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作为历史学家有哪句个人座右铭的话，那将会是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1911—1988）对其学生的叮嘱：“我们的学问不能只在图书馆做。”采取傅先生主张的研究方法的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要背负许多人情债。我欠的最大人情，来自那些帮助我学习中国历史的中国人民，其中有农民、工人、村委书记、县干部、宗族长老和灵媒。我时常会想，如若有一名陌生人登门拜访，希望询问并讨论我祖先的故事，或一睹我家的私密文书，我将如何回应？中国农村数以百计的人总是热心而礼貌地回应这样的请求，以热茶和柑橘盛情款待来访者。他们带着我走街串巷，让我得见尘封已久的族谱，甚至在我拍摄时替我翻页。对他们，我不胜感激。
同样令我心存感激的，是陪我赴农村调研、耐心地与我分享他们关于地方历史知识的各位同仁。他们当中包括许多厦门大学的学者：高志峰、黄向春、林昌丈、刘永华、饶伟新、张侃、郑莉和郑振满；其他的同仁包括陈春声、程美宝、丁毓玲、刘志伟、王连茂、杨培娜、于志嘉和赵世瑜。
许多朋友和同仁读过本书的部分或整部书稿，并给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包括包弼德（Peter Bol）、山姆·克拉克（Sam Clark）、温奈良（Nara Dillon）、欧立德（Mark Elliott）、弗雷德·格兰特（Fred Grant）、孟慧兰（Francine Mckenzie）和许临君（Eric Schluessel）（如果漏掉了哪位同仁，在此提前致歉）。陈松、戴史翠（Maura Dykstra）、费丝言（Siyen Fei）、冯坦风（Devin Fitzgerald）、韩德林（Joanna Handlin-Smith）、大卫·豪厄尔（David Howell）、柯丽莎（Elisabeth Koll）、魏乐博（Robert Weller）和赵世瑜参与了由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我当时还没有成为该研究中心的主任！）出资赞助的书稿工作坊并提供了许多详细的意见，令我获益匪浅。在此，我还希望特别致谢两位明史研究的同仁：鲁大维（David Robinson）和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仔细阅读了整部书稿。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热心地提供帮助，为我完成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杰夫·布洛瑟姆（Jeff Blossom）准备了本书大多数绘制精细的地图。我的老朋友江柏炜非常热心地分享了自己收藏的部分绘制精细的建筑图纸；我稍微调整了那些建筑图纸，以反映卫所的布局。王唯楚和王迪安和我合作进行了一些关键的研究。卢正恒找到并抄录的一部族谱，极大地支持了我提出的部分观点。蒋楠和李仁渊亦慷慨地分享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或许我并不只是在图书馆里做研究，但是能够在从事中国研究最好的图书馆之一——哈佛燕京图书馆——做研究，实在是我莫大的荣幸。哈佛燕京图书馆雄厚的资源并不限于图书，还包括该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马小鹤和山田久仁子，帮助我找到了一些珍贵的著作，让我得以顺利完成这个研究项目。
我十分感谢盖杰民基金会（the James P. Geiss Foundation）和哈佛大学历史学系慷慨资助本书的出版。我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十分愉快。我要感谢布丽吉塔范莱茵贝格（Brigitta van Rheinberg）和她一流的团队，包括阿曼达·皮里（Amanda Peery）、布里塔妮·米茨卡·富斯（Brittany Micka-Foos）和黛比·特加登（Debbie Tegarden）。布鲁斯·廷德尔（Bruce Tindall）准备了本书的索引。我也要感谢后浪出版公司林立扬编辑、译者钟逸明、哈佛博士生陈芳代、高晓松先生、当年明月先生和谢文哲先生，中文版能够出版，离不开他们的帮助。
我曾于一些机构分享了本书的部分内容，包括：厦门大学、台湾大学、乔治城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广东财经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香港教育大学。我要感谢这些机构主办方的邀请，以及现场观众极具启发性的讨论。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三位老师：卜正民教授，是他带我推开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门；科大卫教授，是他教导我，若想研究中国历史，就应该到中国去；郑振满教授，是他指引我，若想理解中国社会，就应该到农村去。正是在他们的谆谆教导下，我成了一名历史学家。他们数十年来的支持与鼓励，让我没齿难忘。
对于孟慧兰、宋博颍和孟恺琳，我怀着另一种感激，那是一份更加深沉而隽永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