横亘在第一台阶与第二台阶之间的大雪山，不仅隔绝了中原汉地与西部地区的文化交融，也扼住了川西地区的经济命脉。然而等到太阳升起，阳光照耀在地平线上的每一处角落，高山海子泛着波光粼粼的波纹，雪山冰川映着目光闪闪发亮，藏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种植青稞，寻找虫草。整片川西高原与青藏高原，又焕发着生命力。这黑暗也标志着地球上一片原始而纯粹的净土。对于登山者与探险家来说，这黑暗还喻示着无尽的攀登资源与中国最后的秘境。

自90年代的进城务工大潮以来，每年有不计其数的农村青年渴望进城，从黑暗之地来到灯光照耀的地方。马一桦是少有的一位甘愿从灯光最璀璨的地方，逆着人潮来到黑黢黢的黑水县德石窝村的人。德石窝村位于三座雪山脚下。这三座山峰原本叫作峨太基、峨太美、峨太娜，海拔只有5000多米，是鲜有人问津的嘉绒秘境。奥索卡公司早早就选定了这片山域，并用奥索卡的“奥”字，将三峨雪山更名为“三奥雪山”，奥太基奥太美、奥太娜。奥索卡明确交代了马一桦，这三座山峰不要登，首登的机会要留着给未来的登山客户。不过马一对这几座雪山也不感兴趣。“三奥的那几座山我也看不上。山沟里我都转过。搞一个普通的户外活动也行，你要是说我去登那些山，我肯定没什么兴趣。”马一桦说。

奥索卡还给马一桦配了两名当地的藏族小伙子，罗日格西(罗汉成)和尼玛尔甲，专门负责帮他背行李。公司每个月付给他们300元。白天，马一桦等人翻到山梁上，远眺三座巍峨而壮丽的雪山，在心中规划未来的登山基地蓝图。晚上，马一再辗转回黑水县城的宾馆，撰写当天的考察报告。

在县旅游局长的陪同下，马一桦又从德石窝村100户人家里，选拔出了15名藏族青年。他们平时大多在村里务农。泽郎头就是其中一名藏族小伙子。他还是罗日格西的表兄弟，从小就跟着长辈在山上放牧、挖虫草。听说村民口口相传在招人，他也去面试了。“进去什么都不懂，他(马一桦)问我喜欢什么。我说喜欢唱歌跳舞。其实一点都不喜欢。”泽郎头说。大多数当地藏族小伙子根本没听过登山。他们只知道不用再辛苦干农活还能赚得更多，这就足以吸引他们踊跃报名了。马一桦从中筛选出五六名精干的青年，在县城的宾馆里给他们做培训。

这名北京来的登山者先教他们说普通话，又教授基本的绳结技巧与登山装备的使用方法，并在宾馆的二楼操作演练绳降技术。他从县城里找来一名医生，培训藏族青年急救包扎，还弄来几张生猪皮练习缝针。这些藏族青年学得马马虎虎，但在马一桦的威严指导下，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学习。他们大多只上过小学，只有几个念过中专。文化程度最高的要属泽郎头的表哥王平。王平在众多淳朴的农民中明显聪颖许多。这个机灵的小伙子很受马一桦的器重。

马一桦从炎炎夏日一直驻守到寒冬飞雪，他考察遍了三奥雪山里的每一条山沟、每一处垭口、每一个海子。他规划好了基地的吃住行，藏族协作队也初步组建成，但奥索卡总部迟迟没有动静。马一桦渐渐发觉有些不对劲。每个月，他的6000多块钱工资到账很及时，一分不少。他本可以在四川过得非常滋润，但他真正的志向是创办一家有影响力的登山基地。汉斯曾允诺马一桦，第一个月就要投资盖基地，还要给他配一部越野车代步。这些都没有兑现。更让马一桦愤愤不平的是，年底奥索卡开年会的时候，公司所有的管理层都去了，就连黑水县的县长也被邀请过去，唯独把马一桦一个人晾在大山里。到了冬天，马一桦发现自己闷头进山干三个月了，不能再这么千下去，他决定出山进城，回北京总部述职。马一桦出山后，才得知他的启蒙老师王振华患癌症去世，追悼会都已经结束了。马一悲伤地回到北京，来到奥索卡总部与汉斯对峙。奥索卡竟然还在犹犹豫豫。

2002年的中国户外市场仍处于萌芽阶段。奥索卡下大笔投资投给四川偏远的小山村，就像是一场豪赌，不仅要赌登山基地的成败，还要赌未来中国户外市场的兴衰。马一桦当即就跟汉斯提了辞职。马一桦也在赌。他赌的是一口气。奥索卡见状极力挽留，并许诺立即拨款、派车。可是已经晚了。马一桦离开前，郑重地对汉斯说，我再也不会去三奥雪山了。

汉斯对马一桦的突然离职极其不满。在他看来，马一桦又是一个利用公司资源为自己谋利的中国人。“汉斯就觉得中国人都是这样子的，拿着公家的钱，做完考察了以后就变成自己的,”马一桦说，“他对我非常不满，因为他是登协最大的赞助商……他就让人打压我、封杀我，我觉得起因是这个，之后我就一直被登协打压。”

马一桦很少对人提起在奥索卡这几个月的工作经历。三个月时间说长不长，却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曾带着大展拳脚的抱负来到黑水，却失望地离开这里。他回溯了过去几年所经历的种种不快之事:在人民大会堂请假时的唯唯诺诺，在风雨雪公司打工时的束手束脚，友谊峰的首登权被卖掉，雀儿山下的一地鸡毛，被登协打压，被奥索卡搪塞。此刻，马一桦只有一个念头，“把人生操控在自己手里”。马一桦决定成立一家只属于自己的登山探险公司，专门攀登那些带冰川的山峰。

马一桦准备把这家公司落脚在成都。成都是马一桦的不二选择。在中国西部各省当中，要属西藏、新疆的雪山资源最发达，但是这两省交通偏远。青海、甘肃的雪山较为单调，而且经济落后，城市人口密度低，客群不大。云南的雪山资源远不如其他几省。唯有四川:这里不仅有数百座人类尚未探索过的山峰，体量不亚于西藏与新疆，这里还有中国第四大人口的超级大都市，成都。

马一桦跟朋友借了三万元启动资金，再从旗云探险公司买了将近八万元装备。他把家里的行李一一打包好，从北京托运到成都。马一桦和谢红计划好了，他独自先来成都。等过了半年安定下来后，他就把谢红安排到成都的公司工作，夫妻二人定居在四川。

2003年初，马一桦来到成都工商局注册成立自己的公司。工作人员在办理手续时，不知道这家公司经营什么项目，也不知道该如何填写公司名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登山探险性质的民营公司。马一桦说，就填“户外运动公司”吧，公司名叫“刃脊探险”。

7

刘喜男来到湖南后，加入了刚成立没多久的长沙凌鹰户外运动俱乐部。俱乐部开在长沙天心区贺龙体育中心的攀岩馆里。白天，刘喜男成为刘教练，教授学生攀岩。晚上，刘喜男就睡在攀岩馆里。他每个月的收入有三四百块。在湖南这段时期，刘喜男开始集中训练攀岩，成为国内竞技场上最耀眼的攀岩者。

2001年1月，在哈尔滨的攀冰锦标赛上，刘喜男拿到冠军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参加比赛，从未跌下攀岩比赛的领奖台:4月，参加浙江诸暨全国攀岩邀请赛，获亚军;5月，参加北京大学全国攀岩邀请赛，获冠军，8月，参加湖北九宫山国际攀岩邀请赛，获季军;9月，参加南京第九届全国攀岩锦标赛，获季军;10月，参加湖州第三届全国极限运动大赛，获亚军，11月，参加桂林全国攀岩精英邀请赛，获亚军。也就是在桂林的这场比赛之后，这名国家级岩运动健将、攀岩竞技场上的奖杯收割机，决定留在广西。他被阳朔的岩壁和攀岩氛围吸引住了。

即便拿掉阳朔的攀岩文化滤镜，这里还是中国最美丽的小镇，以及20元人民币的背景所在地。阳朔曾被视为中国山水风光的代表。镇子里有错落安静的小巷、白墙灰瓦的房屋，镇子外有在漓江泛舟的渔翁，日出时分耀眼夺目的万重峰林。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托德·斯金纳(ToddSkinner)等国际攀岩者在阳朔开辟了若于条国际级别的攀岩路线之后，这座位于中国西南角的壮族小镇就吸引了众多国际攀岩爱好者。越来越多的攀岩者留在阳朔，在阳朔的岩壁上开线，而日益增加的丰富路线又吸引着更多的攀岩者前往。正是阳朔的开放与包容，接纳了小众的攀岩群体，攀岩者也进而塑造了阳朔的气质。外国攀岩者白天在岩壁上攀爬，傍晚回到县城，在音乐、啤酒与聊天中开启夜生活。阳朔的西街也因此酒吧林立，显得洋气十足。

8

“阳朔是中国最早接触外国游客的地方之一。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正是因为文化交融，阳朔才多出了许多地方没有的奇观。”《阳朔攀岩路书》的作者安祖(AndrewHedesh)在书中写道飆胀鎌奸髓

1998年，西街“红星特快”酒吧的老板黄超，开始跟着经常光顾酒吧的国际攀岩者们学习攀岩，并成为广西地区最先接触攀岩的第一人。黄超后来在广西、云南等著名的岩场里开辟多条路线，并影响了许多像王二这样年轻的攀岩者。丁祥华等北京白河攀岩者领略到了阳朔国际级别的路线之后，在《山野》杂志发表了他们阳朔攀岩之旅的故事。安祖观察到，丁祥华的这篇文章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中国攀岩圈子接下来的五年，那是第一篇鼓励中国人出来旅游和户外攀岩的文章。

有了中国攀岩者的参与、外国攀岩者的传播，岩运动很快风靡阳朔。阳朔前街的餐厅老板吴小燕也常常带人攀岩，她经营的“喀斯特中西餐厅”成为阳朔--可能还是全中国--第一家攀岩向导俱乐部。后来清华大学登山队的元老吕铁鹏也在前街开了家“理查德攀岩酒吧”(Lizard Lounge)，并开办了中国攀攀岩俱乐部，一时成为阳朔攀岩爱好者的据点。从此以“带人攀岩”为盈利模式的攀岩向导俱乐部，开遍阳朔县李树的北线攀岩俱乐部、何凌轩的西唐攀岩俱乐部、邱江的蜘蛛人攀岩俱乐部、张勇的阳朔攀岩学校……

就在攀岩俱乐部开遍阳朔的同一时期，这个小县城也因温暖的阳光、慵懒的氛围、低廉的生活成本，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国内外嬉皮士云集的目的地。“音乐、酒吧，跟形形色色的人交流。在阳朔你会见到很多国际老炮，跟他们交流，晚上会有像party一样的感觉。”王大说。西街上常年飘散着麦芽糖的甜腻，时而伴随着奇异的化学烟雾，街上常常见到热带的人字拖、短裤和攀岩鞋，有暖昧而躁动的男男女女，还有终日回响的雷鬼音乐、红黄绿色的图腾和精神偶像鲍勃·马利。

在2000年初的阳朔，几乎无人不爱“雷鬼之父”鲍勃·马利，尤其是攀岩者。鲍勃·马利呼吁世界的和平与多元文化的包容而雷鬼音乐内在的自由，也与攀岩运动的自由高度契合。

“没有什么比内心自我追求更重要,”王大说,“我们对外界一切的事情都可以是玩世不恭的，因为它们并不真实。你知道鲍勃·马利很多歌曲都带有很深的人生思考，甚至是政治色彩。它还代表了内心某种清醒或思考。所以喜欢雷鬼这类人，他们追求的一些东西，是物理上的自由，但更强调内心的自由，没有任何束缚。这在一定程度上跟攀岩文化是相通的。

2001年11月，刘喜男来到阳朔后，就被这里的攀岩文化深深地吸引住了。这里还有他儿时向往的自然岩壁。常驻在阳朔的王二也再次见到披着长发的刘喜男。

自从在白河攀岩节认识刘喜男之后，王二又在2001年4月

在许多非攀岩爱好者看来，攀岩是一项竞技性质的体育运动，直到王二在一篇名为《快乐至死》的文章里，把他们在泰国的攀岩生活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许多人这才恍然发现，原来攀岩还可以是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一种无关竞技、只追求快乐的人生选择。

“为什么攀岩?为什么追求难度?为什么?”王二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发问道，“也许国内给攀岩者的空间本就狭小，这么做只不过想多吸一口空气而已?只有爬得好，人们才会说OK,这人很牛，攀岩者才有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你才会获得其他攀岩者的尊重?这他妈是什么阿Q精神!唯一的源泉是快乐!快乐!!他妈的快乐!!!如果没有快乐，这些事就他妈的毫无意义。”

回到云南后，刘喜男依旧和王二混在一起。王二效仿刘喜男，在昆明也烫了头。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太美好了，必须叫上那个也爱喝酒、爱攀岩的兄弟一起加入。王大虽然已在自河置办了小院，但还是四处漂泊。接到王二的电话时，王大正在成都漂着。王二对王大说，你要来的话，你烫完了头再来。

王大以“烫头”纳投名状，顶着一头蓬松的头发来到昆明与王二、刘喜男会合。攀岩为盟，蓬头为誓，三蓬在昆明结义刘喜男在家里排行老三，王大王二调侃他为刘三。白河的岩友赵凯、赵雷兄弟也趁着假期，烫了头从北京赶过来会合。但在这些人当中，只有王大、王二和刘喜男三个人是全职“混子”。

混子这个词，是二十年后王大对当年生活状态的总结。一提起这个词，他就能想起那段不羁的青春时光，有点骄傲，还有点自豪。王二则将那段时期的自己形容为“鸟人”。他对鸟人的解读戏谑中更带有文化气息:“常人，两肋生有异翅，各长数丈，善飞，成对而行;好雨前穿梭于云端，声如雷鸣，震人心魄。行踪飘忽，无人能知其终。”用白话说，就是漂泊的普通人:鸟一样地迁徙，鸟一样地飞舞，鸟一样地振，鸟一样地生活。甭管是混子还是鸟人，王大王二都见证了东北人刘三如何一步步搬到中国版图对角线的另一端，又如何被这种散漫享乐的生活方式所俘获。王二还拿刘喜男的名字开玩笑道:“刘喜南，那不就是留西南嘛。”

或许只有攀登才会让这三名玩世不恭的小伙子严肃起来在爬白马雪山之前，王大和刘喜男还参与了王二的开线计划:在昆明市富民县开辟新的岩场。三名蓬头垢面的年轻人坐着驴车，一颠一颠地来到富民的红褐色岩壁。在烈日下，三个披散着头发的野人，几乎赤身裸体，系着安全带，腰间挂着一串丁零当啷的金属装备，手持着电钻，一边设计开发路线，一边在岩壁上打膨胀螺栓。

攀岩或攀登本是一件很自我的事情。只有一小部分攀岩者会试着把私密的享乐空间扩大到公共层面，努力打造出共同的福祉，攀岩者此时蜕变成了开线者。他们不仅会获得运动本身的快乐，还能收获分享与创造的快乐。当年黄超启蒙了王二攀岩，后来美国攀岩者鲍勃·莫斯利(BobMoseley)教给王二开辟新路线的重要性。“我们之前并没有这个概念，是他告诉我们开线这事儿很有意义,”王大说，“如果你已经爬了很多，而且有自己的追求的时候，你肯定要用开线的方式把你的追求表达出来。”鲍勃的中文名叫木保山。他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西南地区的负责人，私下里还是一名攀岩高手。在昆明西山，鲍勃夫妇还给三蓬拍了张合照:三名头发炸开的年轻人站在红褐色的岩壁下，穿着不同颜色的棉质短袖T恤，嘴里叼着根烟，一脸不屑地对着镜头。那眼神就好像在说，万物皆可抛，攀岩最重要。

那段时期，三蓬就这么在云南浪荡着。他们饿了，就在路边摊吃碗便宜的小锅米线。刘喜男严格吃素。后来不同的朋友都问过他吃素的理由，刘喜男说，有一天突然就不想吃肉了觉得肉不好吃了，吃了会恶心。他还对王二说，吃素是因为母亲过世后，便不再杀生。他们渴了，就喝几瓶啤酒，偶尔也会喝点洋酒。刘喜男一喝龙舌兰就会醉，还会出一点小洋相，显得憨态可掬。大部分时候，由于预算有限，他们只喝便宜的洋酒。那段时期，三蓬喝酒讲究的是酒精摄入量:单位价格里能买到酒精含量最多的酒。

无论去哪，刘喜男总是随身带着一副灰色的花棍，一有时间就亮出来玩耍，就好像一名随身携带鼓槌的鼓手，总想敲打点什么。即便是在车水马龙的昆明市区，刘喜男也穿着那套标志性的蓝色灯笼裤，红色粗麻衣服，光着脚丫，披头散发地练习花棍的平衡艺术。有一天，刘喜男又是早早起床，在昆明市区的北广场上光着脚丫练习花棍。刘喜男一身肌肉、一头摇滚长发、浑身破烂的形象，再加上炫目的花棍技艺，迅速引起了一旁小学生们的围观。一名小学生走过来，问刘喜男，叔叔叔叔，你就是迪克牛仔吧?

2003年4月，终于到了约定好登山的日子了。三个人一路北上，来到滇西北的白马雪山。他们一边走在山路上，一边哼唱着他们自己改编许巍的歌曲《夏日的风》:午后一场雪，让这个山谷，更清爽/悠然白茫山，依稀在云里，缥缈/就在这山上，随便走走……

刘喜男第一次攀登高海拔雪山，高原反应特别严重，头痛得厉害。王大王二劝刘喜男撤下山。对于哥仨来说，只要混在一起，登什么山并不重要，甚至登山也不重要。他们上山时外面的世界还是一片祥和美好的乐土，下山后，非典正在云南肆虐。

8

马一桦创立刃脊探险后，四处招兵买马。他招了几名黑水县的藏族青年，又把机灵的王平带了出来，和他们同吃同住刃脊探险公司位于一家刚建好的小区里。办公室在楼下，马-桦等人住在楼上。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这些从黑水县出来的年轻人时常“连续一周见不到人，还让其他人打电话说谎”马一桦十分看不惯这种散漫劲儿。他把黑水青年都遣散了，只留了王平在身边。

2003年初的那个冬天，刃脊探险在四姑娘山双桥沟做了几期培训。这打破了中登协的培训垄断，“当时只有刃脊和国字头两家做冬训”。好景不长，春节刚一过，非典型肺炎就在全国各地流行起来。报名参加刃脊探险活动的人越来越少。开春以来的三期登山技术培训班，报名人数远不如马一桦的预期。非典在四川大流行之后，几乎没有人报名登山活动。这一整年下来，报名登山的客户还不到50人。公司的账面流动资金不到两万元马一桦一度靠吃清水挂面度日。就在公司发岌可危的时候，曾山以合伙人身份加入了刃脊探险。

一年前，马一桦在北京的一次攀岩交流活动上，把开一家探险公司的想法告诉了曹峻。曹峻是北大山鹰社的第二任社长，也是2000年左右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登山者之一。曾几何时，马一桦还有过一个设想:集结当年民间四大著名登山者，曹峻陈骏池、徐晓明和他自己组一个“登山F4”，沿着西部国道一路开车旅行，一路攀登路旁所有的山峰。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后来被各自的生活节奏所打破。曹峻更实际一点，他听了马一桦的想法后说，正好曾山也要搞一家登山公司，你们好好聊一聊，别你们都弄了两个人互相有影响。

曾山也是山鹰社的早期社员。他是一名棕色头发、蓝色眼睛、活力四射的美国青年，举手投足间总是透着自信与幽默。他在纽约上高中时，中文老师给他起了这个特别的名字:曾山。三十多年后，曾山发觉“山”这个名字就是他的“fate”(命运)，预示了自己的一生。曾山在美国佛蒙特州读大学时，接触了攀岩和攀冰，也爱上了登山。1990年，他和二十多名美国学生一起来到北大交流，学习中文。有一天，曾山路过北大校园里的一栋红砖宿舍楼，看到山鹰社队员正在宿舍楼外墙的裂缝上，练习攀岩的胀手和胀脚动作。学生们穿着平底的解放鞋攀爬，脚背和双手被墙缝摩擦得伤痕累累，却还在义无反顾地继续练习。曾山当时心想，这太牛逼了。

曾山加入了刚成立没多久的山鹰社。在北大上学这段时期，他一边在课堂上学习书本里的中国，一边在山鹰社里了解更接地气的中国。他跟着登山队的队员们学习了最地道的汉语:男性队员有个习惯，那就是见面时用傻逼当问候语。我以为这是另一种问候方式，所以有一天，我跟老师打招呼说:“傻逼，早上好。”他们在北大附近的采石场训练攀岩--“那条绳子的外皮有两段已经被彻底磨损……那天的经历强化了我对岩绳强度的信仰”。他在山鹰社经历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厚着脸皮去拉赞助，再被对方赶出公司，第一次跟着登山队坐四天三夜的绿皮火车，还在火车上学会了至今唯-一首会唱的中文歌曲《社会主义好》;火车开往新疆慕士塔格峰，这也是他第一次高反，第一次攀登高海拔山峰……山鹰社队员胡东岳(大胡)成了曾山最好的朋友。大胡同样是一名狂热的户外爱好者，他首创了“快挂”等攀岩技术装备的中文名词。两个人一起爬遍了京郊的岩壁。在大胡的帮助下，曾山还编撰了北京地区第一本攀岩路书Climbing Beijing。

临毕业前，这名充满活力的青年变得迷茫起来。他喜欢登山，也很喜欢物理，还申请了美国一所地方院校读研究生。他无法同时兼顾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完全投入做一件事情，这是我的性格”。他最终选择了登山。在20世纪90年代，曾山狂热地来中国登山。为了赚登山经费，他在美国做起刷墙临时工，时薪12到15美元，每天连续干10小时。等赚够了钱，他就来到中国继续登山。

1994年，曾山的母亲来到四川成都，帮助成都市政府建造活水公园。第二年，曾山来成都做母亲的助手。他的母亲贝齐(Betsy Damon)是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行为艺术家和环保主义者。“我妈一直追求她很想做的事情。她是艺术家，她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事业与追求，inspire people。”曾山说。他的生活方式也深受母亲的影响。在建设成都活水公园的项目中，曾山遇见了未来的妻子张雪华。成都改变了曾山的一生。

曾山后来和著名登山家丹尼尔(DanielMazur)合伙经营了一家登山性质的旅行社Blue Sheep，专门组织欧美国家的登山者来华攀登。在遇到马一桦之前，曾山已组织过慕士塔格峰、迦舒布鲁姆Ⅱ峰、卓奥友峰、念青唐古拉峰、宁金抗沙峰等大型攀登活动，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和登山组织者。1998年的那个夏天，曾山在慕士塔格峰带队登山期间，张雪华跑来喀什找曾山。二人正吃着晚饭，曾山望着坐在他对面的女朋友，小声地说，你愿意娶给我吗?张雪华并不介意曾山把“嫁”念成“娶”，也不在意曾山跑遍喀什找人打造的一枚金属戒指。她答应了。

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曾山的中文愈加流利。他的平翘舌发音总是咬得过分精准。他依然流淌着早起必须喝一杯黑咖啡的血液，但也学会了在菜市场上砍价，在酒桌上给领导敬酒，吃动物内脏，使用中文输入法，既可以自豪地说“我老婆”，也能随时咒骂“我靠”和“他妈的”，彻底融入了中国的市井生活。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曾山把自己的理想 --在中国开办一家真正的登山探险公司--告诉了昔日的登山队队长曹峻。曹峻跟他说了一模一样的话，正好马一桦也要做一家类似的机构你应该跟马一桦谈谈。曾山与马一桦见面后，相谈甚欢，二人约定合作共赢。曾山带着10万元资金，以及他的技术和经验加入了刃脊探险公司。曾山还为刃脊探险起了个英文名:AreteAlpine Instruction Center(AAIC)，即刃脊登山培训中心。

2003年5月底，非典疫情逐渐平息。国家体育总局组织了“纪念珠峰首登50年”的登山活动。这是一次出于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而筹划的官方活动。在这次举国瞩目的大事件中，由民间登山者组成的“2003中国搜狐珠峰登山队”首次获得从北坡攀登珠峰的民间团队许可。当年珠峰北坡商业山活动的报价约为20万元，通过各家赞助商的联合运作，每名队员最后只需象征性地缴纳5万元“超低价”报名费。中央电视台的5个频道，连续11天直播珠峰攀登过程。这也是人类首次全程直播冲顶珠峰的实况画面。媒体报道更是铺天盖地，引起全民热议。由中国企业家们掀起的史上第一拨珠峰民间登山热潮开始了。

5月21日下午，在千家万户的电视机里，A组的队员陈骏池率先站在了世界之巅，打响了活动成功的第一炮。央视名嘴王小丫在电视直播中激动地大喊:“陈骏池，我们爱你!”这名英俊潇洒的登山者几乎成了全民偶像。第二天，B组的队员王石刘建、罗申也登顶了珠峰。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登山者登顶珠峰的消息振奋全国。登顶队员被媒体报道狂热地塑造为“登山英雄”。候补冲顶的队员张梁、刘福勇、李伟文“虽未登顶亦是英雄”。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象征着人类与大山、大自然对抗的英雄符号显得别有意味。登顶队员们后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国家颁发的体育荣誉奖章。陈骏池还被工作所在地的海南市政府:授予了“登顶功勋运动员”的称号。

看到昔日的老友荣誉加身，马一桦并没有过多羡慕，“我们不是登珠峰那种人”。事实上，世界各地的登山精英群体对珠峰还抱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可以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当珠峰被商业化、珠峰上的职业登山家逐渐被游客取代之后，世界最高峰就不再是彰显登山技艺的舞台，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名利场。与登顶世界最高峰相比，马一桦更在意刃脊探险的经营，“我当时公司刚起步，我有20万，我肯定得先去登四川的山，我可以登20座山，把它变成一座座半脊峰”

马一桦经营刃脊探险的思路，沿袭了之前在风雨雪和奥索卡的经验。只是这次，他的野心更大，格局更开阔。在城里他不再满足于一面人工岩壁，而是要打造一家攀岩馆。在野外,他要从荒野中开辟出一处全新的自然岩场。马一考察遍了成都的郊区，四处商谈，最终选择在成都大邑县打造一处完全属于刃脊探险的攀岩训练基地。在川西群山连绵的雪山世界，他也不再满足于开辟一处登山目的地，而是要在不同山区，打造几处大规模登山基地。他先去考察了成都最高峰大雪塘，认为这座山峰并不适合初学者。他又考察了四姑娘山三峰，觉得四姑娘山地区的竞争太激烈。马一桦转遍了贡嘎山为核心的大雪山山脉、四姑娘山为核心的邛崃山脉、雀儿山为核心的沙鲁里山脉。刃脊探险的办公室里常年挂着一张《青藏高原山峰图》，上面标满了中国西部险远的大山。在四川，还有数百座未登峰等着他去探索。

马一桦和曾山既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也成了雪山上的攀登搭档。为了相互磨合，他们在2003年夏天攀登了雀儿山，二十年后，雀儿山已经是商业登山公司必争的热门山峰。每年夏季，雀儿山大本营都集结了二十多家公司的队员，扎满了大大小小的帐篷，人来人往。但是在2003年，雀儿山还是一座颇有难度、少有人探索的技术型山峰。上一次国人登顶纪录要追溯到15年前中日联合登山队共同登顶。在那之后，中国登山者已有近20次的失败尝试，再无人成功，直到2003年马一桦和曾山率队站在了雀儿山的顶峰上。

马一桦和曾山还通过这次雀儿山攀登，罕见地提倡阿尔卑斯式攀登风格。“阿尔卑斯式攀登”在当时还是个新鲜的名词大部分中国登山者完全不理解、也不能接受这个概念。阿式登除了提倡小团队、轻装快速的风格之外，登山者还要有公平自主的精神。这对传统商业登山活动的最大冲击便是，向导与队员之间的关系更加扁平了。队员们要自己背包，自己穿冰爪，自己操作绳索技术。在登山过程中，有一名队员不习惯这种-切都要自己负责的风格，便质问道，我掏了全部的钱，我必须亲自做一切事情吗?然而，在这次攀登结束后，所有队员又都喜欢上了这种极有成就感的攀登方式。

“真正的阿尔卑斯式登山在中国几乎没有。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登山者对阿尔卑斯式攀登还有待进一步认识。大多数的人还更习惯于喜马拉雅式登山。”这次活动之后，曾山在《山野》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我认为，未来中国的登山者，越来越多地将不再以山的高度决定是否攀登，而是取决于登顶这座山的难易程度，是否有迷人的冰川、暴露的刀状刃脊”。

刃脊探险公司的名字，也正是源自技术型山峰上的“刃脊地形，并以此来象征公司所倡导的技术型阿式登。马一桦和曾山深知，要想彻底打响刃脊探险公司在中国登山界的知名度，必须要用阿式攀登的风格，在一座伟大的山峰上完成一次了不起的攀登成就。在四川，再没有比幺妹峰更适合的山峰了。如果说珠峰是喜马拉雅式攀登的最佳体现，那么在中国，幺妹峰就是阿式攀登和技术攀登的完美典范。目前还没有中国登山者站在四姑娘山主峰的顶峰上，甚至都没有人敢挑战它。2003年8月，马一桦和曾山决定阿式登幺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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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成立以来，20多个国家的登山机构纷纷致函，申请攀登中国境内的山峰。其中以美国和日本两国的攀登欲望格外强烈。在各国前后总计近100次致函申请中，仅日本就提出过40多次。1979年9月，中国向世界宣布，将于次年开放珠穆朗玛峰、希夏邦马峰、公格尔山、公格尔九别峰、慕士塔格峰、博格达峰、阿尼玛卿峰、贡嘎山。

几乎在同一时间，常驻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的八一登山队成立了中国登山训练班。班级的成员由西藏、新疆、青海、四川等西部各地的二三十名部队军人与退役运动员组成。中国登山元老、1957年登顶贡嘎山的队员刘大义为班主任。中登协的资料室管理员、未来的中登协主席曾曙生担任教练组组长，未来的中登协副主席张江援担任教练员之一。这个带有半体育性质，半军事性质的班级由成都军区(2016年销)参谋部代管。登山训练班的目的之一是为各省培养、输送未来的中国登山人才，二是为了考察四川地区一座即将开放的神秘山峰，四姑娘山。

1980年6月，曾曙生、张江援与陈启金参谋踏上了这趟四姑娘山考察之旅。在出发之前，他们只知道关于四姑娘山的三个信息:这座山峰位于阿坝州小金县日隆乡，是除贡嘎山之外离成都较近的大雪山之一;这座山峰海拔6250米;这座山名叫四姑娘山。这里几乎是地图上的空白区域，只有苯教徒、嘉绒地区的原住民与成都军区某测绘大队对这片山脉略知一二。

与同时期各地开展的山峰考察相比，四姑娘山考察任务的辎重物资并不算多。三个人只带上了少量的登山装备与测绘装备，一把冲锋枪防身(据说山里有狗熊)，还有一张70年代成都军区航测的1:5万比例尺军用地图。司机小张驾驶一辆汽车，载上三人开往巴朗山脚下，再翻上那条村里人专门拉木材的林场土路--二百多年前乾隆平定金川时的巴朗山古道--来到了小金县的日隆乡。晚上，他们睡在镇上用木头板拼成的简易大通铺。白天，他们走进长坪沟深处，爬上海子沟的山梁考察登山资源。曾曙生与张江援回到成都后，根据这次考察内容，撰写了一份登山资源考察报告，递交给北京。

1980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条简讯: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的四姑娘山，将于1981年起对外开放。曾曙生拍摄的一张四姑娘山照片也出现在这条简讯中。在有据可载的历史中，这是第一张四姑娘山照片。从此，“四姑娘山”的名字取代了“斯古拉·旺秀占堆”，正式出现在全国媒体上。四姑娘山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九座山峰，但此时世界各地的登山者对这座山峰一无所知，还没有登山者想去攀登它。

相对来说，前八座山峰就热门多了。第一批山峰开放后，各个国家的登山团体接踵而来，珠峰的登山活动更是排队到了五年之后。1980年春天，日本著名登山者斋藤淳生和渡边兵力率领日本山岳会从北坡攀登珠峰。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支来华攀登珠峰的国际登山队。自80年代起，日本各大登山协会就开始向喜马拉雅山脉的8000米巨峰，以及世界各地的未登峰发起远征。同志社大学山岳会是日本另一支实力最强劲的登山机构，拥有华丽的海外登山纪录。早在1977年，同志社大学山岳会就通过京都日中友好协会，提出来华攀登的渴望。1980年秋天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长访华后，给同志社大学山岳会带来了好消息:除了已经开放的八座山峰之外，中国还将开放这八座山峰的32座卫峰。同志社山岳会选中了32座卫峰中位于四川贡嘎山域、海拔7200米的未登峰嘉子峰。

1981年1月，京都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民内清道、同志社大学山岳部长玉村和彦与大学山岳部监事吹田佳晴三人来到北京，拜访中国登山协会，并提出三个月后攀登嘉子峰的想法。他们这次访问本是志在必得，没想到中登协的官员张俊岩和胡琳却告诉他们两个坏消息:嘉子峰的7200米数据有误，实则为6618米;嘉子峰的首登已经让给英国军队，而英军登山队不允许其他登山机构抢先首登。“这对我们的打击太大了。”玉村和彦写道。

第二天，三个人又与中登协的两名官员开始了艰苦的谈判。在休息期间，吹田佳晴提出，或许也可以考虑两个礼拜前中国刚刚开放的第九座山峰，邛崃山脉的主峰四姑娘山。考虑到同志社的紧张预算和未登峰的既定目标，四姑娘山不失为一个完美的备选方案，但他们也不想辱没来华的使命。三个人纠结着:是选择在英国之后、二次攀登低了600米的贡嘎山卫峰之一嘉子峰，还是选择刚刚开放、还属未登峰的邛山脉主峰?这时,中登协又释放了两个更有压力的消息:几个月前，兰斯·欧文斯率领的美国山岳俱乐部在攀登贡嘎山主峰失利后，已经在回程途中考察过了四姑娘山;另外一支美国登山队还将在三天后:来华申请攀登四姑娘山。玉村和彦写道，为了完成一次真正的首登，“我们被迫做出了决定”。

1981年4月，同志社大学山岳会远征四姑娘山。41岁的玉村和彦任总队长，拥有8000米攀登经验的和田丰司任登山队队长，吹田佳晴任攀登队长。四姑娘山脚下的日隆乡，临时为登山队建起了日隆旅社。登山队先后侦察了四姑娘山的南壁、北壁，东壁，最终决定从南壁攀登。队员们站在巴朗山古道，遥望四姑娘山主峰，并根据山壁的纹理和积雪分布，一边研究攀登路线，一边在纸上描摹出了“姑娘”的俏皮面孔。

同志社大学山岳会当然不知道面前这座斯古拉山已有两千年的古老历史。他们一开始得到的资料就是只有不到一年历史的“四姑娘山”。中登协主席史占春还对日本队员说过:“中国有许多山峰，名字最动听的山，实际上也是困难的山，一个是梅里雪山，另一个就是四姑娘山。”

同志社大学的四姑娘山攀登并不顺利。大雪一直在下，他们在攀登期间还经历了雪崩。一个月后，眼看商定好的攀登日程就要过期，好天气窗口迟迟未来。山岳会决定撤退。他们向登协提出延长登山议定书上的期限，并申请部分队员滞留在日隆乡。在议定好的攀登日程结束之前，他们利用最后几天时间登顶了四姑娘山的大峰和二峰。5月，登山队员们回到了日本关西。

回国后，攀登队长吹田佳晴“对四姑娘山的思念异常深刻”，他辞去了已工作多年的职务，毅然决然地参加第二次远征四姑娘山的队伍。他与总队长玉村和彦等人深刻反思了第一次鐢登失利的问题，并做出三点改变:更换登山队队长，精确天气预报，明确攀登周期。第二次攀登四姑娘山的队长，换成了经验更丰富、年长了十岁的川田哲二。在多次沟通中，中日之间的友谊更让这名41岁的新队长动容:“日中友好，过去完全是表面的、概念性的这句话，这次生动地融人了我们的内心……对于我们遇到的任何麻烦，他们都充满诚意、毫不吝惜地帮助。绝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亲切地解决。”两个月后，同志社山岳会重返四姑娘山，发起了第二次冲击。他们微调了攀登路线，决定沿着四姑娘山南壁的东南山脊，一路攀向那钻石般的顶峰。7月18日，攀登队长吹田佳晴第一个站在了四姑娘山的顶峰上，其余队员也在第二天、第三天分批次登顶了四姑娘山主峰。几天后，队员们顺利返回了大本营并游览了四姑娘山的海子和高山草甸。他们陶醉于四姑娘山壮丽的风光，也沉浸在登顶的喜悦中。

在波澜壮阔的日本登山历史中，四姑娘山首登只是其中一次微不足道的远征。这段往事随后也被淹没在了大和民族远征巨峰的狂热浪潮中。1991年，震惊世界的中日联合攀登梅里雪山山难吞噬了中国登山界的名将，沉痛的悲剧也放缓了日本登山者远征的步伐。

1981年10月，日本人刚离开三个月，美国登山队便以阿式攀登的风格尝试了更艰难的四姑娘山北壁。两年后，特德(TedVail)率美国登山队，首登了四姑娘山主峰附近的“天空之山”婆缪峰。在这片山城里，也许只有这直刺天空的尖峰，才能和四姑娘山主峰相提并论。外国登山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这片山域。这也一次又一次地敲打着四姑娘山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开始用全新的视角打量这片世代生活的山谷:靠山吃山的“吃”不是打猎物、采松茸、挖药材、放牦牛，而是利用四姑娘山的旅游资源，建立四姑娘山景区，

1987年美国山岳俱乐部再度尝试四姑娘山西南壁和东壁未登顶。1992年，日本广岛山岳会沿南壁转西南山脊登顶，这是四姑娘山主峰的第二次登顶纪录。1994年，美国著名登山家查利·福勒来到四姑娘山。他独自登顶了长坪沟里的骆驼西峰、骆驼东峰、双峰山等几座未登峰，用作热身训练。之后查利独自一人出发，从南壁独攀四姑娘山主峰，并在之前两次登顶路线之间，开辟了第三条新路线。三年后，他又重返这片美丽的山谷，登顶了骆驼峰附近的羊满台峰(海拔5666米)。查利是一名低调的登山家，他在川、滇、藏地区探索并首登了许多未登峰，却从未夸耀自己的成就。他多次流连于四姑娘山，并预言道:“对于登山者来说，这片地区将会非常热门，在海拔较低的山峰上，这里的高山路线充满着无限可能性，而且从成都出发很容易到达。”当时国际登山界似乎并不了解查利所谓的四姑娘山，对于中国登山界可能意味着什么。

国际登山者多次造访后，四姑娘山逐渐成为国内的旅游胜地。在当地原住民的多次努力下，1994年，四姑娘山与三亚青海湖、鸣沙山等共同成为第三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这座斯古拉山的两千年历史被新世纪的游客大潮冲淡。到了21世纪在游人的口口相传与媒体的报道中，四姑娘山的主峰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名字:幺妹峰。

2002年4月，英国著名登山家米克·福勒(Mick Fowler与前文查利·福勒并无血缘关系)与搭档保罗·拉姆斯登(PaulRamsden)久闻幺妹峰的盛名。他们来到四姑娘山幺妹峰脚下连续六天高强度攀登，早上吃饼干，中午吃糖果，晚上吃方便面，夜里站在绝壁上睡觉。二人用阿式攀登的风格从北壁登顶了幺妹峰，并开创了震惊国际登山界的“The Inside Line”(梦幻之路)路线。等再回到山下，两个人的体重在几天之内掉了19公斤。这次史诗级的攀登成就荣获了2002年度的金冰镐奖，幺妹峰和四姑娘山第一次闪耀在国际登山界的舞台。世界登山者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的高山也能孕育出金冰镐级的路线。

在四姑娘山闻名于世的时候，当地的原住民却浑然不知外界的变化。幺妹峰上演的几次精彩攀登，大多只流传在现代登山运动的领域。对于几千年来以打猎为生的当地藏民而言，那是另一个迴然不同的世界。当地的村民们绝不相信早已有人登顶了这座斯古拉神山。在他们心中，面前这座垂直高度达3000多米的傲然山峰，人类是无法攀登上去的，直到马一桦和曾山来到了这座山峰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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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攀登幺妹峰之前，马一桦和曾山各有过一次失败的四姑娘山攀登经历。早在五年前，曾山就和山鹰社的朋友大胡尝试过一次幺妹峰南壁，但两个人没怎么爬就撒下来了。马一桦的首次幺妹峰攀登经历有些离奇。他还在风雨雪户外俱乐部工作的时候，带了一队上海的登山者去爬四姑娘三峰。当时三峰鲜有国内攀登者问津，攀登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当地老乡认错了路，把他们领到了幺妹峰脚下。马一桦在所谓的“三峰”上领攀了200米，就败下阵来。

2002年，米克·福勒开辟幺妹峰北壁“The Inside Line”路线，轰动国际登山界。由于阿式攀登和技术攀登在国内刚刚起步，即便这次史诗级的攀登在中国本土上演，关注者也寥寥无几。时任《山野》杂志编辑的马德民，在新浪山野论坛上看到了幺妹峰北壁的登顶消息。他尽其所能地搜遍关于幺妹峰的攀登历史，然而“少得可怜的几段文字让我十分失望”。一年后马德民在2003年4月刊的《山野》杂志上，策划了“梦幻四姑娘”专题报道。这篇专题从四姑娘山登山资源、探险历史、登山路线分析、“The Inside Line”攀登报告、三峰攀登指南等儿个角度，全方位介绍四姑娘山的登山户外资源。四姑娘山正式走入了中国户外爱好者的视野。

在这篇专题的导语中，马德民如此写道:“收集本专题的过程是艰辛的。希望把至今已经登顶的四条路线逐个地详细介绍，然而却并没有做到。国内登山运动的资讯矛盾在此刻显得非常紧迫，山友希望去某个地方，而他却找不到任何一点介绍，这就是信息不对称。而同时，大多数山友都把目光集中在那么几座山峰上，登山在此刻变得程序化，也失去其探索未知和创造性的特点。

“中国有许许多多的5000~6000米级别的未登山峰，如果能够多侦察几座适合目前国内攀登技术水平的未登山峰，我们的登山运动会显现更加旺盛的活力，我们也有可能实现从'山峰资源大国’向'登山运动大国’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梦幻四姑娘》向你展示的并不是一个虚幻的国度，我们希望它为山友们打开的是一扇窗户。”

这年夏天，曾山和马一桦来到四姑娘山脚下侦察。在尝试攀登过程中，落石如瀑布般不停地冲刷下来，偶尔夹杂着冰箱大小的巨石滚落。“我靠，那落石，跟冰雹一样。”马一桦后来回忆道。他们临时更换了一条新路线，爬到了幺妹峰的山脊处这对搭档在冰洞里露宿一晚。第二天，所有的装备都被打湿，他们只好放弃攀登。

马一桦一心想找一座技术型的山峰，并以此为招牌，把它开发成刃脊探险的登山基地。看来幺妹峰并不合适。在开辟出新的山峰之前，刃脊探险暂时把雀儿山当作他们的招牌山峰。马一桦和曾山陆续在北京、四川两地巡回宣讲阿式攀登文化独行马的江湖名号和曾山的外国登山者身份，着实吸引了不少北京和四川的登山爱好者。

路过北京时，马一桦还去了怀柔登山基地看望了恩师朱发荣。在七大古都接受技术启蒙是他人生中最骄傲的一段经历马一桦跟人自报家门时，必提及长长一串的师承:师从中国登山协会原技术部部长王振华教练和中国地质大学体育系教授朱发荣老师。王振华离世后，马一桦只有朱发荣这一位恩师了几年前，朱发荣从中国地大离职，在王勇峰队长开的攀岩俱乐部任职，常住在怀柔登山基地里。曾几何时，马一和朱发荣像爷俩一样转遍了京郊的岩壁与冰瀑。年迈已高的朱老师给人的感觉总像是停留在五六十岁，精神矍铄。回到成都后，马一桦对朋友说，等干两年，公司有点起色，赚到钱了，就把朱老师接到成都享福。这也成了马一桦努力壮大刃脊探险的动力之一。

马一桦把刃脊探险当作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去经营，胜于一切。“十一”国庆期间，刃脊探险隆重组织了雀儿山的登山活动，并主打阿式攀登风格。创业以来，公司的效益都很一般，马一桦期盼着这次活动能回点本。距登山活动还有三天的时候，马一桦的得力干将王平突然提出离职。王平说，他要帮朋友去带三奥雪山的登山活动。

当年马一桦离开三奥雪山后，奥索卡并没有放弃黑水县登山基地的建设。奥索卡随后邀请中登协培训部的马欣祥、次落孙斌等人，继续考察黑水县，但没有什么结果。最后，奥索卡找到四川登协，三度考察黑水，碰巧赶上非典，考察几乎无法开展。奥索卡后来于脆放弃了登山基地的建设。黑水县村民看到几拨人马来来回回地考察，索性自己在家门口组织登山活动王平利用三奥雪山的这段空窗期，与六名当地小伙子组成了一支登山队，如今他已是三奥雪山协作队的队长--苏拉王平,王平心思活络，他预见到了2003年“十一”假期，将是三奥雪山有史以来第一拨登山高潮。

马一桦自然看穿了王平的小心思。“我这边的活动一直在招人，在做准备工作，28号跟我说要离开，这就有给我下套的意思了。”马一桦说。或许半年前的电脑城事件，也让王平心存不满。那一次，马一桦带着王平等几名黑水青年，去成都电脑城维修电脑。双方不知怎的吵了起来。卖电脑的并非善类，叫来一帮地痞围殴三人。马一桦一不留神，左脸被对方豁了个口子，“嘴巴相当于变大了”。在混乱中，王平被人暗中用改锥扎了一刀，倒在了血泊中。后来，对方赔付了一万多块钱。王平一直想要这笔赔款。马一桦只给了他一少部分，大部分都支付了住院费和医疗费。那段时期，马一桦脑袋上打了绷带，还做了医美修复。王平的身上却留下了伤疤，这伤疤或许也留在了王平的心里。

面对王平的突然离职，马一桦并没有马上点破，而是淡淡地说，你走吧，如果你心不在这的话，留下来也没意思。马一桦还格外叮嘱王平，以他现在的技术和经验，千万别碰雀儿山这样带冰川的山峰，否则容易出事。王平唯唯称是。

马一桦只好临时把妻子叫过来帮忙。谢红没有太多带队登的经验，但攀冰冠军的名头多少也有些分量。她从北京赶到成都，再坐车来到甘孜县城，安顿下来。在给家里报平安时，她才得知父亲刚刚检查出来了癌症。夫妻二人突闻噩耗，的兴致全无，“当时的心情已经觉得完蛋了”。

先是王平突然离开，又是岳父查出癌症，马一桦犹豫着是否还要继续登山活动。最后，他还是决定要上山。刃脊探险的招牌就是他的命。在山上，谢红一边强颜欢笑，一边教客户操作技术。在雀儿山的最后一个营地，大队伍遭遇了暴雪，帐篷都被掩埋住。登山队冲顶失败。这也是马一桦在刃脊探险期间，唯一一次失败的商业登山活动。

下山以后，谢红立即赶回家看望父亲。马一桦放心不下刚创业的公司，没有跟着妻子一起回家。在之后的三个月里，谢红放弃了工作，试遍西医和中医，为父亲四处奔波，他都没有陪在妻子的身边。等他再见到谢红的时候，妻子已然变得十分憔悴了。半年后，谢红的父亲离世了。夫妻二人之间的感情也产生了一道微妙的裂痕。

王平离开刃脊探险后，认真经营着自己的团队。由于缺乏足够丰富的登山向导经验，他的这支队伍只能叫“协作队”:只提供协作服务，带人爬一些难度不大的雪山。“由于是刚刚组织的队伍，很多山友对我们的能力表示怀疑，我们的客源非常少每次做活动都会亏很多钱,”王平回忆道，“第一次组织活动时心理压力非常大。要考虑所有队员的安全，还要担心刚刚培训出来的协作。”为了给这支协作队背书，王平在网上宣传时提到师从美国登山者曾山，却闭口不提另一位老师。马一看到后便跟曾山说，如果万一出了什么事，还是撇清比较好。曾山严肃地发了声明，拒绝承认收过这个学生。

在2000年初，并不是所有登山爱好者都能像马一、曹峻孙斌这样幸运地接触到登山技术的培训渠道。许多像王平这样早期的民间登山者渴望攀上高山，或是在攀登的世界中寻找生存手段。他们热情高涨，同时技术粗犷，装备奇缺。民间登山者阿尔曼(饶瑾)还记得，2003年他和搭档登雪宝顶时，遇到另一拨民间队伍。其中一名队员由于买不到防紫外线的高山镜，索性戴着一副游泳镜攀登，显得有些可笑又无奈。

对于民间登山者而言，他们的主要矛盾是强烈的登热情与落后的攀登条件。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看到的是日益增长的登山群体与粗放的管理手段。由于一年前轰动全社会的北大山鹰社希夏邦马西峰山难，国家体育总局开始重视民间登山运动。2003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国内登山管理办法》，同时严格执行每支队伍“配备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登山教练员或高山向导，一名登山教练或高山向导最多带领四名队员的政策。从此，学生登山社团的活动变得更加安全、保守，但也彻底失去了自主性与独立性。“这一规定标志着曾具备自由登山性质的大学登山队名存实亡。”严冬冬后来犀利地点评道。

同样在2003年，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高山向导应运而生:投入5月的珠峰“战场”上。他们专为中国的喜马拉雅式登山团队服务，帮助中国成为现代喜马拉雅式的登山大国。然而，一个良性的登山氛围与登山文化，还应该包容丰富而多元的攀登风格。

2003年10月，中登协在四川贡嘎山域的雅家梗地区，开办了中国第一期高山向导培训班。马欣祥任总指挥，法国高山向导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 Boloyan)为主教练，孙斌、次落做助教。培训班的报名费高达7000元，相当于当时四川人半年多的工资。与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官方举办的历届登山课程不同，这期培训班旨在培养纯正阿尔卑斯式风格的高山向导。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由于教学内容太过于超前，绝大多数学员的登山技术和向导经验都不够丰富。据马一桦回忆，当时一下子来了十多个人，其中有七八个都是他以前培训过的学员，或是跟他登过山的客户。

即便是马一桦，在这期培训班里也受益匪浅。朱发荣和王振华的登山技术体系沿自苏联，“他们当时(冰爪)前齿技术用得很少。在雪上面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冰镐很长，在地上哗地砍个雪槽，脚踩进去这样子。所以技术还是有一些断代的东西”。简单来讲，就是没有太多技术性。马一只是从中朱、王二老那里获得了简单的技术启蒙，再加上后天的训练实践，以及与曾山的多次合作，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攀爬风格。当然，他还从老一辈登山人那里继承了“极能抗造”的坚韧意志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手指和脚趾。马一桦在雪山上出没时，常被曾山、康华、曹峻、陈骏池等同辈登山者视为皮糙肉厚的“大黑熊”。在这期高山向导培训班里，马一桦学到了最先进的踢冰、打镐、结组等技术。后来马一在双桥沟开办攀冰培训班时，将学到的技术应用在培训中，在冰壁上一个人托着四名学员高效教学。

临近培训结束，包括马一桦在内的每一名学员，都非常渴望得到培训班顺利毕业的证明--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高山向导证书。在马一桦看来，国字头的高山向导证书既是他个人实力的证明，也是为刃脊探险公司背书的法宝。“在这么一个政策下面，我能够拿一个高山向导证，证明我公司的实力，或者我要避免人家说我公司没有实力。我肯定还是需要拿的。”马一桦说。然而，他没有顺利通过最终的考核。

在助教孙斌看来，虽然马一桦经验老到，但由于年龄偏大体能有些不过关。“一个好的向导，首先最基础的是体能是OK的，你技术和经验再丰富，你人走不上去有什么用?”孙斌说，“所以当时马一桦很不满意，非常不爽，然后挑战。我们坚决没有给他发。”马一桦将此归结为中登协不爽他在班上拉帮结派，以及之前中登协打压的后果。他后来无不讥讽地点评道:“11月参加登山向导从业人员培训，经验最丰富的学员未能获得相应资格。”由于当时中国的登山群体有限，高山向导的理念也有些超前，国字头的高山向导证书没有再颁发过，直到十五年后才恢复第二期高山向导培训班。当年马一嘴上表达着不满，但没能到手的高山向导证书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马一桦和曾山不登山的时候，就出发寻找、探索川西的群山。他们一心想找几座适合培训的山峰。2004年的元旦，他们来到了阿坝州理县的毕棚沟。理县的毕棚沟与小金县四姑娘山的长坪沟只有一山之隔。徒步者只要走向长坪沟深处，先后经过幺妹峰、婆缪峰、骆驼峰，再翻过垭口，一路徒步到底，就从小金县来到了理县的毕棚沟。如果游客从成都出发，沿着317国道行驶三四个小时，就能来到毕棚沟景区的门口。

前不久，毕棚沟旅游公司刚把门口的公路修好，但路上都是山腰上砸下来的落石。马一桦和曾山开着车，走走停停。每遇到巨石堵在路中央，他们就停下车，把石头绑在绳子上，用车挪开。他们终于开到了毕棚沟。马一桦依稀观察到毕棚沟峡谷之上有冰川，冰川后有个隆起的雪包。他跟曾山商量着，难道上面还有座带冰川的山峰?两个人对着地图一点一点地分析，最后认定冰川上有一座海拔5400多米的山峰。这座秘境中的未登峰不仅符合刃脊探险的培训要求，有冰川、有雪坡、有风景，而且公路刚修好，交通极为方便。“哇，一下子高兴死了。”马一桦说。有了这座山峰，刃脊探险可能就要活过来了。

在这个冬季的最后几天，马一桦和曾山再度来到毕棚沟，准备与毕棚沟旅游公司谈合作。一路上大雪纷飞，他们的车子被雪埋在半路上。他们窝在车里，在结满冰霜的车内将就睡了一晚。第二天，太阳出来，冰雪融化，马一和曾山推着车往前走。他们再度来到毕棚沟旅游公司。这时毕棚沟已经作为景点开放，但没有任何知名度，冰天雪地里也没有游客。二人找到公司经理谈合作，经理看到狼狈的马一桦和曾山，以为他们是骗子，只想骗两张旅游门票。

马一桦哭笑不得地对经理说，我不会要你们免门票，我们只会给你们带来门票。马一桦说的没错。几年后，毕棚沟景区因这座山峰而远近闻名，这座山峰也因刃脊探险而声名鹊起。

11

王大、王二和刘喜男从白马雪山出来时，非典正肆虐中国西南地区。只有大理依旧像是个世外桃源，人们无忧无虑地在城里纵情狂欢。三蓬来到这座古城。“那是一次迷幻的旅行。王大每每提起这个故事时，嘴角都荡漾起坏笑。

90年代末，世界各地的嬉皮士纷纷涌人云南的大理与丽江，发现种植大麻竟是云南少数民族数千年来的传统。他们又惊又喜，似乎发现了合法的宝藏。云南本土的汉麻(也称火麻)不同于毒品大麻，而是云南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苍山脚下，到处都种满了麻叶。到了丰收的季节，大理的街头随处可见兜售大麻的小贩。嬉皮士们买来麻叶，用小锅烘干，卷起来吸食。2003年3月，云南省公安厅制定了《云南省工业用大麻管理暂行规定》，准许部分工业用大麻在合法的前提下生产。“由于云南人嗑食麻籽的习惯，遗落的种子，使得每年的野生大麻屡禁难绝,”《南方周末》的一则报道写道，“在昆明，有媒体报道，野生大麻甚至长到了郊区法庭旁的田边空地上，数量高达三四百株。”

在美国的优胜美地，大麻、流浪与性爱共同组成了美国攀岩文化中最迷幻的一部分。无论是优胜美地的流浪攀登者，还是在阳朔和大理享受飘飘然感觉的老岩棍们，他们都很享受攀岩与叶子的完美结合。

“当有些时候，你在逼近自己极限时，会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你可能已经忘掉你的动作、你的高度。眼前只有你的手指和岩壁上一两个岩点。呼吸你都会忘掉。这个时候往往是你发挥最好的时候，也是最享受的时候,”王大总结道，“你知道叶子会有一定麻痹作用。它会让你的肌肉--你知道爬的时候，脚尖、手指有时会很痛的，特别是像胀手这样的动作--忽略掉这种疼痛的感觉。”

刘喜男等人十分克制地使用自然赐予他们的享乐工具，但他们也目睹过很多一起混的朋友，太过沉迷，“整个人就松驰了”

大理不仅有叶子，有酒，还有朋友。三蓬赶到大理的时候，昆明的一帮朋友也陆续赶来。他们云集在大理酒吧街上的太白楼，给酒吧老板段王爷庆生。这帮精力充沛的小青年们都喝多了，在二楼胡闹起来。王二起着哄，聚会进入到互相抹蛋糕的环节。王大不喜欢这种吵闹的环境，一个人下楼独酌。不一会儿，二楼就冲下几个朋友，互相追打嬉戏，再跑到楼外。刘喜男最后一个冲下楼。他的长发上沾满了蛋糕和奶油，手持着两块大蛋糕追出去了。据王大后来回忆，刘喜男跑出门后，看到酒吧对面坐着两个姑娘，误以为是自己人，就拿着蛋糕抹到对方脸上。哪知这两个姑娘身边，还有几十名摩拳擦掌的高中小混混。

王大正喝着酒，就听外面吵吵嚷嚷。他走出太白楼，看到街对面二三十名小年轻正围堵刘喜男。刘喜男被打得头破血流，王大眼看兄弟要吃亏，借着酒劲“杀”了过去。王大一猛子撂翻好几个人，再一脚踹开对面酒吧的大门，把刘喜男拉进来。两个人在酒吧里面把大门顶住。王大这时有点清醒了，赶紧对酒吧老板喊，快报警。大门瞬间被撞开。外面的人一下子涌进来，认准大蓬头就是一顿打。王大和刘喜男扔酒瓶子还击。双方战作一团，几乎把街边的酒吧全部砸毁。

王大和刘喜男终究是寡不敌众，被打得浑身是血。他们冲出重围。后面的人边追边打。王大和刘喜男跑了一整条街，终于遇到了王二等人。众人赶紧把刘喜男送往医院。其中一哥们老向(向立敬)眼见没参与战斗，略有些遗憾，便与王大又重新杀了回去。王大回到酒吧街，认准其中一人，揪住一通猛打，这时，警察也来了。王大和老向被关了一晚上才放出来。

“2003年大理那会儿和以前不一样了，那会儿当地小孩也出来混了,”王二回忆当年，依旧愤慨,“我靠，我们家门口你这么放肆，那能行?”

这段嬉皮时光中最精彩恣意的经历，在当下却深刻地影响着刘喜男。这次街战过后，刘喜男性格大变，严肃很多，性格也变得更忧郁了，很快就试图找工作。在朋友们的观察中，一直以来，刘喜男的内心都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打开自我之后，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不停地尝试新鲜的事物，努力融人“混子”和“鸟人”的生活，自由自在。同时，他也被现实拉扯住，没有像王大、王二一样无拘无束地飘来飘去。他一直在攒钱。或许他一直都有种危机感，避免成为真正的混子。“我实在不行了，我回我爸妈那蹭顿饭还是可以的，蹭个地儿、蹭个床肯定是没问题的,”王大说，“我感觉当时的状态下，还不是足够独立、没有后顾之忧的状态。王二也是有稳定的家庭。”但刘喜男不一样。他少年丧母，平时也不怎么与家人联络。28岁时，他把长春的房子卖掉、离开家乡之后，便无路可退了。他品尝过了自由的美好，再也不想回到那种沉闷的生活状态中，刘喜男开始严肃地制订起攀登目标。他计划和王大、王二，挑战长达320米的昆明西山大岩壁路线。大岩壁登涵盖了耐力、操作、体能、风险、装备、技术等综合因素，是许多攀岩者追求的终极攀登形式之一。攀岩初学者往往会从运动攀起步，或是在攀岩馆里的人工岩壁训练，或是在野外的自然岩壁实践。等到技术纯熟、经验丰富的时候，一部分攀岩者还会精益求精，尝试更有冒险风格的传统攀。传统攀岩者不在岩壁上打膨胀螺栓，而是运用机械塞、岩塞等技术装备做保护，利用岩壁的自然特征与个人的攀岩技巧，不留痕迹地攀爬。这种攀岩形式风险更高，但在一些人看来更接近攀岩的原始形态。

在中国，经验丰富的传统攀岩者，会继续挑战更具探险精神的高山岩石路线(Alpine Rock)，如婆缪峰。登山与攀岩两种运动在这里相遇了。也有一些人选择在大岩壁上追逐攀岩的极致:连续数日在几百米高的垂直岩壁上攀爬，有时甚至重装拖拽数百公斤的补给物资。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就是全球著名的大岩壁胜地。在优胜美地的酋长岩和半穹顶上，已开辟了数十条经典的大岩壁攀登路线，让中国攀岩者心生向往。当中国第一代攀岩者成长为传统攀岩者不久之后，第一次大岩壁登也就应运而生了。

2003年5月28日，刘喜男、王大、王二计划用三天时间完成昆明西山大岩壁的攀登。三蓬平时虽是嘻嘻哈哈、没个正形的无业青年，但他们也是中国大岩壁攀登的先驱者。攀登开始后这条路线的难度远超乎三人的想象。他们准备好了在山上煮面煮咖啡，没承想攀爬过程中，套锅掉下了悬崖。三兄弟只好吃着巧克力和面包充饥。他们一直爬，爬到日落西山。

第二天晚上8点多，在西山美人峰脚下，昆明武警第十黄金支队的家属抬头一望，只见绝壁中央有几个明晃晃的头灯在闪耀，于是赶紧报警。西山公安分局碧鸡派出所、消防特勤一中队立即出警，赶到山脚下。刘喜男等人根本没想到这次攀登，竟然惊动了山脚下众多人围观--尽管他们压根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这时，三个人已经爬到170米高的地方了。等他们实在没吃的了，决定趁着天黑前下撤。晚上8点45分，刘喜男、王大、王二安全撤回到地面，无奈地跟着民警回派出所登记。中国第一次大岩壁攀登尝试，就这样在一场乌龙救援中结束了。

到了夏天，刘喜男找到了份正经的工作，在大连圣亚极限登山攀岩攀冰俱乐部任攀岩教练。这家俱乐部年初刚刚成立，与著名的圣亚海洋公园，同为大连圣亚集团的子公司。“2003年中国搜狐珠峰登山队”的大连队员大刘(刘福勇)成为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刘刚组建好俱乐部，急需一名攀岩高手管理俱乐部的攀岩馆。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刘喜男，并邀请他来俱乐部的攀岩馆工作。刘喜男又从中国的西南角搬到了东北地区。

新开的攀岩馆着实吸引了不少新人体验。刘喜男平时就在岩馆里教初学者攀岩，给他们打一打保护，每个月工资3000元他是攀岩馆里唯一的教练。“他这人脾气比较倔。其实我也倔。我们俩有时候也吵架。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人。”大刘说。虽然老板为人豪爽，请假时还会照顾他，但这种上班生活--白天要上班打卡，出去攀岩要请假，出差还要写假条--早就不适合这个嬉皮士了。有一天，刘喜男和大刘按照公司制度要求，都穿上西装上班。集团领导看到后，也觉得他们俩在岩馆里穿西服实在太别扭，批准他们成为圣亚集团里为数不多的不穿制服上班的两个人。

十一”期间，红塔集团在哈巴雪山组织了规模盛大的登山大会。大刘的俱乐部分到两个登山大会的名额。刘喜男代表俱乐部参加。他竟在山上巧遇了那两个好兄弟，临时来山上做登山协作的王大和王二。哥仨才阔别几个月，又在山上相聚了，当天晚上，三个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大本营喝得晕头转向，不知是高反还是醉态，最后一起登顶了哈巴雪山。这还是刘喜男第一次登顶一座雪山，虽然只是一座入门的雪山。

刘喜男在大连的日子大多是枯燥的。他很少有能聊得来的朋友，只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的工作。他在无聊的时候，就在路边耍一耍花棍。就连大刘也觉得，像他和刘喜男这种在公司里没有目标的生活状态，长时间被人养着，实在没有什么尊严。刘喜男需要一个目标，来支撑这种漫无目的的生活。

来到大连圣亚的第二年春天，刘喜男策划了华山西峰(莲花峰)的大岩壁攀登。他和阳朔的朋友一起搭档尝试这条600多米长的大岩壁路线。当时的中国攀岩者，还没有人爬过如此宏大的大岩壁攀登路线。陕西卫视的《勇者先行》节目组一路跟拍。二人从海拔2086米高的华山西峰顶，一段接一段地从悬崖上降下来，考察每一段线路的难点。晚上，二人就挂在悬崖上休息。到了夜里，“此起彼伏的风声，像是无数鬼魂哀号，令人毛骨悚然，恐怖的声音让他们联想到可能在晚上发生的重重危险”。他们在华山绝壁上熬过了两天一夜，决定这次还是先以考察为主。华山西峰的这条大岩壁路线，便成了刘喜男未来几年的夙愿。

回到大连后，刘喜男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出去攀岩和开线。攀岩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只是每次从外地回来后，他都要走一遍烦琐的报销程序。6月，刘喜男从广东英德开线归来，整理了不少麻烦的票据报销，而且这次费用又超过了公司的预算。工作的束缚感与往日的闲散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几个月后，刘喜男跟大刘提出辞职。他又过回了一路流浪、一路攀登的生活。

12

刃脊探险的队伍日渐壮大，在短短半年之内就吸纳了数名有热情的登山者:多次参加活动的四川电子科大研究生陈力曾在黑水接受培训的藏族青年泽郎头，时常帮忙出力的北京户外爱好者姚振，操着一口浓重福建口音的厦门大学登山队队员阿苏(苏荣钦)。他们成了马一手下的得力干将。

马一桦极其严格地要求每一名员工的操作规范。他自认情商并不高。在给这些新成员做培训时，他的表情十分严肃。只要发现员工技术上犯错，他总会严厉呵斥。每个人都不敢还嘴。“有时候你会觉得他脾气不太好，在一些后果很严重的事情上，你绝对印象很深,”陈力说,“骂人还挺有技巧的。咋说呢，反正挺不舒服的。还有点刻薄。”

在制定公司的行为规范时，马一桦延续着在人民大会堂时的严谨态度。他要求员工把日常的工作事务写进自制的表格里一项项地完成后，再一一打钩。他要努力打造一支全方位精良的登山向导团队。在刃脊探险之前，中国没有一家商业登山探险公司的经验可供他参考。就好像同一时期的中国创业者和企业家，马一桦只能大胆地摸索、试错。但在他心中，唯有一条万万不能逾越的红线:在登山探险领域，千万不能出安全事故，他想起之前在人民大会堂工作时，一名员工在中南海游泳时溺水身亡，家属来单位吵闹的可怕后果。这一切都让马一更加谨慎，甚至谈“事故”色变。

五一期间，刃脊探险组织了“毕棚沟5430米未登峰”的登山活动。马一桦本以为未登峰的新概念会吸引更多登山客户早在一个月前，他就在《山野》杂志上打出了广告，并强调这将会是一次“首登”。在曾山和阿苏去考察攀登线路的同一时期，马一桦特意留守在成都，等着源源不断的客户打电话来咨询。没想到最后只有一个人报名，还是他的老朋友、旗云探险公司的合伙人孙平。

在当年，未登峰并不是一个足够吸引人的概念。参加商业登山活动的客户们不想要未知与冒险，一心只想着登顶。在这种环境下，刃脊探险的未登峰活动反倒自揭其短。“大家觉得我们搞未登峰，你们怎么有能力上得去。”马一桦说。只招来一名客户，他们也要爬。一行人临出发前，曾山还在四川大学门口捡了一名外国人。五名教练和两名客户来到这座未登峰脚下马一桦先独自上了趟冰川。他在冰川上发现了多条冰川路线这意味着这座未登峰上还能开发出多条不同难度的路线。马一桦从冰川上回到营地后，笑着对大家说，我们的明天将是很多“第一次的开端。

最终，他们顺利完成了这座未登峰的首登。顶峰四周，群峰林立。放眼望去，几乎每一座山峰都是未登峰。东北方向是隐秘的大黄峰，再回头便是幺妹峰鲜为人知的东北壁，它从山谷中拨地而起，傲视群峰。曾山兴奋地说，只要随便指点，我们就有了十个攀登目标。

在下山的路上，马一桦根据顶峰的形态，给这座未登峰起了个名字，半脊峰。“起名半脊的另一个私心是与刃脊有关，希望人们在攀登它的时候，同时想到刃脊。”马一桦写道。他们还根据冰川路线的难度，开发出了从难到易的四条攀登路线。刃脊探险在夏天与“十一”期间又组织了两次半脊峰攀登活动,这座山峰逐渐成为中国商业登山客户争相尝试的热门山峰。

有了半脊峰之后，刃脊探险的其他业务也焕发出生机2004年春天，刃脊探险终于在成都拥有了自己的岩馆。马一与四川冠军之夜健身房谈好合作，在四川省政协大楼里的健身房中，建造一家攀岩馆。5月底，岩馆建成，冠军之夜刃脊攀岩馆正式开放。马一桦把公司搬到了府南河河畔，河对岸就是攀岩馆。岩馆门口常年停泊着一艘7层楼高的“万里号”巨轮。这座白色的庞然大物早已荒废，化作了成都的一处地标。

马一桦最初设想的登山培训四部曲，如今室内攀岩的岩馆已经开放，双桥沟的攀冰培训愈加成熟，最新开发出来的半脊峰也成了刃脊专属的登山培训基地。四部曲的最后一环，野外自然岩壁也已落成了。马一桦刚来成都时，辗转郊区的龙泉驿彭州、青城山等地，苦苦寻找一处类似于京郊白河的岩场。在朋友的介绍下，马一桦听说大邑县有一处地方号称“石林”。他多次开着越野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探寻。最终在大邑县鹤鸣山里，他选中了一片长100米、高30米、砾岩与石灰岩结合的岩壁。他在岩壁下的竹林中盖了一栋房子。马一与大邑县谈好合作后，县里又为这处未来的攀岩场修通了公路。刃脊探险团队清理好岩壁，着手开发岩场。在之后的几十年岁月里，鹤鸣山成为成都地区规模最大的野外攀岩场。

完成了岩馆、攀岩、攀冰、登山的最初规划后，刃脊探险的收入仍不算理想，但照比一年前已大为改观。马一桦和谢红终于有机会喘口气，申请了加拿大的旅游签证。父亲离世后谢红一直想移民到加拿大。马一桦却放心不下手头的事业。在加拿大游玩的时候，他还关注着当地的户外产业，考察了加拿大的登山小屋、营地、山峰和户外店。再联想到粗糙的中国户外产业，马一桦颇为感慨。受加拿大登山小屋的启发，他决心回去之后，要把大邑岩场改造成户外氛围浓厚的攀岩营地。-个月后，马一桦从加拿大飞回国。他刚落地成都，发现刃脊探险早悙酿蕴隔已囈睬柽禀蟆檾噜愧套了。

在马一桦出国这期间，阿苏带着攀岩爱好者们去鹤鸣山的岩壁攀岩。这名年轻爱玩的小伙子在攀岩时，不小心从岩壁上摔下来了，被送进了医院。听说岩场那边出了事故，马一吓坏了。

“我当时一回来，我操，我说攀岩馆那边开着，这边人到医院躺着。把我吓一跳,”马一桦说,“公司就怕出这种事，尤其是我们这种公司。”

公司亏损、登山失利、员工离职这些都难不倒马一桦。他唯独害怕在户外活动中员工出事故。事故会直接导致他前半生的这场豪赌满盘皆输。所幸阿苏只是骨折，这场小事故也就在公司内部消化掉了。

这年夏天，家喻户晓的登山者陈骏池路过成都，来到刃脊探险做客。在1999年的慕士塔格峰攀登之后，两位老友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陈骏池成了资深的商业登山客户，而马一桦则成了民间登山的开拓者。如今，在某个交叉路口，这两条路又汇集到一起了。

两位老朋友在聊到“蜀山之后”幺妹峰时，不免心有戚戚。在陈骏池的过往登山经历中，大多是作为客户登顶的，他还想体验一次非商业性的技术型攀登。马一桦需要一次有影响力的登山活动，继续扩大刃脊探险的声誉。幺妹峰恰好可以同时满足他们的诉求。陈骏池说，我可以拉到赞助，钱不是问题，保险起见我们可以全程拉路线绳。两位老友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挑战幺妹峰。

马一桦找来他熟悉的队员:曾经一起攀登过宁金抗沙峰的陈泽纲(阿纲)，贾贵庭(小贾)。陈骏池找来了时任深圳登协副会长的曹峻。这支队伍的阵容越来越大。等到了秋天，马一桦建了个方便内部沟通的论坛。队员们传言道，听说还有一名西藏队员要赶来参加队伍。

所谓的“西藏队员”其实是北京人康华。两年前，康华辞掉了银行软件开发的工作，前往西藏登山学校任教，教授学员攀岩和汉语。在西藏的时候，康华在拉萨周边的自然岩壁上开辟了许多攀岩路线。作为登山学校的教练，康华还带着西藏学员攀登了西藏的念青唐古拉峰、章子峰、宁金抗沙峰、启孜峰唐拉昂曲峰等雪山。然而这些都是国家登山队攀登过的传统山峰，康华也想尝试技术含量更高的幺妹峰。

曾山告诉马一桦，他的一位美国朋友、户外摄影师博天(Tim Boelter)还会作为随队摄影师参加。2003年马一桦和曾山初次尝试幺妹峰的时候，博天就作为摄影师全程参与。他想拍摄一部他们攀登幺妹峰的纪录片。

这八名来自天南海北的队员组成了一支颇有社会影响力的精英队伍，向这座当地人认为“无法攀登”的山峰发起了冲击。

13

'十一”的半脊峰活动结束后，马一桦和曾山便准备起幺妹峰登山活动的后勤物资。陈骏池果然拉到了赞助。赞助商是“思念食品”。这十来名队员组成了“中国思念登山队”。陈骏池还带来了一个令马一桦分外矛盾的消息:思念食品想要一份新闻通稿，在这份通稿里，登山队的主办单位是刚成立半年的深圳登协，总队长是曹峻，攀登队长是陈骏池。

曾山知道后，极力反对。这原本是刃脊探险自己的活动现在他们失去了主导权。最让曾山无法接受的是，他们原本畅想的是阿式攀登幺妹峰，转眼间变成了喜马拉雅风格的围攻。曾山拒绝接受这个安排，并坚持和马一桦两个人去阿式攀登幺妹峰。对他来说，攀登风格比登顶更重要。至于赞助商，不要也罢，阿式攀登本来也用不了多少钱。马一桦也有过这样的犹豫，但这名40多岁的中年人成长在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直白地说，马一桦不好意思开那个口，“队员们已经开始相互联系了，我们突然退出，这些朋友以后也不好做了”。

在曾山的坚持下，马一桦还是给老朋友打了个电话，要求把刃脊探险作为承办单位一同写进新闻通稿，还要求刃脊探险的两位创始人，拥有和队长、攀登队长同等的话语权和指挥权陈骏池同意了。同时，马一桦也劝说曾山退了一步:“我们要想扩大公司声誉，也需要有一次有影响的攀登行为，如果我们自己攀登有可能把家底掏空，而后期的好处并不能马上看到。这次攀登活动有赞助就是好事，对于我们来说是借鸡下蛋，我们需要利用这种借鸡下蛋才能完成我们更多的攀登山峰的梦想。

双方队员终于合并成一路人，乘坐着刃脊探险破旧的金杯面包车，来到四姑娘山日隆镇。中国思念登山队正式登幺妹峰。保守起见，这支队伍决定沿用同志社大学山岳会1981年首登的路线，用大规模围攻的战术攀登幺妹峰。光是雇佣背夫和采购物资的费用就耗费了七万元，这相当于马一桦未来三年的工资。马一桦还找工厂定制了抗风性能超强的大帐篷用作大本营。休整期间，众人坐在大本营里打着扑克，谈笑风生。康华从西藏带来糌粑吃。小贾为人幽默，活跃着气氛，取笑马一桦的“刃脊”像是“刀背”公司。在朋友们看来，老马啰啰唆的说话风格倒也是个笑料。曾山偶尔搞个怪、开玩笑，仿佛之前的摩擦未曾发生过。

在这支临时组成的登山队里，队员们个个都是登山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技术最精湛、经验最丰富的当属曾山。曹峻登山的年头比马一桦要早，而马一桦一年要爬五六次山，论经验反倒更丰富。康华经过白河攀岩和西藏登山的双重历练后，经验和技术都增长不少。陈骏池和阿纲一直以来都是商业登山客户，但也积攒了几座8000米极高峰的攀登经验。小贾的高海拔经验相对较少，却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传统攀岩者。在这次自主攀登中，没有向导和客户之分，每个人在营地间上上下下，要么负责修路，要么负责运输。几日运输过后，队员终于把二号营地架在悬崖的边缘。营地的帐篷在狂风中招招欲坠。

再往上，就是幺妹峰的技术路线了。曾山率领先锋队在前方开路、铺设路绳。他们还遇到了二十多年前日本队留下的冰锥。其间，曾山等人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雪崩。等这支先锋队来到了当年日本登山队曾遇到的著名难点“珍珠项链”时，攀登也到了关键时刻。这时，他们突然发现，队伍采购的国产绳子完全不能用:绳皮是用透明胶粘连的，绳芯是用几股短绳打结连接的。一旦在攀登过程中发生冲坠，这种绳子完全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

马一桦立即打电话给山下的朋友。或许是为了节省电量，马一桦只说了三个字:“要绳子。”朋友接到电话后，立即从北京旗云探险订购了一条进口登山绳。据说，“要绳子”还惊动了联邦快递的高层。早上10点旗云探险一开门，有人立马把绳子运到首都机场，飞机马上起飞。这趟航班在成都落地后，有专人在机场接到绳子，赶紧开往四姑娘山。半夜2点，绳子运到日隆镇后，刃脊探险的员工姚振等人，马不停蹄地把物资押运到幺妹峰大本营。在物流行业并不发达的2004年，仅仅在48小时之内，这捆至关重要的绳子就从北京空降到了川西幺妹峰的山脊上，队员们将此戏称为“检验了中国的物流产业”

有了绳子之后，曾山继续在前方攻克珍珠项链。珍珠项链是山脊上一排此起彼伏的链珠状雪檐。1981年同志社大学的登山队员借用“四姑娘”的意象，把这处地形美化为姑娘脖颈上的“珍珠项链”，实则异常凶险。有的雪檐是5米高的仰角，有的雪檐下是岩石;有的雪檐被狂风侵蚀，中间充满了空气，一旦踩裂，连人带雪会从千米高空坠落，以高速列车般的速度砸向大地。曾山以每天领攀200米的速度，小心翼翼地铺设好路绳，曹峻、陈骏池、康华三人轮流帮曾山打保护。珍珠项链终于打通了，一场暴风雪却伺机而来。队员们停止攀登，下到一号营地休息。队员小贾身体有恙，临时退出了。总队长曹峻接到妻子打来的一通电话。妻子对曹峻说，你的儿子曹山会笑了曹峻想起三个月大的儿子，毅然决然地从四川赶回广州。

队员们在营地等了三天，打了三天牌，还把随队记者李兰带来的几本书都翻遍了。三天后，山上的风暴不见减弱。大家商议着是否要撤退。曾山艺高人胆大，而马一桦的意志力最强也最能耗。只有他们俩不肯就此放弃。机不可失，况且他们已经把公司里最好的装备都留在了山上。马一桦和曾山在暴风和极寒中钻出帐篷。博天和阿纲跟在后面没多久就撒回去了。曾山疯了似的一路往上爬，很快就把马一桦甩在后面。就在曾山以为老马要掉队的时候，他的搭档又慢吞吞地跟上来了。马一桦的脚早就冻麻了，渐渐失去了知觉。曾山每次冲得飞快，把他甩到不知哪里去了的时候，他又慢悠悠地出现在曾山的视野中。几轮下来，连曾山都不得不敬佩，“老马是一只熊，如果换成其他人，肯定早就下撤了”。曾山到达二号营地后，等了四个小时，直到天都黑了，马一桦才缓缓爬上来。这一天苦熬下来，两个人的双脚都已冻伤。等曾山下山后，医生告诉他，他的双脚严重到需要植皮。

11月17日这天，连续多日的风暴骤然减弱。上午9点半，马一桦和曾山继续从二号营地出发，冲向么妹顶峰。与此同时，美国摄影师博天也跟了上来。陈骏池、康华与陈泽纲也开始从山下爬向二号营地，准备在次日冲顶。曾山和马一桦交替领攀，爬到珍珠项链处，二人接连踩垮两处“珍珠”雪檐。幸好雪下面都是石头。马一桦一脚踩空后，直接跪在石头上。如果下面是空的，他或许就会直接掉下千米的悬崖。他有些害怕，萌生了退意。这就像是俄罗斯轮盘赌，谁知道下一步是生是死。换成曾山领攀。曾山刚爬了5米，又踩爆一处雪檐。马一桦对曾山说，太危险了，哪怕我们再往下一点，也不要再走在雪檐上了。两个人继续往上冲，又经过了两处仅不到半米宽的刃脊，两侧都是千米绝壁。山脊上的积雪堆得很厚，没过了他们的胸口，马一桦和曾山在软雪中游泳似的手脚并用往上爬。两人相隔60米远，保护绳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曾山不停地干咳-后来他在高海拔犯咳嗽的症状再也没好过。游着游着，曾山在上方举着冰镐喊道，我登顶了。

下午5点，曾山和马一桦站在了幺妹峰的顶峰上。马一成为第一位登顶幺妹峰的中国登山者。曾山兴奋地大喊，GoodJob,Ma!马一桦的胡须上挂满了冰霜。他克制住内心的激动,寻找着顶峰的参照物，并抓紧时间环拍取证。安全带上的金属器材碰撞得叮当作响，就好像登临仙境的管弦祥乐。博天随后也登顶了，并记录下这珍贵的一刻。

此时近黄昏。他们站在了四姑娘山主峰的绝顶之上，环顾着四周。青黛色的山谷与雪白的山峰高低错落。冰川上游发源出的浑浊融水侵蚀着条条沟壑，世代生活在那深谷中的山民刚刚结束这一天的劳作。在遥远的天边，锯齿状的天际线把夕阳刺破，溢出了最后的余晖。川西的群峰都被镀上淡淡一层金色，那些凌厉的角峰与锋利的刃脊都变得温柔了许多。登山者的衣服被高空风吹得猎猎作响。他们脚下的雪峰被山脊线切割成了阴阳两面。阳面开始变得黯淡，而阴影正悄然爬上山顶。

暮色四合，天空就要暗下来了，他们开始下撤。马一桦等人刚往下爬了一会儿，就被笼罩在黑暗中。连续几日的风暴过后，高空处已没有云雾。云朵聚集在脚下中高海拔的山区，形成云海。百余公里外的成都平原灯火辉煌。“有山峰从云层里凸出来，特别漂亮。在云海中间有一大片圆的，是成都市的光亮，给我的感觉像UFO。”曾山说。登山者走在云端之上，迈入云海之中，就好像在飞机巡航阶段走出了舱门。他们撤离了海拔6000米的冰雪世界，身后是孤高的幺妹峰，眼中是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城市里的灯光照耀着他们回家的路。

14

刘喜男从大连圣亚辞职后，来到北京投奔好兄弟王大。王大在北京南城开了个独立的小影像工作室。他平时接一些户外拍摄的活儿，工作与起居都在这里。哥俩同吃同住。白天，刘喜男去拜会中登协和极度体验公司，试图谋一份工作，晚上回到王大的住处，二人喝着酒，聊着天。他在北京的谋生似乎并不顺利。刘喜男成了极度体验公司的代言人，但也只是代言人。

刘喜男和王大商量着，要不一起合伙做一点小生意赚钱吧兄弟俩琢磨了很长时间。王大说，咱们干脆做花棍卖。刘喜男说，好主意。两个人凑了点本钱，跑去市场上买了几百副花棍的原材料，缠上橡胶，两头配重，最后在花棍两端安上装饰用的花球。两个花球蓬蓬松松的，就像这两位大号蓬头。

刘喜男和王大制作了几十对花棍，拿去卖给身边的朋友又拿到网上去卖。一副花棍卖七八十，他们最后并没有卖出多少。这些微薄的利润完全负担不了刘喜男的日常生活。他带着部分花棍继续南下，回到熟悉的阳朔，投奔另一位好友邱江。

这名被朋友戏称为“秋香”的攀岩者留着一头顺滑的长发却是一名身材精壮、肌肉紧实、常年蓄着胡须的男子。他还是一名狂热的攀岩者，嬉皮士中的嬉皮士，阳朔攀岩文化的代表性人物。邱江是广西贺州人。早在1999年时，邱江就辞职来到阳朔，常驻在这里攀岩了。最开始，他在攀岩向导俱乐部打工。后来，邱江自己也开了家俱乐部。2002年的一天，邱江做了个梦。

梦中他正在无保护攀登(fee solo)阳朔的拇指峰。醒来后，这个“疯子”决定要让梦成真。后来朋友都劝说他放弃这个可怕的念头，然而无保护攀登的想法却不断地诱惑着他。

无保护攀登，即在攀登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没有绳索，没有安全带--独自在岩壁上对抗着地心的引力与内心的恐惧。一旦跌落，攀岩者直接坠人悬崖，粉身碎骨。几个月前，白河岩者陈晖无保护攀登了50米高的白河纪念碑路线，创造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无保护攀岩纪录。邱江要无保护登拇指峰的“新年快乐”路线。这条线路高达125米，有40多层楼高。为此，他准备了近八个月，在这条路线上反复练习了40余次。

2003年6月的一天下午，邱江来到拇指峰，坐在山下，戴上耳机。周围的朋友和摄影师都不敢上前打扰。将近一个小时的沉心静气过后，邱江站起来，对着摄影师说，如果我掉下来你继续拍。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岩壁变得湿滑而危险。邱江没有改变计划，仍然决定去实现他的“梦”。他扒上了岩壁。在无保护的状态中，邱江感觉“就像摆脱了束缚，自由而舒畅”。邱江爬到50米的时候，通过对讲机对驻守在地面的朋友说，我的感觉太好了，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过。邱江的无保护攀登仅用了50多分钟，最终他站在了拇指峰上。

邱江再次成为攀岩小镇里的明星。当天晚上，邱江回到喀斯特餐厅，喝着酒，对朋友说:“徒手攀岩纯属我的个人爱好我不想成为别人的'榜样’……”他选择无保护攀登，是为了体验轻快而自由的感觉，而榜样的负担很沉重。自23岁起，邱江的人生就和阳朔牢牢绑定在一起。他见证了阳朔逐渐兴盛的起步过程，也见证了众多攀岩俱乐部从无到有、从辉煌到衰败的漫长时光。阳朔成了邱江的家。黄超调侃他为“邱县长”，这个名副其实的外号迅速传开。

刘喜男重返阳朔后，就住在了“邱县长”的家里。“县长和朋友合租了间三居室。客房里还空着个上下铺的床位，刘喜男就住在下铺。刘喜男在阳朔没有任何固定收人。白天，他帮邱江的蜘蛛人俱乐部带带初体验攀岩的新人，晚上回到住处，炒几盘素菜吃。

“当时他(刘喜男)是低谷期，赞助都取消了,”阳朔攀岩学校的校长张勇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他有五六双(以前公司赞助的)攀岩鞋，一双可以卖300多，他没说把鞋卖了维持生活，发现我鞋坏了，就送我一双，我没头盔，又送我一个头盔。”张勇还记得，那段时期刘喜男手把手教他开线。在没有电钻的条件下，这位大哥还亲自教他买钻头、缠胶布、敲线，直到把手都敲肿了。

在阳朔这段时期，刘喜男和邱江还在酝酿一个大计划。他们要在夏天攀登中国著名的岩石型山峰，四姑娘山婆缪峰。如果说幺妹峰是中国冰雪技术型山峰的殿堂，那么婆缪峰就是高山岩石攀登风格的旗帜。即便是完全不懂攀登的游客，在长坪沟里拾头仰望这座山体的尖峰，也能直观地感受到婆缪峰有多难。唯有兼具高水平攀岩技术与丰富野外攀岩经验的岩者才有挑战它的资格。自1983年，美国登山队完成婆缪峰首登以来，从未有中国攀登者登顶过这座尖锐的花岗岩山峰。婆缪峰的唯-一次国内攀登纪录发生在2004年10月。当时白河岩者王大、王茁、伍鹏等人尝试过一次，但天气很糟糕，几个人只爬到一半就撤下来了。当邱江看到伍鹏拍摄的婆缪峰照片，眼就被针尖般锋利的锥形山体吸引住了。邱江约刘喜男一起登婆缪峰，刘喜男欣然答应。

这两名攀岩高手从未尝试过高山岩石路线，也从未搭档登过长距离路线。为此，刘喜男与邱江、王大等人重返华山西峰，找一找搭档的感觉，顺便完成他一年前的华山西峰大岩壁目标。一年前，刘喜男与陕西卫视、华山风景区谈好了合作:拿到了攀登华山的许可。没想到，才不到一年，华山景区出于利益考量单方面撕毁了合同，阻挠刘喜男等人进山攀登，还沿途安插了不少耳目。几名年轻的小伙子计上心来，买来几顶小红帽和小红旗，一身旅游团游客打扮，混进了旅游景区。可还没等来到起攀的地点，他们就被路边的摊贩举报了。刘喜男深感不公，罕见地在景区办公室大吵一架。最后，他们在华山景区的边缘地带白羊峰，开辟了一条200米长的传统路线。至于华山西峰大岩壁路线的首登，刘喜男依旧渴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完成它。

到了夏天，刘喜男和邱江从阳朔来到成都，准备挑战四姑娘山的婆缪峰。他们还在成都青年旅舍认识了三奥雪山协作队的队长王平。三个人说说笑笑，聊得很愉快。王平还帮他们联系了山里的马匹驮运行李。刘喜男和邱江在成都商场里采购物资的时候，站在上上下下的自动扶梯上，突然有了灵感。他们将婆缪峰的新路线命名为“自动扶梯”。

新路线还未诞生就先命名，多少有些为时过早。这两名攀岩高手为这次国人首登做了十足的功课，准备了大量的物资。单单是公用装备，就有4根加起来有200多米长的绳子、30枚塞子、30枚岩锥、20枚挂片、12把快挂、10根扁带……他们把大量的装备背上山，结果在攀登过程中，这些沉重的物资压垮了他们。他们的睡袋还一不小心掉下了悬崖。当晚，刘喜男穿着湿漉漉的冲锋衣钻进露营袋里，在雨中哆嗦了一整夜。这次登提前结束了。

刘喜男和邱江回到阳朔后发愤训练。邱江还把抽了十几年的烟戒掉了。一个月后，二人决定再次挑战婆缪峰。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这次他们明确路线，精简装备，信心十足。他们再度来到成都青年旅舍。客栈老板却告诉他们，王平已经先去爬婆缪峰了。刘喜男吃了一惊，有些不敢相信:二十几天前我们在这里认识了苏拉王平，这一次他就去了婆缪峰?

刘喜男和邱江来到日隆镇后，看到王平等人把行李寄存在同一家客栈，确定了消息属实。山里下起了小雨。二人犹豫着是否还要爬。邱江问搭档，如果他们在我们的线路上，我们爬还是不爬。两组队伍若在同一条路线上攀爬，下方的队伍很可能会被上方队伍踢下的落石或掉下的杂物击中，这在高难度的岩壁上是非常危险的。刘喜男想了一下说，到了之后看情况再说吧，如果真是这样也只能冒着风险爬了。无论他们登不登顶，我们只管爬自己的，尽量不要受到他们的影响。

到了婆缪峰山脚下，刘喜男和邱江遇到了王平队伍里的一名队员刘勇。刘勇说，苏拉他们太强了，和他的两个协作队员登顶了，他们下来后一直在发抖，差点冻死在上面。他们继续走向婆缪峰，终于在山脚下碰见了刚下山的王平等人。刘喜男仔细打量着他们。王平和队员穿着军胶鞋，瑟瑟发抖，面容憔悴。刘喜男既敬佩，又有些不甘。“大家都心照不宣，他们这明显是为了争夺国人首攀权的一次攀登。”他后来在攀登报告中写道。

没有了国人首登的诱惑，婆缪峰攀登对于刘喜男和邱江来说依旧是一次有趣的冒险。这次攀登反而变得更加纯粹而轻松了。刘喜男和邱江明显技高一筹。二人的攀爬能力完全超过了婆缪峰每一段路线的难度。尽管如此，在攀登过程中，他们还是遭遇了落石等惊险瞬间。8月30日，刘喜男在大雾弥漫中站在了婆缪峰的最高处。看到苏拉王平前两天压在石头下的红色旗子，他明白，这便是顶峰了。这时，云开雾散，刘喜男望到“左侧山脊方向的远处有一个山尖隐隐浮现在云雾中”。那处山尖似乎更高一些。原来那里才是婆缪真正的顶峰。由于方才的大雾，他们完全望不到真顶。这似乎是上天对他们的特别眷顾。

真顶看起来近在咫尺，等他们真正爬上去，竟用了两段绳距(约100多米)。刘喜男和邱江站在真正的顶峰上，脚下是缥缈的云雾，头顶是厚厚的云层，云层中偶尔露出一点蔚蓝色的晴空。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几面旗子拍照。旗子上印着阳期的精神符号鲍勃·马利。刘喜男天天听邱江在屋里放着雷鬼音乐。

等他们准备下撤的时候，大山却用一种奇异而迷幻的方式，迎接着初次与它会面的人类。太阳的光芒刺出云隙，就好像舞台上方突然射下的一道光束，照耀在这两名攀登者身上，再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到脚下的云海幕布上。那云层上的人影正被一圈七色彩虹环绕着，形成了罕见的自然现象--佛光。刘喜男联想起前后两次攀登婆缪峰的过程，心中充满了敬畏，更笃定这-刻所预示的神圣的意义:“并不是我们登顶了神山，而是神山选择了我们。”

在下撤过程中，刘喜男再次震撼于四姑娘山区的壮丽风景，山顶处有连绵的云海，山谷间有翻腾的雾海，远处的雪山层峦叠嶂，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是一次流畅的攀登。这条新路线也成为婆缪峰攀登历史上最经典的路线。几年后，自由登者彭晓龙与古古搭档，重复攀登了这条路线，获得了当年的金犀牛最佳攀登成就奖。十几年后，比刘喜男年轻20岁的自由攀登者在这条路线上不断精进技艺，刷新着最快登纪录。刘喜男将这条新路线命名为“自由扶梯”。也许他仅仅是笔误，也许他想将之前的名字“自动扶梯”引申至更深刻的含义，也许他真的在这次攀登过程中寻找到了自由。

2004年幺妹峰的国人首登，标志着中国登山者有能力完成技术型冰雪山峰，2005年婆缪峰的国人首登，则彰显着当时中国攀岩者在高山岩石路线上的突破。苏拉王平等人下山后，率先宜布完成了婆缪峰国人首登，消息一时间传遍了登山界。几天后，刘喜男和邱江完成了“自由扶梯”，并在攀登报告中披露了真假顶的问题。婆缪峰的国人首登引起了争议。

“利用刘打的挂片等物攀登，除了最下面一段太难他们绕道走以外，一路上沿着挂片走就是了，却拆了(部分)刘留着第二次攀登用的锁和绳套，顶峰也是留有疑问的，刘喜男上的时候天气非常好，所以能够看到后面还有一个更高的顶,”马一桦替刘喜男打抱不平道，“这次攀登他们提到过刘喜男的路线吗?庆贺是一回事，如果他们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攀登的，上不上顶我都会为他们叫好，而现在这种情况是哪一家的纯粹，不要污辱登山精神好不好。

刘喜男和邱江也愤愤不平。“名利谁不在乎呢!但总该取之有道吧!”刘喜男写道，“后来看到苏拉他们在网上发布的登顶照片中，发现后面的顶峰仍然清晰可见，我不知道是他们不屑攀登这最后的一段，有意还一个人情给我们，还是他们当时真的没有注意，也许是我多虑了!但他们下来后发现照片上的可疑点后，至少应该打个电话给我们确定一下后再发登顶的帖子不迟。”王平始终坚持自己是婆缪峰的国人首登者。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登山者至今仍认为，“自由扶梯”路线才是婆缪峰的国人首登。

过了很久之后，邱江回忆起当年，也一度难咽下这口气后来渐渐在心里放下了。与其纠结中国人的首登，刘喜男和邱江更想完成真正的首登。他们还要开辟千千万万条新路线。他们都是狂热的开线爱好者。在同辈攀岩者当中，刘喜男开辟的路线独具一格。“我们都很喜欢开线，而且他是非常有天赋、有艺术气息的。我就不能开出那种超级好的线。”邱江说。

如果把攀登比作一门艺术的话，那么攀登者就是艺术家，如同文人写字，画家绘画，诗人吟诗，登者的艺术作品就是在山峰或岩壁上开辟的新路线。他们运用纯熟的技术和丰富的想象力，在山体上演绎着充满美感的路线，并在“创作”的过程中展现出惊人的勇气与意志力。他们开辟了一条条自己命名的新线路，从此便在浩瀚宇宙中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坐标。

刘喜男和邱江完成婆缪峰之后，回到了阳朔，一边攀岩一边休养。有一天，邱江的朋友来阳朔攀岩游玩。同行的还有一名叫“刀刀”的小姑娘，她正在寻找住处。刘喜男的上铺正好空着，刀刀就和刘喜男住在同一个屋里。混迹在阳朔的攀岩者大多不拘小节。为了省点钱，男女混住在青年旅舍、同住一间房的情况稀松平常。可是这次又不太寻常。邱江说，住了几天，他俩就好上了。遇到这种天然的调侃素材，邱江当然少不了一顿取笑二人。

在刘喜男的朋友眼中，刀刀是一名小鸟依人的姑娘。她比男友小了十多岁。刀刀学画画出身，在房间里制作了很多画框，还买来画布，经常在上面涂抹。刘喜男和邱江从婆缪峰回来后，正在家里闲着无聊，跟着刀刀学起了画画。邱江的画有些“不堪入目”，但刘喜男仿佛就是天生的艺术家。“刘喜男也画，但贼他妈有天赋，画得特别好。”邱江说。邱江问刘喜男，你以前是不是学过画画。刘喜男说，我以前做过钳工，经常要画螺丝大小的金器，比例掌握得好。这也许解释得通他画中的精细技法，但解释不了他的画中为何流露出如此蓬勃的生命力。

刘喜男的第一幅画是鲍勃·马利的画像。他把这幅画送给了邱江。他又在一个月内，接连描摹了双手合十的藏女、一起抽烟的三蓬，还有他在婆缪峰上抱着一瓶黑方威士忌的样子。在离开阳朔之前，他只画了这四幅画，它们分别代表着自由、信仰、兄弟和攀登。这是刘喜男一生最珍重的几件事。

15

马一桦等人登顶幺妹峰后，第二天，康华、陈骏池、陈泽纲三人也站在了顶峰上。陈骏池登顶时还穿着登珠峰时的羽绒服，下来后感叹道，没想到么峰比珠峰还难登。

2004年幺妹峰的国人首登成为当年民间登山界的重磅事件。三大户外论坛---8264户外资料网、深圳房网、北京绿野网 --满是讨论幺妹峰的帖子。《山野》杂志为此次攀登事件做了系列专题。首登幺妹峰的同志社大学山岳会攀登队长吹田佳晴遥相祝贺。博天制作了一部近90分钟时长的纪录片HighAmbition。陈骏池在这部纪录片中的结尾时宣布:“在此之前中国登山者只关注更高的海拔，从此以后中国登山者开始关注技术型山峰。”

在幺妹峰的攀登历史上，这支思念登山队的攀登质量其实并不算高，但这次攀登的意义--带给民间登山者前所未有的自信 --足以成为中国登山史上的里程碑。

马一桦意识到，既然这次攀登的修路和后勤都是刃脊团队在做，那么大家在谈论幺妹峰攀登的同时，其实就是在宣传刃脊探险。他乘势把舆论的热度推向最高潮。他制作了一份PPT，里面堆满了幺妹峰攀登过程中的惊险照片，以及刃脊探险的业务介绍与过往攀登。他还制作了刃脊探险业务的宣传单。传单上写着“授人以渔”。曾山不知道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马一桦给他解读了“鱼”和“渔”的含义。“鱼”是登山,“渔”是教人登山。

曾山再次感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两周后，马一桦和曾山先在郑州开了场新闻发布会，又在北京的极度体验开了场分享会。北京各大高校户外社团的学生都来了。在之后的一两个月里，二人辗转成都、广州、湛江重庆、贵阳等地宣讲幺妹峰的攀登，之后又在香港、深圳、广州、上海、南京、西安等地组织了第二拨分享会。思念登山队名义上的主办方是深圳登协，两轮宣讲过后，刃脊探险反客为主。马一桦、曾山连同刃脊探险的名字传遍了中国各大城市。

盛名之下，美国戈尔公司也找到马一桦。戈尔公司是国际著名的户外面料供应商。各大户外品牌的高端冲锋衣大多以使用戈尔发明的防水透气面料GORE-TEX®(简称GTX)为一大卖点戈尔公司告诉马一桦，他们愿意提供资金与装备，赞助刃脊探险继续开辟“类似幺妹峰那种小型但又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活动”。马一桦想起，2001年他曾率领风雨雪团队完成玉女峰的首登，五一期间他又率领刃脊探险的团队完成了半脊峰的首登，而在四川西部还有数百座五六千米的未登峰资源。马一向戈尔公司提出飆砑堖讃魯地伈驶者“未登峰计划”。

对于马一桦来说，有了戈尔公司的资金支持，“未登峰计划”简直是一箭三雕:收集川西未登峰的山峰资料，推动国内技术登山的发展，发掘更多像半脊峰一样可以用作培训的山峰，之后再把它们开发成刃脊探险的登山基地;就登的本质而言:挑战未登峰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放眼国内登山界，刃脊探险是当今为数不多有能力完成未登峰或开辟新路线的团队。“(未登峰)通常是能够考验登者的攀登和路线攀登能力的。而当时国内除了官方与国外的合作登等大项目，根本没有自由攀登者去尝试新山峰。”马一桦写道。刃脊探险掀起了中国登山者挑战未登峰的潮流，也开创了一个时代。

2005年5月，时隔三十年，中国再次举办了规模宏大的珠峰高程测量活动。中国国家登山队、科考队、测绘队登顶了珠峰。几个月后，新的珠峰峰顶岩石面海拔高程数据公布了:8844.43米。就在举国关注国家登山队珠峰高程测量活动的同时，刃脊探险小规模的“未登峰计划”也开始了:马一桦率队挑战成都最高峰大雪塘。

三年前，四川著名户外记者刘建曾率领一支登山队，号称登顶了大雪塘主峰(苗基岭)，并获得四川登山协会的首登认证。马一桦并不认可这次首登。他充分研究山峰资料，多次实地考察，最终认定2002年所谓的这次首登，登的是个假顶。马一桦准备在登顶之后，用事实证明“他们以前登的是错的”。他明白这可能会让川登协和所谓的首登者无地自容--那些登山者大多是他的朋友。这与其说是马一桦不给他们留一丝情面，不如说他更在意刃脊探险的招牌。对于刃脊探险而言，大雪塘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马一桦想把“成都最高峰”的概念打出来。“从此以后全国各地的人到成都，可以用一个周末来解决一趟登山之旅,”马一桦说，“仅仅是一个周末，就不再只局限于'五一’'十一’。”

由于曾山突发阑尾炎住院，马一桦和阿苏搭档，率领泽郎头、刚加入公司的张俭、摄影师陈晨，一起攀登大雪塘。马一桦曾在两年前尝试过一次大雪塘，但没有登顶。这一次他有备而来，在攀登过程中观察、拍照、取证。他还在纸上描摹着山峰的轮廓与形态，绘制出逼真的素描图。灰黑色的铅笔线条，勾勒在白纸上，宛如一幅水墨画。这又是一次充着意外惊险和运气的攀登。刃脊登山队登顶大雪塘后，测得高度数据，心满意足地回到山下。马一桦随后在《山野》杂志上发表了《大雪塘主峰认证报告》。这篇报告里有图片、有数据、有分析，但还是引起一片争议。他又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雪塘登报告》，彻底平息了舆论。

“戈尔刃脊登山队”没有停下脚步。几个月后，马一、曾山和摄影师陈晨三人继续尝试攀登著名的雅拉雪山。他们在山上坚挺了六天。这条路线的难度远超出预期。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他们立即决定下撤。这次艰苦的攀登虽未登顶，却获得了这一年的金犀牛最佳攀登成就奖。通过大雪塘和雅拉雪山这两次备受关注的攀登，戈尔公司决定和刃脊探险长期合作“未登峰计划”。

戈尔公司开出了更优渥的合作条件:刃脊探险只需要提前一个月提出类似的攀登计划，他们都可以提供赞助。有人说戈尔的赞助让马一桦成了自由的攀登者。也有人说，有了赞助商，他们不再是自由的攀登者。与自己的身份相比，马一更在意的是公司的运营状况，“有了戈尔的赞助，我们的攀登和考察活动都不用太捉襟见肘了”。邓明冬(冬瓜)、尼玛尔甲等四川本土的登山者也加人了刃脊探险团队。刃脊探险的员工全部换上清一色GTX面料的冲锋衣。

刃脊探险终于熬出头了。马一桦却没能把恩师朱发荣接到成都享福。早在一年前，一名中登协副主席来到成都做客，在闲谈中，马一桦无意中对他提起自己的愿望，等把刃脊探险做起来之后，就接朱发荣老师过来。这名中登协副主席却告诉马一桦，朱发荣老师已经过世了。马一桦听闻噩耗，如万箭穿心。这成为他心中最深切的伤痛和遗憾。即便过了许多年以后，一回忆起如父亲般的恩师朱发荣，这名常常板着一副铁面的男人还是会抑制不住地啜泣。

有了赞助商的支持，马一桦和曾山终于放下预算的包袱，放眼于川西深处的辽阔群山。在组织半脊峰和雀儿山等招牌商业登山活动的同时，他们用阿式攀登的风格，先后攀登了弯月顶、玉兔二峰、双子峰、龙脊峰、雅姆峰等未登峰。每开辟一座未登峰，马一桦和曾山就在杂志上发表一篇攀登报告，再在全国各地来一圈巡回宣讲，刃脊探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就多了一分。坊间有好事者，还盘点了当时中国登山界的各大“门派”如果说中登协是武林盟主，西藏登协是喜马拉雅派，那么在一众官方登山机构中，刃脊探险作为实力强劲的民间登山公司，便是独霸一方的峨眉派。

在刃脊探险的影响力逐渐攀向巅峰之时，也有很多慕名而来的登山者，路过成都时，到刃脊探险的办公室坐一坐。“所谓的拜码头，其实我们也不是本地地头蛇。我们也是外来的,”马一桦说，“当时好多人，好多俱乐部往往都会过来，交流一下，问间好什么的。当时严冬冬也过来。”

媒体争相报道马一桦和曾山的故事。刃脊探险的成功离不开这对山上的攀登搭档，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在旁人眼里，正是因为二人的彼此信任、互相欣赏，才有了现在的刃脊探险“老马觉得Jon(曾山)技术不错，经验也很丰富，Jon也觉得老马技术很好，做事很严谨,”陈力说,“比如说Jon以前经常给我们说，老马放岩锥，基本上不会放第二次，一般放一次就能放成功，Jon说别看我从小就攀岩，我都做不到。”

渐渐地，马一桦和曾山也会有经营理念上的碰撞，甚至是争执。

“经常会有不一致，讨论半天或一个小时。有点像吵架。

曾山说。

“我觉得是一个观念上的、意识上的区别，谈不上矛盾。

马一桦说。

最开始都是些小事。刃脊探险搬到南桥花苑后，马一和曾山各占一间办公室，公司行政买来“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的名牌，挂在两人的办公室门上。曾山说，为什么一定要写一个总经理、一个副总经理?不能写两个总经理吗?“他就为这个事情意见很大。”马一桦后来说。

后来等大邑县鹤鸣山的岩场开发完毕，刃脊探险也与大邑县签完合同。曾山对马一桦说，他希望这处岩场未来将对公众免费开放，就像优胜美地、阳朔和白河一样，成为一个自然而纯粹的地方。马一桦说，这里的情况和美国不一样，如果这里完全开放，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变得乱七八糟，就会变成一个垃圾场。二人再次相持不下。马一桦把他与曾山的理念不和归结为中美文化差异。曾山将马一桦的问题归结为“没有看到外边的世界，所以有点封闭”。

再后来，争执就真成了矛盾。自登顶幺妹峰之后，刃脊探险便在川西开疆拓土，名声大噪。在曾山看来，马一把刃脊探险当作一家专门开辟未登峰的公司。“有一年他好像登了六个未登峰。他工作的专注是放在这边。我觉得更多的专注应该是放在培训。”曾山说。他在加入刃脊之前，和马一桦聊得很清楚:刃脊探险是一家登山培训机构。其实刃脊探险公司的名字早就预示着二人未来在经营理念的分歧。马一最开始成立了刃脊探险户外运动有限公司”。从名字上看，这是一家以“登山探险和户外运动”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后来，曾山给刃脊起了英文名“Arête Alpine Instruction Center”(刃脊登山培训中心),这诠释了曾山心目中刃脊探险的使命，登山与培训。马一和曾山都痴迷于登山，这是他们共同的兴趣。如今，这唯一的共同点已很难维持二人的合作。

曾山结婚后，太太有意让他减少攀登的频率。女儿出生后:曾山更是以此为契机，刻意淡出刃脊探险的业务。在公司开会时，曾山经常撂下一句“我要陪丈母娘吃饭”，然后就走了。一开始马一桦并没有当回事，经历了几次曾山突然离席之后，马一桦算是看明自了:每次他跟曾山约好了定点开会，一打电话，曾山就说他正在陪丈母娘，丈母娘生病了。

曾山说:“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个，我从来不说(原因)我就说跟生小孩有关。

马一桦当然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别人给他打电话，他也说我现在正陪丈母娘。这就漏了。”

曾山说，他用这个当作借口，暂时淡出刃脊探险的业务，但实际上他已经决定好了。“Ok，我们俩各方面，性格方面(不合)。放下刃脊。”曾山说。马一桦不理解搭档搪塞的原因，只是觉得曾山另有二心，私下里还在运营自己的户外旅行公司，“他不可能把全身心投入在一个公司里面。这个公司(刃脊探险)不是他的名字。法人不是他的名字。”马一桦说。当然，他到最后也没有把这层窗户纸戳破。

两个人的矛盾并没有当着公司员工的面表现出来，但员工们还是觉察到了两位老板之间的暗流涌动。阿苏离开了，泽郎头离开了，其他员工也陆续离开了。也许马一桦并不在意员工都有谁，也不在意搭档是不是曾山。他真正在意的是，刃脊探险能不能经营得更好。在曾山渐渐淡出业务的这段时期，马一桦急需一名搭档，一名像曾山一样技术精湛、经验丰富、颇有影响力的搭档，来接替曾山的合伙人位置。尤其是在熊猫城项目诞生之后。

马一桦谈了个新的攀岩馆项目。他将在成都市中心的熊猫城(现在的成都富力广场)，建造中国第二大室内攀岩馆。此前刃脊探险和冠军之夜健身房合作的攀岩馆一度红火，电视台争相报道。马一桦说，后来健身房只能在一旁卖饮料，心里不平衡，最后把门一关，把刃脊探险的攀岩馆赶走。如今，马一要打造一家规模更大的室内攀岩馆，来填补规划中的空缺。他想找一名有影响力的攀岩者加入刃脊探险，并负责公司的岩项目。

2005年底，马一桦在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宣布，我找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刘喜男，你们都听说过。还有一个现在爬得比刘喜男还要厉害，叫阿成。

16

刘喜男登顶婆缪峰后，这名曾经称霸攀岩竞技场、在高中低海拔开辟经典路线的全能攀岩者，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力如日中天。户外江湖尊称刘喜男为“刘爷”。

2005年底，马一桦找到刘喜男，邀请他加入同在鼎盛时期的刃脊探险:“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共同打造中国'疯狂山峰’式的登山公司。”马一桦还在风雨雪俱乐部的时候，曾邀请过刘喜男来他的日坛公园攀岩场。刘喜男当时表示，等以后到了北京再说。如今，刘喜男完攀婆缪峰之后，正有意转向高海拔攀登 --虽然他的高原反应症状不轻。再次收到马一的邀请后，刘喜男犹豫起来。

在阳朔的这段日子简单而纯粹。刘喜男曾如此动情地回忆道:“每天，我都在释放着自我，完全陶醉在攀岩的乐趣中，那段日子里我不但完成了许多天然岩壁的运动攀线路，还第一次体会亲手开创攀岩线路的乐趣与成就感，然而在我第一次尝试传统攀登后，才真正了解到攀岩的意义与价值，这种近乎疯狂的攀登方式把我拉向了恐惧的边缘，却也在攀登过后带给了我真正的平静。

离开阳朔，意味着告别这平静而自由的生活。然而，声名显赫的刃脊探险也同样有吸引力。更何况，刘喜男去刃脊探险工作，还能拿到固定工资，从此过上较为稳定的生活。邱江劝说道，你这么喜欢攀登，这个机会肯定不能放过。刘喜男决定离开阳朔，并带上小兄弟阿成(谢卫成)，一起加入刃脊探险。

阿成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攀岩者之一，甚至超越了刘喜男。然而在和刘喜男相遇的那一年，他还是一名戴着近视眼镜的青涩小子。阿成曾是广东阳江的健身教练。他在健身房工作时，无意间接触到了攀岩，并迅速成为一名狂热的攀岩爱好者2001年，阳朔的老铁邀请阿成到他的中国攀俱乐部打工。阿成和王二住在上下铺，彼此熟悉起来。年底，刘喜男也来到中国攀俱乐部。阿成此前就听说过刘喜男的大名。“他是相当于岩的老大哥那种,”阿成说,“我们都很尊敬他。”这名比自己大了快十岁的老大哥攀爬能力惊人。无论是在岩壁上还是在抱石墙上，刘喜男永远出手果决、耐力无穷，让一众兄弟惊叹不已。

刘喜男的攀岩水平常年维持在5.12d~5.13a之间--这几乎是那个年代中国最高的攀岩水平了--但他的小兄弟后来还要略胜一筹。一开始，阿成的攀岩经验和攀爬能力远不及刘喜男。奈何这名日后被誉为“攀岩机器人”的青年天赋更好、训练更刻苦，不断缩小着与刘喜男之间的差距。在阳朔期间，阿成曾连续10天，死磕下5.13c难度的“红龙”，成为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攀岩者。刘喜男去大连圣亚工作后，阿成很快也离开了阳朔，来到广州集训，并代表省队频繁参赛。阿成再次回到阳朔后，一口气完成了当时国内最高难度的路线“难度表5.13d”，成为最接近国际高手5.14水平的首位中国攀岩者:当刘喜男找到阿成，邀请他一起加人刃脊探险时，阿成也答应了。他也渴望向前迈进一大步，和老大哥共同尝试大岩壁和高山岩石风格的路线。

马一桦和刘喜男谈妥刃脊探险的工作:由刘喜男全权负责熊猫城攀岩馆和大邑县攀岩基地，并统管刃脊探险的岩部门。刘喜男的基本工资和马一桦、曾山一样，都是月薪2000元，外出活动还有每天300元的补贴。对比当年川登协高级官员的500元月薪，刃脊探险的待遇还算不错。另外，马一还给予刘喜男充分的尊重与自主权。

“刘喜男成为刃脊的一份股东(赠股)兼负责岩部门，当时谈好的是我可以放手让他去做，给他尽可能多的支持，但收入多少要靠自己的能力获得,”马一桦写道，“他在社会上漂了四五年，也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所以我在合作方式上充分保持他的独立性，成立攀岩部，一部分原来曾山管的事也交给了他，他的部门独立核算。”“考虑到刘喜男当时和凯乐石(Kailas，户外品牌)的合作，协议甚至规定他一年有三个月可以不工作去登山或做其他什么事。”

2006年1月，刘喜男和阿成搬到了成都，正式加入刃脊探险公司。哥俩租住在华西医院家属楼七楼的一间三居室。马一住在八楼。马一桦和刘喜男时而上下楼走动串门，“(和刘喜男)虽然没有当年三蓬的那种换帖兄弟关系，但是在保持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也开始无话不谈”。后来刀刀也搬过来和男友住在一起。刘喜男的加入改变了刃脊探险办公室里一向严肃紧张的气氛。他经常和大家开开玩笑，把阳朔轻松而戏谑的风格也带了过来。等刘喜男和阿成与老员工熟悉以后，陈力等人还经常来刘喜男的家里串门。“刘喜男跟我们完全就当哥们。”陈力说。

刘喜男和阿成刚一加入刃脊探险，就锋芒毕露。2006年中国户外品牌凯乐石也发布了“未登峰计划”。刘喜男成为凯乐石“未登峰计划”的第一名赞助运动员。他们计划“攀登包括西山大岩壁在内的国内八个左右的大岩壁”。有了凯乐石的赞助，以及阿成这名攀岩高手做搭档，刘喜男顺利完成了昆明西山的大岩壁攀登。刘喜男以终点处的地名“龙门”，把这条320米高的大岩壁路线命名为“鲤鱼跃龙门”。这是中国第一条大岩壁攀登路线。

之后，这对代表中国攀岩最高水平的搭档，继续向高海拔大岩壁发起冲击。5月，刘喜男和阿成挑战四姑娘山双桥沟里的布达拉峰北壁，他们遭遇了恶劣天气，攀登失败。9月，这对搭档再次挑战布达拉峰，他们遭遇落石，攀登再次失败。布达拉峰北壁是中国高海拔大岩壁攀登的王冠。在那个年代，即便挑战者是刘喜男和阿成，也有些过于超前了。这面大岩壁的中国登顶纪录要等到许多年后了。

回到城市里，刘喜男和阿成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在熊猫城攀岩馆的建设。近50万平方米的熊猫城位于成都市中心的中心，紧邻天府广场与春熙路。按照规划，长达十年的熊猫城工程完工后，将成为成都市中心最大规模的商业地标，以及“西部最大规模的综合性跨区域型购物中心”。马一桦跟熊猫城治谈好合作，将在地下一层、二层的运动休闲中心里，建成占地300平米、挑高12米的刃脊探险攀岩馆。但马一万万没有算到，与他们达成合作的成都未来商业地标，竟是成都市有史以来最大的烂尾楼之一。熊猫城中心的工程几度停工，迟迟未见完成。原定3月份动工的熊猫城攀岩馆也一拖再拖。到了夏天，熊猫城的工程不仅杳无音信，还把地下的运动休闲中心变成了露天的运动广场。刃脊探险--或者说刘喜男--的岩馆也变成了广场上的露天人工岩壁。

刘喜男亲自绘制工程图，并和阿成两个人去选购原材料。为了节省人力成本，两个人亲自安装岩壁上的脚手架，冒着酷暑施工。刘喜男身在成都，但精神还是阳朔的。岩壁的颜色选用代表阳朔精神的红黄绿:红的是直壁，黄的是斜壁，绿的是大仰角，就好像鲍勃·马利随时要在人工岩壁下开个演唱会小岩壁开张后，着实引来成都不少来往行人的关注。这处场地一度十分红火，一部分爱好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也有相当一部分攀岩爱好者慕名前来领略刘喜男和阿成的风采。

过了几个月，岩壁的热度冷却下来。刘喜男与阿成发现，由于露天的小岩壁受天气影响较大，客流量也很不稳定，收入完全养活不了攀岩部门的正常运营。马一桦说，露天岩壁的场地使用了四个月，挣的钱都不够他们部门三个月的生活费。到了年底，小岩壁关张了。刘喜男的岩部门彻底没有了收入。公司每个月还会给刘喜男和阿成打工资，但刘喜男暂时无法给公司带来收益。这名刚回归稳定生活的老嬉皮压力倍增。朋友们都感觉到了刘喜男的变化。“刘喜男有点像个大男孩，而且是挣脱了牢笼的大男孩。很开心,”王大说，“但后来确实变了,像任何一个孩子一样，他变成成年状态了。开始有忧愁了。”

刃脊探险的攀岩部门有多冷清，登山部门就有多红火。登再度将马一桦和曾山联结在一起。2006年5月，马一和曾山搭档，攀登四川理县大黄峰(海拔5922米)。大黄峰是阿坝州第二高峰，海拔高度仅次于幺妹峰。它还是一座神秘莫测的山峰,正如同斯古拉·旺秀占堆之于四姑娘山，大黄峰也有个本土的名字，罗格审柔达。这座山峰的气候变幻无常，人们极难窥见山体的全貌，甚至被誉为“隐藏之峰”。几次深度考察之后，马一桦和曾山终于找到了这座山峰。“以前大黄峰都是传说，我们进去才找到那座山。”马一桦说。

在大黄峰攀登期间，马一桦和曾山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已经到了“晚期”，这座隐藏之峰却奇妙地将二人再绑定到一起。他们在白天攀登时还会简单地交流。晚上，二人钻进帐篷里，也许是累了，他们几乎不说话。“我觉得跟马一桦做朋友很难的后来我们没有什么私人事情可以聊。都是工作或登山的。他也是非常封闭的,”曾山说，“但我们都痴迷于山峰，不必说太多，只知道爬上去，爬下来。”5月28日，马一桦和曾山历时九天极其煎熬地登顶了这座神秘的山峰。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再没有登山者站在它的顶峰上。大黄峰是这对搭档组合完成过的最有分量的山峰，也是中国登山历史上最精彩、最被低估的一次阿式攀登成就。

刃脊探险的登山成就和影响力双双来到了巅峰时期。早已移民到加拿大的谢红曾多次让马一桦也尽快办理移民。马一总是迟疑着，终究割舍不下手头的刃脊探险。在他决定放弃移民的同时，也相当于放弃了自己的婚姻。在马一心中，刃脊探险胜于一切。刃脊探险刚被评为全国十大户外企业。李红学、刘蕴峰、李霖鹏等新锐的青年登山者加入进来。此时，中国登山产业正飞速发展，国产户外品牌纷纷涌现，全国各地小型户外俱乐部注册成立。高海拔商业登山成为中产阶级最时尚的运动。阿式攀登也不再是个陌生的名词，而是成了户外运动的金字塔顶端。2006年下半年，刃脊探险的盈利情况颇为好转。老员工们发现，一向不苟言笑的马哥，竟然会笑了。

马一桦再度雄心勃勃地在川西大展拳脚。当年登顶大雪塘后，他站在山顶远眺。十多座5000米级的雪山依次排开，宝蓝色的高山湖泊点缀其中。之后他多次来到山脚下的芦山县大川镇考察。他想开发出一条远胜于双桥沟与毕棚沟的峡谷景区马一桦跟芦山县政府谈好了合作，计划要拉来2000万的投资在这里建造一处世界级的高山户外景区。他还效仿北美户外小镇，规划了一处房车营地。他学习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规划了几栋自助式登山小屋。马一桦把登山之余的全部精力投人景区的开发建设，日思夜想山谷里的地理地貌。有一次，在成都市区打车回家时，司机问他往哪条巷子里开。马一桦脑子正想着高山峡谷的地势，脱口而出道，这条沟开进去看看吧。

至于刃脊探险的攀岩部门，马一桦从未明说，但刘喜男却无法忽视部门的经营每况愈下。更何况，他做的账目向来非常清晰。“2006年过去了，他从公司支用了大约10万元，都是以借条的方式独立核算的。”马一桦将这一切看在眼中。“由于他(刘喜男)的收入是和部门投资、盈利挂钩的，刃脊总部对他部门提供的保障越多，对于他个人而言压力就越大。”刘喜男既要对兄弟阿成负责，对攀岩部门负责，还要对身边的姑娘负责。他和女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这名理想主义者不得不回归现实。他需要钱。

这一年年底，在刃脊登山队再次出征前夕，刘喜男跟老板谈了谈，希望马哥能带他一起去登山。马一桦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让刘喜男好好想想，希望他坚持攀岩。马一举了他在2003年艰苦创立刃脊、后来又熬出头的例子，励刘喜男。

等马一桦率领的登山队再度得胜而归，刘喜男又找老板谈了几次话。他还是想加入刃脊登山队。“由于熊猫城攀岩馆的希望越来越渺小，他这个部门不能总靠别的部门养着，我答应以后半脊峰他去领队，我去开发其他的山峰，但之前我会有一段时间带他的冰雪技术和经验。”马一桦写道。刘喜男就这样放弃了攀岩，转型成为一名登山者。

17

自母亲过世后，刘喜男与家里的关系并不好。他长期漂泊在外，许多年没有回过家了。马一桦曾劝过他，你现在安定下来，有正式工作了，不像以前到处漂了，该回家看望老父亲。

2007年元旦，刘喜男带着刀刀回长春看望父亲。他或许是听了马一桦的劝，或许是给许久未见的父亲祝寿，也或许是让父亲见一下未来的儿媳妇。马一桦后来才明白刘喜男为何回长春，“我不清楚他想结婚的意思，难怪他想挣钱的愿望非常强烈”。刘喜男之后也跟女友回了趟柳州见父母。

1月27日，第五届全国攀冰锦标赛在北京桃源仙谷举办。时隔五年，这一国家级赛事再次回归。遥想五年前，在第四届攀冰锦标赛上，马一桦还率领风雨雪俱乐部斩获了不少奖杯。这一次，中登协攀冰攀岩部的副主任、攀冰锦标赛裁判长丁祥华，早早就邀请马一桦来做比赛裁判。马一桦乐呵呵地答应，并带着刘喜男、阿成两名竞技场上南征北战的大将参加比赛。

马一桦等人从成都一路开到北京，找了处冰壁培训几天，便来到比赛现场报到。刘喜男还在比赛上遇到了好兄弟王二。等到了临近比赛期间，马一桦却被告知，赛事方临时决定，不需要他做裁判了。理由是此次比赛裁判不用外地人。马一桦气得哑口无言。不过，他也从丁祥华的语气中，读出了“很委屈、很被动的感觉”。再后来，马一桦从中登协的朋友那里得到内部消息，当年被封杀的事情还没完，听说有人把他的名字从裁判名单中删除了。

除名就除名，封杀就封杀。马一桦吃软不吃硬。他人脉虽广，但很少开口求人。刃脊探险在这次攀冰比赛上铩羽而归，刘喜男没有拿到成绩，只有阿成拿到了速攀组别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名次。

回到成都后，刘喜男穿上了橙黄色的GTX冲锋衣，拎上冰镐，成为刃脊探险登山队的一员。马一桦认真培训刘喜男的冰雪技术，并带他参加了双桥沟攀冰培训。这是一期针对入门学员的攀冰培训。培训时，马一桦依旧严厉地对待每一位教练和学员。哪个教练操作稍有不规范，全都逃不过马一桦的眼睛，必将面临一顿臭骂。唯独刘喜男是个例外。陈力观察到，马一桦对其他员工说话再难听都毫不顾忌，但是跟刘喜男说话就很委婉。陈力还记得，大家都注意到刘喜男在操作时有几处不规范动作，但马一桦并没有严加苛责。

“说其他人肯定要说很久，或者说很难听了，比如说你不要命了,”马一桦自己也坦言不敢把话说得太重,“像别人我可能骂了骂了就骂起来了。对他呢，毕竟也得照顾他的面子。”

毕竟，户外江湖上的朋友最多喊马一桦一声“老马”或“马哥”，却尊称刘喜男为“刘爷”。马一桦和刘喜男之间，既是老板与员工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也有一种小心谨慎、敬而远之的隔阂。这种隔阂出于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也基于成名攀登者之间的尊敬与客气。刘喜男在冬训中虽然也犯过一些小错误,但总体来说还算谨慎，训练更是非常刻苦。

培训期间恰逢春节，马一桦、刘喜男、陈力、张俭等教练和学员们留在双桥沟里过年。这一年刘喜男36岁了，正值本命年。他笑起来就像张老树皮一样，脸上都是褶子。对于一名登山者而言，这个年纪入门还来得及。也许经历过几次惊险的攀登之后，昔日的攀岩高手蜕变成一名更全能的登者指目可待。

2007年年初，刃脊探险在网站上公布了全年的攀登计划，一口气推出了12座全新的商业山峰--哪怕在十五年后看来，这也是个非常惊人的扩张速度--大有将登山业务发展到极致的势头。过去几年来，马一桦曾率队攀登过的高难度山峰，包括幺妹峰、大黄峰，都将成为他们的商业登山项目。其中幺妹峰报价高达12万元，堪比一次8000米商业登山活动的报名费，一名成都普通市民要不吃不喝攒下五六年的工资。半脊峰、雀儿山等经典山峰的登山活动将以更大规模举办。在这计划里，刃脊探险还将在五一期间举办盛大的半脊峰首登两周年登山大会，届时刘喜男还会是除马一桦之外唯一的攀登教练。马一桦果然要将成熟的半脊峰项目渐渐递交给刘喜男。

“说实话，在攀岩技术方面我丝毫不担心，只是担心他需要足够的攀登实战经验,”马一桦写道，“在刘喜男的一再要求下,我答应带他去试试，如果没有问题才能够让他正式加入戈尔刃脊登山队。”

为了让刘喜男积攒更多的高海拔攀登经验，马一桦决定在3月底的党结真拉攀登活动中，尝试和刘喜男搭档登一次。党结真拉峰(海拔5833米)位于川西腹地的巴县，地处川、滇、藏三省交界处。五年前，一支日本登山队完成了这座山峰的首登。它的传统路线难度并不算大。刃脊探险还计划在夏天，把党结真拉峰做成一期商业登山活动。

3月20日，马一桦率领刘喜男、张俭等四名员工，从成都开往川西。陈力留在成都做后方联系人，同时在网上同步报道登进度。马一桦等人来到达党结真拉峰脚下，建立大本营。马一桦安排两名资历尚浅的员工留守大本营，他亲自率领刘喜男和张俭向上攀登，并在海拔5275米建立了一号营地。第二天天气晴好，三人继续把营地推进到海拔5650米。这一天刘喜男情绪高涨，多次要求在前面开路。

3月29日这天，马一桦觉得张俭技术操作不太熟练，把他留在了二号营地。马一桦和刘喜男二人带着技术器材，轻装出发，他们计划沿着岩石山脊路线冲顶。他们攀登了九个小时，一直爬到傍晚，眼看还远不及山顶，甚至还未到冰川处。四周暴露感很强，狂风吹拂着。这是刘喜男第一次尝试冰雪类型的技术型山峰。马一桦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刘喜男肯定还想执意冲顶。但他更想给刃脊探险未来独当一面的高山向导上一课，让刘喜男意识到有时登顶没那么重要，该撤就撤。马一桦决定放弃冲顶，下撤回到二号营地。

天快黑了，两个人都打开了头灯。刘喜男说，为什么我的头灯不亮。马一桦说，因为你还戴着墨镜。刘喜男先绳降下去，马一桦在上面一边下降，一边收技术器材。在下降过程中，刘喜男一度还忘记确保自己连接在保护点上。幸好马一及时发现，并指出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在复杂的地形上，攀登者脱离保护点、摘下安全带的无保护状态非常危险。二人继续绳降下破碎的碎石路。其间刘喜男想去小便。马一希望他到了下方的山脊平坦处再去方便。二人降到了海拔5700米的位置，终于只剩下最后一段绳距了，马上就要到营地了。刘喜男降下去后在对讲机里对马一桦说，可以下降了，可以下降了。马一桦低头一看，望到刘喜男的头灯在下方的一处平台上闪动。

等马一桦下降到这处缓坡平台，他发现绳子末端离地一米高，绳尾结还在，却不见刘喜男的踪影。马一桦还以为他躲在什么地方上厕所，然而四周没有人，只有悬崖。马一呼喊着刘喜男!刘喜男!山里没有任何回应。

马一桦心里一慌，觉得可能要出事。他四处寻找，但黑暗中没有看到刘喜男头灯的光芒，也没有找到任何技术器材。“没法知道当时具体发生什么事情那一瞬间,”马一桦后来说,“他肯定是被石头砸了。他叫了一声。我听到了一声。”

晚上9点半，天彻底黑了下来。马一桦努力镇定心神，通过对讲机告诉驻守在二号营地的张俭，刘喜男可能在下降过程中失踪了。

马一桦又仔细搜寻了一遍。在面朝山体的右侧，岩壁下方有一摊淡黄色的尿渍，尿渍旁的平台上有个半米宽的缺口。他分析，刘喜男很有可能从这处缺口坠落下悬崖。他立即绳降下去，降到下方五六米处的平台上。他在这里发现了刘喜男随身携带的一支短冰镐。他把冰镐挂在腰间的安全带上，继续下降了五六米，来到一处冰槽。“沿着冰槽看到一个竖向并不深的坑，坑的下方没有重物滑动形成的沟槽，但有一片横向的脚印大小的血迹在坑的下方约两三米处。”马一桦写道。

此时，张俭在二号营地望到岩壁上头灯晃动，观察到马-桦已下降了很长一段距离。所有的技术器材都在马一桦和刘喜男身上。一旦马一桦出事，张俭也无法独自撤回到大本营求救。他通过对讲机对马一桦说:“马哥你回来吧。”

马一桦不知不觉中已经下降了很长一段距离。他在心中权衡着:现在下撤，回到大本营求救，在大本营驻守的两名队员也没有攀登经验，上来搜救反而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伤亡，如果继续下降寻找刘喜男，“以自己多年登山及理论研究的经验相信刘喜男在第一次失足撞击中已经无法生还”。马一进-步分析着，即便强行搜寻，以自己当下的体能状态和天气状况很有可能也在冰川上失温冻死，张俭最终也困死在二号营地。

马一桦决定先撤回二号营地。他在狂风中爬回上方的山脊处，再绕到二号营地。马一桦身心俱疲，但还是强打着精神做好每一步技术操作。他几乎用光了所有的辅绳，掉落了军刀，终于在半夜3点回到营地。找到帐篷的时候，马一桦快要虚脱了。他扔下背包，连冰爪都没摘，就一头钻进帐篷里。

马一桦醒来后，计划和张俭继续搜寻刘喜男。想到刘喜男可能已经不在了，马一桦在帐篷里翻出刘喜男的手机，找到刀刀的电话号码，用卫星电话打给她。刀刀听到刘喜男失踪的消息后，哽咽着说:“你们再找一找啊，再找一找啊。”马一桦说:“我们正在准备出去找。”马一桦又给在成都驻守的陈力打了电话。

陈力每天都在网上更新党结真拉攀登的进展，头一晚却没有等到消息，正在纳闷，准备给马哥打个电话问问。这时，马一桦打来了电话:“我们这里有意外情况，已经通知了家属，你现在暂时先别问，我会跟你联系。”陈力马上猜到了，肯定不是小事。他甚至能猜出个大概，只是他完全没想到出事的会是刘喜男。

马一桦打完几个电话后，留下帐篷、食物和刘喜男的背包只背上自己的睡袋、技术器材和刘喜男的物品，就和张俭出发搜寻了。二人顺着刘喜男有可能坠落的位置向下寻找。他们看到在出事的冰槽下方有个突起物。马一桦和张俭下降到可疑处，逐渐向那里靠近。他们发现了刘喜男的遗体。

马一桦和张俭来到刘喜男身旁。刘喜男的身躯被雪覆盖着:四周偶有落石。他们尽快拍照取证。张俭怕刘喜男的遗体再被落石砸到，把他挪到了更平缓的安全地带。在挪动过程中，刘喜男身上的积雪抖落，身躯完全露出。马一桦观察着刘喜男生前最后的姿态:他的脑袋上没有头盔，头部没有凹陷，他的脸上有血迹和擦伤;脖子上挂着手套，他的右手护住头部，左手放在腰部;腰间挂满了攀登器材。

马一桦和张俭把刘喜男的冰爪、冰镐取下，用睡袋把他包裹起来，再用两张防潮垫包住他冻得僵硬的右手。为了防止老鹰或乌鸦啄破刘喜男的遗体，马一桦、张俭二人在雪地里挖了一米深的雪坑，把遗体埋了进去。他们在雪坑的四个角落里做好标记。“我自己是登山的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认为这是最好的归属。”马一桦写道。每一名登山者都希望死在山上。每一名登山者又都不希望死在山上。

做完最后的告别，已经是下午了。马一桦和张俭沿着原路下撤回大本营。此时，马一桦的精神再也绷不住，体力也严重透支。他又煎熬了10个小时，终于在半夜12点跌跌撞撞地回到大本营，喝了点水，就雪睡过去了。

18

回成都的路上，车里少了个人。马一桦戴着墨镜，坐在前排的副驾驶位。他极力在员工面前表现出坚强，却不觉脸颊处已满是泪痕。他最恐惧的登山事故，还是发生了。

4月1日晚上12点，马一桦等人连夜从巴塘赶到了成都。马一桦通宵准备第二天要向刘喜男家属和朋友通报的事故经过、商定搬运遗体的方案、安排遇难者亲友来成都的住宿交通。第二天，刘喜男的大哥二哥来了，刀刀和父母来了，前不久已经离职的阿苏、泽郎头、李红学、刘蕴峰来了，苏拉王平和罗日格西率领各自的队伍来了，刘喜男的好兄弟王大、王二、邱江、阿成等众多好友也从各地赶来了。

一天前，王二在昆明接到阳朔的哥们打来的电话。电话里曾经嬉皮笑脸混日子的兄弟，声音变得颤抖且急促，喜男死了在四川，和马一桦去爬山的时候，消息已经确认。王二心想，这是不是愚人节骗我呢。显然，兄弟们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王二又给王大打了电话。

王大正在北京工作，突然接到王二打来的电话。王二在电话里说得很直接，喜男挂了。王大不相信。“像这种失去亲人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拒绝相信这件事儿。”王大后来说。王大和王二约好，立马赶到成都机场会合。

王大与王二在成都双流机场碰面后，泪水夺眶而出。二人一同赶往刃脊探险办公室。他们俩走进办公室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王大和王二是最后一批赶来的亲友。马一桦正在召开情况说明会，在幻灯片上展示着党结真拉事故的照片。照片中，刘喜男趴在雪地上。

马一桦回放着现场拍摄的一张张照片，讲述事故发生的经过。他根据事故现场的环境与刘喜男受伤的情况，尽可能还原出了刘喜男遇难的瞬间-

“刘喜男双手没有戴手套，而手套完好挂在身上。出事时应该刚刚小便完，拉好拉链还没有来得及戴手套。由于躲避落石或其他原因，向面朝岩壁的右边迈步。恰巧踏在平台的缺口里身体重心失衡翻了下去。头盔在落下时被撞击打碎，所以碎片包括头灯已不知去向。菊绳还挂在身上。由于绳尾没有多余的绳子，刘喜男为了让我下降以免耽误时间，解除了绳尾与自己下降器的连接，而当时刘喜男还没有设确保锚点。如果他当时已经挂在锚点上，即使落石正巧击中身体，也只是受伤而不会因坠落失去生命。

王二心里琢磨着，事情基本上就这样了。王大还是不愿相信刘喜男真的走了。他质疑马一桦的叙述，质疑照片传达的信息量，质疑眼前的一切。马一桦与众人商定着如何在不造成二次伤害的前提下，先搬运遗体下山，再根据现场情况把遗体转运到最近的康定殡仪馆，或是在山上火化。当天晚上，刘喜男的一众好友在一家川菜馆吃饭，大家哽咽地咀嚼着饭菜。

在去党结真拉峰的路上，王大和王二回忆着三蓬的往事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着歌，时而哭，时而笑。在他人眼里，两兄弟显得疯疯癫癫。王大总觉得还有一线希望，“甚至会有奇异浪漫的幻想，比如说往下下撤途中，最后被山民救了或者什么之类的。没准人还在”。四天后，20多人的队伍终于来到了党结真拉峰脚下的大本营。大本营在海拔4900米处。营地四周拉上经幡。五色风马旗在风中飘荡。营地旁边是亚莫措根湖。在这最残酷的季节里，尚未解冻的湖面上还覆盖着冰雪。

4月8日，大队人马分三组出发。苏拉王平的队伍有些害怕湖水，从湖边绕路行进。马一桦带领李红学和泽郎头走在前面。王大、王二和阿苏在后面收队。当王大走近党结真拉峰的山体后，他所有的幻想都随之破灭了。“你没有到那，你会想也许会有些奇怪的庇护所，或者某些路径，他也许可以逃生的路径,”王大说,“但是你到那地形就发现，环境相当恶劣。一个伤者基本不可能……”快接近冰川时，王大高原反应不适，自行下撤了。

当天晚上，王二和马一桦、李红学等人一同在山上扎营,在营地里，王二再次询问马一桦，到底怎么回事。马一桦把登过程与搜寻过程又讲了一遍。王二终于把心中的疑虑讲出，追问道，那么不能排除你下降过程中蹬落的浮石砸中刘喜男?

马一桦说，是，但是他没有做保护，要是做了，被砸中也不会出事。而且我怀疑他是撒尿时失去重心掉下去的。

王二说，你不该带他来这座山，他没有足够的冰雪经验。

马一桦说，是他自己要求的，再说本来商量五一的活动由他带，他也需要经验。

王二说，要爬这种山，你可以先带他去雀儿山，熟悉冰雪操作后再说嘛。他这次来实际就因为顶上是岩石地形。

马一桦说，唉，这种事就是赶上了。

几个人一夜无话。党结真拉当晚下起了大雪。

早上起来，风雪依旧。苏拉王平率领六名队员在前方开路，王二、阿苏和罗日格西走在队伍中间。马一桦、泽郎头和李红学收尾。中午12点前，众人就爬到了海拔5400米的高度，前方出现了一堵15米高的陡峭冰壁。苏拉王平说，看来今天可以直接(把遗体)拖到冰川末梢了。说罢，他继续与队员在前方着深雪开路。眼看还有20米就到达冰壁脚下时，山上突然发生了雪崩蒇Ⅸ棠塖入

雪崩规模并不大，但足以致命。苏拉王平的两名队员被雪崩冲落15米，被流雪掩埋住。苏拉王平立即冲上去创雪，把队员挖出来。幸好二人并无大碍。这里距刘喜男遇难的位置仅有100米，翻过这处冰壁也许就能找到刘喜男的遗体了。但在这风雪交加的天气里，如果继续搜寻，搜救队伍也极容易遇到危险众人商讨一阵过后，决定下撤。

王二打开对讲机，准备告知大本营等人放弃搜救的决定。

他听见对讲机里传来刀刀的声音，怎么样啊，王二?

为了迎接刘喜男下山，刀刀一早上起来就整装等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众人都没有见上刘喜男的最后一面。王二听到刀刀的声音后，终于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刀刀也哭成个泪人。王大在大本营一旁得知搜救失败的消息后，叮嘱山上众人下撤时注意安全。王二随身带着小瓶的伏特加上山。那是三蓬在云南混日子时最常喝的酒，单位价格里能买到酒精含量最多的洋酒。他拧开瓶盖，洒向雪地，哭着向山上祭拜。

下山的途中，雪停了。党结真拉峰又恢复了高原上的平静。

阳光照耀着大地。几只乌鸦嘎吱嘎吱地飞来飞去。

拆营回成都之前，大家搬起石块，在大本营旁边的小山丘上堆起一座玛尼堆。这就是刘喜男的衣冠家了。王大把一瓶龙舌兰--一款时常让刘喜男出洋相的墨西哥烈酒 --留在这处坟家里。他还带来了一副花棍。这是刘喜男最喜欢的玩具，几乎从不离手。花棍两端的毛球就像个大蓬头。王大把这个大蓬头留在了党结真拉山下。刀刀独自对着坟家做最后的告别。坟家四周，经幡在风中飞扬。

刘喜男真的留在了西南。两年前，王大在新疆博格达峰发生了惊险的滑坠，之后几乎不怎么登山了。王二转型到了专业攀岩领域。唯有刘喜男，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左右徘徊，踌躇不定。刘喜男的离去让王大感到深深的悲哀。刘喜男死于自己的低级错误，死在了寻找自我的途中，也死在了一名理想主义者回归现实的那一刻。在那一刻，王大感到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消亡了。

许多年以后，在一个温暖的下午，王大回忆着过去的时光。“你变成一个成年人，睁眼看着这个世界。你啥也不懂地往外走，选了一个你认为对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让你感受到了快乐，也做了一些事情，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留下美好的回忆。”他的叙述逐渐变成平静而缓和的独白:“你一开始走得飞快。步伐轻快。慢慢地就开始难起来了。到后来开始有点举步维艰了。你不明白，错在哪儿了。你可能被迫停止了脚步，仍然一脸的迷惑。不明白为什么。在迷惑过程中，突然发现，你可能走得越来越慢。你身边有人还在走。他们还在走。有的走得还挺轻快的，但有的也慢下来了。他们多多少少都发生了跟你一样的困难，或者遇到什么问题，但是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出来。这时候，继续在走的这个人突然死了。噢……我觉得不光他死了。是你的一部分过去，你的一部分过去也被判了死刑。”

回到成都后，马一桦关掉手机，窝在屋里撰写好了详细的事故报告，并在4月15日这天发布出来。这篇事故报告详细记录了攀登经过及搜救过程。“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我死得其所。”马一桦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并感谢刘喜男的家属在后事处理上的通情达理。他甚至想等追悼会结束后，陪刘喜男的大哥和二哥一起回老家，以后还要时不时地去长春看望刘喜男的父亲。可他绝没有料到，“我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在事故报告发表后的第二天，刘喜男的家属和马一桦就赔偿问题，展开为期两周的拉锯战。刃脊探险的账面上原本还有10万元的流动资金，几乎都支出在这次搜救行动上。刃脊探险的全部活动---刘喜男带队的纪念半脊峰首登两周年的活动，与12座全新山峰的商业活动计划--也都取消了。刘喜男家属提出赔偿50万元。“他们看我的营业执照是50万的注册资金。他就提出50万的赔偿资金。就直接想让我关门对不对。”马一后来说。

最让马一桦心力交悴的是，曾在论坛江湖德高望重的独行马，如今陷人了网络上的舆论风波。质疑和谩骂一股脑向他涌来。有人说，马一桦为了尽可能多地拿到戈尔的赞助，不惜提高攀登的频率，进而拖累、害死了刘喜男;有人说，马一桦错误的攀登策略导致了这次事故，有人说，马一桦和曾山是这次事故的罪魁祸首，还衍生出一种境外势力参与的阴谋论。马一桦在网上极力自证清白。“马一桦的问题是他一定要解释自己。他不停地解释，解释越多，有人找他的麻烦越多。结果，砰砰砰砰,”曾山说，“我们就劝他不要解释、不要回答这个人说的话。每一个人都怪他，他一定要回答。这个事情搞得越来越大。我估计这个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他不是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人。”

与家属的纠纷、与网民的骂战、无尽的质疑、刃脊探险的瘫痪，逐渐把马一桦拉进无尽的深渊。他并不怕打官司，宁愿走法律程序，也要给中国登山界一个说法。他真正在意的是刃脊探险的存亡。如果整个登山界都质疑他在山上的决策能力，那么以后不会再有人参加刃脊探险的登山活动，刃脊探险也就走到了末路。马一桦在这场舆论风暴中大声呼唤:“我作为一个朋友、登山同伴，一个在刘喜男漂着的时候，想拉他稳定下来的好心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王二从技术与组织层面，总结了马一桦等人在这次攀登中的错误。王二认为，首先刘喜男犯了个常识性的技术性错误，这个错误又足够致命:在多段下降的过程中，没有确保就解除下降器。

王二还认为马一桦在组织上犯了三点错误:大本营留守的队员不具备突发事件的处理和救援能力;留守在二号营地的张俭身边，没有备足技术装备，“若马一桦出事后无力返回营地，或刘喜男尚有一线生机需人救援，张俭无疑都爱莫能助”马一桦冰雪能力丰富，耐受力强，但在岩石地形上的操作能力不足，行进速度缓慢，而刘喜男的岩石操作能力虽强，但又缺乏冰雪经验，高山上适应能力较差。这种组合看起来互补，实则有一定的风险。尽管马一桦和刘喜男的搭档组合--攀登经验最丰富的登山者与攀岩者--几乎代表着当时中国民间的最高水平了。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王二动情地写道:“主流文化永远需要像刘喜男这样的攀登者，但仅仅是在它需要的瞬间。主流文化永远是自私的，永远不会怜悯到某个个体。像刘喜男这样永不低头、执着向前的攀登者注定会成为主流文化的牺牲品。他的死会成为主流文化炫耀自己价值观的功勋奖章，成为主流文化灌输人们规则思想的教科书。但记住，就算刘喜男死去，在天国，在雪山的怀里，他依然会满脸皱纹，手揣酒瓶，嘴角抽动地说，'小子，玩阴的!’”

党结真拉山难在登山界一时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刘喜男是迄今为止逝去的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攀登者。人们以各种形式缅怀着这位竞技场上的冠军、曾经的嬉皮士、中国大岩壁攀登的先驱者。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这则登山事故。正如王二所料，“量力而行”成了主流报道中最普遍的论调。在大部分人看来，这似乎又是一则“驴友擅闯禁区”类的新闻。刘喜男的故事很快就淹没在了同一时期珠峰火炬测试的新闻洪流之中。

党结真拉事故之后，谢红已经好几天没有联系上马一桦了，她每次打给丈夫，电话都打不通。等两个人终于通上话，谢红劝说，还是到加拿大吧。过去几年里，谢红曾多次劝马一桦移民出国，马一桦早就下定决心，要留下来把刃脊探险做出一点名堂。此刻，马一桦依然不舍。曾山远在美国，无法在成都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刃脊探险现在几近瘫痪，如果他自己再出国，就断绝了公司的最后一线生机。他不忍心看着一手创立的刃脊探险就这么垮掉。当然，即便他想出国，手上也没有钱，“这几年自己过着清贫的日子，一样没有存下什么钱，也凑不够真去加拿大海关要求的一年基本生活费”。

刃脊探险的一名股东飞燃(陈川)对马一说，他应该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至于国外的基本生活费，股东们可以先借给他。此外，加拿大的一家赞助商还承诺马一桦，等他移民到了加拿大之后，也能在不影响移民政策的前提下，以公派的形式让他回国登山，但周期至少是两年。

马一桦盘算着，这一走至少要两年。但说不定两年后，中国的登山政策会更加开放，届时纷纷扰扰的舆论也已经冷却下来，“公司现在的阵痛未尝一定是坏事”。

2007年7月1日，在办理加拿大移民的截止日期最后几天，马一桦登上了飞往温哥华的飞机。

19

阿成从党结真拉回到成都后，回到了他和刘喜男合租的房间。他打包好行李，离开了刃脊探险，回到了熟悉的阳朔。半年前，阿成听说阳朔新开了一条5.14难度的路线，雷劈山的“闪电”(5.14a)。5.14难度是业余攀岩高手与职业攀岩高手之间的一道“天堑”，当时中国攀岩者还没有能力完成5.14难度的岩路线。阿成认为这条路线其实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难，“我觉得应该有人去尝试突破一下”

在成都这一年，是自阿成攀岩以来头一次落下训练进度，他第一天开始恢复的时候，连引体向上的动作都做不标准。他很失望。他给自己制订了严苛的训练计划，每天雷打不动做200个引体向上，风雨无阻地坚持跑步。两个月后，阿成完成了“闪电”路线，成为中国第一位5.14级别的攀岩者。从那时起，阿成就坚定地走在攀岩竞技的道路上，日复一日地训练，无休无止。在之后几年里，他又完成了惊雷(5.14a)、红点饭(5.14d)等多条高难度的路线，始终走在中国岩者的最前列。他还成了中国第一位洲际攀岩定线员。在40岁的时候，阿成担任攀岩国少队的主教练，常驻在广西南宁的攀岩小镇马山县，培养一批批像他当年一样勤奋的攀岩少年。数十年的攀岩训练下来，阿成手指上的指纹都磨光了。假如刘喜男还在的话，他的手指也差不多如此。那时刘喜男应该50多岁了。阿成相信，刘喜男到时候一定在经营着一家属于自己的攀岩馆。

同样在南宁马山县培养攀岩少年的，还有邱江。蜘蛛人俱乐部在2011年关张后，他又开了家餐厅，辗转多年后也来到了马山县。邱江还是那个与石头为伴的浪子。只要朋友们看到他的一抹坏笑，便知道在他的心里，阳朔精神从未死掉。他一直在开线，不停地开线。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开线之王。他在全国各地总共开辟了1000多条攀岩路线，占当时中国岩路线总量的五分之一。但他再没有碰见像刘喜男一样能开出如此有艺术风格的攀岩路线。邱江十分确信，假如刘喜男还活着，“他肯定还在攀登。你不用说，他肯定会攀登到死的”。

刘喜男在阳朔、白河、昆明等地开辟的攀岩路线被写进了《阳朔攀岩路书》《北京攀岩指南》《昆明攀岩向导手册》当中。他成了中国攀岩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当年轻的攀岩者们在这些路书上看到“刘喜男”时，在这个陌生的名字上最多停留不过半秒，便急于寻找下一行数字:这条路线的长度、难度与分段信息。只有极少数爬了十五年以上的老炮还记得这名字背后的故事。

“(刘喜男)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依然执着地追寻着理想，阳朔攀岩学校的校长张勇写道,“你谦卑、低调、稳重、大气，你在阳朔的日子大家攀登热情高涨、四处开线，你离开的日子我们努力延续你的精神，那种执着岩的岩者精神。”

王大和王二又回到了各自的生活轨迹中:王大回归了白河攀岩文化的氛围里，王二从此走上了半职业攀岩者的道路，四处参赛、定线。这一年秋天，王二来到广州增城参加亚洲攀岩锦标赛。在赛场边，王二竟意外地遇见了刀刀。刀刀说，她是和一帮朋友来的，看见王二，过来和他打个招呼。

第二天，王二正在白云机场候机、准备飞离广州时，突然接到了刀刀打来的电话。刀刀在电话那头哭泣，王二手足无措地在电话里安慰她，要照顾好自己，便挂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刀刀又打来了，她要来机场送王二。一个半小时后，王二和刀刀坐在机场。两个人尴尬地坐在一起，都没有言语。王二不知道要说什么好。王二首先打破沉默:“刀刀，想喝什么?”

王二去拿了罐雪碧后，两个人又沉默地坐在那里。王二再次打破这尴尬，问:“刀刀，最近怎么样?”

“工作。在广州旁的一个小镇上。

“干什么?”

“画插图。”

又是一阵沉默。王二刚想再说点什么。这次是刀刀先开口:“其实王二，找你没别的，只是心里有个问题，憋了很长时间。问别人没有答案，只能问问你。”

“你说吧。”

“你有没有想过再回党结真拉?把喜男运下来。”刀刀哽咽着说。

王二想了想，说:“当然有这个想法啊，前几天喜男大连的朋友还电话我呢，说是明年去，我说好好计划一下吧。”

“谢谢你这么说，我知道还有一线希望就很开心了，还以为你们已经忘了这件事了。”

“怎么会，只是再去就会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不像上次那么简单了。”

“你不知道，听见有人说要去和知道还有人抱着这种希望对自己来说有多重要。当你对一件事绝望的时候，自己会很自卑。”

王二欲言又止，最后鼓起勇气说:“刀刀，其实你别希望把喜男运下来，对你自己来说会是个解脱，或者一种解脱的暗示，或者一种自我救赎的机会。”王二继续说,“我想通了，就算再去，下来了我也会把他葬在咱们堆的玛尼堆下，然后过段时间去上一次”。

“我明白，只是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一件事。然后就是喜男遗物的整理。”

好啊，关键是自己的选择就好,”王二说，“其实今天你来，只不过是因为有些问题，你连自己以为觉得亲近的人都诉说不了，其实我俩并不熟，一共见过两次，话没上百句的。有时候人和人就是这么奇怪。

“你不知道，今天给你打电话，是鼓足了所有的勇气才打的。其实觉得很不应该。”

“没事。其实有事的时候，互通个电话很正常,”王二说“你要锻炼身体，否则到时候给你电话要上山的时候，再练就来不及了。”

“知道，最近也有些攀岩。

“照顾好自己吧，找个男朋友。

“不行,”刀刀说，“也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接触以后，心里老想喜男还在上面，就没法和人家再继续下去了……”

刀刀最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也许她还想再聊聊，但王二就要上飞机了。王二离开了广州，也离开了刀刀的世界。

从此以后，朋友们很少再看见刀刀。刀刀也远离了攀登者们的世界。她在广西的一个小城里结婚生子，做一名插画老师过上了平淡的日子。

刘喜男的遗体至今留在山上，融入雪中，冻进冰川，成为大山的一部分。

20

党结真拉事故一个月后，苏拉王平的队伍又招募了十几名以黑水县为主的嘉绒藏族青年，并培训他们成为当地的登山向导。三奥雪山协作队壮大成了“川藏高山向导队”。人们称呼他们为“川藏队”。苏拉王平并没有听从当年马一桦的叮嘱“不碰雀儿山”。在刃脊探险之后，雀儿山成为这家公司的招牌山峰之一。川藏队只做成熟山峰的商业登山活动，几乎没有开辟过未登峰。“安全”始终是这支队伍最重要的信条。

川藏队还参与了数次著名的高山救援与搜救行动。十年之后，苏拉王平效仿当年马一桦在北京风雨雪开办的“心中有数才出发”讲座，也在全国范围内开办了“心中有数才出发”分享会。“心中有数才出发”这句话成了川藏队最知名的广告语川藏队经历了上千次商业登山活动，是中国极为罕见的仍保持零事故的登山团队。他们的向导团队壮大到了55人，后来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商业登山公司之一。

李红学曾在2008年初短暂地加入过川藏队。他在这里工作了两个月就离开了，随后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终极探险”。在李红学的前同事们看来，这名小伙子向来胆大。“他总要去做一些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马一桦说。

早在绵阳读大学期间，李红学就爱上了户外。他先在绵阳的探路者户外装备店打工，之后和当地户外爱好者张伟，合伙开了家“终极户外店”。这名高大帅气的小伙子，大学期间就痴迷于登山。在上大二时，李红学就开始组织同学去爬四姑娘山三奥雪山、雪宝顶、骆驼峰。在2006年加入刃脊探险之前，李红学就已经有过一些攀登经验，还和马一桦参加了同一期中登协高山技能培训班。马一桦也在面试时看中了他这一点。这名大学毕业生在刃脊探险的半年里，只参与一次成功的“未登峰计划”，2006年11月的雅姆雪山。当时马一正在上方领攀，李红学在下方做先锋保护。在打保护过程中，李红学的一次失误，险些让马一桦掉下悬崖。马一桦愤然决定开除了他。

李红学从刃脊探险离开后，来到了北京，跟着另一位“马哥”马欣祥在中登协培训部工作过一段时间。马欣祥说，他也曾邀请过李红学加入中登协。当时他的这名学生犹豫过后，最终还是选择了自由攀登的生活。在之后的两年里，李红学参与了凯乐石的“未登峰计划”，还与搭档徐老幺、袁老二合作，开辟了许多川西的未登峰。

马一桦出走加拿大后，听说李红学在国内小有名气，“他后来公司的宗旨好像就是说，我走了，他要继承刃脊精神什么的”。李红学确实继承了马一桦的一部分特质。网络上至今仍流传着马一桦当年亲自撰写的户外经历，精确到每一年、每个月。他会在其中有意无意地赘述一些不必要的细节:写到慕士塔格登山时，他会格外提及“历时二十余天的瘦身故事”，写到错把幺妹峰当三峰的攀登经历时，他会补充一句“曾领攀一条200米岩壁难度在5.6的混合路线”，写到组织一次艰难的登山活动时他还会格外说明“打破了五一左右雪季无法登顶的三峰纪录”李红学也恰到好处地掌握了这种风格的精髓。在网上发帖招募队员时，他会把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协助剧组拍摄雪山广告片，到达海拔4600米冰川”等画蛇添足的细节，一并写进其中，伴随着每一次活动推广的文案。这份履历中还有那次著名的格聂神山搜救。

2006年底，曾独攀幺妹峰的美国登山家查利·福勒，与搭档克里斯蒂娜·博斯科夫(ChristineBoskoff)在登格聂神山期间失踪。在之后的半年里，曾山两度率领刃脊探险的队伍来到川西的格聂神山寻找失踪者。李红学参与了第二次搜救行动，并找到了克里斯蒂娜的遗体。面对惨不忍睹的尸体，李红学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彻夜未眠。当然，他最后还是把搜救的经历写进自己的户外履历中，“与一名队友独立搜寻近20天，发现遇难者之一”

在朋友们的观察中，李红学很少把自己的内心世界祖露于外人。他是一名温和而善良的青年。包括徐老幺、卢三嫂在内的四姑娘山当地人，都受过他的照顾与恩惠。李红学之所以急于求成，也许是想尽快成为像马一桦一样在业内有影响力的人物。毕竟，作为一名民间登山者，要想在中国自由地攀登太难了。只是李红学一时还没有意识到，马一桦之所以敢写，是因为他在把这些自我标榜的小事写进去的同时，也完成了一些了不起的成就，数次开创了登山历史上的先河。

也许李红学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渴望完成同样了不起的成就。只不过他追求目标的方式在他人看来多少有些胆大妄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也开创了历史。他和徐老幺首登的四姑娘山玄武峰，日后成了一座经典的技术型山峰。李红学还首度提出了挑战四姑娘山幺妹峰中央南壁路线的计划。这是一条充满想象力与勇气的路线。他集结了当年一同人职刃脊探险的前同事李霖鹏，协作徐老幺、袁老二，组建了2008年终极探险幺妹峰登山队。2008年12月的一天，李红学在成都采购装备时，迈进了中山户外店的大门，点燃了严冬冬和周鹏--下-个时代的自由攀登者--的幺妹峰之梦。

21

马一桦出走加拿大的新闻在登山界引起了大地震。刃脊探险内部也经历着洗牌与重整。由于曾山仍在美国，公司的日常运营暂时交由陈力来打理。此时，刃脊探险的账面上只有几万块钱。

“是有点慌,”陈力说,“特别是每个月要花钱的地方，你说这些都是平时大家一块的兄弟，你怎么面对他们?”陈力是公司里资历最老的员工。他见证了公司是如何一步步壮大起来的。山难三个月后，他开始了振兴刃脊探险的第一步:和所有在刃脊工作过的兄弟们联系，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返回到刃脊继续攀登。

在后刃脊时代，陈力努力着手组建一支实力不输当年的团队。他找来了早已分散各地的姚振、满昱、张俭,“嫁到”南京的泽郎头，李红学的老搭档张伟，乐山的刘鹰……曾山回到国内，又投了些钱进来，勉强支起来整个公司。曾山给大家上了两天的培训课，再拉着大队伍来到半脊峰上。大家刚要开始上山，曾山突然接到电话，他的女儿发烧了。曾山立即赶回成都。陈力成为代理教练。好在刃脊探险的每一名老队员个人实战能力过硬，这次活动算是顺利完成。“虽然没有在技术上的进步，但是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在老马和Jon不在的情况下独立操作一次活动，也许这更重要。”陈力写道。

马一桦离开后，大邑县鹤鸣山的岩场开始免费对外开放。对于刃脊探险来说，商业登山活动才是支撑公司活下去的命脉这一年“十一”假期，刃脊探险恢复了商业登山活动。在党结真拉的事故之后，刃脊急需恢复往日的影响力。可惜，陈力、张俭、姚振、泽郎头带的这期活动并不理想。在他们最自信、最熟悉的半脊峰，竟然有客户没有登顶。但陈力等人并没有失去信心。他们强打起精神。每做一次活动，刃脊探险就恢复一点点影响力。遇到问题，陈力就给远在美国的曾山打电话汇报。

“我有个不到一岁的小孩，不停地处理这边的事情，都是在半夜处理。太累了,”曾山说,“快两年，我都一直坚持下来,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当时阿苏已经离开了刃脊探险。曾山聘阿苏为他在成都的私人助理，帮他处理在成都的杂务

2008年5月的一天，曾山正在跟阿苏打国际电话，两个人正聊着工作，阿苏突然喊，楼在动。曾山问，怎么了……电话断线了。曾山心想，难道是地震了?曾山又给阿苏打了个电话。不通。曾山急了。他立即给其他在四川的朋友打电话，全都打不通。曾山给上海的朋友打电话，问四川地震了没有。上海的朋友说没有。曾山又打给正在广州的曹峻，问四川地震了没有。曹峻说，好像有一点事情。曾山急疯了。他的妻子、丈母娘、朋友们全都在四川。他一晚上没有睡觉，在美国疯狂地打电话找人。

5月12日这天，陈力刚带完一期半脊峰登山活动，回到了成都，装备还没来得及整理。下午，他和同事正坐在刃脊探险的办公室里整理票据，突然整个大楼开始晃动。陈力和同事面面相觑，是不是楼下修地铁的又开始野蛮施工了?他们过了会儿才发觉，似乎有点不对劲。这施工的动静恐怕有点大。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川西一带哀鸿遍野。震后第二天，陈力接到了川登协打来的电话，有一支九人队伍在山里失联，希望他能进山援助。陈力抓上现成的装备，和五名队员组成一支具备攀岩、登山、徒步、急救技能的救援团队，立即开赴震中。他们开车前往震中映秀。那是他们每次去四姑娘山的必经之路这一路满目疮痍。山上震落的巨石挡在路中央。路基被生扯开宽大的裂缝。多条隧道坍塌。曾经横亘在紫坪铺水库上的大桥被拦腰截断。

到了都江堰，他们的车再也开不进震中，只好徒步进映秀镇。一路上，他们遭遇余震、落石和滑坡。救援队连夜徒步到了映秀镇漩口中学，遇到了中学里的老师。老师说，他们已经打了几天的电话求援了，怎么也打不通。学生们正住在简易帐篷里。这里只有土豆、盐，还有从废墟里刨出来的零食，怕是坚持不了几天了。老师们希望救援队能带这20多名学生下山。《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记者林天宏，曾将震后的漩口中学形容为“末日景象”。在那篇著名的特稿《回家》中，他如此描述震后的漩口中学:“这座原本6层的教学楼，已经坍塌了一大半,程磊所处4层教室的那个位置，早已不存在了。整个镇子变成一片瓦砾场。幸存下来的人们，满脸惊恐的表情，四处奔走呼喊，救人的声音此起彼伏。连夜徒步几十里山路，刚刚赶到的搜救部队，都来不及喝一口水，就投入到了救援中。”

《回家》中的学生程磊“被压在一块巨大的水泥板的缝隙里”“全身已经僵硬”。但这所学校里还有更多的学生和老师、更多的幸存者挣扎着渴望活下去。此刻，陈力的救援队是他们唯一的希望。陈力刚从半脊峰下来，正好包里还带着卫星电话,他们打电话请示过上级领导部门后，决定冒险带这20多名学生下山。

5月16日凌晨5点，陈力等人来到临时营地，准备带学生们离开这里。他们却傻眼了:眼前黑压压一片，这哪里是老师说的20多名学生。清点过后，师生共计235名。陈力与队员们简单讲解了基本求生知识后，就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了。一路上，沿途的村民听说终于有救援队进来了，也跟到队伍后面队伍越来越长。队员们护送着大队伍，躲过落石高发地带，闯过湍急的岷江河畔，最终安全抵达了目的地平滩码头。下午大型趸船来到码头，载着数百人，有惊无险地把他们运到了紫坪铺码头。陈力等人统计了总人数。他们拯救了约500名师生和村民。在2008年5月，像陈力这样成百上千名中国户外爱好者集结成队，组成了几十支救援队，利用丰富的户外经验，率先挺进了川西灾区参与救援。2008年不仅是中国民间公益的元年，也是中国民间救援队的元年。

汶川大地震摊毁了川西数万个家庭，改变了许多人的心灵与命运，也摧毁了刃脊探险全年的活动与收人。陈力等人救下了数百人，却没有救活刃脊。到了年底，公司濒临危机。“甘孜州的活动也全部停下来，2008年唯一-次能挣钱的活动还亏了本 --整个2008年是非常惨淡的一年。”陈力写道。

在2009年新年来临之际，陈力决定，来年一定要让刃脊探险恢复新的气象。

22

2009年初，春节刚过，刃脊探险的办公室从南桥花苑搬到了文殊院附近。刃脊探险逐渐恢复了震前的忙碌，还与众多户外品牌建立了联系。然而在“十一”期间的雀儿山商业活动中，刃脊探险登山队冲顶失败。即便远在加拿大的马一桦早就决心不再插手公司的运营了，但还是气得够呛。马一在公司的时候，除了六年前王平突然离职那次，他带的商业登山活动从未失手过。

马一桦移民到加拿大后，这名曾经的户外论坛领袖销声匿迹了。他一度想把自己过去十年的登山经历写成一本书，后来想想也还是作罢了。马一桦定居在了温哥华。他从家开车半小时就是便宜实惠的滑雪场，开车一小时就是北美攀岩胜地斯阔米什(Squamish)，开车两小时就到了冬奥会赛场惠斯勒(Whistler)，开车10个小时就是世界著名登山目的地班夫国家公园(BanffNationalPark)，但这些地方他都没有去。他要先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到了温哥华不久后，马一桦就与妻子谢红分开了。他变成了一个人。他先是像其他留学生一样，在饭店刷盘子打零工，之后又找了份在大楼里做装修、贴瓷砖的工作，一天要连轴干12个小时。“活儿是又脏又累，我刚开始干的时候浑身酸痛，躺在床上就不想起来。”马一桦回忆道。在加拿大做小时工很累,但这份生活又很简单:时薪高，时间自由。工友们都有自己的故事，从没有人过问马一桦的经历。在过去，马一桦一张嘴就像拧开了自来水龙头，滴滴答答说个没完。如今在温哥华马一桦却无人说话。他很孤独。在餐厅里、在大楼里、在公路上，他又变成了一匹独行的马，一匹老骥伏枥的马。

两年过去了，中国登山界每一天都在发生剧变。当年来加拿大之前，赞助商说好的“将以公派形式派遣回国登山”的计划破产。赞助商的律师后来阻止了这一计划。马一桦永远地留在了加拿大，很少再关注中国登山界的动态。当心力交的曾山给他打了那通解散公司的电话时，马一桦已是心如死灰。

经历了2008年汶川地震的重灾，2009年中国登山界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盎然生机。在四川，彭晓龙的蜀山探险公司继承了开拓川西未登峰的“大纛”，苏拉王平把川藏队的商业登山活动做得有声有色。终极探险等小型登山公司纷纷崛起。四姑娘山的徐老幺、三奥雪山的罗日格西等当地原住民向导各据一方。一年前，三大高手率领的队伍围战幺妹峰。如今幺妹峰成了中国自由攀登者竞相追逐的目标。在2009年底这场围战中，年轻一代的登山者严冬冬和周鹏在众高手间突围，阿式攀登了幺妹峰，并开辟了“自由之魂”新路线。

国内登山界的进步让年近半百的马一桦措手不及。他从未料到，仅仅过了两年多，中国登山者，还是如此年轻的登山者，就已具备阿式攀登幺妹峰的实力。当马一桦在网上看到当年赠送自己雀儿山地图的严冬冬，正茫然于是否站在了幺妹峰真顶的时候，他还给了严冬冬一张珍贵的四姑娘山1:5万比例尺地图，并难得地在国内户外论坛上再度发声:“从你的照片看与我们当年攀登的是同一个顶。”

在更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奥索卡与中登协合作，成立了日后被誉为“中国阿式攀登的摇篮”“自由攀登者的黄埔军校”的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CMDI)。早在2006年，奥索卡的老板汉斯就与中登协培训部的马欣祥、孙斌等人，商议开办一个专门培养中国阿式攀登者的培训班。培训班的课程还特别结合了中国登山的发展情况。2006年9月，来自四川、新疆、西藏、青海等地体育系统内的八名青年，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全脱产攀登培训。其中三名学员完全没接触过登山，比如四川的李宗利他曾经是一名职业摔跤运动员。多年练习摔打厮斗，他的双耳软组织都变成了摔跤运动员特有的“木耳”。其他学员即便是登过山，也没比李宗利强多少。

拥有二十多年攀登经验的法国高山向导奥利维耶(0livicrBalma)任总教练。由于孙斌临时被借调到奥组委，马欣祥又从西藏登山学校召回了康华，担任翻译及助教。康华登顶幺妹峰后，转型成一名真正的技术攀登者和阿式攀登者，也积攒了多年的技术攀登经验。在为期两年的培训中，奥利维耶、康华与八名学员在白河和阳朔练攀岩，在桃源仙谷练攀冰，在青海年宝玉则峰、新疆博格达峰和西藏训练登山和救援，在贵州格凸攀岩开线，在岗什卡峰登山滑雪，再反复操练，反复打。最终在2008年9月，CMDI的首批学员毕业，走向了中国自由登的舞台。像四川的李宗利、青海的李卫东、新疆的罗彪和迪力夏提，以及北京的王云龙等首届学员，日后对中国登山界影响深远。从第二届开始，CMDI对民间开放，古古、彭晓龙、李兰、郑朝辉等著名的自由攀登者带艺投师，进一步淬炼成为个人能力超强的自由攀登者。

2009年11月，当曾山给马一桦打了那通解散刃脊探险的电话时，马一桦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局面。他当然可以买一张机票，像曾山一样不时往返于北美与中国之间。但回来了又能如何呢?马一桦后来在《山野》杂志里一篇名为《刃脊之死》的专题中写道:“现在我回国从刃脊直接转型的路已被堵死，那么回国也无异于重新开始。而现在以国内登山业的竞争态势，年轻一代发展迅速，再用五年刃脊也不一定能够重新回到以前的状态。登山经验重要，体力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除登山以外，我以前从事的行业自己也早已落后于时代，在国内我将无所适从。”

这一天下午，曾山刚从央莫龙峰攀登回来，就把陈力叫到家里，跟他宣布了解散刃脊探险的消息。陈力正准备去甘孜州出差，来年再接再厉壮大刃脊，没想到曾山突然宣布，公司解散了。从曾山的家里出来后，陈力的心里空荡荡的，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大街上。

“那天下午Jon告诉我他准备关闭刃脊，因为以后他夫人的工作在美国，他必须带孩子和照顾家，没有时间待在中国，没有精力管理公司。经刃脊所有股东(包括老马)商议决定关闭刃脊,”陈力写道,“因为我的身份，我没有更多的言语，今天本来准备谈的事情都不用谈了，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付诸东流了。”

刃脊探险的员工们伤心又无奈，但他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从今天起，他们就不再是刃脊探险的登山向导了。依照曾山的要求，员工们退回了身上穿的GTX冲锋衣、手里的技术装备。曾山还换掉了门锁。向导们再也无法回到刃脊探险的办公室了。

曾山变卖掉了大部分装备，拿来还刃脊的债务，只保留下一小部分物品作纪念。最后他带走了生锈的冰锥、主锁、冰镐、头盔、铝锅、护目镜，以及老马的几本旧书。他还特意保留下2004年登顶幺妹峰后在各大城市巡回宣讲时的传单。这张传单是马一桦制作的，上面写着“授人以渔”。当时曾山问老马，这是啥意思。马一桦告诉曾山，这是中国的成语，“鱼”是登山,“渔”是教人登山。曾山恍然大悟。他想再成立一家探险公司这次就专门教人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