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表现特点

如果把主流意识形态给定的1978年作为改革的起点，那么，就在改革起步的1979—1981年，中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

在1978—1979年的投资高潮之后，随着政府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中国进入严重的经济萧条阶段。考虑到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往往将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经济是否出现危机的指标，那么据此来看当时的情况，不仅经济增长速度从1978年的11.7%下降到1981年的5.2%，而且，以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主要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持续性下降，从1978年的22%下降到1979年的4.58%，1980年为6.65%，到1981年则出现负增长，为—10.51%。

此次经济危机，主要缘于中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的巨大的财政赤字压力。巨额财政赤字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投资过度累积下来的财政赤字；二是1978年以后处于过渡期的政府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福利和补贴支出增长过快。具体过程是：七十年代初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确立的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的“四三方案”目的在于通过大规模地引进发达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和服务，来调整国内“军重偏斜”的工业结构。统计表明，我国从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用延期付款和利用中国银行外汇存款等方式，大规模引进的机械设备价值高达42.4亿美元。但这也直接成为1974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元的主要原因。

就在与引进外资的“四三方案”相结合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留下的累积财政赤字还没有来得及扭转的情况下，1976—1978年中国的新任领导人华国锋及其领导班子试图进一步加大从西方引进外资的规模。在缺乏项目可行性论证和国内配套能力研究的条件下，提出引进82亿美元的方案（若与“四三方案”接续则可称之为“八二方案”）。执行中，仅1978年一年，就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型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并且还有50亿美元的意向没有签订完成，而197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才不过1132亿元。跟市场化体制下的经济运行不同的是，改革刚刚开始时，中国仍然是政府集中投资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体制，政府是最大的投资主体和行为人。因此，政府投资过度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财政支出形成巨大的压力。而且，在各地方、各部门发展张力的驱动下，这种投资过热往往具有惯性。

尽管中央政府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1979年提出“调整、整顿、改革、提高”的口号，具体方案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压缩投资，但投资规模在1979—1980年并没有真正压下来。

1977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到20世纪末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实现自动化，交通运输大量高速化，主要产品生产工艺现代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华国锋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1978—1985年，在燃料、动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和铁路、港口等方面，新建和续建120个左右大型项目，其中包括30个大电站，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10大钢铁基地和9大有色金属基地。1978年7月，国务院务虚会进一步提出大跃进，要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仅1978年，就和国外签订了22个大型的引进项目，加上有签订意向的引进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配套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 在22个成套引进项目中，约成交额的一半是在1978年12月20日到年底的10天抢签的。不少项目属于计划外工程。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1978年，全国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为668.72亿元，比上年增长21.9%。其中，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500.99亿元，比上年增长31.1%。这一年用于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达273.16亿元，比上年增长55.8%。1978年底，以工业为主的全民所有制在建项目为65000个，总投资需3700亿元。1978年国家从境外进口钢材830.5万吨，比1977年钢材进口增长65%，进口钢材已相当于当年国内产量的37.6%，但是仍然供不应求。 由于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市场商品可供量与购买力的差额，1978年高达100多亿元。 1979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国家计委对原定的1979年计划作了重大修改，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从原计划增长10%—12%调整为8%。实际上，1979年工业总产值达到4681亿元，比上年增长8.8%，1980年为5154亿元，比上年增长9.3%。1979年停建、缓建大中型项目295个；1980年又减少大中型项目283个。 1979—1980年调整是有成效的，但并没有解决这次调整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即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还没有切实地压下来。1979年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调整后的计划为360亿元，比上年减少了36亿元；执行结果，达到395亿元，实际上比1978年只减少1亿元。1980年国家预算内的投资计划安排241亿元，实际完成281亿元，比上年压缩了28.9%，但是，预算外地方、部门、企业各类自筹投资比上年增长56.2%。这样，全年预算内外实际完成的投资总额达539亿元，比1979年又增加了7.8%，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到1980年的30年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年。其中用于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包括预算外的）仍然高达292.04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工业投资水平，比1979年还增长了10.28亿元。

资料来源：汪海波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12月笫l版，第498—500、506—507、510—511页。

本来，在内向型原始积累之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高投资意味着社会财富高强度的集中和积累，但从实际情况看，1979—1982年中国社会积累率却是大幅下降的。这个时期各种补贴和福利开支增长过快，也是导致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这在当时的政策界也是有共识的。其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1978年的工业化原始积累，主要靠长期过度提取全社会剩余来进行，致使社会全体劳动者——不论城乡——生活长期维持在基本生存水平线上下。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新一任政府就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政策导向：在城市，对国营企业增加补贴、给职工发放奖金、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增加职工就业等；在农村，则有农产品提价、贫困地区免税、支农投资提高等“休养生息”措施。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还可以认为，这些政策也都有第一、二代领导权交接的过渡期中为维持基本稳定，通过降低全社会积累率来换取全社会最大多数支持的政治考虑。国务院1978年5月决定，经过整顿，领导班子强、供产销正常、各种管理制度健全、定额和统计工作搞得比较好的企业，可以试行奖励制度和有限制的计件工资制，奖金总额的提取比例，一般不超过该企业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10%。

根据1980年政府工作报告，1979年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农民增加收入108亿元；由于减免农业和社队企业税收，减轻农民负担20亿元。1979年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每人平均达到83.4元，比1978年增加了9.4元，而1965年到1976年11年中，农民每人平均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总共只增加了10.5元。1979年全国在城镇安置了903万人就业，开始提升40%职工的工资级别，调整了部分地区的工资类别，发给了职工副食品价格补贴，企业普遍实行了奖励制度。1979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全年工资总额（包括奖金在内）比上年增加60亿元；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达到705元，比上年增加61元。1979年新建职工住宅6256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66%，是建国以来新建职工住宅最多的一年。1980年上半年职工住宅施工面积7371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又有所增长。 根据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1979—1981年，国家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轻部分地区的农村税收负担，共计减少财政收入520亿元；因城镇安排2000多万人就业，加上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增加财政开支和减少财政收入共405亿元。这两部分共计减收增支925亿元，比原来设想的600亿元多出54%。此外，国家用于农用柴油、农业用电、农机、化肥、民用煤以及外贸进口的粮食、棉花、糖等的价格补贴共234亿元。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63.5%上升到1981年的70%左右；积累所占的比重，相应地由36.5%降到30%左右。 1982年政府工作报告作了更详细的说明：从1979年到1981年，国家用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支出442亿元，用于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金制度的支出300亿元，用于安排城镇2600万人就业的支出105亿元，用于增加城镇职工住宅的支出152亿元，加上减免农村税收、增加进口商品价格补贴等方面的支出，共达1400多亿元。 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1978—1982年5年间的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情况作出了如下总结：1982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达到270元，比1978年增加一倍。5年中，农村新建住宅22亿平方米，有几千万农户搬进了新居。在城镇，5年安排3800多万人就业，加上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职工生活也得到明显的改善。1982年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50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8年增长38.3%。5年中国家用于城市职工住宅的投资共计480亿元，新建住宅3.5亿平方米，相当于1977年前19年新建住宅面积的总和。

资料来源：1980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1980年、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1982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六五计划”的说明》；1983年政府工作报告。

综合以上两方面来看，1979—1981年的财政危机原因可总结为：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条件下，当时的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加大投资来强化工业化建设，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两者都利于构建新政权的合法性（前者诉诸民族自强，后者则带有“赎买”的政策色彩）。而这两条战线的同时大手笔出击，恰恰又是互相矛盾的：一个社会在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既是高积累的，又是高消费的。任何体制下依靠财政赤字透支政府信用，都会最终造成财政严重地入不敷出。

如实来看，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在新中国前30年中一直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如影随形。到了1979—1981年，正是第一代领导核心辞世之后第二代领导人开始执掌政权的初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领导集体对于化解危机办法的选择，也暗合当时的政坛变化——表面看是出于福利支出的刚性，内在的原因则是将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往往需要特殊的条件和历史背景。

据198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称，“1979年以来，国家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各种支出大大增加，尽管步子走得快了一点，但总的说是做得对的。与此同时，国家预算内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减得很不够，行政费用还继续增加，这就使各项开支的总和超过了财政收入。1979、1980年两年，连续出现很大的财政赤字，货币投放量过多，物价上涨。”根据这份报告，1979年财政赤字为170亿元，1980年为127亿元。

但在随后的政策文件表述中，“投资过度”却承担了财政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主要责任”。

客观来看，新的政府无论强调投资还是消费，新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完成的政权更迭，总归是以一场经济上的危机为代价的。并且，这场危机与经济改革也是构成因果关系的。

对于巨额财政赤字可能导致的后果，当时的政府显然是清楚的。“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1981年还会有一百几十亿元的赤字，那么，几年来人民生活所得到的改善必将丧失，比例失调的状况将进一步加剧，国家经济生活将发生严重混乱，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 而政府从1980年冬季以来为了降低赤字而加大整顿力度的行动也是坚决的。1981年财政赤字降到25亿元，比上年减少了100多亿元；1979—1981年财政收入连续3年下降，1981年比1978年减少100多亿元，而1981年财政支出水平约比1979年减少25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靠压缩国有单位和部门的基建项目实现的。

资料来源：1981、1982、1983年政府工作报告。

历次经济危机都与社会高失业率相伴，何况此次还伴随着1978年开始的大量知青返城导致的城市就业压力猛增。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其主要精神是：虽然还要坚持上山下乡，但这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搞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可以不再动员下乡；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等。这次知青工作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标志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1977年尚有171.6万知青下乡，到1978年锐减到48.09万人，1979年

再减少至24.77万人，且主要是到城镇郊区的知青农场和知青工厂。进入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地区已经不再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以云南省知青问题的解决为契机，各地留在农村、农场的知青，绝大部分也通过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等多种途径回到所在城市。据统计，1978年调离农村的知青达到255万人，1979年调离农村的有395万人。大批知青回城，随即转化为城镇就业问题，加上原有待业的劳动力和新成长的劳动力，1979年城镇积累的待业人员总数达到1500万人的高峰。但这只是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当时有不同资料表明1980—1982年的城市无业人口总数高达数千万，其中最极端的数字是4000万。不过，即使确有4000万城市无业人员，若与1960—1962年城镇就业人数减少8000多万相比，还不算最严重。诚然，由于不可能再如以往那样向农村输送劳动力，1980年底随经济危机爆发而产生的大规模无业或失业人口滞留城市，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社会犯罪率直逼1950年刚建国时的水平。

为应对恶化的城市社会治安状况，继1979年冬天召开全国城市治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法委于1981年5月在北京召开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两个严打”运动。

1983年北京严打刑事犯罪公判大会

来源：新华社记者顾德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