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按：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开始写北京。为什么？原因很多，从世界到个人。

原因之一是离国十年之后我于1991年重返故乡，从而开启了生活中的一个新的篇章。从此以后我每年回北京一两次——也就是每年离开北京一两次。如果说对这个城市的记忆在以前十年中已逐渐沉入意识深处，那它现在又浮至表层，甚至得以与真实生活重新衔接。但是由于我的教职和家庭均在大洋彼岸，这种衔接不可能完整和恒久，而必须规律性地停顿和切断。这种候鸟般循环往复中对北京的重新体验，因此也总是游移于当下和往昔之间、现实和回忆之间。似乎刚开始重新触摸和体味，新的体验已在刹那间进入过去时态，附加在往日记忆之上，在随后的一年半载中成为不断回顾的对象。

而且也正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进入了它漫长历史上最剧烈的变动时期。每次归国从机场驶入城区，面对的既是曾经生活过三十五年的熟悉古都，又是令人惊悚的陌生景象：吊车林立，泥水横流，森林般的高楼大厦在尘雾中崛起，压迫和取代着残破的胡同和平房。与北京重新接轨所调动起来的往日记忆一边被这些现时景观覆盖和模糊，一边挣扎着维持自身的清晰和延续。我开始感到“失忆”的危机——不是因为时日的间隔或记忆力的退化，而是保存记忆的场地正从地表上消失——那些亲密甚至私密的地点或已不见，或再次归来时将不复存。如果说众多回忆录中对故居或故城的描写常被赋予温馨惆怅的意味，此时我对北京的回忆却无法摆脱与当下的尖锐冲撞，二者的逆反和张力甚至成为重启记忆的条件。那情形有如爆炸留下的黑洞指向神秘的幽暗深处，吸引我以放大的瞳孔搜索和辨识阴翳中的形象。但无论是探寻的目光还是由此启动的记忆都被破碎的洞口框架，直至作为回忆入口的框架本身最终也成了记忆的组成部分。

回到一开始处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写北京？归根结底可能是因为此时出现了两个不同层次但又密切联系的“回归”——中国回归世界和我回归中国。全球、国家和个人的故事都在重写，北京也再次成为感受和意识中的敏感焦点。像是踏上一段新的旅程，面对着新的未知，我和北京的重逢所引出的张力导致写作的冲动和紧迫，使我放下手头的中国古代美术研究，开始思考和撰写《再造北京》（Remaking Beijing）一书，最后于2005年面世。作为2002年“学术假”（sabbatical）的中心项目，我对它的定位是一项严肃的历史研究，探讨北京的视觉文化和艺术表现在现代史中，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变化。我所观察的主体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城建规划或都市功能，而是使北京成为崭新社会主义首都的自我认知和呈现。新北京的“原点”在哪里？为什么“展览型建筑”成了公共空间的核心？这一新的空间体系如何塑造人们的时间经验，进而转化为礼制化的公众日程？意识形态和权力概念如何通过象征图像和空间结构得到体现？人民和领袖如何通过庆典仪式进行沟通？这种沟通又如何成为视觉表现的对象？

“历史”是我的知识训练和学术写作的基础。虽然从理论上讲我不相信历史叙事可以完全客观地就事论事，历史学者的职责仍使我尽量以观察者的视角进行第三人称的书写。然而这一规范受到这本书的强烈挑战：我在北京长大，书中讨论的很多公共地点也是我的私人记忆场所。这些场所之一是天安门广场，我和它的关系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的家庭出游，随后由小学四年级时首次参加国庆典礼而更加深化。作为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我多次在游行队伍中从天安门前走过。1972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后我住在紫禁城内八年之久，天安门即为过去的皇城大门。1976年3月末到4月初的那个激荡时段里，我天天骑车从这个大门穿过，融入聚集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悲恸人海。90年代重返北京后我屡屡来这里缅怀，此时的广场沐浴在霓虹灯的辉耀之中，展示着鲜花组成的公共雕塑——我称为“软性纪念碑”（soft monuments）的一种后现代政治艺术。

这些经历显然与我对北京的写作息息相关，但个人记忆和历史研究有着何种关系？二者在学术写作中如何共存或互补？这是学院教育所不曾回答的问题。与之有关的困惑还包括：由于记忆必然是主观的而且零乱琐碎，历史学者是否必须压抑它们以确保客观的历史重构和阐释？历史叙事能否通过与个人记忆的结合而变得更为生动有力？书写者是否可能同时具有历史学者与自传作者的双重身份？

这些问题促使我阅读了不少有关历史和记忆的著作。但我最后采用的书写方式并不来自任何理论学说，而是基于一个更为实际和直觉的认识——即对我来说，北京的历史叙事与个体记忆一方面难以分离，另一方面也无法完全融合。我因此决定在这本书中以两条平行的线索讲述北京的故事——一条是集合性的历史叙事，一条是回忆性的个人叙事。前者把北京作为第三人称的外在客体进行调研，使用文献、建筑规划、回忆录、老照片、绘画图像等一切可供追溯北京历史的材料，以重构这个城市变动的结构及意义。回忆性的“自我叙事”（self-narrative）则以第一人称重述本人与北京的具体相遇，同步式地启动碎片般的经验，如同对它们进行再次体验。这两条线索有着同一时空框架，但以不同的时态、人称、叙事模式和印刷字体打断彼此的持续和主宰，挑战各自的实在性和权威性。我设想这种既合作又对立的叙事或可凸显出我的特殊身份和写作状态——既是历史研究者也是私人记忆者，既是外在观察者也是内在体验者。

此书尚未翻译出版，以下片段是从书中对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记忆摘选出来的，涉及的是学龄前到中学时段我对北京的发现，此次转写时有所修改和增益。另一改变是它们在原书中以特殊字体与正文中的历史叙事相区别，如同突然浮出的记忆碎片，打断了逻辑性和实证性的学术讨论。这种张力在此处消失了，但上文的简介提供了这些片段的写作来历和原境。

第一次知道这个故事是从李妈——后来改叫李阿姨——那里听来的。

古时候的一位皇帝修了北京的钟楼和鼓楼，是北京城里最高大的建筑，因此也得铸一口最大的铜钟挂在钟楼上面报时。一位有名的铸匠应召前来造钟，但是试了许多次也没法铸成，不是样子不好就是音调不正。皇帝等不及了，大怒之下命令如果再造不出来，就要把匠人斩首祭钟——一位道士说造这么大的钟是对神灵的冒犯，必须用人血平息上天的怒气。这个消息传到铸匠女儿的耳朵里，当父亲又一次建起钟模，把火红的铜汁浇进模型的时候，她就纵身跳了进去，永远化作大钟的一部分。父亲急着拉住女儿，但最后一刻只抓住了她的一只鞋子。这次铸造的大钟无论是模样还是音调都十分完满，可是每次撞钟的时候，击出的钟声总带有长长的“鞋”的声音，人们说是因为铸匠的女儿还在寻找她那只丢掉的鞋子。

李妈的事情会在本书另一篇回忆里讲，这里只需要提到她是“旗人”，就是清朝在北京留下来的满族人。她星期日带我去鼓楼后边吃早点，见到一些生人的时候会问“在旗吗”。我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以为就是打个招呼。后来才知道“旗”是清朝的一个制度，先有满八旗，后来又建了汉八旗和蒙八旗。李妈的祖上属于正经的满八旗，但好像是镶了边的旗子。

去鼓楼后边吃早点是李妈生活里的一件大事。她大约一个月去一次，都是星期天靠近中午的时候，不太早也不太晒。出行一两天前她就开始打点，把蓝布衫洗干净、晾干，放在枕头底下压平。她说这样穿出去特别平整，“显得干净”。星期天起床后她就开始漫长的梳妆打扮，我那时很小，总会去二门外她的那间小屋里，斜躺在平板床上津津有味地看她一道道地洗脸、洗脖子、擦上身、梳头、描眉、扑粉、戴耳环。她也不赶我走，始终面对着墙上挂着的那面小镜子，知道身后有个观众。最后，她抹了头油的头发平平地贴在头上一丝不乱。脸上淡淡一层薄粉，衫子袖管两边各有一条笔直压痕，确实“显得干净”。她变得和平日做饭、清理房间的李妈完全两样，但是一点儿不张扬。

钟楼、鼓楼、什刹海（由远及近），1935年

然后她就带我上路——这是父母答应过的，不需要每次都得到批准。出了胡同就是后海，隔岸已经能够看见远远的钟鼓楼，一前一后的两个突兀身影。那时候的后海还没修栏杆，周围也没栽种那些高高的白杨，景色远比现在辽阔。从我们家走到鼓楼需要十几分钟，先是沿着后海南岸走到银锭桥——这座桥在那时候的比现在要窄上一半，虽然位置没变，样子也差不多。过了银锭桥就是烟袋斜街了，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最主要原因是街中间的金钟书局，名为书局实际是个租小人书的地方，我和它的故事需要另文专述。烟袋斜街里的另一去处虽然从未进去过，但总是引起我的遐想。那是靠近街头高台阶上的一个店铺，门脸前边立着的几个比我还高的大烟袋，是头上有个铜烟袋锅、笔长挺直的那种。我喜欢把它们想成是一种邪门武器，记得在金钟书局读过的一本武侠小人书里有位武艺高强的烟鬼，用的就是这种家伙。

烟袋斜街的老烟袋铺，门外立着的大烟袋早就拆掉了，2004年

从烟袋斜街出来几乎就在鼓楼底下了，钟楼在它北边，有点像是藏在它身后。我总觉得鼓楼是男的，钟楼是女的。鼓楼虽高但更宽厚，钟楼则是高挑瘦长。鼓楼的彩绘虽已褪色但仍通体赭红，而钟楼是青砖砌的，素净典雅。当然那时候我不会这么形容，但心里觉得就是这样。进到鼓楼和钟楼之间的那块空地，就好像被它们两个从南北两头拥夹在中间，像是进了一个大院子，而李妈也好像是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初到之后她会走上一圈，和先到那里的熟人打招呼。这些人有男有女，提着鸟笼的男的凑在一起；女的坐在另一处拉家常。李妈和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总会把两手攥起来放在腰侧，往下蹲两蹲，说“大爷，您老好呢”，“二姑，您好呢”之类。她每次总会给我买个马蹄烧饼或是螺丝转，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就没完没了地查看周围卖早点的摊子，看哪家的新鲜，哪家做得细致，最后叫上一碗灰不拉几的豆汁，两碟小菜，一份油炸果子，坐下来细细地品味。我尝过一次豆汁，又苦又酸，一下就吐在了地上。有一次可能是过节之前，她点了一份煮饽饽，给我尝了一口，比豆汁要好吃得多。

鼓楼老照片，20世纪初

钟楼老照片，20世纪初

老北京街上的商业和娱乐活动：庙会（左上）、吃炸酱面（右上）、猴戏（左下）、代写书信（右下），20世纪上半叶

她吃早点时我就在周围转。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之前，钟鼓楼间的这片地方有不少卖东西的地摊，把药材、古玩、书籍、盆花、金鱼摆了一地。周围还有耍猴的、练把式的、算命的、代写书信的，每个摊子前都聚着一堆人，引起我的好奇心。李妈不让我走远，说有“拍花子”的坏人专门把小孩哄走卖了，即使品着豆汁也总在眼角看着我在哪儿。饭后我们会在钟鼓楼周围转个圈，那时候这两个建筑都不让上去，但钟楼底下放着一个几人高的大钟。也就是在这儿她给我讲了那个铸钟匠女儿的故事。

曾置于钟楼下面的大钟，现藏于大钟寺古钟博物馆，1992年

一直以为自己小时候唱过《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这说明记忆是多么不可靠。因为以我的年纪是不可能在童年时期唱过这首歌的——上网一查就知道它在1970年才诞生，由一个五年级小学生当年撰写，随即在全国流行。它只有四句歌词，在歌本中重复三遍，但在现实中则常常是循环无穷，你甚至可以想象唱歌的孩子们在歌声中逐渐长大：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那为什么会以为小时候唱过这首歌呢？——我不禁自问。唯一可能的回答是听到的次数太多了，而且那熟悉的旋律总是与儿童的欢乐面庞同时出现——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电影和电视里。久而久之，这些图像和旋律与自己对童年的记忆混杂在一起，儿时的照片取代了电影和电视里唱歌的孩子。也许心理学学者会有更为专业的名词，但对我来说这似乎证明了记忆就如海绵，能够把新的经验不断吸收进去。与确切的时间相比较，倒是地点和场所更为恒定——它们是吸附记忆的海绵本身。

小学二年级时的作者，1952年

对记忆的搜索因此有些像是考古发掘，一点点分辨出累积的层次，将其重新纳入时间坐标。最下面的“地层”可能轻薄无形，它的重要性在于确定了记忆的场所，开启了随后的积累。沿循这个路径，我在记忆中找到第一次和天安门的相遇。那是我小学一二年级，一个星期天父母带我和姐姐去紫禁城参观，就是原来的皇宫。由于我们住在北城，最方便的方式是从紫禁城北边的神武门进去，父母告诉我说那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大门。这我原来不知道，我以为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是两个地方。到了神武门我很惊讶于门楼的巨大，还有围着城墙的护城河如此宽阔，每个墙角上立着一个形状奇特的亭子，像是把好几个房顶四面八方地叠加在一起。

故宫神武门（上图）和筒子河（下图）

与故宫的首次见面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好的印象。只记得穿过一个又一个院子，每个长得都差不多，都有一个宽阔的正房，中间都放着一把大椅子。有些房间里摆着铜器或瓷器，有些挂着书画，黑乎乎的看不清楚也引不起我的兴趣。而且那是个炎热夏日，大殿周围寸草不生，也找不到一棵遮阴的树木。再加上接近中午又渴又饿，到太和殿时我已到达失控哭闹的边缘。母亲鼓励我再坚持一段，因为前面不远就是天安门了。这确实让我打起些许精神，因为天安门是所有孩子都最向往的地方。

可是母亲说的“不远”很快被证明与事实不符：从太和殿继续往南走过几个越来越大的院子，穿过好几座城门一样的门楼，天安门还是没有在眼前出现。最后，顺着一条长长的青石路又走了很久，母亲终于舒了一口气说：“看，我们到天安门了！”但她的话带给我更大的迷惑，因为面前的这幢建筑既没有熟悉的毛主席像也没有国徽和华表，因此和我画过多次的那个天安门完全不一样。只是当我们从它底下的门洞穿过之后转过身来，我才看到我熟悉的天安门。我和天安门的第一次见面因此是从它的背面，而且发现它真的是个“门”。

天安门的背面

我在北京后海边上长大，虽然远离市区中心，但很小就知道天安门广场是城里最不得了的地方——广播员和大人们提到它的时候常常带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声调变化，和说到别的地方都不一样，是那种忽然挺直上身、肃然起敬的意味。在我的想象中，天安门广场一定是个广袤无边、不带一丝含糊的去处，和家旁弯曲的胡同还有杂草丛生的后海截然不同。我家附近的辅仁大学有一个很大的操场，但没有人管它叫广场。我也知道天安门非常不得了，那是毛主席观礼的地方。很多图画里都能看到它，常常放射着五彩光芒。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毛主席就住在那个大庙一样的门楼上边。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传画，1949年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中关村

但在这些想象和印象之外，天安门广场何时进入我的生活，成为自己的独有经验？（这里说的不是天安门，几年前我已经看到过它而且发现它原来是个大门。）搜寻记忆，脑海里浮现出的是十岁的自己，京城西郊保福寺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插班生。父亲的工作单位经济研究所，还有其他一些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在此之前不久搬到了中关村，那时是一片广袤的田野和坟场。我随父亲搬来这里住进一座新建的职工宿舍，母亲和姐姐留在城里后海旁的小院里。我没问过父母为什么是我而非姐姐移居郊外，也可能“出城住”尚有些危险和挑战的意味，是男人的事情。不管是否如此，这个解释很投合我的自我想象，也符合中关村当时的自然景观。我每天上学要走上两三里的土路，中途回头一望，空旷的田地里散布着孤零零的研究所楼房和一个锅炉房大烟筒，此外没有一丝城市意味。

保福寺小学坐落在一个黄土坡上，教室由一座废庙的大殿改建而成。殿里腾空放了几排课桌，四周墙上却还残留着壁画和泥塑。其中有一个带兜肚的童子泥像，灌进水去会从下面尿尿。学生由两个群体组成——城里来的科学院孩子和本地的农村孩子。我从后者那里获得的知识包括如何抓蟋蟀、养蟋蟀和斗蟋蟀。我学会了如何辨别“红沙头”“青金翅”和“棺材板”，也知道了最棒的蟋蟀总是住在不同凡响之处，或是坟墓周围或由毒虫陪伴，比如红色的赤练蛇、大号癞蛤蟆或是成群的蝎子。相比起来，科学院的孩子就没意思得多，包括他们（实际是“我们”）用来和本地孩子作交换的东西：一般是早饭时藏起来的白馒头，用来交换棕褐色的酸枣面。只要想到这种土疙瘩一样的东西我就会唾液涌出，那是从来没有尝到过的奇珍异味。

巫鸿，保福寺小学毕业证书，1957年

那年9月初，校长在星期一早上全校集合时宣布了一个重要消息：本校的三名学生将参加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大典。被选人的名单在随后一周中公布，我居然名列其中。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似乎证明了我不知道的关于自己的什么东西。他破天荒地第一次亲自带我购买衣物——平常这总是妈妈分内的事情。父子二人去到海淀镇的一个百货商店为我选购一双白力士球鞋和白袜子，这是除了白衬衫、蓝长裤之外的另两项着装要求。

10月1日那天我在凌晨两点被唤起——从中关村去天安门广场就像后来的跨省旅行。由于连接京城和西郊的32路汽车清晨才发第一班车，一位男老师蹬着一辆平板三轮把我们三人送到附近的清华园火车站，乘上一列小火车在黑夜中到达京城西北角的西直门。从那里我们再搭上清晨中的市内公交汽车，去到城中心的不知什么地方，然后随着教员步行到天安门广场。

奇怪的是，这趟旅行是我对那天的最清楚记忆——我有生第一次感到北京的巨大和从边缘到中心的遥远。相比而言，那天的其余部分充满了单一印象和越来越沉重的疲惫。到达广场之后我们被带到指定地点，每人的位置有一个白色标记，周围是无数穿着同样白衬衫白球鞋、拿着粉红纸花的男孩女孩。我极其失望地发现——我们没有被如此事先告知——一整天我们都会站在这里，而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会从天安门前游行走过。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在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的时候欢呼和摇动纸花。但这个让我尚怀期望的许诺不久也被证明完全无法实现——不但因为我们的站立处离天安门城楼有几百米之遥，还因为我的视线无法穿透面前晃动的纸花森林。被巨大的欢呼声持续环绕，我感到自己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和遥远，消失在包含自己的无边群体之中。

十一国庆节

回忆20世纪50年代，好像所有新的事情都和苏联有关，所有和苏联有关的也都是最新和最有意思的事情。苏联是革命同志又是亲密的老大哥，街上处处能看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标语。未来似乎从来没有过如此光明和清晰：金发宽肩的苏联工人和农民正以无穷威力击垮资本主义旧世界；列队穿过红场的苏联少先队员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红星映射出新世界的曙光。这些图像铺天盖地，充满报刊、电影、书籍和招贴画，唤起中国人的赞美，也激起模仿的欲望。

在中央戏剧学院教书的母亲和她的女同事，马上按照苏联女性的样式烫了头发（后来我发现当时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女性也流行同样的发式）。有时她让我陪她去“做头发”，地点一般是鼓楼大街后门桥旁的一家叫“怡乐也”的理发馆，文绉绉的名字和母亲弯弯曲曲的头发在我脑子里怎么也连不起来。

宣传画，1953年

“做头发”，1950年

那是些长得不能再长的沉闷时光，我把带去的小人书看了两三遍也只进行了一半。但“做头发”的过程也确实相当惊悚，因此吸引了我，整体观感和看变戏法差不多。母亲的头发先被分成无数小绺，用纸包上，然后缠在一个个卷筒上，每个卷筒夹上一个大夹子，后边通着粗粗的电线。最后她的脑袋挂在天花板上垂下的几十根电线上，一动不动地待上个把钟头。她一般不和理发师或邻座的顾客聊天，总是聚精会神地读一本大书，一般是莎士比亚全集——我知道她是“莎剧专家”。我常常看她的样子看走了神，她头挂小树林般的电线阅读莎士比亚的奇景也就永久印在我的脑子里。偶尔她会把眼睛突然从书上抬起来紧急地呼叫理发师，后者也就赶紧跑过来检查她的发卷，其中一个已经开始冒烟。

和母亲烫发相关的另一个20世纪50年代记忆是叫作“布拉吉”的连衣裙，从名字就知道是从苏联传过来的。当时年轻的大人们爱唱一首不让小孩唱的歌，名字叫《喀秋莎》，唱的是梨花盛开的时候喀秋莎站在河岸上，驻守边疆的年轻战士怀念着这位远方的姑娘。据说布拉吉就是喀秋莎穿的裙子，可是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一种很厉害的苏联火箭炮也叫喀秋莎。

我觉得母亲穿上布拉吉特别好看，因为它有鼓起的短袖和束紧的腰带，宽敞的裙子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好像总有风吹似的。我也喜欢跟母亲去鼓楼大街新开的花纱布公司买衣服料子，那里一卷卷的布和绸子排成长列，展示着各种颜色和花样。我特别喜欢“泡泡纱”这种布料，摸上去凸凹不平，好像是魔术师变出来的——人们说它也是苏联老大哥发明的。母亲在以前的照片里总穿单色旗袍，虽然也好看但有点太严肃。我喜欢看她穿着布拉吉，和她的女同事一边开玩笑一边笑的样子。

新款女装和衣料，1956年

这个“苏联热”在我随父亲搬到中关村的时候达到了顶点——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谈着正在兴建的苏联展览馆（1958年后更名为北京展览馆）。我成了这项工程的热心目击者：每次周末乘公共汽车回后海小院的时候，总会在动物园站附近经过展览馆的巨大工地，看到它的身形从积木般的脚手架中慢慢显现出来。这几秒钟之间的“目击”成了随后几个月回后海的动力：当汽车快要到达动物园站的时候我就会凑到窗边，把脸贴在玻璃上等着展览馆的现身，希望看到它又长高了一截。当高耸的塔顶最后被安装上去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最奇妙的房子，像是幻想中的城堡。在食堂吃饭时听到父亲同事说这个尖塔用了多少公斤纯金，塔顶上的五角星有几吨重，我脑子里想的总是那个钻到天空里的形状。它和我熟悉的北京平房正相反，伸的那么高那么远，好像永远不会停下来。我想象不出人类怎能造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东西。

建造中的苏联展览馆，1954年

展览馆在1954年终于建成，里面展示着苏联老大哥在所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一般需要登记很长时间才能拿到参观票，但父亲居然办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使他的形象在我心里大大升高：他不但在展览馆开幕后第一周就给全家找到了票，而且我们还将在馆里的莫斯科餐厅吃饭。终于等到参观的那天，虽然我已反复听到过这个展览馆是多么巨大雄伟，虽然我也从远处多次看到过它金色尖顶，但走近时我还是被惊呆了：尖塔显得更加高大，两旁的柱廊像是弧形长臂把我们拥抱进去。柱廊由十六个拱门构成，弧形顶端装饰着不同徽章，父亲说它们代表苏联的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广场中间是一座巨大的喷水池，弧形水柱聚在中心，构成一个阳光下闪耀的水晶宫。

苏联展览馆莫斯科餐厅西餐份饭收据，1954年

苏联展览馆，1954年

苏联展览馆建筑细节

展览馆大门后面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展厅。我发现我对展览本身兴趣不大——不仅工业馆和农业馆里的机器不吸引我，就是文化馆和艺术馆里的书籍和绘画也没有带给我多大惊异。我更喜欢那些焰火般的吊灯和柱子上的装饰，展示出永不重复的线条组合。那天的高潮是进入莫斯科餐厅，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魔幻的地方。首先是它的高大和宽敞，让我想起童话中的王宫。粗壮的青铜柱上浮雕着松枝和小熊，高耸的天花板上悬挂着美丽的白色雪花，正前方墙上的大油画描绘着涅瓦河畔的克里姆林宫，金鱼在下面的绿色喷水池里游动。

最后我们去到展览馆后端的露天剧场听音乐。我再次惊叹于它的廊柱和浮雕。但是我们的座位相当靠后，舞台上的音乐家如同微形玩偶，他们演奏的音乐也和收音机的广播差不多。精疲力竭，第一首曲子结束之前我已沉入梦乡。

苏联展览馆露天剧场，1954年，冯文冈/摄

那次参观苏联展览馆之后的几年里，我没有对北京的建筑发生过同样的切身兴趣，直到五年后的1959年，一组更庞大的纪念碑式工程被计划和实施，不但彻底改变了首都的面貌，而且也带给我另一次被建筑吸引的机会。

1959年是十周年建国大庆，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高峰时期。举国上下沉浸在超英赶美的热潮中，到处大炼钢铁，种实验田。共产大同世界似乎已经降临，私有制度转瞬间土崩瓦解。公社里的大锅饭随便吃不要钱，家里的炒菜锅可以砸掉，因为有了大食堂。壮志凌云的打油诗铺天盖地，最可爱的一首我现在还记得：“青年劲头赛赵云，壮年力气赛武松，少年儿童像罗成，老人干活似黄忠，干部策划胜诸葛，妇女赛过穆桂英。”

我那时是北京101中的初中生，这个学校建在西郊圆明园旧址上，共和国建立时从解放区迁徙至此，是一个有着光荣校史，有郭沫若作词的校歌和书写校名的“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大跃进”高潮中的师生们走出了课堂，加入了超英赶美的大军。我们在操场旁边用泥坯垒起土制小高炉，把从家里找来的锅子锤子熔成一堆废铁。“万斤实验田”先是被掘成一个深坑，施上几十层有机和无机肥料，因为热量太高而使撒上的麦种无一发芽。此外我还参加了美术组，跟随高年级组员在校园里画“大跃进”壁画。美术老师陈葆琨（后来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学生打死）带着几名高年级学生制定画稿，我们这些低年级的组员在砖墙上打格，把稿子放大成壁画。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张老照片，是当时美术组的中坚人物耿军站在一张壁画前的留影（后来发现他是我大学同学张郎郎失散多年的亲哥哥）。我一下记起这就是我当年参加制作的那幅壁画，我的任务是给中间的那个扁圆脸的女孩子涂色。

“大跃进”宣传画

北京101中“大跃进”时期宣传画（前方站立者为美术组成员耿军），1959年

也就是在这个狂欢气氛中，我们兴奋地期待着“十大建筑”的建成。建设这组新地标向国庆献礼的计划是党中央于1958年提出来的，全国建筑部门以至广大群众随即卷入了对它们的畅想。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去附近的清华大学访问，参观建筑系师生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模型。“十大建筑”的最终名单在1959年2月公布，我很遗憾地发现国家大剧院不在其中，确定下来的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华侨大厦、钓鱼台国宾馆。此时离国庆节只有数月时间，但革命人民没有什么不敢想、想了干不成的事情。随后的情况是人海战术、遍地开花，报纸和无线电不断报道“十大建筑”的飞速进展，我和几个同学争相收集最新的消息。

毛主席审查人民大会堂建筑方案，1958年

塔特林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碑模型，1919年

学校从9月初开始准备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游行。除了制作纸花、标语牌之外，最重要的一项是设计队伍中央的彩车。校方为此组织了一个竞赛，老师学生都可以投稿，在教学楼走道里挂出展示。大部分设计和“大跃进”主题有关，基本上都无法实现。我的方案是个钢铁高塔，由几辆卡车牵引着经过天安门广场，全班同学站在塔的不同层位上向领袖招手。我从未奢望这个计划能被采纳——我们学校总共只有一辆老卡车。之所以画了这个草稿是因为不久前在书上看到的塔特林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碑模型，特别倾心于它的倾斜和旋转的样子。最后中选的方案在我看来特别没有意思——是个炮弹型的银色火箭，据说象征征服宇宙的豪情壮志。美术组的任务是在一周中造出这个能够载人的模型，我因此两三天没能睡觉。

十一那天的游行比我小学时参加的国庆观礼有意思得多，因为我们可以簇拥着这个模型从天安门前走过，也因为我们穿上了盼望已久的校服。那是仿照苏联苏沃洛夫军事学校校服的设计，一样的大檐帽，一样的套头上衣，只是没有肩章和高筒靴。游行结束后走出西长安街，我听到旁边观众猜测我们是不是警察学校学员。

回校后一腔热情仍沸腾不已，我和两个同学决定当晚徒步前去瞻仰刚建好的“十大建筑”。因此在熄灯铃拉响之后——那时的101中全部住校——我们悄悄离开宿舍，走出学校大门。一旦到达街上，我们开始一边正步走一边唱我们知道的所有革命歌曲。我们的目的地是天安门广场——那里有新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但是由于没有计算从学校到那里的距离，到达时已是凌晨，我们也都精疲力竭、喉咙沙哑。但站在广场上的我们是如此自豪，似乎完成了一件重大使命。天明后我们继续沿长安街往西去到新建的火车站——那里有北京第一台自动扶梯。当我站在上边看着脚下车站大厅逐渐远去，我忘记了所有的疲劳和困倦，似乎塔特林的纪念碑已经成为现实，负载着我向上盘旋。

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学生，1959年9月20日

北京有名的公园中北海离我家最近，但只是将近初中毕业时我才真正发现了它。在此之前它对我来说就是个公园而已，既没有天安门广场的光环也没有胡同里的土里土气。我从幼年起就去过那里多次：父母带我们去那里划船，我也看到过1956年建成的少先队水电站。报纸上说这是国家给少年儿童建造的第一座自动化水电站，但我从来没有机会去里边观摩，更不用说动手实际操纵。

说实话那段时间里我对北海有点烦，一个原因是我特别不喜欢《祖国的花朵》那个电影（1955年上映），特别是那首走红的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也可能是我有点嫉妒：为什么演主角的张筠英比我大不了两岁但是那么有名，不但国庆节在天安门上给毛主席献花，而且还成了中国儿童里最出名的电影明星？但我知道这并不是真的原因，我不喜欢这部电影是觉得它特别假，所有大人小孩都是一副做出来的表情，而这种感受在儿童演员于白塔背景前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候到达了顶峰。这种反应和我当时开始发生的逆反心理有关：下一篇关于“读书”的回忆，会说起这之后不久我开始逃离学校，在书籍和孤独中寻找慰藉。

北京火车站，1960年

但也正是这种青春期的离群诉求使我发现了北海。到了初中二三年级，也就是1959年和1960年的时候，任何假期都构成对我的一种特殊挑战：虽然不去学校过宿舍生活令人高兴，但成天待在家里也使我窒息。解决的办法是晨出暮归到外边去读书或画画。但长长一天去哪里？书店和戏院是两个经常的去处，却都不可能维持长达一个多月的漫长时段。我在家周围方圆几里之内转来转去，寻找能够不受干扰、安静地待上几个小时的去处。我走遍了前海、后海和西海周围的街道公园和接待外人的景点，尝试了景山的五个凉亭和山前山后树丛中的坡地，还有故宫筒子河畔任何可供栖坐之处。但所有这些地方都提供不了我需要的独处静谧，不是离街道太近就是充满游客和孩童的喧哗。只有北海与此不同——我突然发现它非常广大而且在“大跃进”热潮中游人罕至。它最好的一点是含有许多表面上看不见的地方，一旦发现它们就好像是找到了“芝麻开门”的洞口，被引入越来越多的秘密。

电影《祖国的花朵》中的北海荡舟

这些藏地中的佼佼者是那些园中之园，最有名的是静心斋和画舫斋。静心斋里的叠石好像是道士幻出的障身法术，进入之后只感到自己的存在。我惊讶地发现此地是清朝皇太子的书斋，自然是最好的读书之处。比较之下画舫斋则过于开敞，园中池塘犹如北海大湖的缩影。我最心仪的是离此不远的濠濮间——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去处甚至没听说过它的名字。潜伏在土山后边的这个小园有一座九曲石桥，曲曲折折地跨过一泓清水。桥尽头的濠濮间是一开敞厅堂，坐在那儿读书几小时也见不到一个游客，我也从那里多次画过那座永远琢磨不清透视关系的石桥。厅堂后面的一条曲廊延至山顶，继而盘旋沉入小小谷地。

我的另一重大发现是在北海中心的琼岛，岛的名字隐含它是浮在海上的仙山。山顶是著名的白塔，塔体坐北朝南，塔后的北坡被几条高墙分隔，形成难以接近的不规则空间。沿墙寻到暗藏小门，进入之后就能看到高树间的假山和山洞。突然间它在那里——一个双手高举过头、托着一个圆盘的铜人，肃穆地直立在高达数丈的一根汉白玉圆柱顶上。

北海濠濮间

北海琼岛平面图

北海承露铜人

他面对着广阔的湖面，脚下的石柱雕满蟠龙并以石栏环绕。这个地方成了我的秘密属地，承露铜人——这是他的正式名号——下边的高台为我提供了理想的读书之处。我也在那里多次给他画像，即使站在高柱上的他从不显示出清晰面目。

有时当我希望重新接触世界，我会去到北海西岸的钓鱼区。越过岸边的五龙亭——游人一般都会到此却步——就会看到湖边零零散散的钓鱼人，大多是此地的常客。其中一位告诉我说他总在一个地方钓鱼，如果前一天傍晚在那里撒下鱼食，第二天就会成绩斐然。钓鱼人一般不爱讲话，我也就坐在柳树下的长椅上安静地读书。这位钓鱼人有一次告诉我：我读书的时候一直在自己微笑。他问我读的是什么，我把封面给他看，是《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