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她可以外出，这是我第一次允许她独自在外面待着。“待在能让我看到的地方。”我说。我正用塑料板把窗户遮上，为冬天做准备。这活儿我要干上一整天。昨天我修补了门窗的所有漏缝，再往前一天，我给管道做了保暖。她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像看傻子一样看她。“这样它们就不会开裂了。”我说。并不是我想待在这儿过冬，但除非我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否则我们别无选择。
她在门前停顿了一会儿，手中抓着速写本：“你不出来吗？”
“你又不是小孩子。”我说。
她走了出去，向下走了大约一半台阶，然后坐了下来。我看向窗外。她最好别做出得寸进尺的举动。
昨晚下雪了，只是一场小雪。地上覆盖着一层棕色的松针叶和蘑菇，但很快它们就会枯死。湖上结了几片薄冰，冰层并不厚实，一到中午就会全部化掉。这一切预示着冬天很快就要来临。
她拂去台阶上的积雪坐下，在膝盖上摊开速写本。昨天我们一起出去坐在湖边，我抓鳟鱼时，她画了十几棵树，大地上竖起数根凌乱的线条。
我不知道我在窗边看了她多久。我并不太担心她会逃跑——她现在自己更清楚逃跑并不明智——但我还是这么看着她。我看着她的皮肤冻得通红，长发在微风里乱飘。她把头发拢在耳后，希望固定住它，但并不起作用。并非所有东西都喜欢受制于人。我看着她的手在纸面上来回移动，非常迅速，轻松自如。她拿着纸和笔的感觉跟我拿枪时的感受是一样的，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中。只有这个时候，她才变得自信起来。正是这种自信吸引我留在窗边，保持警惕的同时又不由得心醉神迷。我想象着她的脸，因为她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它。她的眼神其实并没有那么无情。
我打开门走出去。门“砰”的一声关上，把她吓了一跳。她转过来看我究竟想做什么。她面前的纸上画着湖泊，一阵风吹过，湖面激起阵阵涟漪。有几只鹅栖息在薄薄的冰层上。
她试图假装我不在那里。但我知道，我的存在让她很难再做除了呼吸之外的任何事情。
“你是从哪儿学的那个？”我问。我看着外面的门和窗户，寻找是否还有漏缝。
“哪个？”她问。她把手放在画上遮住，这样我就看不到了。
我停下了手上的活。“绘画。”我讽刺地说，“不然你以为我问的什么？”
“我自学的。”她说。
“只是学着玩？”
“我想是的。”
“为什么？”
“为什么不呢？”
但她还是告诉了我，她很感谢两个人发掘了她的艺术天分：某个初中老师和鲍勃·鲁斯 (1)。我不知道谁是鲍勃·鲁斯，所以她给我做了介绍。她说她过去常常在电视机前支起画架，摆好颜料盒，跟着他一起画画。她姐姐会告诉她，别做这些无聊的事情。她会管她叫失败者。这时候，她母亲就假装没听到这种称呼。她说她很早就开始画画了，躲在卧室里用蜡笔涂填色书。
“画得不错啊。”我说。但我没有看她，也没有看她的画。我从窗户上刮下漏缝里的旧填料。填料掉在我脚边的露台上，在地上形成一道白印子。
“你怎么知道？”她问，“你又没有看。”
“我看过。”
“你没有。”她说，“我知道那种冷漠的打量，我从出生起就被这样的目光看到现在。”
我叹了口气，默默咒骂了几句。她的手仍然盖在画上。“那我问你，这是什么？”她问。
“该死的，我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这幅画画得是什么？”
我停下正在做的事，盯着那几只鹅，它们一只一只飞走了。“那个。”我说。她停止了这个话题。我朝另一扇窗走去。
“你这是干什么？”她问，举起了速写本。
我停下看了很久，有些粗暴地摆弄着漏缝。我知道她是怎么想的——这么对漏缝总比这么对我好。
“为什么你总是问这么多该死的问题呢？”我咆哮着。她沉默了。她开始画天空，画紧贴着地面的低低的云层。在某一刻，我突然说：“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不必再照看你了，这样你就会闭嘴让我清静一会儿了。”
“噢。”她说。她站起来，回到了屋内。
但这并不全是真话。
如果我想让自己清静一会儿，我可以买更多的绳子把她绑在浴室水槽边。如果我想让她闭嘴，我可以用胶带封上她的嘴。
但如果我是想弥补罪过，我就会给她买速写本。
当然，我也有过成长的经历。我小时候总是惹麻烦，殴打小孩、辱骂大人、成绩不及格、旷课。高中辅导员跟我妈建议让我去看精神病专家，她说我控制不住愤怒的情绪。我妈告诉她，如果她经历过我的遭遇，那么她也会很愤怒。
我爸爸在我六岁时离开了。他在我生命中出现的时间足够久，久到让我记住，但那段时间里他却从未对我和我妈有过真正的关怀。我记得那些家庭冲突的画面，不光是叫喊，还有扔东西和拳打脚踢。夜里我假装睡觉，却听到玻璃砸碎的声音、摔门的声音和尖声叫骂的脏话。我记得在他声称戒酒很久之后，他裤子口袋里仍然有空酒瓶和酒盖。
我在学校打架斗殴。数学老师说我会一事无成，我告诉他见鬼去吧。高中生物老师认为她可以帮助我通过她的考试，我让她滚蛋去。
我不想让任何人在乎我。
我不经意间过上了这样的生活。我在城市里某家自命不凡的餐厅里洗盘子，手上沾着别人吃剩下的东西。我从传送式洗碗机里把干净的盘子堆起来，滚烫的水溅在我手上。我的手指都快烫伤了，脑袋上滴着汗。这一切换来的只是最低薪资和一部分的服务生小费。我问是否能再额外工作几小时，说我手头很紧。我老板说：“难道我们不是吗？”目前经济萧条，但他知道有个地方可以让我借到钱。不是银行。我想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借一点儿钱，等下次发工资的时候还，但事情并没有这么顺利，我甚至付不出利息。我们达成了一个交易，某个大人物欠了他大约是我债款十倍金额的钱，如果我能让他还债，那我就不用还自己的了。我去了他位于斯崔特维尔的住宅，把他的妻女绑在了餐厅的古董座椅上，用一把借来的枪顶在他妻子的头上，看着他从莫奈的《睡莲》赝品画后藏着的保险箱里拿出几沓美元钞票。
我上了贼船。
几周后我被达尔马找上了。我之前从没见过达尔马。他漫步走进酒吧的时候，我正想着自己的事情。我是个任人摆布的新人，似乎所有人都有拿捏我的把柄。因此当达尔马说有人偷了他的东西，需要派人去取回来时，这种跑腿的活就只能是我干了。事后他给了我一大笔钱。我可以付房租，照顾妈妈，买吃的。
但我每挣一美元就更明白一分，我把自己出卖给了他人，我不再属于自己。
每一天她的活动范围都离小屋更远一些。有一天她走到了台阶尽头，另一天她去了草地，今天她一直走到了泥地，她知道我始终坐在窗边看着她。她坐在冰冷又坚硬的地上，越画人越僵硬。我想象冷空气包围着她，冻僵了她的手指。我看不到她在画什么，但我能想得出：树干和树枝。现在树上的叶子已经完全掉光了，只剩下树干和树枝。她画了一棵又一棵树，纸张很珍贵，每一寸她都不曾浪费。
她合上速写本，开始朝湖边走去，然后独自坐在湖岸。我看见她找了几块岩石，试图借助它们跳过湖面。但石头全都沉下去了。她站起来沿湖滨走了走，并没有离开太远。大约走了三四米，来到一个她之前从未到过的地方。
我并没有觉得她想逃走，或许她只是突然不想再一个人留在小屋里了。身后落叶的嘎吱声让她转了过来。我正踩着树叶朝湖边走去，双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脖子缩在衣领里。
“来查我的岗？”在我走到那里之前，她冷冰冰地问道。
我在她身边停下：“我有必要吗？”
我们肩并肩地站着，什么都没说。我的外套摩擦着她的手臂，她退开了一步。我想知道，她到底能不能把这一切画完，把这幅景象画在她的速写本里：蓝色湖泊的形状、满地的落叶、深绿的松树、常青的乔木和辽阔的天空。她是否画了把树木上仅剩的落叶猛然刮下的飓风？是否画了那些侵吞着我们双手和耳朵的冷空气？
我转身离开。“你想走走，对吗？”我见她没跟上，便问道。她的确想散散步。“那我们走吧。”我说。我始终领先她两步，我们之间，只有死一般寂静的空气。
我不知道这个湖有多大。它非常大。我不知道它最深的地方有多深，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湖岸很崎岖，岩石俯瞰着水面。常青树直接沿湖岸种着。那里没有沙滩，树木把湖整个包围了起来，相互挤成一团，彼此的枝干交叉着争夺雨露阳光。
树叶像泡沫一样在我们脚下咯吱作响。她试图在高低不平的地上保持平衡，我并没有等她。我们又继续走了很久，直到再也无法透过树木看到小屋。我敢肯定她的脚在那双愚蠢的鞋子里磨得生疼，那双我们离开时她穿的鞋子——昂贵的工作鞋。但冷空气和锻炼让人感觉还不错，至少我们不再坐在屋内自艾自怜。
她问了句什么话，但我没有听见。我等着她跟上。“什么？”我突然问。我不是那种会闲聊的人。
“你有兄弟吗？”
“没有。”
“那姐妹呢？”
“你非要说话吗？”
她从我身边走过，领先在前。“你非要这么粗鲁吗？”她问。我什么都没说。这是我们谈话的常态。
第二天她又出去了，在外面漫无目的地闲晃。她没有蠢到去那些我看不见的地方。至少现在没有，因为她知道那样她就会失去这项特权。
她害怕那些未知的事情，也许是达尔马，也许是她试图逃跑后我会采取的行为。恐惧把她留在了我的视线范围内。她是可以逃跑的，但是她无处可去。
她有枪，她可以朝我射击。但是显然，她还没学会要怎么用那该死的玩意儿。对她而言，就为这一点，也值得她留我在身边。
不过，在她有了枪之后，我不必再听那些埋怨的话了。她暂时得到了满足。她可以去屋外把自己屁股都冻掉，可以画上整整一天，上帝才知道她在画些什么。
她回来得比我预想中的快，胳膊里抱着一只脏兮兮的猫。我并不讨厌猫，但我们的食物很稀缺，柴火也很稀缺。这里我们两个人待着就已经很挤了，更别提三个了。而且，我可不是个会分享的人。
她的眼里带着祈求。
“如果再让我在屋里见到这只猫，”我说，“我就打死它。”
我现在没心情做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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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自然主义绘画大师。他有一个绘画教学节目叫“The Joy of Pain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