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本书正文之前，需要把握几个基本概念及其内在规律作为理解书中材料和数据的工具：
概念一 ：资本与政府人类在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制造出来的两个最为“异己的产品”——代价高昂且反制人类自身的——在经济基础方面是资本，上层建筑方面是政府。不同名义的政府之服务于资本，只是这个阶段上层建筑派生于并服从于经济基础的一般内涵。相对这种一般性而言的特殊性，则是直接由政府权力占有或垄断掌控的资本被称为国家资本，且因其内在地结合于政府而客观上形成“政府公司化”，并势必导致“权力资本化”。
本书揭示的这第一个规律，地球人本该都知道。当代精英们之所以仍作困惑状，似乎不在于对这种客观规律承认与否，而更在于如何把握规律来进行自我约束。
概念二：城市化与危机周期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发生的城市化，主要应归因于资本愈益积聚于城市，也就有了与城市化同步的资本扩张和资本溢出作用于演进中的“城市文化”，并且由于政府也坐落于城市，遂有政府加快城市化的制度演变。这赋予了与城市资本化伴生的“城市文化泛政治化”以发展主义主流所具有的“政治正确”的内涵。但另一方面，鉴于资本积聚与风险集中不仅等量而且同步，遂有追求城市资本“泛政治化”制度收益的政府在促进城市化的同时，不自觉地造成城市积聚资本与生倶来的风险集中危机，并呈现出周期性爆发的特点。因此，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不断加快的城市资本深化及其与生俱来的风险集中及危机爆发，使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种强大势力自发结合为主流形态，产生了对任何“自在”群体都具有的普遍的、内在的作用，这种作用有着漩涡般的吸引力。
本书揭示的这第二个规律更难被接受——当代精英集团和痴迷于发展主义主流的群体，在遭受多次周期性危机爆发的打击之下仍然乐此不疲、随波逐流地强化着这种“自在”特性。
概念三：政治现代化成本与债务危机由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乃资本和政府这两个人类制造的异化物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直接结合而造成币权信用扩张过快，“负外部性”过大使然。这既是由经济基础虚拟化催生的贪婪的“金融化泡沫经济”而成，也是由西方所谓现代化政体内含的“高成本上推=高负债累积”的“负债机制”所致。任何跟从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泛化，盲目照搬西方政体的发展中国家，都会有类似甚至更惨重的逻辑结果。
本书揭示的这第三个规律，直到2007-2011年全球金融/债务危机总爆发的严峻时刻，才或多或少地被承担知识生产责任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但却仍然由于受制于支撑其话语体系的利益分配机制而难以进行体系性创新！
概念四：“成本转嫁论”与发展陷阱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造成的危机代价，主要是向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转嫁。这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一由西方列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般矛盾所形成的理论，可以归纳为“成本转嫁论”。二战期间及其后广泛发生的解殖斗争形成了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因其普遍参照西方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追求“发展主义”现代化，却又不可能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大多数堕入“发展陷阱”！在这样的历史性演变之中，能够跳出“发展陷阱”的国家，大都可归因于有某种条件对内转嫁成本。中国在改革之前的城市危机主要靠向集体化的农村转嫁其代价，因而在城市实现“软着陆”；此后的危机则主要在城市“硬着陆”，因而引发“改革”。
本书掲示的这第四个规律，对于发展中国家认识和挣脱“现代化陷阱”具有普遍意义；对于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逻辑解释作用。
概念五：危机软着陆与加强三农中国作为后发的、资本极度稀缺的国家，为了建设集中在城市的国家工业，在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资本扩张阶段都采行了不同名义的“亲资本”政策；在完全没有规模资本投入可能性的个别阶段，则采行过“劳动力集中投入替代资本”政策。中国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連续几年増加了数万亿投资，吸纳了数千万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因而在遭遇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才能成功应对。这是一个实现城乡双赢“软着陆”的重要案例。
本书揭示的第五个“规律”尚属经验层次的归纳，在理性上略嫌高度不足。作者在作归纳时虽有挑战以往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的创新感，但并不认为仅从经济规律出发作分析就能对中国当代史产生足够完整的逻辑解释力。
以上概念，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