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冠菩萨

1999年主持首次“汉唐之间”会议以后，我和文物出版社的张小舟和李力两位编辑开始汇集和校阅名为《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的论文集。正好赶上三年一次的“研究假”，我因此得以移居北京一年，从事此项工作并同时担任北京大学访问教授。两位编辑的办公室在著名的“红楼”三层，窗口俯临沙滩北街，不知何时已改名为五四大街。说起这座不甚起眼的楼房，它可是个了不起的革命圣地。在其成为五四运动的诞生地之前，李大钊已在这里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毛泽东从1919年至1920年在楼内的北大图书馆工作，鲁迅也自1920年起在这里授课六年之久。这座陈旧的楼房于1961年成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建筑短缺的情况下仍然执行着实用功能，作为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古建筑研究所的办公处所。文物出版社于1963年也搬了进来，使用二楼和三楼上的若干房间。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这座楼房濒临倒塌。紧急维修后，该上班的仍在里面上班。

北京大学“红楼”旧址

因此当我从1999年至2000年一天两头地去找张小舟和李力的时候，每次都要踏过这座著名楼房里嘎嘎作响的暗红油漆地板，爬上稍稍令人眩晕的倾斜楼梯。想到毛泽东可能从这里走过，一丝心悸中又有些穿越之感。《文物》月刊办公室遵守社会主义简约风格：每名编辑配有一张木制办公桌，桐油漆成半透明棕黄色，靠墙放一二书架。李力短小精干，喜欢说笑。张小舟和善之间带出大家闺秀的矜持。二人都曾是考古系高才生，编《文物》月刊的同时经常撰写学术文章。同室中还有一张经常空着的书桌，归杨泓先生专用。杨先生是《文物》杂志编辑委员，以博闻强记在美术考古界中知名。每次我到那里，除了谈论文集就是和李力、张小舟闲聊，内容从考古新发现到学界趣闻，不一而足，杨先生在场时也会参加进来。

大约是1999年底或2000年初，我又一次去红楼看望各位，杨泓先生正好也在。到了之后感到气氛有些异样。李力然后低声问杨泓：“不然也和巫先生说说这件事？”待杨点头首肯之后，她就告诉我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奇事：杨先生收到了一本发自广州的书，寄件人的署名却是他的老师北京大学宿白教授。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宿先生就住在北京，不久以前还曾见面。杨先生此时插话：“而且信封上的字，一看就知道不是宿先生的笔迹。宿先生的住址‘朗润园’也写成了‘朗涧园’，明显是托名。”“更有意思的是，”李力接着娓娓而谈，“信封里边没有信，只有一本书，是日本新开的一家叫美秀（Miho）的私人博物馆的藏品图录。书中间夹着一张白纸，上面用繁体字写了‘国宝’两个大字，夹在一起的还有两张复印件，一张是《文物》杂志1983年第七期的封面，另一张是那期杂志中的一页图版。”

杨泓先生收到的图录中的匿名笔迹

“这页图版上印的是山东博兴县发现的一批北朝造像，有佛也有菩萨。”杨先生说。

“我一琢磨就明白了：这个寄信人所说的‘国宝’指的是图版里刊登的一件文物，就是这个菩萨像。”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张复印件指给我看，虽然黑白印刷不甚清晰，但看得出是尊头戴圆光的菩萨立像。他又翻开收到的美秀美术馆图录：“看这儿，这尊像现在成了这家日本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了！印的还这么漂亮！这肯定是同一尊像，头冠上有这种蝉形的菩萨像非常少，它出土之后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印象极深，一直忘不了。”

李力接着讲：“其实，1983年《文物》杂志里的那篇文章就是我做的责编。你看这两张图片，不但蝉形头饰一样，而且身躯中部的断裂痕迹也完全一致。”张小舟也加入进来：“所以我们想，这个寄信人一定是位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想给杨先生通个信，但又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就采用了这个方法。”我也跟着猜测：“他设计的这个方法确实巧妙：如果杨先生万一收不到的话，这封信就会被退到寄件人那里，宿先生一看就会懂得是怎么回事儿。”

那现在怎么办呢？据杨、张、李三位说，他们已经询问了山东方面，了解到这尊菩萨像确实在几年前被盗。我说由于发掘报告和原始图版都存在，像的来源可说是证据确凿，根据国际法应该可以追回。他们听了很高兴，说马上将向文物局反映。几天之后再见面时，张小舟说他们被告知日本尚未签署《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公约》，因此即使这尊像能被证明是被盗出国的，美秀美术馆仍可坚持说是通过合法手续购买了这件文物，从而拒绝归还。

刊登“蝉冠菩萨”像的《文物》杂志，1983年第七期（左图：图版页；右图：封面）

听到这个情况，我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想法：如果一时半时难以通过法律渠道解决，是否能够通过媒体报道和国际舆论造成压力，促使该馆把这件重要文物交回中国？我和杨、张、李三位说了这个想法，大家都觉得应该试试。此时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位也许能够协助此事的人，就是当时《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驻京首席记者Erik Eckholm，中文名字是康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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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康锐相识纯属偶然。妻子九迪和我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都在1999年获得研究资助回中国做一年研究。当我们一家三口——还有女儿笠答——在那年夏季移居北京的时候，所乘美联航班机上离我们座位不远处是一对中年美国夫妻，带着两个孩子。大孩子是个女孩，和笠答年龄相仿，自然成为两位母亲互相搭话的契机。两个家庭随即卷入，由此我们认识了康锐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罗森赛（Elisabeth Rosenthal），熟人叫她丽比（Libby）。两人都是《纽约时报》的雇员，首次来中国并将在此长期工作。康锐是该报资深记者；丽比是剑桥文学硕士和哈佛医学博士，将注重于医疗、科学等方面的报道。这次工作调动是他们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的“中国通”夫人顿时成了从天而降的生活和社交向导。笠答和他们的女儿凯拉同一年生，那年都是六岁。笠答在太平洋上空开始烦热哭闹，身上痒得不行。丽比以医学博士的眼光一瞥就已诊断出是出水痘。九迪和我大为惊慌，但丽比说这不是大病无须紧张，而且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出过水痘因此不会再染上，飞机上也没有别的小孩。她从自己为来中国准备的随身小药库里找到合适的药，笠答吃后沉沉睡去。飞机降落北京时两家已是熟人，说好请他们几天后到我们的住处来玩。

那时我们回北京都住在我家后海旁的老房，坐落在一个汽车难以驶入的小胡同里，离湖边几十步路。房子历年失修，已经面目皆非，但仍保存着三合院的大体格局：高台阶上的北屋与两翼东、西房相连，构成U字形围绕一个小小庭院。南边的二道门早已在大炼钢铁时被拆去搭建小高炉，20世纪50年代种的杏树和丁香却仍然枝叶茂密地提供了夏日的些许阴幂。康锐和丽比一家来到后大为欣赏，甚至对参差不齐的院中砖地也称赞不止。也许这正是他们来中国期待看到的地方：简陋失修但仍浸透着异国的古老文化。母亲出来和他们一起喝茶，她的纯正英文进一步消除了主宾之间的距离。世界似乎突然缩小：中国和美国、三代人半个世纪，此时汇聚在这座小小的院子里。

九迪和我随即带他们出去走走。沿着后海南岸，跨过银锭桥，就进入了烟袋斜街。这条如今大名鼎鼎的商业街在1999年还很破烂：弯曲的土路坑洼不平，两旁的临建掩盖了原来的铺面，使拥挤的街道更为狭窄。骑车人叮叮叮不停按铃，左拐右拐地绕过行人。路旁公厕散发着永不消散的臭气。康锐和丽比不断招呼孩子躲开自行车和地上的污水，但也兴奋地发现了他们来中国后的第一个报道题材。不久之后《纽约时报》旅游版上出现了康锐的长文，详细描述了烟袋斜街这颗“埋没在尘土中的明珠”。他肯定又独自回到这里做了详细调查：文中形容了已经变成大杂院的一座古代寺庙以及一个卖蝈蝈儿的老人和他的种种什物，还有离此不远的鼓楼和钟楼，那里八国联军刺破的大鼓仍在现场。

修缮前的烟袋斜街（況晗，《烟袋斜街》，铅笔纸本）

康锐兴致盎然地描写这些景象，将其作为值得介绍的老北京的遗迹。九迪和我觉得介绍中国总是好事，但未曾料到这篇报道招来了大批国外旅游者。此后走过烟袋斜街，不时会看到一位美国老太太手持那份《纽约时报》如同旅游指南，询问卖蝈蝈儿的老人在哪儿。以后发生的事情更是急转直下，目不忍睹。烟袋斜街被彻底翻新为国际旅游景点。公厕被现代化虽是好事，但伪装的古建散发出更为恶俗的油漆臭味。千篇一律的礼品店兜售着毫无个性的伪装土产。虽然我们知道即使我们没有把康锐领到这里这些事情也会发生，但仍然会不由得内疚。

长话短说，当我告诉康锐有关杨泓先生收到的那封神秘信件以及被盗的博兴菩萨的事，他马上大感兴趣，同意进行调查。我给他一份《文物》上的原始报告和图版，大略讲述了它们的内容。他希望直接和杨泓联系，也希望与考古学界的其他权威谈话。我给了他杨先生的联系方式，同时建议他可以访谈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他对追回流失的中国文物非常注意。以后当我们见面的时候——通常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聚会——他不断告诉我调查工作的进展情况，似乎逐渐发展成了几条战线。

改造后的烟袋斜街

一条战线由他在中国展开，去博兴县访问了当地的文物人员和领导，查询雕像遗失的具体情况，同时在京城与考古学者以及文物局官员谈话。另一条战线在日本，由他的同事，《纽约时报》驻东京的记者卡尔文·西姆斯（Calvin Sims）对美秀美术馆的馆长和策展人进行多次访谈，了解雕像来源和馆方对此事件的反应。康锐告诉我：他对这个案例的兴趣在于它暴露出当今世界上愈演愈烈的文物盗窃和走私问题，博兴观音像的来源确凿，为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证据。根据美秀美术馆提供的线索，他找到经手出售这尊雕像的著名伦敦古董商埃斯肯纳茨（J. E. Eskenazi），提出一系列书面问题并取得答复。他还访问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文化遗产的林德尔·普洛特（Lyndel Prott）以及国际博物馆参议会的秘书长马努斯·布林克曼（Manus Brinkman），请他们发表对偷盗和走私文物的看法。国际博物馆参议会位于巴黎，有一万五千个机构成员，但美秀美术馆不在其中。

康锐及其同事的调查表明博兴出土的蝉冠菩萨像于1994年7月4日夜间从县文管所被盗。事发后当地文物部门向上级做了报告，但案子未被破获。这件重要文物不久就出现在国外，随即进入了位于伦敦的埃斯肯纳茨有限公司。埃斯肯纳茨本人说他是从“伦敦一家历史悠久并声誉卓著的画廊”购买的，但拒绝透露这家画廊的名称或提供雕像在此以前的流传途径。美秀美术馆于1995年10月从埃斯肯纳茨公司购买了这尊雕像并运回日本。该馆负责人在回答问题时不断自相矛盾，一会儿说目前尚未最后证明该馆收藏的菩萨像就是博兴出土的那尊，一会儿又说不管是不是同一尊，这尊雕像已是美术馆的财产，不能无偿归还。该馆馆长和埃斯肯纳茨都以同样理由把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说中国文物局从未向国际组织发出这尊雕像被盗的消息，因此他们在出售和购买这件文物时无从征询。埃斯肯纳茨并说大量出口中国古物没有提供清晰来源因此也无从调查，并说这尊博兴雕像在出售时登载在一本广为发行的出售图录上，看到图片的中国专家和官员从未提出异议。

从国际法方面讲，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归还偷盗文物公约，包括中国、美国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内的签约国都同意一旦偷盗被证实，所牵涉的文物必须归还原主。但是主管该公约具体执行的普洛特说，由于日本没有在该公约上签字，美秀美术馆不受此公约限制。而且即使日本马上参加这个公约，公约规定也不会被应用于签约以前进入日本的文物。

根据这些信息，康锐对我说：虽然他完全相信美秀美术馆的菩萨像就是博兴县丢失的那尊，而且《文物》杂志发表的原始报告和图片提供了有关其来源的铁证，但这不意味中国能够通过法律程序迫使日本方面将其归还。更为有效的办法可能还是通过国际舆论对美秀美术馆施加道德上的压力，并说他希望他的文章将会起到这个作用。说到这里他悄悄告诉我当时连国家文物局都不知道的一个情况（据他说是如此）：就在2000年2月间，当康锐和他的同事开始调查此事不久，美秀美术馆派了两名雇员和一名瑞士顾问越过中国国家和省级文物局，前往博兴县与当地官员商议这尊雕像的事情。会谈的一个结果是美秀美术馆将出资邀请博兴县的行政和文物领导访问该馆，行程定在5月。“看来他们已经感到压力了。”说时康锐眨了一下眼睛。

《被窃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吗？考古学学者眼中的盗窃瘟疫》（“Stolen Chinese Relic: A Showcase in Japan? Archaeologists See an Epidemic of Theft”），刊于《纽约时报》，2000年4月20日

康锐和卡尔文·西姆斯的文章发表在2000年4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上，标题是《被窃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吗？考古学学者眼中的盗窃瘟疫》。此处将其翻译成中文附于文后（附录1）。以下的事情我主要就是旁观者了。李力在她刊登在2001年1月14日《中国文物报》头版上的回顾文章中写道：

《纽约时报》的这一报道发表后，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立即引起不小的反响，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许多媒体和华文报纸都作了转载和介绍，多位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呼吁加强对古代艺术品即文化财产的保护……也许正是在这些有利条件和国内外舆论及道德力量的作用下，才赢得了本文开始传来的日本Miho美术馆可能归还这件文物的信息（见附录2）。

这段话结尾处所说的“信息”，是国家文物局与美秀美术馆的后台神慈秀明会（Shinji Shūmeikai）接触的数月后，该会委托崛内纪良（Horiuchi Kiyoshi）——也就是代表美秀从埃斯肯纳茨公司购买这尊雕像的日本古董商——来京向国家文物局转达了神慈秀明会会长小山弘子（Koyama Hiroko）女士的意愿，同意将雕像的主权归还给中国，美秀美术馆以“借展”名义保存该像至2007年，在该馆建立十周年活动结束后将其归还，之后每年去日本展览一次。双方于2001年2月15日达成协议，4月16日正式签署。雕像于2008年1月9日回归家乡，在山东博物馆举行了揭幕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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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可以说是获得了完满的结果。随后获得的一些信息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这尊雕像的最早发现情况。李力文章的一个读者是博兴县文物工作人员李少南，也是最先发现这尊菩萨像的考古工作者。得知雕像找到了并将回归，他激动地给《中国文物报》写了一篇感想（见附录3），开头的句子是：“读了2001年1月14日《中国文物报》所载李力先生《失踪国宝要回家》一文后，我心潮澎湃，思絮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读着报上的字字句句，我的心在颤抖；看了报上所登的那熟悉而亲切的菩萨像照片，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期盼已久，亲手抢救、征集的国宝——那被盗走的青石菩萨造像是该回家了。”

登载李力文章的《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14日第0876期

据他回忆，博兴县这批佛像发现于1976年。那时正是“文革”末期政治斗争白热化的时刻，无人关心这些残破的雕像，出土后全部散失。只是到了三年之后的1979年，地方文物单位重新建立，他才开始对其进行抢救，用了三年多时间将散失在乡间的造像一件件找回。为抢救每一个残块他不知跑了多少腿，磨了多少嘴。说服所有者之后用自行车和排子车把它们从几十里远的乡村一块一块地运回县城。这尊蝉冠菩萨像原来碎成三块，混在他从张官村周围的赵楼、崇德、冯吴等村中征集到的几百块造像残件之中。经过仔细对比他识别出这三件残块属于同一雕像，随即把它们成功地拼接为一体。根据他的记录，三块中最精美的一块——包括菩萨的上半身和头后的圆光——是他于1980年5月5日在赵楼村村民赵神家中觅得的。时隔二十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村民说：如果不是文物单位来寻找，那天他正打算把菩萨的脑袋和半截身子砸掉，把头光修整成一个圆桌桌面。

为什么博兴县这个地方会出土这么精美的佛教造像，而且都是在打碎以后埋葬？同一地点1923年出土的一方“仁寿三年龙华碑”给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根据载于《博兴县志》中的这篇碑文，以及此地从1976年到1984年间发现的多尊石、铜造像，北朝钱币和大批青瓷器，博兴县考古工作者认为这里在北魏晚期建有一座名叫龙华寺的佛刹，香火繁盛，佛像华美。但该寺连同其雕像在周武帝灭佛时一同毁灭，至隋代时已是“龙华古道场之墟”（见《考古》1986年第九期，第821页）。李少南拯救的蝉冠菩萨像因此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遭难。

我在2017年夏天第一次看到这尊菩萨的真容。那是在京都和奈良两地看了几天寺庙和美术馆之后，我和九迪，还有我们的朋友摄影家荣荣和映里，终于来到心仪已久的美秀美术馆。此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据中日协议，在回归故土的二十年之后，那尊博兴菩萨像将来到美秀美术馆和日本观众再次见面。

我们走过美术馆的大堂和一个个展厅，里面陈列的都是稀世艺术珍宝。从古埃及鹰首神像到亚述的镶嵌金器，每件都是同类物品中的佼佼者，即使放在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里也会脱颖而出。同样的评断也可以用于中国馆展品，不论是金碧辉煌的战国金银错铜鼎和铜缶，还是北齐大理石棺床上的粟特画像。但我还是被蝉冠菩萨震惊了：他独自站在展厅门外的高台上，上方射下的一束顶光勾画出宝冠的轮廓，面部和躯干则退入银灰色的阴影中，吸引我调整自己的目光，去发掘他复杂精致的细节、微妙的起伏表面、时隐时现的线条，以及脸庞、身体与衣饰的衔接和对照。

博兴县出土的“蝉冠菩萨”，6世纪，身高100厘米，头高18厘米，圆光直径54厘米

“蝉冠菩萨”细部

他身穿轻薄天衣，流畅的褶纹在肩部和腰下盘旋或散开，同时地掩蔽和暴露纤细的体型，赋予静态的躯体以流水般的韵律。相形之下，身前两条繁复雕琢的璎珞则显示出物质性的实在，从身体表面上凸起，沉甸甸地由双肩下降，聚于腹前的凸起圆盘，然后分为两路，继续蜿蜒下垂，转至身躯之后。

类似的饰物也出现在项下和胸前，其复杂的造型构成立体和层次，对照出雕像颈部的裸露，仅以一条细线过渡到轻纱覆盖的上体。圆颈支撑着稍向前倾的头部，倾斜的角度透露出头后圆光的重量。甚有意味的是，作为神性标志的非实体光环却在这里构成一个奇妙艺术形象的载体：圆光上的一朵巨大莲花朝前后两个方向盛开。前方的花朵围绕着菩萨的头部向四周均匀地散射，花瓣柔和地起伏延伸，好像喃喃重复着一句神秘咒语。花瓣轮廓的弧线聚成扬起的末端，停顿在空气中似有似无的一点。

“蝉冠菩萨”侧面面容

转到雕像背后我禁不住惊呼出声：一个硕大的莲花在六层同心圆的环绕中庄严地浮现。似乎前面的菩萨已化入这个清净世界中的纯洁花朵，艺术家以这个形象宣告了作品的主题：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以大悲之心普救众生的观音。雕刻此像之时他是否感到观音正在冥冥中观看着他的双手？否则如何能够解释此像不同寻常的完美？无一细节不透露艺术家的虔诚和尽心尽力。似乎他的观众是神祇本人——他能够看到凡人目光不及的背面和边角。

“蝉冠菩萨”背部

再转回雕像前方，圆光中心显示出菩萨的面容。雕塑的语汇在这里被精微地调整：相对于平面的背光和线性的衣饰，方圆结合的菩萨面相由起伏转折的三维形体构成。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慈祥而庄严的脸：略微弯曲的嘴唇显出亲切笑意，但眉目之间又透露出一股凛然之气。他超越世俗的性别，但同时又在回应着凡人的诉求和欲望。

“蝉冠菩萨”的正面面容

在所有的北朝菩萨造像中，这尊观音以其特殊的宝冠知名于世。冠顶以莲弧形向中部升高，边沿镶饰着华丽的珠宝，两侧垂下柔和的飘带。所有观看者的目光最后都会聚集到宝冠中央的蝉形，栩栩如生，如同一只活物正在向上攀登。蝉从汉代甚至更早就成了中国文化中超越死亡的符号，来源应该是这一非凡生命所传达的升仙意境：从黑暗泥土中钻出，挣扎着摒弃束缚自身的躯壳，爬上高树，最后飞入广阔的天空。按照标准的图像志，观音头冠正中一般饰有一尊阿弥陀像，这是因为这位菩萨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将往生亡灵接引到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此处观音像头冠上的蝉形所传达的是同一愿望——超越此生、永获自由——但是使用了一个更古老也更富诗意的视觉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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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美秀美术馆回到现实世界，乘车通过堵塞的高速路，于两个小时后回到京都。晚上在一家和餐馆吃饭，看着饭店里熙熙攘攘的人——绝大部分是日本人——我再一次想起那个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回答的问题：是谁给杨泓寄了那本美秀美术馆的藏品图录，在那页白纸上写下“国宝”两字？

他一定是位对中国佛教美术有着深度知识的人，甚至可能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个学者，否则不可能记得十几年前《文物》杂志里发表的一张小小黑白图片，并在第一时间里把它和美秀新入藏的一尊石雕联系起来。他也一定对中国考古界有相当了解，不然不会把这本图录寄给杨泓，并假托宿白先生为发件人。他一定对中国很有感情，但又小心谨慎，唯恐此举会带来猜疑和报复。也可能在他的生活中有过这种经验，因此采取了匿名行动。

在这些反复的猜测和推理中，我的脑子里慢慢浮现出一位老朋友的面容，甚至好像看到写“国宝”那两个繁体汉字的手。但是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最后一次是在哈佛大学，那年他去那里访问并给我的研究生做了一场细心准备的佛教美术讲演。他是佛教美术专家，20世纪50年代作为爱国人士从日本移居中国，但在“文革”初期被诬陷而于1973年返回故国。他在中国时我和他非常熟，常在一起谈论美术和摄影。我到美国上学和教书之后，我们还不断书信往来，但在他访问哈佛以后则逐渐稀少以至中断。我知道他已退休住在东京，但不愿直接写信询问，打破他的宁静，也可能已经没有必要找到谜底：他所寄出的匿名信终于引导出在我看来十分完美的一次国际合作，使这尊菩萨像回到它属于的地方。

康锐、卡尔文·西姆斯

《纽约时报》2000年4月20日

去年12月底，古代佛教雕塑专家杨泓收到一封神秘的信件。其中是一部印制精美的美秀美术馆藏品图录。这座新近开放的重要古物博物馆位于日本京都附近，由一家非常富有的宗教集团在1997年开办，其建筑由贝聿铭设计。

一张纸条标出图录中的一页，页上印的文物是这座美术馆的杰作之一：一尊高118厘米，来自中国的典雅观音石造像。它圆光硕大，宝冠上的蝉形极为特殊。这张书签般的纸条上连笔写着两个字“国宝”（繁体字）！

杨泓收到的信件里还有1983年《文物》杂志的一篇文章复印件，文中配合着图档描述了山东省博兴县新出土的一批石造像，造型出神入化，是该地区发现的6世纪北朝佛教造像的早期成果。

文章中一尊造像的描述和图档被标记出来，看上去与美秀美术馆的观音石造像完全一样——同样的圆光、同样的蝉形、同样的尺寸、同样的石料，以及胳膊和身体上完全相同的损伤。

对于中国考古学学者来说，这份匿名信清晰指出了一个蔓延世界的问题：偷盗的文物在被赋予伪造的来源之后，以可达数百万美元的高价出售给私人藏家和美术馆。

这类文物盗窃的最大宗发生在中国，因为这里有大量未发掘的坟墓和考古遗存，以及防卫不严的庙宇和博物馆。

“我们看到中国文物在海外大量出现，它们基本上全是被偷窃倒运出去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退休馆长俞伟超说，“作为一位一辈子都在从事考古工作的人来说，我感到心碎。”

调查结果表明，1983年《文物》杂志中描述的那尊造像是在1994年7月4日夜间从博兴县文物管理所被盗走的，这个案子至今尚未了结。

很明显，1995年10月，美秀美术馆以未公开的价格从一位重要的伦敦古董商处购买了这尊造像。这位古董商是埃斯肯纳茨有限公司的埃斯肯纳茨，在一封回答我们问题的传真信件中，他说这尊造像是从“伦敦一家历史悠久并声誉卓著的画廊”购买的，但是拒绝透露这家画廊的名子或提供有关这件文物在此以前的来源信息。

美秀美术馆则说目前还没有最终证明这两件造像是同一尊，但已经开始调查。不管怎样，美术馆说它购买这件作品的“意图良善”，不一定会将其归还。

北京和博兴的中国专家说根据美秀美术馆图录中的清晰照片和资料，他们十分肯定该馆收藏的观音造像就是1994年被盗的那尊。

最先收到信息的杨泓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说：“这肯定是同一尊造像。不但是那只蝉，而且像上的损伤和裂纹以及其他共同特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博兴县文物管理所所长舒立臣说：“这尊石造像在1994年被盗以前一直在我们这里，我们对它非常了解。当看到（美秀美术馆）的照片时，我们就非常确定是同一尊。”但是在法律和机构层面，作为与这种盗窃作斗争所面临的障碍的一个案例，目前中国方面尚未采取官方途径寻求这尊造像的归还。如果他们寻求归还的话也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即日本尚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0年通过的要求缔约国归还被证明是偷盗文物的公约上签字。

中国专家并没有谴责古董商或美秀美术馆是有意图地购卖和盗卖文物，但他们为这个文物交易体制悲哀：交易者和购买者都如此乐意接受那些难以置信的说法，好像宝物能够从任何莫须有之处出现。

据国际博物馆参议会（该组织位于巴黎，有一万五千个成员机构，力图通过一套伦理准则与偷盗文物问题进行斗争）的说法，非法文物交易问题的严重程度从未像今天这样巨大。

该参议会的秘书长马努斯·布林克曼（Manus Brinkman）说：“所有人都知道一些东西是偷盗的，或者应该知道是如此，但是这些东西仍然出现在市场上。一些著名的古董商、艺术机构卷入其中，而不仅仅是一些非法经营者。”

他继续说：“偷盗文物不仅来自中国。柬埔寨、泰国、秘鲁、玻利维亚、尼日利亚以及东欧国家都有这种问题，那里的造像不断消失。”

那位伦敦的古董商埃斯肯纳茨先生看法有所不同，认为一般不可能对被售卖的中国古董的来源历史进行彻底的检索。他说：“几百年来以来，百千万的物品从中国出口。只在很少情况下，它们有来自何处的清楚信息。”

为他们1995年的交易辩护，埃斯肯纳茨先生和美秀美术馆都说中国官员从来没有提交一份关于那尊造像被盗的国际报告，否则他们或许会被提醒，注意到这尊造像的潜在问题。博兴县的官员说他们在1994年向有关机构报告了这起盗案，但现在不太清楚那份报告当时传交到了哪一层。

埃斯肯纳茨先生还说这尊造像曾登载在一本广为发行的出售图录上，许多中国专家和官员看到过，但是他们中没有人提出疑问。

在侦查可疑古董交易时，一个常见问题是许多物件都未经专家记录，而是通过组织完备的运作携至国外，其中甚至包括贿赂地方或更高级别的官员。在中国，农民、建筑工人和犯罪集团每年发掘出大大小小成千上万件古物，常常迅速地把它们卖给走私贩。在一些情况中，盗贼从寺庙墙上凿下造像或是从看管不严的博物馆和库房中偷窃古物，有时甚至与保管者合谋。

根据有关官员的介绍，盗窃的物件一般被偷运到香港，在那里被给予伪造的身份。最后它们被卖到欧洲、美国和日本，经手人常是顶级的古董商、画廊和拍卖行。

专家说在最近十年里，世界上的博物馆、美术馆普遍对购藏设定了更为严格的标准，因此在当下，私人收藏者是走私文物的主要市场。若干因素，包括对负面形象的担忧、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约，以及博物馆委员会自身制定的伦理标准，都给博物馆、美术馆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美秀美术馆还没有加入国际博物馆参议会，馆方的策展人说该馆从具有优秀声誉的古董商那里购买古物以避免问题。馆长片山宽明（Hiroaki Katayama）说：“如此间接地购藏，给我们一些安全感。”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实施归还偷盗文物公约的官员林德·普罗特（Lyndel Prott），日本目前正在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进行研究，考虑加入的可能性。如果日本确实加入的话，公约也不适用于签约前的进口文物。

根据这份公约，包括中国、美国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内的签约国都同意：一旦偷盗被证实，牵涉的文物必须归还原主，在一些情况下对不知情的购买者提供补偿。谈判应通过官方的外交渠道进行。

这个体制有时候确实会发生作用。比如就在2000年3月28日，美国海关官员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查封了一件1994年从一个10世纪五代古墓里凿下的汉白玉浮雕石刻。但无法证明可疑物件的来源地是更加常见的情况。

由于许多目前西方收藏的文物，包括美术馆中的精品，都是在更早的那个随心所欲的时代被拿到国外来的，因此对于合乎法律或伦理上的购藏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定义。

据普罗特先生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提供了一个粗略的参照：如果一件文物是1970年以后首次在国外出现，那么“一个有责任心的博物馆就不应该购买它”。

由于丢失的博兴佛教造像的图档和文字描述发表在杂志之中，它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尽管如此，如果想使其归还的话，中国可能仍然需要依靠施加更多的伦理压力而非采取法律行动。

美秀美术馆馆长片山宽明先生在一个访问中说，即使证实这尊造像就是1994年被盗的那件，美术馆也可能不会归还。

他说：“我们尽力检查馆藏品的来源。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根据国际法进行处理。就这尊造像来说，我们的律师说问题并不存在。”

他接着说：“由于我们出于善意收藏它，它是我们的财产，我们不能无偿归还。”言下之意是如果有补偿的话，还是有归还的可能。他又说：“当然我们需要保持和中国友好，因此我们愿意和他们商谈和交涉。”

中国一直在与文物走私进行斗争并逮捕了大批盗贼，但官员承认他们面对的压力往往难以承担。

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斌在3月24日的一份正式声明中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盗窃博物馆或墓葬中文物的犯罪活动持续不断，并继续恶化。”

他说：“走私文物不断蔓延。这些问题与管理不力及文物法的不周全有关。”关系到丢失的山东造像，问题似乎也存在于反偷盗文物的官方系统本身。

国家文物局发言人王丽梅在一个访问中说：“这件事是由山东省文物局直接处理的。”但是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张从军说：“我们与美秀美术馆没有接触，这是国家文物局处理的事情。”

美秀美术馆官员已经越过有关的中国国家和省级机构，直接来到博兴县，与这个贫穷偏僻地区的文化及政界官员讨论这件事情。

对于地方官员是否应就国家法律管辖下的重要文物与日方交涉，北京的一些考古学者和官员都提出质疑。

美秀美术馆馆长片山宽明先生和一位同事以及一名瑞士顾问，在2月不声不响地访问了博兴县。据片山宽明说，他们会见了李少南，他是博兴县的文物工作人员，在1983年的那篇文章中最早描述了那尊造像。

片山宽明先生说美秀美术馆已经邀请李先生和其他五人在5月下旬访问美术馆，其中包括县文物管理所所长舒先生和一位县领导。美秀美术馆将出资请他们检验那座雕像并讨论下一步的措施。被邀者正在申请办理出国护照。

李力

《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2001年1月14日第0876期

雕造得极其精美、可称作国宝的中国文物——一尊公元6世纪的佛教菩萨石造像，1976年从山东省博兴县出土（1983年第七期《文物》月刊刊登了发掘简报和图片），1994年在县文管所被盗，一直下落不明，1998年该像出现在日本一著名博物馆的展台上。1999年有知情者向中国学术界通报此事，于是引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事件。

2000年岁末，日本最大的广播影视传媒NHK针对目前世界艺术品走私猖獗的情况，准备制作一部大型电视专题片，中国古代文物的被盗和走私海外被列为其中重要内容。2000年12月，NHK驻北京代表两次拜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美术考古学家杨泓，请他同意接受专访，同时也向他报告了一个好消息：那件被盗卖到日本的中国国宝级文物，出土于山东博兴的公元6世纪的精美石雕菩萨造像，近期可能要回归中国。

NHK为什么盯准杨泓先生，那件石雕菩萨像与此又有什么联系？这一切都要从杨泓先生曾经收到的一封神秘来信说起。

那是在1999年的12月，杨泓先生收到一个16开大信封，左上方的收件人地址和姓名都准确无误：“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右下方发件人处却写着：“北京市朗涧团×公寓××室，宿白”。显然，寄信人用了北京大学考古系著名教授、我国佛教石窟寺考古的权威学者、杨泓的老师宿白先生的住址和名字。但杨泓一眼就看出这显然不是宿白先生写的字，地址和门牌也有误，不但没写北京大学，而且将北大宿舍区的“朗润园”错写成“朗涧团”（繁体字）。再看信封右上角的挂号邮戳，竟是寄自“广州长寿西路”。

信封里并无任何信件，只有一本日本1997年开馆的著名私人美术馆“Miho”的藏品展览图录。图录第三十四至三十五页之间夹着三张纸：一张复印了中国知名刊物《文物》1983年第七期封面；一张复印此期《文物》发表的《山东省博兴出土一批北朝造像》图版伍，包括新出土的六张佛、菩萨像照片；最后一张为白纸，仅用中文繁体由右至左书写两个大字：“国宝”。

杨泓先生对比了这些材料，很快明白Miho藏品图录第三十四至三十五页彩印的一件带有大型莲花头光的石雕菩萨立像，与复印纸上1983年《文物》第七期图版伍中的一张“青石单身菩萨像”完全相同。此石像是1976年山东省博兴县张官大队出土的一处北朝晚期（约公元6世纪）佛教窖藏造像（共七十二件）中的一件，其造型庄严华美，尤其是腹前一硕大圆凸的“严身轮”珠饰和颈后巨大的同心圆莲花头光极为独特醒目，为以往国内佛教造像所罕见。所以对比之下马上可以看出两处照片中文物的相似之处。从身体的各部位服饰装束，到双臂和腿、足部的残损，乃至造像的高度尺寸都极为接近，因此它们很可能是同一件东西。杨泓先生将这些材料拿到《文物》编辑部，笔者恰是1983年第七期那篇博兴简报的责任编辑，看过之后也认定这是同一件造像。杨泓先生根据信封和有关文字的书写特征，认为寄来这套材料的很可能是一位知情的日本友人，他发现Miho的这件藏品是中国山东博兴出土的珍贵文物，且已在刊物公开发表。他用这种特殊方式将此信息通报给中国佛教石窟和美术考古方面的知名学者，意在提醒你们的“国宝”已流失海外。

我们感到此事非同小可，决定先请人与山东方面联系，了解这批造像的保存现状。正巧杨泓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来自山东省文博系统，他很快就问到了有关情况，说这件菩萨像确已于几年前丢失（当地已上报备案）。这更证明了我们对Miho造像的判断。

受杨泓先生之托，笔者带着这些材料到北大见宿白先生，细说原委后宿先生也感到此事之蹊跷。先生接过Miho图录，第一眼就敏锐地看出：“这菩萨头上戴的还是蝉冠！”果然，我们都没注意到菩萨所戴花冠的正前方，雕饰着一只形态极为写实的“蝉”。这种蝉冠原是南北朝时世俗贵族的冠饰，考古发现中多见报道，如辽宁出土的北燕冯素弗墓、洛阳北魏永宁寺塔基出土的世俗供养人塑像、近年南京新发现的东晋贵族王氏和高氏家族墓中，都出土和见有这种金珰蝉冠装饰。这种原为世俗高官的冠饰，现被装饰在佛教造像头上，除了说明当时世俗艺术和佛教艺术相互影响外，也或寓意着此蝉冠菩萨的地位较高。笔者也立刻想到博兴的近邻青州，1996年出土并轰动海内外的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中，也出土了一件戴蝉冠的6世纪东魏菩萨像。同时引人注意的是，博兴出土的这批佛、菩萨造像，其题材和细部造型，均与青州造像十分接近。

宿白先生仔细看了这些材料后明确指出，包括这件蝉冠菩萨在内的这批博兴造像，从时代到题材，从造型风格到雕塑技法，无疑都与青州造像有密切的联系，青州造像时代主要为北魏晚期（其中有纪年的最早一件已到公元529年）、东魏早期、东魏晚期和北齐时期；博兴这批造像据简报知亦主要为东魏和北齐作品（其中有纪年铭的九件，二件为东魏，七件为北齐）。博兴造像中装饰华丽繁缛的菩萨（如Miho所藏），衣薄贴体，身圆如柱的单身立佛，高鼻细目的异域面相，都表现出与青州造像极为相似的神韵和风采。它们应是属于同一历史时代、同一地域系列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宿白先生对如此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十分痛心，叮嘱我们要尽快向有关方面通报情况。

从北大回来后，我们迅速向有关部门汇报了情况，并向山东方面寄送了相关材料。

当时在北京大学任客座教授，与我们有工作关系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华裔教授巫鸿先生听说了此事，他对国外情况比较了解，看了主要材料后很有信心地说，既然这件东西在公开出版的刊物《文物》正式发表过，而且刊登了图像，又有准确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就是有了它原属国家和地区的确凿证据，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和惯例，完全有可能追索回来。他并且表示也要调动自己海外的各种关系，为这件造像的早日回归而努力。2000年4月，经巫鸿先生介绍，美国著名大报《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驻京首席记者康锐登门采访了杨泓先生。2000年4月20日《纽约时报》艺术版发表了他署名撰写的题为《被窃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吗？》的长篇报道，详细追踪了这一事件的始末。

《纽约时报》除向杨泓先生了解事件的缘起，并作了详细介绍外，又就此事采访了山东博兴县文博部门、日本Miho博物馆以及转卖此造像的英国伦敦某文物商人，还首次披露了这些单位和个人对此所作的答复。

山东博兴方面的回答是，该菩萨像于1976年在当地出土，一直保存在县文管所，1994年7月4日深夜被窃，至今下落不明。当看到Miho图录所刊照片，他们马上认定这正是当地丢失的那件文物。

Miho博物馆的解释是，此石雕菩萨是该馆1995年10月从伦敦一位名叫Eskenazi的文物商人处购得，但他们认为现在尚不能证实其与中国山东博兴丢失的石像为同一件东西。并表示即使它确是1994年被盗的中国文物，也不会将其无偿还给中国，因为他们“已尽最大的努力保证藏品的来源可靠，而且我们购买此像并非出于恶意（所谓善意持有，指不知情的买者）”。但同时博物馆负责人也表示，愿意同中方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可能引发的纠纷。

至于转卖此像的英国伦敦文物商人Eskenazi，在以传真件回答有关问题时表示，菩萨像是购自伦敦一家历史悠久的知名展览馆，但他拒绝透露该展览馆的名字。

《纽约时报》还援引中国有关官员的话说，目前中国大陆文物被盗到海外，通常是先走私到香港，被制造出一些合法的假身份后再转给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商人、画廊和拍卖行〔前不久，1994年被盗的中国河北省曲阳县王处直墓二件彩绘浮雕武士石像在美国被发现，一件持有人是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worth, 1929—2014）先生，他得知实情后立即将其无偿归赠给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运回中国；另一件在佳士得拍卖行被禁拍后，至今仍被扣留在美国海关〕。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按照1970年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所有签约国均应保证归还被证明是被盗窃的文物。但日本迄今不是该公约的签约国。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执行该公约的官员透露，日本目前正在研究并考虑加入该公约。

《纽约时报》的这一报道发表后，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立即引起不小的反响，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许多媒体和华文报纸都作了转载和介绍，多位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呼吁加强对古代艺术品即文化财产的保护。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品走私盗窃活动猖獗，不止中国，东南亚、拉美和欧洲都有这种情况发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官员指出，几乎“每天都有无法取代的文化珍宝被从其原来属地取走，进入国际艺术品市场，在市场上进行非法的或公开的交易……文化遗产的贸易已达到可与国际毒品贸易相比的规模，也与后者具有其他一些共同的特征”。特别是大批直接盗取自古遗址或古墓葬中的文物，因为尚无确切的登记注册作证据，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后就很难辨认和追索。博兴的这件菩萨像因为有准确的身份证据而为中国政府的追索提供了便利，中国文物主管部门以此通过官方渠道与日本方面接洽联系，至今已历时半年有余。也许正是在这些有利条件和国内外舆论及道德力量的作用下，才赢得了本文开始传来的日本Miho博物馆可能归还这件文物的信息。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如果这件国宝真的回归祖国，则在这一案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无疑首推那位最早给杨泓先生来信的神秘人物。因为能在大量馆藏艺术品中看出哪一件与二十几年前出土于中国某省某县的某件文物有什么联系绝非易事，他一定应该是一位中国佛教艺术的爱好者，或者就是这一领域的同行学者也完全可能，因为他显然还很了解宿白先生和杨泓先生的身份和地位。

这位至今没有透露姓名的神秘来信人是谁？他真的是一位有良知的日本人吗？如果是这样，难道我们每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不应该担负起保护文物，守住国门的责任吗？近年来大量地上地下有着几百年、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物被盗卖出境，公然频频出现在苏富比、佳士得这些国际著名拍卖行的拍品图录上，一些刚进入国外富人客厅和书房的中国文物，甚至还散发着中国泥土的气息。半个多世纪前，一位爱国的理想主义者面对被外国侵略者和军阀分裂践踏的祖国，发出过“救救母亲”的呼唤。现在，我们也要大声疾呼：“救救祖国的文化遗产！”“回来吧，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山东博兴县文物管理所　李少南

《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2001年2月25日第0887期

读了2001年1月14日《中国文物报》所载李力先生《失踪国宝要回家》一文后，我心潮澎湃，思絮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读着报上的字字句句，我的心在颤抖；看了报上所登的那熟悉而亲切的菩萨像照片，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期盼已久，亲手抢救、征集的国宝——那被盗走的青石菩萨造像是该回家了。

李力先生的文章字字真切。这件出现在日本博物馆展台上的菩萨像，正是1976年3月4日山东博兴县张官村出土的一件菩萨造像。《文物》1983年第七期发表的《山东博兴县出土的一批北朝造像》一文中，图版五的三图即该像。在文章中对其作了粗略介绍。李力先生是文章的责任编辑，而我却是这篇文章的撰稿人之一。不仅如此，包括这尊菩萨像在内的几百件博兴出土的造像都是我经手抢救、征集的。

登载李少南文章的《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25日第0887期

当你欣赏着这件雕造于公元6世纪精美绝伦的文物时，你可曾知道当年抢救、征集时的艰辛、困苦吗？当你享受着件件文物给予的无限美感时，你可曾知道一个基层文物工作者为它们倾注的血汗有多少吗？这批造像出土的年月，正是“四人帮”最猖獗的时候，所以造像出土后均散失了。被周围十几个村的村民拿至家中挪作他用。时隔三年，我从1979年始对这批造像进行抢救、征集。又足足费了三年多的工夫，才将散失多年的造像一件件收集起来。为抢救一件造像或造像残件，我不知要跑多少腿，磨多少嘴。把一件造像或造像残件征集来了，我再用自行车，从几十里远的乡村一块一块往县城带；用地排车一件一件往县城里拉。抢救每件造像我付出的汗水都要比这件造像重；抢救每件造像的经历都可写成一个故事。一件件经我触摸过上百遍的造像残件，哪块是谁交的，有多大、多重，有何特征，我都了如指掌。李力先生文中所登菩萨像，是我从张官村周围的赵楼、崇德、冯吴等村中征集到的几百块造像残件中认定出的三块，将其粘为一体，成为现在所见到的菩萨像样子。其中菩萨上身最精美部分，是1980年5月5日我在赵楼村村民赵神之家中觅得。当时他还对我说：“幸亏你今天来了，我正打算把上面的脑袋和半截身子砸了去，修整成一个圆桌面，你要晚来两天就糟了！”

包括这件菩萨造像在内的许多作品经我整理后，从1982年1月1日对外展出。加之1983年《文物》第7期发表了造像出土报告，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纷纷到博兴参观。日本松原三郎先生曾为了看博兴三件北朝造像，不顾年高体弱，于1990年6月6日专程来过博兴。令人痛心的是1994年7月4日深夜，罪恶的盗贼借风雨大作的恶劣天气，破门而入，把我千辛万苦抢救、征集来的菩萨造像偷走了。从此我心里像插上了一把刀子，这些年一直没有好受过。有时夜里做梦，梦见菩萨造像回来了，我高兴极了。可醒来一看，才知又是梦一场。菩萨像啊！民族的瑰宝，你是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