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她我的母亲叫凯瑟琳。我给她看了我小心珍藏在钱包里的照片。这是一张老照片，大约是十几年前拍的。女孩说我的眼睛像她，严肃而神秘。我母亲脸上的微笑很勉强，露出一颗令她烦恼不已的歪斜犬齿。
“当你谈起她的时候，”她对我说，“你真心地笑了。”我母亲的发色很深，像我一样。但她的头发像剑一般笔直，我父亲的也一样。所以我的卷发是个谜，也许是某种隐性基因造成的结果，我猜。我从没见过祖父母，不知道他们是否是卷发。
我不能回家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条我从未提起过：警察等着抓我进牢房。我初次犯法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八年之前。我试图走正道，试图循规蹈矩，但这样我没法生活。我抢了一家加油站，把所有钱都寄给我母亲付药费。几个月后，为了她看病的费用，我又抢劫了一次。我弄明白贩毒可以挣多少钱后，也干过一阵那样的事，直到我被一名便衣警察抓住，在牢里待了几个月。从那以后，我又试图老实本分地生活，但我母亲收到了房客驱逐令，我变得不顾一切。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走运，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久警察都不来找我麻烦，把我抓起来。我内心其实有点希望自己被抓，那么我就不必一直这样下去了，一路潜逃，用各种假名。
“那么——”她开口道。我们在屋外，走在广阔的树林中。这是个比较温暖的十一月天，气温徘徊在4℃以上。她穿着我的外套，缩在衣服里，把手插进口袋。风帽裹住她的脑袋。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久，但此时已经看不到小屋了。我们跨过倒下的树干，我推开一棵常青树的树枝，这样她就可以穿过而不必应付近二十米高的冷杉树。我们爬上坡又走下溪谷，把松果踢到一边，聆听鸟叫。我们斜倚在西部铁杉上，在十几棵相似的树木间停下喘息。“那么你并不是欧文。”
“不是。”
“你也不是托莱多人。”
“不是。”
但我没告诉她我是谁。
我说我父亲曾带我来过这里一次，到明尼苏达州的火石路。我告诉她小屋是我父亲的，是他家的祖传房屋。他在和某个女士约会。“我不知道她看上了那个混蛋什么？”我说，“我知道他们不会长久的。”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说话了，我几乎都把他给忘了。然后某天他突然邀请我参加这趟旅行。我们租了一辆野营车，从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家出发开到明尼苏达州。这是他搬去维诺拉州给美国交通管理局工作之前的事。我不想去，但我妈说我必须去。她天真地以为我父亲想弥补我们之间的关系，但她错了。
“那名女士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讨厌鬼。因此他策划了一个隆重的假日，仿佛我们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似的。那名女士、她的孩子还有我一起去。他想给她留下好印象。他向我承诺，如果我乖乖配合，不把事情搞砸，他就给我买一辆自行车。整个过程中我都闭着嘴，可我连自行车的影子都没看见。”我告诉她，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跟他说过话。但我仍然密切注意着他，以防万一。
她说她不知道我怎么能如此熟练地穿越树林。我说这是因为老习惯。比如童子军时期养成的习性。而且我天生方向感很好，分得清南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经常在森林里漫步闲逛很久——只要能离开争吵不休的父母，去哪里都好。
我徒步穿越森林的时候，她一直跟着我，并没有觉得累。
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女孩是怎么知道所有树木的名字的？她指着它们跟我说明——冷杉、云杉和松树——好像在给我上该死的生物课。她知道橡子是长在橡树上的，而那些愚蠢的直升机模样的小种子则是枫树上掉下来的。
我猜了解这些并不需要多高的天分，只是我从没在意过它们——直到我看到她双手撒下种子，然后以一种敬畏的眼神注视着它们旋转着落到地面。
她在不经意间就教导了他人。她指出这些“小直升机”是翼果，红雀是雄的。一切艳丽的动物都是雄性，而雌性则不太起眼，这让她心里很不舒服。红雀、鸭子、孔雀和狮子都是这样。我从没注意过这种区别。如果她生命中不曾遇到各种让她难受的男人，那么她不会觉得如此生气。
她说她绝不会美化她父亲带给她的这种感受。她说我不会明白的，因为他既没有打过她也从没让她挨过一晚上冻；他也从来没有让她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她有个叫罗曼的学生，是个无家可归的黑人小孩，大多数晚上都住在北边的收容所里。虽然没有人让他去上学，但他自己选择去上学。他十八岁了，正在攻读高中文凭，因为不满足于同等学力的文凭，他白天待在学校里学习，下午去清扫城市街道，晚上在L线列车车站乞讨。她去收容所当志愿者，想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形。“整整两个小时，我都在把发霉的奶酪从拆开包装的三明治里剥下来。”她说。去除发霉奶酪后的那部分三明治被分给那里的孩子们吃。
也许她并不像我预想中的那样只顾自己。
我知道轻蔑的眼神是什么样的，它虽然看着你，却并没有真正把你放在眼里。我知道不屑的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的。我知道背叛和幻灭的滋味——一个人本可以给你全世界，却拒绝付出哪怕一丝一毫。
也许，我们的本质并没有多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