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公社委员会心不在焉地听取朱尔·阿利克斯的胡言乱语（他在自己选区犯下了若干奇异暴行，因此被捕）之际，高度激动的阿夫里亚尔突然闯入，此人之前被派去“保卫”罗塞尔，这时则是来报告他脱逃的消息。对巴黎其他区域而言，罗塞尔的陨落也带来了雷霆般的震撼。“他被所有人视为一个有才干的人，”吉布森牧师写道，“他的引退是公社的巨大损失……据说公社就要死了，但它还在顽固地挣扎。”
或许公社注定会失败，但它还远未消亡，此时，它将权力交托给了一个能够让公社在最后的痛苦中奋发的人物，那一个能够超越皮阿之流及他们的宗派主义的人物。德莱克吕兹！这位61岁的雅各宾派曾在10月31日领导针对特罗胥的暴动，不过他自己也因在魔鬼岛上长年遭受的磨难而濒临死亡，可是，即便在这片灰烬之中，他也依然能够闪现其他社员无法迸发的火焰。“他不再说话，几乎不能呼吸，是一具行尸走肉。”罗塞尔如是说。但当德莱克吕兹发言的时候，就连皮阿也得聆听。作为一位1792年革命者之子，德莱克吕兹早在青春期就已在街垒上学徒出师，他的总入狱年份纪录只有布朗基才能打破。沃什伯恩的秘书麦基恩曾在5月拜访过德莱克吕兹，麦基恩认为他代表了“最地道的雅各宾派兼1793年革命者。他做作地穿成马拉的模样，脖子上缠着一条粗糙的围巾，他的手是肮脏的，指甲下面有大量的‘自由土壤’。他是个老人，留着长发，不整洁，不剃须，穿着破旧的外套”。对另一位同时代的观察者菲利贝尔·奥德布朗（Philibert Audebrand）而言，德莱克吕兹“身材矮小，［身体的各个部分］糟糕地拼合在一起，并不具备撒路斯提乌斯从那些渴望领导群众的人身上提炼出的特征。他的前额没有什么高贵之处，目光虽然坚定，却没有吸引力……他的面部被深深的皱纹和奇怪的锯齿线条侵蚀了，按照巴尔扎克的描述，这就是私生活失败的写照。曾经鲜红但此时已经灰到发白的胡须，遮盖了他既不高贵也不带笑意的嘴。嘴里会传出始终狂暴的颤抖声音，让人不时想起监狱大门的栅栏。他有着布鲁图斯（Brutus）的黄脸色……”。
这两种描述都不算特别美化，不过在他的某些画像中，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散发着一股林肯的气息。垂死的德莱克吕兹身上还有些奇特的高尚之处。他像罗伯斯庇尔一样不可腐蚀：当克吕瑟雷报称凡尔赛方曾提议给自己100万法郎以换取背叛公社时，德莱克吕兹冷冷地评论道：“对你来说更糟的是，梯也尔先生绝对不会向德莱克吕兹公民提出这么一个建议。”而且每个社员都知道他会一直坚持到底。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德莱克吕兹原本不想在公社里担任任何职务，可现在，由于罗塞尔的失踪，他不可避免地要以公民代表的身份掌管战争部。与此同时，他还被指派为重组后的救国委员会成员，皮阿也终于被清洗了出去。公社在灾难前夕总算是多少将控制权交到了一双手里，而且这双手属于它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这本是最后一个团结社员的机会，但德莱克吕兹掌权也彻底改变了公社的性质。因为德莱克吕兹是雅各宾之王，而对现已占据主导地位的雅各宾派来说，意识形态和社会变革都已居于次要地位，首要事务是按照1793年的英雄传统来生存——和死亡。雅各宾派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在这方面就和波旁王朝的复辟分子一样保守、反动。为了宣扬推动自己前行的精神，救国委员会从“共和七十九年花月十五日”开始，在公告上使用国民公会的古老革命历法。5月15日，救国委员会宣布公社将所有权力都移交给它。于是，两大对立观念中的专政公社战胜了民主公社。德莱克吕兹成了最有权力的人，可恐怖（雅各宾主义不可分割的伴随物）的象征里戈也就在他身后不远的阴暗处。
德莱克吕兹的降临并没有自动弥合公社内部的裂痕。与此相反，主要由国际会员组成的少数派又于5月15日公开发布了一份宣言（有22名委员签字），宣布它反对救国委员会刚刚确立的专政。宣言首次向公众揭示了公社内部存在这样重大的分歧。德莱克吕兹在行使他作为战争部部长的权力时也没有得到什么喘息空间。伊西陷落后，国民自卫军的士气再度骤然下降，另一方面，开小差和公然逃亡却与日俱增。德莱克吕兹一上任，就向国民自卫军发布了一份激情洋溢的命令：
你们知道情况相当严峻……因此，公民们，各就各位，坚定地直面敌人！我们的城墙和你们的手臂与心脏一样牢固。也不要忘记你们在为自己的自由和社会平等而战，这些承诺已经远离你们很久了。即便凡尔赛军的枪炮射穿了你们的胸膛，你们必定得到的战利品却是法兰西的解放、家园的无恙和你们妻儿的生命……
然而，尽管德莱克吕兹可以依靠唤醒国民自卫军的革命、公民本能鼓舞军心，这是罗塞尔和克吕瑟雷这样的职业军人无法做到的，但他在军事细节方面却是一片茫然。正如利萨加雷所述，他带到自己岗位上的“仅仅有献身于事业的忠心”。德莱克吕兹或许可以在他亲自撰写的文章《正义》（La Justice ）中尖刻地评论道“公社重演并加剧了9月4日政府在普军围城期间犯下的所有过错”，可以谈论“没有特罗胥的特罗胥计划”，但就算德莱克吕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现在才来纠正这些错误也为时已晚。
5月13日，麦克马洪所部攻陷旺夫堡。曾在前一天拜访此地的斯坦利上校描述了一幅杂乱景象：“……混乱是可怕的。国民自卫军奋力进入巴黎，携带公文的军官被人凶暴地逮捕 ，还被指责为懦夫，几十名妇女正在竭力寻找她们的丈夫……集合号 就在我们坐骑的鼻子底下响起，让它们变得无法驾驭。”布吕内尔曾在伊西村抵抗了整整5天——这也是公社军最顽强的防御战之一，但当他离开村庄出席作战会议时，伊西村还是在15日投降了。保护巴黎“阿喀琉斯之踵”的外围防御工事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此刻，巴黎城本身就面临着直接威胁。梯也尔的目光紧盯着破晓山突出部，而在突出部北侧，克兰尚（Clinchant）将军已经越过塞纳河在隆尚站稳脚跟，此时正在挖掘横穿布洛涅森林、几乎一直延伸到拉米埃特门（Porte de la Muette）的平行壕。更偏北的拉德米罗（Ladmirault）依然深陷讷伊的废墟之中，面临苦战的东布罗夫斯基仍然据守此地。东布罗夫斯基的总部设在拉米埃特堡（Château de la Muette），根据利萨加雷的说法：“所有房间都被炮弹炸得满是窟窿了……有人计算过，他的副官平均只能活8天……他虽然向战争部发了公函，却没有得到任何援军……”东布罗夫斯基深知这场战争即将以失败告终，他显然已经让自己顺从于斯拉夫人的宿命论。
有些平民虽然在城墙之内，但居所同样受到威胁，对他们而言，生活变得越发难以忍受。“我给你写信时对正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的炮弹不屑一顾。”朱尔·拉菲内克在一封写于5月15日、发自帕西的信中表示：
5分钟前，一发炮弹落在我们邻居家的花园里，但它并没有爆炸——这无疑让正在柳树间劳作的居利（Guli）和布朗什（Blanche）免遭破片袭击……目前，我毫无遗憾地看到病人数量在减少，因为帕西的街道并不安全，我是唯一留下的医生。
次日，他继续补充书信内容，提到此时的炮击迫使家人在白天前往其他地方避难，只能在晚上返回家中：
尽管我在此刻还能听到布朗什弹钢琴，但情况非常严峻。我真的要惊叹她和她母亲的勇气……今天上午，架设在特罗卡德罗的大炮奋力轰击布洛涅森林，成功地将炮弹打到了位于拉蓬佩街（Rue de la Pompe）和拉图尔街（La Tour）拐角的房子里1 ……好哇，好哇，公社的炮手喝得不错，可瞄得不准！
埃德温·蔡尔德在这几天里也“漫步”到特罗卡德罗观察炮击，他对此的评论是“‘国民军’方面几乎不可能发起还击，他们的大部分火炮都失去了挽马，他们的士气整体而言也正在急剧衰退，以至于结局似乎并不遥远……”。利利·莫尔顿收到了她的朋友奥地利大使梅特涅侯爵从波尔多发来的简短告诫：“建议你走。梯也尔就要来了。”“凡尔赛军越来越近，”吉布森牧师在17日写道，“整体印象是他们很快会突入土堤以内。”许多巴黎人的印象也是如此，但依旧谨慎的梯也尔还是拖延了最后的突击，他正按照“正统的古典攻城法”在布洛涅森林中掘进。
沃什伯恩直到罗塞尔被人取代前都倾向于高估公社的军事实力，此时也已意识到“危机似乎真的正在迫近”。与此同时，正如他对国务卿菲什所说的那样，“状况越糟糕，公社就变得越不顾一切”。人们能够越来越频繁地听到私有财产面临没收威胁，抢劫案（里戈的警察似乎要么是无力阻止，要么是不想阻止）也变得越发普遍。斯坦利上校提到大饭店（围城期间的拉布歇雷曾在此纵情享受）遭到了有组织的洗劫，劫掠者“拿走了饭店声名远扬的所有银器、女靴、亚麻布等所有物品。他们从一位侍者挂在卧室的背心口袋里掏走了30法郎，他们吃掉了一切，也把自己灌醉，喝掉了200瓶葡萄酒”。5月5日，公社镇压了7家持敌对态度的报纸，11日镇压了6家，18日又镇压了10家。恐惧和仇恨携手并进，每当有人接连不断地指责前线出现暴行，就会激化这些情绪。交战双方互相谴责。政府军声称在旺夫堡找到了一名“被钉在木桩上”的己方士兵，参与克拉马尔战斗的公社领导人就像杜瓦尔一样惨遭当场枪决，凡尔赛的英国记者们听到正规军公开喊出“决不饶恕！”。公社方的盛怒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指向梯也尔本人，红色媒体在提到他的名字时经常贴上“毒蟾蜍”“戴眼镜的大蛇”“恶匪”“老罪犯”和“国家的掘墓人”这样的标签，上述词汇中毫无亲热的爱意。还有张漫画描绘了梯也尔和俾斯麦之间存在并不自然的下流关系，当梯也尔于5月8日宣布战争全面打响，炮击也随之逐步升级后，针对梯也尔的恶感就达到了新的高度。
亨利·德·罗什福尔虽然拒绝投身公社，却仍然有能力激发出巴黎暴民的疯狂，此时，他在文章中写道：
梯也尔先生在圣乔治广场拥有一栋豪华宅邸，里面满是各类艺术品……对这些拥有财富的政治家来说，要是巴黎人民用镐来回应他们的肆意妄为，要是每有一栋位于库尔贝瓦的房屋被炮弹命中，就敲掉圣乔治广场上那座宫殿的一块墙砖，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我坚信梯也尔先生一听到门环受损的消息，就会下令停火……
这篇文章将让罗什福尔赢得一份终身流放南太平洋的判决书，因为人们以他无法预见的极大热情听取了建议。5月11日，新近改组的救国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将梯也尔的住宅“夷为平地”并没收其全部财产。20辆推车立刻开始清理房屋，将屋内的各种珍宝分配给巴黎城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亚麻布则分给医院。15日，里戈年仅21岁的助理加斯东·达·科斯塔爬上屋顶，掀翻了第一块瓦片，以此“树立了典范”。第二天，梯也尔在给友人的信中痛苦地写道：“我的房子被拆毁了。我既没有壁炉也没有住宅，过去40年间我款待、愉悦你的居所已经被连根毁灭。”对目睹了拆除过程的埃德温·蔡尔德来说，这是“引人注目的徒劳无功范例，或许任何一场革命都可能或必须产生它”。
接下来，沉溺于过去的雅各宾派发起了公社最令人难忘也最无谓的行动之一——他们深知即将灭亡，决心在巴黎留下自己的印记。暴民们曾在1792年毁掉一座路易十四的骑马像，拿破仑一世则在它的旧址上立起了旺多姆纪念柱。它的原型是位于罗马的图拉真纪功柱，二者非常相似，纪念拿破仑1805年战役的青铜浅浮雕（由敌军火炮熔铸而成）从基座到顶部环绕着纪念柱，总长达840英尺。柱顶原先还矗立着一座巨型的皇帝身着托加袍的雕像。第一帝国覆灭后，雕像就被移除了，虽然有人尝试过拆除庞大的柱体，但并未成功。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纪念柱顶部又加上了一尊拿破仑像——这一次换上了他在奥斯特利茨穿过的制服。但在路易－拿破仑到来后，他的伯父又一次发生了改变，这一回是穿上了皇帝的礼袍。这次整修使人们对纪念柱的旧恨大为复苏，即便在第二帝国的温和左翼眼中，旺多姆纪念柱长久以来也代表了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中最令人憎恶的一切。早在1870年9月，库尔贝（他声称纪念柱冒犯了自己的审美，以至于令他多了一个拆除它的动机）2 就曾呼吁特罗胥拆毁纪念柱，最终，公社同意了他的请求，于4月12日颁布了拆除所需的法令。不过，除了在底座周围架设脚手架，并没有发生太多事情。即便不考虑其他因素，拉倒这个既高达155英尺又非常厚实的柱体时也会面临诸多技术难题。
在雅各宾派掌权的状况下，公社威胁了拆除工作的承包方，指出每延误一天就要罚款500法郎，以此开始敦促他们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根据龚古尔后来披露的一种说法，有位工程师拥有一个贪得无厌的情妇，并且一直在绞尽脑汁寻找赚钱的法子，他后来想出了拆毁纪念柱的主意：在底部进行斜角切割，让柱体像大树一样倒下。他依靠自己的灵感挣到了6000法郎（然后匆忙将它转给了自己的轻浮情人），工人们开始在青铜和石块间费劲地劈砍。一再延迟后，拆除工作最终定于5月16日亦即花月二十六日进行，这将是3月28日公社宣布成立以来最大的节日庆典——毫无疑问是希望用这样的景象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城门外越发迫近的严峻现实中分散出去。如果想进入旺多姆广场（当时已易名为国际广场），就需要持有公社发放的印有弗里吉亚帽图案的特殊“邀请”卡。3支乐队和几个国民自卫营被塞进了广场里，变成了一个由红色围巾和金色穗带组成的密集团块，费利克斯·皮阿裹在他那富有阴谋色彩的黑色斗篷当中，腰带上插着一对手枪，来到广场中央附近某处大摇大摆。为了预防剧烈震动的影响，周遭的窗子上粘了纸带。与此同时，由于害怕倒下的纪念柱可能会直接穿破路面砸进下水道，地面上还撒了成吨的粪肥、稻草和欧洲蕨以减轻冲击。
工程师们已经安装了绞盘，绳子从绞盘一路延伸到柱顶，因此，由于柱体已经被部分切断，此时剩余的全部工作就是转动绞盘并拉倒纪念柱。下午3时过后不久，乐队奏响了《马赛曲》。掷弹兵团的斯坦利上校和他的两名同胞在他位于广场的自家阳台上一览无余地观察了拆除过程：
街道上水泄不通，总共约有1万人。国民自卫军已经将暴民驱赶回和平街中段，这些闹哄哄的暴民真是一幅奇妙景象，我们都在期待……仅仅那位在街上洒水的军官就值得注视……这是恶棍的汪达尔主义，但鉴于它即将倒下，我就不想错过太多……第一次尝试始于3时15分。有根双股绳固定在地面的锚具上，它就是从那时开始收紧的。3时36分，开口滑车出了事故，两三个人受了伤，虽然不算很严重……
“叛国”的吼声出现了，随后是一段漫长的停顿，在此期间，乐队用爱国气氛吸引不耐烦的人群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在纪念柱底部：
工人们从已经锯过的圣奥诺雷街一侧额外塞进了若干楔子。另一侧已被大体切开，放上了楔子般的镐，柱顶还额外绕上了绳索，和平街两边各有50人拉着绳子，最终在6时导致纪念柱倾斜的并不是绞盘，而是这些人。
广场上的庞大人群有一部分陷入恐惧，开始惊慌奔逃，随后，纪念柱：
倒在了事先准备好的沙堆上，发出了巨大的崩碎声响。地面上并没有发生震动，纪念柱在触及底部之前就几乎四分五裂，落在地上的是一大堆废墟。从石堆和皱巴巴的黏土中扬起了浓密的烟雾，紧接着就有一群人冲向了它，包括国民自卫军、公社社员和观光的英格兰人，他们开始从那里拿点残片作为纪念，但人们太过激动，以至于就像做梦一样四处走动。
巨大的喧闹声迸发出来。公社领袖们试图在“公社万岁！”的咆哮声中按照惯例发表演说，但由于从纪念柱残余部分上传来的声音，没有人能够听到。国民自卫军自己都忙着用枪托砸碎青铜残片。有位老太太花了500法郎从一名水手手中买来了“光荣”（La Gloire）的一块碎片，后来，这个水手又向公社检举了老太太，又拿到了500法郎。人群中的其他人则冲过去朝着那位伟大皇帝的雕像残骸吐口水，它已支离破碎，落入尘埃之中，让吉布森牧师想起了他曾经站在“孟菲斯不成形状的废墟之中，身旁是一尊庞大的卧像，或许就是伟大的拉美西斯”。那位沉浸在爱情中的工程师还得到了一份额外奖赏：拿破仑手中所持的地球仪上的小小自由女神像。即便在很远的地方，也能够听到纪念柱倒塌时的回响，甚至在瓦莱里安山上望去，也能明显发现它消失了，而在布鲁塞尔，维克多·雨果对公社的汪达尔主义大加斥责。
如今，温和的巴黎人开始越发担心公社的下一批过激举措将导致何种后果。断头台已经在伏尔泰像脚下被公开焚毁；为抵偿处决路易十六而兴建的赎罪礼拜堂（Chapelle Expiatoire）也已被公社明令拆毁，它之所以能够在最后时刻保留下来，仅仅是因为公社本身已经垮台。置于先贤祠顶端的十字架两臂已被切断，取而代之的是一面红旗，教堂和1793年一样，被再度献给“伟人们”。龚古尔在5月4日因韦莱纳曾披露“他不得不和呼吁摧毁圣母院的提议做斗争”而感到恐慌。而当龚古尔听说米洛斯岛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即断臂维纳斯）已被隐蔽在警察局的一堆档案下方，即便库尔贝都不能注意到后，他也感到极度欣慰。
旺多姆广场的节日过后，就在次日傍晚6时前不久，正和一位朋友聊天的埃德温·蔡尔德突然被“一场令房屋颤抖的恐怖震动，我们认为这是一次从蒙马特尔打来的恐怖齐射”震惊了。身处帕西的拉菲内克医生几乎被冲击波打倒在地，他看到塞纳河对岸升起一个巨大的烟柱，医生冲回家后，发现枝形吊灯已经落到了地板上，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隐蔽起来。一个半小时后，他的儿子加斯东抓着一捧发黑的子弹回了家，那都是拉普大道（Avenue Rapp）上巨型军火库（它距离战神广场上举办世博会的地点很近）的遗留物。参观爆炸现场后，蔡尔德“几乎无法相信我的耳朵和眼睛。屋顶被掀翻，看不到一扇窗，遮阳帘还挂在一根破碎的铰链上，商店门面被砸得粉碎，4座5层楼房已然倒塌。冲击波甚至击碎了咖啡馆的玻璃杯和醒酒器，格罗·卡尤（Gros Caillou）军医院的伤员发生了许多严重事故”。曾在第一次围城期间担任美国救护队助理外科医师的刘易斯·温菲尔德（Lewis Wingfield）是斯坦利上校的友人，他报告：“遗体约有200具，看到半个人从邻居家房顶上被炸开的地方落下来……可怜的妇人一边哭号，一边搜寻她们女儿的遗骸……”
这场灾难几乎可以肯定源于围城期间极为普遍的粗疏大意，但公社立刻大呼这是叛变行为，还逮捕了4名不幸的过路人。有许多社员在高度紧张的状况下不假思索地认为这就是梯也尔的特工干的，而且觉得这无疑是为了报复公社毁坏旺多姆纪念柱。正当少数派和雅各宾多数派陷入新的争执之际，爆炸的消息传到了市政厅，它立刻促使后者呼吁加速实施恐怖。于尔班是个圆滑、缺乏魅力的人物，他因曾在4月5日建议即刻推行《人质法令》而见诸报章，不过，公社在这之前仍未采取任何后续措施。此时，于尔班引用了凡尔赛军最近在旺夫堡附近杀害一名女救护的事件，要求立即处死10名人质，其中5名应当在凡尔赛军前哨阵地的视野内处决。里戈立刻跳出来支持于尔班，他拿出了一份早已起草完毕的法令，以便从速从简判决囚犯，宣称与其抽签处死人质，倒不如处决那些已被证明有罪的人。但他随后又做了具体说明，表示在自己眼中同情凡尔赛方或在早先的第二帝国时期与官方同谋就足以构成犯罪。司法代表普罗托（Protot）质疑了里戈对犯罪的解释，就它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于尔班的野蛮提议也被驳回。但公社最终还是通过了一份法令，组建了“起诉法庭”，目的在于尽快判决任何被控与凡尔赛“共谋”的人，其判决应当于24小时内执行。被判有罪者将被扣作“人质”，从中会根据原有的《人质法令》选出若干受害者进行报复性的处决。
显而易见，巴黎大主教及狱友的生命现已处于最危险的关头。直到此时，公社仅仅处决了3个人（都是因为在军事方面犯下各种罪行），尽管暴民偶尔会要求对人质动用私刑，但大主教似乎还是安全的——只要他还是能够用于交换布朗基的宝贵抵押品，就会得到保护。4月18日，教廷大使基吉（Chigi）阁下致信沃什伯恩，要求他作为唯一仍旧（部分）留在巴黎的高级外交官为大主教求情。于是，沃什伯恩设法与克吕瑟雷进行了会晤，尽管克吕瑟雷相当友善地接待了他，却还是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并且带着他去见了里戈。虽然那时已经是中午11点，里戈仍旧待在床上，沃什伯恩注意到房里放着一顿足够大约30人食用的精致早餐。然而，克吕瑟雷直接闯进了里戈的卧室，给沃什伯恩带回来一张前往马扎斯监狱探视大主教的许可证。沃什伯恩体贴地给大主教带去了“一瓶陈年马德拉白葡萄酒和几份报纸”，发现他就像是个被安置起来的普通重罪犯，身处“一间阴暗、光秃秃的小牢房”里，它仅仅宽约6英尺，长约10英尺：
这位长者的外表令我深受触动……他身材苗条，身形有些弯曲，留着长胡须——因为自从被囚禁以来就显然没有刮过胡须，他的脸上透露出不健康的憔悴……他的开朗精神和风趣谈吐令我着迷。他似乎估计到了自己的危急处境，而且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迫害者没有任何怨恨和责备的话语；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世界对这些人的裁决会比他们的实际表现更糟。他正在耐心地等待世事的道理。
沃什伯恩一从监狱归来，就极力敦促梯也尔接受里戈的提议，用布朗基交换大主教，他的理由是“让布朗基获得自由并不能让法国政府损失什么，而且这么做或许能够拯救大主教的性命。我还需要强调，我认为他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沃什伯恩的干预仅仅换来了梯也尔的厌恶。“他们在这里对沃什伯恩先生感到非常愤怒，”莱昂斯勋爵（他也与梯也尔接洽过，不过或许没有那么蛮干）在4月28日致信格兰维尔，“因为他干预了大主教问题，而且在巴黎待了这么久，这就令他们更为不悦。事实上，尽管他在这里有个房间，他在巴黎的时候还是比在凡尔赛多得多。3 昨晚，梯也尔对我评论道，我的美国同僚有着非常怪诞的举动。倘若这人是欧洲的外交代表，他们就不会容忍此举。”勋爵阁下以居高临下的腔调补充道：“但他们容许美国人获得较大的自由度，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和他的政府对欧洲政治毫无发言权，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也不能大大改善这种状况。”沃什伯恩像莱昂斯一样发现梯也尔仍旧相当固执。公社军就是叛军，他们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的交战方拥有的任何特权，他也不可能和公社方交易。除此之外，如果他同意用布朗基交换大主教，孤注一掷的叛军难道不会抓捕更多的人质，以此作为迫使合法政府继续让步的方法？这就是梯也尔的主张。不过，后来许多反对公社的人也认为梯也尔本可以为拯救大主教付出更多努力。沃什伯恩的助手威克姆·霍夫曼认为他察觉到了这当中错综复杂的状况：“法国当局必定会冷淡处理此事。大主教是个高卢派，是个自由派天主教徒，这一点尤为明显。如果他是个越山派，我认为国民议会里的极右派——正统派——就会极力发挥自己的作用，他的性命也就能够保住了。”①
代理主教拉加德神父和大主教一同被扣为人质，但拉加德的举动并没能改善大主教的前景。公社此前已经释放了这位神父，以便让他继续将谈判文书带到梯也尔那里，但释放条件是完成任务后就即刻返回巴黎。可是，拉加德一抵达凡尔赛避难所，就找到了种种借口，让自己不再被送回里戈的掌控之中。按照霍夫曼的说法，大主教提及这次逃亡时“悲伤、无可奈何但并无怨恨”。5月19日，星期五，沃什伯恩再度探视大主教，这一回是要带给他坏消息：事实证明，用他交换布朗基的做法终究是不可能实现的。“我遗憾地说，”沃什伯恩向菲什报告，“我发现他非常虚弱。上一周，他因某种肋膜炎而只能躺在草垫上，没有食欲，体力也大大下滑。不过他还是很开朗，显然已经顺从于任何一种可能在等待他的命运。”沃什伯恩和他握了手，“向他道别，结果证明这是最后的告别”。
就在同一天，里戈开始着手运作从速从简的公诉法庭。他将人质分成两类：一类是大人物，包括大主教和其他教士，被控需要为1月22日市政厅外“屠杀”负责的朱尔·费里副手肖代，名叫耶克尔（Jecker）的第二帝国银行家；第二类是小鱼小虾，多数是警方密探和宪兵。第二类人物首先遭到审讯。在里戈本人（他会询问极为“相关”的问题，比如说“你会在1851年12月做什么”）面前进行的14人审讯仅仅持续了3个多小时，其中12人被判为人质，返回监狱等待自己的命运。大主教和第一类人质的审讯原本定于下一周进行，其他事件却突然降临了。里戈的审判让公社丧失了一个虽然强大却也难以揣度的盟友：罗什福尔（他早先曾尝试让其中一位被捕教士获释）在他的《口令报》（Mot d’Ordre ）上攻击了处决人质的原则。次日早晨，一位来自警察局的年轻人拜访了还在床上的罗什福尔，告诫他可能会在当天被捕。和罗塞尔一样，罗什福尔认为他是时候走了。罗什福尔刮了胡子，剪掉了易于暴露身份的浓密头发，在秘书的陪同下轻松地离开了巴黎。他一路向东，抵达了莫车站，之后就被一名政府密探认出，继而遭到逮捕。这些囚犯随后被押送到凡尔赛，在那里，似乎整座城镇都冒出来见证这位已被上了脚镣的煽动家的到来。妇人们拥挤在他周围，挥舞着拳头发出尖叫：“杀了他们！杀了他们！当场杀掉他们！”罗什福尔声称他们并没有被立刻送进牢房，而是被驱赶着“花了一个多小时”穿过城镇“让人们大饱眼福”，他躲过了私刑，这看起来相当幸运。与合法政权抓到的其他囚犯在不久后面临的遭遇相比，罗什福尔的待遇要好上不少，这表明了凡尔赛当时的普遍情绪。
随着巴黎局势越发紧张，第一次围城期间常见的状况也再度出现，热衷于疯狂发明就是其中之一。“科学代表团”负责人是个名叫帕里塞尔（Parisel）的博士，他连珠炮般给公社提供了“装甲神射手”、携带爆炸物的气球——不但要用它们扫除凡尔赛军和普鲁士人，还要额外消灭可恶的英国佬，因为他们“正在觊觎苏伊士”——之类的主意。有人讨论在巴黎的下水道里布雷，更多的人在考虑反复出现的幻想：希腊火。在里戈充满激情的煽动下，间谍躁狂症再度成为生活的常态。吉布森牧师曾目击过艾劳大街（Avenue d’Eylau）上有6个人“因为朝着瓦莱里安山张望，这些人的手势让一些国民自卫军认为他们在向堡垒发信号！”而被捕。斯坦利上校曾被一名喝醉的国民自卫军逮捕，他被押解到监狱，塞进一间“长两步宽一步……地上覆盖着厚厚一层滑腻污垢”的陋室。然后又来了个匆忙想要解手的醉汉，“我在他头上轻敲了一下……警告他要是敢碰英国人——不是他想象中自己曾对付过的懦弱法国佬——会发生什么”。斯坦利最终在英国大使馆干预下获释，但他入狱期间还碰到了“两个可怜的市政警察，他们都有家人，也都可能会被枪决”以及“另外两个所谓的间谍”。
或许很少有人能够像奥古斯特·雷诺阿一样幸运逃脱。对周遭世界无动于衷、正在绘制一幅塞纳河素描的他招致了一些国民自卫军的注意。他们确信此人是正在为凡尔赛军绘制河防地图的间谍。雷诺阿被捕，一群人聚了过来，其中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提议把这“间谍”立刻扔进河里。“你们淹死小猫，”她说，“它们就弄不出多少破坏。”不过，雷诺阿最后还是被拖到了最近的区政府里，那里（根据他的儿子兼传记作者让·雷诺阿的说法）“有支一直在岗的行刑队”。对雷诺阿及其后裔来说堪称幸运的是，里戈也正好在那里，就在几年前，当里戈正在逃避路易－拿破仑的警察时，有位艺术家在枫丹白露为他提供了避难所，这时，里戈认出雷诺阿正是那位艺术家，从而为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里戈感动地拥抱了这位“间谍”，立刻将他释放。
但是，里戈显然正在热心逮捕错误的间谍和人质。正如利萨加雷所论，公社迄今为止最好的人质是法兰西银行，“通过它，他们就掌握了凡尔赛的生殖器，就可以嘲弄它的专业经验和大炮。公社都不用损失一个人，只需要对它说‘屈服或死亡’”。与此同时，普勒克侯爵在殷勤的老贝莱近视眼下继续从银行后门运走巨款，在扩军经费方面极大地帮助了梯也尔。但除银行问题外，巴黎无疑还充斥着真正的间谍，这些人悄悄穿过了里戈张开的网。梯也尔无数次尝试“收买”公社领导人，他的密探似乎也导致了公社内部的几起阴谋和分裂。有个特工曾接近东布罗夫斯基（就像之前的克吕瑟雷那样），提议用100万法郎换取他“打开”自己手中的一座城门。东布罗夫斯基立刻告知了公社。其后不久，一个“农民”强行闯入东布罗夫斯基的总部，自称带来了前线的消息，可随后就从罩衫底下拿出了一把匕首，但东布罗夫斯基的贴身警卫还是抢先用刺刀捅死了“农民”。这样的努力至少成功助长了公社内部的焦虑、猜疑和不信任。到了5月14日，公社已经决心分发身份证。
与第一次围城相比，巴黎此时仅仅是被部分围困，这一事实为梯也尔的“第五纵队”工作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帮助。巴黎一半以上的周界仍被应当中立的普军占据，但他们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越发倾向于凡尔赛一方。因此，尽管激战发生在巴黎的西面和西南面，通过圣但尼或普军控制的其他中心地段出入巴黎也毫不困难。正如前文所见，沃什伯恩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定期往返，路易丝·米歇尔能够化装进入凡尔赛并安全返回，而在4月下半月，埃德温·蔡尔德也决心纯粹出于消遣目的完成凡尔赛之旅。他起初打算带上自己的一位女性朋友拉萨尔（Lassalle）小姐，但后来明智地改了主意。他乘坐一辆公共马车前往植物园，从那里步行到意大利门（Porte d'Italie），然后前往位于通往奥尔良道路上的索（Sceaux），“我在那里遇上了凡尔赛军的第一个据点，出示了我的护照，然后一直赶到普莱西（Plessis），到了那里，我得横越一座军营，才能抵达总部，获得一张前往凡尔赛的通行证，在这儿，我被扣留了长达3个小时，除了我是个陌生人，我都说不出这还有什么理由”。蔡尔德在步行大约16英里、先后被捕5次后，最终于晚上9时抵达凡尔赛，“花了大约3个小时把城镇搜了个遍之后，终于找到一张床而不是一间客房，也就是说，房里有4个床位，其中一个还被一位妇人占据，但我已经累得无法继续搜索了”。次日白天，他从巴黎北面绕了一个大圈子回城。
更多的人希望溜到外面并待在外面。4月21日，龚古尔在他的《日记》中发出了抱怨，他听说公社即将通过一道法令，要求“19到55岁间的每个男人（不论是否已婚）都将被征召入伍，送去对抗凡尔赛军。我就在这里，受到这法令的威胁！我就在这里，不得不在几天内就如同恐怖时期那样藏起来！”在《征兵法》通过，公社强行闯入房屋征召“所有无法证明自己是外国人的人”（按照沃什伯恩的说法）进入国民自卫军后，又有成千上万的巴黎人躲藏起来或逃亡出去。各种技巧都得到了运用。鲍威尔医生用他的英国护照偷运两个朋友出城，第三个朋友“像福斯塔夫一样藏在一篮肮脏的亚麻布里逃脱”。阿方斯·都德描述了看到一个小衰仔子爵化装成马车夫，领着一队挽马穿过樊尚离开。都德自己也逃避了强制兵役，但他还是略带鄙视地回忆起一同逃跑的家伙，那人在十足的静默中越过了公社的据点，“越是远离工事，就变得越发张狂、挑衅，成了真正能够引起社员恐怖的人，甚至还威胁要把许多人送到刺刀上”。雷诺阿在死里逃生后，也利用自己对里戈的影响力弄到了前往卢韦谢讷（Louveciennes）的安全通行许可。左拉靠着一张普鲁士护照出城。12岁的修拉（Seurat）则和父母一道逃到枫丹白露。自公社成立以来，又有数十万巴黎人离开城市，4 到了5月中旬，巴黎开始看起来像是一座死城。古列尔玛·拉菲内克注意到“所有的商店都歇业或半歇业，少数几个看上去很疲倦的人衣着破旧……”。仍旧营业的商店也没有顾客，就连默里斯酒店（Hôtel Meurice）也关了门。卡尔·马克思在伦敦搓了搓手：“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巴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麇集的场所。”②
至少在一个基本层面，人们大规模离开巴黎对公社来说是桩变相的好事。早在4月中旬，吉布森牧师就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尽管这座城市还没有真正被围，但是供应问题已经开始变得严峻起来。乡下人并不愿意把他们的食物带到一座满是大炮、街垒遍地的城市。出于天然的审慎想法，他们倾向于将食物卖给普鲁士人……因此，食物价格正在迅速上涨。小牛肉原先售价是每磅1.4法郎，现在已是2法郎……我们的屠夫说，一周之内就会再也没有牛肉了。
截至当月月底，由于普军同意在自己控制的地段提供合作，梯也尔已经卓有成效地组织起了针对巴黎的食品封锁。埃德温·蔡尔德再一次开始贮存饼干、炼乳等应急物资。斯坦利上校给他的母亲写了一份绝无近卫军气质的供认状：“我主要是为洗一件未上色的丝绸衬衫就得支付75生丁而争吵，作为对自己的报复，我穿了它3天。”物价飞涨和食品短缺再次唤醒了人们对第一次围城的沮丧回忆，又促使成千上万的人离开巴黎，但这反过来也推延了严重的食物危机，因此，即便当5月进入灾难性的第三周时，巴黎仍然没有体验过去年冬天那样的匮乏。
随着第二次围城接近高潮，巴黎的生活在诸多次要层面还处于正常状态，这不断令依然居于此地的英美人士感到惊讶。第一次围城——或许尤其是普军的轰击——的经历令许多巴黎人陷入并不自然的冷静状态，不管是凡尔赛军的轰击还是公社的新雅各宾派恐怖都不能真正打动他们。本杰明·威尔逊在4月3日的第一轮交战期间从凡尔赛返回巴黎，他震惊地看到“劳工们平和地在开满鲜花的小块白色土地上劳作，好像对他们周遭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第一次围城期间，什么都无法让塞纳河上的垂钓者分心，即便在炮击讷伊达到顶峰的时候，就在实心弹在头顶上隆隆呼啸而过的时候，依然能看到他们平静地、一动不动地站着，手也仍旧毫不颤抖地握着鱼竿。到了4月中旬，吉布森牧师也高兴地发现了玛大肋纳教堂外面的奇观，“一个男人站在宽阔的柏油人行道当中，旁边有一群人围着他，这人在表演举重，把重物举起来扔过头顶，就像你可能会在假日的外省农村草地上看到的样子”。一个多月后，他又在评论巴黎“从没有比现在更清洁、更健康”，城里那习以为常的“酸味”已经大有改善，他将这一点归因于大批市民的离开（而非公社的任何举措）。
在这一切忧虑、痛苦和犹豫之下，依然洋溢着巴黎那种无法抑制的欢乐。早在4月初，公社就已重新开放了8家剧院，“博物馆不久将向公众开放，并且会按惯例举办一年一度的现代派画展！”，这样的消息也令吉布森牧师不由自主地兴奋大叫起来。5月6日，就在伊西堡摇摇欲坠之际，公社开放了杜伊勒里宫，举办了为伤员筹集善款的一系列音乐会中的第一场。一大批好奇的巴黎人涌入整座宫殿，他们停下来瞪大眼睛注视着前任皇帝的豪华私人浴室，对它尤为着迷。第二帝国的美人们曾在宏伟的元帅厅（Salle des Maréchaux ）里跳起华尔兹，而现在，第一位波拿巴麾下元帅的14幅等身画像已经被小心地遮盖起来。他们拼命挤过去聆听阿加尔（Agar）小姐按照惯例吟诵雨果的《惩罚集》（Châtiments ），为正在演唱时下热门歌曲的博尔达斯（Bordas）夫人欢呼鼓掌，歌曲结尾如下：
他们是暴民，
啊哈！我就是其中一个！5
这一幕的参与者主要是无产阶级听众，为了取悦他们，旧时的宴会厅餐桌上摆满了奶油蛋卷和啤酒，《伦敦新闻画刊》抱怨这些人“举止并不算很有秩序”，而斯坦利上校也以讲究的态度不以为然地提到“气味变得十分糟糕，我无法置之度外”。但对组织者而言，这一消遣大获成功，类似的做法也在14日和18日一再重复。
显而易见，最终的灾难已经越发迫近，但随着杜伊勒里音乐会的举行，一种非同寻常的兴奋感——几乎可以说是正式告别的欢庆——似乎攫住了公社的支持者。大道上再次人满为患，这一回却充斥着来自巴黎城内那些较为阴暗的地区的陌生人。他们以如此富于占有欲、如此具有破坏性的骄傲热爱着这座城市里那些并不熟悉的部分，此时几乎像是最后一次出来享受那些地方的丰饶和宏伟。春光盛极，社员们在协和广场上用鲜花祭品取代了斯特拉斯堡雕像上已经枯萎的月桂花环。对许多人来说，似乎从没有哪一个春天有这么多的鲜花。“在青翠幼嫩的草木和勃发的春季灌木中，”龚古尔以抒情方式观察到某些国民自卫军，“躺在阳光下闪耀的武器一旁，一位金发随军女酒保以她的巴黎风度给一名士兵倒了一杯。”但他也无法将目光从与这田园诗般景象混在一起、不可分割，也让人想起战争的讨厌事物上挪开：“一具尸体被吊到车上，那里有个人用双手捧住，不让脑浆从敞开的头盖骨里流出。”5月14日，星期日，龚古尔兴高采烈时就没那么多扫兴事了：“依然留在巴黎的所有人都来到了香榭丽舍大道的尽头，在第一片树木下，坐在木偶戏表演前方的孩子们发出吵吵嚷嚷的快活笑声，不时盖过了遥远的炮击声。”就在同一天，鲍威尔医生观察到：
巴黎人穿着最好的周日盛装（一般是晨礼服）出来了，饶有兴致地观赏着在里沃利路和皇家路（Rue Royale）上方竖立的庞大土垒，里面的火炮打算用来荡平协和广场入口处的部队，喷泉表演就像往日一样，水龙带被折叠了起来；而在街垒上，越发流行的是香草糖浆，是令人厌恶的《迪歇纳老爹报》，是与拿破仑、欧仁妮、梯也尔相关且配有插图的粗俗讽刺文章……在朝着土堤方向的远处，或许还能见到一只风筝高飞在空中……
下一个周日，也就是5月21日晚上，公社在杜伊勒里花园举办了1500名乐手参与的大型露天音乐会，以此展开了它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娱乐活动。“莫扎特、梅耶贝尔（Meyerbeer），”利萨加雷声称，“和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品撵走了帝国的猥亵音乐。”它再次取得了巨大成功。音乐会结束之际，一名公社军参谋军官在热烈的掌声中跳上了乐队指挥的高台，发布了简短的声明：“公民们，梯也尔先生在昨天保证要攻入巴黎。梯也尔先生没有进城，他未来也不会进城。因此，我会在下周日邀请你们来到这里，来到老地方……”
但就在同一时刻，梯也尔先生的军队开始涌入这座城市。
注 释1 大约位于特罗卡德罗和布洛涅森林的中点。
2 至于与此相关的艺术鉴赏力，蒲鲁东主义者库尔贝的审美观相当简明，他曾经宣称：“我根本没有主人，我的主人就是我自己。除了我自己，没有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画家。”
3 沃什伯恩的外交官身份让他能够几乎畅通无阻地横穿两军战线。
4 威克姆·霍夫曼估计仅仅在第一个月里就有30万人离开。
5 ‘C’est la canaille,
Eh! bien, j’en suis!’
① 高卢派是法国天主教会中的一个反对教宗控制法国教会、干涉法国政治事务的派别，越山派则是天主教会中强调教宗权威和教会权力集中的一派。
② 译文引自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三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1986年，第17卷，368—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