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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妈是我小时候家里的保姆，大约是我五六岁时来的。后来不兴把保姆叫“妈”了，改称为李阿姨。但这里说的是孩童时候的印象，因此还是叫李妈。

前面“钟鼓楼”那篇里已经说了她是个旗人。她自己的名字是马玉林，李是她丈夫的姓。她丈夫是个侏儒，个子只有李妈一半高。他是个走街串巷卖五香烂蚕豆的，肩膀上挂着装蚕豆的木箱，上面盖着小棉被，让煮过的蚕豆凉得慢一点儿。他三天两头来我家和李妈要钱，不给就骂。后来只要他一来李妈就跑到里面躲起来，我母亲到门口去应付，给他一点钱让他离开，李妈就坐在房屋角落里抽搭着抹眼泪。妈妈后来悄悄说她丈夫原来是个“纨绔子弟”——我不懂是什么意思——还抽过大烟。她没有多说什么，但看得出来很不以为然的样子。

李妈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我家刚搬到后海边上那个小院不久，好像是个介绍人带她来的。一进北屋门她就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请安，把我的父母吓得够呛，赶紧扶她起来，说千万不要如此。以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她还是要行这种“大礼”，但每次她刚一弯腰就被搀住，久而久之好像成了家里的一个特殊礼数。但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她就不做了，父母也不用去搀她起来了——社会变了，她的习惯也慢慢改了。

很像我家大门的一个北京胡同院门（況晗，《北京寿逾百胡同》，铅笔纸本）

虽然她从来没有直说，但我猜想她大概觉得父母是奇怪的异类。我知道这个是因为有一次她说父母戴眼镜的样子特别洋气，比不戴好看，我才知道她一直以为眼镜是类似耳环、发卡的装饰。

抗日战争中的父母和姐姐，1941年

她好像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种不一样的人，北京城里也住着奇奇怪怪的人群。比如她告诉我说烟袋斜街口上的那家点心铺是“回子”开的——这是对回民不尊敬的称呼。她说老早以前回子想进北京可是皇上不让，他们就在城外广安门那边住下了，还造了条街叫牛街。后来他们人越来越多，不知怎么就进了城了，你看不是连皇城前边都有回子开的点心铺了吗！

不管是真是假，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故事，而故事都有意思。除了关于点心铺和铸钟匠女儿的事情，李妈还讲过很多别的。有的我后来知道是广为流传的街谈巷语，有的则是她家里的秘闻轶事。她讲故事的方式不是没完没了地说书的那种，常常几句话就突然打住了。可是一旦回过味来，你就会在里面加上越来越多自己的想象。

鼓楼前大街路西烟袋斜街东口以南为公和魁茶食店，是清真糕点铺，1955年

有一次她说起北京城外西山有个山岗，路过那儿的人常常不明不白就死了。后来有个卖花椒的商贩也经过那儿，三伏天特别热，看到岗上有个大青石板就躺下来午睡，把随身带的装花椒的大口袋放在身边。一觉醒来，发现石板旁边有个一人长的大蝎子，尾巴的毒钩还插在那个口袋里，让花椒给麻醉过去了。他赶紧招呼人上来用石块把蝎子砸烂，以后的人再过山岗就没事了。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脑子总是围着她的两句话转。首先是一人长的蝎子会是什么样儿？还有就是“麻醉”这个词，我去医院的时候听见过，前两年在天津割扁桃腺还确实被麻醉过。但是一人长的蝎子怎么被麻醉，菜盘里的花椒有没有这种效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北京那时候蝎子特别多，动不动就会从阴沟和水池里爬出来，李妈讲的另一个故事也和这种毒虫有关。这次说的是一位富家闺女，人不错，长得也水灵，可就是有个坏毛病，喜欢对着茶壶嘴喝茶。家里人管教过好多次都没用，有人就出了个主意，在她的茶壶里系了一根线，上面绑上一只小蝎子，是刚生下来还没毒性的那种，想的是吓她一跳，以后她就不敢对嘴喝茶了。谁知道这个小蝎子用钳子把那根线给剪断了，这闺女呼噜一下就喝到肚子里去了。过了些日子她肚子慢慢大了起来，最后藏也藏不住了。家里人以为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要打死她，她自己也不想活了就吞了烟膏。谁知道这一下就把肚子里的蝎子打下来了，有成百成千那么多。这闺女也就救下来了，以后也不对着茶壶嘴喝茶了。

这个故事把我吓得够呛。虽然李妈讲的时候一板一眼，声调平淡，但百千只蝎子从肚子里出来的景象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我也为这个女孩特别打抱不平——凭什么因为她从茶壶嘴喝茶就要弄只蝎子吓唬她？我难以想象父母会这样对我。

但李妈所讲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是关于她自己的父亲。在我的印象里，他是给慈禧太后看金库的，金库是皇宫里戒备最森严的地方，整个儿被高墙围着，外人进不去里边的人也不能随便出来。李妈说她父亲每天去上班的时候和平常人一样，但是下班出来以前得把衣服全脱了，光溜溜地跳上三跳，证明没把金子藏在什么地方带出来。她讲故事一般不动声色，但说到这里用手把嘴捂住，笑得浑身哆嗦。

故宫里的高墙

我家房子是间三合院。进了大门是条小巷似的筒子，左手是邻院的北屋后墙，右手是我们院里的隔墙和二道门，进了门是东屋、西屋和北屋围着的青砖小院。李妈的屋子在二道门外，大门里边筒子的顶端。屋外是做饭的炉子和其他用具，屋里分成两半。一半被她的硬板床占据，床内沿墙放着装衣服的箱子和包袱。另一半摆着个小桌，旁边墙上装着一个自来水龙头，上方挂着一面长方形小镜子。这间屋子可以说是小得不能再小，可是李妈好像挺喜欢它的，主要是因为这个水龙头。20世纪50年代初的北京旧城里装自来水管的私家院子还不多。大多数人家都从大院里或街上的共用龙头取水，城里也还看得见卖水的木车，给还没装自来水管的院子送水。李妈觉得伸手就能在自己的屋里接到自来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老北京院子里的水龙头

对于孩童的我，这间小屋是家里最温馨的地方。首先它位于二道门外，不属于父母和姐姐的领地，出了二门离外边胡同只差一步。还有就是我在那里可以一边听李妈讲故事，一边看她对着自来水龙头上的小镜子整理容貌。后来想起来，除了买菜烧饭、洗衣打扫之外，她一大半时间都是在这个小镜子前度过的。镜子里的她有一张长圆脸，不是尖下巴的椭圆，但也不是方头方脑的。她头发漆黑，平日在头后边盘成个发髻，但一放下来就垂到腰下边，用木梳子一下一下慢慢梳，弄到平平整整、一丝不乱需要很长时间。她擦身时会脱掉上衫，但也不赶我走。那时我不过六七岁，她的准确岁数我不知道，估计总会有四十，因为她的两个女儿都已不小。那个屋里如此狭窄，唯一坐处就是她的硬板床，我每次也就斜倚在她的枕头上，边看她梳头边听她讲故事。

3岁时的作者，1948年

我那时肯定和李妈很亲近，至少心里觉得是如此。一个证据是我进入小学后，母亲决定按照西方方式培养我的独立性，每星期给我一点钱由我自己决定如何使用。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旧币的一千元——1955年以后变成了一毛，我可以用来买糖果、租小人书，或是存在一个小罐子里等到够了买大点儿的东西。第一次拿到钱的时候我跑到烟袋斜街，从街边的百货担子买了一小瓶花露水。那个瓶子是直直的，像个玻璃管，里面的液体是透明的碧绿色，在这之前已经吸引了我的眼神。我把它拿回去送给李妈。她很高兴，一次去鼓楼后边的时候给我买了我最喜欢吃的糖麻花。

老北京的百货担子，1933年至1946年间，摄影：黑达·哈默·莫里松

但是过了两三年以后，我和李妈的关系就没有那么亲近了。一是我逐渐长大，不再跑到她的小屋看她梳洗。更重要的是我和父亲搬到西郊中关村住了，只在每个星期六才回后海团聚。这种情况延续到我1957年上中学以后——我上的北京101中全部住校，因此仍是周末回家。从这时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除了日常生活中的接触，我记忆中的李妈只在三个时刻浮现出比较清晰的形象。一是我初中在学校上体育课，跳高落地姿势错误造成小臂骨折，在海淀医院打了石膏之后回家休养。几周里李妈帮我更换内外衣，扶我上下床，甚至给我擦身。开始时我觉得不好意思，她就轻声说：“跟我还害羞啊？”使我想起小时看她梳妆整容的时刻。

另一个记忆则远非如此私密，甚至让人沮丧和难堪。那是又过了两三年以后，整个国家由欢腾的“大跃进”一下跌入“三年困难”的深渊。所有人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吃饭问题。特别是对我这样成熟期中的少年，饥饿如影随身，挥之不去，从早到晚吞噬着肚肠。每人的粮食、蔬菜、油盐都有定量，每顿吃多少都要经过仔细计算。由于在学校和家里都是集体做饭和分饭，每个人分到的“量”够不够就成了最被关注的问题。这种状态给李妈——已经是李阿姨——带来了巨大的权力和压力。一方面她主宰着家里的每日饭菜和每人分到的“量”，另一方面她必然会被怀疑是否总是分得公平。饥肠辘辘的感觉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甚至听到过对她是否“自己多吃”的怀疑。

而李妈的后背在这些年里也越来越驼了。她原来就有些弯腰含胸，但更像是一种特殊的体态和风度，此时则明确显出是未老先衰的脊柱变形。她留给我最后的印象是：上身弯成弧形，她抹着眼泪告诉父母必须离开我家，去内蒙古帮助照顾大女儿的孩子。她大女儿前两年嫁了一个蒙族人，移居到塞北之地。下一次听到李妈的消息又是在几年之后：她从来没有再回北京，已在内蒙古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