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进入”是中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主要经验

（二）“政府进入”是中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主要经验

当1997年中国官方媒体宣布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本应转入复苏进入适度增长期，但由于旋即遭遇东亚金融危机，出口受挫，使得过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遭受重大影响。因此，20世纪90年代末以通货紧缩为特征的经济萧条，是一次因东亚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典型的输入型危机。

面对这样一次典型的因外部金融风暴带来的输入型危机，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强力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以防范风险；二是大规模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三是同步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等诸多领域的产业化改革，以货币深化来带动国内公共物品消费的市场化增长。此外，中央政府还连续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加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

这些措施虽然社会代价极大，但有效地防止了经济下滑，相比当年政策界简单化地概括的GDP“保七争八”政策目标而言，确实有效。

1.金融系统改革——中央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顺势演化成独立于地方实体产业的垄断资本

可以说，中国人直到1992年政府放弃了票证供应体系之后，才得以在市场上完全使用纸币作交易，这标志着中国全面开始了经济货币化进程。中国人直到2002年才完成了银行业脱离对财政依附关系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这标志着中国有了独立运作的商业银行。

东亚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各国对金融安全的极度重视。中国是在国内金融部门坏账压力越来越大、金融风险濒临爆发的压力下，由中央政府于1997年11月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接着，使中国的银行系统脱颖而出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本力量的国有金融市场化改革，从1998年起全面铺开。

在1998年银行商业化改制之前，财政和金融这两个部门，都是政府控制经济的手段，也就是所谓“财政金融不分家”。从中国现代财政金融体系的演变看，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财政和金融各自扮演的角色也经历了很大的转变。

大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40年里，财政手段对于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更明显。而人民币虽然作为新中国的法定货币，但由于个人的消费都主要靠票证体系定量分配，货币用于给被分配商品的标价，并不能够在流通中独立作为支付手段使用。这也是中国在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初的消费品极度短缺时期，能够免遭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打击的制度原因所在。

据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在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深化，亦即中国经济社会的普遍货币化，始于财政甩包袱式的改革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全面推行于政府放弃票证供应的1992年。

回首中国近代金融史，在中华民国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于1937年结束的10年“黄金增长”时期，1928年到1936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曾经高达8.4%，却最后受挫于输入型的“白银危机”：西方遭遇1929—1933年大危机不得不提高银价，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400多年的银本位制崩溃。民国政府遭遇白银外流带来的通货紧缩，遂于1935年改为发行纸币。初始尚得以维持，旋即，因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和1937年发动全面侵略战争而造成物资紧张，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最终，使得美国援助于1948年停止，导致民国财政金融全面崩溃，国民党政权在人民革命战争中垮台。

如果从民国放弃白银本位推行货币化14年而亡走台湾的恶果来看当代，可以说20世纪80—90年代伴随市场化进程的经济货币化20年，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相对成功地建立了以符号化的纸币为主要交换手段的金融体系。

改革之前的1958年因前苏联对华大规模战略性援助突然中止及中国不得不启动以地方政府财政为主的投资来推动地方工业化，伴随发生了财政和金融的中央、地方分权和以地方投资为主的“大跃进”——这个“大跃进”只要放手地方政府搞经济，大规模扩张就难以遏制，直到1960年累积财政赤字占比过大，导致经济危机全面爆发！

如同1958年的地方工业化进程一样，八十年代初，随着财政体系中央向地方包干，以及银行实行对企业“拨改贷”的改革，加之政府部门利益分化，数万个地方政府控制的财政、金融体系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名、各自为政为实的新一轮粗放型扩张，这种在地方政府控制下的财政金融不分家的自主投资，成为促进中国进入以“地方工业化”为主的高增长的重要内涵。

就在中央政府放权让利、使财政金融地方化以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迅速步入产业过剩阶段，让人感到始料不及。尤其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随着投机性资本市场的加速放开，中国人似乎刚刚摆脱资本极度稀缺的梦魔没多久，耳畔犹然回响着政府争出口、争创汇的政治口号式动员的时候，便步入了相对的产业资本过剩阶段！

专栏16 中国近现代金融资本的形成与扩张

不论中外，财政危机似乎每每成为金融制度创新的契机，但中国近现代金融发展道路与西方并不相同。虽然中国宋、明以来通过海外贸易吸纳了大量西方贵金属来缓解货币短缺，但并未形成与国家信用结合的金融资本，其要因在于中国国家形成和资本形成时期不一致导致的二者力量格局与西方有本质区别，民间私人资本一直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并被国家政权所依赖的对象。相反，因为国家早熟于金融资本，所以当帝制解体、中国晚清以后被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中国的产业资本积累和扩张更容易成为官僚资本和国家资本。这一进程中的官僚资本主体，和民间金融相比，更容易演变为具有垄断地位的国家金融。这在主要依赖美援支撑本国财政金融体制的蒋介石政府期间第一次达到高峰。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金融开始了更彻底的集中和垄断的进程。再往后，中国银行业全面学习西方金融制度，并与国家机器直接结合而融入世界金融体系，加入全球金融资本主导的竞争。 由国家资本、官僚资本而不是民间资本作为主导力量推动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历史必然性。

资料来源：引自课题组成员刘海英的博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

八十年代实行“放权让利”改革导致了此后的财政、金融体系的分权化改革和各自为政的地方工业化扩张，但人们很少提及改革造成的一个最大的外部性问题——中央政府因必须维护集中体制而不得不承担地方和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引资造成的债务责任，而这种分权改革中的责权利分野，必然使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加复杂化。

可见，金融改革，兹事体大，其实质在于牵涉国家的政治体制。

对中央政府而言，财政赤字会直接或变相地向银行透支——尽管1993年起中央宣布财政赤字不能再向央行透支，但在财政赤字压力下，中央银行印发货币来购买国债，不外乎还是在左右口袋之间的互相融通，势必形成或温和或猛烈的通货膨胀。由于中国财政金融在体制性质上仍然算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另类，因此，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政府经济体制仍然是“财政金融不能分家”，只要不发生颠覆性政治危机、政府不垮塌，则国有银行还是不必按照西方市场化私人金融的制度来充实自有资本——不仅银行系统的呆坏账都是中央政府直接用国库的外汇储备来冲抵和填补，就连整个银行系统出现的严重贷差，最终也是用国家信用作担保并以增发货币作为最后的支付手段来抹平的。

而且，由于分权改革最初始于中央对地方的甩包袱，所以最终地方的财政赤字和金融赤字还是全部由名义上集权的中央政府来承担了。

于是，这个特殊体制就造成政府公司化的垄断经济条件下的另一方面——责权利不可能统一的政府金融资本高速度扩张！

对地方政府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财政体制改革实为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以后，金融体系逐渐成为公司化的地方政府推动下的地方资源资本化积累和扩张的一个主要工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多层次银行体系及金融机构。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确立后，在地方政府控制资金的驱使下，各种地方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蓬勃兴起。例如，成立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和海南发展银行是为了鼓励沿海省份和特区经济发展，成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是为推动浦东经济发展，华夏银行则是首钢综合改革试点的结果。各种信托公司也成为地方获取资金的渠道，通过它们，地方和部门通常能达到避免政策干预，绕开信贷规模控制的目的。

经济学家樊纲说：“地方政府控制金融资源即资金的冲动和行动，结果造成了地方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的实际隶属。”政府权力正是通过这一渠道达到与市场的结合。各地银行之长期贷差，如同提款机般不断地充实着地方的实体经济实力。越是敢于利用这种体制的外部性来创造高负债的地方和企业，经济增长越快！我们可以任意抽取20世纪80—90年代那些被不同意识形态包装的“好典型”作案例分析，儿乎都会找到类似的原因。这可以看作是1979年以来内在地具有自上而下“甩包袱”特征的中央与地方财政、金融分权改革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1984年“分级承包”和1994年“分税制”所带来的制度收益。

然而，由于各种“好典型”的意识形态化包装都具有“政治正确”，遂使人们很少意识到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承担主体的非一致性——这种改革的成败，客观上不仅在于制度收益被哪些既得利益集团获取，而更在于制度成本如何被获益的利益集团成功地转嫁出去。

倘若有人愿意据此客观分析中国官场上下错位、调控失据的乱象，则即刻会有云开雾散之感。从人们都能轻易找到的资料上看，当年最大的一块制度成本，是最终由中央政府埋单的银行坏账——在1992年开始的投机经济的泡沫化和1993—1996年各地“以地生财”甚至违规的“圈地热”中所形成的大量烂尾楼，在紧缩性的调控政策下随即都变成了银行系统内的坏账呆账。而各地的“好典型”要么升官要么暴富，最终结果不过是甩下的烂账由中央政府承担，再以各种改革为名把代价转嫁给社会而已。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长期理不顺的矛盾下，一方面，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下的地方金融体系参与地方产业资本原始积累及其粗放扩张，与地方产业资本往往同进不同退，投资形成沉淀使成本难以回收，导致呆坏账越滚越多，确实无法指望地方金融部门自我消解；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金融系统存差的大幅度增多，银行能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逐渐取代财政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分配资源的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由此，地方银行体系庞大的呆坏账客观上成为金融部门难以转嫁出去的制度成本，反过来倒逼中央政府在九十年代中期全面地实行了财政甩包袱的分税制改革之后，进一步推行金融甩包袱式的银行商业化改革。

1995年，《商业银行法》出台，将国有专业银行正式命名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银行以“商业化”为名剥离呆坏账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7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成为甩掉制度风险的契机（从个别牧人大喊“狼来了”到所有人都看见“狼”真的来了）——促成中国金融改革全面铺开的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使中国政府深刻认识到银行大量不良贷款的巨大隐患，于是年11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

专栏17 海南发展银行随房地产市场崩盘而长期“关闭”

海南发展银行于1994年12月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筹建，1995年8月18日开业，简称海发行，注册资本16.77亿元人民币，是海南省唯一一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海南省海口市，由省政府控股，有包括中国北方工业总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等在内的43个股东。银行以并5家信托投资公司，并向中国大陆募集股本的方式设立。曾于1996年在广州和1998年5月在深圳设立过两家分行。海发行于1998年6月21日被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关闭。 据1997年的《海南年鉴》记载，海发行起初经营情况不错，收息率为90%，没有呆滞贷款，与境外36家银行及其403家分支行建立了代理关系，外汇资产规模达1.7亿美元。但实际上合并后成立的海南发展银行，大量进行违法违规经营。其中最严重的是向股东发放大量无合法担保的贷款，成为股东抽逃资本金的重要手段。有关资料显示，银行成立时的16.77亿股本，在筹建阶段就已经以股东贷款的名义流回股东手里。该银行是在1995年8月18日正式开业的。但仅在1995年5月至9月间，就已发放贷款10.60亿元，其中股东贷款9.2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86.71%，绝大部分属于无合法担保的贷款，实际上是用来归还临时拆借的入股资金（发生在其资本金到账后1个月内，入股单位“刚拿来，又带走；拿来多少，带走多少”）。 1997年之前海南省被设立为经济特区，经济快速发展，房地产业大规模扩张，同时伴生了许多金融机构。海南人曾骄傲地说，海口的银行密度在全国最大，银行的数量多过了米铺。因此也使银行业陷入恶性竞争。海发行未兼并托管城市信用社之前，各信用社无一例外地高息揽储，有的年利率高达25%。直接造成多数城市信用社高进低出，食储不化的恶性循环。但却没有得到政府有效监控。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房地产业泡沫开始崩溃。各个信用社出现了大量的不良资产。 1997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关闭海南省5家坏账损失总额已达26亿元、实质破产的信用社。因海南发展银行成立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挽救一些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因此其债权债务关系由海发行托管，其余29家海南省境内的信用社，有28家被并入海发行。虽然使海发行账面上实力增强——股本金增长为106亿元，存款余额为40亿元，债务为50亿元。但由于这些信用社大多是不良资产，海发行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且兼并后的员工人数剧增为3000多人，是原来的数倍。最终使得海发行走向末路。 海发行兼并信用社后的一件事就是宣布：只保证给付原信用社储户本金及合法的利息。因此，许多在原信用社可以收取20%以上利息的储户在兼并后只能收取7%的利息。1998年春节过后，不少定期存款到期的客户开始将本金及利息取出，转存其他银行。随后海发行各营业网点发生了大规模挤兑。此时，海发行的其他业务已经基本无法正常进行，虽然国家曾紧急调拨了34亿人民币来抵御这场危机，但那只是杯水车薪。同时，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海发行账内不少的贷款也难以收回。有的营业部为了减少储户挤兑同时吸引存款，又开出了18%的存款利率，但此时已没有人再把存款存入海发行。海发行想以岛外的力量帮助恢复，于1998年5月在深圳设立分行，然而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1998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公告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指定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南发展银行的债权债务，对其境外债务和境内居民储蓄存款本金及合法利息保证支付，其余债务待组织清算后偿付。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40亿元人民币的再贷款。自然人存款，即居民储蓄一律由工行兑付，而法人债权则要进行登记，将海南发展银行全部资产负债清算完毕以后按折扣率进行兑付。6月30日，在原海南发展银行各网点开始了存款兑付业务。由于公众对工行的信任，大部分储户只是把存款转存工行，并没有造成大量挤兑。此后，海南金融持续弱化，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贷款审查等业务活动更加审慎。 海南发展银行关闭的时候虽然符合破产的条件，但是由于国家有关规定，并没有称其为破产，之后的清算工作也与一般破产清算有所不同。由于无法处理好对公存款等历史遗留问题，海发行一直处于“死而不灭”的状态，既不清盘也不破产。海发行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第一家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关闭的银行，也是迄今（2011年）为止唯一的由于支付危机而关闭的银行（另有原汕头市商业银行因管理不善而停业整顿长达10年之久，后重组为广东华兴银行，并于2011年9月8日正式开业）。 海南省也由此成为中国大陆唯一一个没有地方性商业银行、没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原来的一家信用合作社于2002年进入停业整顿）的省份。2000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提出重建海发行。2003年底海发行的重组方案提交给中国人民银行。该方案允许外资参股，对原海发行的债权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股东将采取债转股的形式，将债务转为股权。但是到目前为止，海发行仍未能重新组建，协管组、托管组、清算组仍在运转着。

资料来源：根据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194469.html）“海南发展银行”内容编辑而成。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向各省提供200亿人民币再贷款，对民间资本为主的信托投资公司和县以下基层面广量大的城市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严格的清理整顿，切断了这些地方性机构对国有金融体系的牵绊。

然而，国有银行商业化的改革由于牵涉到的领域相当复杂，也确实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情况。金融改革当年最具典型意义并且引起很多讨论的案例，是中央政府试图采取与“粮食金融”紧密结合的统筹改革的方式，让社会为粮食系统及其占压的资金成本埋单，但却未能奏效。

专栏18 配合农业银行改制的“粮改”

为了使国有银行中坏账率最高的中国农业银行摆脱负担，中央推出粮食购销直接与农业金融挂钩的改革，明确了“四分开一完善”（即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粮食财务挂账分开和完善粮食价格机制）的改革原则。国务院办公厅发出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和价格管理工作的补充通知，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重点是坚决贯彻敞开收购、顺价销售、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提高市场竞争力。核心是三项政策以官方对全国粮食实行统购的传统方式保住银行资金在这种“顺价”体系内“封闭运行”以及国有粮食部门销售粮食给社会的“顺价”中，包括粮食部门的流通成本和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 这个改革政策设计在理论逻辑上正确。只是，政府面对分散农民和已经完成市场化（包括大部分基层门店私有化）改制的各地粮食部门执行体系的交易成本太高！最终不仅失败，并且连带更多地增加了财政补贴和金融挂账。这个结局，恰与那时有关领导对各级部门的执行者道德败坏的痛斥互相映衬。

资料来源：课题组搜集资料整理归纳。

另一方面，中央财政给国有四大行注资2700亿元以补充其资本金，同期成立四大资产公司为四大行（另有国开行）剥离了1.3万亿元的不良资产，最终用中央财政将其从坏账亏损的泥沼中拉出来并“冲洗”干净。

如果算上央行和财政部对国有银行股改提供的财务支持，1998年以来国家为国有银行改革投入累计达2.9万亿元。总体计算，1998—2005年，为了达到金融稳定，国家累计投入了大约3.24万亿元的资金来支持金融企业的改革和化解金融风险。而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仅为2.63万亿元。此后，对于四大国有银行上市，国家还有更多的后续投入。

对此，的确没有任何人指出中国金融系统的综合债务相对国家财政的比重超过了120%。

因为，如果纯粹从理论上看这个过程，相当于一种制度变迁内含的交易：中央利用在国债和货币领域专有的国家经济主权，在维护地方分权改革的交易中支付了部分制度变迁成本——替地方分担了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中累积的能以资金计量的那部分代价，同时也得到了制度收益中央政府占有货币化收益的金融资本，顺势演变成异化于地方产业资本的中央政府垄断性控制的超大型金融资本集团。

到2002年，垄断性质的国家金融资本终于从地方政府与产业资本同床异梦的厮磨和羁绊中挣扎而出，获得相对“独立”的主导并分享各地“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地位，从而拉开了中国“金融深化”的大幕，这当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中央政府掌握的金融资本成为能够加入全球资本化竞争的资本力量，旋即参与国际资本市场运作，这亦符合核心国家引领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导向；另一方面，也使得地方政府的资金获取能力弱化，产业利润愈益摊薄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同时，随着县以下金融机构的大规模撤并，国有垄断金融也基本撤出了了交易费用畸高且没有流动性的小农经济的农业和农村中分散化的非农产业。

这个中国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的制度变迁，恰恰完成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2002年。随之而来的，就是地方政府为获取金融资本投资而推进的以“以地套现”为内涵的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圈地运动。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制度成本转嫁”的认识不可能是先验的。只是在这种制度交易造成的代价越来越多地转化为社会上大规模爆发的对抗性冲突及直接威胁政治稳定之后，才有中央政府以主要出资人身份要求金融机构执行国家意志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出台。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国务院将“以服务三农为宗旨”这一内涵赋予给了2008年作为四大国有行中最后一家股改上市的农业银行这也是中国农业金融机构数量与覆盖农户信用需求的比例在发展中国家最高的重要原因。

2.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国内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1998年中央政府先后发出了3号文件、12号文件，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关的具体措施。这样做，实际上已经把1993年以来的适度抑制需求扩张的政策基调，转变到积极扩大需求的方向上来。

1998年3月初，新政府换届之际就提出放松银行投资的“积极的金融政策”。但由于已经开始推进各地银行脱离地方政府干预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各地县级支行已经向省级银行上交金融权力，县本级只有2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批准的权力。因此，各地难以按照新一届政府指令大幅度增加银行投资。

于是，从1998年夏季开始，中央政府连续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截至2000年的3年中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这些国债的投向主要是用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从经济实际运行来看，1998年这次政府为主的投资，对最终需求增长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1998年投资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19.5%，城乡集体投资下降3.5%，城乡个人投资增长6.1%。国有单位投资中，投资规模最大的是基本建设投资，占56%，在政府对基础设施等重大建设项目的投资的推动作用下，增长率达到20%；其他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占21%，增长率为13.9%；房地产开发投资占17%，增长率为12.6%。因此，1998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政府投资推动的。综合其他分析可以认为，1998年是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扩大需求，防止经济增长率继续回落的一年。

不仅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当年，中国经济就比较成功地应对了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在1998—2000年的3年相对萧条时期，国民经济都维持了“七上八下”的增长速度，而且政府投资还极大改善了基本建设长期投资不足的制约局面。例如，1998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的建成，拉开了高速公路修建的高潮。到2003年政府换届时，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3.“政府进入”成为中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基本经验

中国有句俗话“不幸之中的大幸”，正好可以形容1997—1998年中国第一次遭遇东亚金融危机连带发生的输入型经济危机！客观地看1998年，甚至还应该因政府从此直接大规模使用国债投资“化危为机”而载入史册。此后，中国在连续12年里增加国债发行，带动投资约10万亿。在这期间，一系列调整区域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国家重大战略也陆续出台。

中国因幅员辽阔、经济地理呈三级台阶分布，以及市场选择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贫富差别不断拉大，曾经广为世人诉病；而在国内生产过剩却又遭遇外需下降的危机压力下，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正好成为政府名正言顺地增加投资的主要领域！

例如，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造林种草改善生态环境的国债项目，极大改变了干旱草原和山区林业长期投资不足造成的生态破坏的困境；2001年提出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江泽民主席特别强调“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开采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也有效化解了老工业城市的棚户区和贫民窟等社会乱象；就在新一届政府到位的2003年，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2005年又提出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名的连续增加农村基本建设投入的重大战略。

这种政府直接介入经济、通过追加国债投资拉动实体经济和同期大规模增发货币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可以被认为是政府重新“进入”！并且，在有效应对1997年那次输入型危机以后，“政府进入”成为抗御以外部输入因素为主的经济危机的基本经验。

尤为值得重视的是，这些政府直接投资化解“市场失灵”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并没有因中共和政府的换届而改变，反而从1998年起—直延续了12年。国债带动的投资总规模在1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加上省级以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资，中国各级政府总计增加了大约20万亿投资。大规模增加投资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基本建设长期投入不足的状况，而且已经客观上成为中国以不变应万变地保住21世纪第一个10年长期高增长的主要手段。

不过，任何积极措施都有消极影响及不同利益集团的舆论反映。在政府国债项目带动全国各地总计20万亿投资促进城乡统筹和减少区域差别的同时，一方面出现了国债项目主要交由国企执行而客观上造成的“国进民退”，遂在国内外引发“政府干预过多导致中国私有化改革倒退”的舆论声浪；另一方面也造成以更多投资制造更大生产过剩的“粗放增长”惯性，并且因实际上是在“用未来更大的过剩掩盖当前的过剩”而累积着更大的风险！一旦某个突发的不可抗因素（例如能源运输通道被恶性事件人为破坏）阻断这种“高投资＋高消耗＋高对外依存度”的经济过程，整个国民经济将会随之陷入混乱。

对于客观上出现的所谓“国进民退”鉴于欧美主流在遭遇2008—2011年金融海啸之后的危机阶段时也都纷纷采取了国有化手段，这至少对唯洋是举的国内舆论界起到了签底抽薪的作用。而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过高则无可奈何，因为近几十年的硬条件的确不足以缓解困境。疾驰在投资拉动增长这条单行道上的中国人，只能在每天祈祷世界和平的同时以众所周知的向美国作“双重输出”的方式“赎买发展权”借重美国及其盟国在有效控制全球资源市场和运输通道的硬件条件下构建的所谓的“国际秩序”。

诚然，中国政府的某些维护战略安全的措施相对有效。例如，2003年以来实行对粮食直接补贴、2004年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积极措施使粮食连续9年增产，到2011年总产量突破5500亿公斤。期间，虽然中国还在2008年被国际组织列入金融危机带动国际粮食价格高企而受到影响的37个“饥饿国家”之列，但37个国家中唯独中国没有饥饿。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有些措施却未必有效。例如，2005年国家在石油储备仅能够维持几周的压力下开始加强能源安全的战略储备，发改委首批选定了浙江镇海、岱山、山东黄岛和辽宁大连这四个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的措施，仅有杯水车薪的作用。中国受别于能源和原材料进口比重过高的困境越来越险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