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远方的世界

墨西哥城 门罗的遗产

皇家路这条旅游线路最远到圣迭戈（San Diego）。但冒险家还可以继续驱车南下——深入加州的过去，走近墨西哥动乱的当下。这里是古老的新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地区。1913年，正是在这里，美国权力与原则的矛盾达到了最高潮。

美国与墨西哥具体的国界线很难界定。两国的国界线原则上是由地图上的一条线来定义的：从加州徐徐往东，然后顺着正式建州还不到一年的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南部边界，再沿着格兰德河（Rio Grande）蜿蜒而下，直到墨西哥湾。但地图上的线与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对应的。事实上，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与墨西哥的蒙特雷（Monterrey）又有多大差别呢？

或许地图上的线无论如何都只是暂时的。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得克萨斯人豪斯上校在小说《菲利普·德鲁》中幻想了墨西哥并入美国之后的未来。这看上去并非痴人说梦。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昭昭天命将得州和加州并入美国的版图，让美国对前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的命运负责，这样继续下去的话自然会吞并墨西哥。但即便不去重画这条线，如果墨西哥和美国密切合作，共同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考验，这条线难道就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淡化吗？如果说墨西哥是加州的过去，那么加州岂不是墨西哥的未来？1913年的墨西哥在内战的炮火中分崩离析，由于首都太危险，威尔逊的私人代表躲在韦拉克鲁斯（Veracruz），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美国文化正在势不可挡地渗出南边的国界：

……我们决不能忽视墨西哥劳工与我们国家文明的接触，在边境地区，在我们的学校里，沿着国家铁路线，已经有25年左右的时间了。他们很多人都尝到了个人独立与安全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的甜头……他们呼吸的是经过了提纯的20世纪空气。中产阶级正在形成。由于接触到了民主以及环境的力量，他们成了民主主义者……而且墨西哥北方人的民主主义意识越是强烈，就越会憎恨南方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憎恨老朽的16世纪政治制度……

在20世纪初年，美国公司已经成为墨西哥最大的投资方，遥遥领先于墨西哥当地人（同时也领先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美国矿山的领班、工程师、会计和医生都是美国人。最先在洛杉矶发现石油的爱德华·L.多希尼，也是最先在墨西哥生产石油的，地点位于墨西哥湾边上的坦皮科（Tampico）附近的El Ebano。他的墨西哥石油公司（Mexican Petroleum Company）占据着60万英亩的墨西哥土地，已经并入了洛杉矶的公司旗下。在墨西哥，虽然外国人修建的铁路系统如今已经由墨西哥人控制，但它的官方语言依然是英语，主要的铁路线依然是北上的。1906年，美资企业卡纳内阿铜业公司（Cananea Copper Company）发生工人大罢工，亚利桑那州巡警越过比斯比（Bisbee）边境赶来支援，镇压了这次罢工，不过墨西哥当地的州长坚称这些美国人是临时作为墨西哥边境索诺拉州（Sonora）的士兵宣誓就职的，由此减轻了对当地人民族自尊心的打击。

与此同时，当格兰德河南岸的形势不利时，墨西哥的政治领袖们也经常逃到北岸避难。从1911年革命开始，墨西哥的反对派频繁从美国国土展开斗争，无论掌控墨西哥城的是哪一个政府。1911年2月，绝对的唯灵论者、地主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率领130人，通过埃尔帕索（El Paso）的边防哨所进入墨西哥，目的是推翻自1876年起一直担任墨西哥总统的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1913年3月，爱吃花生糖的革命家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Francisco ‘Pancho’ Villa）也越过这道边境，与马德罗的继任者维多利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将军交战。据说迪亚斯曾有言道：“可怜的墨西哥啊，与上帝相去甚远，却与美国近在咫尺。”

墨西哥的都城以自己的祖先为傲。城市中巨大的中央广场宪法广场（Zócalo），上演过这个国家历史中最戏剧性的片段，它所处的位置正是阿兹特克时代的城市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an）的主广场。墨西哥城华丽的天主教大教堂——也就是海伦·亨特·杰克逊的小说中费利佩和拉莫娜结婚的地方——是由西班牙传教士放置的奠基石，比“五月花”号在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靠岸北美洲早了50年。在国家博物馆中，你可以比较一下墨西哥末代皇帝、出生在维也纳的马西米连诺（Maximilian）的镀金皇家马车，与1867年复辟共和国的功臣“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极为简朴、破旧、共和色彩鲜明的车辆”。在圣卡洛斯学院（Academy of San Carlos），你可以在鲁本斯和提香的画作旁边，凝视费利克斯·帕拉（Felix Parra）画笔下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这位在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的劫掠中保护印第安人的主教。矗立在城市西边一座小山上的查普尔特佩克（Chapultepec）城堡，始建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前一年——又在1847年被美国军队占领。如今这座城堡是作为一所军事学校以及墨西哥总统的住所：革命前是波费里奥·迪亚斯，革命后是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一到星期日，墨西哥城的达官显贵就会乘着他们的马车登上查普尔特佩克山上的公园——一方面是被别人看见，另一方面，到了黄昏时分，还要反过来欣赏下方平原上他们这座城市的景色。

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随笔作家查尔斯·麦科姆·弗兰德劳（Charles Macomb Flandrau）曾断言，去宪法广场观光，最好的时间是早上五六点钟：

稀稀落落几个上工的工人，还有在中央公园（Alameda）郁郁葱葱的灌木丛中方便的男人，他们身后的这座城市仿佛在温和地沉睡着，这座伟大的、尚未完成的、冷漠无情的首都在梦中微笑着，智慧中略显疲态，好似一个人的面容，而我们知道这个人在沉睡时会难得地显露出一种匪夷所思的表情，让我们大吃一惊。就在此时，血统混杂的城市人口还没开始蜂拥而出，才应该漫步在公园里，迎接湿漉漉的玫瑰与百合、花市上的栀子花、三色堇与向日葵的第一缕清香，在宏伟的大教堂前的树丛里，不受干扰地聆听历史的啜泣悠悠回响。

但这座城市也在变化。中央公园里正在建造一座新的剧院，精致的玻璃幕布由纽约人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设计——他还受托设计了埃丝特尔·多希尼在洛杉矶的舞厅。在城市的正中央，旧式西班牙和墨西哥风格的一组街道正在被更多的现代建筑慢慢地改造着。弗兰德劳评论说，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大城镇中的小城市”。建筑风格带有欧洲的痕迹，但“四周到处都是遮天蔽日的美国标志、美国产品和美国居民，让人根本判断不出身在何方”。

在1911年革命之前，来自北方的旅行者可以在市中心的咖啡馆里一边读着美资的英文报纸《墨西哥先驱报》（Mexican Herald），一边啜饮着早晨的咖啡，他们也许会觉得墨西哥城跟自己国家没什么两样，或者至少不会有远在异国他乡的感觉。他们可能会很快地辨认出自己的同胞，不论对方是游客还是侨民：

20世纪初的墨西哥城，正在形成中的资本市场。

虽然你来到韦拉克鲁斯可能已经有两三个星期了，但长鼻子的高个美国人，或者某个相貌带有这些特点的同车乘客，或许还会坐在离你咫尺之遥的地方；如果你开口问的话，一些头一天夜里“到达的人”还会告诉你，他们从水牛城过来只花了四天，或者从圣路易斯过来只花了三天，一路上乘着豪华卧铺车，还有餐车服务。

流连在墨西哥城中心，很容易对20世纪初年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做出错误判断。零星的罢工和地方的动荡并没有威胁到总统波费里奥·迪亚斯、他的技术官僚支持者们——统称为科学家（científicos）——或者他在国际上的支持者们的核心设想。对于这些人来说，过去被称作迪亚斯时代（porfiriato）的30多年，是在各个方面稳定发展的时代：合理化、工业化、教育。国际投资，铁路建设，如今又开采了油田，这些都是墨西哥走向现代化的标志。过程尚未完成，但路线已经设定好了。1910年9月，波费里奥·迪亚斯在查普尔特佩克城堡庆祝自己的80岁生日时，很难看出他的政权已经岌岌可危。同样是在迪亚斯生日的这个月，在墨西哥从西班牙独立100周年庆祝仪式上，约有10万名墨西哥人来到亮着绿白红三色灯光的宪法广场。大教堂一座塔楼底部的霓虹灯招牌上写着“1810年：解放”（1810: Libertad）；另一座塔楼的招牌上写着“1910年：发展”（1910: Progreso）。

迪亚斯政权非常注意打造墨西哥的国际形象，他们邀请了一些外国记者来报道这次庆祝活动，下令土生土长的墨西哥城当地居民到了宪法广场附近，要把凉鞋换成帮鞋，以此掩饰贫富差距，还慷慨大方地接待了国际上的官方代表团。这样的做法颇见成效。美国代表团领队、马萨诸塞州前任州长小柯蒂斯·古尔德（Curtis Guild, Jr）特使称迪亚斯为“在世最伟大的美洲人”。

结果这并不是迪亚斯政权的至高荣耀，而是谢幕演出。有些人已经开始怀疑了。美国一名调查记者约翰·肯尼思·特纳（John Kenneth Turner）与墨西哥革命者初次打交道是在洛杉矶的一所监狱里，1910年，他为美国读者写下了一份对迪亚斯时代的激烈控诉。他纠正了墨西哥在美国读者心中作为“我们的姊妹共和国”的形象，他们原本都误以为那个国家“和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相似，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性情与我们略有不同，比我们稍微穷一点儿，稍微落后一点儿，但还是在享受着共和国法律的保护”。他对于人们“透过车窗”或者通过对墨西哥矿业股票的投机而看到的这个国家的形象提出了质疑。他描述了这样一个国家，贫困、腐败、没有自由。他揭发了尤卡坦（Yucatan）半岛的债务奴役现象，而且更恶劣的是，美国人还在充当帮凶。“解放了自己的黑奴之后，”特纳写道，“山姆大叔就去别的国家蓄奴了。”最重要的是，他发现迪亚斯的统治无懈可击这种假设根本站不住脚：

我发现这里的人民并不仰慕他们的总统，反对的浪潮虽然一直被军队和秘密警察镇压、遏制，却在上涨至马上就要没过大坝的高度。各个阶层、各种出身的墨西哥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到了一场民主革命的边缘；鉴于迪亚斯年事已高，想必命不久矣，革命即使不在他当政期间爆发，也会在他去世之后爆发。

谁也没有完全料到，人群聚集在宪法广场庆祝墨西哥独立100周年之后不出一年，迪亚兹就流亡到了巴黎。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成为总统，墨西哥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革命的第一阶段。

事实上，并没有一场所谓的墨西哥革命。推翻迪亚斯之后，动荡的浪潮反而无所顾忌，有时是被哪个政治人物或者军事长官——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帕斯夸尔·奥罗斯科（Pascual Orozco）、维多利亚诺·韦尔塔、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煽动的，有时受到他们的控制，还有时把他们牵连进来。政治不稳定在一部分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动荡：国际投资、物价或者全国各个地区的降雨量的波动起伏。但在迪亚斯统治时代压抑下来的民愤也是一大原因。民愤针对的是农业大庄园（hacienda）制度，这种制度让一些墨西哥人沦落到奴隶的水平，同时却为生活在墨西哥城或者巴黎而并不在当地的庄园主（hacendado）提供了巨额财富。这些庄园主根本不把墨西哥更全面的现代化事业放在心上，经常让迪亚兹的科学家们失望。州代表往往是当地政治掮客的傀儡，他们独断专行的制裁也激起了民愤，典型代表是逃跑法（ley de fuga），它给了政府主管部门处决企图逍遥法外者的权力，而对于这类所谓的企图，这些部门本身就是唯一的见证者和审判官。一旦反抗，就走上了穷途末路。

墨西哥的官方名称是墨西合众国，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内部四分五裂的国家，必然存在着地域差异，这正是革命兴衰起伏的关键。与海伦·亨特·杰克逊在《拉莫娜》中所描写的墨西哥人的加州相类似，真正到了墨西哥，西班牙裔墨西哥人与印第安裔墨西哥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摆在经济竞争之上的是种族偏见。迪亚斯时代曾经试图强迫太平洋沿岸的亚基族（Yaqui）印第安人迁往国土另一侧的尤卡坦半岛，希望能借此镇压他们长期以来的起义，但未能奏效。和任何地方一样，动荡的政局为当地人报仇算账、发泄个人的不满、拥戴和抛弃英雄提供了一个良机，变幻无常的战争命运支配着全局。对于墨西哥的一切，查尔斯·麦科姆·弗兰德劳用当他提出一个关于降雨可能性的简单问题时当地人的回答加以总结：“没有既定规则。”（No hay reglas fijas, señor.）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绝大多数墨西哥人团结在了一起，那就是对美国人，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佬”（yanqui）的猜忌。在宪法广场庆祝墨西哥独立之后不出两个月，一个墨西哥青年在得克萨斯州被私刑处死，这一事件在墨西哥城引发了对美国利益的攻击，《墨西哥先驱报》也未能幸免于难。革命之后，对美国人入侵的恐惧一直被用作政治口号，以此表达无论墨西哥城的主宰者是谁，都将给予其政治上的支持。

1911年5月，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把迪亚斯赶下台，迪亚斯时代就此终结，伴随着街头的抗议，对宪法广场上200名抗议者的屠杀，以及那场灾难过后迪亚斯领导集团的垮台。这位老人匆匆登上一列开往韦拉克鲁斯的慢车，之后乘船去了法国。但“小个子、其貌不扬、非常神经质、总是心烦意乱”的马德罗，是被一场并非由他掌控的起义推举到总统的位置上的。他能够获胜，一方面是依靠个人品质，另一方面是由于迪亚斯的错误——过于相信自己的宣传机关。迪亚斯流亡巴黎——第二年还曾在那里与爱德华·多希尼一起饮茶——而在这之后的10月，马德罗赢得了一场实际上毫无阻力的大选。在这样一个节点，新任总统却没有致力于土地改革，而是用假名发表了一本基于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唯灵论者手册》（Spiritualist Manual）。马德罗既没有力排众议的魄力，又没有力行改革的眼光。结果最致命的一点是，他不知道有谁可以信任。

马德罗的总统只当了一年多一点儿。他无力镇压墨西哥中部莫洛雷斯州（Morelos）由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领导的起义。马德罗在改革上不作为，导致曾经支持他的帕斯夸尔·奥罗斯科在北部的奇瓦瓦州（Chihuahua）发动了新一轮的反叛活动。取胜的政治资本很快消耗一空。即便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军事化，军队也更加强大，却还是没能重新树立起中央政府的权威。结果证明，马德罗并不是墨西哥的救星。

1912年年底，波费里奥·迪亚斯的侄子费利克斯·迪亚斯（Félix Díaz）造反。这场叛乱本身很容易处理，也很快被镇压了下去。小迪亚斯和曾经担任过部长和将军的贝尔纳多·雷耶斯（Bernardo Reyes）被双双关进了监狱。但迪亚斯时代的最高法院介入其中，救了小迪亚斯一命，而右翼分子也在图谋将他和雷耶斯救出监狱。该计划在1913年2月9日实施。波费里奥·迪亚斯曾经的军队首长曼努埃尔·蒙德拉贡（Manuel Mondragón）率军前往关押雷耶斯和迪亚斯的营房。指挥官拒绝将二人交给蒙德拉贡，于是被开枪打死。雷耶斯被带到了宪法广场，他自信会被拥立为新一任总统。但依然效忠于马德罗的军队已经事先收到了通知。雷耶斯和另外400人在宪法广场被乱枪射杀。悲情十日（decena trágica）就此开始。

政府军和迪亚斯的军队在墨西哥城中心陷入了僵持状态。市中心成了战场，尸横遍地。“资本家在这个国家确确实实的资源上投了太多钱，”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的一名记者写道，“无政府状态或许不太可能持续很久……但目前很难看出权威的恢复之手会从哪里伸出。”事实上，权威的恢复之手比人们所猜测的更加接近。政变开始当日，马德罗匆匆赶回墨西哥城，试图重振权威。一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过后几分钟，他遇见了维多利亚诺·韦尔塔。韦尔塔知道马德罗的军队指挥官已经负伤，便提出将自己的部队派给总统。马德罗仿佛命中注定一般，接受了他的提议。据后来提交给伍德罗·威尔逊的一份报告称，墨西哥总统之后向人群发表了一通讲话，韦尔塔就在他身边。

韦尔塔表面上全心全意地效忠马德罗，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美国大使亨利·莱恩·威尔逊（Henry Lane Wilson）的协助下，他将权谋玩到了极致。韦尔塔率领的政府军与迪亚斯率领的叛军之间的交战就像是精心策划好的。这是因为事实本就如此。在威尔逊大使的怂恿下，双方一直在磨时间。韦尔塔把忠于马德罗的部队派上前线挨枪子儿，迪亚斯的部队也没有为了驱逐他而动真格。与此同时，威尔逊大使还鼓动墨西哥城的精英人士相信，美国会通过军事入侵的方式即刻恢复秩序。为了抢先一步避免如此耻辱的情况发生，墨西哥的参议员们要求总统辞职。之前还曾向马德罗宣誓效忠的韦尔塔，如今却派自己的手下去国家宫（National Palace）逮捕他。

背叛还在疯狂地继续着。韦尔塔邀请总统的弟弟古斯塔沃·马德罗（Gustavo Madero）到市中心的Gambrinus餐厅共进晚餐。马德罗刚一露面就被逮捕，送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被弄瞎了双眼，最终被枪杀。之后让迪亚斯感到诧异的是，韦尔塔表示想要自己当总统，而不是把总统的宝座交给波费里奥·迪亚斯的侄子。面对威尔逊大使对这一举动的支持，迪亚斯别无选择，后来只得接受韦尔塔派给他的外交职位。与此同时，外交部长佩德罗·拉斯库赖因（Pedro Lascuráin）说服了对自己弟弟的遭遇浑然不知的马德罗，让他辞去了总统职位。随后总统职位便落到了拉斯库赖因手里，他只当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总统，之后又把总统职位交给了韦尔塔，就这样维持了宪法中所规定的正当程序。次日的《墨西哥先驱报》头版是“迪亚斯万岁！韦尔塔万岁！”这几个大字：“经过了一年的无政府状态，军事独裁者看上去很适合墨西哥。”

虽然人们猜测，韦尔塔曾经向马德罗及其副总统皮诺·苏亚雷斯（Pino Suarez）保证，会将他们安全送出国，但这两个人最终于1913年2月21日被害。误传的版本是，在一次试图营救他们的行动中，两人在一场交火中身亡。逃跑法依旧在。据后来发给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一封密件称，马德罗和苏亚雷斯被射杀的地方成了圣坛：“过路人在地面的两块血迹上用石头堆成了一座小丘，在顶端插上了点燃的蜡烛。”

1913年行将结束之际，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国会上做了担任总统头一年的报告，概述了他对联邦情况的观察意见。会上的氛围大体上是乐观的，大多是关于国内事务。威尔逊说：“我们的地平线上只有一片阴云。”接下来，他说：“那片阴云已经在我们的南面现身了，正笼罩在墨西哥上方。”

对于威尔逊来说，墨西哥问题是在他上任当天开始的，那天他收到了韦尔塔的一封电报：“我谨代表墨西哥人民和政府，且代表我个人，荣幸地对阁下当选贵国这个伟大共和国的第一要职，致以最诚挚的祝贺。”这封电报不太好回复。威尔逊总统还没有准备通过正式的外交往来承认韦尔塔的政变。他准备了一份中立色彩的回复语，几天后发了出去，只是含糊地写了墨西哥墨西哥城的V.韦尔塔将军收：“我对您的诚挚祝贺表示感谢。”

对于一个自称全世界的自由灯塔并且愈发肩负起强国之责的民主国家来说，如何应对家门口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军人政权，是一个让人左右为难却又无从逃避的问题。怎样比较好呢？是将外交承认的范围覆盖到一个乏善可陈的政权，以期由此迎来政治稳定的局面，还是基于原则拒绝承认该政权，以此为反对派加油助威，却要在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扩大化的内战中冒着美国投资者赔钱、美国侨民丧命的风险？怎样更好呢？是进行军事干涉以保护美国的利益，给墨西哥人民带去稳定与自由，还是保持纯粹的中立，避免陷入泥潭的可能性，却要顶着露怂之嫌，任由超出自己掌控的力量来决定墨西哥未来的出路？

1913年4月，豪斯上校透露说，他认为采取军事干涉需要5万兵力，但初步平定下来之后可能还要打游击战。（战争部随后的一份应急方案表明，美国可以在一星期之内派出3 000兵力到韦拉克鲁斯，在一个月之内派出4万兵力——这是远征墨西哥城所需的最小兵力。）5月，威尔逊的助理国务卿力劝美国总统承认韦尔塔政府，认为不予承认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干涉，这与正常的外交惯例背道而驰，只要美国在承认与否的事情上犹豫不决，却还无法制止对墨西哥城中政府的武器销售，那么就摆明了是一副虚伪的面目，免不了被人指指点点。对于如何权衡美国的利益与美国的原则，以及在应用这些原则时如何去应对个中矛盾，威尔逊不会是最后一位需要去解决这些困局的总统。

残忍的铁腕军人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左）。“经过了一年的无政府状态，军事独裁者看上去很适合墨西哥。”美资的《墨西哥先驱报》编辑这样写道。但无政府状态并没有随着韦尔塔的政变而终结。

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位意识到美国国力真正的局限之所在的总统，即便是在这个国家的后院。墨西哥问题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威尔逊一个人在闲暇时间就可以用哲学的方式来解决的那种问题。无论门罗主义说欧洲大国应该撤出西半球如何如何，墨西哥的现状就是其他的玩家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其中。他们会根据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算计而采取行动，从而影响到其他任何一方的算计和利益，其中也包括美国。

举例来说，英国准备先行承认韦尔塔政府，这让美国内阁中的一些成员断定，墨西哥的局势实际上就是“英国与美国石油公司之间争夺（墨西哥资源财富）控制权的一场较量”，英资的墨西哥之鹰（Mexican Eagle）石油公司想方设法与多希尼的墨西哥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争夺石油开采权。德国的大战略家对发生在墨西哥的事情很感兴趣。来自外界的武器销售有助于决定墨西哥国内各势力的成败。外国直接的军事干涉是避免不了的。日本正与美国就加州土地所有权法而争论不休，因此很乐意借墨西哥这个机会表现一下，只要日本愿意的话，便可以影响到美国在华盛顿家门口的利益。1913年7月，新任日本驻韦尔塔政权大使安达峰一郎到达墨西哥城，迎接他的是狂热的“日本万岁”欢呼声。几个月后，费利克斯·迪亚斯作为维多利亚诺·韦尔塔的特使，被派到东京执行一项极具外交色彩的使命。

由于对当地情况缺乏可靠的情报，威尔逊在墨西哥的两难处境进一步恶化。“你可曾知道有哪种情况是被更多的问号包围着的？”1913年5月，威尔逊向新闻界人士抱怨说：

无论何时，只要我正视它，映入眼帘的只有感叹号。它就是一个光怪陆离、不断变化的场景。对于我所面临的情况，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掌握任何一丝确凿的消息。

威尔逊总统并不信赖亨利·莱恩·威尔逊发来的急件，于是便派在自己的总统竞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记者威廉·贝亚德·黑尔（William Bayard Hale）去非正式地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向自己汇报。黑尔在6月和7月里的报告为这个夏天笼罩上了一层阴霾。报告反复强调了一些间接证据，证明威尔逊大使已经预测到马德罗会被谋杀，而且大使还把韦尔塔推上了台，这已经严重超出了给他下达的指令。韦尔塔本人则被描述成“一个猿猴一样的老头子……据说嗜酒如命”。不论他的军事背景或政治意图如何，总归是没有恢复国家的稳定。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依然在南部活跃着。动荡不安的北部如今被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曾经的支持者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率领的立宪派控制着。黑尔报告说，墨西哥正在滑向谷底：

任何形式的财产或性命都没有保障。土地荒废，矿井关闭，只有最不可或缺的劳动和贸易还在进行。匪军和政府军在残暴上互不相让，对象却是人民。墨西哥人是野蛮人，在可怕的、极端的暴行中取乐。如今在墨西哥，除了几座主要城市，人命一文不值；开枪射杀平民就像是一种娱乐活动……凌辱女性的现象极其普遍。

抛开这些，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美国的干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

我们除了要做好自己，还是这个大洲秩序与正义的捍卫者；维护这里的人道利益是我们上承天意、与生俱来、无可推卸的责任。文明与人道依赖着我们，且有权依赖我们在这个大洲保护它们……我们更需要的是维护文明，而不是对一个已经无力维护文明的政府的形式特权毕恭毕敬。

美国在墨西哥的责任就这么多了：那么，要如何履行这些责任呢？黑尔个人并不建议采取军事干涉。埃伦·阿克森·威尔逊在写给丈夫的信中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把（所有的）武器都给他们，让他们自相残杀，从长远来看能省下我们很多麻烦。”

威尔逊选择了一种更具外交色彩的途径。他召回了亨利·莱恩·威尔逊，并且撤了他的职。他派前明尼苏达州州长约翰·林德（John Lind）接替其职，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前去执行一项和平使命。但林德的任务在墨西哥遭到了挫败。韦尔塔的外交部长费德里科·甘博亚（Federico Gamboa）狡猾地回答林德说，鉴于两国并未交战，美国的和平使命是很奇怪的。他声称墨西哥大部分地区都为政府所控制，如果美国希望对墨西哥示以真正的友谊，只需“注意不要为那些在国境线另一侧避难、密谋、接受武器与食物的反叛者提供任何物质与金钱援助”。他反对停战的想法，指出“密使先生，土匪没资格谈停战”。最后，他对美国要求进行选举一事表示震惊，因为选举已经计划在10月进行，他还拒绝了美国方面让韦尔塔自己事先放弃参选总统的提议，认为“这一点只能到由墨西哥的民意来决定，到时候通过投票进行表决”。8月底，威尔逊向国会汇报称，林德的使命从一开始就遭到驳回，现在他号召美国人全部撤离墨西哥，宣布对墨西哥武器禁售。9月，约翰·林德与夫人顶着炎热的酷暑，来到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的韦拉克鲁斯。“我承认，我差点儿要放弃希望了。”林德在写给国务卿布莱恩的一封信中说。

在1913年余下的时间里，由于威尔逊总统的外交抉择现已近乎走投无路，且尚未做好下令进行军事干涉的准备，因此在墨西哥内部分崩离析之时，他只得“观察等待”。韦尔塔的政权越来越不稳固，但也许还没到致命的程度。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躲藏在偏远的墨西哥西北部的索诺拉州。萨帕塔领导的游击战在墨西哥南部继续进行着，还有以联邦为目标的零星叛乱。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在奇瓦瓦州的大本营，与美国记者一起开展了一次媒体宣传活动，将自己描绘成韦尔塔之外真正的不二选择，塑造出反叛革命者的激进形象。11月，比利亚截获了联邦的一列火车，让火车满载着自己的士兵，直接驶向北部的华雷斯城（Ciudad Juárez），出其不意地全歼当地的守备军，占领了这座城市。

日历从1913年翻到了1914年，美国人南望墨西哥，看到了一个警示性的故事。在格兰德河以南的某个地方，新世界的希望似乎已经被旧世界的恶魔挫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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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德鲁》这部小说出版后仅一年多，豪斯上校在书中虚构的很多政治纲领就都成了现实。华盛顿在过去12个月中的活动比之前的12年还多，美国其他地方也被带着走。在经济方面，降低关税，开征所得税。联邦储备系统正在建设中。这一年里，一个漫游美国的旅行者也许不会彻底领悟发生的这一切是多么重要。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一阶段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沃尔特·海因斯·佩奇在苏格兰多诺赫（Dornoch）度过高尔夫假期时，写信给威尔逊总统说：“从1913年的关税法开始，商业霸权转移到了美国手中，这一刻将载入经济史册……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真是太美好了，让我兴奋不已，结果把高尔夫球直接击出了球洞区，输掉了比赛。”

或许这个国家的风气也有所转变。美国最富裕的公民可能不那么横行霸道了；美国最贫穷的公民可能也对未来多了一点儿信心，尽管快到年底时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美国或许略微更倾向于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运行了，而不是作为各个城市及其区域腹地的集合体。

然而，保持不变的东西却要多得多。《菲利普·德鲁》设想了妇女被赋予投票权的情况——但虽然威尔逊立下了以私人名义表示支持的誓言，这项事业却只是在州的层面上得到了实现，并没有再往前迈出一步。从全国范围来看，非裔美国人的处境一直未见起色——在华盛顿甚至还恶化了。豪斯上校将墨西哥拉近美国的幻想被时局一脚踩碎。

最重要的是，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美国依旧是一块特立独行、不可侵犯的大陆。的确，世界各地的人们登上这块大陆的海岸，商品与人员从这块大陆的海岸涌向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但尽管如此，它依然是一个受到保护的国家——甚至是一个命运独一无二的国家——游离于这个世界的烦恼之外。虽然在他们的晚报上，对近来发生在墨西哥的暴行的报道铺天盖地，但这些事件并没有直接触动普通的美国人。巴尔干战争或者欧洲战争恐慌的新闻，只不过是在强调美国与欧洲隔着深深的大西洋是多么有利。

人们确信美国是无懈可击的，这份自信很少受到冲击，即便有也只是暂时的。1913年5月，英国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筹划即将在1915年2月17日举行的英美和平100周年庆典。代表们与前总统罗斯福共进晚餐。在华盛顿，威尔逊总统接见了他们。双方最后一次会面是在纽约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英美两国的代表们最终采纳的提案是在英语世界默祷5分钟，在英美两地同时由乔治五世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分别为两座纪念碑揭幕，以此作为100周年纪念庆典的标志——从名字不符的1812年战争结束之日开始算起，正好是100年。

在美国作为工业心理学鼻祖之一而广为人知，并在哈佛大学担任心理学院院长的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教授，打断了会谈的进程。芒斯特伯格问代表们有没有意识到“在其他国家普遍盛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大英帝国与美国正在联手，准备与德国开战”。纽约委员会成员查尔斯·皮博迪（Charles Peabody）让他平静了下来。皮博迪说，两国都没有开战的想法。他继续道，实际上所有的国家都可以被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团结在一起，这将会废止战争。在场的每个人都拍手喝彩。

第三章 远方的世界

1913年5月，加拿大温尼伯的大英帝国日（Empire Day）庆典。同一天，在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南非以及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领土，均举行了类似的庆典。

1913年的世界地图上，空白区域所剩无几。除了遥远的南北两极附近还留有一些虚线，世界上的大陆块被人们满怀信心地填充着，轮廓也用黑色的粗线条重重地标记出来。人类首次到达南极才过了一年多一点儿，首次到达北极也只是在那之前几年。当下的世界有史以来首次在地图绘制学的意义上达到了完整，不同的区域按照统治着它们的王国、共和国或者帝国而上色，一些特定的颜色——尤其是红色和蓝色——突出表示了欧洲几大帝国的疆域。探索的时代即将结束。世界地图体现出了桀骜不驯的自然渐渐为人类以及人类的帝国所驾驭的过程。

自然与人类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在大多数地图上，锯齿线表示穿越大陆、连接着一个个城市的铁路线，虚线表示漂洋过海、停靠在一个个港口的客船航线。在更专业一些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陆地上和海洋里纵横交错的电报线，经过斐济、连接温哥华与布里斯班，或者经过中大西洋和巴西的岛屿、连接欧洲与拉丁美洲。鲁德亚德·吉卜林曾写过一首赞美诗，赞颂让这个世界因通信而合一的海底电缆：

它们唤醒了永恒之物；它们杀死了时间之父。

在幽暗中携手，与残阳相距甚远。

嘘！当代人的对话逾越了究极的泥滩，

一个新词跑了进来，低语着：“世界一家！”

吉卜林是在暗示时间和距离都已经被杀死了。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仅仅是驾驭了时间和距离，并没有消除。毕竟通信只是加快了，并不是即时的：当然，信息是以电报员的打字速度在世界各地传播的，但这仅限于电报站之间，也只有在线路畅通之时才可以。货物在周游世界时要更安全、更便宜，也更能保证在预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但仅限于基础设施和技术所允许的速度。人类的旅行总体来说比过去更迅捷、更容易了，但内部差别很大。旅行仍然可以是一个艰苦又耗时的过程，特别是在某些内陆地区，公路条件很糟，甚至根本没有路，铁路也只是在开发者的眼神中闪现过。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大片区域依然很偏僻，虽说现在已经没有哪一个区域是完全无法涉足的了。

然而这是一个动态的世界，内部联系也在渐渐增强。当前的地球上，已经没有哪些地方是外国旅人或游客、世界另一个角落里生产的产品、外国投资者的现款或者远方某个大城市的政令完全无法触及的了。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再也不是平行发展，偶有交集。现如今，如果星期二有报道说加拿大的作物收益超乎预期，那么第二天早上就会影响到伦敦的价格，周末就会影响到对俄国小麦的需求。关于战事成败、饥荒、大屠杀、洪水和革命的新闻传播得更迅速、更广泛，人们为之赞不绝口，或者要求立即落实报应。爱尔兰、印度和印度支那民族主义者如今也更容易互相交流、同仇敌忾，他们认为彼此都是相似的群体，投身于共同的斗争中，为的是从伦敦或巴黎的控制中争取到更大的自治权。1913年，阿拉伯人、非洲人和亚洲人要清楚地表达和维系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了。1905年，日本在海战中战胜俄国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令开罗和加尔各答的人民欢欣鼓舞。1913年，在南非纳塔尔省（Natal），当地的印度居民进行了反对不平等法律的游行示威，这一事件在伦敦激起了热议，在孟买引发了抗议。这是不是象征着某种新事物，一种突生的全球主义，或者甚至像某些人所看到的那样，是全世界道德良知的显现呢？

地球上各个彼此迥异的角落正在被稳定地拉近。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钱的问题。诸如温尼伯、墨尔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类的偏远地区之所以能够兴旺起来，是基于一些共同的条件：富裕的、正在进行工业化的欧洲需要食物和原材料，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盛产这些资源，并且具有将供求二者相匹配的能力。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和勘探者，他们的希望、梦想与野心，他们对原材料和市场的探索，造就了如今的波斯和中亚、中国和阿根廷、南非和印度的局面。“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在奥属加利西亚过着流亡生活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列宁写道。

但更广阔的世界依然混乱不堪，并不仅仅由资本，由欧洲和美国的需求和口味来决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围绕着欧洲大陆，沿着更不牢靠、更隐晦的轨迹，被各自的历史、各自对周边环境的理解以及渴望与这片大陆建立的联系牵引至不同的方向。它们有自己的腹地，有自己的眼界。欧洲人所认为的边缘地带，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是自家后院。地图上，几个帝国鲜明的色彩隐藏了彼此之间以及内部的差异。毕竟帝国，这个在全世界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形态，在不同的地方，对于不同的人，意义也不尽相同。在土耳其人说了算的奥斯曼帝国，多教派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可以把帝国视为安全的保障，来自上头的课税，或者仅仅是政治存在的一个事实。在波斯，帝国意味着夹缝中求生，一边是寻求领土扩张的俄国，另一边是寻求印度安全的英国，波斯帝国就是承载着其他帝国野心与渴望的棋盘。阿尔及利亚形式上是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尚未照此执行，在这里，帝国（对法国人而言）意味着大都会的扩张，法国文化与影响力的扩散，让光明照亮北非的黑暗角落。在印度，帝国的含义又有所不同，是作为一项事业，印度人本身就在活跃地参与其中。在一些人看来，这是英国对印度的政治发展的一种指导作用。这一切发生在更广阔的大英帝国内部，而整个大英帝国除了某些非常普遍的基本原则以外，在地方关系中见风使舵已成惯用手段，德行这种东西实质上只是偶有闪现。

大英帝国日表面上是大英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共同的帝国纪念日，在这方面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在哪里庆祝，意义都有着微妙的不同。在墨尔本和温尼伯，对于这两座城市以英裔为主体的居民们来说，为帝国屈膝下跪，是再次确认全世界大不列颠人的契约，再次奉行共同防御的信条。在德班，大英帝国日提醒这座城市的英国白人，他们是在政治上占据着优势的少数人，尽管这是个非洲黑人人口远远超过白人的国家，而且即便是在白人势力内部，也还有说荷兰语的阿非利卡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一个几年前在战争中打败了他们、把他们的家人关押起来、让他们的独立化为泡影的帝国，是毫无忠诚可言的。在孟买，至少对当地的印度精英人士而言，庆祝大英帝国日，是在提醒自己英国对于更大程度自治的承诺，以及在英国统治之下各种实实在在的好处——特别是安全、铁路和法制。

在世界各地，对于种族与文明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各民族对于彼此、对于自身在世界所处的位置的看法。某些文明和种族要高于其他的，这种观点对欧洲帝国的存在与习惯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正如法国殖民地官员朱尔·阿尔芒（Jules Harmand）在1910年所言：

一个人必须要接受这样的原则和出发点，即种族与文明是有等级之分的，我们属于高级的种族与文明……我们的尊贵地位依赖于那种素质。在此基础上，我们有权指挥其余的人类。物质影响力只不过是一件工具。

但记述这样一个某些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先进的世界，对于那些设法用优越地位的金箔为自己的政治权力职责镀金的殖民地官员来说，几乎算不上什么专属特权。1913年，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也在悲哀地谈论着印度文明的衰落，与此同时却在盛赞欧洲文明，以及欧洲文明所造就的欧洲人的个人素质。在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由被同化的阿尔及利亚青年所组成的团体——阿尔及利亚青年团（Jeunes Algériens）——认为比起老派的“旧头巾”（vieux turbans）身上的阿拉伯特质，恰恰是他们身上的欧洲特质让他们有资格领导阿尔及利亚。在此基础上，他们要求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在中国和日本，很多人看到了西化与现代化甚至可能是政治独立之间的联系，因为获取西方技术难道不是在西方的政治侵蚀中获得自保能力的最好办法吗？

同时，透过种族的棱镜观察世界的习惯也不仅限于欧洲殖民者——虽然他们有时在察觉到的外部或内部威胁面前，是所在的移民社会中“白人纯洁性”最热情的维护者。1913年，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为废除南非迫害印度社区的法律而战时，却对在南非人口中占多数的黑人——“卡菲尔”（kaffirs）——所受的待遇保持沉默。要说有什么的话，甘地是想要确保白人统治者心中不要把印度人和黑人混为一谈，而是要清清楚楚地区分开。人们普遍认识到了种族重要性的概念，并认为用设想出来的种族特征来考虑个人是正确的。

因此，在一体化程度与互联性日益加深的全球背景下，围绕着欧洲的中心地位而接合起来的远方世界还有另外的含义：金钱与商品的相遇之地，但同时也意味着人员、思想、希望与恐惧。

温尼伯—墨尔本 海外的不列颠

1913年5月，秉持着帝国精神的加拿大温尼伯市民正在筹备“帝国盛典”，这场大英帝国的盛大庆典将在新落成的工业局大楼举行。这场为期数日的盛典所创造的收入，将会进入大英帝国女儿团（Imperial Order of the Daughters of Empire）在当地的分支机构。这个机构是加拿大的一个妇女组织，大约在10年前成立，意在培养女性的加拿大国家意识，对于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从印度到南非的世界性帝国——大英帝国，也要有一个更宽泛的概念。这场盛典由一系列表现帝国各个区域的活人画（tableaux vivants）组成。据《曼尼托巴自由新闻报》（Manitoba Free Press）报道，有“500名女士、先生、少男少女甚至年幼的小孩子”被迫参加这场表演。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对大英帝国及其国旗的意义表现出了庄严的忠诚与热烈的感激”。

第一幅活人画是光彩照人的大不列颠本身，一只手拿着象征英国海上霸权的三叉戟。帝国军队代表在她身后行进，入场时高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Rule, Britannia！）。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相继入场，伴随着民族歌曲、舞蹈和让人一看便知的历史人物形象，可谓是寓教于乐。英格兰围着五朔节花柱跳舞，中世纪英格兰之父阿尔弗雷德大帝，以及当代大英帝国之母维多利亚女王也加入其中。苏格兰跳着里尔舞登台，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与高地巾帼英雄弗洛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搭档亮相。威尔士戏剧协会用威尔士语高唱同为英国和加拿大国歌的《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爱尔兰的代表是竖琴师、蕾丝编织者和阿尔斯特的造船工人，唱着《亲爱的小三叶草》（The Dear Little Shamrock）。

加拿大的入场要更隆重些，有数百名扮作枫叶的女孩儿和所有象征着加拿大自治领的人物，其范围和帝国本身一样广阔：因纽特人、皮草贸易商人、种小麦的农民、矿工、牛仔、西北骑警、划独木舟的加拿大人、穿雪鞋的加拿大人、用最大的声音唱着《啊，加拿大》（O Canada）的加拿大人，对国家的爱国心与对帝国的归属感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接下来，帝国领地纽芬兰与拉布拉多分别入场，后面是西印度群岛和南非。一名记者写道：“一段祖鲁舞，虽然明显经过了夸张，但无疑是‘非洲最黑暗之处’生活的真实写照。”然后是“加拿大的姊妹”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队伍中的女人戴着徽章，上面大胆地写明“我们可以投票！”（与加拿大自治领的女性形成对比。）新西兰的毛利战士与代表斐济和波利尼西亚的人物一起入场，之后接替他们登台的是埃及。随后是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印度的王子和公主。大英帝国“横行世界的海军舰队和商船”以及为之提供燃料的装煤站网络，进一步表现出了大不列颠人遍布全球的势力范围：直布罗陀、马耳他、香港、亚丁、苏伊士、百慕大、阿森松岛、圣赫勒拿岛、毛里求斯和新加坡。次日报纸的新闻摄影师们拍下的最后一幅画面中，全体演出人员齐聚舞台，把大不列颠围在中间，这意味着对英国的伟大表示肯定——其中也有加拿大的一份。

几天之后的5月23日，曼尼托巴开始入夏，这次轮到温尼伯的学校在大英帝国日庆典中向母国和国王高表忠心。大英帝国日最初由私人发起，受到大英帝国各地民众的支持。比起伦敦，帝国那些最偏远的角落反而庆祝得更为热烈。这一年，英国的米字旗被分发到温尼伯学校的一万名儿童手中。《自由新闻报》表示：“似乎没有什么更能让他们感到自豪和幸福了。”在诺奎（Norquay）学校，当地的圣公会牧师提醒学童们，“我们属于一个伟大的帝国”，伟大体现在人数和面积上，但最重要的是在文明程度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帝国的法律像我们一样完善，”他宣称，“一位国王、一面国旗、一支舰队、一个帝国——以最了不起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强大同盟。”

世界另一侧的南半球城市墨尔本，是澳大利亚临时的联邦首都，从这里乘火车和船到温尼伯需要经过温哥华和斐济，历时数星期，但电报电缆和不列颠团结统一的家族纽带把它和温尼伯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里，澳大利亚的帝国国民也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庆祝大英帝国日。和加拿大一样，活动也围绕着孩子们展开。维多利亚州教育部发出的一则通知上说：“培养学生爱国、尊法、忠君的情操，是在州立学校任职的全体教师的责任……教师们应当时常抓住机会，让孩子们铭记，他们不仅是澳大利亚公民，还是一个伟大帝国的公民。”在这个秋天里，国旗高高飘扬在州立学校的操场上空，孩子们向国王、帝国和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三次欢呼，这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的第13个年头。当地一家报纸表示，向国旗敬礼是孩子们每天的日程安排中最开心的事情（不过更让他们开心的大概是下午不上学）。到了晚上，墨尔本郊区的坎伯维尔（Camberwell）和萨里山（Surrey Hills）会亮起电灯，这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是当地的惯例。

墨尔本的《阿尔戈斯》（Argus）提醒读者，大英帝国日真正的意义是对遍布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大洲的最根本的英国特色表示肯定。就这个概念来看，大英帝国不仅有理，而且有情，不仅人多势众，还为个人提供了机会：

澳大利亚人在英国，就像在加拿大或者南非一样，都是在自己家。他是那里的公民，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而自己的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也完全不会折损，他愿意什么时候重新启用都可以。这个世界通行的大英帝国公民身份，让他同时拥有了旧世界与新世界——这样一个人在每一个大洲和众多岛屿上都享有公民权利，无论走到哪里，都代表着一个幅员辽阔、遍及全球的世界强国，几乎每一块土地上空都飘扬着它的国旗，标志着它的影响力无所不在——这样的公民身份本身对于澳大利亚的游客和商人来说，都是一件珍贵的礼物……

《阿尔戈斯》指出，最重要的是，国家和帝国身份认同应当被视为相互促进而不是对立的：“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帝国主义者，首先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澳大利亚人，或者优秀的加拿大人。”换句话说，为成为英国的自治典范（以及脱离伦敦的直接控制）而奋斗，并不是要质疑帝国的完美典范，而是要以一种更美好的方式向它致敬，就是说大不列颠的各个国家要自由地合作，每个国家都在自己的政策和利益上取得进展，却又被以英国为典范的风俗和文化联结在一起。从最广义上讲，大不列颠各国所组成的这样一个联合体，能够让不列颠不仅存在于英格兰的乡村、威尔士的山地、苏格兰的丘陵，还存在于维多利亚州乡下的灌木丛、曼尼托巴省开阔的农场中一望无际的麦田。可以把墨尔本和温尼伯看作与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一样富有英国气息的地方；这里的街道和建筑让人回想起建造这两座城市的当地英雄，他们是身在海外的不列颠人，在远隔重洋之地建立着一个新的不列颠。

理论上如此，事实则要更加复杂。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并不仅仅是流放到国外的不列颠人，虽然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可能是这样的。他们与祖国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是将国家命运寄托于帝国命运的一种觉悟，一方面摆脱英国，一方面再造英国。让澳大利亚人感到庆幸的是，他们创造出了劳动人民的天堂，比英国更自由、更平等。加拿大人建立了一个大陆国家，几乎可以说是前途无量。那么，他们还欠母国什么呢？热爱？忠诚？金钱？人员？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摆脱了殖民地的身份，并且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它们与英国的关系进而将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另外还有一项变化正在进行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人口依然沿袭着不列颠群岛的传统，他们把天主教和新教之争、爱尔兰人的天主教会圣统制、阿尔斯特人的奥兰治联盟仪乐队、苏格兰人的自尊、威尔士人的歌谣和另外一些东西一起带到了新的家园。而一些新澳大利亚人和许多新加拿大人来自德国、波兰、乌克兰、俄国或者意大利。1913年，移民到加拿大的人数达到400 870人，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数字，而他们的出身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如果放任自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会不会在外表和感觉上变得不再像英国，而成为缩小版的美国式熔炉呢？这样看来，大英帝国日并不只是对帝国身份认同的肯定，还意在创造出这种认同感。

出生在英国的加拿大人斯蒂芬·里科克（Stephen Leacock）声称，自己对加拿大的展望是作为帝国的引擎，而不是附属国。他在1907年写道：“首先我们和英格兰人民都必须认识到加拿大必然的伟大之处。” 里科克表示，这“并不是自吹自擂……并不是说大话”：

事实很简单。我们600万人站在这儿，身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遗产的继承者，拥有一块大陆的一半，全能的上帝把西方那富饶的幽静之地托付给了我们……是啊，就这么点儿人，但一直在增长，增长，增长。照这样下去，明天我们就会有1 000万人，到我们孩子的时代就会有2 000万人，到本世纪末就会有1亿人。加里堡（Fort Garry，其实就是温尼伯）在你们父辈的年代还只是一个寨堡，如今已有十几万人，将来会有50万人。对此，你们是怎么想的？

19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0世纪将会是加拿大的世纪，这句话最初是1911年卸任加拿大总理、如今身为反对党自由党领袖的威尔弗里德·劳雷尔（Wilfrid Laurier）爵士说的。虽然澳大利亚的人口比加拿大少，短期内快速发展的前景没那么乐观，欧洲移民也相对较少——一方面是距离问题，一方面是加拿大的繁荣起到了有效的宣传作用，还有一方面正如一位游客所言，“因为欧洲时不时地听到一些关于（澳大利亚）旱灾和商业灾难的传闻”——但澳大利亚同样可以寄希望于未来，作为帝国中一个不断成长的部分，坚定不移地开发广袤的国土，用于农耕和发展。澳大利亚首任总理埃德蒙·巴顿（Edmund Barton）套用了几乎和劳雷尔说加拿大的那句话一样豪迈的说辞，而且要现实得多：“整块大陆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独占一块大陆，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但谁来保卫这些新生的国家呢？这些国家会不会反过来保卫英国呢？在南非进行的布尔战争期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军队为英国的战争努力所做出的贡献，可以在部分程度上回答关于帝国防卫的这些问题，但这样的答案并不能令人满意。在奔向1913年的这些年里，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人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利益并不一定在每个问题上都与英国的利益保持一致，比如在贸易或者政治关系上，自然会存在一些分歧。英国本身也不可能提供无限制的安全防御保证，因为要大量投入在世界其他地方，将来要与德国或俄国竞争，甚至在遥远的未来某一时刻还要与日本竞争。因此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渐渐将自己视为志得意满的大不列颠民族的一分子、大不列颠未来的卫士，然而同时或许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对于澳大利亚人而言，他们担心的不仅是英国移民的比例相对不足，说到底，还是担心人口如此稀少、1913年还不到500万居民的澳大利亚大陆，在拥挤的周边环境中，要如何才能一直保持不受侵犯。“日本已经快要挤爆了，”英国旅行家约翰·福斯特·弗雷泽（John Foster Fraser）指出，“（它）必须要找到一个地方，把过剩的人口送过去……（它）正在东方世界四下观望，把国内政治家们想要让那部分人口去的地方标记出来。”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为军事同盟，这既是承认了日本国际地位的提升，又承认了英国的过度扩张。但这一同盟未必会持久。而如果英国被拖进其他地区的冲突中呢？“澳大利亚那些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或许会瞥一眼未来，思考一下英国海军在西方海洋里吃败仗的可能性，”福斯特·弗雷泽继续说道，“而这些政治家更应该思考的是日本在这样的情况下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在墨尔本，报纸上写满了对亚洲的恐慌。“游牧民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阿尔戈斯》表示，“但今天的我们可能要面对来自外界的一种更加难以捉摸的威胁，而在东西方密切接触的边境之地，看守人要本能地打起精神来。”1913年7月，维多利亚州总理威廉·瓦特（William Watt）访问伦敦时，告诉英国听众，澳大利亚渴望建立一个“南太平洋国家”，但警告说如果澳大利亚实力削弱，“黄种人就要过来了”。他继续说道，“当前这一代人或许不太能够预见到这样的发展，但这必定是早晚的事，到了那时，激烈搏斗的舞台就会从北半球转移到南半球。”几天以后，情报部队的C. A.米切尔（C. A. Mitchell）少校在墨尔本发表了一场以澳大利亚国防为主题的公开演讲，进一步渲染了遭受敌国侵犯的前景。墨尔本海外俱乐部（Melbourne Overseas Club）的成立仪式上聚集了澳大利亚各地的政治领袖人物，它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团结一致、同志情谊、备战防御”。未来的成员被要求到弗林德斯街（Flinders Street）帝国拱廊（Empire Arcade）的俱乐部聚会厅里登记。实际上，维多利亚州在1913年已经拥有325家步枪俱乐部，有1.5万名年龄在12—14岁的男孩儿是少年学员团（Junior Cadets）成员，而永久民兵和志愿军也已接近1.7万人，还曾在到访的一个英国议会代表团面前颇为自豪地炫耀了一把。

在开支更大的海军问题上，澳大利亚联邦几年前在工党总理安德鲁·费希尔（Andrew Fisher）的带领下咬牙硬上，为本国海军斥巨资购入了一艘旗舰——“澳大利亚”号，以取代那些开走了的英国舰船。

1913年，这艘战列舰及其护航舰离开英国的船坞，驶向新的目的地，途中曾在南非停靠，澳大利亚纳税人的忠诚和牺牲让当地人印象深刻，之后舰队再次起航，横渡印度洋。“长长的灰色舰队冲破晨雾，驶入港口。”10月，《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一名记者描写了澳大利亚舰队在1770年库克船长的登陆地点附近靠岸时的情景：

事情完成了。空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里，在他们眼前，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多年以来的梦想——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从而孕育出的梦想——华丽地实现了。事实上，舰队的宗旨并不是完全实现这个梦想，而是开始这个梦想。当他们注目之时，所有人都知道，没有回头路。这些可怕却又庄严的战争引擎，耀武扬威地经过领导们的眼前时，这个梦想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责任一起，击中了目标。

海军和整个国家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要与英国母亲分开，然而又因“遵循同样的传统、保持同样的世态”而依附于它。身为澳大利亚人，同样也是身为大英帝国的人：“从一个光荣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分离出来，但还是它的一部分。”

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一样，大多数说英语的加拿大人也同意让加拿大承担起更多的帝国防卫重任。1909年，加拿大保守党议员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提出，现在的加拿大无论愿意与否，都已经“驶入了世界的水域……每一轮风暴都可能遭遇到……每一种危险都可能接触到”，人们也都普遍同意他的观点。“她不能逃避共同的重任，”福斯特警告说，“她不能疏忽共同的义务，她不能无视共同的职责。”和澳大利亚一样，在加拿大，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考虑到了周边那些更强大的国家，以及复杂的地理因素。福斯特认为：“她在东西两面，分别隔着两片浩瀚的大洋，与两个人类活动量巨大的地区遥遥相望。在东方那一面，醒来的3.5亿人正在迎接新生……在另一面，是古老的、广为人知的欧洲各国的人类活动。”至于南面的美国，一些人认为对加拿大的大不列颠认同来说是长期的威胁，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美国天生就是大不列颠的盟友，因为美加两国都以白人为主，而且其中大多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在对面的方向，是“辽阔、寒冷的北方疆域，寂静而又神秘”。和澳大利亚一样，加拿大与欧洲的一个个地缘政治中心之间也隔着一片广阔的海域，不过就加拿大来说，航程只有几天，而不是好几个星期。福斯特提醒加拿大议会，无论如何，“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既然我们这里听不到炮声，看不见在那边作战的舰船，那么战争就与我们无关了”。

但无论福斯特的口才有多么好，无论他的帝国色彩论证多么有说服力，还是有一些群体直言反对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也就是认为加拿大有义务为母国而卷入战争的这种思想，而且对于加拿大应该以怎样的实际形式出力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议。1913年年初，就在温尼伯市民涌入工业局大楼观看帝国盛典时，海防问题已经成为加拿大政坛上最容易制造分裂的问题，伴随着关于不忠的种种责难，还牵涉了宪政合法性的问题。

一些加拿大人认为增加军费开支是用来加重税负的借口，会反过来抑制经济的发展繁荣，而那才是加拿大真正与生俱来的权利和最好的防卫。另外一些人认为国防上的额外支出更有可能煽动而不是避免战争。“现在这支海军已经比过去的50年甚至100年里还要庞大，要它有什么用呢？”温尼伯的谷物栽培者协会（Grain Growers’ Association）主席、出生在爱尔兰的詹姆斯·斯卡利恩（James Scallion）在写给当地报纸的一封信中问道。“加拿大人民花好几百万造军舰，难道是要煽动欧洲的军国主义，离间各国之间的关系吗？”在曼尼托巴省首府之外不远处的布兰登（Brandon）召开的年会上，该协会以压倒性优势投票反对一切海军政策。“他们（谷物栽培者）似乎把所有的公共问题都放在谷粒称上掂量。”一名评论员刻薄地评论说。在说法语的魁北克，亨利·布拉萨（Henri Bourassa）是指责大英帝国主义的领袖人物。由于劳雷尔对伦敦做出了让步，派出加拿大军队参加了布尔战争，布拉萨与他分道扬镳，如今则威胁性地警告人们，一群好战的帝国朋党正在把加拿大拖进未来更血腥的险境中，征兵制已经初露端倪。

但即便是公开承认的帝国主义爱国者，也就是那些认为加拿大海军需要为帝国防卫出力的人，在他们内部，对于如何达到目标也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劳雷尔在说英语的侵略主义者和说法语的抗议者之间制订了一套折中方案，其实就是稍微贡献一些由加拿大人管理的海军，然而双方对此都不满意。布拉萨认为这仍旧是把加拿大赶上了英国战争的贼船；保守党认为这是把一支由英国二手船组成的“劣等海军”留给了加拿大，而那些船原本是要丢进垃圾堆的。保守党领袖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凭借着颇具帝国色彩的纲领赢得了1911年大选，他反对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赞成更大力度地支援帝国防卫。1913年，他陷入了到底怎样才算更爱国的一场火药味十足的争论中：是立即为英国财政部提供3 500万美元的财力支持，用来建造无畏舰（这是保守党的提案），还是发展加拿大海军（即便这样历时更久，能做的更少，更局限于加拿大海域，在战时以外接受帝国粗略的指挥时也更间接）。

保守党认为他们的策略是必要的，也受到伦敦的欢迎，然而事实上英国的政治家们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关于是否应该建造更多的舰船，以及自治领提供直接的财力支持究竟合不合适。加拿大自由党认为保守党的策略相当于又被白厅压制了一回；劳雷尔本人在国会上起立发言，表示“如果我们通过了这条法案，则必将中断，甚至有可能终结自信自立的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如今的加拿大”。博登的计划四面受敌，政府也被指责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了欺压议会的手段，这项计划最终流产，无人拥戴，无人痛惜。加拿大在很多人眼里就像是澳大利亚的兄长，因为组成联邦的时间要比后者早34年，如今它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到了1913年年底，澳大利亚已经自豪地建立起了一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致力于南太平洋的安全防御，以及维护澳大利亚的白人主导权，而加拿大只有一支实力有限的海军，没有面向未来的海军策略，即便加拿大的政治家大多表明了他们对大不列颠的认同、对帝国坚定不移的忠心、对帝国安全防御的担当。

草原之都温尼伯，一座注定光耀世界的城市。至少它的助推者在1913年是这样宣称的。

但这或许正是1913年的海外不列颠所面临的新的现实状况，比过去那些年更复杂、更具挑战性。在大英帝国日那天，无论是温尼伯还是墨尔本，多伦多还是奥克兰，开普敦还是悉尼，都在以同样的方式为帝国欢庆，但帝国统一体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又存在着差异，对身份认同、自身利益和义务的意识也处在不同的层次上。

如果信得过曼尼托巴的房地产推手、移民中介人和当地政治家（往往是同一批人）的话，那么温尼伯确确实实是一座未来之城。由于日用品价格、移民、外国投资和苦力劳动都在提升，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加拿大在1913年之前的10年里兴旺发展。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解释从伦敦越过大西洋的资本流动时说：“这个穷亲戚继承了她的遗产。”在加拿大内部，发展最兴旺的是草原地区，在那里，自治领经济成就四大要素的结合最令人心潮澎湃。新的来访者不会抱有任何疑问：温尼伯是一座扶摇直上的城市。

“温尼伯能够以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自居。”那个时代一本插图纪念册上的这句话，仅仅是略微有些夸大罢了。这本小册子提醒读者，“仅仅在30年前，”他们脚下的这一地区还是“光秃秃的大草原，只有被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占用的一些简陋房屋，以及20来个富有进取心的移民拓荒者”。真是今非昔比啊。温尼伯不再是一个定居点，而是一座城市；不再是道路尽头，而是交叉路口；不再是穷乡僻壤，而是世界经济的一大转口港，越来越多的谷物源源不断地汇集在这里，然后再散发出去。小册子还起了一个浮夸的名字——“了不起的温尼伯”：

巨大的砖砌、石砌和大理石建筑……取代了为数不多的棚屋，以及里面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居民；同时，铁路和有轨电车的众多线路取代了嘎吱作响的红河车……教堂、学院和一流教育机构充斥于此。自治领和市政公共建筑与其他任何城市相比都毫不逊色。好几公里长的柏油马路和人造石铺面的人行道，见证了温尼伯市民“向前进”的品格……横贯大陆铁路交通线整个穿城而过。主街无论是长度还是宽度，放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号。

无可否认的是，这一切荣耀的归属，也就是实际居住的温尼伯人，人数依然相对较少，1913年只有15万多。［当年的《加拿大报纸目录》（Canada Newspaper Directory）采用了典型的鼓吹办法，把温尼伯的人口估算得远远超出实际，达到了20.5万。］市区范围达到了14 861英亩，和曼哈顿岛的面积差不多，但这座城市还有着广大的扩张空间。1913年，有轨电车线路延长到了城市外围的St. Vital郊区，当时那里除了一家杂货店、一些稀稀落落的人家和一长排延伸至远方的电线杆以外，几乎就没有别的了。一座简陋的凯旋门代表St. Vital的入口，上面写着“欢迎”，左右两边小一点儿的拱门上分别用大字写着“繁荣”和“发展”，旁边的两面盾牌上写着“进取心”。温尼伯城中元老们的理念是，只要建起来，人们就会来。

这样的理念到目前为止还算奏效。毕竟温尼伯1913年的人口是1900年的三倍，比起1871年加拿大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记录下来的241人，或者40年前把这座贫瘠的边陲小镇升格为城市、好借更多钱来进行扩张的1 600名精明的居民，简直是天壤之别。1911年成立的“曼尼托巴百万人口”（Million for Manitoba）联盟，号召更多的移民到加拿大中部平原定居、务农。据1912年的《加拿大年度回顾》（Canadian Annual Review）称，温尼伯早在几年前就已超过了明尼阿波利斯，成为北美地区最大的谷物中心。1913年，比城里的皇家亚历山德拉酒店（Royal Alexandra Hotel）还要豪华的加里堡酒店（Fort Garry Hotel）开张。明信片也在宣传加里堡酒店200万美元的造价。这一年，温尼伯的土地估价达到了2亿5 940万美元，比1912年增加了1亿美元，是1900年总额的25倍。温尼伯的银行兑现超过1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加。“加拿大西部和北部的土地、森林和矿山呈现出了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财富，”工业局的一份出版物称，“因此温尼伯的重要性也必定会提升，温尼伯的基础资源也必将得到开发。”“感谢上帝让我们有了今天！”一个乐观的温尼伯人在1913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前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美好的时代。”

温尼伯当时的中心和今天一样，位于货运大道（Portage Avenue）与主街的交汇处。围绕着这个连接点，沿着这两条大街，坐落着温尼伯的主要建筑，每一座都以自己的方式宣示着这座城市的自信与活力。北面的主街上坐落着联合银行大楼（Union Bank Building），这座12层的摩天大楼即使放在纽约市中心也不会显得突兀。西面的货运大道上坐落着伊顿（Eaton’s）百货大楼，占据了一整片街区，据说雇用了1 000多名员工，堪称一个零售分销帝国皇冠上的宝石。毗邻的伦巴底街（Lombard Street）上坐落着温尼伯谷物与农产品交易所（Winnipeg Grain and Produce Exchange）。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交易所之一，谷物的定价参考着英格兰利物浦的批发价，消息通过大西洋海底电缆从那边传过来，每天三次。一座电子小麦钟记录着温尼伯这边的价格，每分钟更新。稍远处，曼尼托巴立法大楼（Manitoba Legislative Building）于1913年开始动工，计划建成至少在加拿大范围内最宏伟壮观的一座大厦。

在900页厚的《20世纪加拿大印象》（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Canada）中，有一批快照被标为“曼尼托巴商界与专业人士代表”，下面的名字显示出英国人在这座城市占据着不容置疑的优势地位。一个姓“凯利”的人旁边还有两个同姓的。挨着“戴维森”的，有“布莱克”、“罗宾逊”、“普赖尔”、（又一个）“凯利”、“汤姆森”、“霍尔”、“赫德森”和“惠特利”。诸如共济会、猎狐和仪乐队之类的英国特色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温尼伯的唯一。这座城市的面貌一直在变化着，和加拿大整个国家特别是西部地区一样。包括奥匈帝国、意大利和瑞典在内的13个国家向温尼伯派驻了领事代表。温尼伯的犹太社区非常活跃，有5座犹太教堂，因此城中有一个区域被叫作“耶路撒冷”。城市中还有德国、瑞典和冰岛的基督徒会众。温尼伯1913年的人口组成非常多样化，以至于报纸的种类也多到让人惊诧：有4份德语报纸（其中一份的发行量达到了2.1万）、2份匈牙利语周刊、5份面向文化水平极高的冰岛人的报纸、3份面向瑞典人的报纸、波兰语的《天主教公报》（Gazeta Katholicka）以及面向挪威、犹太和乌克兰社区的报纸。出生在德国斯德丁［Stettin，现波兰什切青（Szczecin）］的威廉·莱斯蒂科（William Leistikow）是温尼伯的首富之一，他1913年在美国去世，因此《20世纪加拿大印象》的那批快照中并没有他。

大多数移民都没有莱斯蒂科那样幸运。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站场被称为北区（North End），敢于到这附近来的游客们面对的是紧紧挤在一起的木屋，没有卫生设备，也几乎没有什么能够抵御加拿大严冬的防护措施。在这里，人们操着对大多数温尼伯人来说都很陌生的语言：波兰语、意第绪语、俄语、乌克兰语。温尼伯1区是事业有成的精英的聚集地，该区的婴儿死亡率为112‰，然而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站场周围的5区，这个数字高达282‰。詹姆斯·谢弗·伍兹沃思（James Shaver Woodsworth）是工作在北区的一名卫理公会教徒，他在1913年5月的《曼尼托巴自由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大体上正面肯定移民的文章，不过他也在文章中发出了一些警告：当新移民成为新公民的时候，会把腐败带入地方政治中，“我们童年时代安宁的加拿大式星期日”将会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喧闹的、欧式作风的豪饮啤酒。然而和大多数市民一样，他还是乐于接受新移民的精气神儿、音乐修养和活泼的生活情趣。“我曾经受邀参加一场欢乐的波兰婚礼，”伍兹沃思回忆道，“看到了一些新奇的、古老的（波兰）民间舞蹈，带着昔日的遗风，还听见了一阵阵爱国乐曲。在他们的（欧洲）老家，异国当局多年以来一直试图扑灭这些，却只是徒劳。”“一张张坚毅的脸庞上闪烁着近乎虔诚的热情，”他继续说道，“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将会为我们的加拿大带来荣耀的品质与禀赋。”建设温尼伯的工作就要交给这些男男女女来完成。

这样的繁荣会持续到永远吗？它在1913年时已显颓势。“众所周知，事实是不容改变的，”《自由新闻报》发表社论称，“早晚要面对这些事实……例如事实之一是加拿大西部的小麦生产增速过快，超过了有效市场的吸收能力。”这一点可以作为支持与美国进行互惠自由贸易的论据。由于美国的谷物市场规模巨大，还在不断发展，利物浦甚至整个欧洲都无法与之相较。还有另外的迹象表明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在曼尼托巴省附近的农场干活的薪水，在之前的几年里曾经大幅度上涨，但到了1913年却开始下降。1913年，来到加拿大的移民中，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在温尼伯短暂停留，然后便继续西行，前往萨斯卡通（Saskatoon）、卡尔加里（Calgary）或者埃德蒙顿（Edmonton）。这些新的边疆城镇或许就是新的温尼伯。加拿大的谷物最终是会继续从西部流向东部（温尼伯位于铁路线中央），还是越来越多地从西部流向温哥华（在那里用船运往太平洋彼岸）——抑或是完全绕开曼尼托巴省首府，直接南下流入美国呢？

就某些方面而言，墨尔本可以说是温尼伯的前车之鉴。它也曾经是大英帝国的新兴城市。它风光的时候也是前途无量。19世纪七八十年代，墨尔本市中心的网格布局正在形成，郊区也开始向外延伸，彼时的这座城市曾经拥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了不起的墨尔本”。依靠金矿和绵羊发家致富的墨尔本，似乎注定会成为南半球首屈一指的大不列颠都市，成为世界级的大城市之一。1880年，这座暴发户般的城市主办了一届世博会，在新建的皇家展览馆（Royal Exhibition Building）的穹顶之下，一个千人合唱团为这次世博会拉开了序幕。城市人口从1861年的139 916蹿升至1891年人口普查时的将近100万。

之后便是灾难来袭，从繁荣转向破产。1893年的一次银行业崩溃吓跑了城市建设所依赖的英国投资者们。商业萎靡。10年间，墨尔本人口凋敝。在正直的维多利亚州人眼里，悉尼是流放犯定居地、野蛮的新南威尔士州的中心，而如今它却开始赶超上来。1901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组成了澳大利亚联邦，墨尔本仍旧具有微弱优势，理所当然地被宣布为首都，但只是临时的，直到1908年选定了新南威尔士州乡下一处，将这座新的联邦城市立为首都，并于1913年得名堪培拉。19世纪80年代的破产风暴过去20年后，一名英国游客在1913年来到墨尔本，发现它依然可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剑桥大学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 Cambridge）前任院长亚历克斯·希尔（Alex Hill）写道：“每个人都跟我们谈起它，给我们讲起那些富家小姐，转眼间变得身无分文，有份佣人的工作干都要谢天谢地。还有那些有钱的男人，沦落到为得到一份商店店员的工作而苦苦哀求，以及各行各业的大批员工，由于很多公司突然倒闭，他们不知道去哪儿找工作。”

正如墨尔本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在世界外缘，情况可以瞬息万变，虽然与全球经济密切相关，却远离其中心。丧失信心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但墨尔本最终还是很快得到了复苏。或许是因为这座城市太大了，在经济上不可能垮掉，它依然在农场、矿山和葡萄园所在的内陆地区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力，并且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可以用国内的积蓄为（更稳定的）未来发展提供资金，而无须依赖从国外大量涌入的金钱。联邦将它设为国家的政治首都。到了1913年，头脑发热、不受约束的扩张时期已经结束，因此这座城市又恢复了从容的姿态，人口增长速度相对平缓，但还是非常快，65.1万人口与加拿大最大的城市蒙特利尔相当，比马德里、罗马或者阿姆斯特丹都要多，几乎是华盛顿特区的2倍、温尼伯的4倍。

墨尔本又回来了。在斯旺斯顿街（Swanston Street）上，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Library of Victoria）展现着崭新的穹顶。这座世界上最大的钢筋混凝土穹顶提醒墨尔本人，他们的城市有着成为世界第一的能力［虽然这个纪录只保持了短短几个月时间，直到由马克斯·伯格（Max Berg）设计、位于德国布雷斯劳（现波兰弗罗茨瓦夫）的百年厅（Jahrhunderthalle）开放。］在新一辆行驶在圣基尔达路（St. Kilda Road）、穿过城中多条宽街的有轨电车前端，人们安放了一台摄影机，拍出了一部城市宣传片。从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到著名的展览馆，到商业区的高楼大厦，再到澳大利亚对英式赛艇会的回应——雅拉河畔亨利（Henley-on-the-Yarra），这段影片均有收录，并让“了不起的墨尔本”之名重获生机。这座城市找回了一些往日的气魄和冒险的欲望。“它的金融家们一直在为全新的‘繁荣昌盛’做准备。”亚历克斯·希尔写道，他对这个“能屈能伸的国家”的恢复力大为惊叹：

澳大利亚人不愧是一群赌徒！在船上，他们就一直在赌博。一上岸，他们就开始下一些小“赌注”……每个镇上都有赛马场。墨尔本骑师俱乐部（Melbourne Jockey Club）自称是全世界最好的。他们在俱乐部及其周围环境上花费了75万英镑。

1913年11月，在澳大利亚最火的墨尔本杯赛马中，Posinatus夺得第一名，遥遥领先于Belove和Ulva’s Isle。墨尔本的富人和穷人，有的输，有的赢，总赌金达到数万英镑。输赢无所谓，未来总是光明的。欠了债可以还，钱也可以再赚。

最重要的是，墨尔本是一个宜居之地。《阿尔戈斯》指出，“美丽的海港真不错”，但在墨尔本生活要比悉尼便宜，房租和食物都便宜。人们对于墨尔本越来越严重的工业污染颇有微词，但墨尔本的公园比其他城市多，人口密度也远不及新南威尔士州的竞争对手。1913年，墨尔本人的住房、食物和收入都相对较好，娱乐活动也是如此。除了定期吸引数千名观众的体育活动，诸如板球赛和足球赛，墨尔本人还可以观看不计其数的巡回戏剧表演，在海边新开放的月亮公园参加便宜的惊险项目，或者对于那些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有空的人来说，花上4个几尼便可以欣赏到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在澳大利亚的首次完整演出（英语唱词）。全世界再没有哪个地方的工人政党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如此充分地代表工人，能够如此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截至1913年年底，维多利亚州共有134个工资委员会参与了工人最低工资的设定，其中囊括了各种职业，从床架工人到啤酒工人，从制钉工人到守夜人，从面点师到水管工。

雇主们和他们的同盟者发出警告称，工会“擅耍花招，满嘴跑火车”，甚至还“实行专制”。他们抱怨“工团主义思想的散播”，以及破坏性罢工行动的危险趋势，例如这年早些时候发生在布罗肯希尔（Broken Hill）矿山的僵局。与此同时，工人们也感觉到了各种威胁的存在，努力维护着自身的既有权利。据一些人称，工党之所以支持男女同工同酬，仅仅是为了把女性排挤出工作场所、减少她们与男性的竞争而采取的策略。保持澳大利亚“白化”的欲望，不仅关乎文化独立性，还是为了防止澳大利亚工人被输入的亚洲廉价劳动力（印度人、中国人或日本人）把活抢走。这甚至可以发展到极为荒谬的地步。《阿尔戈斯》报道了西澳大利亚州激烈的工会投诉——在一艘驶向澳大利亚的轮船上，当时的英格兰船医病了，他们竟然聘用了一个斯里兰卡医生。

然而，澳大利亚的工资预期不会永远涨下去：长期的增长要依靠一定规模的移民；专门劳动力的短缺需要得到补足。在政府看来，答案就是要鼓励来自英国的移民——1913年以前，前往加拿大和美国的英国移民要远远超出来到澳大利亚的——政府在辅助不列颠群岛移民计划上的开支增加了两倍。农场工人和家庭佣人的旅费预期将会大幅度下降，从侧面反映出这两种人是维多利亚州最短缺的劳动力。可是到头来这些计划带进来的新移民相对较少，自然也不足以改变州内既有的人口组成状况。和曼尼托巴省不同，那里土生土长的曼尼托巴人为数不多，而维多利亚州大部分人口都是当地出生的——并不仅仅指出生在澳大利亚，而是压根儿就出生在这个州。至于那些在澳大利亚以外出生的人，英国人或爱尔兰人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远远超出了人口数量排在下一位的德国人，比例达到了25:1。墨尔本似乎还能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它的大不列颠属性。

或者按照一些人更青睐的叫法，称之为盎格鲁—凯尔特属性。1913年来到墨尔本的最新一批移民中，有一位是这座城市新上任的天主教大主教丹尼尔·曼尼克斯（Daniel Mannix）。他自称爱尔兰人，由此几乎可以确定他对于爱尔兰自治——这个在当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困扰着英国国会的国内政治问题——所秉持的态度。“爱尔兰人民多年以来仿佛一直在沙漠中穿行。”在1913年3月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他面向教堂会众发表了这番讲话。如今，他们已经快要迎来那片乐土了。这些在墨尔本都是政治热点问题。当年早些时候，也就是1月末，在支持自治的联合爱尔兰联盟（United Irish League）的年度远足活动中，有1 000多名澳大利亚天主教徒乘船南下莫宁顿半岛（Mornington Peninsula）。就在第二天，奥兰治联盟也在阿斯彭代尔赛马场（Aspendale Racecourse）举行了一场野餐会。人们对他们说，“奥兰治联盟的成员是自由的看门狗”，使出浑身解数，要将阿尔斯特从自治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曼尼克斯并不打算当一个沉默寡言的大主教、调解人。他想要成为一名积极分子，代表在他看来是被蹂躏、被曲解的人民——维多利亚州的爱尔兰人。在墨尔本，爱尔兰人一般来说都要比英格兰或苏格兰出身的人更贫穷，往往被描述成嗜威士忌如命的酒鬼，缺乏教养，不可信任，于是他开始抨击墨尔本官方报纸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爱尔兰人的敌意。戴着铁面具的丛林大盗奈德·凯利（Ned Kelly）在官方看来是一个冷血杀手，然而在其他人眼里却是一名追求经济公义的战士，维多利亚州人并没有忘记他是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他在1880年的一场枪战中身亡，25年后，墨尔本人民观赏到了一部关于他的传说和帮派的故事长片，这是澳大利亚也是全世界的第一部故事片。有爱尔兰罪犯，当然也有爱尔兰法官、爱尔兰政治家、爱尔兰首相。曼尼克斯试图使维多利亚州人回想起爱尔兰人的这些贡献，挑战那些对爱尔兰人的偏见。

他还想要成为一名坚定不移的宗教捍卫者，他的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争论涵盖了异教通婚问题（最近在天主教会的压力下变得更加困难了），以及一直以来关于教会与国民教育之间的正确关系的争执，这一点与大不列颠世界中的其他地区一样——包括曼尼托巴在内，那里的天主教人口主要是讲法语的，因此又让别人对他们多了一层猜忌。为此，曼尼克斯意欲将墨尔本占总人口1/5到1/4的天主教人口转变成一个强大的选民集团，最终他能够以告解为由，把这些人动员起来。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做法就像是帮派政治一样。世俗观念的澳大利亚人认为这是企图煽动宗教情绪，很不以为然。曼尼克斯指出，维多利亚州的天主教徒不仅在人们的印象里遭到轻视，警察和法庭也总是没完没了地找他们的麻烦。对此《阿尔戈斯》赤裸裸地警告说：“身居高位者发表不实之词是很危险的——对他们自己来说很危险。”

在墨尔本，还有一群人几乎从未被人提起，那就是比英国人更早来到这里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人们偶尔会把他们当作澳大利亚文化的额外点缀，仿佛古玩一般。更多时候，他们是被人忽视的群体。在澳大利亚的人口统计资料中，原住民是与其余的人口分开另算的。《维多利亚州年鉴1913—1914》（Victorian Year Book 1913—1914）中提到，维多利亚州的原住民人口从1851年殖民地建立之初的5 000—15 000，减少到了1913年的区区643人。《年鉴》指出：“这个种族必将消失，虽然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鉴于此，读者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这既符合自然规律，又有好处，却罔顾这样一个事实，最开始正是这些白人通过疾病与斗争，为澳大利亚原住民人口的减少创造了条件。据澳大利亚史料记载，库克船长“发现”澳大利亚时，就已经有了原住民，后来他们或多或少地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1910年的一本历史书《无限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Unlimited）中提到，在“石头与钢铁”之间的较量，也就是落后的原住民社会与使用工业化金属制品的白人之间的斗争中，只可能有“一种结局”，而那场斗争早已结束了。从法律上讲，当白人前来殖民的时候，澳大利亚还是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在1913年的墨尔本，原住民的身影非常罕见，他们的声音更是从未被人听见。

温尼伯的情况有所不同。阿西尼博因（Assiniboine）原住民比维多利亚州的原住民更有存在感，体现在这座城市主要河流的名字甚至城市本身的名字上，以及周边一些乡下地区。在《温尼伯插图纪念册》（The Illustrated Souvenir of Winnipeg）中，大部分是银行大楼、新房屋、熙熙攘攘的街道和丰收的田野的图片，其中还有一张图片旁边标着“西北印第安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哈德逊湾公司的鼎盛时期，主宰着曼尼托巴省的是一个混血族群——梅蒂人（Métis），他们可是很难对付的。他们在温尼伯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接近现在，也更野蛮。

参加1913年7月的自治领日（Dominion Day）游行的加拿大老兵中，就包括打击1869—1870年和1885年两次梅蒂人叛乱的那些人。第一次叛乱，缘起于1869年鲁珀特地（Rupert’s Land）——加拿大中部的一大片地区，包括了后来的曼尼托巴省全境以及后来的萨斯喀彻温省与阿尔伯塔省的一部分——被受人敬仰的哈德逊湾公司转让给了新成立的加拿大自治领，此举遭到了梅蒂人的抗议。而他们的担忧是正确的，这次转让会把他们从这个祖祖辈辈长期生活却没有合法所有权的地方赶出去，带进更多的外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否定他们的文化与政治习惯。当地一名说法语的梅蒂人领袖路易·里尔（Louis Riel）在红河殖民地组建了临时政府，捍卫梅蒂人的权益。渥太华视其为非法，最终认定为叛国，派军镇压殖民地的叛乱。里尔也被迫逃离。1870年，在叛乱失败后的废墟上，成立了曼尼托巴省。

加拿大政府代表与当地原住民团体后续签订了一些土地条约，条约规定原住民放弃对横贯曼尼托巴的大片土地以及加拿大西北另外一些地区的任何权利，以换得政府承认他们在小部分领地的权利，并为他们适应新环境提供一些援助。但多少年来，路易·里尔和梅蒂人一直是中央政府心头的一根刺。有些人提议赦免里尔。还有些人希望能够收买他，要不然就逼迫他消失，或许可以把他流放到美国（后来他果然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想要把里尔晾在一边也没那么容易。他反而当选了渥太华国会中的曼尼托巴代表，却无法实际履行这一职位。后来，在1885年，精神渐渐错乱的里尔领导了另一场叛乱，这次是在西北地区（现在的萨斯喀彻温省的一个地区）。这次他被捕了，被判叛国罪并处以绞刑。很多加拿大人，特别是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包括曼尼托巴省的一些——都在批评这场审判的执行方式，以及判决的严厉。一些人把里尔看作一位传奇英雄，甚至是政治烈士。相反，在说英语的曼尼托巴人看来，里尔是一个叛变的土匪，只会提醒他们，取得该省的控制权还只是在不久以前，而且他们某些同胞的忠心很值得怀疑，因为那些说法语的人似乎很怀念里尔。

1913年，墨尔本和温尼伯的大多数人无疑是把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缓慢消失、加拿大原住民实际上的画地为牢以及对梅蒂人叛乱的镇压，认为是大不列颠文化、文明与秩序的传播所要付出的代价。这难道不是历史的教训吗？更古老的民族被更新、更具活力的人口所取代、排挤。那不正是开拓的意义所在吗？说到底，这不正是发展——英国的发展——所需要的吗？在他们看来，原住民对191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不列颠体制的不断挑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解决。早先的民族很快就会被同化，消灭，或者遗忘。

布宜诺斯艾利斯 南方之星

在1913年的外国投资者眼里，有一个目的地未来或许比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美国更有前途，那就是阿根廷。雷金纳德·劳埃德（Reginald Lloyd）几年前写道：“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所在的卡佩尔厅（Capel Court），阿根廷铁路的名字和印度的一样常见，阿根廷城镇的股份与英国地方的股份公开竞争。”作为世界最大金融市场的宠儿，阿根廷从伦敦借走的钱比澳大利亚还多，吸收的英国投资都快要赶上加拿大了。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阿根廷被迫违约国债，但到了1913年，人们普遍认为在阿根廷身上押宝是十拿九稳的。比索可以兑换成黄金，再加上阿根廷的财政基础已经变得更加稳健，这就让投资者对这个国家基础经济的兴旺繁荣有了充分的信心。在过去的40年里，阿根廷的总人口从200万蹿升至700万。布宜诺斯艾利斯从1869年与墨尔本相当的规模，发展到1913年比维多利亚州首府大一倍还多，出口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向世界市场。

这个国家变化的速度和程度让人眼花缭乱。19世纪70年代，阿根廷还在进口小麦。如今她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之一，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外国游客，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岸边大量的谷物升降机，要过很久才能看得见城市本身。从20世纪初到1913年，冷冻牛肉的出货量增加了5倍；这些牛肉被装上巨大的冷冻船，运往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市场。当地的《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实际上更像是一份稍加伪装的招股说明书，书中推荐游客去参观La Negra屠宰场，感叹一下屠宰与冷冻系统的效率，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和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制造工艺一样令人难忘，堪称现代世界的一大奇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成功吸引了很多著名的外宾，法国记者、报纸老板、前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就是其中之一。La Negra工厂老板的儿子有一半法国血统，他带领克列孟梭参观了工厂。克列孟梭发现屠宰与冷冻的整个工序都完成得“快到让人费解，以至于我们（肉食）习惯的无辜受害者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被装进袋子里准备冷冻了，所有的内脏也都干净利落地装入罐子里了”。

这些冷冻船本身有时也会运送肉类，而在它们旁边，是往返于南安普顿、利物浦、那不勒斯、马赛、热那亚和汉堡航线的客船。意大利航线尤为繁忙，为阿根廷送来了大量的新移民，以及10万名季节性工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在收获季节过来帮忙，阿根廷的工作做完之后就返回意大利。在陆地上，这个国家的地图显示出一个绵延数万英里的铁路网，从首都向外延伸至内陆的大庄园，阿根廷的大量财富正是从那里产生的。1913年，在离首都更近一些的地方，桃子、梨子、苹果、葡萄和无花果大丰收，如今这一切都可以在采摘后24小时内用汽车和货车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场的摊位上。“人们希望能像放电影一样在读者眼前呈现出这幅景象。”对于阿根廷乡下的变化，《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如是说。这个比喻很恰当：以阿根廷的经济繁荣为对象的任何一张照片，还没冲洗出来就已经过时了。

观察者们一致认为这是1913年才刚开始放映的一部电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内陆地区从殖民地时代落后的粮食生产转变为大规模农耕，明显是得益于同样在温尼伯或墨尔本周围发挥了作用的力量：肥沃土地的有效利用、全球的农产品需求、全球交通的整合。今后的若干年里，这些力量也可以在潘帕斯草原大显身手。当地报纸《标准报》（Standard）指出，科尔多瓦（Cordoba）和圣路易（San Luis）两省有大量的土地，比墨尔本周围的土地便宜，而且“没有兔灾和旱灾”。这样看来，阿根廷最需要的就是钱和人，投资和移民——前者铸造阿根廷的未来，后者让这篇土地上有阿根廷人居住，或许有朝一日人口将会达到一亿。“这个国家的前景真的很美好，”雷金纳德·劳埃德考虑到阿根廷的未来发展时表示，“我们当下还没有概念的世界变迁，或许会损毁阿根廷的一些特色，但只要阿根廷人忠于自身，普通的盛衰兴废根本无法阻止他们命中注定的稳步前进。”

双子：1913年开始动工的温尼伯曼尼托巴立法大楼。

富有的阿根廷人早已因热烈的爱国精神而闻名于世，他们敢于梦想，在不远的将来，阿根廷之于南美洲，就将好比美国之于北美洲。1913年11月，当西奥多·罗斯福向这颗南方之星致敬时，这个曾经把门罗主义发展成美帝国主义信条的男人意识到，至少对阿根廷来说，美国即便仅仅是在理论上为反对欧洲劫掠而出手保护，也已经是跟不上事态变化了。哥伦布剧院（Teatro Colón）是新建的一座歌剧院，当地人认为可以与欧洲的任何一座剧院相媲美，而罗斯福对聚集在这里的阿根廷上层社会听众恭维道：“你们不需要保护，你们适合去奉行自己的门罗主义。”身为美国前总统的罗斯福承认了阿根廷的伟大，而此时的墨西哥还处在美国干涉的威胁下，所谓的ABC三国——阿根廷、巴西和智利——正要求过问美洲事务，因此这样的承认必然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剧院里掌声雷动，回声震天，”《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的一名记者写道，“聚集在包厢里的数百位女士纷纷抛出花束和鲜花，以表谢意。”

双子：1906年竣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国民议会宫。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经济奇迹的前沿和中心。这座城市支配着整个国家，容纳了全国1/5的人口。它没有像样的竞争对手，无论是作为商业中心——北部的罗萨里奥（Rosario）港处理的国际贸易量只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1/6——还是作为政治、文化、行政中心。在外国人看来，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了阿根廷，就如同巴黎代表了法国，或者纽约代表了美国。它的辉煌成了一种国家荣誉。

不久前的1880年，这座城市大多是单层建筑，完全就是一个以主广场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为中心过度发展的西班牙村庄。自那时起，政府花了一小笔钱，对这里进行了改善，委托建造新的建筑，其中包括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国民议会宫，克列孟梭将它同美国国会大厦相提并论。此外还拓宽了城市的街道，将布宜诺斯艾利斯转变成了一座欧式大都市，将世纪之初富丽堂皇的风格与现代工程的支持结合在一起。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里成了——

这样一座城市，有大码头，私人豪宅，壮观的公共和商业大楼，铺得平平整整、一尘不染的大街，以及多得有些过分的有轨电车；有气派的铁路终点站，每天都有看似无穷无尽的阿根廷财富涌入……有广场和公园，大气磅礴的林荫大道和引人入胜的赛马场……有高档的剧院，极其朴素的教堂，雅致的商店，还有风姿绰约的女人……阿根廷的大都市很容易被人们比作20世纪的巴比伦。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外国人被她吸引而来，他们下意识地用“伟大”来称呼她，转眼之间便会为她的魅力所倾倒！

1913年12月，这座城市的第一条地铁线路开通，这也是南半球的第一条地铁线路。“没有什么能像这种重要的现代城市交通工具一样带来如此的便利……充分地展现出这座城市突飞猛进的发展。”盎格鲁—阿根廷电车公司（Anglo-Argentine Tramways Company）的地方代表在通车典礼上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华金·萨穆埃尔·德·安乔雷纳（Joaquín Samuel de Anchorena）继续说：“对于和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纽约这些在城市发展中出类拔萃的典范城市一样巨大的利益，我们有幸成为第一批能够享受的人。”地铁线路的建设者们很快就被派往布鲁塞尔和柏林，做关于这方面的报告。

布宜诺斯艾利斯人（Porteños，对这座大型港口城市居民的称呼）从小到大早已习惯将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欧洲或美国的大城市相提并论。他们的城市面积已经超过了巴黎市中心，人口也快要赶上维也纳了。动物园里的动物种类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丰富，有北极熊、狮子、猎豹、大象、犀牛、长颈鹿和美洲豹。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欧洲大歌剧院和芭蕾舞团越洋巡演所青睐的目的地。罗斯福总统1913年9月在哥伦布剧院发表讲话的几个月前，剧院的舞台地板在“轰动伦敦的俄国舞蹈家”、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杂技表演中嘎吱作响（不过佳吉列夫本人容易晕船，并没有跟着他的芭蕾舞团来到拉丁美洲巡演）。这年早些时候，塔玛拉·卡尔萨温娜（Tamara Karsavina）和瓦斯拉夫·尼金斯基表演的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曾经遭到巴黎评论界的恶评。这一次，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将大众喜爱的《天鹅湖》到《舍赫拉查德》（Scheherazade），再到惊世骇俗的《牧神的午后》（L’Après-midi d’un Faune）等一系列剧目，通过按照韦伯、齐尔品（Tcherepnin）、鲍罗丁和舒曼的音乐而编排的芭蕾舞，呈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观众，让他们深深地着了迷。（尼金斯基还在演出间隙抽空结了婚。）除了观众零星的几次吼叫——尼金斯基把演出《舍赫拉查德》时听到的吼声形容为“简直像猿猴一样”——演出被认为是非常出色的，就算没有超过在伦敦或巴黎的演出，至少也毫不逊色。“偌大的剧院里，从正厅前排到顶层楼座，都挤得水泄不通，”《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报道了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后的几场演出之一，“每一处的观众都自发地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随后的谢幕多达12次。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不再屈居于欧洲大都市的阴影之下，而是参与到了它们共同的文化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方面。它有朝一日会不会和那些城市平起平坐呢？

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地区一样，阿根廷在形式上并不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英国影响力的触角却在钳制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业生活。商业语言是英语。大多数阿根廷铁路公司的董事会议室里，绝大多数董事会成员都是英国人（或者至少是英裔阿根廷人），主席往往也是。阿根廷进口商品的1/3来自英国，包括大量的机械。在阿根廷的投资有3/5来自英国（其中铁路方面的外资几乎全部来自英国）。布宜诺斯艾利的英国侨民中，有很多在英资银行当办事员。这一切都反映出了两国建立于很久以前的1825年，并且长期存在的经济伙伴关系。当时的英国放弃了在帝国的层面上直接控制阿根廷人，承认了新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独立，由此换来了一份自由贸易协定。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初来乍到的英国人，虽然只是一个区区几万人的英国侨民团体中的一员，却能够在这座城市的一些角落找到家的感觉。圣马丁街（Calle San Martín）的凤凰酒店（Phoenix Hotel）自称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酒店”。贝尔格拉诺（Belgrano）郊区已经被富裕的英国家庭占领了。码头上的大多数轮船都挂着英国国旗，驾驶这些轮船的也是英国水手，当地人把公共场合醉酒闹事被逮捕的英国人不成比例的数量归咎于此。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在提前几个月就定好了的某些日子里，英国的商人、办事员和医生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7个共济会会所之一秘密集会，这些会所的名称都是阿尔比恩、爱德华七世、维多利亚、南方之星之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数十所英国学校，还有一家英国医院，英国人自然认为这是城里最好的医院，此外还有一家英国俱乐部。哈洛德百货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店将便利与英式风格结合在一起，它的经营正如英语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所言，“给人以家的感觉……没有了商店店员烦琐的干扰，顾客们深以为然”。1913年的大英帝国日庆典，在当地一名英国记者看来，证明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祖国和帝国的那份感情是实实在在的”。

相对于如此之小的一个团体来说，英国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体育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板球在这座城市非常受欢迎，吸引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板球队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Marylebone Cricket Club）队在1912年来到这里打巡回赛。而除此之外，英国人雨果·威尔逊（Hugo Wilson）更是在1913年担任阿根廷足球协会主席。近年来，陆续有一些英格兰足球队来访：1904年的南安普顿、1905年的诺丁汉森林、1909年的托特纳姆热刺和埃弗顿。1912年，斯文登4:1战胜了阿根廷全国冠军圣伊西德罗竞技俱乐部（San Isidro Athletic Club）。水上运动方面，英国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划船俱乐部（Buenos Aires Rowing Club）一枝独秀，连续三年在德国皇帝杯赛上战胜了德国的R. V. Teutonia俱乐部。阿根廷马球的大本营赫灵汉姆俱乐部（Hurlingham Club）于1889年开门纳客，并曾在一段时间内从为其所有的火车站中获利。它为英国运动和社交的结合奠定了基调。

然而除了运动俱乐部、银行和铁路公司以外，布宜诺斯艾利斯主要还是掌握在拉丁人手里。以锦衣华服而闻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流社会人，绝大多数是世世代代说西班牙语的阿根廷人。这个小型精英团体包括几千个家庭，他们一直以来居住在市中心的五月广场周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几个街区之遥的Barrio Norte。这些人和乡下传说中的高乔人（gaucho）一样，身上承载着阿根廷的传统，从16世纪欧洲人在阿根廷殖民，到贝尔格拉诺和圣马丁领导的独立战争，再到1910年阿根廷独立战争100周年纪念。他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大地主和保守派政治精英。他们的社交专属地是赛马会（Jockey Club），1882年由一位未来的阿根廷总统所创立。城里的有钱人会在这里用餐，偌大的餐桌上铺着雪白雪白的亚麻桌布，摆着闪闪发亮的银质餐具，他们在餐桌上讨论国家未来的政治和经济，觉得那些事情基本上都由他们说了算。在他们看来，阿根廷理应是他们的国家，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他们的城市。

出生在国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绝大多数来自欧洲其他国家，这些人占城市总人口的一半，劳动年龄男性人口的2/3，相比之下英裔人口显得微不足道。在过去的25年里，有150万意大利人和100多万西班牙人乘船横渡大西洋，来到阿根廷。尽管有不少人对工人在阿根廷实际上拥有的经济机会大失所望（对于投资者则恰恰相反），几年以后就回国了，但还是有很多人留了下来，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码头边的房子里，或者在市中心拥挤的廉租房里，或者在更偏远地段的低层房屋里。在这些地区，皮埃蒙特人和那不勒斯人，卡斯蒂利亚人和安达卢西亚人混居，仿佛一幅不断变化的拼接画，每条街上说的方言都不一样。到了狂欢节周，当地人和拉丁移民在街上纵情狂欢，而英国人则会拉下百叶窗帘。191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批评狂欢节庆典“喧哗吵闹”且“混乱无序”，并对Tigre Hotel举行的一场威尼斯风格的假面舞会展开了猛烈抨击。《标准报》也对其他地方的活动发出了类似的斥责：

阿根廷报纸自鸣得意地谈到大行其道的所谓“热情”，但不幸的是，在城市的某些地方，这份热情沦为了混乱，特别是独立路（Calle Independencia）在Catamarca的转角，两名男子执意要往路人身上泼水（这在从前是狂欢节期间普遍的习俗）；警察介入，一大群人力挺这些小流氓，连左轮手枪都用上了。两名警察和其他很多人受伤，那名倒霉的警察恐怕是受了致命伤。

报纸暗示类似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在英国的城市。民众中还是拉丁人的热情占了上风。

从大的方面来看，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是深受法国影响。最能明显体现这一点的是，办公楼都喜欢用法国的布杂艺术风格，不过克列孟梭表示近来“流行起了意大利的建筑风格”，极具装饰性，“在无比复杂的交错线条中加入半圆饰和小花饰”。过去的25年里，为了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奉上一众与之相配的、高贵的英雄，城市雕塑匆匆竖立起来，这些雕塑也是以法国风格为主，吸纳了法兰西共和国多得装不下的雕刻家，装点着城市里不计其数的公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让人想起巴黎林荫大道上的那些，书店里摆放着最新的法国文学作品，百货商店里出售着最新的法国时装。每天早晨，作为梳妆打扮的步骤之一，有闲阶级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女子会往脖子上拍几下法国香水。对于法国香水，报纸专栏愤怒地表示征税比过去更重了。然后，她会把牛角面包作为早餐。也难怪人们都把布宜诺斯艾利称为“拉丁美洲的巴黎”。有些人说得更夸张。来访的波士顿商会副主席、美国人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在一次晚餐后竟然哗众取宠地反过来说“巴黎是欧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听众自然也很买账。

听到欧洲或美国的游客这样的赞美，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会感到很欣慰。而来自欧洲国家的游客，比如法国游客，发现阿根廷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由拉丁人所支配的国家，同样会感到欣慰。这里是拉丁世界的未来，贮存着老牌拉丁国家也许会在未来加以利用的影响力。乔治·克列孟梭指出，在阿根廷，与其他地方一样，“我们法国人允许自己在经济事务上被别人超过”。但他自我安慰说，法国人仍然保留着“代代相传的道德权威”。阿根廷共和国最初的国徽上有一顶弗里吉亚无边便帽，那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左拉《我控诉》（J’Accuse）的出版商举办了一场以民主为主题的法语讲座，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他写道：“法兰西精神乘着优美文字的翅膀飞越大洋，我们为之欢欣鼓舞，并且从中看到了对未来的厚望。”

虽说法国的投资或许赶不上英国，但它可以努力让阿根廷人接受法国的文化权威，通过美学而不是金钱来取得领导权。法国大使在1910年写给巴黎外交部的回信中，详述了他为了给阿根廷方面的评审委员会施加影响，让他们在新一座1810年阿根廷革命中央纪念碑的竞标中选择法国人的投标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这座纪念碑将会屹立在五月广场的正中央，那里是城市的心脏、全国瞩目的焦点。在巴黎，人们觉得法国雕塑不仅会证明法国艺术的优越性，还会一直让人想起阿根廷的政治传承，就好比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是为了提醒美国人，他们的独立战争也有法国的一份功劳。法国外交部一想到有可能在这场竞标中输给德国，就忧心忡忡。

经过了各种推三阻四，将候选方案从5个扩大到7个之后，阿根廷的评审委员会最终选择了意大利人加埃塔诺·莫雷蒂（Gaetano Moretti）的设计方案。法国人认为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是拉丁人的胜利。法兰西广场（Plaza Francia）还矗立着另外一座法裔阿根廷人的纪念碑，一个类似于玛丽安娜的人物代表法国，她擎着自由的火炬，带领着两个女孩儿和一个男孩儿，奔向共和主义启蒙，而法国依然自称是共和主义启蒙的化身。

其间，莫雷蒂的方尖碑一年又一年地延期。到了1913年，100周年已经过去了三年，还只有五月广场中央的一些地基，以及下面地铁隧道某些专门的加固措施。

一座未完成的雕塑，或许可以比一个已完工的项目更有说服力地描述1913年的阿根廷民族。阿根廷民族到底是什么？阿根廷民族包括哪些人？很多阿根廷人确确实实为他们的国家感到骄傲，为它的历史，更为他们认为必将光辉灿烂的未来。克列孟梭在游历阿根廷时，谈到了他在那里感受到的“狂热的阿根廷民族主义”，以及国民“与生俱来的侵略主义”。与智利长期不断的斗争，以及与乌拉圭和巴西的竞争，都在为民族主义情绪煽风点火。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所有权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布宜诺斯艾利斯雕塑上的显要位置，以及阿根廷学校里的课本中，都有特定的一段阿根廷历史阅读材料，这是由国家发起的。“对于阿根廷历史，有一种理想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必须要追随它……与之相背离则会被认为是教育的罪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发表社论指出，“如果阿根廷有哪位重要人士表现出来的形象不符合死心塌地的爱国者和英雄，就将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罪行。”

然而阿根廷有很多新来的居民，经过了深思熟虑后，决定不要阿根廷公民的身份，他们更愿意在法律上保留自己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或者德国国籍。与把取得国籍认为是成功标志的美国不同，为未来更多更好的机会开路的外国人觉得阿根廷国籍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已经有权拥有土地，自由出行。在很多人看来，国籍只不过是赋予了他们被阿根廷军队征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是好是坏还不一定。尽管有一些民族主义者抱怨移民不拿阿根廷国籍，每过一段时间就提出强制移民加入国籍，接受西班牙语培训，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样的安排正中很多保守主义者下怀。为什么非要授予国籍，让男性（却不包括女性）获得选举权，像这样画蛇添足地把一种新的成分带入国家的政治体制当中呢？外国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一直维持外国人的身份。现状也会一直保持下去。

事实上，虽然阿根廷举行选举，但公开选举的过程意味着当权者处在强势的位置，能够保证选民跟着他们的路线走。“政府名义上是共和，”劳埃德在1910年写道，“但选举规则基本上就是一场闹剧，行政权和中欧一样独断专制。”政治继续掌控在精英手里，政治大佬，也就是考迪罗（caudillos），在外省操纵着一切。对于掌权者来说，这样的制度看上去再好不过了。阿根廷就应该自上而下由阿根廷精英来领导。为什么要改变呢？

但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反对派要求改革，偶尔还会出现政局动荡，例如在1892年和1905年，有时还有军队中某些派系的支持。在保守派看来，包括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危险政治思想，正在和急需的劳工一道从欧洲传入国内。劳工骚乱在1902年的第一次阿根廷总罢工中达到了极点，人们害怕拉普拉塔河沿岸会上演一场暴力的社会革命，对于如何防止这样一场革命则是左右为难。

起初，政府倾向于联合打压的策略，实行戒严，查封反对派的报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均在此列。1902年推出的《居住法》让政府有权将它所认为的外国破坏分子驱逐出境，但罢工和抗议还在继续。190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 000间廉租房的租客拒绝交房租。有大批群众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190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局长拉蒙·法尔孔（Ramón Falcón）遇刺。1910年，罢工打断了阿根廷革命100周年纪念庆典。恰逢克列孟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哥伦布剧院被丢了一枚炸弹。这样的事情对生意影响很不好，可能会把投资者吓跑。1912年，罗克·萨恩斯·佩尼亚（Roque Sáenz Peña）总统提出并设法通过了一条新的法令，授予全体男性选举权，实行义务投票和不记名投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安抚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只要是基于使政府合法化的选举，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反对。这样做是为了分化对政府不满的激进反对派。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改革。或许现在的阿根廷国民可以不再自上而下地建设发展，而是自下而上了。

1913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光鲜的外表下依然暗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是广大的阿根廷民众，还是外国投资者？“阿根廷真的有描绘得那般光辉灿烂吗？”10月的《先驱报》向读者提问道。

1913年的美国人担心，华尔街金融托拉斯不可一世的力量会为了银行控制下的大公司而压榨普通民众。在阿根廷，当地人抱怨肉类托拉斯为了赢得市场占有率，压低在海外销售的肉价，抬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本地销售的肉价。“也难怪，我们这些不幸的人啊，明明居住在这样一片富饶的国土上，可如果能以每公斤1美元—1.5美元的低价从‘卖肉的骨头’那里买到骨多肉少的牛肉和名不副实的牛排，都得谢天谢地了。”一名记者写道。事实证明，对普通的欧洲消费者有利的，未必是对阿根廷当地人有利的。

虽然“阿根廷”这个名字表示白银财富的意思，但生活在阿根廷的很多人都在勉强糊口，根本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贫穷的移民得非常辛苦地奋斗，才能过得比农奴好一点儿。”从澳大利亚继续旅行至阿根廷的约翰·福斯特·弗雷泽写道。还有另外一名作者是环游拉美的英格兰工程师，他也谈及了这一现象，指责“土地垄断、不计后果的财政……（而且）肆无忌惮地透支国家信用，推行让垄断者或私人公司获利的方案，却罔顾民众的利益”。农村的大部分良田都已经为私人大地主所有。和加拿大的移民不同，大多数阿根廷移民到头来是在为别人耕种土地，或者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碰运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阶级居民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们的着装打扮光鲜亮丽，为了让外表看上去很优裕。早上五六点钟，他们乘有轨电车上班时，穿的是长外衣，系着领带。但这种向中产阶级的优雅高贵看齐的着装，很快就会被抛弃在码头或者铁路站场，在那里，脏兮兮的工作服更适合眼前这10个小时薪水微薄、艰苦繁重的苦力活。某些保守派似乎认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只是外国煽动者造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游行也是一个不平等的、似乎是陷入了困境的社会的产物。布宜诺斯艾利斯下层阶级如饥似渴地投注国家彩票，对于他们被阿根廷实际的经济生活慢慢腐蚀了的雄心壮志，彩票也许是最好的替代品。

“先生——”哈里·詹金斯（Harry Jenkings）给《先驱报》写信说，“我在你们的专栏中读到高高在上的人物对这个国家天花乱坠的溢美之词时……经常会怀疑，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物是否彻底忘记了那句警示箴言……‘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让阿根廷在外国投资者眼里一直闪光固然重要，但布宜诺斯艾利斯气派的大街上所展现的、精英阶层引人注目的财富所发出的耀眼强光，会蒙蔽外来者，让他们浑然不觉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已有累卵之危：

对于我们这些在阿根廷生活了有些年头的人来说，有些东西读起来很让人恼火，比如某某勋爵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转悠几圈之后，对所见的一切赞不绝口，但与此同时，商人团体正在大声抗议当地的乱政导致船运耽搁，而由于利益相关的纵火犯接二连三的纵火行为，保险公司拒绝为堆积在海关的货物承担责任。再比如某某公爵夫人乘坐汽车从五月大道（Avenida de Mayo）巡游至巴勒莫（Palermo）赛马场之后，表示这个现代黄金国中没有犯罪，没有贫困，简而言之就是没有任何不良因素。听到这些，同样让人感到难受。

仔细读一读报纸，便会发现到处都是暴力和轻微犯罪。对于移民来说，阿根廷的生活比很多人所期望的更艰难。詹金斯警告称，投资者也可能会等来失望：“我认为阿根廷已经到达了极点，它那‘非凡的发展’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从今往后，它将会以算术级数而不是几何级数向前发展。”或许阿根廷作为一个富强国家的命运，就像莫雷蒂的纪念碑一样，终究还是要拖延下去。

詹金斯的这通抨击发表之后，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反驳与支持的声音兼而有之。“满意派”愤怒地回应，表示“在这里谋生的那些人应该是最不可能贬低它的，如果他们不喜欢这里，每天都有开往其他地区的轮船”。这是拥护者的论调，提醒人们即便情况比报道出来的还要糟糕，但要是公之于众的话，就是在削弱个人自身和他人的利益。一名铁路文员给《先驱报》写信，对詹金斯的看法提出异议，辩称自打离开英国来到这里，自己的财产的确增加了，如今给布里斯托老家的母亲汇去的钱比两个兄弟都多：“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对普通人来说哪里最好吗？”“贪吃者”和“美食家”也在报纸中以更轻松的口吻谈论了阿根廷美食的品质，前者持批评态度，而后者表示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菜应有尽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需花上不到5美元，就可以配着波尔多或基安蒂红葡萄酒，把所有这些菜吃个遍。

更悲惨的信件内容出自被困在阿根廷乡下的一名英国女佣安妮·鲁滨逊（Anne Robinson）。“虽然我不太会写信，”她紧张地告诉《先驱报》，“但我不得不多说几句。”“我来到阿根廷时，也是满怀着希望与对那间乡间小屋的憧憬的（这也是每一个家庭佣人的理想），和普通的姑娘没什么两样。”她写道。结果这个国家却令她大失所望。在英格兰，她在布莱顿海边的一座房子里工作，年收入25英镑，在那个家庭中也拥有合情合理的地位。在那里，她偶然遇见了一个朋友的兄弟，那个人是一个水手，把阿根廷描绘得有声有色，主动提出帮她联系每年出60英镑招聘女佣的一位女士。就这样，她将自己的人生打包进了一个手提箱，远渡重洋。但到了阿根廷，她起初的乐观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她的女主人心地善良，但她抱怨说跟她一起干活的还有一个爱尔兰裔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女佣，那个人“脾气暴躁、肮脏龌龊、无知愚昧、懒惰成性”。她的工作很辛苦，到了冬天，乡下的泥土带进房子里，根本擦不干净，在干燥的夏天，灰尘根本杜绝不了。“我每两个星期才能有一个下午的休息时间，从1点到7点，”她写道，“但我又能去哪儿呢？”只能去教堂，或者在镇子上到处走走，但她又不会说西班牙语，也没时间学，所以备感孤独。她可以自己做衣服，但从欧洲进口的面料太贵，几乎是划不来的：

不，先生，再过6个月以后，如果有哪位女士想在回国途中找一个女仆或者保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会很高兴的。我会很乐意为她服务，换取回国的旅费，但如果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从60英镑的丰厚年薪中存下来的这笔小钱，就得充当回英格兰的旅费，即便只能坐三等舱。

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颗南方之星并没有照耀到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