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检查了凯瑟琳·撒切尔的通话记录，没注意到什么可疑的来电。她最后一次跟她儿子通话，是他在九月底用那个以史蒂夫·莫斯的假名注册的手机打的。其余的电话都是推销、债务追讨以及就诊预约提醒（她从未去过）。
我给加里市的养老院打了电话。服务员问我是不是家属，我说我不是家属，也不是他们雇用的小时工。我可以听到远处老男人尖叫的声音。我试图不去想撒切尔太太听到这种叫声的反应，我知道这会让她焦虑不安。我提醒自己，那里有人喂她吃饭、给她洗澡，有人照顾着她。
我提醒自己，我并不是她的儿子，这不是我的责任。
但我脑子里摆脱不了这样的场景：我母亲穿着睡袍坐在低矮的床头，茫然地盯着一扇肮脏的窗子，无助又孤独；同时还有一个无牙的老男人在大厅里喊叫；领着很低薪水的护士无视她，唯一的盼头就是等死。
在丹尼特法官的施压之下，米娅·丹尼特的案子每晚都在晚间新闻里播出，但是仍然没有线索。
我去车辆管理局核实了信息，科林·撒切尔或者史蒂夫·莫斯名下并没有登记有车，凯瑟琳·撒切尔名下也没有。我们正在联系我们能找到的所有认识科林·撒切尔的人。他的朋友很少，只有两个高中伙伴，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跟他通过话了。他的前女友在芝加哥，我不太确定他们是不是性交易的关系。她因爱生恨，把他说得一无是处，除了迅速躺下诱惑我，而我不为所动外，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提供。一些老师说，他是个处境艰难的孩子，而另一些老师则说他是问题少年。撒切尔太太的邻居只知道他常来探望他母亲，来倒垃圾并给草坪割草。没什么大不了的。邻居不知道这家人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告诉我他是开卡车来的。车的颜色？构造？型号？似乎没人知道。他们给出的答案都是矛盾的，我也就不再费心去问什么车牌号了。
我时不时地想起那张寄自大马雷的明信片。我不禁在网上搜索起那个湖边小镇，并在线订购了旅游指南。我查了芝加哥到大马雷的距离，甚至要求查看沿途交通摄像头里的录像，哪怕我并不清楚自己要寻找什么。
我的调查停滞不前，除了等待，我什么都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