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绝大部分美国人在庆祝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以及迫使日本投降的新式超级武器，但还是有人立即发出了警告。
广岛核爆次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六篇宣扬胜利的报道。但社论版的论调大异其趣。“昨日，人释放了原子的力量去杀人，人类历史开启了新的篇章……我们赢得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但也卷起了狂风。”
《纽约时报》军事版的编辑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美国人已经成为毁灭的代名词。现在，我们首次动用了一种影响未卜的新武器，它或许让我们更快地取得了胜利，但也无远弗届地播下了仇恨的种子[1]。”
全国各地和各个政治派系都发出了警告。保守派报纸《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写道：“整座城市和城市里的所有人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被一枚炸弹消灭[2]，这不是不可能的。”
布鲁斯·布利文（Bruce Bliven）在自由派杂志《新共和》（New Republic）上撰文称：“就其潜力而论，（原子弹的使用）无疑是许多世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至少这一点是真真切切的：人类整体或者学会和平共处，或者面临规模宏大到荒诞的毁灭。”
但如今投下原子弹之后仍在继续抗争的人，恰恰是甚至在广岛核爆前就最早发出警报的科学家们。1945年11月，在洛斯阿拉莫斯、橡树岭、汉福德和芝加哥工作的近千人组成了原子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tomic Scientists）。“留着平头，戴着领结，穿着饰耳领衬衫[3]”的他们游说国会，反对军方控制核技术。1946年，由非军方人士负责的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成立。
同年，在广岛惨剧前领导请愿运动的利奥·齐拉特，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人联合成立了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 of Atomic Scientists），使命是推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但随着美苏两国冷战的加剧，委员会很快就解散了。
20世纪60年代，齐拉特再次做出尝试，组建了宜居世界理事会（Council for a Livable World）。他警告人们注意军备竞赛的危险。但东西方之间的核武器竞争愈演愈烈。
爱因斯坦对自己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悔意。1940年，因为其和平主义观念没有通过审查，他并未参加S-1计划。但他后来说，自己在引起罗斯福注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假如我知道德国人造不出原子弹，我绝不会举起手指”。
1954年，爱因斯坦在去世前五个月时宣布，“当我在建议罗斯福总统制造原子弹[4]的信上签名时，我铸成了人生中的一个大错”。他说，他唯一的借口是他担心德国人也在实施核计划。
但这一切——科学家们的请愿、警告性的社论——都无关紧要。战争结束了。长达四年的苦战和血战结束了，美国人民心怀感恩。
广岛和长崎被毁灭几天后，一份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85%的美国人赞同投放原子弹的决定。先有偷袭珍珠港，后有多年来对日军暴行的报道，美国人对敌国没有多少同情心。
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博士在1945年9月写道：“即便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包含着对人类安全的威胁，但在公众眼中，原子弹加快了战争的结束，而且指明了未来开发利用原子能的道路。”
美国人的观点还受到了另一个因素的影响。政府发起了巧妙的公关宣传，只分享了一部分内容。在雪片般的媒体通稿中，“公众所了解到的‘三位一体’核试验、核反应、原子弹生产工厂、核产业相关人群、重要人物、核能利用前景等方面的背景信息是经过筛选的。精心策划的媒体宣传展示了一出原子能大戏，情节详尽到令人惊讶[5]”。
但对于原子弹爆炸给广岛和长崎人民带来的毁灭性影响，美国人了解得很少。这并非巧合。日本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对核爆杀伤的一切信息实行了严密封锁。
一个由32人组成的日本摄影团队拍摄了广岛和长崎惨象的纪录片，结果被美国当局没收。美国人最初看到的部分图像不是照片，而是手绘图。核爆后不久，一对日本夫妇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去广岛寻亲。1950年，他们出版了画册《原爆图》[6]（Pika-don）。
但有人突破了噤声的笼罩。第一位访问广岛的外国记者——澳大利亚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用莫尔斯电码给伦敦发了一份简讯，以规避审查。1945年9月5日，《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发表了贝却敌的文章，之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广岛，”他写道，“看起来不像一座被轰炸的城市。它仿佛被一台怪兽般的蒸汽压路机碾过，被抹杀了存在。我现在尽可能平静地写下这些事实，是希望让世界警醒。在这原子弹的第一处试验场上，我见到了四年战争中最可怕、最骇人的惨状。在它面前，遭逢兵祸的太平洋岛屿简直成了伊甸园。残破之剧远非照片所能展示。”
但大部分美国人直到核爆过去了整整一年才真正了解到本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传奇主编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感觉有一个无人报道的大新闻，于是他派战地记者约翰·赫西（John Hersey）游历中国，又去广岛花了一个月时间采访幸存者，之后返回美国写报道，这样一来就规避了麦克阿瑟的审查。
赫西作品的影响力怎样说都不为过。他报道了6名核爆及其恐怖后效的幸存者的第一手资料。他向美国人介绍了一个新词——“被爆者”，字面意思是“受到爆炸影响的人”。美国人首次了解了广岛的真实情况。
肖恩知道自己手里有料。他说服出版方将31,000字的报道全文发表于1946年8月31日的杂志，不放《纽约客》的招牌漫画。有广播节目朗读了全文。新刊样本被送往全国各地的报社。许多报社发表社论，呼吁大家阅读这一期杂志。30万本杂志马上就售罄了。当年晚些时候，赫西报道的单行本面世，销量达300万册。
赫西讲述了6名“被爆者”的故事——两名女性、两名医生、一名卫理公会教士、一名德国耶稣会牧师。这是一次深入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之旅——瞬间死亡的恐怖、无可想象的痛苦、放射病。赫西描写了20个男人，他们处于“同样的噩梦般的状态：面庞被完全烧毁，眼窝里是空的，融化的眼睛里的液体顺着脸颊流下”。任何一位读者都摆脱不了那样的画面，也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他们是第一次大规模原子能试验的对象。”
赫西笔下的一名幸存者给出了自己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初，卫理公会教士谷本清（Kiyoshi Tanimoto）开始巡游美国，一次访问了256个城市。他募资在广岛创办了世界和平中心（World Peace Center），开展以和平为目的的科研工作。
但约翰·赫西在新版书中讲述了谷本清在另一次美国之旅中的超现实经历。1955年5月11日，他被带进了一间电视台演播室，之前他被告知要做一次本地电视台的采访，帮助他为反核运动募集资金。
结果谷本清上的是全国热播节目《这是你的生活》（This Is Your Life），主持人拉尔夫·爱德华兹（Ralph Edwards）带来了谷本清过往生活中的关键人物，让他大吃一惊。有一位是当年向谷本清讲授耶稣基督的传教士，有一位是他在神学院的友人。还有一个令人震撼的人物。
一个壮实的汉子走了进来，爱德华兹介绍说他是罗伯特·刘易斯上尉，将广岛炸毁的“艾诺拉·盖伊”号轰炸机的副驾驶。刘易斯讲述了那可怕的一天。“谷本清坐在那里，像木头一样毫无表情。”赫西写道。
刘易斯代表“艾诺拉·盖伊”号机组成员将一张支票交给了谷本清。
但如果说这一切都令人不安乃至深深不安的话，大多数美国人依然支持投放原子弹的决定。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核爆的公众支持率从未低于53%。毕竟，原子弹结束了战争，可能比登陆要提前一年。而且，它挽救了数十万美军士兵的性命。
几十年过去了，围绕原子弹的论战也随着美国的政治潮流而变化。1958年，《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一篇文章称，原子弹打击的真正目标不是日本。作者哈里·埃尔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写道，敌人当时已经被击败了。“在广岛和长崎烧死几十万日本人不是为了结束战争，也不是为了挽救美国人或日本人的生命，而是为了强化美国的对苏外交[7]。”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等“新左派”史学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原子弹是冷战初期对苏联的预警。而且杜鲁门愿意打这张牌。在1948年至1949年的柏林封锁时期，他将与“艾诺拉·盖伊”号一样的B-29轰炸机派到了能打击到德国首都的距离内。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又将B-29部署到了战区。
伴随着令人恐惧的军备竞赛，争议声几十年来经久不息。1949年，苏联进行了核爆试验。一种新的国防学说站稳了脚跟——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美苏两国都无意发动核打击毁灭对手，因为它们都无法阻止对方用报复性核打击将自己毁灭。
从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起，美苏两国签订了多份军备控制协议。但协议只是限制了导弹数量和多核弹头的使用，而没有禁绝。
核技术研发成功后，扩散到了世界上一些危险的热点地区。印巴边境冲突持续了几十年，双方都有核武库。以色列被认为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有核国家，但伊朗距离核武突破越来越近。朝鲜也在不断开发核武器和打击美国所需的远程弹道导弹。
同时，关于广岛的争议仍在继续。1995年，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筹备举行开馆50周年纪念展，基本想法是鼓励游人充分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以及持续多年的军备竞赛，反思投放原子弹的决定。
但退伍军人团体和政客们对展览提出抗议，说它过于同情日本人，是对太平洋战争中死难美军战士的侮辱。“艾诺拉·盖伊”号机组成员，“荷兰人”范柯克抱怨起展览的解说词。“有一句的大意是，对日本人来说，核爆主要是一场报复行动，展现了所谓的美国人的种族主义。另一句说我们全都发疯了。”
范柯克评论道：“你知道的，我们都没有发疯。”
最后，展览的规模大大缩小，还展出了“艾诺拉·盖伊”号的机身。就连这架飞机也被卷入了争论。多年来，它一直存放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机翼生了锈，还有部件被游人拆下来当纪念品。2003年，飞机被完整复原，包括机翼和所有部件，目前是弗吉尼亚州北部杜勒斯机场（Dulles Airport）附近的史密森学会乌德沃尔-哈齐中心（Smithsonian's Udvar-Hazy Center）的展品。
有历史学家认为，日本在1945年是会投降的，就算美国既不投放原子弹，也不登陆日本本土。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百万苏军进入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另一个问题是，杜鲁门是否有可能更清楚地向东京方面的领导人说明，“无条件投降”可以为天皇保留一定的地位。但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不少观点的提出距离决策做出已经过了几十年。
还记得莱希海军上将，那个反复说原子弹不会奏效的杜鲁门的参谋长吗？他在战后回忆录中写道：“日本已经被击败，准备要投降了……我个人的感觉是，首先动用原子弹意味着我们的道德标准与黑暗时代的野蛮人一样。”没有记录表明莱希在广岛核爆前对杜鲁门表露过这种情绪。
投放原子弹的公众支持率虽然再也没有回到核爆后不久的85%，但一直保持在高位。2005年，在广岛核爆60周年之际，支持动用原子弹的公众比例是57%，而反对者占38%。代际差异很明显。七成65岁以上的美国人说动用原子弹是合理的，30岁以下的人则只有不到一半这样说。
这让我们回到了做出那个决策的人身上。历经岁月流转与政坛论战变迁，哈里·杜鲁门从未动摇。广岛核爆两个月后，1945年10月25日，总统首次与罗伯特·奥本海默会面。杜鲁门希望奥本海默支持政府管控核能的立法。但是，原子弹开发的第一负责人如今有了另外的想法，可怕的想法。
“总统先生，”奥本海默说，“我感觉我手上沾着血。”杜鲁门怒气冲冲地记下了自己的回答：“我告诉他，血是沾在我手上的——我担心就行了。”总统后来对他的最后一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说：“我不想再在办公室里见到那个浑蛋了[8]。”
1948年，杜鲁门终于会见了负责投放原子弹的保罗·蒂贝茨。“你是怎么想的？”总统问道。
蒂贝茨答道：“总统先生，我是奉命行事。”
杜鲁门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你奉命就对了，是我派你去的[9]。”
在杜鲁门的余生中，总有人问他投弹决策的事情，而他总是为其辩护。他在1948年给妹妹玛丽写信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决定。但我做出这个决定是为了挽救25万名美国小伙子的性命，而且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会再次做出同样的决定。它终止了对日战争[10]。”
20世纪60年代初，一名电视制片人提出让杜鲁门与核爆幸存者共同参观广岛的一个市政厅。“你想让我去日本，那我就去，”杜鲁门说，“但我不会逢迎他们。”此事遂寝。
在1965年的一场讲座中，前总统再次谈起了挽救美国人生命的事情。“我不能担忧历史会怎样评判我的个人品行。我只是做出了我知道应该如何做出的决定。我做了我认为对的事情[11]。”
最后引用杜鲁门在1966年接受《纽约时报》著名讣告写手奥尔登·惠特曼（Alden Whitman）采访时所说的，并于他1972年12月去世后发表的话。“我不喜欢那种武器，但如果从长远来看，它能挽救几百万生灵，那么我不会有怨言。”
归根结底，尽管围绕投放原子弹是否合乎道义有诸多问题，但认为哈里·杜鲁门会做出其他选择是不现实的。他就任总统时，没有人提前告知他那个三年前罗斯福就批准了的计划。项目招募了10多万人，花费了20亿美元。仅仅三个月后，核试验就成功了。
杜鲁门的高级将领们估计，一场对日常规战争会造成十分可怕的损失：至少会有25万美国人丧生，50万人受伤。战争还将持续一年以上时间。而杜鲁门现在恰有一种能挽救生命，结束战争的手段。
对于那些仍然质疑投弹决定的人，请记住，杜鲁门做过广泛的商议，听取了艾森豪威尔等反对者的意见。在德国酷热的夏日里，他为下这个决定而冥思苦想，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忍受着剧烈的头痛。他笔下关于“幼发拉底河谷时代所预言的那场毁天灭地的大火”的启示录般的文字表明，他完全清楚个中利害。
在仅仅116天里，未经历练的新领导人做出了历史上影响最重大的决定。他开创了原子时代，创造了一个人类的未来系于一线的世界。
目前全球的核弹和核弹头——每一枚都比“小男孩”和“胖子”强大得多——总量为近5万枚，其威力相当于数百万次广岛核爆。但75年过去了，只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美国。
注释：
[1]“无远弗届地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比尔·奥赖利（Bill O’Reilly）和马丁·杜加尔德（Martin Dugard），《干掉太阳旗》（Killing the Rising Sun），第209页。
[2]“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被一枚炸弹消灭”：麦卡洛，《杜鲁门传》，第456页。
[3]“留着平头，戴着领结，穿着饰耳领衬衫”：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致总统：改造与更新》（President's Message:Reinvention and Renewal），2016年5月10日。
[4]“建议罗斯福总统制造原子弹”：莱纳斯·鲍林与国际和平运动（Linus Paul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Movement）。
[5]“情节详尽到令人惊讶”：美国能源部，《公众通报》（Informing the Public）。
[6]1950年……画册《原爆图》：原子遗产基金会，《广岛与长崎的幸存者》（Survivor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2017年7月27日。
[7]“强化美国的对苏外交”：乌代·莫汉（Uday Mohan）和桑霍·特里（Sahno Tree），《广岛、美国媒体与传统智慧的建构》（“Hiroshima, American Med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ventional Wisdom”），《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第4卷，第2期（1995年夏），第159页。
[8]“再在办公室里见到那个浑蛋了”：伯德和舍温，《奥本海默传：“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电子书。
[9]“是我派你去的”：奥赖利和杜加尔德，《干掉太阳旗》，第278页。
[10]“它终止了对日战争”：杜鲁门，《哈里·杜鲁门》，电子书。
[11]“我做了我认为对的事情”：杜鲁门，《哈里·杜鲁门》，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