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最后一刻，灾难性的对抗到来之前，克列孟梭、他的区长同僚们、组成了“巴黎权利共和联盟”（League of Republican Union for the Rights of Paris）的巴黎代表们，以及其他各个机构仍在焦虑地寻求巴黎和凡尔赛之间是否存在调停妥协的可能。巴黎共济会（ Freemasons of Paris）在4月底聚集，他们头戴高顶礼帽，手持共济会的令状和横幅，勇敢地攀上城墙，要求与凡尔赛方谈判。代表团虽得以被接见，但对共济会（也对其他所有人）而言，梯也尔公式化的回复颇为强硬：“你是否以公社的名义而来？若如此，我拒绝谈判……我不接受任何条件，也不做出任何让步。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务必使其完整重建……如同任何一座百人规模的小村一般，巴黎必须服从国家权威。”他无意，也从未考虑过，与任何叛乱城市进行妥协。而现在，他掌握的力量足以毫不留情地摧毁整个公社。但在攻陷伊西堡后，他采用了所谓的“正规传统的攻城方法”，以土工作业的方式逐渐穿越布洛涅森林。事与愿违，他缓慢而有条不紊的准备陷入了困境。和第一次围城战中对毛奇的态度一般，俾斯麦失去了耐心，他威胁梯也尔如果不能加紧破城的脚步，普鲁士军将径直踏入巴黎。
这本是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正如梯也尔所坦诚的那样，“这就是为何我们如今还在绞尽脑汁地去买一张进入巴黎的门票”。凡尔赛军几次试图利用“第五纵队”打通进入城市的道路，均以失败告终。“一位自称曾每天出入巴黎的勇者”所提出的计划却有几分成功的可能。5月13日晚，不少于8万人的军队于布洛涅森林集结备战，等待这位当代的奥德修斯带领他们入城，梯也尔本人也亲临一线。可直到凌晨4点，什么都没有发生，军队只能带着失望离开。那时起，梯也尔怀着撞大运的希望在前线挨过了一天又一天。时间来到5月21日，星期天，城墙没有被占领的迹象，城门也无法突破，无奈下梯也尔只得于瓦莱里安山召集了战争会议，以推迟并调整攻占巴黎城墙的时间。他已站在堡垒的入口，突然，一位激动的参谋疾驰而来，向他汇报杜艾将军无法准时参加会议，因为他的部队正在攻入巴黎。梯也尔赶忙走入堡垒，他发现麦克马洪元帅正在用望远镜观察着杜艾所部的行动。起初他们看起来好像因进攻受挫而退却，然而，大约一刻钟后，梯也尔看到“两条黑色长蛇，在地面蜿蜒着扑向破晓门，然后顺利入城”。
破城的过程如下：在蒙勒图这个作为特罗胥1月最后一次进攻的目标之一的阵地上，凡尔赛军部署了威克汉姆·霍夫曼（回忆自己在尤利西斯·格兰特麾下于维克斯堡围城中的战斗时）所描述的“也许这是当今世界所能架设的最强大的炮兵”。这样的形容可能略有夸张；然而，正是它对破晓山数日以来的持续炮击摧毁了一部分壁垒，并迫使守军撤离。5月21日，星期天下午，一位巴黎公社的反对者，名叫杜卡特（Ducatel）的路桥局（Department of Roads and Bridges）工程师恰好在破晓山城墙附近散步。他惊讶地发现阵地上没有任何守军。经过短暂的确认，他发现守军已经离开，大门无人把守。（霍夫曼上校声称，为何麦克马洪元帅的部队没有意识到守军的异常，“只能用法军的堕落来解释”。）他便登上城墙，并挥舞白旗。一位凡尔赛军少校出面，听杜卡特讲述了他的发现并加以证实；随后，杜艾的部队开始从不设防的大门涌进巴黎。自此，从去年9月开始的一切都结束了，如霍夫曼所言，反革命高潮已到来。
梯也尔如今返回凡尔赛设宴，“和家人并三五好友一起分享自己的喜悦”。
在巴黎市政厅，公社正忙于制定最后的法律。公社下令，让那些被抓到还在和高级妓女鬼混的参谋们带着镐头铁锹被送上前线（那些女子则被派到沙袋工厂）。公社并用了4天时间，颁布了一项关于教育世俗化决定的法令，一项有关剧院的法令。此时，公社委员会正审理克吕瑟雷失职一事。周日晚约7点左右，救国委员会委员比利奥雷忽然猛地喊了起来。“都停下！停下！”他吼道，“我这边有个非常紧急的情况，必须立刻召开秘密会议！”待门关上后，比利奥雷宣读了一封来自东布罗夫斯基的报告，凡尔赛军已进入巴黎。据利萨加雷回忆，一阵“愚蠢的沉默”后，会议室炸锅了。拉乌尔·里戈在其继任警察局局长费雷的支持下，提议公社应炸毁塞纳河上的桥梁，撤入旧城区做最后防御，焚烧弃守区域并坚壁清野。同时，他建议将所有人质一起带走，“他们将与我们一起毁灭”。克吕瑟雷被释放，一小时后休会；这是巴黎公社在市政厅所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德莱克吕兹在战争部听到这个消息时面色凝重，但他冷静地命令手足无措的公社第一主席阿西，对受威胁地区展开侦察。这位憔悴的雅各宾派老人发布了逐街防卫城市的命令。他对又一次失势的布吕内尔委以重任，让这位昨天晚上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军官负责协和广场周边的防卫，这是整条防线的要害。德莱克吕兹当晚就完成了部署，并向巴黎市民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宣言：
我们受够了军国主义！不会再有戴着军阶肩章、军服上满是金穗的总参谋部了！让他们为人民！为赤手空拳的战士们让路！革命的战争已经到来！
这是对街垒的召唤，是对自发、无组织、如洪流一般的普遍征兵的古老呼吁，德莱克吕兹和赤色分子们在第一次围城中已做过多次。尽管在过去几天里，1500名妇女被安排至废弃的国民议会大楼以8生丁一份的工钱缝制沙袋，可罗塞尔所建议的第二道街垒依旧没有完工。而且迄今为止，依然没有一份有条理的防御计划。就战术上而言，比起整个城市的综合防御，德莱克吕兹设计的街垒更适合区域守备。罗塞尔用他作为工兵的眼光，精确地理解了奥斯曼男爵修建的巴黎斜交街道的军事意义，尽管他经常警告，奥斯曼的设计让正规军攻克街垒变得轻而易举，可雅各宾派仍固守1848年起义的做法，对此置之不理。凌晨5点，还未来得及销毁文件，德莱克吕兹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并来到街垒。
在骚动的公社会议厅外，巴黎仍沉醉在闪耀五月星期天的欢愉里。在吉布森牧师看来，整个城市“似乎是在欢庆。除了如帝国时代8月15日的庆祝活动这样的特殊场合外，协和广场从未有过这样多的人群，每个人都身着节日服装”。埃德温·蔡尔德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他的一天：
8点起床，11点去教堂。1点在马德莱娜和克莱尔夫人碰面（约见），先在赫尔德咖啡馆享用早餐……然后于香榭丽舍大街漫步。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休息。5点左右，她看到了自己家（弗里德兰大道），随后去了我家，喝茶，接着坐公车去了约翰逊家，在那里度过了晚上。美好的一天。
夜幕降临，生活继续。在文体学校，《可怕的女人》（Les Femmes Terribles ）首映礼开幕，剧院从未如此座无虚席。庞贝城在它陨灭的前一天晚上，仍在醉生梦死中。龚古尔从自己在欧特伊危险街区的房子搬到巴黎市中心暂住，在他的“日常的观测地点”，看到一名男子因高呼“凡尔赛军已入城”而被捕。
我四处寻觅了许久，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可没有，什么都没有……又一个谣言罢了。最后，我只能回家，绝望地躺在床上，无法入眠。透过拉紧的窗帘，我仿佛听见远方飘来令人困扰的杂音。不远的一条街上，如往常一般，两家商团正在调解，每晚都是这样。我告诉自己，那只是幻想，再回到床上……可这一次没错，那是战鼓与号角声！我冲向了窗户。巴黎四处都是枪声，很快，枪声淹没了鼓声、号角声、尖叫声以及“武装起来”的呐喊！与此同时，所有的教堂回荡着巨大的、悲剧的、洪亮的轰鸣，这阴暗的声音却让我感受到了愉悦，并敲响了压迫巴黎可恶暴政的丧钟。
直到第二天清晨，大多数巴黎市民才知道凡尔赛军已入城，埃德温·蔡尔德写道：
8点半左右，巴布（Barbe）的敲门声吓到了我，他大喊军队已经袭击了城市。我马上换好衣服，锁好门和他还有巴尔菲尔德（Balfield）穿过拉法耶特街，他们打算离开巴黎，不过我和他们在圣但尼郊区（Faubourg St. Denis）道别，并前往约翰逊家；穿过斯特拉斯堡大道（Boulevard Strasbourg），经过圣马丁街（Rue St. Martin）和教堂，安全地到达了布拉克街（R. de Braque），但也有几次被要求帮忙修建街垒，换而言之，把我的铺路石带到各处。我搬迁到此，约翰逊非常亲切，而他的妻子十分欢迎我。
因出众的文学才华而受雇于公社出版局（Commune Press Office）的保罗·韦莱纳，昨日一整天都在圣但尼教堂（Church of St.-Denis-du-St.-Sacrément）参加俱乐部会议。晚上他被妻子大声的梦话吵醒，她梦见凡尔赛军已进入巴黎。不一会儿，美丽的女仆进来告诉女主人这不是梦。韦莱纳夫人立刻收拾行装，前往自己父母处避难，留下丈夫去思考如何勾引女仆。
凡尔赛军在欧特伊入城打了东布罗夫斯基所部一个措手不及。在环城铁路线上有过一次绝望而短暂的防御战；然后就是惊慌失措。一个从失守城墙上撤下来了的少校向东布罗夫斯基保证，他已经认真整顿过逃兵，“用剑脊抽打，手臂酸疼”；只是他无法控制恐慌的蔓延。东布罗夫斯基还未失去冷静，他向德莱克吕兹紧急求援。但麦克马洪的军队，从帕西的友方区域进军，已取得初步进展。星期天晚11点左右，阿西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到达了特洛卡德罗（Trocadéro），但在转移到黑暗中的贝多芬街时，他的马在一大片血泊中滑倒，动弹不得。阿西看到墙边倒着许多国民自卫军，仿佛是睡着了。突然，正规军从阴影中冲了出来，俘虏了阿西；他是第一个被俘的公社领袖。凡尔赛军害怕陷阱（据说，公社已布下了地雷，并准备炸毁整个区域），他们像平常一样谨慎，在占领特洛卡德罗上那些关键的高地之前就停了下来。但到了凌晨3点，他们占领了此地，而麦克马洪的7万大军也已通过帕西门和圣克卢门之间的5个缺口进入城内；已有约1500名国民自卫军放下了武器。中路，杜艾和维努瓦所部直奔埃图瓦勒（Étoile），右翼一个纵队在西塞将军的指挥下穿过欧特伊，偷偷通过了格勒内勒桥，从而打开了通向左岸的通道。克兰尚和拉德米罗沿着城墙内侧向左机动，从后方占领了讷伊的公社阵地，然后右转向蒙马特尔的大要塞推进。拂晓来临时，第16区的欧特伊和帕西全境，以及塞纳河对岸的第15区的大部分都被“解放”了。对于像拉菲内克一家这样的居民来说，他们对凡尔赛军队几乎充满了喜悦和感激，过去几周的苦难似乎已经结束；当帕西的战斗结束时，他们家宠物鸟的蛋中孵出了一只雏鸟，这几乎是一个预兆。
5月22日周一早上，一股绝望的氛围笼罩了整个公社。几星期前就该完成的街垒如今仍在四处赶工，像埃德温·蔡尔德这样的市民在刺刀的威胁下从路上挖出每一块石头。鲍威尔医生试图走到他工作的地方，距离弗里德兰大道500码远的博容医院，却未能成功。他好几次都被迫去建造街垒，他这样形容：
如有条件的话，会用两三辆手推车、公共马车或拉货马车作为街垒的基础；所有的缝隙都用沙子、立方体的铺路石、沙袋、砖或者其他任何东西填满……在如同皇室街这般宽阔的大街上，街垒则由工兵搭建，这些街垒带有布置了大炮的小型碉堡，颇为坚固。
在市政厅前的里沃利街上，新盖起了一个数米高的巨大街垒。斯坦利上校在剧院过夜时醒来，他发现在自己入住的和平路的酒店外，在这条街尽头的新歌剧院处，竖起了一道由水车组成的横跨林荫大道的街垒。艾伦·赫伯特医生当时在马德莱娜，距离前进的凡尔赛军约四分之一英里，他从窗后向外望去时，不高兴地看到“几名国民自卫军和打扮邋遢的家伙一起商讨是否应该在我的窗户对面设置街垒；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了”。然而，他回想起了几个月前，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切尔西宪兵，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来拜访他时的事，此人年纪轻轻却已有了敏锐的战术眼光，迪尔克曾提到，想要有效掩护马德莱娜广场，街垒应建在他家再过去三户的位置。想起此事，他松了一口气。果不其然，一个高级军官（赫伯特认为是东布罗夫斯基）来了，命令把街垒立刻改建到迪尔克指出的地方！和其他许多现实的巴黎人一样，赫伯特在家中静候事态发展。蔡尔德也一样，他在还未受到威胁的巴黎东部地区，与他的朋友约翰逊一家安坐于家中。“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是一起打牌。我们不时能听见炮声，但总体来说这里很安静。”对许多立场“中立”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未来几天的战事在他们住宅周围如潮水般涨落，这使得他们可以近距离目睹在一座伟大的西方城市爆发的战争，这种观察因过于靠近而令人惊骇，同时又是近乎独一无二而有历史意义的。在法国目击者中，许多人和路易·佩居雷一样，曾在早期热心支持公社，但现在毫不犹豫地躲了起来，以避免参与街垒修建，并在逃避在公社需要时的强征入伍。因此在危机来临时，那些边缘化的支持者在逐渐消失。
然而，龚古尔的好奇心一如既往占据了上风：“今天我在家里待不住，必须要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在马德莱娜附近，他发现激动的人群“已鼓起勇气向骑兵发出嘘声”。在歌剧院附近，他看到一名国民自卫军因大腿骨折被抬走。广场上，聚着几组人交头接耳，他们说凡尔赛军已经打到了工业宫。国民自卫军溃散成几小股从前线退下来，看起来既疲惫又沮丧，显然士气低落、灰头土脸。接着，龚古尔去拜访了艺术评论家比尔蒂（Burty），他住在第2区国家图书馆后面。龚古尔意识到自己如同囚犯般被困在公寓里，“因为我不知道还要在家里待多久，出去不安全”。数小时过去，“比尔蒂开始摘抄在杜伊勒里宫中找到的信件，而我则沉浸于他收藏的德拉克鲁瓦（Delacroix）的画作，不去想越来越近的炮弹爆炸声”。本杰明·威尔逊“说来奇怪，竟因邻居持续挥手惊醒”，好奇心使他把头伸到外面，那里有两位国民自卫军：“他们看上去阴郁而沮丧。我询问是否有新情况发生，其中一个人回答：‘天哪，先生！凯旋门上有人在挥舞三色旗，和从前一样，我们再一次被彻头彻尾地出卖了。’尽管这个消息让我欢欣鼓舞，但出于对这些事业失败、生命已一文不值的人的同情，我无法感到欣慰。”
尽管凯旋门如今已经被重重沙袋武装成了一个小型临时堡垒，其顶部安放了一门野战炮，并存有两周的补给，但杜艾将军还是占领了埃图瓦勒。
在上午结束之前，凡尔赛军就可以用他们的火炮开路，一直推进到被再次放弃的香榭丽舍大道。到目前为止，他们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他们满怀信心；也许有些太过自信。他们现在沿着河岸，向寂静的协和广场前进。就在不到12个小时前，协和广场上还挤满了欢乐的人群。但突然之间，杜伊勒里宫花园的露台上射来阵阵密集的火力。走在前列的凡尔赛军在近距离被击中，在猝不及防下损失惨重；幸存者一路撤退到了工业宫。由坚强能干的布吕内尔指挥的公社前卫通过了他们的第一次考验，而在当天剩下的时间中，杜艾的部队巩固了埃图瓦勒周边地区。现在，美国大使馆位于政府军控制的地区，却发现自己再次受到炮击；这次开炮的是公社军于蒙马特（Montmatre）的大炮。美国公使当然也在使馆里（威克汉姆·霍夫曼有次提及过：“如若我们听闻巴黎某处炮火轰鸣、子弹呼啸，那么沃什伯恩肯定因重要事务待在那个地方。”）。那天下午，他不慌不忙地跨上马，去查看他在太子妃门（Porte Dauphine）附近的住所。“除了玻璃碎了一地，没有其他物质损失。”沃什伯恩松了口气，房子并未遭受劫掠。顺着城墙，他看到许多身穿国民自卫军制服的尸体，每时每刻，凡尔赛正规军都在向城内涌。“估计会有8万到10万人沿着这条线路在明早之前入城。这座城市里，我们生活的地方，留下来的人都会以无比的喜悦迎接他们。”
当天晚些时候，沃什伯恩骑马去见麦克马洪元帅，后者所部已在帕西站稳脚跟。“我告诉他关于大主教达尔布瓦的事，并希望政府军能够搜救他。这次会面让我很担心，我离开了元帅总部，感觉大主教的命运已注定。”
尽管中路遇到了阻碍，麦克马洪所部在两翼的迂回机动推进很快。左翼，朗古里安攻占了军校，缴获了100多门无用地放置在户外的公社火炮。而在右翼，西塞沿着巴黎最长的沃日拉尔街（Rue de Vaugirard）进军，逼近蒙帕尔纳斯车站。镇守这一重要阵地的只有几十名国民自卫军队员，但他们奋力作战，直到耗尽弹药，随后他们沿着雷恩街（ Rue de Rennes）撤往圣日耳曼方向，进入了一个仓促搭建的街垒组织防御。一位勇敢的公社成员掩护他们撤退，他独自一人在一个报摊内沉着冷静地向车站射击。在麦克马洪的前线的另一侧，公社所犯的两个典型错误导致拉德米罗和克兰尚推进到了蒙马特尔。令全城战士们大为沮丧的是，截止到那天早上9点，部署在蒙马特尔公社主要塞的大量火炮甚至还没有对政府军开过火。德莱克吕兹派拉塞西利亚（La Cécilia）前来调查，他发现了那些在3月被缴获的引发了灾难性内战的著名大炮：“那里散落着肮脏的85门大炮和不少机枪，在过去的8个星期里，没人想过让它们发挥作用。那里还有很多7磅炮弹药，但没有尾闩。在煎饼磨坊阵地，只有3门24磅炮配备了炮架；那里没有护墙、没有侧翼防护，也没有发射台。”当这些火炮终于第一次开火时，“后坐力把炮尾夯进地里，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们挖出来”。
因此，拉德米罗所部未遇太多抵抗就推进到了蒙马特尔山脚下的巴蒂尼奥勒（Batignolles）地区，在他的右侧，克兰尚所部，则因公社第二个重大决策失误而获益。国民自卫军误将自己前方的友军当成敌人而开了火，误射引发了友军恐慌，这使得蒙梭公园（Parc Monceau ）被攻破。克兰尚占领了这个公园并向东横扫马勒塞布大道和奥斯曼大道，以及圣奥诺雷郊区。代表法律和秩序的部队现在已经深入巴黎。还不到中午，鲍威尔医生在今天早上未能如愿抵达的博容医院就已在政府军手中了。他几次被拦下来被要求帮助修建街垒，之后他到达了旺多姆广场附近的圣－奥诺雷街，在他身前已没有街垒了，他仍然有能够到达目的地的希望。“但我还没走多远，几颗子弹就在我的头上飞过……玛大肋纳教堂旁横跨皇家街的大街垒处，战斗正在进行，这座教堂遭到了不幸的破坏。”鲍威尔无法继续前进了，他停下脚步在皇家街设立的一座临时救护站中提供帮助。在那里，他发现卷入战争平民的痛苦与困惑。“许多妇女儿童也在这所房子里寻求庇护，他们和伤员混在一起，因巴黎部分地区起火而惊慌。即便已经接近断粮，也没有人敢离开屋子。子弹频频敲着合起的百叶窗，感觉这会是我生命的最后几小时。”
吉布森牧师已经离开了巴黎，在尚蒂伊与他的妻子家人团聚，但在罗屈埃潘街（Rue Roquépine）的卫理公会教堂（靠近圣奥古斯丁广场和马勒塞布大道），他的图书管理员M.沙泰尔（M. Chastel）仍发现自己处于战斗的中心。在给吉布森的一封详细的信中，他写道：
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我们街上就开始了猛烈交火……早上，我们被国民自卫军包围，我们听到了朝着圣－奥诺雷郊区和香榭丽舍大道方向的炮火声。过了一会儿，战斗接近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然后是马勒塞布大道，最后士兵们到达了我们所在的街道。我们甚至连鼻子都不敢伸出窗外，生怕被飞来的炮弹击中。在我们的礼拜堂旁边有座房子，士兵在里面冲着马蒂兰新街（Rue Neuve des Mathurins）方向射击（在从我们罗屈埃潘街到另一边的马勒塞布大道的线上）。他们在楼门口和每层窗户前。你可以想象我们听到的噪声和混乱。大约9点钟，我们在房间里做礼拜，屋里的人都来了，我们恳切地祈求上帝帮助我们。我听到一个可怜的伤员在哭，从百叶窗往外偷看。他被带走了。不一会儿，一名士兵在离我们很近的图书馆被杀……
下午晚些时候，凡尔赛军的一名工兵进入罗屈埃潘礼拜堂，告诉M.沙泰尔，“他们已经包围了巴黎，即将把我们从公社解救出来。喝完一杯酒后，他在我们礼拜堂的门口放哨，开始射击……”。
战火很快就烧到了再向东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艾伦·赫伯特的家。在外面筑起街垒的公社成员一度威胁说要搜查所有的房子，让还有行动能力的人参加战斗，但“事态发展太快，使他们没机会这么做”。之后赫伯特医生想在马德莱娜广场市场的急救站帮忙，却没有被接受；这个市场离房子很近，“这点非常有用，因为食物可以从我屋内俯瞰市场的窗子里送进来”。守在外面的两名国民自卫军告诉赫伯特“他们打算逃跑，脱下制服，躲起来”。然后，时间来到了上午10点左右。
交火变得十分惨烈，大炮也推到了大道上……没人敢出门，而哨兵也对战况一无所知。下午，街上的战斗呈现另一种特质。政府军成功占领了我们肖沃·拉加德街（Rue Chauveau Lagarde）尾的房子。他们通过在墙壁上爆破出的洞口，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地移动，直到来到街尾的建筑，然后向街垒射击。叛军从马德莱娜广场开火还击，可无法进入街道。
艾伦·赫伯特发现自己现在处于一个特殊却别扭的位置，倒是能让他见证随后的战斗。当正规军在他这一侧街道的房屋穿梭前进时，公社的战士只有在街角的掩护下，才能进行得力的还击。而这个街角恰好正对着赫伯特的家门。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中，赫伯特既焦虑又着迷地看着双方的战斗：
开第一枪的是位头发胡子灰白的老人，他嗜血疯狂的样子为我生平所未见。他决心杀死在窗口看到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一名政府军士兵，为此与其他人激烈争论，包括和他的长官——至少我在家门口听到的是这样。叛军开了二三十枪，场面一度十分恐怖。他们争论谁应该开最多枪，轮到谁开枪，不时听到有人说：“哦，打中了！”这就像小男孩们在猎兔子。然而我并不相信他们杀了很多人，但火力太过密集所以没人能穿过街道。每时每刻我都期待着其中一方能够占领我的房子，但它仍暴露在枪林弹雨之中。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煤气灯没有点亮，夜晚的黑暗让我们有了短暂的喘息。
在市政厅，今年3月的那种热情、迷茫与兴奋又回来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炮兵委员会和所有的军事主管部门都集中在那里，在匆忙中下达着相互矛盾的指令。喧嚣焦虑的恳求者围着救国委员会和战争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则抨击着各个公社成员的无能。一大早约20个公社成员聚在一起围着令人尊敬的费利克斯·皮阿，他的《复仇者报》刚刚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呼喊：“备战！”这真是非常典型的“皮阿”时刻。为了向后人证明，费利克斯·皮阿已尽到责任，他要求对所有在场人员点名。然后，按一如既往的作风，他溜了。任何一座街垒都看不到他的白发，事实上，直到皮阿流亡伦敦确认安全，他才敢再次露面；他的政治生涯并未结束，反而幸免于难并于16年后被赦免，还成功当选了法国议员。
混乱中，在里昂的自由民主大会（Liberal-Democratic Congress）组织的代表团赶来，在最后一刻向凡尔赛军提出调解。他们没有得到热情的接待。一切都太晚了，在市政厅的其他地方，拉乌尔·里戈正急于执行救国委员会的其他两项命令。其中一项命令是派他执行5天前最终批准的人质法令；另一项，则是日期为“共和七十九年牧月四日”的命令，要求立即将大主教和其他重要人质从马扎斯监狱转移到拉罗凯特（La Roquette）的单人牢房。他将人质的实际运输工作交给了他的副手达·科斯塔，他为这次行动征用了两辆运货马车，如同当年雅各宾的囚车一样。
对处境艰难的国民自卫军而言，从市政厅下达的军事指令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公社在预判凡尔赛军的进攻时，认定敌人会从正面进攻，而不是像后来一样靠迂回机动绕到精心准备的防御工事和临时街垒的侧翼和后方，轻松将其攻陷。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男爵为重新占领巴黎所做的贡献，不亚于他们的老对手阿道夫·梯也尔。协调一致的机动防御是应对这种迂回战术的唯一手段。但此时的巴黎公社已经没有罗塞尔，甚至是克吕瑟雷这样的人来部署军队了；无论如何，国民自卫军此时只愿保卫自己的城区，对前往其他地区作战表现出了内在而狭隘的抵触。所以，就像1848年的老雅各宾派战斗到被围捕或屠杀一样，巴黎的防御仍和以前一样，由一个又一个街垒组成。
无论拥有何种军事背景，对那些战斗人员来说，从市政厅下达的指令毫无方向，这让局势变得异常绝望。5月22日晚10点左右，一些情绪激动的国民自卫军队员把东布罗夫斯基带到了市政厅。据说自那天早上之后，在没收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他试图通过在圣旺（St.-Ouen）的普鲁士防线逃跑。东布罗夫斯基被带到救国委员会，他极力否认曾计划叛国。救国委员会“亲切地安抚了他”；东布罗夫斯基和周围的人握了手，用一个无可争议的手势告别，然后大步走向战场。利萨加雷写道：“火光与炮声笼罩着巴黎，轰鸣使夜晚更加喧嚣，闪电在黑色的天空肆意摇曳，更添几分壮丽。只是不再有任何一个夜晚，能像今晚这样，把悲伤拓入灵魂。”
然而，尽管保守和混乱充斥着公社，第一天下午过后，凡尔赛军进攻的势头已经开始减弱。在和平街，艾伦·赫伯特的家距离前线只有几百码远，斯坦利上校午餐前所有的报告内容只有他的朋友奥斯汀（Austin）在卢浮宫附近，被“子弹击中，伤势轻微。今早在旺多姆广场，弹片带走了一条性命，另一发炮弹则落在了酒店的院子里”。下午3点，他又写道：
战线已经推进到了圣拉扎尔（St. Lazare）车站，不过他们似乎进展不快。我听到一位市民对国民自卫军员毫无意义地打破窗户的行为提出抗议。一个畜生命令我帮忙修建街垒。我叫他见鬼去吧，并坚持要和我的朋友一起离去……两具国民自卫军的尸体从拐角处被运出来，并运向旺多姆广场，可怜的魔鬼，高唱着“为祖国而死”。那之后便是一阵完美的寂静。我想稳固的战线已经跨过了半个巴黎。这是种有趣的状态，又响起了枪炮声，方才我被命令离开阳台。我充满怨念的眼神直视着旺多姆广场的铜牌，1 看来还需要一点时间，麻烦才会结束。
晚上10点，他继续记录道：
国民自卫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骄傲。我想他们是喝多了。他们坚持从房子里开枪，这会导致报复。我的阳台上挂着一个巨大的米字旗。枪声依旧，战马嘶鸣；战斗还在继续。
斯坦利的估算问题不大。那天下午唯一的进展就是占领了位于圣奥诺雷街的英国大使馆附近地区。四处都能发现抵抗力量加强的迹象。四散成小股的公社成员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困兽之斗。克兰尚将军曾预计，只要能够进入巴黎，3天就足以占领整个城市，可他的计算被“解放城市”的部队的谨慎程度打乱了。部队的指挥官担心整条街道都设有地雷和诱杀的谣言；担心（不必要地）着是否能够承受那些在3月18日被缴获的大炮的炮火；并从1848年的经历中意识到，在巴黎对政府不友好的地区，绝望的人们会在街垒中奋战，给他们造成大量的损失；以及他们仍然怀疑，在他们的指挥下，这些由战败的前战俘和稚嫩的年轻军队混编而成的部队究竟能展现出多少战力。最重要的是，梯也尔下定决心，应当谨慎、系统和彻底地进行镇压工作。
当晚，在欢腾的凡尔赛军全体大会上宣布“正义、秩序、人类、文明的事业已胜利在望。指挥进入巴黎的将军们是伟大的功臣”。梯也尔不祥地补充道：“要让他们彻底赎罪。这将遵循法律的名义，依从法律并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
在即将到来对巴黎的最终审判中，也许可以感知到“秩序”；但是，正义、人性或文明却少得可怜。
注 释1 倒下的圆柱上的装饰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