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反垄断清算

第14章
反垄断清算

在贝佐斯-桑切斯小报事件之后的一年里，亚马逊继续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扩张。随着市值越来越接近1万亿美元，该公司宣布把美国会员的快递保障从两天升级到一天，[1]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网络购物领域的优势。在2019年7月了结了与麦肯齐的离婚程序后，贝佐斯的个人净资产从1700亿美元降至1100亿美元。然而，亚马逊股价的上涨让他保住了最富有的人的头衔，并在12个月内收复了所有失地。[2]他的个人财富已经超过匈牙利的GDP，甚至比通用汽车的公司市值还高。

就在这个过程中，清算终于到来。美国人和欧洲人早已习惯于精明企业家的成功，但本质上，他们对大公司持怀疑态度，仇恨极度富有的人，尤其面对着收入不平等的日益扩大。

因此，杰夫·贝佐斯个人财富和公司市值的双双飙升，不仅引起了人们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商业成就的喝彩，也引来了大量不协调的愤怒之声。过去十年，亚马逊迎来了它最繁荣的时期，但在最近几年，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操控系统，消费者和小公司被亚马逊无情地控制，它和其他科技巨头正在吞噬整个经济。大西洋两岸一些勇敢的政治家开始研究亚马逊及科技巨头谷歌、脸书和苹果的权力，发起了一些运动来遏制它们的猖獗增长。它们虽然算不上是对科技巨头及其所拥有的深远影响的终极之战，但至少拉开了即将到来的大战的序幕。

杰夫·贝佐斯口头表示欢迎这种批评，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限制亚马逊商业策略的强大优势。2018年，他在华盛顿特区经济俱乐部接受公开采访时对私募巨头、亿万富翁戴维·鲁宾斯坦说：“任何类型的大型机构都会受到也应该被检视、批评和审查。[3]这和个人无关，而是一个社会希望发生的事情。”他听上去对可能出现的结果感到无奈：“我们非常有创造力，无论政府颁布什么法规，如何发挥作用，都不会阻止我们服务客户。”

不过，在私下里，贝佐斯准备对日益激烈的“技术后冲”采取不那么包容的态度。2019年秋季，S-team和亚马逊董事会阅读了经济史学家马克·莱文森所著的《伟大的A&P和美国小型企业的斗争》（The Great A&P and the Struggle for Small Business in America）。这本书追溯了20世纪第一家美国杂货连锁店A&P的兴衰，其创始人去世后企业的战略转变，以及民粹主义政客和坚定的反垄断斗士对其长达数十年的讨伐。[4]该书总结说，反对A&P的运动主要是政治性的，推动这一运动兴起的，包括数千家富有同情心的夫妻店及其供应商累积的不满，以及这家在早期批评面前表现得异常被动的企业自己。

虽然A&P以强大的供应商和以掠夺性价格削弱竞争对手而闻名，但该公司未能正确回应批评者，并在其创始人去世后才启动继任计划，因此被认为注定会失败，这似乎让贝佐斯和其他亚马逊高管产生了共鸣。“结论是，我们真的不能被外面的那些噪声分心。这些必然会发生。这是不可避免的，”高级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戴维·扎波尔斯基说，“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对待大型机构的方式。”

亚马逊无法忽视即将发生的事情。随着公众和政客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情绪开始明显转变，在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出现了一系列大型科技公司的敌对派。它还面临一场运营中心工人要求涨薪的运动，以及对其在美国和欧洲缴纳的公司税太少的争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贝佐斯及《华盛顿邮报》的公开敌人，他提出新的指控，称亚马逊与美国邮政服务的交易不公平，并公然干涉AWS和美国国防部签订一项所谓JEDI（联合企业国防基础设施）合同，合同内容是亚马逊为后者的计算机操作提供云端托管服务，利润巨大。

最后，在对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状况进行了长达16个月的调查后，美国众议院司法机构反垄断小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长达450页的严厉报告，内容涉及亚马逊和其他科技公司滥用市场地位的行为。其中一项指控是亚马逊依靠在线零售市场的主导地位，从事反竞争收购，并在其第三方商场欺负小卖家。它建议像过去的铁路和电信托拉斯一样拆分亚马逊。

高级副总裁杰伊·卡尼以他一贯的好斗姿态为公司辩护，在谈到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时说：“我认为它几乎没有可信度。”但是，曾作为小组委员会顾问指导这份报告的莉娜·可汗拒绝了诉讼程序具有政治性的观点，她在《耶鲁法律期刊》上关于振兴反垄断法规的论文，为国会的调查提供了理论基础。她年仅31岁，已经是亚马逊最厉害的对手之一，她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亚马逊“可以向依赖其平台的每个人发号施令，并且越来越享有在整个经济中挑选赢家和输家的权力。当信息优势和议价能力如此偏向于单方面制定所有规则的参与者时，它就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市场’”。

亚马逊声誉的守护战

随着政治家和权威人士向亚马逊投掷这样的言论手榴弹，其全球传播和政策部门的规模开始爆炸式增长。2015年，也就是《纽约时报》对其进行那次著名的曝光之时，亚马逊全球公关和政策部门的人数达到250人；到2019年底，随着公司的发展，该部门壮大到近千人。扩大后的部门包括一个快速响应团队，负责全天监控媒体报道和站内分类查询。“我们既是品牌大使，又是品牌保护者。”该部门的一项神圣信条如是说，这是与S-team共同制定的用于指导员工决策的原则，“虽然有时我们不在乎被误解，但当媒体、分析师报告或政策制定过程中出现关于亚马逊的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时，我们会迅速、有力和公开地做出回应，来纠正错误。”

这种对亚马逊形象的过度敏感的根源当然是贝佐斯本人。员工们惊叹于他发现任何他认为不准确的文章或分析的能力，他会把这些内容转发给公关团队并问为什么他们没有更努力地来纠正它们。贝佐斯的长期公关副手德鲁·赫登纳敦促公关员工考虑“每一片草叶”，哪怕是一些不重要的事实和微妙的暗示，只要是不准确且值得回应，就不能忽视。因此，当关于大型科技公司的时代精神发生转变，亚马逊成为政治领域的常见话题时，该公司准备对许多针对它的批评做出强势回应，哪怕有些根本没有意义。

该公司最早的对手之一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这位哈佛大学前教授和华尔街的克星，在大萧条之后成功地倡导并支持建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2016年，沃伦在华盛顿特区的左倾智库“新美国”吹响号角，宣称美国经济中的“竞争正在消亡”，亚马逊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利用其垄断平台的地位引导客户使用它们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沃伦在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后重新开始了这项事业，并于2019年3月在网站Medium上撰写了一篇标题激进的文章，“我们可以这样拆掉大型科技公司”。[5]文章认为科技公司过于强大，并建议强迫它们放弃大型收购——在亚马逊的案例中，是对全食超市和Zappos的并购。

在这篇文章以及随后的一场CNN市政厅讨论中，沃伦还指控亚马逊对电子商务拥有垄断控制权，并通过推出热门产品的自有品牌版本来损害第三方卖家的利益（正如我们所见，亚马逊自有品牌集团的员工实际上违反了一项执行松散的内部政策，擅自查看独立商家的销售数据）。“在一场棒球比赛中，你可以是裁判，可以是诚实的平台，可以是参赛者，”沃伦在CNN上说，“也就是说，在这场游戏中，你要么做裁判，要么拥有球队，但你不能既是裁判，又是上场比赛的球队。”[6]

在沃伦的CNN市政厅发言之后的第二天，亚马逊就通过其官方推特进行了回击。亚马逊声称它只控制了整个零售（线上和线下）市场的一小部分份额，而且自营品牌业务规模已经被压缩得很小，也不构成对第三方卖家的剥削：

我们不会使用独立卖家的数据来开发自营品牌（销售额只占大约1%）。卖家也没有被“挤垮”——它们每年的销售额都在破纪录。而且，沃尔玛要比我们大得多。亚马逊占全美零售业的份额还不到4%。

沃伦和其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还抓住了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亚马逊在2018年从联邦政府获得了1.29亿美元的退税，尽管其利润高达112亿美元。作为一个特别擅长利用税法的商业巨头，亚马逊是税收优惠的受益者，这要归因于其越来越多的物流中心和不断上涨的股价。它通过扣除供应链中的设备成本和员工股票赠款的价值，以及利用其庞大的研发预算产生的税收抵免，有效地抵销了其缴纳联邦所得税的额度。[7]

这些完全合法的操作引发了另一波反亚马逊攻击。“我不反对亚马逊，”未来的总统乔·拜登在6月13日发推特说，“但任何一家能赚取数十亿美元利润的公司都不应享有比消防员和教师更低的税率。我们需要奖励工作，而不仅仅是财富。”

亚马逊声誉的守护者当天就在推特上回复：

从2016年以来，我们已经总计缴纳企业税达26亿美元。我们付了我们应该支付的每一分钱。国会设计税法来鼓励企业重新投资于美国的经济，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从2011年以来，我们共投资了2000亿美元，为美国创造了30万个就业岗位。或许拜登议员应该抱怨的是美国的税法，而不是亚马逊。

在向他的公关团队灌输这种好斗精神的同时，贝佐斯还建议他们应该考虑回避另一些战斗。“我在亚马逊内部教导和宣扬的是，当你受到批评时，首先照照镜子并搞清楚，你的批评者是对的吗？”他于2018年在柏林接受台上访谈时说，“如果他们是对的，那就改变，不要反抗。”[8]

亚马逊在2018年底采用了这一策略，当时另一位叫得最响的批评者、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对亚马逊仓库工人的薪酬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此人长期以来一直对贝佐斯的财富进行持续的抨击。然后，他公布了名字夸张的《阻止“贝佐斯”法》（Stop BEZOS，即Stop Bad Employers by Zeroing Out Subsidies，意思是停止补贴来消灭不良雇主），该法案提议根据依赖公共援助计划如领食品券的员工人数对公司征收新税。

贝佐斯这一次没有采取防御性反击，也没有无视这份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中注定无用的法案，而是召集S-team开了一次会，重新思考工人的薪酬问题。亚马逊物流中心的收入因州而异，[9]但一些员工的时薪低至10美元，勉强高于7.25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S-team权衡了运营负责人戴夫·克拉克提出的多项提议，包括将工资逐步提高至每小时12美元或13美元。相反，贝佐斯选择了最激进的做法，将最低级别员工的时薪全面提高到15美元。同时，他通过放弃使用依绩效授予的赠股和集体奖金，来部分补偿这些增加的支出。

这一举动在战术上来看非常出色。多年来，亚马逊对其仓库工人进行了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人靠薪水过活，他们宁愿立即拿到预付薪水，也不想等股票赠予。取消这些薪酬激励，贝佐斯不仅部分抵销了加薪造成的成本支出，还让那些低效或心怀不满的低级员工没有了长期留下的理由。

加薪也让亚马逊的许多批评者感到满意，使工作繁重的物流中心对求职者更具吸引力，亚马逊也因此能够游说联邦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让其不太富裕的零售竞争对手遭受损失。但亚马逊随后发出的加薪信号也让一些高管觉得不够诚实。贝佐斯在那年的致股东信中写道：“我们觉得是时候发挥引领作用了——提供最具竞争力的工资。”[10]他的同事们都非常清楚，尽管贝佐斯并不是真的在引领（leading），而是在阅读（reading）——这件事中，他读出来的是政客和媒体对亚马逊越来越激烈的批评，批评亚马逊给仓库工人的工资太“微薄”。贝佐斯只在公众抗议沸腾时才对问题做出回应的习惯很快重演。

亚马逊宣布给工人加薪后，伯尼·桑德斯试图打电话给贝佐斯感谢他。当参议员的电话被转给卡尼（“恐怕经常让人们失望了。”卡尼说）后，他感谢了这位S-team成员，并就一些报道说亚马逊新的补偿计划可能会使终身员工最终收入减少的事情询问了卡尼，[11]后者向他保证，员工的状况不会变差。

桑德斯似乎很满意这样的解释，连续两个月没有批评亚马逊，然后又回到推特上大肆抨击该公司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12]这是亚马逊的新现实，随着它的市值越来越接近1万亿美元，两边的政党都开始不断攻击它。

总统偶尔的袭击

在唯一的四年任期内，唐纳德·特朗普几乎从不掩饰对亚马逊、杰夫·贝佐斯以及他个人拥有的报纸《华盛顿邮报》的放肆和毫无道理的蔑视。他经常在推特上和接受采访时抱怨亚马逊在税务方面的做法（“亚马逊是个逃税犯”[13]），以及它如何扼杀传统零售业（“美国各处的小镇、城市和州都受到了伤害，许多工作岗位正在流失”[14]），以及难以令人信服地说亚马逊利用《华盛顿邮报》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我看来，《华盛顿邮报》只不过是亚马逊的一个费钱的说客”）。人们都在猜测特朗普如此敌视贝佐斯的原因。大多数观察者认为，不仅是因为贝佐斯拥有一家媒体机构，还因为他的财富远远超过总统的财富。

自从他于2015年在推特上用“#送唐纳德去太空”发推文以来，贝佐斯一直听从他的顾问的意见，克制自己对来自白宫的攻击做出回应。杰伊·卡尼后来说没有必要还击，因为大多数中立的记者都明白特朗普的言论毫无根据，而且是出于他对《华盛顿邮报》坚持新闻主义的愤怒。“总统偶尔的袭击几乎与亚马逊无关，全是因为杰夫拥有一家独立报纸这个事实。”他说。

但总统用来攻击的几个炮弹确实引起了亚马逊的注意。2017年底，特朗普开始定期谴责亚马逊与美国邮政服务的合同，并指控亚马逊少付包裹递送费用，应为美国邮政服务损失纳税人的钱而负责：

为什么美国邮政局每年损失几十亿美元，却只收这么少的钱给亚马逊和其他公司送包裹，让亚马逊变得越来越有钱，而邮局越来越穷困潦倒？它应该给亚马逊涨价才对！

与特朗普的许多指控一样，人们很难在各种错误的信息中找到真相。美国邮政服务通过收取邮资和其他递送服务费来支付自己的成本。但该机构多年来一直在亏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会要求它为其工人的养老金和退休医疗账户预付资金。[15]此外，邮局与亚马逊的合同和为UPS及联邦快递运送包裹的类似交易一样，[16]按照美国法律都要以盈利为前提。

尽管这是事实，特朗普还是认为，如果美国邮政向亚马逊收取更多费用，就可以恢复元气。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2017年和2018年的几次会议中，他要求邮政局长梅根·布伦南将对亚马逊收取的费率提高一倍。[17]布伦南指出，邮政费率由独立委员会设定，包裹递送是其业务增长最快的部分。总统的逻辑还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即如果该机构将价格提高到超出合理市场价格的水平，亚马逊只会加速转向自建物流，让邮政服务陷入更糟糕的困境。

特朗普最终委任一个工作组来审查包裹递送价格，该工作组在2018年底建议美国邮政服务小幅提高费率，尽管幅度远没有他所希望的那么大。在这方面，亚马逊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总统的打击。但特朗普对杰夫·贝佐斯和《华盛顿邮报》的仇杀还是造成了重大损失。

特朗普在2017年上任后，美国军方领导人紧急得出结论：国防部庞大、支离破碎的技术设施需要进行大规模重整。特朗普政府时任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于那年夏天前往西海岸征询大型科技公司CEO们的建议，并会见了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和谢尔盖·布林。他还会见了杰夫·贝佐斯，后者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自己和国防部长在第一日大楼走廊里散步和交谈的照片。[18]

马蒂斯旅行归来时深信现代技术正在改变战争的性质，国防部需要将其作战科技转移到云端。他召集了一个指导小组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个小组经过全面考虑，最后出于安全原因，以及为了让现场部队能够更容易访问数据，决定只选一个云计算服务商，而不是采取以往的做法，由多个承包商和中间商组成一个供应商矩阵来提供大多数政府需要的服务。

2018年7月，10年期100亿美元的JEDI项目公布了合同招标书。在企业计算的红海，如此丰厚且可靠的回报立即让JEDI成为政府采购历史上争夺最激烈的一场竞赛。“我从没想过会发生政治干预，”肯塔基州出生的前语言病理学家兼AWS政府业务副总裁特蕾莎·卡尔森说，她领导了亚马逊的此次竞标，“我没有预料到之后发生的事情。”

几乎从一开始，这个过程就充满了火药味。提前看过JEDI的条款后，许多科技公司都认为它是专为AWS准备的，AWS在2018年控制了47.8%的云计算市场份额，而且，自2013年与中央情报局签订云计算合同以来，就拥有了高水平的安全许可。至少9家科技公司，包括微软、IBM和思爱普（SAP）美国公司在内，联合起来抗议招标偏向了亚马逊，并游说国会和五角大楼将合同分拆。[19]

这些公司中，甲骨文走得更远。甲骨文以其创始人拉里·埃里森的浮夸好战风格，起诉了国防部，质疑只有一家企业中标的合法性，和这一招标过程的公正性。它的投诉称，数名国防部官员过去都曾为亚马逊工作或为其提供建议，并对JEDI施加了不当影响。一份长达33页的神秘档案也开始在华盛顿流传，声称存在于几位国防部官员与亚马逊高管之间的非正当个人和职业关系网络破坏了流程的公正性。该档案的源头是RosettiStarr，一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私人调查公司，但大多数观察者在其上都清楚地看到了甲骨文的印章。[20]

美国审计总署对甲骨文的诉讼进行审查时，承认招标过程确实存在一些轻微的不当行为，但认定这些行为没有重要到影响整个过程的公正性，驳回了甲骨文的投诉。甲骨文继续上诉到联邦法院，但官司打了几年，也没有成功。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讨伐还是奏效了。JEDI的合同招标现在吸引了公众的高度关注，陷入争议的同时，也引起一个更强大的人物——特朗普的注意。

2018年4月3日，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带着甲骨文联合CEO萨夫拉·卡茨去白宫参加晚宴。卡茨是一名在册共和党人，2016年曾在特朗普的过渡团队任职，并且是他竞选连任活动的主要捐助者，他向特朗普抱怨说，这份合同看上去就是为亚马逊设计的。[21]据当时的《彭博新闻》报道，特朗普认真听完，并表示他希望这个竞争是公平的。[22]

那年10月，由于最终投标即将到期，Alphabet退出了竞争，称其没有某些服务所需的安全认证，并且这个项目与其企业价值观相冲突。[23]在做出决定之前，谷歌员工曾公开抗议他们的公司向美国政府提供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

如果是在亚马逊，员工即便有这样的担忧，也不敢如此直接表达给公开支持国防部工作的贝佐斯。“如果连大型科技公司都背弃美国国防部，这个国家就要有麻烦了。”贝佐斯在加州西米谷里根图书馆举办的一次国防论坛上演讲时说。[24]

最终有四家公司投了标，其中，甲骨文和IBM在2019年4月被迅速淘汰，只剩下亚马逊和微软。那个春天，当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给贝佐斯，批评其与美国邮政服务的合作和避税等问题时，AWS员工却在努力为赢得合同之后的工作准备资源粮草。但他们忍不住怀疑亚马逊是否注定会在这场角逐中失败。“人们不止一次提到特朗普不会让亚马逊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AWS高管表示。

2019年7月，特朗普在与荷兰首相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有争议的JEDI竞赛。“那是哪个，亚马逊？”[25]他回答，“这样，我收到了大量关于和五角大楼的合同以及亚马逊有关的投诉。他们说这不是竞标。……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公司都在投诉这件事。……不同的公司，比如微软、甲骨文和IBM。”

几个小时后，总统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发了条推特：“看来，亚马逊和‘不用竞标的贝佐斯’（No Bid Bezos）那些肮脏甚至腐败的行为可能会反过来伤到他们自己。”进一步不顾体面地对采购施加政治压力。[26]

合同原定于8月签订，但在特朗普发表评论后，他的新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临时叫停了招标流程，检查不断增多的“利益冲突”投诉。[27]之后，合同又被搁置了85天。其间，埃斯珀因为他的儿子为IBM工作而采取回避，又为整件事增添了另一个闹剧元素。[28]

最后，在2019年10月25日，五角大楼宣布获胜者，实际上为全新的政府云计算市场加冕了一位新的领导者——微软。科技企业对结果感到震惊，大多数媒体将其视为重大失败。AWS的特蕾莎·卡尔森说她已经为这样的结果做好了准备，但几名AWS员工后来承认很失望。“我们在投标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精力，”一位匿名AWS高级管理人员说，就像那些最近为输掉HQ2竞赛而抱怨的城市，“我们夜以继日不停地工作。这样的结果是毁灭性的。”

就连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似乎也承认，政治博弈在他出人意料的胜利中发挥了作用。他告诉科技新闻网站GeekWire：“对我来说，这样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归功于微软远离政治并专注于客户需求。”[29]

亚马逊迅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引发了另外一连串复杂的诉讼，一年多后我撰写本书时，仍未得到解决。在辩护中，五角大楼声称微软给出的方案更经济。但是AWS的高管们非常相信他们技术的优越性，微软根本毫无优势可言。一定是由于政治干预。毕竟，作为AWS的铁杆粉丝，他们在2019年成功举办了无人问津的Intersect音乐节和年度AWS re:Invent大会。换句话说，企业文化洗脑在AWS非常有效。

“我们是最好的合作伙伴，”杰西在输掉JEDI之后告诉我，“如果你认真评估几家公司的提案，很明显，我们的实力更强，我们在情报领域所做的事情也提供了更多（政府合作）经验。”

但他没有说明的是，亚马逊庞大的业务线和贝佐斯个人控股的报纸，开始让这个亚马逊发展最快、利润最高的部门的发展受到人为限制。就像零售竞争对手沃尔玛和塔吉特都避免使用AWS，并要求其供应商也这么做，人们很容易相信特朗普已经推动五角大楼拒绝向其公开的政敌提供重要的政府合同。[30]贝佐斯因为收购了一份美国最著名的政治报纸，得罪了一个暴躁而且报复心强的人，而这个人正是在美国总统这个世界最高权势位置上坐了4年的特朗普。《华盛顿邮报》的真实收购价格终于清楚了：为了它，亚马逊要失去100亿美元。

麻烦的垄断调查

20世纪90年代后期，许多科技公司内部的法律部门从美国政府针对微软的反垄断案以及被纳入证据的该死的电子邮件、证词和会议记录中吸取了重要教训。在亚马逊，高管们接受了严格的合规和竞争培训，指导他们如何正确应对各种情况并避免犯下和微软相同的错误。例如，如果听到同事谈论定价或与合作伙伴勾结，就必须放下私人感情，站起身来大声反对，几个亚马逊人回忆起一些内部会议的细节说。

前布鲁克林检察官戴维·扎波尔斯基，如今亚马逊强有力的公司辩护律师，为了应对潜在的法律审查，所做的准备还要更多。扎波尔斯基认为“在法律上，语言很重要”。在2012年被任命为亚马逊的总法律顾问后，他开始在办公室墙上列出一些因不够优雅所以不能在内部文件或讨论中使用的词。员工不应该使用“市场”这个词，除非他们明确说明是什么市场，还有“平台”，因为它粗略地暗示了一种对其他公司的遥远的、全能的掌控。一些其他短语如“支配”“大数据”，以及他觉得烦人的商业术语如“深入研究”和“水平设置”等，也都出现在墙上。

言语很重要，扎波尔斯基不断地布道；言语具有力量，如果使用不当，亚马逊就会反受其害。扎波尔斯基说：“这些术语没有帮助，当监管机构开始将它们挂在嘴边时，更加不能使用，因为它们实际上会造成伤害。”

事实证明，这个建议非常有先见之明。随着特朗普和2020年民主党候选人对该公司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亚马逊也成为法律学家、立法者和监管机构各方审查的对象。他们的目的是证明亚马逊从事非法、反竞争的行为，应该像以往对待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可怕的垄断者那样对待亚马逊。

这一主张主要的发起者是莉娜·可汗，在耶鲁法学院的最后一年，她于2017年1月在《耶鲁法律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长达93页的文章，题为“亚马逊的反托拉斯悖论”。[31]这篇文章批评美国近期反垄断执法松懈的历史，并邀请当局更仔细地审视这家电子商务巨头。她认为现行法律未能“抓住21世纪的美国市场力量的架构”，这就是非常好的证明。恰逢对亚马逊避税和对待独立卖家的方式的批评声浪越来越大——加上新近对科技巨头的怀疑主义兴起——这篇文章不仅触动了公众的神经，甚至可以说发起了一场运动。

可汗看上去不像是能够挑战数十年反垄断传统智慧的人选。[32]她11岁时随父母从巴基斯坦移居美国，家中长女，在威廉姆斯学院主修政治理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58年出版的《人类状况》一书，该书探讨了现代技术如何影响民主。

2010年毕业后，可汗加入“新美国”智库。正是在那里，伊丽莎白·沃伦开始了她的反科技巨头长征，并与巴里·林恩合作。后者是一名高级研究员，也是一位多产的作者，作品主要批评现代垄断权力。可汗加入“新美国”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林恩指派给她的，内容是撰写一份关于图书行业历史的报告，这是亚马逊主导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市场。

几年后，可汗在她发表于《耶鲁法律期刊》的文章中采用了同样的怀疑和新闻方法。她的论文得名于罗伯特·博克1978年出版的一本开创性著作《反托拉斯悖论》，该书认为只有当垄断者导致消费者价格上涨时，监管机构才应出手遏制。可汗冷静地反驳说，所谓的“消费者福利标准”不适合互联网的强化效应，也不适合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它不计代价地降低价格以排挤竞争对手，积累市场份额。这种一直亏钱的策略得到了有耐心的投资者的支持。

该文章挑战的不仅是亚马逊，还有整个监管现状。它对亚马逊和其他科技巨头的快速增长采取了一种抵制姿态，成为华盛顿特区和布鲁塞尔政策界的核心读物。政客们开始在采访中引用它，并敦促“重新考虑反垄断”，不仅要检查价格影响，还要检查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对工人、工资和小公司的影响。[33]可汗的文章的一位批评者嘲笑其为“时髦的反垄断”。[34]这个绰号，摆脱了其贬义色彩，迅速流行开来。

可汗的文章在西雅图也引起了注意。出版六个月后，戴维·扎波尔斯基突然给“新美国”的巴里·林恩打电话，说他在华盛顿和亚马逊的一个政策团队在一起，想约他见个面。林恩邀请了那年夏天在城里的可汗，以及反垄断律师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前律师乔纳森·坎特。

在“新美国”办公室进行的一小时会议氛围和谐。扎波尔斯基断言亚马逊不是垄断者，因为它只控制了规模24万亿美元的全球零售业的一小部分，并认为它对竞争和小公司的影响是积极的。他问批评者，他们认为亚马逊应该采取什么不同的做法，并邀请他们在听说亚马逊的行为引起任何问题时与他联系，而尽量不要写尖刻的法律评论文章或接受媒体进行敌对采访。坎特说：“这就是人们长时间盯着对方枪管的那种超现实时刻。”

事实证明，扎波尔斯基隐瞒了一条他的对手后来认为特别不祥的信息。第二天，也就是2017年1月16日，亚马逊宣布收购全食超市。监管机构尚未被可汗的文章或巴里·林恩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无情评论动摇的迹象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在68天内迅速批准了并购。[35]

但可汗和林恩遏制科技力量的挑衅性观点正在逐渐影响监管机构的看法。一年后，活跃的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开始调查亚马逊是否存在不恰当利用独立卖家数据来支持其自营品牌产品的行为。[36]又过了一年的2019年5月，美国司法部反垄断事务首席检察官助理马肯·德尔拉希姆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约瑟夫·西蒙斯也效仿她，开始调查四大科技公司。司法部审查了谷歌和苹果，而联邦贸易委员会则调查了脸书和亚马逊。[37]

几年前，大型科技公司因其创新和财富创造能力而备受瞩目，如今却面临异常严格的政府审查。在这波浪潮中，曾经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的罗得岛民主党众议员戴维·西西林，呼吁众议院反垄断、商业和行政法小组委员会审查亚马逊对全食超市的收购，并接触莉娜·可汗。他刚刚接任小组委员会主席就发出“让大型科技公司承担责任”的号召。[38]可汗此时已经完成法学院的学业，并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做过一段时间的法律研究员。面对迄今为止政府对这些实力无敌的大型科技公司发起的一场最大规模的调查，她是否有兴趣在其中担任法律顾问？

可汗抓住了这个机会。2019年6月，两党宣布对数字市场竞争情况进行审查。这场调查很大程度上由西西林和可汗主导，最终持续了漫长的16个月。他们必须克服一系列无法逾越的障碍：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全体成员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资深共和党人道格·柯林斯在决定竞选参议员后退出司法委员会；柯林斯添乱的继任者、俄亥俄州的吉姆·乔丹，他不仅痴迷于研究垄断权力，还研究社交网络造成的反保守偏见。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让世界陷入一片混乱，国会调查人员不得不连续数月进行远程工作。

面对这些巨大的困难，小组委员会对科技巨头积聚和维持权力的方式进行了全面而具有挑战性的审查。它要求亚马逊提交所有与收购、产品定价和第三方商城管理规则相关的内部沟通记录。小组委员会后来公开的资料中，包含了大量此类文件，披露了亚马逊高管在2009年不惜亏本经营尿布业务，以打击运营Diapers.com的公司，并在2018年收购联网门铃公司Ring。这种做法并不是为了获得技术，而是为了在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

2020年1月，小组委员会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召开了一次听证会，直接了解为什么许多品牌和卖家与这家电子商务巨头的关系如此紧张。戴维·巴尼特是一家名为PopSockets的公司的创始人，PopSockets制作智能手机背面的装饰性指环扣。他在听证会上做证说，亚马逊允许仿冒品在它的网站上泛滥，并以低于双方商定的价格出售他的产品。当他决定不再批发给亚马逊并在商城中开设自己的店铺来控制价格时，亚马逊不允许他这么做，并快速把PopSockets从网站上剔除了。“杰夫·贝佐斯不一定了解这个部门是这样做事的，”巴尼特后来告诉我，“如果知道，他应该介入并阻止。”

西西林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的一个目标很明确：让贝佐斯和其他技术负责人在国会宣誓做证。但亚马逊的政策主管显然不想让他们的CEO遭受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所反复遭受的那种公开指责。他们回应了小组委员会对贝佐斯的邀请，签名回复的不是CEO本人，而是曾主持HQ2并遭遇惨败的公共政策副总裁布赖恩·胡斯曼。“我们会指派合适的亚马逊高管配合委员会解决这些重要问题。”胡斯曼含糊其词地写道。[39]

而在幕后，曾担任巴拉克·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司法部刑事部门负责人的兰尼·布鲁尔，现在是服务亚马逊的科温顿与伯灵法律事务所合伙人，也在想办法影响民主党委员会成员，并使贝佐斯远离聚光灯。莉娜·可汗后来告诉我，他们认为亚马逊的态度“咄咄逼人，坦率地说，对司法人员非常粗鲁”。相比之下，已有10年应对政府审查经验的谷歌则优雅得多。

最后，一个两党议员团体引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威胁要传唤贝佐斯。该报道采访的亚马逊自营品牌员工讲述了他们如何使用第三方商家的内部数据来推出亚马逊自营品牌产品。亚马逊律师内特·萨顿此前曾在委员会宣誓过此类行为不会发生，因此立法者要求贝佐斯对报道中的行为做出解释，并澄清萨顿是否做了伪证。[40]他和亚马逊再也无法回避了：这是贝佐斯第一次被迫在国会做证。

亚马逊的政策和传播高管冒着愈演愈烈的新冠疫情风险，冲出各自的隔离区来到第一日总部办公室帮助贝佐斯准备听证会。杰伊·卡尼后来称这个准备过程是“我一年工作的高潮”，因为他可以亲眼见到同事，也因为贝佐斯非常好奇，乐于学习如何最好地应对眼前的挑战。此外，他在这次处女秀中会很轻松：被传唤做证的四位CEO不必亲自出现在国会山拥挤的听证室里，被一大群摄影记者包围，而是通过视频会议远程提供证词。

听证会于2020年7月29日举行，吸引了美国东西海岸和欧洲各国的热切关注。“我们的建国者们拒绝向一位国王鞠躬，我们也不应该在网络经济的皇帝面前俯首称臣。”西西林在他的开场发言中说。莉娜·可汗穿着天蓝色西装外套，戴着口罩，站在他的右后方。镜头里的贝佐斯坐在他西雅图的办公桌前，身穿深色海军蓝西装，打着领带，在发言的一开头就向他的父母和信任亚马逊的客户优雅地表达了敬意，同时指出零售行业的规模仍为很多竞争者留有空间。

然后，整个听证会乱成一团。在五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代表们向贝佐斯、桑达尔·皮查伊、马克·扎克伯格和蒂姆·库克提问，在与他们各自公司相关的独特问题之间来回切换。委员会成员经常打断CEO们，急于发表一通华而不实的政治声明，占用本就有限的回答时间，而不是听他们把问题答完。几位共和党人还偏离主题，就科技领域的反保守偏见发表了一番指控。最重要的是，贝佐斯开场发言之后，视频会议软件就发生了技术故障，第一个小时的提问他全都错过了。[41]

当技术问题得到解决后，委员会成员开始把火力集中到贝佐斯身上。他们就一些他以前从未公开谈论过的话题向他发起攻击，例如，假货，以及《一网打尽》一书揭露的亚马逊与Diapers.com的激烈价格战、对小型图书出版商的私下态度。亚马逊曾宣称自己是“猎豹”，把和小型图书出版商的一项内部谈判计划命名为“瞪羚项目”。[42]亚马逊法律部门长期以来的担心应验了，不加区别使用的一些词语和短语，现在成了别人拿来针对它的武器。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政策制定者还是把矛头指向了最容易体现亚马逊可能存在垄断行为的第三方商城，以及他们从受屈的独立卖家那里收到的大量投诉。贝佐斯诚恳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但似乎也有些准备不足，除了防御性的企业格言之外，他无法（或不愿意）做出其他任何回应。看到这些的亚马逊前高管，不禁想起无数努力工作、认真准备数周，却还是因答不上苛刻且挑刺的S-team提出的尖锐问题而被解雇的员工。

普拉米拉·贾亚帕尔是西雅图女议员，也是亚马逊公开的批评者，她是第一个向贝佐斯提出核心问题的人：[43]亚马逊员工是否窥探了卖家的私有销售数据？“这是一家糖果店，任何人都可以拿到他们想要的数据。”她引用了一位与小组委员会交谈过的亚马逊前雇员的话。[44]

“我们确实有一些保障措施。我们对员工进行政策培训。我们希望他们像遵守其他规则一样遵守该政策。”贝佐斯告诉贾亚帕尔。几乎可以肯定他知道这个政策执行得不好，并且经常遭到员工的践踏，这些员工为了达到公司给他们的高目标可以不顾一切。但他含糊地断言，他无法“保证从来没有违反政策的情况发生”，并坚称对此事的内部调查仍在进行中。“事实上，我们是主动施行。”他补充道，“我认为其他零售商甚至根本没有这样的政策。”

然后，西西林问为什么一个小服装卖家把在亚马逊上销售商品比作吸毒。“先生，我非常尊重你和这个委员会，”贝佐斯说，“但我完全不同意这种描述。……邀请第三方卖家进入我们真正最有价值的零售场所，即我们的产品详情页面，这在公司内部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决定。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这对消费者更好，让客户拥有所有这些选择会更好。”

佐治亚州的代表露西·麦克巴斯问道：“如果亚马逊对这些卖家没有垄断性权力，你认为它们会保持这种充满欺凌、害怕和恐慌的关系吗？”

“恕我直言，议员女士，”贝佐斯在他再次被打断之前回答道，“我不接受那个问题的前提。这不是我们经营业务的方式。事实上，我们非常努力地为卖家提供出色的工具，所以它们才能成功。”

* * *

当莉娜·可汗和其他国会工作人员在2020年夏天起草他们的最终报告时，我很好奇亚马逊在其成千上万的第三方商城卖家心目中真正的受欢迎程度。从怨声载道的商家向小组委员会提供的证据来看，亚马逊就像卡通片里十恶不赦的坏蛋，欺负卖家，窃取它们的数据，毫无道理地将它们从网站上清理掉，侵害它们的生活和生计。

亚马逊高管在回应这些投诉时辩称，这么多分歧案件仅仅基于道听途说，而且占据亚马逊销售额50%的那些大多数卖家都发展得很好。“100万人当中，总会有一些不高兴的。”戴维·扎波尔斯基说。虽然他承认这些小矛盾有一些是因为亚马逊的过失引起的，但大多数都是因为卖家的嫉妒，是因为他们“没有赚到自己认为可以赚到的钱”。

为了避免用一些神奇的、包罗万象的民意调查来衡量亚马逊卖家的真实情绪，我决定不再花时间在卖家中那些熟悉的反对者身上，转而诉诸亚马逊的盟友——曾主动为亚马逊游说或说好话的商家。当国会开始研究贝佐斯帝国的真实面目时，它们又是如何看待亚马逊不断进化的零售业务的？亚马逊是否履行了其作为公平和有原则的行业领袖的职责？

保罗·桑德斯作为亚马逊帮助小企业项目的参与者，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两次在国会山做证。桑德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老兵，他反复向国会称赞亚马逊帮助他在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的高端家居用品公司eLuxury实现了非凡的增长，真是没有辜负那句海军陆战队座右铭——Semper fidelis（永远忠诚）。“亚马逊经常受到诽谤，”他曾在一次关于亚马逊经济影响的非公开会议上对一群高级官员说，“如果没有亚马逊，我可能无法建立一家拥有75名员工、每年缴纳数百万美元地方税和联邦税，并在员工福利方面投入巨资的企业。”

但是当我在2020年找到他时，桑德斯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不断上涨的费用和在亚马逊上越来越高的广告成本，让他的利润大打折扣；亚马逊倍思产品在搜索结果中直接与他的产品竞争；成本较低、不用缴税、评价掺水的外国卖家以及其他恶劣的商业行为，让他的公司几乎无法在这个市场上竞争。视忠诚如生命的桑德斯一开始非常犹豫要不要公开表达他的担忧，并继续与亚马逊高管联系，试图寻求帮助。最终他同意说出自己的想法，并发给我一份6页亚马逊式文件的摘录，这份文件他曾亲自提交给包括高级副总裁道格·赫林顿在内的亚马逊高管。

这份文件表达出一个沮丧的合作伙伴的真实感受。它还就亚马逊该如何支持卖家福利给出了大量建议，这些卖家在亚马逊的成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在文件中总结道：“我超越职责，成为亚马逊和您的客户值得信赖和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不幸的是，亚马逊似乎越来越不认同这种理念，特别是在与第三方卖家有关的事情上。”

这些会议后几个月，当一切照旧，桑德斯将eLuxury的大部分业务从亚马逊转移到更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如沃尔玛、塔吉特、Wayfair和Overstock，并实现了持续增长。他对亚马逊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惩罚不良行为者来保护他们共同的客户感到失望和惊讶。他告诉我：“我真的相信，而且我知道很多亚马逊人都同意，亚马逊清楚第三方商城已经一团糟，但他们不知道如何解决。”

温德尔·莫里斯在很大程度上同意这种观点。他是位于圣莫尼卡的YogaRat公司的创始人，是亚马逊上最早销售瑜伽垫和瑜伽毛巾的卖家之一。后来，他把业务扩展到沙滩毛巾和超细纤维毯子，所有这些商品都产自中国。2014年，他成为杰夫·贝佐斯在其广受瞩目的年度致股东信中点名吹捧的几个亚马逊卖家之一。“亚马逊的美妙之处在于，有人说，‘我想创业’，他们就真的可以在亚马逊上创业，”贝佐斯那一年援引莫里斯的话说，“你的公司起步时，你不用付租金，甚至不必雇用员工。你可以自己做。这就是我所做的。”

但是当我和他谈话时，莫里斯和桑德斯一样，已经改变了他的看法。2016年，YogaRat已经雇了7名员工，他发现自己的产品莫名其妙地从亚马逊的搜索结果中消失了。他花了几个小时与亚马逊在印度的客户支持人员通电话，并向贝佐斯的公共电子邮件地址写了封请求信。他的产品终于恢复了，尽管它们再也没有回到以前在搜索结果顶部的位置。一年后，他的卖家账户被完全暂停，因为他的产品图片违反了亚马逊关于如何展示人群的指导原则。莫里斯承认了这个错误，同时苦涩地向我表示，无数其他卖家违反了同样规则却没有受到处罚。有人——可能是竞争对手——将他挑出来投诉给了亚马逊的执法团队。

当莫里斯忙着恢复他的账户时，相同商品的其他卖家取代他跑到搜索结果的顶部。YogaRat再也没有回到顶部。现在，只剩他和妻子独自经营公司，面对的挑战也非常巨大。一些模仿他的设计和用户评论的海外仿冒产品，总是神秘地出现在竞争对手的产品列表里，他一直在与此斗争。当他致电亚马逊客户服务部时，他怀疑成功的主要衡量标准变成了他们能多快地挂断电话。曾经是一名忠实的瑜伽爱好者的莫里斯，现在几乎不能再看瑜伽垫了。

“我完全拥护竞争，但我在亚马逊上开店和销售，不是为了做亚马逊生长的肥料而被牺牲和埋葬。”他告诉我，“很明显，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在很多卖家身上，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亚马逊的行为就像邀请你参加感恩节晚餐，然后在你坐下来吃饭时发现自己是火鸡。”

斯特凡·奥尔斯托尔和他的塔牌桨板公司出现在2016年4月贝佐斯致股东的信中（在这封信以及贝佐斯后来的文章集《创造与漫步》中，他的名字都被错误地写成斯蒂芬）。奥尔斯托尔是一位登上过电视节目《创智赢家》的创业者，在公司最成功的时候雇了10名员工，每天的充气桨板销售额超过11000美元。多年来，他一直是亚马逊可靠的小白鼠，参与了一项针对亚马逊独家品牌的计划，同意只在亚马逊上销售，并从亚马逊借钱为扩张提供资金，使用他存放在其仓库中的商品作为抵押。贝佐斯写道：“他的公司已成为圣迭戈发展最快的公司之一，部分原因是有亚马逊贷款的帮助。”

对于奥尔斯托尔来说，转折点很快就来了。数百个站立式桨板卖家涌入亚马逊，如XYLove和FunWater，主要来自中国，与塔牌竞争。其中一些卖家通过欺诈手段，人为产生“网站最有价值商品”，以及积极的客户评论，来帮助产品获得搜索结果中靠上的位置。

奥尔斯托尔试图在亚马逊上做广告以提高知名度，但这影响了他的利润。贝佐斯在信中提到他在之后的几年里，雇用的人数从10人减少到3人，年销售额从400万美元减少到不足150万美元。“亚马逊对品牌毫不在乎，”到2020年，他几乎完全离开亚马逊，专注于通过自己的网站进行销售，“他们不在乎你是生是死。”

在同一封信中，贝佐斯还吹捧了伯尼·汤普森的公司Plugable Technologies，并引用他的话说，将产品批量运送到欧洲和亚洲的亚马逊仓库“改变了整个范式”。汤普森多年来一直与中国供应商竞争。中国消费电子产品销售商安克的创始人阳萌曾对他说：“伯尼，我很抱歉，我要碾轧你了。”

尽管对手放下狠话，与我交谈过的其他亚马逊前盟友不同，Plugable仍然生意兴隆。汤普森通过保持低价和高品质战胜了亚马逊倍思的同类产品，并且在旧款产品销量不断上升的同时，他还不断推出新产品。但汤普森仍然暗暗担心亚马逊可能会随时把他的产品从列表上撤下来。2019年，与保罗·桑德斯一样，汤普森出于他对亚马逊的善意和西雅图的高管们展开对话，他用一份20页PPT陈述了他对公司的依赖以及当产品从网站列表上莫名其妙消失时他感到的危机。一张幻灯片上恳切地写着“不要意外”和“少一些不确定性”。[45]

但汤普森的请求没有人理会。由于每个月都有成千上万的新卖家进入商城，亚马逊的执法人员远远跟不上他们的速度，他们建立的自动化系统经常被不良商家玩弄。就在他向亚马逊的高管们陈说心里话的几个月后，7月的一个星期天，汤普森最畅销的产品——占其销售额40%的笔记本电脑扩展坞，从亚马逊的网站列表上消失了。

四天后列表终于恢复了，但他损失了10万美元的销售额，而且是在汤普森向亚马逊购买了每年6万美元的会员服务之后，才再次赢得了客户经理的注意。“感觉有点像保护费。”他说。他从来没有弄清楚笔记本电脑扩展坞被暂停展示的确切原因。

这些来自亚马逊前盟友的故事佐证了国会小组委员会收到的投诉。多年前，杰夫·贝佐斯给他的第三方商城团队一些简单的指示：消除在亚马逊上进行销售的所有摩擦；消除跨境贸易壁垒；用创新技术和自动化系统解决所有问题，不再依靠昂贵的人力。一个结果是低价品类的激增，推动了亚马逊电子商务业务的历史性增长。但另外一边，全球化中的去中介化力量摧毁了西方卖家，并导致知识产权保护、防止欺诈和公平裁决纠纷变得极其困难。

亚马逊知道这些问题，却用公关手段来竭力掩盖它们，宣称亚马逊是创业者的朋友。“第三方卖家完胜我们的自营零售部门。”贝佐斯在2019年发表的致股东信中写道，告诉人们第三方商城已经成功超越了亚马逊自营零售。一个在2020年火爆全网的电视广告《支持小型企业》，描绘了如何创立一家木工店。[46]但许多亚马逊卖家肯定知道，这类手工艺品制造商可以茁壮成长的地方，是Etsy（网络商店）的波希米亚飞地，而不是亚马逊残酷血腥的资本主义边境。

贝佐斯离这个战场非常遥远。“公司变得越来越复杂，他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事情的所有细节，”前亚马逊市场部员工、电子商务咨询公司Buy Box Experts首席战略官詹姆斯·汤姆森说，“但他应该知道，在一些事情上，亚马逊努力讲好故事的努力已经被破坏了。”

监管带来的意外效果

反垄断小组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于2020年10月6日发布，这份450页的报告满是对亚马逊、谷歌、脸书和苹果滥用市场行为的指控与谴责性结论。[47]莉娜·可汗和她的同事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事实：大型科技平台任意且以自私自利的方式控制着我们的政治话语、我们的财务生活以及无数小公司的健康，而未能对其进行监管是危险的政府失职。

“毫无疑问，我们的调查表明，国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显然需要采取行动恢复竞争……”[48]西西林在与司法委员会主席杰里·纳德勒的联合声明中写道。该报告提出的补救措施包括拆分亚马逊和其他科技公司，以消除其不同业务线（如亚马逊零售商店和第三方商城）与其电子商务和AWS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

虽然在激烈的政治混战中，利益中立的立法者和反垄断学者同意其中一些原则，但其他人认为这种补救措施听上去有些过分。拆分公司对亚马逊的卖家、合作伙伴或客户没有帮助，而且关闭像亚马逊倍思这样的自营品牌业务线几乎没有法律依据。毕竟，早在伟大的A&P的年代，零售商就研究过什么卖得好，如何以较低的价格培育自有品牌，并在货架上为顾客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

该报告也难以确定亚马逊确实拥有那种可能致使某些行为违犯美国法律的垄断权力。业内引用最广泛的数据库eMarketer认为，亚马逊在美国电子商务销售额中的份额为38.7%。[49]沃尔玛和塔吉特网站的成功，以及为电商卖家提供技术支持的加拿大公司Shopify，也证明亚马逊对行业并非具有绝对控制权（亚马逊只在美国的图书和电子书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018年的份额估计分别为42%和89%，可能值得深入研究）。[50]“虽然没有哪个在线商店能够和亚马逊匹敌，但从传统的反垄断视角来看，也很难找到亚马逊拥有垄断权力的领域。”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反垄断局前局长杰伊·希姆斯说。

但该报告也提出了许多方法，让政府可以不用像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AT&T和90年代针对微软那样，诉诸旷日持久的反垄断诉讼，就能解决亚马逊的市场问题。例如，监管机构可以检查亚马逊与卖家的合同，防止它以卖家在其他地方以更低价格销售为由，对它们进行处罚。政府还可以恢复卖家对亚马逊提起集体诉讼的能力，并停止使用迫使它们进入漫长而秘密的仲裁程序的现行规定。该报告还提议，国会应提高对大型科技公司并购的批准门槛，哪怕是收购规模不大，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也必须进行披露，并且证明它们是“为公共利益服务所必需”进行的交易。

报告中没有提到，为了平息亚马逊第三方商城的混乱，立法者还可以改革臭名昭著的《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该条目前认为，像亚马逊这样的互联网提供商对其用户的违法行为不承担责任。第230条的更改可能会迫使亚马逊对第三方卖家在其网站上进行的欺诈销售或不安全产品负责。监管机构还可以强迫亚马逊验证卖家的税号，或者要求它们支付保证金，如果有任何欺诈迹象，它们的保证金就会被没收（阿里巴巴的天猫就是这样做的）。在成为亚马逊卖家的过程中增加大量摩擦，将使目前有利于中国卖家的竞争环境恢复平衡。

但这些补救措施仅针对所指控的不当行为中最明显的部分。小组委员会还向亚马逊提出了更严重的指控：利用AWS和广告的利润来补贴其零售业务，在价格上削弱竞争对手，为进入无关市场提供资金，并吞食更多的数字资产。但报告无法证明这一指控。它抱怨亚马逊“未能提供使小组委员会工作人员能够进行独立评估的财务数据”。[51]这是反垄断者面临的最艰巨挑战。为了给拆分亚马逊提供可信的理由，他们将不得不解答公司竭尽全力掩盖的问题。它的各个部门如何环环相扣？当亚马逊Prime等服务的订阅费覆盖了一些成本时，如何衡量各个业务部门的真实盈利能力？当亚马逊增加这些费用或试图通过完全放弃这些费用来改善其市场地位时，是否违反竞争规则，就像它在2019年秋季免除杂货配送每月15美元的订阅费用一样？[52]

在2019年离职前，担任亚马逊15年财务主管的库尔特·祖姆沃尔特表示：“世界上没有一家公司比亚马逊更复杂、更难让外人理解。它不同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典型企业集团，亚马逊几乎每项业务都围绕着巧妙地增加与客户的联系而建立。其商业模式的威力在于自我增强的业务和服务的综合，其背后是世界一流的科技、卓越的运营以及严格的评估和衡量流程。”

现在，对亚马逊最引人注目的垄断调查已经结束，尽管麻烦肯定还在后面。作为拜登总统准备在2021年初任命的五名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之一，莉娜·可汗说：“企业高管的电子邮件说的是一码事，而公关讲着另一套编造的故事。从历史上看，企业这种否认现实的努力很少奏效。”欧盟竞争事务主管玛格丽特·维斯塔格指控亚马逊不公平地使用第三方卖家的敏感内部数据来为自己的产品提供特权，从而破坏零售业的竞争。[53]这个案子可能会持续数年，并导致欧盟曾经对谷歌施行的那种巨额罚款。

贝佐斯似乎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表示欢迎，甚至暗示它实际上可能会提升亚马逊的地位。“监管经常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它确实有利于现任者。”他在柏林的一次活动中说，[54]“现在，亚马逊在这一点上是现任者，所以也许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但我不会永远高兴，因为社会一直在进步。”他补充说：“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即使在几年后，我们也不会回答他们。我认为这将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情。”

不确定的未来取决于许多因素：美国国会的政党控制权转移，解决谷歌和脸书等其他科技公司不当行为的相对紧迫性，以及公众对亚马逊和贝佐斯的整体看法。尽管人们对大型科技公司以及亚马逊对西方经济的掌控力越来越大的怀疑在加剧，但该公司在2020年已成为某种救星——当新冠肺炎疫情无情袭来，亚马逊成了受困于隔离的全球数百万家庭的救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