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二战期间或战后发生解殖运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般都致力于参照其原来“宗主国”（后来被称为“发达国家”）的模式实现工业化；但在他们中间，仅有少数得益于战后形成的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地缘战略重构的政治因素，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道路都随着其原宗主国或明或暗、或优或劣的引导而跌入“发展陷阱”。

如果人们愿意对战后兴起的发展主义做“去意识形态化”的解读而只看其客观经验过程的话，那么，在原住民人口超过1亿以上的发展中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并顺势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产业扩张”和“结构调整”阶段；从近年来的发展看，则可认为是进入工业化后期，在国内产业资本过剩的客观推动作用下，向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的新阶段跃升的过程。

中国在纳入金融资本的全球竞争之前的那个一般性的工业化过程，可以按照产业资本的发展规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原始积累、产业扩张、结构调整，在经济指标上则表现为新中国60多年平均达到8%以上的高增长速度。

但，如果有条件对当年的场景进行简单地还原，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在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世界体系当中，新中国的工业化初期，其原始积累始于外资，旋即中辍，继而在外部资本趋零条件下维持工业化的过程可调举步维艰——一方面要在国内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和外部地缘环境紧张的“双重紧张”约束下，内向地实现资本的集聚和积累；另一方面又要在反对冷战封锁和后冷战控制中外向地谋求与外界的资本、技术乃至市场合作的机会。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是在几乎不具备工业化内外部条件的情况下进入工业化的。

对于中国来说，除了以上人所共知的条件的硬约束之外，在进入工业化之初，还面对两个非常窘迫的基本制度方面的矛盾：

其一是农民高度分散。中国人通过三次土地革命奠定了国家政治建设的基础，同时也造成1950年在总人口中占比88%的5亿农民回归到对立于工业化逻辑的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局面。全国高达1亿的高度分散的、种养兼业的“粮猪小农”，与因工业化原始积累必须成规模地占有农业剩余的国家之间，势必存在过高的交易费用而无法交易！

其二是资本绝对稀缺。中国在相对被动的、资本绝对稀缺的条件下只有靠“对外开放”吸引国外资本，才能推进国家工业化；并且，只有按照国外资本的制度要求改造本国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才能运转外资经济。而这，对于通过百年浴血奋斗才重新获得主权的中国人而言，无疑要支付更大的制度成本。

与那些主要靠对外殖民化扩张完成原始积累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在这两个相对于制度而言绕不开的基本矛盾制约下，由经济和政治的内在互动导致的危机，不仅势必发生，而且频度要高得多。

中国人历经百年内乱外侮，深知必须沿着西方列强的工业化之路建设本国工业才能维护主权独立，同时也深知自身条件严重不足，遂在1947年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和在1950年颁布相当于宪法的«共同纲领»的时候，都明确了渐进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方针。其内涵，无外乎是在城市促进私人工商业，和在农村发展中农经济、保留富农经济，以此构建城乡轻纺产品与农产品的市场交换，逐步为构建大工业形成资本积累奠定基础。当年毛泽东不仅刻意强调反对“民粹主义”或农民社会主义，而且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完成工业化、形成社会化大生产之后，才能跟全国人民商量，并在得到同意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这些在当年就完全符合一般后发国家发展主义经济规律的思想，及明确要发展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此，很多年轻人想当然地以为，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的改变，在于领导人犯了所谓“左倾”错误。诚然，如果看过本书关于8次经济危机的分析而仍然坚持这种想当然的演绎，那，只能怨本书没有对客观情况予以更清楚地表述了。

本书在广泛收集、分析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应该说遭遇了9次经济危机。但本书之所以确定为8次，乃基于以下的考虑：

其一，1949-1950年建国初期的那一次高通胀危机，应该属于民国政府在遭遇西方1929-1933年大危机，不得不于1935年全面实行纸币改革后所引发的长期通胀危机的延续，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进入当代工业化这个历史阶段之后所发生的6次内生性周期危机及纳入全球化之后所发生的2次外生性危机，并无直接关系。

其二，1958年以后发生的8次周期性危机之峰谷交替，可归因于不同政治家先后四次引入“外资”，造成外债和赤字压力。本书概述这种经济周期的现象和规律，其实也只不过归纳了后发国家工业化的一般进程。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史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描述，只不过是本书作者自1988年提出“危机论”以来长达20余年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并无新意。

事实上，所有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连续的、平稳的，周期性经济波动本来就是符合工业化一般经验和经典理论规律的历史过程，即使在那些靠剥夺殖民地成功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中也不例外。

本书所追求的，谨在于通过更多地证伪那些意识形态话语而逐步体现我们的理论创新——“成本转嫁论”之一般性——城市工业化的危机代价对乡村转移，是在城市实现“软着陆”的条件。

为了更为全面地阐释这个在“批判政策学领域”推出的理论创新，本书在借鉴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和埃及学者阿明的“依附理论”的基础上，打破理论界的派别分野和门户之见，使用政治经济学构建分析框架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作辅助分析工具，试图让“成本转嫁论”成为解构当代中国经济史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理论工具。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理论”的主要分析对象，是兴起于16世纪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modern capitalist world system），其中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经济（capitalist worlde economy）、国际体系（inter-states system）和地缘文化（Geo-culture）。他认为，自人类迈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后，几乎所有民族都渐次被核心国家整合到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来，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半边缘和边缘区域的剩余不均等地往核心区域输送，这一过程中核心国家地位不断强化，边缘国家地位不断弱化。

虽然沃勒斯坦的理论不是建之于中国经验之上，但若以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的“核心——边缘——半边缘”的非均衡结构来作进一步深化的分析，可认识到这种结构已经恶化为“双输”博奔：像中国这样的边续国家和半边线国家（亦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不成比例地以各种方式向核心国家作双重输送——既输送实物产品，形成对西方的贸易顺差来推动其货币增发，又反过来以不断累积的贸易盈余购买西方政府增发的国债，输送其贸易盈余回到西方资本市场来促使金融资本愈益泡沫化。

据此，2008年资本主义核心区的金融海啸所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本质上符合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一般历史规律。

但是，如果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多打几个问号的话，就不禁要问：中国（或欠发达地区）“以什么身份”融入了“谁”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以伦敦—纽约为轴心的“盎格鲁一美利坚”金融帝国也许会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成功地把刚刚解体的苏联、东欧和正在发展的中国纳入了西方货币体系。诚然，世界上任何实体经济（physical economy）的被纳入，都客观地给这个已经病入膏肓的体系注入了新鲜血液。

本书所引述的“依附理论”（dependence theory）中的“去依附”观点，则是萨米尔·阿明在提出第三世界依附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遭遇外部投资中辍后仍然自力更生、成功发展工业化的经验作出的观点提炼。虽然阿明对中国经验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那主要是在中国自主推进工业化的阶段。如果考虑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国内愈益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本是一柄高悬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则中国这种“融入”无论怎么被意识形态化地包装，其本质上仍然是在构建了“再依附”关系之后剩余向外输送的过程。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前的发展，不管是沃勒斯坦和“依附理论”的提出者萨米尔·阿明，还是任何愿意自觉地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研究者都会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一外围”结构是“统治一依附”结构，外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仅仅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供应者，本国的工业化严重依附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外围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又因发达国家的关税壁垒和国内保守势力的阻挠而难有成效，以致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制于人。

诚然，中国只是在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继而加入产业资本扩张竞争的游戏之后，顺势进入了全球资本化的大潮之中，整个过程虽然痛苦，但却并不特殊。人们需要平和地理解：在全世界政治家都不得不以经济增长来表现权力合法性的庸俗政治压力下，当代中国60年的这一客观过程，也几乎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