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老的新世界

维也纳 影与光

意大利王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在阿尔卑斯山丘中的阿迪杰河谷接壤，北面那座城市特伦托的意大利语名字是Trento，德语名字是Trient。16世纪，特伦托因罗马天主教会在这里召开了一场会议而名噪一时。自那以后，这座城市又回到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只是间或随着王朝的更迭而易主，却总是会回到在风云变幻的欧洲政局中岿然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手中。如今的特伦托，是哈布斯堡王朝曾经广阔无垠、现已寥寥无几的意大利属地中的一块，是皇室的遗存，欧洲民族国家中的异类，而管辖它的是这些国家中最庞大、最具历史感的异类：奥匈帝国。

1909年，特伦托当地的社会主义政党邀请贝尼托·墨索里尼过来一起工作，因此他在这里暂住了一阵子。在1913年，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南欧和中欧之间一条主干道上的铁路枢纽。它的北边是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天然通道——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布伦纳山口的另一边就是奥地利的国土了，那里的人说德语，不过他们的口音和方言会把北德人吓得发抖。

从布伦纳山口到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只有几十英里，再往远走几个小时就能到维也纳——那里有圣史蒂芬大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霍夫堡皇宫（Hofburg palace）及其现已83岁高龄的主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人们还可以在喜欢的咖啡馆中找到一个钟爱的角落。走近奥匈帝国的首都，不难想象出这样的情景——冲出寒冷街道边的双层大门，钻入一间热乎乎的咖啡馆，领班喊着客人的名字，笑脸迎客，微微鞠躬，悄悄吩咐手下的员工准备好客人在一天的这个时间段最喜欢喝的咖啡：如果时间还早，就准备kapuziner（柯璐娜啤酒），如果时间不早了，就准备fiaker（加朗姆酒），装在特定的玻璃杯或者咖啡杯里，一如既往，一如将来。

打开1913年的奥匈帝国地图，首先会被它的面积所震撼。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从西边的瑞士一路延伸至东边的黑海，北接德俄两大帝国，南下深入巴尔干半岛。1908年，奥匈帝国更进一步，正式吞并波斯尼亚，这块领土之前已经由维也纳管辖了30年，但在形式上仍属于奥斯曼帝国。这一事件让俄国的民族主义者灰心丧气，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巴尔干国家天然的监护者。对于奥匈帝国的边境来说，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已经近在咫尺，或者说一个炮弹就能打过去。1913年，奥地利的将军们在考虑是否要参与巴尔干战争、是否要冒与俄国开战的风险解决掉哈布斯堡王朝家门口的麻烦时，也将这一点纳入考虑。（《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推出的奥匈帝国分册中，把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列为便游目的地。）所有这些领土的人口共有5 000万——略多于法国或英国，略少于德意志帝国。在奥匈帝国的广阔腹地上，有湖光山色，葡萄园和渔村，积雪和阳光。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中，波希米亚盛产铁和煤，加利西亚（Galicia）盛产石油，让这片土地能够自给自足。帝国内部既有像德国一样富裕的工业化地区，也有另外一些像俄国一样贫穷的地区。它就像这个世界本身一样丰富多彩。帝国对内交易，也对内投资：或许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全世界。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是因为在任何一张稍微详细点儿的奥匈帝国地图上——无论是民族、宗教还是政治地图——总会看到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东西：或许算不上彻彻底底的分裂，但还是能够体现出哈布斯堡王朝领土内部彼此迥异的本质。《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指出，波希米亚、施蒂利亚（Styria）、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萨尔茨堡、卡尼鄂拉（Carniola）、摩拉维亚（Moravia）、加利西亚、奥属西里西亚（Austrian Silesia）、布科维纳（Bukowina）和匈牙利是左侧通行；卡林西亚（Carinthia）、蒂罗尔、伊斯特拉（Istria）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是右侧通行。美国一本关于奥匈帝国的书中说：“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过去与现在如此纠结。”奥匈帝国的气候学家将帝国称作“自然实验室”。社会主义领袖维克多·阿德勒所说的“世界史实验室”或许更为确切。［1914年，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更是称之为“毁灭世界的试验场”。］不论采用哪种政治体制，能够让如此丰富多彩的国度保持统一，都堪称一大奇迹。

奥匈帝国的语言或者民族地图，比如根据1910年人口普查结果绘制出来的那批地图，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惊人胆大的抽象派画家画出来的油画，挥洒上大量不同的颜色，没有哪个色调特别突出，整体给人的感觉犹如万花筒般多姿多彩。在特伦托附近，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臣民们说意大利语。从瑞士边界到多瑙河流域的一大长条区域，以及沿着德意志帝国边界的一带，人们说德语。波希米亚内地和布拉格以捷克语为主，但也有其他语言。再往东，喀尔巴阡山脉北麓的波兰人说波兰语，南面的斯洛伐克人说斯洛伐克语，其中还有一些人说德语。在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最东端，当地的农民基本上都是说方言的，语言学家把这些方言粗略地归为鲁塞尼亚语（本质上是乌克兰语），而在该地区最大的城市利沃夫（在不同语言中有Lviv、Lwów、Lemberg几种写法），波兰语是第一语言。沿着哈布斯堡帝国的边境顺时针移动，这些地区的居民说的是罗马尼亚语。往布达佩斯方向去，西南方向散布着一些说罗马尼亚语的人，但人口明显是以匈牙利人居多，这些人构成了哈布斯堡统治之下的第二大语言群体。最后是巴尔干半岛，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帜飘扬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头顶上方。

所有这些语言群体对于帝国整体及其内部不同地区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一些群体分散在帝国内部不同的行政体系中，还有一些则多多少少是统一的。一些群体放眼于哈布斯堡王朝国土以外的同胞们：南斯拉夫人（对塞尔维亚），波兰人（对德国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同胞），罗马尼亚人（对罗马尼亚），鲁塞尼亚人（对俄国的乌克兰人，不过这些鲁塞尼亚人并不一定想变得跟他们一样），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怀有泛日耳曼主义的信条，更倾向于德意志帝国而不是奥地利帝国）。另外的群体则完全分布于帝国内部，其中包括捷克人和匈牙利人。

哈布斯堡王朝疆域的宗教地图也体现出类似的多样性，只不过没那么触目惊心，清晰的线条并不像阴影那么多。奥匈帝国的臣民大多信奉天主教，但不完全是。在匈牙利的一些地方，譬如德布勒森（Debrecen）周边地区，当地人信奉新教。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在宗教上更亲近俄国人而不是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人。与此同时，在说罗马尼亚语的地区，东正教与一位论派正在争夺教派主导权。在波斯尼亚，情况又不一样，为数众多的塞尔维亚人大多信奉东正教，但少数派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也不容小觑。犹太人社区分布在帝国的各个地区，但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部——以及首都维也纳。犹太人在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中，在法律和医疗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相比之下，奥匈帝国的政治地图要简单得多，国家的版图分为两半：按理来说应该是西部的奥地利［依照莱塔河（Leitha）命名为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或者简称奥地利］和东部的匈牙利［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a），或者简称匈牙利］。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那仅仅是表象——正因如此才产生了问题。这是因为这种二元体制掩饰不住奥匈帝国本质上过于复杂的语言和宗教结构。在奥地利，日耳曼人是最大的群体，然而他们也只占总人口的1/3多一点儿。在匈牙利，匈牙利人还不到总人口的一半。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上，之所以采用二元体制，说到底还是因为某一时刻的软弱，出于皇室自身的生存需要——这一点也暴露无遗。这要追溯到50年前的1867年，当时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还很年轻。在前一年中，与哈布斯堡皇室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暴发户普鲁士，在萨多瓦（Sadowa，捷克语Sadová）附近进行的克尼格雷茨战役（the Battle of Königgrätz）中打败了他的军队。在失败的阴影下，弗朗茨·约瑟夫委派撒克逊人博伊斯特男爵（Baron Beust）与帝国的第二大族群——匈牙利人谈判，以防他们像前些年扬言的那样借机彻底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折中，或者说妥协。匈牙利人同意留下，但要求重新制定宪法，坚持要求古老的圣伊斯特万（St. Stephen，匈牙利战士的主保圣人）领地由布达佩斯管辖，不论这些地区的人口现状如何。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两半都有各自的议会，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布达佩斯——而布达佩斯议会则是依照巩固马扎尔（匈牙利）乡村贵族优势地位的制度选举产生的。但这两个部分拥有同一支军队，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和财政系统。除了奥地利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外，还有一个由帝国首相领导的中央政府，它只能在少部分地区行使职能。所有这些政府都效忠于同一位君主——弗朗茨·约瑟夫，然而他本人的地位如今也有所变化：他在奥地利是皇帝，但在匈牙利是国王。因此在1913年，他的统治也是“K. u. k”，“皇帝和国王的”（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这个“和”字是在1867年之后加上去的，意在明确帝国和王国是完全独立的，又属于同一个主体，这个概念对于从小受到圣三位一体的奥秘熏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说得通的。）后来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写了一篇小说，关于他长大的那个帝国，他将“K. u. k”称为“卡卡尼国”（Kakania）。弗朗茨·卡夫卡的荒谬感无疑与他所在的布拉格的政治体制有一定关系。

即便是在19世纪60年代，也没有多少人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完美的折中方案——一开始，这种方案的内容每过十年就要重新谈判，因此这两大实体之间必然会定期发生激烈的争执，雷打不动。但就当时来看，折中是最好的选择。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个人的角度来看，折中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今后是要改的，也许是在帝国军队能够重新编制、打败普鲁士军队、再次登上德意志政治舞台的中心之时。不过，事情并没有照这样发展。至1871年，普鲁士再次获胜，这次的对手是法国，而德意志帝国也就此宣告成立。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但奥匈帝国却被折中方案牢牢地困住了。1867年的这份协议到了1913年，已经成为写入宪法的既成事实——虽然并不完善，但截至当时，它存在于世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皇帝的大多数臣民。

在帝国的层面上，一些人担心二元制对军事备战的影响。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侄子、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正在为指挥军队的语言问题而发愁，特别是和匈牙利部队打过交道以后，这些人甚至在他面前也只肯讲匈牙利语（这是不符合规定的）。世纪之初，匈牙利人曾要求建立一支独立的匈牙利军队，被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驳回。这一问题变得愈发严重，成了一大顽疾。

帝国的体制必然让国内的各个民族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波兰人已经适应了二元体制，这些年来也涌现出了一些重臣，比起处在德国人和俄国人压迫之下的同胞们，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还趁势在鲁塞尼亚人面前作威作福。相反，捷克人对整个二元体制感到失望，因为它使得匈牙利人凌驾在他们头上，把他们变成了次等民族：哪里能够承认圣瓦茨拉夫（St. Wenceslas）领地，使之与圣伊斯特万领地平分秋色呢？以捷克人为主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迅速成为帝国的工业重地。这些地区的人口中，40%从事工业劳动，为奥匈帝国生产了大量的铁，还拥有斯柯达这样一个巨大的军工厂。这一切更加强化了捷克人的这种情绪。诚然，捷克人的经济地位正在提升，说捷克语的人拥有的工厂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地方政府的行政语言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究竟是采用德语，还是德捷双语？

这些问题最终还是从语言族群之间其他的政治分歧中凸显了出来，这意味着维也纳的奥地利议会在1913年已经差不多要靠肢体语言了。允许使用的语言多达10种（德语、捷克语、波兰语、鲁塞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却没有口译员，所有写在纸面上的东西都只用德语。议会上秩序混乱，人们出言不逊——有时甚至还会打起来。1907年，奥地利（不包括匈牙利）的男性公民获得了普选权，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更好管理。政府在必要的时候以法令统治。前来参观维也纳议会的游客们看到这样的场面，瞠目结舌。其中一个来自上奥地利的落魄青年画家阿道夫·希特勒，兴奋地握紧了拳头。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列宁此时正居住在奥属加利西亚，用他的话说，这里“和俄国差不多”。他从克拉科夫的报纸上得知这些情况，此时的他正在为下一次党会做准备，读报是他工作之余的消遣，其间他还会在冬季滑雪，在春季去塔特拉山脉（Tatra mountains）远足。来自格鲁吉亚的鼓吹者、银行劫匪约瑟夫·朱加什维利（Josef Djugashvili），又名斯大林，（用一个希腊的假名字）被派到维也纳，向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取经，以便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运用在俄国的民族问题上。

在匈牙利王国，匈牙利人推行的是将所有其他民族——特别是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马扎尔化的激进政策，坚决主张独尊马扎尔文化。其他民族纷纷表示抗议，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也没能平息他们的愤怒。克罗地亚人虽然在匈牙利王国中取得了官方自治权，但仍然受到匈牙利人任命的统治者的压迫，并开始寻求与他们的南斯拉夫同胞塞尔维亚人结成某种政治联盟，甚至想要大刀阔斧地重建帝国，将国土一分为三，分别是奥地利、马扎尔和南斯拉夫三个行政区。塞尔维亚人在帝国中的处境是最恶劣的：这个民族被弄得四分五裂，奥地利管辖的达尔马提亚有10万人，匈牙利有50万人，此外理应是自治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Croatia-Slavonia）有65万人，最近得到的波斯尼亚省还有85万人。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关系一直不睦——还曾一度筹备过军事计划，如果情况有恶化的趋势，就会实施这些计划，在匈牙利重新确立哈布斯堡王室的统治。

所以说，1913年的奥匈帝国是矛盾与过时制度的累积、不同民族与宗教的混合、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的杂烩、王朝统治下的乱局——长期以来，精打细算的联姻，得天独厚的好运，本是权宜之计，后来却变得一发而不可收的折中，一切汇聚在一起，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虽然一些维也纳人，当然还有弗朗茨·斐迪南皇储，可以花上很长时间钻研地图，试图为哈布斯堡王朝的这个国家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或许是三方联邦，或许是更类似于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所有民族的联邦，或许是单一制国家——然而事实上这样的解决办法并不存在，或者说至少在政治上绕不开强大的反对势力。考虑到全面推行体制改革所要付出的代价，在各个地方重新取得平衡是短期之内所能期待的最好的情况了。弗朗茨·斐迪南认为有必要煞煞匈牙利人的威风，并打算力排众议坚持到底，甚至考虑动用武力。或许在他即位之后，情况会有所改变。

尽管国情无比复杂、千变万化，尽管多年以来国家的完整性一直是如履薄冰、危情不断，然而奥匈帝国仍然像维也纳普拉特（Prater）公园巨大的摩天轮一样转动着。帝国的宪法结构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但到头来总会落在同一个地方。帝国一直转个不停，年复一年，风雨无阻，就像维也纳摩天轮一样。这好歹也是一种制度，或许算不上有多么辉煌，和奥匈帝国一样只是疲于应付。［19世纪末担任奥地利首相多年的爱德华·塔弗（Eduard Taaffe）将自己的治国方略形容为“让君主国的所有民族保持一种不满的状态，而这种不满情绪要控制得非常稳定、平衡”。］如果政治过于动荡或者过于沉滞，无论是哪一种，人们也都可以选择无视它。斯蒂芬·茨威格后来回忆道：“一个普通的维也纳人拿起晨报，第一眼看过去的不是议会事件或者国际大事，而是剧院的节目单。”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事物。

在很多人看来，奥匈帝国最持久的特征简而言之就是它的存在本身。这样一个事实岂不是证明了帝国骨子里的韧性？岂不是证明了它的长命是有道理的？甚至还可能证明了它的必要性。如果奥匈帝国不复存在又将如何？德国来统治？俄国来统治？还是开战？这些选择都没有什么吸引力，除了对少数大德意志人来说，他们会很乐意与更强大的大哥合作。帝国至少为平稳增长的繁荣提供了一个框架，尽管地区分布不均（奥地利中心地区的平均收入是以波兰人为主体的加利西亚的三倍）。虽然奥匈帝国以农业为主——1910年，奥地利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匈牙利2/3以上的人口依然在务农——但它正在稳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只不过走的是法国的路子，发展速度要慢于高速工业化的德国。

而帝国通过集中多方力量，不是也打造了大于各个局部相加的整体吗？其成果就是这样一个强国，所有的组成民族，包括匈牙利人在内，想必都不会希望这个国家消失。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开国元勋、维也纳议会中的捷克民族主义领袖之一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于1893年宣称：“我们想要让奥地利继续保持强国地位，但我们也希望奥地利对内同样强大有力。”他谋求的并不是独立，而是改革，即便是在1913年：“我们的……计划并不是为了削弱别人，而是为了增强整体。我们知道，如果整体一无是处，那么我们也都得跟着遭殃。”他说，问题在于改革的进程似乎已经停滞了。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他说，奥地利的政治家就像是吞进了一把雨伞，动弹不得，生怕它什么时候就突然张开了。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像这样岿然不动，说到底也并不算太坏。这对专横跋扈的政府起到了遏制作用。这种状态下的奥匈帝国更像是一座凌乱的大房子，有许多互相连接着的房间，这个地方曾经风光过，在里面闲逛也很愉快。罗伯特·穆齐尔回忆起卡卡尼国：“这里也有一种步调，但并不太快”——

这里的道路上当然也行驶着汽车，但并不太多！这里的人们也准备征服天空，但并不太上心。时不时有船开往南美或东亚，但并不太频繁。人们没有争夺世界市场或世界霸权的野心。这里位于欧洲的正中心，古老的世界轴线交汇之处，“殖民地”和“海外”这样的词语听起来生涩又遥远。人们也有一定的奢侈心，但绝不像法国人那样过分讲究。人们热衷于体育运动，但并不像英国人那样狂热。庞大的军费开支压得人们喘不过气，却仅够让这个国家在列强中保住倒数第二的位置。首都也比世界上其他那些最大的城市要小一点儿，但还是远远大于一般的大城市。

因而对于内部骚动不安的奥匈帝国来说，长期以来的危机已经成了一种常态，但这并非无药可救。正如受人尊敬的英国记者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在191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所言：

君主，政治家，或许还有各民族的谬误、弱点或者偏见，也许真能再次将这个君主国推向毁灭的边缘；灾难可能意味着崩溃瓦解的预言将要成真；但经过我连续10年的观察和体验——而且是斗争不断、危机重重的10年——对于这样一个深谋远虑的哈布斯堡王朝，我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能够让它的这个君主国失去在欧洲大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它的内部危机往往是发展，而不是衰败的转折点。

1913年，和1813年一样，和1713年一样，一个没有了哈布斯堡王室的欧洲简直难以想象，至少在他们的首都维也纳是这样的。当年的一张维也纳图画明信片展现的是上了年纪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佝偻着身体，伏在一张小办公桌上签署文件、批准晋升、同意将一位军官从一个卫戍部队调任到另一个。1908年，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带领一个德国王公贵族代表团访问维也纳，向哈布斯堡家族历史的活化石——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即位60周年道贺。这位老人已经在位太久了。为什么不换人呢？

维也纳早已习惯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戏剧性，这里的人把生活当作舞台，在上面公开练习，构成了维也纳生活的集体神话。往日的辉煌——或者至少是辉煌的残影——让人们在更加纷乱的现在散发出自信的光彩。这座城市的居民扮演着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向他人和自己的表现道贺。每年有10万名外国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着浓厚的维也纳怀旧气息，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Die Fledermaus）是维也纳最受欢迎的一部轻歌剧，于1874年首演，那时的维也纳正在努力摆脱股市崩溃的阴影。如今40年过去了，这部歌剧中的一句话或许恰恰是维也纳真言的最佳诠释：“幸福就是忘却那些不可改变的事实（Glücklich ist, wer vergisst, was doch nicht zu ändern ist）。”

1913年居住在奥匈帝国首都的俄国人列夫·托洛茨基。列宁在加利西亚过着流亡生活。斯大林来到维也纳学习奥匈帝国的民族政策。

列夫·布隆施泰因（Lev Bronstein），又名托洛茨基，这些年一直在维也纳从事新闻记者工作，过着不太稳定的生活。他笔下的维也纳是“对政治和知识的兴趣、对音乐的热爱、四种欧洲语言以及复杂的欧洲关系网的中心”。虽然席勒和歌德的雕像表明这座城市的文化是日耳曼文化，但帝国的状态使之成为超民族的城市，而人口使之成为多民族的，甚至是富有异域风情的城市。城市里的吉卜赛人和东方犹太人（Ostjuden）表明亚洲不再像将近100年前梅特涅（Metternich）所说的那样，始于维也纳门外——东方恰恰始于圣史蒂芬大教堂的阴影中。

维也纳虽然在欧洲城市中仍有相当地位，但再也不能和伦敦平起平坐了，无论是从政治实力还是单纯作为一个城市来看。1910年，维也纳有200万人口。它或许是欧洲仅次于巴黎的游乐之城。这座城市并不像柏林。与德国首都相比，当前奥匈帝国的首都的边缘未免显得有些破败，也没那么刺激。“维也纳没有夜生活，”《维也纳星期一报》（Wiener Montags Journal）发牢骚道，“维也纳人10点钟都睡着了。10点钟大门都锁上了。”这样做是为了省下监管费，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要付给每一栋公寓大楼的每一个看门人一小笔费用。还有一篇文章批评维也纳的灰尘太多，抱怨说“柏林街上一天的人比维也纳一年到头的人还多，反倒更干净”。还有人写道，柏林的百货商场都能被列为旅游景点，反观维也纳的百货商场，完全就是“旧货商场”。这些话的言外之意，当然是完全承认现在的柏林是真正的强力之都，两大帝国早在1879年（萨多瓦大败之后仅过了13年）就结成的军事同盟中，德国无疑是大哥。

然而大多数维也纳人更喜欢他们自己的城市，喜欢它独特的魅力、瑕疵、特色——这反映出的正是他们自己。柏林一身戎装，维也纳穿着一条华美的长裙。柏林把精力转化成势力的震撼，希望用自身的强大来感染别人，而维也纳给人的感觉更内敛，即便在标榜皇家正统时也可以自嘲一下。卡尔·克劳斯是典型的维也纳讽刺艺术最著名的大师，据说他曾有言：“柏林严肃但并不绝望，维也纳绝望但并不严肃。”斯蒂芬·茨威格写道，维也纳放弃了在欧洲或者世界的政治霸权，转而获得了在艺术领域的至高地位，这也是它进行独特的自我表达的关键。

实际上，柏林规模庞大，人情冷漠，它让个体感觉到自己对于这座城市无关紧要，进而与之疏远。维也纳的宏大更容易掌控，当然也很壮观，却并没有压迫感。（如果说这座城市让一部分游客——比如阿道夫·希特勒——感觉疏远，那也是由于这里的社会，有些人永远无法领会维也纳人轻浮与严肃绝对人性化的结合、一边流泪一边大笑的含义，当然也就无法融入这样的社会。）维也纳环城大道（Ringstrasse）两边的宏伟建筑取代了19世纪50年代拆除的城墙，这些建筑富有古色古香的典雅气质，表现出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整体性，远非卡尔·谢弗勒认定的德国首都粗陋的建筑冒险主义可比。

维也纳老城中心的浪漫胜过整个德国首都，而且给人留下了更大的哥特式想象空间。20世纪之初，美国一本关于维也纳的书推荐了这样一场月光之旅：

每一个转弯处都要留意浪漫的美景、微妙的情氛和意料之外的发现。这座城市的一半被黑影吞噬，另一半沐浴在灿烂的光芒中，散发着银闪闪的光泽，仿佛黎明般晶莹剔透。这是玛瑙与蛋白石交相辉映的光彩，女像柱上长胡子的脸笼罩在这之下，仿佛呈现着生灵扭曲的怪相……荒无人烟的街道像银色的缎带一样蜿蜒着，渐渐地，如梦似幻的忧伤情绪悄然袭来，一个人徘徊着，静静地端详这座沉睡在银色天幕之下的城市……

最重要的是，维也纳拥有柏林所没有的东西：传统。维也纳流行着这样一首歌曲：

只有一座帝都，

只有一个维也纳，

只有一个贼窟，

它的名字叫柏林！

 

（1913之前的那些年，鉴于维也纳的捷克人口日益增长，后两行歌词被改成了：“外面是维也纳人，里面是波希米亚人！”）

在奥匈帝国首都，传统是自上而下的：宫廷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本人就是这个帝国运行了68年的节拍器。年初，英国报纸报道称皇帝身体衰弱，结果却是虚惊一场，皇帝只不过是感冒缠身，他的这场感冒比之前的几十年里更加难愈：

皇帝晚8点就寝，早5点起床，克茨尔（Kerzl）医生喜欢在一边看着他吸入蒸汽。那些见到医生在美泉宫后院里穿行的人，却忘了皇帝喜欢早起，还以为医生是仓促之下被召进皇宫的。早上5点钟，医生总是和皇帝在一起，还有中午，皇帝在大长廊走来走去，那里栽了一小片松树林，他享受着树木散发出来的清香。他非常怀念每天抽烟的时光，当咳嗽不见好转时，克茨尔医生不让他抽烟。

皇帝一直在履行帝王之责，一晃60多年过去了，宫廷生活的规律性对皇帝本人来说，或许也算是一种慰藉。失去了妻子（15年前在日内瓦被一个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暗杀）和儿子［1889年和比他年轻很多的情人玛丽·韦切拉（Marie Vetsera）女男爵双双殉情］后，如今他已经近乎生无可恋。皇帝和城堡剧院（Burgtheater）的女演员卡塔琳娜·施拉特（Katharina Schratt）交往已久，这种关系对于任何一位有自尊心的奥地利贵族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传递感情，而不是炽热的激情火花。

即便偶有桃色丑闻传出，但宫廷的本质并未曾改变，这让维也纳人心里感到踏实，他们是奥匈帝国的政治旋涡中风平浪静的中心。大多数维也纳人由于出身低微，根本无法参加一场盛大的皇家宴会，这样的事实只是再一次证实了维也纳努力地维护了传统。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驻维也纳大使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谈道：“一个奥地利人身上可能结合了莎士比亚、伽利略、纳尔逊和拉斐尔的特质，但如果他没有祖上四代贵族的出身，就无法在上流社会得到承认。” 50年后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也会回答说“完全正确”。他根本不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自己的习惯，他很讨厌电话，他在霍夫堡皇宫点的是煤油灯而不是电灯，他以故步自封为荣，此外他还拘泥于宫廷礼仪——其实是18世纪的宫廷礼仪，沿袭自更古老的16世纪的西班牙宫廷。

1913年，严格遵循传统的皇帝对自己的侄子、假定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很是冷落，因为他娶了地位低下的捷克贵族索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这对叔侄二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而德皇威廉二世巧妙地利用了弗朗茨·斐迪南的心理，他邀请大公夫妇与自己和皇后四人共进晚餐，借此强调自己虽然有极端保守的一面，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在广阔的社会中，这些礼仪习惯虽然矫揉造作、形式主义、迂腐保守、近乎无稽之谈，但至少对于某些维也纳居民来说却是一种乐趣。斯蒂芬·茨威格的一部剧在城堡剧院大受欢迎，导演本人也回访了他，这就表示他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到了绅士的行列，他对此感到很高兴。

宫廷为一些美术馆和剧院，当然还有歌剧院——宫廷歌剧院（Hofoper）——冠上了皇家的头衔。希特勒画了宫廷歌剧院的很多外景，也曾在歌剧院里对奥地利犹太人作曲家、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在他1908年被任命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指挥之前）指挥的瓦格纳歌剧如痴如醉。1913年是瓦格纳的百年诞辰，宫廷歌剧院在魏因加特纳（Weingartner）的指挥下，上演了瓦格纳歌剧的一系列传统剧目。《阿依达》（Aïda）的作曲者威尔第的歌剧并没有特别突出——一大原因就是威尔第的音乐与意大利复兴运动联系过于密切，而正是意大利复兴运动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对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这两座意大利姊妹城市的控制。

但维也纳的音乐还远不止是皇家的特权——和德皇威廉二世不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自己就很少去歌剧院，他的爱好显然要更朴素些。音乐也并不是贵族的专利，狩猎才是。音乐倒不如说是维也纳人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其中很多是犹太人）而言，但终究还是对于整座城市而言。音乐和戏剧是严肃的。茨威格指出，在维也纳，“低了一个半音”都会被人发现。“作品不单单是在首演时受到专业评论家的指点，”他写道，“还要日复一日地受到全体观众的指点，由于不断对比，侧耳聆听，观众们的耳朵也变得越来越敏锐”：

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风气都相当宽松，人们对于不修边幅的作风也都能和和气气地包涵，对于很多违反规则的行为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对于艺术，他们的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因为这是关系城市荣誉的生死存亡问题。每一位歌手、演员、音乐家，始终要尽力做到最好，否则就会失去立足之地。在维也纳，当一个受人爱戴的明星是很美好的，但想要保持这种地位并不容易，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松懈。

这座城市向来有这样一种传统，就是让那些最伟大的作曲家在贫困中死去，之后又会纪念他们，例如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是个著名的例外，1913年，在他妻子的住宅开了一家纪念他的博物馆。

在这些年里，维也纳共有8个大型交响乐团（包括维也纳医生交响乐团）。有247个男声合唱团，其中包括由杂货商协会、奥塔克灵（Ottakring）啤酒厂的工人、单独的工厂和公司以及事业单位的某些分支机构所组建的合唱团。维也纳商人合唱协会（Wiener Kaufmännischer Gesangverein）在音乐会上演唱韦伯、李斯特和瓦格纳的作品。［奥地利现代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还担任过合唱音乐协会（Chormusikverein）的指挥。］轻歌剧在维也纳剧院（Theater an der Wien）、维也纳人民歌剧院（Volksoper）和约翰·施特劳斯剧院上演——仅仅在1913年一年就有11部新作涌现。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Salomé）没能通过维也纳的审查，因此未能在维也纳上演。相反，《蝙蝠》在宫廷歌剧院大受欢迎，也因此得到了维也纳传统守护者们的祝福。

圆舞曲之城维也纳，严格恪守着传统，在欢乐中衰败，然而这样的情况存在着一些问题。维也纳作为文化实验熔炉的角色被淡化了。这是维也纳一个突出的矛盾：这样一个传统的捍卫者竟然也可以是现代性的温床。

维也纳绚烂的外表下究竟隐藏了多少东西，也许维也纳人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1913年，年过五旬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每天都要对他的病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进行精神分析；在这一年里，他出版了《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一书，揭示了个人与集体的神经症。城市风景明信片也可以让维也纳的现代主义者们感到挫败，他们包括卡尔·克劳斯，他每两星期就要在自己的报纸《火炬报》（Die Fackel）上解构感伤主义，还包括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在他看来，维也纳建筑过分注重装饰，因此是颓废的表现，对此他的回应是“装饰就是罪恶”（ornament ist vebrechen）。1910年，路斯将他的这句格言投入实际运用，建造出了著名的、位于米歇尔广场（Michaelerplatz）的“没有眉毛的房子”（Haus ohne Augenbrauen）——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窗户没有装饰性的过梁。（据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因此再也不在皇宫里他最喜欢的那扇窗前远望；希特勒干脆在画中的这个位置画了另外一座房子，就此克服了这座建筑物的存在所造成的问题。）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维也纳一名被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他详细分析了一个阶级、一座城市和一个帝国长期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美国出版的一本旅行指南中说：“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过去与现在如此纠结。”

现代性甚至还染指了维也纳人心中最神圣的领域——音乐，但也不乏争议。1913年3月31日，阿诺尔德·勋伯格指挥了一场音乐会，演奏的是自己与同一派别的另外两位奥地利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和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的作品。贝尔格的《艾腾贝格之歌》（Altenberg Lieder）引发了骚乱，甚至导致警方介入，正如几个月后那场更加著名的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演出在巴黎引发的骚乱。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在写作中大胆直白地谈性说爱，挑战了维也纳社会的伪善。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和他的导师、分离派（Sezession）运动的领军人物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在油画中也有如此直白的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位犹太钢铁巨头和艺术赞助人之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开始向传统的哲学思想发起挑战。

像这样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众多领域向既定的文化秩序发起激烈的挑战，并不只是巧合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情况是一个团体的产物，这个团体中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将日耳曼人的“教养”（Bildung，指自我修养）视为人类最高目标之一。同时也是由于这个团体规模极小，是一个彼此联系极为紧密的知识分子阶层。阿诺尔德·勋伯格不仅是作曲家，还是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蓝骑士（Blaue Reiter）的成员。他在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所拥有的、自己的作品《和声学》（Theory of Harmony）的空白页上写道：“我从你这里学到的东西或许比一个人应该学到的还要多。”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阿图尔·施尼茨勒视为知性上的另一个自己。斯蒂芬·茨威格写道：“一个奥地利人可以在咖啡馆了解当下发生的所有国际大事，同时和身边的朋友们一起讨论，除此之外，或许再也没有什么能像这样帮助他培养灵活的头脑和国际视野了。”茨威格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馆是Café Griensteidl，就在米歇尔广场上阿道夫·路斯的“没有眉毛的房子”隔壁。

但轰轰烈烈的文化领域所具有的这种一致性，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或许也是维也纳特质的产物，既是在反抗这座城市的传统，也反映出维也纳生活中更深邃的潜流。在弗洛伊德笔下，梦是愿望的实现，玩笑是内心精神紧张状态下的产物：用大笑的表象来掩饰更加黑暗的现实。对于他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他笔下最绝妙的描述。

“在欧洲，人们对维也纳的印象是永远的星期天。”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在1906年这样写道。他继而写道：“维也纳是一座翩翩起舞的幸福之城，这里的人民温和无害，有一点儿放纵，不怎么积极，也不怎么能干，但心地善良，维也纳在外也一直保留着这样的名声。”巴尔表示这只是错觉。他写道，真正的维也纳人“永远在咒骂”，尽管如此，却还是希望“永远得到赞美……他们总是在抱怨，总是在威胁”。巴尔的这本书被帝国当局列为禁书。它太犀利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它说得太对了。

在政治方面，传说中随和宽容的维也纳事实上正在尝试民粹政治，其实是剧场政治，这往往会转变为大众的反犹主义共识。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增加，这些犹太人为了逃避迫害，摆脱贫困，从更遥远的东方，特别是俄罗斯帝国远道而来。当时的维也纳为他们提供了法律保护——从1867年开始保证他们享有同等权利——以及改善经济状况的条件（不过人们还是把1873年的股市崩溃怪罪到犹太人头上）。新来的东方犹太人在利奥波德城（Leopoldstadt）定居下来，进一步壮大了维也纳历史更悠久且普遍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口。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维也纳的总人口为200万，其中有17.5万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这个比例要低于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然而维也纳却酝酿出了一种特别的民粹反犹主义倾向，最开始带头的是格奥尔格·冯·舍内雷尔（Georg von Schönerer），后来换成了1897—1910年间担任维也纳市长的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

新来的东方犹太人普遍被刻画成兜售廉价商品的小贩，从异国他乡流落至此，穷困潦倒，神秘兮兮。［那些和他们信奉同一宗教但已经被同化了的犹太人，有时也这样看待他们，认为这些新来的是一个未开化的团体，显然并不愿意为融入日耳曼文化更高层次的价值观而改变他们的服饰、语言或者犹太村庄（shtetl）的传统。］与此同时，维也纳人对城市中那些在商业和职业领域取得了成功的犹太人也很嫉妒。维也纳大学40%的医学院学生、1/4的法学院学生，以及相当一部分的新闻记者都是犹太人——当然还有维也纳的很多知识分子，譬如弗洛伊德、马勒、克劳斯和茨威格。卡尔·卢埃格尔不加掩饰地使用“犹太人”作为与“小人物”作对的各种现代性力量的简称。为这种乱糟糟的局面添油加醋的，是一个决定性的、自相矛盾的因素：犹太人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者的形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是犹太人，这一点被当成了证据。1905年的俄国革命爆发后，卡尔·卢埃格尔警告维也纳的犹太人，“我们维也纳人是反犹的”，“犹太人一旦对我们的祖国构成了威胁”，就要毫不留情地收拾他们。

在一些更狂热的维也纳人看来，维也纳犹太人种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合在一起，构成了犹太人企图霸占世界的惊天大阴谋，首当其冲的就是维也纳。虽然这些看法未必是以最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这座城市的大环境中就包括天主教的反犹传统，因此大多数维也纳人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些观念。在1913年，维也纳很多被同化的犹太人并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危险，他们将整个问题看作民粹主义言辞的一次实践。毕竟卢埃格尔也不是一直都在坚决反犹。维也纳被同化的犹太人不仅仅是日耳曼文化忠实的拥护者，还受到法律的保护。斯蒂芬·茨威格不知是忆起了过去，还是记错了过去，总之他这样写道：“作为个人，我必须要承认，无论是在学校，在大学，还是在文学界，我从未因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遭到一丝一毫的压迫或侮辱。”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通婚很普遍。

但反犹主义虽然只是维也纳生活的背景，却衍生出了一系列根深蒂固的设想和偏见，这是非常危险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偏见造成了严重后果。在一些犹太人看来，这表示同化的道路也许是走不通的。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担任《新自由日报》（Neue Freie Presse）杂文版编辑时，曾接收过斯蒂芬·茨威格的手稿，他开始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犹太人的国家。赫茨尔领导的运动叫作犹太复国运动，遭到了维也纳很多犹太高级知识分子的抨击，因为这看上去像是要放弃同化，拉比们的抨击则是因为它的本质是民族而非宗教的。尽管如此，这场运动还是愈演愈烈，最终选择了巴勒斯坦作为欧洲犹太人复国的可行之地，鼓励犹太人移民去那里。赫茨尔去世9年之后的1913年9月，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维也纳召开。

就在维也纳召开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同一个月里，还召开了有关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的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的规模要远大于前者。维也纳救护车队的罗斯纳（Rosner）医生宣读了一篇关于伤口紧急处理的论文。格赖尔（Greil）先生讲述了剧院里安装防火卷帘、把舞台和观众隔离开的重要性。沃特曼（Wortmann）先生谈到了某些更重要、更切身的问题，那就是或许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堪忧。1912年，他告诉来自国内外的听众，维也纳有1 387起自杀事件，而且这个数字正在“不断飙升”。

1913年的开局与之前那些年毫无二致。1月，伦敦《标准晚报》的开年报道就是关于奥匈帝国的首都，该报之前就已经把这座城市描述成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城市，当时用了这样一个大标题——“病态的维也纳年轻人：一家咖啡馆内的三起自杀案”。据报道，三个年龄分别为18岁、17岁和16岁的男孩儿午夜一同前往一家咖啡馆，点了咖啡，加入氰化钾，一饮而尽，几分钟后便倒地抽搐死亡。其中一个男孩儿给父母留了一封信，解释说是由于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另外两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而他们三个人却一起照了张相，把相片寄给了各自的父母。还有一个女孩儿应该也收到了这张相片，但据《标准晚报》报道，“这一事件中并不涉及感情问题”。第二天，这件事就从报纸上销声匿迹了。三个人戏剧性的悲惨死亡，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转眼之间就被人遗忘——成了一个统计数字。

而同年晚些时候的另一起自杀事件，却给斯蒂芬·茨威格带来了恐惧的“醒梦”。这本是一起个人事件，却昭示着奥匈帝国如今在道义和政治上的失信，为一片祥和的表象下阴晴不定的氛围推波助澜。那就是生前担任军事情报部门首脑的阿尔弗雷德·雷德尔（Alfred Redl）事件。如果奥匈帝国决定干涉巴尔干半岛的事务，对抗塞尔维亚，那么俄国很可能成为维也纳的军事对手，然而到了1912年，俄国已经完全知晓了奥匈帝国的主要作战计划。计划被窃取了。作为奥匈帝国一大支柱的军队中有内鬼。

这时的雷德尔已经从军事情报部门首脑的职位调到布拉格，担任当地军队指挥官的参谋长。因此他并不知道他的继任者为了找出军队中的间谍而采取的那些非常手段。每天有好几百封可疑信件被拆开检查。其中有一个包裹引起了调查人员的特别注意，收件人是尼孔·尼泽塔斯（Nikon Nizetas），寄出地是东普鲁士的Eydtkuhnen，距俄国边界只有几英里。这个包裹内有6 000奥地利先令，这么大一笔钱竟然放在奥匈帝国的邮局存局侯领。此外它还牵涉一个已知被俄国情报部门使用过的地址。这个包裹到达了位于Fleischmarkt的维也纳邮政总局，之后就一直放在那儿，等待这位神秘的尼泽塔斯先生前来领取。警察部署在附近一座大楼的一个房间里，通过一根电线与邮局保持联系。当尼泽塔斯先生现身时，邮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会按下隐藏按钮，Postgasse10号的电铃就会响起。他们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连续蹲守了6个星期。

1913年5月24日，星期六，快到下午5点时，一名灰衣黑帽男子来到邮局，认领尼泽塔斯名下的一个包裹。至于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则是众说纷纭。一说是警察跟丢了尼泽塔斯，反复折腾了好几次才追上他：有人记下了黑帽男子离开时乘坐的出租车车牌号，过了20分钟，警察正好又碰见这辆出租车，虽然被出租车拉到Kaiserhof咖啡馆的那个乘客已经不在了，但出租车站的一个男孩儿记得有一名符合尼泽塔斯特征描述的男子搭乘另一辆出租车往Klomser酒店去了。另一说是警察自己在出租车后面保持一定距离跟踪着，及时赶到，从出租车司机口中问出了那名乘客的目的地，尼泽塔斯是走去那里的。但所有的版本都一致认为是警察的运气太好了。尼泽塔斯把用来拆邮件的小折刀的刀鞘落在了出租车后排。警察把小折刀的刀鞘带到Klomser酒店，放在接待处，交代接待员说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捡到刀鞘还回来了。尼泽塔斯拿起了刀鞘。尼泽塔斯就是阿尔弗雷德·雷德尔。

雷德尔为什么要这么做？主要原因是俄国人知道了他的同性恋身份，以此敲诈他，就这样过了10年。但他后来也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误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因此也就难以自拔地继续下去。前来认领那把小折刀的刀鞘是他的一大失误，作为一名老练的情报官，他应该知道要站得远远的才行。之后搜查雷德尔在布拉格的公寓时，发现了给斯特凡·霍林卡（Stefan Horinka）的未写完的情书。斯特凡·霍林卡是陆军中尉，他想要结束这段同性恋关系，雷德尔被捕当天和他争吵过。据说雷德尔每个月给霍林卡大约900克朗。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这样的细节不可避免地泄露了出去。

雷德尔和军队至少还有保全颜面的可能，只要不把这件事呈上法庭，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案件。雷德尔无疑深知自己已经插翅难飞，那天晚上，在警察的监视下，他和一个老朋友共进晚餐。回到酒店后，他的叛国罪被推上了台面。他请求借用一把军用手枪，得到了允许。凌晨1点多，在Klomser酒店附近的鹅卵石街道上，短促地回荡起了一声枪响，阿尔弗雷德·雷德尔成了1913年维也纳自杀时间最晚的人。

随后，夜晚重新归于平静。再过几个小时，皇宫就将笼罩在曙光之中，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又要醒来了。有人会把前一天的新闻进行汇总，上报给皇帝，并布置这一天的计划。维也纳摩天轮将要开始转动。哈布斯堡帝国也将继续运作下去。

圣彼得堡 东方的巨人

1913年复活节，沙皇尼古拉二世送给妻子亚历山德拉一件珍贵的礼物：一颗法贝热（Fabergé）彩蛋。彩蛋的外部装饰着华丽的金质双头鹰、皇冠和罗曼诺夫王朝18位男女沙皇精美的微型画像，上至尼古拉的先祖、沙皇米哈伊尔，他成为俄国领袖时正好是300年前。但这颗彩蛋真正的工艺成就在于内部。它里面有一个蓝钢球，分别展示了1613年俄罗斯沙皇国的疆域和1913年俄罗斯帝国的疆域。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黑海到中亚，从中国边境到普鲁士边境，都能看见双头鹰的标志。总而言之，这些领土组成了陆地上最大的疆土连贯的帝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疆土连贯的帝国。三个世纪以来，这个帝国不断扩张，数十年如一日，成为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最有力的凭据。

这一整年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在庆祝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出版沙皇尼古拉的传记，竖立纪念碑，为十字架和圣像赐福，新教堂落成，其中包括圣彼得堡Nikolaevskaya火车站附近那座能容纳4 000名信徒的教堂。格林卡的《为沙皇献身》（A Life for the Tsar）上演了无数次，用来纪念伊凡·苏萨宁（Ivan Susanin）的英勇献身。据说他骗过了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外敌，自己把他们引到隆冬的森林深处，他和那些人都无法逃出生天，从而救了沙皇一命。

在夏季，沙皇尼古拉一家沿着伏尔加河旅行，从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到科斯特罗马（Kostroma）和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这些地方与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的传说密切相关。首相科科夫佐夫（Kokovtsov）伯爵以政治家的眼光察觉到，河边的民众“兴味索然”，凛冽的寒风之下，来到河边瞻仰沙皇的“盛装打扮、世代务农”的农民寥寥无几。不过在科斯特罗马，有一座罗曼诺夫纪念碑揭幕，这里民众的热情似乎是发自肺腑的：“天气回暖，民众的情绪也跟着暖和了起来。”皇室家族感受到了俄国人民对沙皇表露出来的忠心，这让他们永生难忘：“当我们走过时，匠人和工人们跪地亲吻他的影子。欢呼声震耳欲聋。”在莫斯科，有更多的游行队伍、演说和极具象征意义的纪念碑，意在将俄国与皇家的命运搭在一起，权力的仪式也更多。

同期制作的两部影片囊括了俄国近代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这段历史几乎等同于罗曼诺夫家族史。生产纪念马克杯、饼干罐、香烟盒，发行沙皇肖像邮票——然而传统主义者担心这样做可能会让沙皇的尊容被俄国的邮政局长们玷污。整个帝国大大小小的东正教堂里都在宣读沙皇发布的一份声明，重申沙皇对俄国国民生活发展的担当。在圣彼得堡新建的清真寺中，布哈拉（Bukhara）酋长、希瓦（Khiva）可汗和俄国杜马中的穆斯林议员都会接受这样的教导，“忠君爱国是上帝和先知穆罕默德提出的要求”。

在俄国首都，银行家们把一张100万卢布的支票放在金盘里献给沙皇，这张支票可以在国家银行提现，此举体现出他们在慷慨大方的同时也缺乏想象力。帝国偏远地区的政府官员们也在筹划将更加朴素的贡品寄送给沙皇，以表敬意，同时也以此提醒中央不要忘了他们这些人。西伯利亚西南的城镇托博尔斯克（Tobolsk）一度是俄国的殖民中心，如今却因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而没落，当地人决定派司铎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Dmitri Smirnov）前往俄国首都，向沙皇进献创造奇迹的Abalakskaya圣像复制品。1891年，青年时代的尼古拉曾经向这个圣像祷告。

1913年2月21日的圣彼得堡迎来了30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头戏。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也与那个时代息息相关。正是在1613年的这一天，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全俄贵族齐聚的缙绅大会（Zemsky Sobor）上被推举为沙皇。他是被推举的，而不是选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关键。按照负责掌管纪念仪式的30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说法，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是被缙绅大会全员齐心协力地推上了沙皇之位，为了将俄国从内忧外患中解救出来。这在当代的暗示已经很明显了：1913年和1613年一样，人们要认识到沙皇与俄国人民之间有着直接且不容改变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一种玄妙的联合，他充当着人民的父亲、向导、信仰的捍卫者。这种关系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它所暗含的全心全意的忠诚与服从也不容破坏。举例来说，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即杜马——1905年革命爆发后，沙皇被迫召开国家杜马——应当协助君主履行责任，而不是暗中破坏他的专制独裁。尼古拉并不喜欢“皇帝”（Emperor）的头衔，这对他来说仅仅意味着国家领袖华而不实的虚名。他更喜欢古老的俄国“沙皇”（Tsar）头衔，它的内涵是拜占庭的专制主义和君权神授，君主与臣民合而为一。

虽然庆典从头到尾遍布着东正教的标志和符号，但神圣宗教会议（Holy Synod）的教会长老们提出的把30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头戏放在7月11日，也就是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教堂加冕的日子进行的建议，却遭到了30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否决。若是着重强调这个日子，给人的感觉像是在暗示沙皇的正统地位来源于东正教本身。而沙皇应该被视为东正教的捍卫者，而不是反受其制；他是被上帝和俄国人民选定的，而不是被司铎选定的。

那天上午8点整，从彼得保罗要塞（Peter and Paul Fortress）向阴沉的天空中发射了雷鸣般的21响礼炮。以此为信号，一些游行队伍开始向市中心的喀山大教堂聚集，队伍中大多是宗教人士，但也有前来支援的民族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教堂的钟声响起，军乐队演奏。圣彼得堡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商店拉下门帘，上面装饰着沙皇的肖像、旗帜、双头鹰以及电灯组成的华饰。彼得堡举足轻重的画家姆斯季斯拉夫·多布任斯基（Mstislav Dobuzhinsky）发出了“没品位、太寒酸”的怨言，但大多数人的感受是更加正面的。当地一家报纸《彼得堡公报》（Petersburgskaia gazeta）的记者报道说：“一切看起来都比昨天更光鲜、更美好、更灿烂。”比起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老家寂寥的土路，这样的反差让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颇受震撼。据他描述，街道是“空前的沸腾”，那是当天上午9点，距离主要的典礼开始还有几个小时，他匆匆赶到喀山大教堂，手里紧紧攥着入场券。

来自俄国各个角落的4 000人缓缓聚集在大教堂内，人声鼎沸。斯米尔诺夫觉得自己被烛火在枝形吊灯、刀剑和金色穗带上的反光“震惊了，闪瞎了眼睛”。《新时报》（Novoe Vremia）的记者也同样受到震撼，描写了“女士们的钻石、勋章和星章、制服上的金银，这一切是多么的耀眼”。斯米尔诺夫在大教堂内找到了一个靠前的位置，可以纵观活动全程，目睹沙皇驾到，现在的他正在翘首以盼。也有人对自己的位置不怎么满意。杜马主席米哈伊尔·罗江科（Michael Rodzianko）强烈抗议将杜马代表的位置排在沙皇任命的国家评议会成员后面，这好像是在暗示他们处于次要地位。他要求调换位置，最终赢得了这场小型政治斗争的胜利。

随着会众落座，在安提阿牧首（Patriarch of Antioch）的指引下，在来自俄国和其他东正教国家，包括当时正处于巴尔干战争中的塞尔维亚的司铎的支持下，庆祝的礼拜仪式开始了。沙皇一家乘坐敞篷马车，从冬宫出发，沿着涅瓦大街（Nevsky Prospekt）来到喀山大教堂，这是多年以来沙皇与大批民众最亲近的一次接触，不过还是有一支哥萨克骑兵卫队将他围在中间，阻拦人群。斯米尔诺夫这样描述沙皇驾到的场面：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南面的入口。开门之后，大街上传来热烈的“万岁”欢呼声，向受人爱戴的君主和他的家人致意……随后，陛下进入了教堂——万众期待，万民景仰的陛下……你一直都在全心全意地尊敬他，视其为被上帝选中的那一位，对他怀着最深刻的崇敬和无限的信奉，视其为整个俄国唯一的支柱、捍卫者和希望，俄国的红日（用流行的话说）……

见此情景，司铎热泪盈眶。他后来写道：“有时我会想：我们的价值观真的出错了、弱化了吗？”他回想起之前的那些年，工人动乱，街头抗议示威，1905年的政治革命，对日战争败北，1908年俄国在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这一事件上陷入外交困境，1911年时任首相被暗杀，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同胞们还在交战。然而一看到沙皇，看到他的臣民们聚集在喀山大教堂的穹顶之下，四周围绕着神圣教会的圣像，有关俄国团结统一和国家地位的疑虑就全都打消了，仿佛晨雾被太阳的热度驱散。“愁云惨雾都哪儿去了？”他问道，“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据警察估算，圣彼得堡有25万人，也就是将近全城1/10的人口，在公园参加了民众的庆祝活动，群众与温度计上平稳下降的水银柱、酒精的作用和即将举行的庆典之间形成了绝妙的配合。此时的彼得保罗要塞灯火通明，装饰着三幅巨型肖像：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者沙皇米哈伊尔、圣彼得堡的缔造者彼得大帝，以及他们的继任者尼古拉二世。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镀金大厅完全笼罩在水晶吊灯发出的光芒中，22岁的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在这里指挥了一场向沙皇致敬的小型音乐会（然而沙皇并不在场），上演的作品必然要包括《为沙皇献身》中的选段——两天之后，整部作品在马林斯基剧院（Mariinsky Theatre）上演，皇室家族亲临现场。

当晚7时30分许，太阳已经沉入地平线之下，向寒冷澄澈的天空发射的一连串烟花，再次用罗曼诺夫王朝迸发的华美照亮了天空。之后，夜幕再度降临。

俄罗斯帝国最引以为傲的是领土面积，其次是人口数量，再次是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之下的民族多样性。以上三点都大到不可思议，从沙皇米哈伊尔加冕到沙皇尼古拉二世作为主角的300周年庆典这段时间内，以上三点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增长。

然而，帝国的面积还有增加的余地。俄罗斯帝国的北方边境是冰封的北冰洋。那里还有更多的岛屿有待发现和探索。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因1905年日俄战争失利而受阻，这场失利让俄国威望扫地，爱国者们很难承受［其中包括沙皇本人，他年轻时曾经周游日本，险些被暗杀，所以一直管日本人叫“猴子”（makaki）］。但这场败仗并不足以成为俄国向满洲和蒙古扩张的永久性障碍，蒙古最近成立了受俄国保护的政府，基本上已经是俄国的傀儡了。在更遥远的西方，中亚和中东的边陲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和俄国争夺势力的地区，两国之间已经达成了势力分布协议。但这两大帝国之间的竞争依然在暗中进行着——彼此都心知肚明，这不可能是外交和军事棋局中的最后一招。最后，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悬而未决的边境一带笼罩着互相猜忌的气氛——俄国人毕竟支持了巴尔干地区形形色色的斯拉夫民族独立运动，这也正是1913年土耳其人的战争对象。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既是基督教正统的所在地，又是地中海的出海口）垂涎已久，而他们可以借保护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之名，向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中央扩张。

居住在俄罗斯帝国的确切人口数仍未可知。但据中央统计局估计，从1897年的上一次人口普查——矛盾重重，沙皇尼古拉颇有个性地将自己的职业归为“地主”——到1913年，在此期间，人口增加了约30%。因此在300周年的这一年，公布出来的数字上升为至少1亿7 513万7 800人，几乎是美国人口的两倍，比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法国的人口加在一起还多。（这些人大多生活在乌拉尔山近侧的俄罗斯欧洲部分，但仍有约4 500万沙皇子民生活在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那里到北京和东京的距离比到巴黎或伦敦还近。）从这样的人口中产生了一支规模首屈一指的常备军——1913年的兵力大大超过100万——以及丰富的人力储备，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国家现有的规模。

俄国庞大的人口是众多民族与宗教的混合体，俄罗斯民族本身只占不到一半。再加上波兰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奥匈帝国人称他们为鲁塞尼亚人，而俄罗斯人称他们为小俄罗斯人），总共占据了不到3/4的人口。其余的人口包括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和日耳曼人。这些群体中，有些已经被俄罗斯人的社会同化，有些勉强接受了俄罗斯人的优势地位，还有些受到压迫。（俄国的犹太人是又一大难题，他们尚未被视为一个“民族”，法律对他们权利的限制甚至比对另外的沙皇子民更加严苛。）1913年，俄罗斯帝国出版了49种语言的书籍。

俄国是如此庞大，如此丰富多样：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又有多么透彻呢？就连负责管辖帝国某一部分的那些人，都认识到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了解十分有限。19世纪90年代，负责区域事务的一位当地贵族承认：“我们对图拉（Tula）乡村的了解和对非洲中部一样。”罗曼诺夫家族成功地将如此广袤的领土凝聚在一起，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但他们或者其他任何人真的统治了俄国吗？罗曼诺夫王朝的政权是不是仅仅在为俄国的重重矛盾、为无人收拾的烂摊子打掩护呢？

在小说《彼得堡》（Petersburg）中，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巧妙地捕捉到了圣彼得堡官僚（chinovniki）的妄自尊大，以及他们对于掌控俄罗斯帝国混乱现状的无能为力。他尖锐地评述道，首先，帝国首都是存在的：

——在地图上：有两个小圆圈，大的套小的，圆心是一个黑点；以这个没有量度的数学意义上的点为开始，它精力充沛地宣告自身的存在；从那个地方，从这个点，如洪水般涌出了一大堆新出版的书籍；从这个看不见的点，飞出了政府通告。

事实上，很多俄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把圣彼得堡当作一个人工城市，俄罗斯帝国的首都，而并没有真正把它当作俄罗斯的首都。将这座城市描述成近乎幽灵般的幻影，别雷并非首开先河。

这座城市并不是由于处在古代商路的交叉口而自发形成的。它是沙皇勒令建造的，彼得大帝决定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往芬兰湾边一块尚未开发的土地上，在那里，波罗的海海风的气息会激励俄国人将目光投向西方，将他们从俄国教堂焚香的腐臭中解放出来。圣彼得堡因此成了一个独裁者——或者按彼得大帝喜欢的说法，叫作开明君主——绝对权力的象征。这座城市始建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视为彼得大帝愚蠢行为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俄国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终于在沼泽地里建起了这样一座城市，古典式的建筑立面完美无瑕。但建造这座城市也是有政治意图的：它是俄国现代化的先锋，是向世界展示俄国、向俄国展示世界的窗口，这座城市意在主张俄国是欧洲的，且一定是欧洲的。“彼得堡”和“莫斯科”被强行用作俄国不同版本的未来的口号。

关于俄国首都的一切都显示出其缔造者的西化野心，首先是城市名，采用的是德语中的彼得“堡”（burg）而不是俄语中的彼得“格勒”（grad）。［当地人将他们的城市简称为“彼得”（Piter），这是那位沙皇名字的荷兰语形式，使人想起彼得大帝年轻时在荷兰度过的时光。］这座城市最初的建筑是一座要塞——彼得保罗要塞，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庆典的第一响礼炮就是在这里鸣放的。如今这座要塞已经从军用转变为俄国最森严的监狱——和莫斯科、斯摩棱斯克（Smolensk）、下诺夫哥罗德等更为古老的俄国城市不同，圣彼得堡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堡垒”（kremlin），而是面朝波澜壮阔的涅瓦河，冬天冰冻的河面成了滑冰场和市场。城市的运河网呈半圆形，从涅瓦河岸向外辐射，使人联想起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布局。彼得大帝年轻时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学习造船的基础知识。圣彼得堡壮观的中央大街涅瓦大街修得笔直，唤起的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观念，而不是俄国的灵性。城市中最大的一座码头名为英国码头（English Quay），还有一座岛屿名为新荷兰岛（New Holland）。

圣彼得堡的建筑——海军部大厦、塔夫利宫（Tauride Palace），甚至是东正教的喀山大教堂——都带有欧洲的影子。城市中一些最雄伟的建筑其实是欧洲建筑师设计的。沙皇的冬宫，以及圣彼得堡其他很多著名的大厦，都是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弗朗切斯科·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Francesco Bartolomeo Rastrelli）的作品。城市中有很多雕像也出自外国雕刻家之手。其中最著名的彼得大帝雕像是在他去世很久以后，德国出生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委托法国人艾蒂安·莫里斯·法尔科内（Etienne Maurice Falconet）制作的，她希望彼得堡人能够认可自己继承彼得大帝的衣钵。圣彼得堡法国学院（French Institute）院长路易·雷奥（Louis Réau）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写道：“如果说任何一位有教养的欧洲人都必然会仰慕彼得大帝的都城，那么这一定是法国人的功劳，因为仅仅是他们这些人的贡献就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还要多。”

1913年，有些人觉得圣彼得堡来自北方的高贵典雅中带有一丝冷漠，有些过于西化了，具有像雪花一样复杂的对称性，却失去了俄罗斯人的亲切热情。他们渴望有更多的斯拉夫元素，让人回想起更加悠久的历史。［在离圣彼得堡不远的沙皇村（Tsarskoe Selo），尼古拉二世拥有一个17世纪风格的村庄，那里可以让他在先代中神游。］圣彼得堡文化精英的领军人物亚历山大·伯努瓦（Alexander Benois）告诉他们，要扯下“亲斯拉夫的尿布”，去发现圣彼得堡独有的美，因为它既有俄罗斯韵味，又有西方色彩，而不要吹毛求疵地认为它不伦不类。他与人合编的《往年》（Starye gody）杂志专注于19世纪的圣彼得堡，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伯努瓦通过与彼得堡剧团经理佳吉列夫等人合作，创办艺术杂志《艺术世界》（Mir iskusstva），推出了一套具有古典协调性的建筑语汇，强调开放空间（一些人说不应该有人的存在）和全景。（一些人建议赶走喀山大教堂周围的小商贩，以净化教堂的外观。）1912年，伯努瓦与志同道合的彼得堡人，也就是所谓的传统保护主义者一道，建立了一座老圣彼得堡博物馆，致力于保护这座城市古典的整体性免遭俄国其他地方和现代性的侵蚀。

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大获全胜。例如很多圣彼得堡人讨厌新建的滴血救世主教堂（Church of the Saviour on Spilled Blood），这座教堂实际上是效仿莫斯科的圣瓦西里大教堂（St. Basil’s Cathedral）而建。1907年，尼古拉二世在36年前祖父亚历山大二世遭遇暗杀的地点主持了教堂落成仪式。教堂一个个金色的洋葱形圆顶刺穿了圣彼得堡平坦的天际线，提醒人们这里依然是俄国，而不是什么理想化的18世纪欧洲城市。它们与这座城市其他的部分毫不搭调，却完全符合尼古拉对俄国的憧憬。

更重要的是，包括伯努瓦在内，没有人能够阻止圣彼得堡发展壮大——城市在扩张，需要新的住宅、新的办公楼，它正在从贵族宫殿之城逐渐转型为中产阶级之城，从政治城市转型为商业城市，从艺术城市转型为工业城市。到了1913年，圣彼得堡已经成为欧洲第四大城市，拥有200万人口，其中有20万工人。这年冬天，来自托博尔斯克的司铎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在Nikolaevskaya火车站下车，来到了他33年未曾见过的地方，他发现自己所处的这座城市已经从一国之都转变为欧洲大都市。“我大吃一惊，”他写道，“嘈杂的声音和喧嚣的人流让我感到震耳欲聋。”

随着1913年滚滚向前，对罗曼诺夫王朝庆典活动的回忆也开始褪色。随着300周年庆典的金叶开始凋落，俄罗斯帝国也显露出了错综复杂的真面目，这也是摆在它面前的真正考验——以及形形色色的未来展望。

事情在许多方面并没有那么糟糕：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或许要好于前些年，并且在进一步好转。诚然，大多数俄国人还是比法国公民或者哈布斯堡王朝的子民更贫穷。但他们的绝对人数意味着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国民产出量是奥匈帝国的两倍，已经超过了法国，增长速度也比这两个国家都要快。在俄国的较大城市，欧洲商品的广告牌林立。这难道不是给即将到来的一个更大的消费市场的预付定金吗？整个1913年，伦敦的《泰晤士报》都在发行以俄国为主题的特别增刊，向外国投资者宣扬俄国的形象。它传达出来的对于俄国未来的经济展望，已经十分清楚了。

1913年，俄国这个巨人并不仅仅活跃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爆炸式发展。1913年有望成为俄国农业的丰收年，农村的收入也在增加。30年来，俄国在世界工业中的占比一直在不断提高，如今更是在进一步加速增长。帝国的出口品——木材、金属、南高加索的粮食和石油——从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港口涌向四面八方。流入俄国的外资占俄国银行资本的四成，外商在俄国工业，包括电车和火车、矿山、金属加工和发电厂的投资，也占到了四成。在欧洲流行的说法是，世界政治是围绕着某几个世界性帝国而巩固的——没有人怀疑俄国是其中之一。如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所言：“俄罗斯帝国和蒙古的空间是如此巨大，二者在人口、小麦、棉花、燃料和金属方面的潜力不可估量，因此一个巨大的经济世界……会在那些地方发展起来。”

这一切当然也可能被战争妨碍。在圣彼得堡股票市场买进卖出的证券交易者也许会听到外面传来游行的声音，呼吁俄国加强对巴尔干地区的干涉。3月，保加利亚的拉德科·迪米特里耶夫（Radko Dimitriev）将军在圣彼得堡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他参加了滴血救世主教堂的礼拜仪式，人们为他高唱战意盎然的保加利亚国歌《流淌的马里查河》（Shumi Maritsa）。但在俄罗斯帝国发展经济的同时，它与最大的政治对手德意志帝国的经济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俄国的进口总量有一半来自德国，出口总量的1/3流入德国。这对于欧洲整体的政治稳定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科科夫佐夫伯爵在给沙皇的一份被大量报道的备忘录中写道：“俄国当前最需要的是外部的和平环境，目的是借此良机将生产力发展到必需的程度。”

倘若发生战争，俄国也越来越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她的军队已经从1905年失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改良了装备和制度。虽然欧洲各个大国的政府对于俄国在1913年的国力莫衷一是——按照一贯的风格，最刻薄的是俄国人自己——但所有这些国家都认为俄国的国力必将与日俱增。（至于这到底是欧洲的稳定因素，抚平了德国人的战意，还是不稳定因素，诱使俄国在巴尔干或近东地区得寸进尺，依然有待观望。）次年，德国宰相对他的私人秘书透露说：“未来属于俄国。”

首先，对于俄国走上革命道路，当前还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迹象。圣彼得堡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工人罢工显然是人们担忧的一大原因，1913年的罢工次数成倍增加。但工人运动并不是俄国独有的现象，工人们的要求也并没有特别的政治性——他们和格拉斯哥、杜塞尔多夫和米兰的工人一样，要求的是提高工资和工作条件，减少老板的干涉，以及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种种迹象表明，事实上革命者对无产阶级的掌控有松动的趋势，如果说他们真的曾经将无产阶级一手掌控的话。圣彼得堡的金属加工工人将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Pravda）批为“工人群众虚构出来的领袖”，指责他们曲解了“工人们的某些判断和决定的含义，基于他们内部考虑，而他们所考虑的内容完全违背了工人们的利益和意愿”。与此同时，更大力度的工厂监察也在改善工作环境。推出健康保险，承诺降低工业生活中的风险。俄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社会合作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报纸传达出一种意气风发的共同文化。英国历史学家伯纳德·佩尔斯（Bernard Pares）几年前对俄国做出的这番评价，放在1913年依然适用：

有很多未受过训练的记者发表一些不祥的论调，夸大其词，几乎让公众对这个伟大的国家心灰意冷，然而尽管如此，庄稼依然在生长，民生也依然在发展。我们要看到的是，一种介于专制与革命之间的中间项正在逐渐形成……不论是否伴随着动乱……各大主要因素正在改变，虽然缓慢，但确确实实是在改变，而俄国也终将走上复兴之路，忠于过去，且自信未来。她远不至于衰落，反而会更有能力参与欧洲的公共事务。

在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的这一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写道：“没有哪一份期待看起来像是过分自信或者盲目乐观的。”

不过话说回来，俄国发展中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的挑战依然令人心悸。俄国国内的黑暗势力依然很强大，俄国政府的组织结构依然摇摇欲坠。虽然俄国幅员辽阔，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金叶都可以隐藏这样一个事实——这片土地的很大一部分是荒芜的不毛之地，冬季封冻，夏季化为沼泽，没有公路和铁路，杳无人烟。尽管农村收入有所提高，但农村为数众多的未受教育的贫困人口对国家造成了很大负担。帝国人口的多样性让人叹为观止，但这却增加了施政难度。针对个别民族的拙劣的高压政策并没有取得成功，而是适得其反，强化了这些民族与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对立。与此同时，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也一直怀疑帝国更多地维护了被征服民族而不是俄罗斯本民族的利益。

似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俄国这样，生活不稳定，暴力司空见惯，赤裸裸的野蛮。各类事故——火灾、工业事故、矿井崩塌、冰河开裂、道路交通事故、火车事故、电车事故——每天都要随随便便地夺去数十个俄国人的生命。在乡下，虽然农奴制已经废除了50年，但挥之不去的封建思想依然大行其道。司法审判也就是那么回事，但落实起来倒是粗暴直接：据报道，一个8岁孩子的母亲由于往将军的马腿之间扔了一根棍子而遭受鞭笞，一个10岁的孩子由于向邻居的院子里扔石头而遭受鞭笞。在城市里，俄国报纸上满是关于足球流氓的报道，人们认为这是社会秩序的既定原则正在崩溃的信号。

俄国的未来主义者在他们的艺术和诗歌作品中歌颂这种足球流氓精神，表达了惊醒世人、让他们抛下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愿望。1912年，未来主义者发表了一份运动宣言，标题是“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A Slap in the Face of Public Taste）。1913年12月，他们把一部未来主义歌剧搬上了圣彼得堡的月亮公园剧院，剧中的太阳作为启蒙开化的象征，被抓了起来，然后被杀掉了。歌剧创作者中的两位——马秋申（Matiushin）和卡济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在一次采访中说：“他们想要让世界陷入混乱，粉碎既成的价值观。”“到底是谁更疯狂？”《彼得堡公报》发问道，是未来主义者，还是花了9个卢布就为了“看丑陋的装饰品和一些穿着大号衬衫的怪人，听他们注定招来嘘声和骂声的胡言乱语”的那些人？

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的圣彼得堡，展示俄国现代性的一扇窗口，而它身后广大的内陆地区尚不发达。

关于流血事件的记忆依然鲜活。1913年2月，300周年庆典期间，沙皇尼古拉步入喀山大教堂，他的脚下正是1901年一群学生被哥萨克士兵砍倒的地方，当时学生们正在庆祝一名政府大臣被暗杀。1905年革命，6万名工人聚集在冬宫门前，他们的领袖是一名佩戴着十字架的司铎，拿着呈递给沙皇的一份忠心耿耿的请愿书，而帝国军队却对着他们乱枪扫射，那一幕距离现在也仅仅过去了8年。去年，西伯利亚的勒拿河附近，罢工的金矿工人也遭到了开枪镇压，死伤数百人。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里，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s）对俄国犹太人展开集体迫害，政府却袖手旁观，甚至是纵容，这使得俄国乡下成了反犹屠场的代名词。

1905年革命之后，虽然进行了法制改革，但国家依旧保留着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特权，而且往往是强权。警察若是听到了一个他反对的词语，例如“宪法”，就可以驱散一场公众集会。国内移民受到控制，这样的机制对俄国的犹太人尤为残暴，他们被局限在所谓的“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中，只有少数人例外，比如要被归类为妓女的犹太妇女。就连外国人在俄国也得提心吊胆。来到俄国的一名意大利游客路易吉·维拉里（Luigi Villari）描述说：“你来到俄国，脑子里想的全都是通行证、宪兵、秘密警察、虚无主义小说和西伯利亚。”你会很紧张，“不得不反复核对证件……眼前浮现出俄国监狱的样子，被无所不知的警长刨根问底”。

从很多方面来看，俄国的形象比双头鹰所代表的更瘦弱，虽然爪子锋利，却是有气无力。俄国并不是每个街角都有一名警察——事实上，俄国警察占总人口的比例要低于德国和英国。维拉里对俄国边防警卫的忧虑最终被证明纯属无稽之谈——边检就是个笑话。“在这些海关官员眼皮底下，我就算带着整整一箱革命文学作品也能通过。”他写道。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要归因于专制的反复无常，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政策，前者是整个俄国官场的一大特点。俄国的行政结构——多层次，多种管辖权，不同的机构表面上有着同一个目标——好像是专门为了降低效率而存在的。这样一个国家或许足以让人民勉强保持闷闷不乐的顺从，但如果说这就是秩序，那也只是流于表面。现代政府还有更加复杂的任务，比如筹集资金，或者进行战争。面对这种，政府就束手无策了。俄国军队1905年战败的内情中，充斥着种种骇人听闻的、组织计划混乱的实例。

一个人越接近事情的核心，越接近圣彼得堡、杜马和沙皇本人，就越会因俄国面临的挑战，或许可以说是机制而感到沮丧。杜马在波将金（Potemkin）的塔夫利宫召开——这也为俄国政治体制的现实罩上了民主的“波将金门面”。尽管杜马的存在已经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当然也让民意变得更加难以忽视，但俄国通往真正的立宪议会政府之路并不是一条政治发展的坦途，而是充满了艰难险阻的曲径。300周年庆典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沙皇将杜马视为自己的附庸，是顾问性质的，更有很大可能是临时的。杜马本身的意见也并不统一，而是分裂为自由派和保守派，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力争倒退回更简单的时代的那些人。

沙皇本人的政府理论，正如俄国一位前首相于1912年描述的那样，是非常幼稚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做的都是好的；如果人民看不到，那是因为他们是凡夫俗子，而我是上帝选定的。”或许这就是俄国的规矩。“让欧洲夸耀他们的宪法去吧，”深受尼古拉二世宠信的弗拉基米尔·梅谢尔斯基（Vladimir Mescherskii）写道，“全欧洲只有俄国需要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未来……最高权力需要绝对的权威和自由，因为只有它依然保持着纯洁，没有被腐败的毒药所染指。”然而如果想要沙皇专制走上开明专制而不是古老的独裁道路，那么沙皇本人就必须得是开明的。但尼古拉并不是彼得大帝。众所周知，他智力有限。甚至连相信以沙皇为代表的体制的那些人，也对他感到失望。他非常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有言道，俄国最具权势的人，就是最后一个向沙皇进言的人。很难知晓沙皇真正的想法，也很难预测他会如何行动。“我们的沙皇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谜样的人物，”一位政治家在他的日记中坦言，“今天他是右派，明天他会变成什么样却是一个谜。”

他不但拿不准自己的想法，还总想着扰乱别人的工作。一位前任大臣写道，沙皇“非常热衷于密函和小伎俩”，然而实行起来手腕拙劣，必然会让自己陷于“泥坑或血池”之中。最近的例子就是沙皇暗地里与改革派首相彼得·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作对。（最终斯托雷平以辞职相威胁，迫使沙皇接受了俄国西部地方政府改革的提案。）1911年，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遭遇暗杀。据说沙皇曾为自己瞎管闲事请求原谅，只是为时已晚。

沙皇的身后又是些什么人呢？有一个罹患血友病的9岁男孩儿，人们看到他出现在公众场合，会惊讶得倒吸一口凉气；有一个弟弟，因违抗沙皇的意愿娶了一个有婚史的平民而被剥夺了继承权；有一个出生在德国的妻子，拒绝抛头露面，而当她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时，总是紧张得快要崩溃一般；还有“长老”（starets）拉斯普京（Rasputin），所谓的“圣人”，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在皇宫里作威作福。

年底，乌克兰基辅的一家法院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人们想起了俄国这个国家的一大痼疾，也就是反犹主义的痼疾。在法庭上受审的是犹太职员梅纳海姆·门德尔·贝利斯（Menahem Mendel Beilis），捏造给他的罪名是谋杀当地一名男青年，在宗教仪式上进行血祭。记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写道，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身像之下，一场司法公正的滑稽剧正在上演，“被仇恨、怀疑和谎言所败坏”。证人们遭到威胁，警察满嘴谎言。唯一的“证据”来自当地一名精神病学教授伊万·西科尔斯基（Ivan Sikorskii）的小声陈述，他的证词与他的职业背道而驰。对此，纳博科夫写道：

无论再过多少年，当研究我们这场审判、研究我们公共生活的未来历史学家翻开这些速记报告时……他们将会读到满篇的胡言乱语，在一个精神病学教授立起的科学权威的大旗下、从最低劣的反犹文献资料中找出来的所谓确证。他们会诧异地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和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一样，贝利斯事件也成为一个轰动世界的案例，激起了很多写给报社的读者来信和公众宣传活动，支持与反对兼而有之。很多人自忖，受审的也许并不是贝利斯，而是俄国本身。最后就连特地选出的乌克兰农民陪审团也无法忍受如此的不公，宣告贝利斯无罪。但俄罗斯帝国已经腐朽了。沙皇也一样，人们都觉得他支持俄国的反犹主义，以此号召大家拥护这个与自由主义对立、与未来对立的政权。

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的这一年里，皇室依然在圣彼得堡一手遮天。俄国的政治主要围绕着沙皇、他的政府、杜马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但皇室家族更愿意在15英里以外的沙皇村生活，那里相比之下更具私密性。想在圣彼得堡看到沙皇，要比在维也纳看到弗朗茨·约瑟夫，或者在柏林看到威廉皇帝更困难，哪像威廉皇帝，一天好几次乘坐汽车从歌剧院飞速赶往皇宫，每次都要穿不一样的制服。沙皇的皇后在圣彼得堡贵族的社交生活中更是完全不见踪影，这对她的名声也有不好的影响。走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你或许可以忘掉沙皇，忘掉杜马的嘈杂声，完全融入这座城市本身：它如今已经是一座现代城市，现代性的熔炉，也许正预示着俄国与欧洲其他现代大国并驾齐驱的未来。

虽然圣彼得堡被帝国的各个民族主宰着，尤其是俄罗斯人，但这座城市却有一种国际化的感觉。这里有一个热闹的英国侨民区。体面人士之间普遍讲法语，还有一家法语报纸报道法国国内的各类新闻，用法语报道俄国政治，也必然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法国毋庸置疑的伟大。[法国学院开设了关于伏尔泰的课程，《圣彼得堡杂志》（Journal de Saint Pétersbourg）刊登了一系列关于尼古拉的祖先亚历山大一世的头号敌人——拿破仑的文章。]一个由5万人组成的德国人社区拥有至少7座教堂、5个唱诗班、一座剧院和两家日报，他们为此深感自豪。

1913年，身穿制服的仆人和宏伟的宫殿，依然昭示着这座城市的特征——贵族教养、贵族财富。弗拉迪米尔·德·别林斯基（Wladimir de Belinsky）在《圣彼得堡杂志》上撰文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首都有圣彼得堡这么多的搬运工，他们构成了一个部族，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然而在贵族的旧宫殿旁边，是中产阶级的新宫殿。喀山大教堂对面屹立着胜家缝纫机公司俄国分公司，建筑所采用的是巴黎或布达佩斯的现代风格，而不是彼得堡的传统风格。沿着涅瓦大街再往前走一些，是叶利谢耶夫（Elisseeff）熟食店，它的商品宣传采用了法语、德语和俄语。这条街上的广告牌上，从英国茶到法国香水无所不包，刺激着顾客们的购买欲。

多年以后，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报道贝利斯审判的那名记者的儿子——依然能够一口气说出圣彼得堡童年时光里的那些英国商品：

皮尔斯（Pears）皂，干的时候是黑焦油色，用潮湿的手指拿到光下，却仿佛黄宝石一般，人们在晨浴时总是需要它的关照。把英国折叠式浴盆的橡胶下盖打开，里面起泡沫的水流到污水筒里，浴盆的重量也一点点减轻，这种感觉很是愉悦。“我们不能给膏加量，那么我们就给管加长。”英国牙膏如是说。早餐时，汤匙在从伦敦进口的金黄糖浆中转呀转，镀上一层层金灿灿的糖圈，再拿出来往俄罗斯面包黄油上抹开沉甸甸的一大坨。各种让人感到舒适、赏心悦目的东西，从涅瓦大街上的英国商店源源不断地涌来：水果蛋糕、嗅盐、纸牌、画谜、条纹上衣、洁白的网球。

涅瓦大街上，海军部大厦与丰坦卡（Fontanka）运河之间的55座大楼中，有28座带有银行，这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既要储蓄，也要投资。（1913年，普罗科菲耶夫在Nikopol Mariupolsky冶金公司投资了4 000卢布，后来又投资了水泥行业——这两大行业在经济扩张和城市建设的时代很有前途。）

从涅瓦大街快走10分钟就到了阿斯托利亚酒店（Astoria Hotel），圣彼得堡最豪华、最新的酒店，十足的现代化风格，即使放在柏林、斯德哥尔摩或者哥本哈根也不会显得突兀。酒店对面的大楼也同样引人注目，那是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意志帝国新建的大使馆，它的设计师彼得·贝伦斯正是几年前设计了柏林的AEG公司透平机制造车间的那位。虽然大楼的立面张扬地展示着按照圣彼得堡风格设计的古典柱，但这些柱完全没有用圣彼得堡风格的任何装饰加以美化。英国记者乔治·多布森（George Dobson）对这座城市的感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加劲儿”，加快速度大步迈向现代化。他写道：“不到10年前”——

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圣彼得堡只有两条大街，似乎吸引了所有的人——涅瓦大街和大海大街（Great Morskaia Street）——相当于俄国首都的牛津街和摄政街。如今已经有其他很多重要的大街，例如花园大街（Sadovaya Street）和戈罗霍娃街（Gorokohovaya Street），铸造厂大街（Liteyny Prospect）、苏沃洛夫大街（Soovorofsky Prospect）和沃兹涅先斯基大街（Voznesensky Prospect）同样也是繁忙拥挤的交通主干道。人们的脚步也加快了，以前，比起其他欧洲首都喧嚣忙碌的人群，他们简直像是在爬。

多布森提到了电影院的普及——1913年圣彼得堡有130家——在电影院里，人们可以观看一部300周年庆典的电影，或者更有可能观看俄国最受欢迎的电影女演员薇拉·霍洛德纳亚（Vera Kholodnaya）主演的一部关于暗恋的默片。他提到了电灯的普及，特别是在冬天。虽然城市的外围还有很多木制房屋，但在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房屋开始采用砖石结构。他谈到城市中机动车交通的出现，还为往日冬天里雪橇在白雪覆盖的道路上静静驶过的冬寂不再而感到惋惜。他提到有轨电车自1907年开始营运以来，一次可以承载五六十人，渐渐取代了马车。

仰望1913年的圣彼得堡上空，或许会看到更加引人入胜的东西，进一步证明了俄国摆脱过去、跃向未来之路：那就是俄国最新的飞机，四引擎的Grand，其他飞机在它面前只不过是“空中皮艇”。飞机的设计师伊戈尔·西克尔斯基（Igor Sikorsky）是在门德尔·贝利斯事件中提供反犹“证据”的那位基辅教授的儿子，他在接受一家圣彼得堡报纸采访时表示：“虽然起步比别人晚……但我们（俄国）在飞行和建设中逐渐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我们并没有落后于师傅，而且很快就会超过他们。”美国发明家爱德华·艾奇逊（Edward Acheson）1913年年初曾在圣彼得堡的帝国技术学会（Imperial Technical Society）发表演讲，直截了当地表示“俄国——未来的国度！”

诚然，这座城市里依然有廉租公寓，naemnye kazarmy，这个词从德语的Mietskasernen而来。这座城市里有无家可归的人，他们能不能熬过严酷的冬天都成问题。大多数工人的公寓根本没有自来水，夜晚用推车把排泄物运走。城市中的有轨电车上张贴着红色大字的布告，提醒居民不要饮用生水，要先烧开了再喝。圣彼得堡的死亡率比君士坦丁堡还要高。1908—1909年，约有3万人感染霍乱；1913年，沙皇自己的女儿也感染了霍乱。

但在这样一个正在从古代遗风转向现代的国家，这一切或许只是一座城市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不可避免的成长之痛。当然，其他一些欧洲城市几十年前就遇到了这类问题，但并没有什么质的不同。难道俄国就不能像欧洲的其他地方那样克服这些问题吗？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 ***

1913年的根特世博会并不像前几届那样成功。一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根特虽然有很吸引人的蕾丝店，但它毕竟不是巴黎。世博会的组织者也很倒霉：那年5月，一场大火烧毁了法属印度支那展馆；9月，又有一家德国餐厅起火，火势蔓延开来。但或许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1913年，国际事务和展览已经成了例行公事，千篇一律。随着展会一次又一次举办，人们对它们的期待值越来越低，并不觉得有多么了不起。国际主义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后来所说的，是“正常的、必然的、永恒的，除了在未来的发展进步方面”。

他继而言道，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与文化斗争，垄断、限制、排外，这样的规划会对这片乐土造成破坏，但基本上就像日报一样只供消遣”。当然，不论是在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罗马还是圣彼得堡，这样的规划一直占据着报纸的头版。有大量关于巴尔干战争的报道。同样得到广泛报道的还有相关的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更不必说法国民族主义、意大利殖民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英帝国主义和俄国反犹主义。但它们也有争夺报纸版面的竞争对手：皇室婚礼、议会辩论、政治丑闻、社会丑闻、罢工、庆典和周年纪念、银行股价、俄国铁路股票、南非黄金和加拿大小麦。对一些人来说，战争这个词意味着现代生活的真相——争夺地位。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个来自过去的词语，应该永远留在那里。对于很多人来说，战争只是一个词语。就算真的发生，也通常是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交战双方要么是难以置信的英勇，要么是难以想象的懦弱，而且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比较贫穷，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

同时，世界向欧洲来，从欧洲去，欧洲依旧是世界的中心，在变迁之海上波澜不惊。

第二章 古老的新世界

1913年3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就职典礼。几个月前，威尔逊对一位友人谈道：“如果我的任期需要以处理对外问题为主，那将是命运的讽刺。”美国金融制度改革是他对内改革的头号任务。

1913年，从旧世界到新世界旅行需要乘船。人们可以从南安普顿、瑟堡（Cherbourg）或者汉堡乘坐快速汽船出发，渡过北大西洋。还有更多笨重的大船从那不勒斯或者热那亚、的里雅斯特或者阜姆（Fiume）驶向美国。上层甲板上，海风吹拂着那些为了公务或休闲的旅客。下层甲板上的旅客更有可能是移民，尼古丁与汗臭混杂的气味充斥其间。

在海上航行了四五天的时候，一些旅客或许会略微产生恐惧的战栗，因为此时的他们可能已经靠近了前一年“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的那片海域。“泰坦尼克”号带走了大西洋两岸的一大批精英人物——约翰·雅各·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本杰明·古根海姆（Benjamin Guggenheim）、英国记者威廉·托马斯·斯特德（William Thomas Stead）、美国总统的军事助手——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不为人知者。但大多航程都平安度过。大西洋航行的安全性也在不断提高。1913年10月，“沃尔图诺河”号（Volturno）汽船着火，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唤来了另外十几艘船只前来营救。

美国人去欧洲做生意，在旧世界观光，或许还会和欧洲贵族家庭联姻。欧洲人来美国追求更好的生活，美国政治自由，普通人仿佛有无穷无尽的发财机会，这些都在吸引着他们。欧洲人对于过去50年里美国惊人的经济发展有数不清的疑问——美国的人均工业产值是50年前的六倍。相比之下，英国还不到两倍。“泰坦尼克”号上的遇难者威廉·托马斯·斯特德早在1901年就著有《世界的美国化》（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1913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古列尔莫·费雷罗（Guglielmo Ferrero）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谜”（The Riddle of America）的文章。法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贵族政治家保罗—亨利·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Paul-Henri d’Estournelles de Constant）男爵，跟随着大约80年前的同胞托克维尔的脚步，往“今日美国”（Les Etat-Unis d’aujourd’hui）题材的著作堆里再添新品。美国的概念深深地印刻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正如美国的产品在欧洲家庭已经屡见不鲜。

前一年匿名发表的小说《行政官菲利普·德鲁》（Philip Dru, Administrator）描绘了不久以后的美国，欧洲的游客若是碰巧读到这本书，也许会好奇心大增——如果更加详细地品读，或许还会想要下船。这本美国出版的书中有着对美国奇异而荒诞的展望，设想出了这个国家在1920年，第二次内战前夕的样子。他们不会想到，书中的主人公菲利普·德鲁得到的纽约地址是“曼德尔大楼”（Mandell House），顺着这条线索就能找到这本书的作者：得克萨斯州商人、民主党疏通者、爱德华·曼德尔·豪斯“上校”（Edward Mandell House，军衔为荣誉性质的）。只有非常关注美国政坛的人才能够认识到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此人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最亲密的政治顾问。

《行政官菲利普·德鲁》开篇，同名主人公盛情招待高傲的女朋友格洛丽亚·斯特朗（Gloria Strawn），一边发表对美国近况的看法。他告诉她：“财富已经积累得如此雄厚，以至于少数人将要扼杀多数人，广大群众中酝酿着阴沉、反抗的不满情绪。”美国工业发展造成的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对于“城市里的劳动者和农场里的生产者”来说，前途是“黑暗、绝望的”。德鲁解释说，美国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了美国政治的不景气。美国失去了天生的统治阶级的真正领导——豪斯会把自己和德鲁归为其中的荣誉成员——政治主动权已经转移到了操纵者和骗子手里。惨烈的结局可想而知：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财富比这个强大的共和国更能目空一切，垄断更牢固……下一场解放人类的大战将会在这个国家打响，打赢。一个文明民族的鲜血和艰苦努力将会改变世界，黯淡了2 000年的伯利恒之星将会再次闪耀出恒久灿烂的光芒。

在这篇小说中，德鲁离开了军队，在纽约定居下来，近距离观察着现代城市生活中严酷、不公的现实。

与此同时，《行政官菲利普·德鲁》的情节也走向了国家的层面。它描写了鬼才参议员塞尔温（Selwyn）操纵的一个政治阴谋是如何呈现的，他利用美国的民主，将人力和财力集中投入在12个关键州每一个选区的区区1 000名中间选民身上，然后想方设法说服、哄骗、贿赂他们投出“正确的”选票。选举就是这样赢的。塞尔温选择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西部州长詹姆斯·R.罗克兰（James R. Rockland），作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反过来，罗克兰也运用一流的政治操纵技巧——呈现出造访华盛顿的可能性和高官要职的权力——来吸引关键州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的额外支持。他利用塞尔温关于这些人的信息数据库，能够知道需要拿出多少，拿出什么。

罗克兰赢得了总统大选，但为他带来胜利的阴谋最终却完完全全以尼克松的方式破灭了：塞尔温用来记录私人房间对话的一个声控激活的录音设备，揭露了他败坏美国民主的行径。随着阴谋被公之于众，菲利普·德鲁又重新走到台前，领导了一场反对塞尔温和罗克兰的军队叛乱，这是为了开辟政坛新局面而进行的一种政治运动。西部各州纷纷响应。南方痛苦地回想起了之前的内战和随之而来的、名不副实的“重建”时期带给他们的贫困，于是也响应了他。

德鲁在纽约上州的艾尔玛（Elma）取得了一场压倒性的胜利。随后他宣布当选为“共和国行政官”，开始落实大刀阔斧的激进改革方案：开征联邦所得税，将国家基础工业国有化，限制每周工作时间，对工业的集中进行更加严格的调控，废除罢工、以推行员工分红制作为回报。并不满足于此的妇女被赋予了投票权，宪法也经过了修改。

对外，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德鲁通过协商谈判，使美国、欧洲和日本达成了一项地缘政治协议。加拿大并入美国，同时美国军队介入墨西哥“拨乱反正”。德鲁向战败的墨西哥人保证，他无意吞并墨西哥或者索要赔款，然而：

……未来我们的国旗将成为你们的国旗，你们将直接受到美国的保护……会设计出一份公平的方案。在此方案中，当前为少数人所有的土地将会为多数人所有。再过一代，站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都将是受过教育的、兴旺发达的、幸福美满的人民。

经过7年的独裁统治，美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德鲁效仿乔治·华盛顿，拒绝终生担任国家首脑。他和格洛丽亚驾船驶入落日余晖。祝福者们“在沉默的悲伤中”看着他们的船消失在太平洋中：“他们心系何方？他们能否回来？所有人都在问，但没有人知道答案。”

爱德华·曼德尔·豪斯并不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菲利普·德鲁》也并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品，作者又深谙当时的政治体制和体制中的各方压力，可以说这本书是很具启发性的。1913年3月，威尔逊总统在华盛顿的就职典礼前夕，豪斯得到了一个在威尔逊政府任职的选择机会。但他和小说中的塞尔温一样，更青睐幕后参谋的角色。

《菲利普·德鲁》的主题正是美国在进步时代的主题：这个国家努力度过了充满经济与社会大变革的半个世纪，内部并不安定，国家尚未完整。人们害怕大企业——控制着国家铁路、钢铁厂和华尔街的那些大公司——会压垮美国的事业和精神，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份恐惧已是老生常谈。欧洲人把新世界看作一股蒸蒸日上的世界力量，而美国人却在回首旧世界，吸收他们的文化以及移民，不论好赖。内战结束50年后，南方依旧消极对待国家建设。虽然美国的经济如今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工业生产的各项指标上超过了英国，但在政治上，这样的经济实力却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控制。经济管理机制很无力：到了1913年，美国甚至还没有一家中央银行。从一个由小村镇组成的国家，每个村镇都有各自的政治腹地，到一个大城市遍布的国家，相距甚远的各大城市联系紧密，表现出一个统一国家的推动力。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换中，美国还只是在半路上。

美国想要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国家，有些办法是1913年的任何一名观察者都十分清楚的。这年1月，包裹邮递推出了一项全国性的包裹业务，使得爱达荷州博伊西（Boise）的一桩买卖可以被直接运送到佐治亚州萨凡纳（Savannah）的客户手中。10月，威尔逊总统在华盛顿手一挥，随即引爆数吨炸药，突破了巴拿马运河最后的阻碍，将北美大陆的东西海岸连接起来。这一年里，在“一个政策——一个系统——普遍服务”的口号下，贝尔电话公司宣传着他们系统的国家建构作用：

电话让通信变得快速、直接，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信息技术打破了距离的屏障……贝尔系统中有750万台电话，连接东西南北，将整个国家凝聚成一个大型的邻舍。每天，信息技术把我们拉近2 700万次，以此开发我们的共同利益，促进我们的共同交易，增进我们人民的爱国精神。

第一个横贯大陆的电话直到1915年才打通，但进步的过程——以及铁路的铺设——拉近了美国的距离，同时也拉近了世界的距离。

这样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随着美国成为一个国家的大业得以完成，它又将在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在《菲利普·德鲁》中，豪斯上校把美国想象成一个全球性的和事佬，干涉墨西哥，并且通过军事力量和吸引力相结合的方式，将整个北美洲置于自己的荫蔽之下。但1913年的美国还不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没有全球外交霸主的派头。当年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的沃尔特·海因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发现他的大使馆竟然位于一座经过了改造的公寓楼里，要穿过两家廉价商店之间昏暗肮脏的走廊才能进去。很难通过这样的环境看出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然而敏锐的观察者们明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且伴随着人口增长，一部分是来自欧洲的移民——美国必将参与更大范围内的事务中去。正如佩奇在给威尔逊总统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处在国际性的博弈中——并不是陷在旧世界的诡计、负担、悲痛和忧伤中，而是不可避免地走在通向领导地位和令人欢欣鼓舞的未来统治权的道路上；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身在其中，只有我们自己不知道。”美国再也不能游离于世界之外，安守这份孤立的正直，以一座遥远的“山上的城”自居。未来的美国需要立足于世界，依照全球政治的现实检验它的道德目的：如何以原则的名义、在为国效劳的过程中行使权力，当其他国家未能采取美国为其最大化利益所做出的决定时，又要如何处理。美国作为正在国际秩序中取得应有地位的新兴大国，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像大西洋对面的欧洲大国一样？美国作为新世界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如今它会不会变得更像是旧世界？

美国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其他任何强国一样，受到了帝国的诱惑。19世纪末，美国打败西班牙，美利坚帝国开始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形成，从菲律宾到波多黎各。这第一波帝国主义热潮受到了两位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支持。但这项事业是美国的，而不是政党政治的。1901年，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伍德罗·威尔逊用简明的语言阐述了美国作为一个帝国的责任。这份责任并不是给予菲律宾各族人民“全新的美国式自治制度”。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于仍处在政治发展童年时代的不发达民族来说，并不是祝福，而是诅咒”。相反，他的国家要担负起的责任，就是给菲律宾人带来一个“政府，以及管辖，这些本身是符合道德的，因此会让他们接受教化，本身是纯粹坚定的，因此会让他们得到提升和稳定，还要引导他们接受正义与自由的基本概念”。

如果说欧洲人对这种感情习以为常，那是因为它来自更博大的帝国文化。多年以来，威尔逊一直随身携带大英帝国的大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诗《如果》（If），叠得整整齐齐，揣在外套口袋里。虽然美国人不喜欢用“帝国”一词来描述他们的海外领地，但他们为持续不断的霸行辩护时所采用的论据，与法国或英国思维正常的帝国主义者们所采用的并没有本质区别。还有一些人不这样看，他们担心美国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帝国，却会迷失自我。美国最著名的杂文大家、曾经是“狂热帝国主义者”的马克·吐温，建议美国国旗应该为了菲律宾而改动一下，把白色条纹改成黑色，把星星改成骷髅图。

1912年，豪斯发表了《菲利普·德鲁》，而另一边，有四个人在竞争这个半成型、半统一的美国的总统职位。现任总统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以共和党身份参选。他的前一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抛弃了共和党，以进步党候选人身份参选，由于在竞选游说过程中对一次暗杀行动做出了一贯矫健的反应，得到了“公麋”的绰号。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以社会主义者候选人身份参选。担任过一届新泽西州州长的伍德罗·威尔逊以民主党身份参选。爱德华·豪斯已经在为威尔逊效力，在民主党内部帮他争取到了得克萨斯州对他参选的支持。现在他就要看看他选择的这个人能否一路披荆斩棘，问鼎白宫了。

没有人会怀疑，可能获胜的只有两人，威尔逊和罗斯福，而共和党一派明显对威尔逊青睐有加。两人都提出了美国复兴的构想。罗斯福在“新国家主义”的大旗下，主张利用现代世界的推动力为国效劳。一个重新强大起来的国家，将会巧妙地让现代商业贸易的规模和效率所释放出的能量改变方向。而威尔逊主张“新自由”，这是一份内容宽泛的政治宣言，表明了对普通人的扶持和对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涌现出来的工业巨头，也就是所谓的“托拉斯”的管控。威尔逊承诺让自由竞争回到市场当中，让希望回到立足于小镇的美国。

对于过去数十年间的经济集中程度，两位候选人均表示赞成，不论是在财富方面，还是就少数人对国家整体经济的影响力而言。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美国的生活已经不再是20年前的样子了”：

我们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彻彻底底的变化，从顶点跌到了谷底；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我们的生活结构。旧的政治公式并不适用于当前的问题，这些公式现在读起来就像是从被遗忘的时代抽出来的文件。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应变化后的这些情况：是激进的集中式大修，还是将受到新经济阻碍的竞争与主动的传统力量释放出来。

说到底，罗斯福和威尔逊在未来方案上的区别，既有性格因素，也有分析思路上的原因。罗斯福极为自信，坚信自己能够凭一己之力自上而下地改造美国。威尔逊的性格更为保守，受到了英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启发。在他看来，罗斯福就像是一个危险的杂耍演员，如若当选，则注定会成为一个铁腕人物。威尔逊自己对社会的展望更有组织性，是从他自己出身的奋斗阶级开始，自下而上地实现稳定的复兴。他在竞选游说中表示：“并不是花支撑着根，而是根支撑着花。”

威尔逊谈到罗斯福，说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挑战者，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人物，他们（选民）见了他，为他欢呼，把嗓子都喊哑了，投给他千百万张选票”。威尔逊自己在公众的眼里，则是“一个模糊的、难以揣摩的人物，身上更多的是观点意见和对学术的痴迷，而不是有着人性特征的血肉之躯”。罗斯福无疑也会赞同，他把威尔逊视为一个守旧、怯懦的保守者，过去的观念根深蒂固。

然而，威尔逊却让人感受到了他的实力。他发布了一段非常具有倾向性的竞选影片：《老办法与新办法》（The Old Way and the New）。他在全国巡回演讲中批评官商勾结——以用来保护美国国内特殊利益产业的各项进口关税为代表——表示这种现象“不符合美国的作风”。他抨击“大型、非个人”企业的崛起，认为这是在预示着消灭竞争、把个人变为谄媚的雇员。他警告说，有事业心的中产阶级“在这些过程中饱受压榨，而我们所受的教导称其为繁荣的过程”。美国真正的生命力来自美国各个社区的自由精神，而这种精神现已是岌岌可危。他警告说：“如果美国阻挠地方，将会扼杀这个国家。”他宣称：“华尔街的财富总量无法表示美国人民的活力。”

威尔逊是长老会牧师的儿子，本人也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上述这些观念等于是向美国社会的道德秉性提出了挑战。企业的非个人属性具有抹杀人们心中的个人责任概念的风险。这样一个主要由企业来驾驭的美国，会让人忘记在小型社区塑造出来的美国价值观：

……那时的美国渗透在每一个村子、每一条幽谷中，那时的美国在辽阔的大草原展现着她的巨大力量，上至山腰，下至地底，燃遍了事业的星火，富有雄心壮志的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成为工业巨头，而不是受雇于人；想要立业的人们无须遥望远方的城市，只需环顾左邻右舍，他们的信用取决于自身的性格，而不是人脉关系，他们的信用与他们已有和潜在的品质成正比，而不看持有多少股票……

威尔逊就这样把一系列经济问题转化成了一系列道德问题。他自己本来是因对手退出而成了党内领袖，共和党的内部分裂又让他占了选举算法的便宜，如今他却转变为反叛的候选人，成为一场谋求变革的道德运动的领袖。他本人是追求进步的，但提出来的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变化，他的建议是“不能随便拿来一张纸就确定明天的生活要变成什么样”，而是“要把新事物编织进旧事物中”。对于正在经历着深刻社会变化的美国所引发的焦虑，他做出了回应，并且清醒冷静地做出了保证。他在1912年的大选中拿下了48个州中的40个，这也反映出1912年，也就是《菲利普·德鲁》发表的这一年进入尾声之际的美国民情。1913年年初，伍德罗·威尔逊就任总统。

华盛顿特区 共和国、国家、帝国

1913年3月4日，威尔逊宣誓就职。四年前，塔夫脱的就职典礼因为一场暴风雪被迫改在室内进行。四年后，威尔逊可以在室外的美国国会大厦东门廊宣誓，将台下聚集的25万人尽收眼底。

到了这时，总统就职典礼已经成了一项全国性的盛会，为国家的公共生活带起节奏，吸引游客到首都去。美国汽车俱乐部的旅游观光部门给出了一系列建议，指导游客如何从纽约开车到华盛顿，走连接美国金融中心和政治中心的收费道路和泥道，经过费城，但要不惜一切代价绕开巴尔的摩。据《纽约时报》报道，距离总统就职典礼还有几天，华盛顿就已经充满了商业气息。人们可以花20美元入住城里的大酒店，但必须住满5天才行。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上的酒店更贵，高达每晚50美元。游行路线上的办公室和私人住宅的租金也一并上涨。就职典礼当日，蜂拥的人群中夹杂着普林斯顿大学的青年学生，穿着威尔逊母校的代表色——橙色和黑色。前总统塔夫脱，“我们见过的输得最惨、最心平气和、最得人心的总统竞选失败者”，将总统一职交给威尔逊时笑容满面。尽管塔夫脱在大选中屈居第三，但他作为正式的共和党候选人，到底还是分流了足够多的选票，从而阻止了脱党的罗斯福重回白宫。

这座城市从建城之初就注定会让人铭记在心。华盛顿古典风格的建筑和城市雕塑中体现出来的共和美德，以新总统——仅仅是内战以来的第二位民主党总统——就职典礼为代表的国家凝聚力，城市规划展现出来的帝国豪气，每一个方向上的壮美远景，这一切都会让游人深受感染。外地人在联合车站（Union Station）下了火车，便能感受到路易·圣戈当（Louis Saint-Gaudens）的花岗岩雕塑“铁路铺设的进展”（The Progress of Railroading）的凝视。这六座石像位于车站正门入口上方，既表现了美国的现代性——其中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代表火，泰勒斯（Thales）代表电——同时又重申了古老的正义价值观，并提醒正在进行城市化的美国，不要忘记田间劳动的价值。在罗马农神刻瑞斯（Ceres）傲然挺立的雕像旁，刻着托马斯·杰斐逊也会赞同的话：“农场。家庭最好的归宿。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文明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天佑。”

英国大使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指出，纽约的“异国色彩都快要赶上它的美国风情了”，而华盛顿拥有一项更崇高的使命：

……要成为整个国家威严与宏伟的化身；要成为……万都之都……充分表现出美国观念中的精粹，美国思想中的最开阔、最光明的一面，呈现出这样一个国家的首都应有的理想形态。

华盛顿不仅是美国的第一大政治城市，还是联邦政府的私有领域，总统就职典礼给了它大放异彩的机会。

威尔逊站在装饰着美国国旗的国会大厦前，面对彩色灯光下的美国国徽，迎接着楼顶上的观众从上往下的视线，提出要为人们“阐释个中缘由”。“政府发生了变化。”他抑扬顿挫地说。但这只不过是国家需要重新恢复道德目标而显露出的外在迹象。说客们为了“一己私利”败坏了政府。国家是富裕了，但“恶与善并肩而来，腐蚀了太多的纯金”：

我们一直以我国的工业成就为荣，但至今为止仍没有停下来全面细致地计算一下我们的人民为之付出了多少代价，失去生命的代价、筋疲力尽的代价，所有这些重担和负荷经年累月、冷酷无情地压在男人、女人和儿童身上，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又付出了多少骇人听闻的代价。

因此当前的任务是恢复：“净化、审议、修整和纠正邪恶，而不损害善德，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过程变得纯净、人性化，而不使之弱化、满怀感伤。”威尔逊列举了几项要务：削减进口商品关税；建立国家银行系统，使获得信贷变得更加容易，剥夺资本所有人一手遮天的权力；对限制竞争、浪费国家自然资源的工业体系进行改革；将国家工人的健康纳入法律保护。

威尔逊肩负起了沉重的期望。有一篇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就职典礼不仅是总统的接力棒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手上，更意味着“往日已逝，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几个月前，一名德国记者预测威尔逊不仅会当上“政府首脑，更会成为美国政治思想的领袖”。在圣彼得堡，一家俄国报纸表达了这样的期待：“如果未来的总统不被险恶的党派势力麻痹了意志和主动权的话，他也许会为美国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真正的政治诚信时代。”推崇过“新自由”之后，威尔逊现在要做的是实现它。威尔逊的就职演说中并没有提到国际事务。当选之前几天，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家埃德温·格兰特·康克林（Edwin Grant Conklin）面前谈道：“如果我上任后需要以处理对外问题为主，那可真是命运的捉弄，因为我的一切准备都是针对国内问题的。”

威尔逊的就职演说体现了他对政府的理解，以及他在执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演说诚恳而又豪迈。《经济学人》将威尔逊的说服力与之前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进行了对比，相比之下，之前的那些更像是出自“秘书、助理秘书和速记员的笔下”。新总统的演说言简意赅，不像林肯或杰斐逊那样修辞迭出。一位社论作者评论道：“新总统显然明白，总统职务并不是用来佩戴的奖章、用来展示的奖品，而是一项需要谨慎对待的棘手任务。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对的。”华盛顿也很快便发现，对于美国行政部门首脑和公正不阿的公共利益捍卫者身份，威尔逊是严肃对待的。上任之后的第二个月，华盛顿就再次召集国会，这比惯例和宪法规定的都要提前。寻求晋升为联邦政府任命的职位或者某国大使的那些支持者，发现白宫的大门对他们关上了，让人捉摸不透、看上去不动声色的威尔逊因此得到了“斯芬克斯”的绰号。同年晚些时候，他出席了国会的一场联席会议，亲自发表了一份国情咨文。对于这件事，他的前任们很少会这样亲力亲为。

3月4日当晚并没有举行传统的就职舞会，总统觉得太轻浮了。而他则是来到肖汉姆酒店（Shoreham Hotel），和让他感觉最自在的普林斯顿大学1879届同学共进晚餐。后来他在给一个老同学的信中写道：“你可以肯定的是，星期二晚上我只听从内心的指示，参加79届的晚宴是我在那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菲利普·德鲁》的作者豪斯上校现已成为威尔逊最亲密的政治心腹，远离公开场合，不过还是同新上任的总统及其内阁一起出席了一场午宴，很多内阁成员都是在豪斯的促成下选出来的。他更愿意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旁观这场就职典礼。

夜幕降临，美利坚民族有了新的捍卫者，联邦政府有了新的领袖，华盛顿也有了新的主人。

即便是在1913年，华盛顿也有一个要甩掉的名声。它是出了名的内省。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言：“华盛顿只谈论自己，再无其他。”威尔逊初次会见新闻界的“先生们”时，曾经力劝他们，不要告诉全国人民华盛顿在想什么，而要“告诉华盛顿全国人民在想什么”：

……然后我们会掌握情况、采取行动，我们会充分地了解全国各地的最新民情，这些情况不会过时，也不会腐烂，人们也会开始关注这些，意识到他们必须根据国家的目的、国家的需要来投票，为经过了阐释的国家总体利益投票，只有这条路。

5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威尔逊发表了相关的又一通老生常谈的牢骚。他抱怨道：“城里说客云集，随便往哪个方向扔一块砖头都能砸中一个——虽然你很想扔砖头。”

游说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方面是由于威尔逊主张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的缘故。1913年夏初，安德伍德关税法案（Underwood Tariff Bill）通过众议院来到了参议院，说客们为了让他们的特定产业继续享有某种关税保护而到处活动。威尔逊“新自由”议程的重头戏——进口关税大幅度下调，开征联邦所得税来弥补损失——险些演变成痛苦的慢性死亡，总统亲自出马干预才得以幸免。

但城里出现了这么多说客，同时也反映出华盛顿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在18世纪，选择华盛顿而不是费城或纽约作为国家首都，是为了让联邦政府远离各州狭隘的政治生活。因此，随着政治中国家性要素的比重增长，华盛顿自然也变得愈发重要。阿尔弗雷德·莫里斯·洛（Alfred Maurice Low）发表社论称：“美国人民有意无意地成了联邦主义者，而华盛顿则是联邦主义的象征。”

根据洛的回忆，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绝对不到华盛顿去”。那时的华盛顿是“一个烂泥坑，城市中的邋遢鬼，衣冠不整，四仰八叉，胳膊肘从袖子里露出来，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些补丁有多丢人，还傻乎乎地为身上的污垢和不修边幅的外表而自鸣得意呢”。他认为这一切如今已经有所改观。现在度蜜月的人们对华盛顿就像对尼亚加拉瀑布一样青睐。

区区几十年前，政治和社会的“要地”还是各州的首府，它们的特点是没那么多讲究，人们亲切热情，每个人都能够亲自去认识他们选出来的代表。相反，华盛顿是关系疏远的“铁石心肠的后妈”。到了华盛顿，大家的好朋友、以小名相称的普通州议员比尔·琼斯，会摇身一变，成为一本正经的国会议员威廉·琼斯，“只有少数选民认识他……其他人只知道他的名字”。

如今华盛顿正在成为政治要地，将更多的形式规范带入政治之中，让大多数美国人更加了解这座城市，同时也变得更加高贵典雅。过去人们去华盛顿出差，现在人们去华盛顿定居。从内战到1913年之间，以华盛顿为主体的哥伦比亚特区人口翻了两番还多：从7.5万增加到33万多。

之前那个笨手笨脚、蓬头垢面、躺成大字形的大姑娘，如今已经出落成一名优雅的世故女子，她以自己的美貌傲视群芳，对自己的权力了然于心。华盛顿，曾经的烂泥坑，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之中，而且是无人愿意唤醒的一段记忆。烂泥和脏雪随着旧风俗和旧观念一并消逝了。宽阔的大街铺得平平整整；宏伟的大道绿树成荫；公共建筑并没有为了美观而牺牲实用性，而是兼顾实用性与艺术性；一流的酒店和餐厅、剧院、商店、还有很多精美的住宅——这一切让华盛顿成为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首都之一。

华盛顿已经跻身于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列，它虽然比大多数欧洲首都要小，但凭借其政治地位和美丽的市容，足以与那些城市平起平坐。法国人保罗—亨利·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男爵的评价肯定了它的这般地位。在周游美国的途中，他兴高采烈地回想起华盛顿的城市规划是由他的同胞皮埃尔—夏尔·朗方（Pierre-Charles l’Enfant）做出的。他提到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雕像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这位法国将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与乔治·华盛顿并肩作战，还以乔治·华盛顿的名字为自己唯一的儿子命名。他称赞道：“创建一座大城市，却将公园或花园的魅力赋予它的街道……这个梦想让华盛顿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他大肆盛赞华盛顿女人的优雅，这也反映出了城市本身的美丽和新产生的世俗气息。

我看着她们来来往往，对自身充满肯定，对自身的魅力充满自信，也对这份自信感到满意……啊，世故的美国女人！选举产生的女王，民主制度的贵族，你们的丈夫、父亲和你们的国家要挣多少钱才能一直够你们打扮啊！我们可以肯定这笔钱有一大部分会花在巴黎……

德康斯坦赞美了华盛顿前卫的优雅背后来自欧洲的灵感，但他同时也视其为对华盛顿经久不衰的美国特色的一项挑战。德康斯坦写道，当初定都于此的时候，没有人会料到美国会扩张得这么快，以至于华盛顿早已不再是美国人民的地理中心，而是成了东部的边缘地区，与太平洋沿岸相距几千英里。

那么，她（华盛顿）到底要面朝何方呢？是朝向过去，朝向隔海相望的旧世界，还是朝向仅仅是名义上以她为中心的新世界？这相互影响的两个世界，究竟哪一个影响力更大？新世界会染上旧世界的痼疾吗，还是恰恰相反，抵抗住它们的侵蚀呢？

这些观察者忽略的，或者可能刻意无视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古典风格的建筑立面和柱廊背后，在对共和主义公平价值的颂扬背后，在深受欧洲影响的华盛顿会将美国欧洲化还是帝国的华盛顿会将世界美国化这一问题背后，华盛顿本质上依然是一座美国南方城市。有1/3的城市居民是黑人，他们基本上是城市人口中最贫穷、受教育程度最低、健康状况最差的群体。1913年10月，记者约翰·帕尔默·加维特（John Palmer Gavit）给报社的白人老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of Colored People）的建立者之一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写信说：

华盛顿本质上是一座南方城市；这里占大多数的白人秉持着南方对黑人的观点，来到这里的北方人很快就会反对黑人，比起南方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教堂巷（Church Alley）。在国会大厦视野所及之处，共和国的承诺仍未兑现。华盛顿特区光鲜的外表之下，依然是一座南方城市。

尽管华盛顿的黑人有不少是在联邦政府中任职的，因此也有发迹的希望，但城市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穷困潦倒的黑人。大约1/5的黑人，也就是1.6万人，生活在城市中卫生条件堪忧的后巷里，站在国会大厦锃亮的白色圆顶下，往往能够看见这些地方。这些人是社会改革家查尔斯·弗雷德里克·韦勒（Charles Frederick Weller）和尤金妮亚·温斯顿·韦勒（Eugenia Winston Weller）笔下“被忽视的邻居”。韦勒夫妇指出，巷子里的居民“与大街和大道两旁的居民没有任何交集”，只有华盛顿以白人居民为主的富裕阶层和外来的游客，才有资格端详那一条条宽敞的林荫大道。

通向这些隐蔽居所的是截然不同的蜿蜒道路。多年以来，有本事的人们居住在大道两旁引人注目的住宅中，对于就在他们身后的巷子屋中的生活一无所知，或者是无动于衷。一国之都让人触目惊心的社会差距大抵如此。

巷名就体现出了这些意思：“污水桶路”“私酒”，还有颇具讽刺意味的“宪法巷”。近距离观察揭示了这些巷子酝酿出来的社会环境——让人望而生畏的健康状况、轻微犯罪、文盲、不稳定的家庭、对酒精的依赖：

午后，在一个挤满了孩子和大人的小房间里，安妮·萨蒙斯躺在肮脏破烂的长沙发上，虚弱地转动着脑袋，气喘吁吁。她的小婴儿正在焦躁不安地吸吮着肺结核母亲贫瘠的乳房，7岁的孩子哈蒂正在和另外7个小孩子在房间里玩耍。包括6名成人在内，总共有15人一辈子都住在这间小小的四室房屋里，而时不时还有些不正经的房客寄宿在这里。虽然家里的母亲玛丽亚·萨蒙斯是个大美人，看不出有什么恶劣的品性，但她的5个成年女儿个个都有私生子女。萨蒙斯太太自己生了16个孩子，夭折了5个。一个儿子进了精神病院。女儿安妮患了肺结核，命不久矣。

所有飞速发展的美国城市和欧洲城市都有贫民窟。在大多数城市中，居民是按照出身聚居的。在巴黎，布列塔尼人聚居在从布列塔尼开来的火车到达的蒙帕纳斯车站附近。在维也纳，犹太人倾向于定居在火车北站（Nordbahnhof）附近的利奥波德城以及一些犹太教堂附近。然而没有哪座城市像华盛顿一样，贫民窟与非贫民窟之间的物质差异如此清楚，贫民窟的种族内涵如此明显。在一些人看来，这意味着陋巷问题并不是贫穷的问题，而是另外的问题，而对此应当接受或者忽略：

有些人会问，“为什么这些人都是黑人”，得出的结论要么是那个种族成员的生活条件无关紧要，要么是陋巷生活的罪恶和问题只不过是有色人种固有属性的产物……“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层出不穷的逮捕记录、小屋和陋巷生活的低标准，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

另外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至1913年，巷子里的人口有所减少。韦勒夫妇的书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个溃烂了数十年的社会危机的关注。1912年，一个社会改革家组织星期一晚间俱乐部（Monday Evening Club），发表了一份华盛顿有人居住的巷子清单，意在提醒普通市民注意市内某些区域的情况，这座城市已经被世人拿来当作美国的典型了。总统夫人、出生在南方的埃伦·阿克森·威尔逊（Ellen Axson Wilson），把扫除华盛顿贫民窟作为她的头号社会事务。1914年8月，她在临终时欣慰地得知，宪法规定对国家首都负责的国会，正在加紧通过一项整修陋巷、改善住房的法令——《小巷住宅法》（Alley Dwelling Act）。

埃伦·阿克森·威尔逊的丈夫当选为美国总统，很多人对此喜闻乐见，认为这意味着南方不再是政治荒漠了。自从1865年击中亚伯拉罕·林肯头部的一颗子弹把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推上总统的位置，华盛顿第一次迎来了自家人担任新的统治者。1913年2月，威尔逊就职典礼的前一个月，《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刊登了一篇题为“掌权的南方”（The South in the Saddle）的文章。但伍德罗·威尔逊对待南方以及对待与南方难解难分的种族问题，态度非常不明确。毫无疑问，总统确实来自南方，但真的可以说他是南方人吗？

威尔逊出生于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中的弗吉尼亚州斯汤顿（Staunton, Virginia），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Augusta, Georgia）种植棉花的乡下长大。周边的乡村地区有一半人口是黑奴，奥古斯塔有1/3人口是黑奴。1861年内战爆发时，威尔逊只有四岁，他还记得，对于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以及这对美国和平来说意味着什么，人们议论纷纷。他的家人在战争中分道扬镳。两个叔叔在联邦军中担任高级军官。他的父亲虽然出生在北方的俄亥俄州，却成为邦联的长老会创始人之一。他的母亲出生在英格兰。1909年，伍德罗·威尔逊在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一场演讲中表示“孩子绝不会忘记童年”，对他而言这意味着“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唯一一个不需要为我解释什么的地方，就是南方”。

这一切都对他的1912年大选有利。在威尔逊妻子埃伦的出生地，佐治亚州罗马（Rome, Georgia），《论坛先驱报》（Tribune-Herald）的编辑称，这位民主党候选人“身上有着南方人的血性、南方人的骨气、南方人的胆识”。威尔逊在这次选举中总共拿下了40个州，而票数过半的州全部集中在南方。在亚拉巴马州，他得到的选票是第二名的四倍。密西西比州的选民把9成选票投给了他。威尔逊在南方以外也获胜了，但从没有这样的压倒性优势。

然而威尔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南方之子——至少在他的选民以充满偏见的眼光看来，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他在国家而不是地区的层面上开展自己的事业。他坚决把自己和妻子的南方口音改掉。他曾在北方的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虽然后来又回到南方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就读。1880年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时，他还为“邦联的失败”叫好，主张对南方来说“重建的严酷和愚蠢也比无依无靠的独立要好”。在他的政治哲学中，国家和睦比一个地区的局部利益更重要。他对内战的解释是，南方并非为了保护蓄奴的权利而战，而是为宪法赋予的退出的权利而战。他认为这项权利是合理的，却用错了地方。正如他在《剑桥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关于他的那一章节中所言：

南方和北方一样，是为了一项原则而战：正是这一点让战争有了尊严，让悲剧有了双重的动机。但南方为之而战的原则，意味着在变化之中岿然不动；它保守，没有创造性；它逆着时代与命运的潮流……事实证明，北方在物质上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她还具有另外一项更大的优势：她是为了联邦，为了一个伟大国家持久的和平、和睦与实力而战。

1913年7月4日，5万名内战老兵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州乡下低地，半个世纪前的内战最关键战役之一的战场——葛底斯堡。这次活动的总花销达到100万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拨款，但联邦政府和另外几个州的政府也给予了资助。在世的年纪最大的老兵是来自纽约上州112岁高龄的韦斯（Weiss）少校，年纪最小的也有61岁。这次集会传达出来的信息很明确。一名记者写道：“这些老兵知道真正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当今的世人都没有他们了解得透彻），他们决心借这次机会完成对国家最后的效忠，告诉全世界，北方与南方早已冰释前嫌。”“蓝衫军”与“灰衫军”，“北方佬”与“南方佬”，50年前在枪林弹雨中拼得你死我活，如今却在当时的战场上互相拥抱。

威尔逊出席了纪念活动。他向埃伦坦言，自己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身为美国总统的责任感，并不是完全出于本人的意愿：“一旦身为美国总统，我就再也没有其他身份。”但他不得不出席，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职位，二是他的南方出身。如果他不在葛底斯堡露面，人们会误以为他对战争结果不以为然。

威尔逊在纪念活动上发表了演讲。他赞颂“我们全心全意热爱的这个伟大国家的活力、完善和能力”。他号召人们将战争中的精力运用到维护国内和平与国家经济发展大业上。他说，如今“矿井、森林和田野，商店和工厂，都在供应着军需”。

1913年，5万名老兵相聚在葛底斯堡，纪念伟大的内战50周年。“但这个国家达到了建国之初设下的宏大的标准了吗？”美国总统威尔逊问道。

他没有提到奴隶和奴隶制度的字眼儿，一次都没提过。他只在一个场合使用了“种族”一词。他问这个国家“有没有达到建国之初设下的宏大的标准”，这是在暗示美国的承诺并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些标准是笼统的，并不具体，适用于全体美国人，而不是总人口中某个特定的小团体。他重申了“向人类的道德判断发出的朴实呼吁，恳请人们注意，一个为人而不是主人服务的政府如今终于建立起来了”。

威尔逊的这番话本身确实是非常崇高的。这番话是在重复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那场演说的内容不久之后就刻在了华盛顿宏伟的纪念堂的石壁上，纪念堂的设计和选址在1913年正式获批。林肯本人在他那场更著名的演说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奴隶制度，而是通过重申“人皆生而平等”这一主张加以暗示。但林肯的演说是在1863年内战进行期间，任何一名听者都明白内战更深层次的原因。而单就威尔逊的演讲来看，不可能领会到当年的人们为何在葛底斯堡打仗——只知道他们曾经打过仗，而问题现已解决。

但事实上并没有解决。在华盛顿甚至有恶化的趋势。威尔逊长期以来一直将种族问题作为一大难题。和许多思想开放的男男女女一样，他认为这个问题对国家的发展来说是次要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解决，就好比人们认为黑人的文明水平较低，却也在缓慢而稳健地提升。一些非裔美国领袖提倡一种类似的渐进主义途径，这些人中包括早年为奴、如今身为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院长的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并不是只有美国人认为“白人”文明比其他民族的文明更先进——事实上这在世界各地都已是老生常谈了，远不止于这些至高特权的受众所属的国家和民族。

埃伦·阿克森·威尔逊扫除华盛顿陋巷的承诺，体现出了对于不那么幸运的城市居民的某种责任感——尽管这也许更多的是出于慈善救济的传统，本质上并不是对不公正的激烈抗议。威尔逊和他的妻子一样，对于黑人所处的困境表达了最基本的同情。但他认为这项事业最好交给时间来完成，自己从未打算贸然出手，哪怕只是一项微小的举措。1902年，威尔逊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就职典礼，也邀请了布克·T.华盛顿，但他不能像其他来宾那样和全体教员安排在一起，也不能出席正式晚宴。被问到非裔美国人有没有可能在这所大学学习时，威尔逊回答说：“虽然本校的校规中并没有说不允许黑人入学，但这个地方整体的氛围和传统就是这样，从来没有黑人申请入学，而且……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可能出现在实际情况中。”直到1947年，普林斯顿大学才走出了第一个黑人毕业生。

尽管如此，黑人政治领袖们还是在1912年总统大选中支持了威尔逊，而支持那个由林肯领导的、为了废除南方各州的奴隶制度甚至不惜打一场内战的共和党的传统，也就此打破。在竞选游说期间，威尔逊对非裔卫理公会（African Methodist Church）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主教说，他们（非裔美国人）可以指望他做到“公平处理”，说“我最真挚的希望就是看到公平贯彻在每一件事情上，并不仅仅是勉强得来，而是慷慨大方、热诚愉快地实现公平”。他说他将会高声反对私刑——这在美国就相当于俄罗斯的那些屠杀——不过又对这番话加以修饰，说宪法并没有赋予他实际干预废止私刑的权力。人们普遍认为威尔逊信仰的长老会教义会让他成为白宫中黑人利益的坚定捍卫者。“我们由衷地相信，”一名社论作者在W.E.B.杜波依斯（W. E. B. Dubois）建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会刊《危机》（Crisis）上写道：

即便是面对着模糊到让人困惑的承诺，面对着等级森严、冥顽不化的南方，也最好还是选伍德罗·威尔逊当美国总统，一劳永逸地证明一下，民主党在黑人问题上到底敢不敢民主。

他们很快就失望了。这一年8月，纽约的联合有色民主（United Colored Democracy）主席罗伯特·N.伍德（Robert N. Wood）给威尔逊写了一封信。他开篇写道：“流着黑人血统的1 000万人民，对于维护在这个伟大的民主制度中身为公民的权利，怀着合情合理的渴望，为了表达这些人的感受和想法，我本不情愿却迫不得已、恭敬却认真地，就您的政府在我国有色人种状况方面实行的方针向您提出抗议。”他承认威尔逊一直在忙于国家事务。然而他力图使总统意识到，在国会参众两院现已获得了多数党地位、并且充分渗入威尔逊自己的内阁的民主党中，有一些反动分子领导了一场将非裔美国人降为“农奴身份”的运动。要想说服黑人选民放弃“对共和党迷信般的崇敬”向来不容易。除此之外，一个“就连欧洲最低劣的废物都有大把机会”的国家，如今却不给美国的黑人公民机会，这实在是说不过去。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南部各州以种族和平的名义，在所谓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的袒护下，在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以外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这里的问题是在联邦政府内部，在华盛顿，在威尔逊的眼皮底下，在他完全有权去整顿的范围内的种族隔离问题。由南方民主党内阁成员掌权的政府各部门，从办公室下手，开始采取隔离制度，颠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融合。伍德写道：“我们对此感到愤恨，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渴望和白人在同一间屋子里吃饭，或者和白人共用肥皂和毛巾。”而是因为：

……在我们看来，在喝汤、用肥皂这类事情上实行种族隔离，意味着一场完全剥夺有色人种喝汤用肥皂的权利、将他们彻底赶出美国公务员队伍的运动已经初露端倪。

威尔逊的幕僚长约瑟夫·帕特里克·塔马尔蒂（Joseph Patrick Tumulty）为这封信做了一个备注，建议总统彻底详读。总统或许按他说的做了。但不论他到底有没有时间读这封信，他终究还是没有鼓起精神回复这封信。

几天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三位领袖发表了一份被广泛刊登的公开信，信中对这件事情的陈述毫不含糊。信中指出，“联邦政府此前从未以肤色为由歧视文职员工”。然而现在：

联邦政府将有色人种隔离开来，仿佛仅仅和他们接触一下就会被玷污一样……分派给他们的都是些次要的常规事务，没有凭借个人价值晋升高位的驱动力，而对于本国的全体白人来说，这项权利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那些出生在外国的意大利人、法国人、俄国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子女亦然，他们如今也在进入政府部门。

威尔逊逃避了与黑人领袖就这一问题的会面。他撤回了自己建立种族委员会调查相关问题的承诺。直面种族问题的挑战时，威尔逊没能沉住气，而是大肆斥责那些指责他的人缺乏耐心。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坚持不懈，自行展开调查，并于9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随后被送到白宫。对有色人种的冷落有轻有重，例子不计其数。其一，财政部一个叫泰森（Tyson）的会计被降职，调到别的部门。他接受这次调查时说“他被调到别的部门时，像小孩子一样大哭，主要原因并不是被降职，而是由于他觉得把他从和包括女性在内的白人同事一起共事了10年甚至更久的办公室调走，是对他个人有意见”。但从本质上讲，种族隔离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个人，而是有系统的，既有种族主义因素，又有经济因素：

就有色人种员工而言，工作中的竞争已经不复存在了。有色人种中为数不多的、凭借自身的业务水平暂时还没有被隔离的那些人，迟早也要离开政府部门，而他们空出来的位置当然要由白人来填补……

一些人辩称种族隔离制度让政府运作得更加顺畅，让不同族群更好地发挥了各自的技术特长。这份报告反驳那些人说，要想“衡量女人和男人的相对能力，最好是坚决要求女人专门从事3K，禁止她们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

威尔逊的高尚情操、对“新自由”的热情、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意愿——这一点在支持削减关税一事上表现得何其明显——并没有在华盛顿的走廊和办公楼内部得到贯彻。他推诿搪塞，视而不见，把这一切推到参议院民主党同僚们的偏见上。美国在这座都城坚持了自己老派的一面。

纽约 大都市

在1913年，如果说华盛顿代表着美国过去未完成的成就，那么纽约就是美国未来暧昧不明的象征。在一些人看来，纽约是美国在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民众心中的灯塔，兑现着刻在自由女神像基座上的承诺。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纽约的移民人口正在把欧洲的恶习移植到美国的土地上，预示着美国即将走向堕落。

纽约人将这座城市视为美国商业贸易的发电机。1913年，纽约超过伦敦，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它也已经是美国顶尖的金融中心。因此可以说纽约的财富证明了这座城市的活力以及这个国家的实用主义，同时也确保了国家未来的繁荣。但在另外一些人眼中，纽约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不仁不义，这座城市赖以生存的是外地创造出来的财富，它像是一个机器，把财富和权力集中到华尔街金融家的阴谋集团手中。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来说，从各种意义上讲，纽约就是美国；正如英国记者W. T.斯特德的评论，“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仅仅是纽约的垫脚石”。

纽约和那个时代其他正在发展中的大城市一样，存在着诸多弊端：与巨额财富紧密相连的社会剥夺，城市劳动人口拥挤的生存环境，住房不足。纽约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名政府官员写道，担任纽约市长是“能够委托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市政官员的最重大的行政任务”。但纽约的腐败也自成一派。

纽约的政府已经成了“笑柄、嘘声和耻辱”，当地民主党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作为纽约的影子政府，下达发放公共契约、买通选民的指示。1913年，在改革派的一腔怒火下，纽约暂时脱离了坦慕尼的控制。前一任市长在1910年遭到暗杀未遂，或许是受到了那次事件挥之不去的影响，他在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暴毙身亡，之后一位年轻、生涩的反坦慕尼候选人当选为市长。但很多人怀疑纽约政治和社会两方面的改革步伐能否继续下去。“改革派一方是应有的人性，”一个愤世嫉俗却又精明敏锐的观察者写道，“而坦慕尼一方是实际的人性。”在最后的分析中，他评论道，纽约州级别的清教徒立法者在奥尔巴尼（Albany）正襟危坐，城里的同胞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要由他们说了算，坦慕尼的确是纽约市反抗他们意愿的手段：

到底还是坦慕尼的办法最方便、最容易。对酒吧、赌场、妓院的老板，坦慕尼只有一句话：“每个月给我这么些钱，我就罩着你们。”对于这样的结果，每个人都满意。法律还留在法典中，那是对纽约“道德”一张光鲜的证明书；法律并没有付诸实施，因此谁都没有感受到它的不便之处；而不予执行所带来的收入养肥了坦慕尼。

1913年，纽约州自己被卷入了政治丑闻之中。1913年10月，针对前国会议员、现任州长威廉·苏尔策（William Sulzer）违反选举法的弹劾取得了成功。（他真正的罪行可能是拒绝接受坦慕尼下达的任命指令。）但在乱七八糟的纽约政坛，他却在次月通过选举进入了纽约州众议院。

纽约的政治腐败被渲染得世人皆知。人们的理解是，这与城市的道德败坏密切相关。纽约穷人的罪行是很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卖淫、赌博和轻微犯罪。1913年，据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资助的一份报告估算，纽约市有1.5万名妓女，其中很多掌握在移民关系网手里。另外一些报告得出的数字高达这个数字的两倍。著名废奴主义者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孙子莱曼·比彻·斯托（Lyman Beecher Stowe）声称，警察自己都已经向腐败妥协了，“对赌博、售酒、卖淫几乎充耳不闻”。这座城市因此为持续不断的伤风败俗创造了条件。

富裕人士的缺陷更加隐晦，但在小镇或者纽约州北部的观察者看来，真实性毫不打折，从国家长期的健康状况来看，或许更加令人担忧：坐享其成而不亲力亲为的倾向、爱财的倾向、自私的倾向。曼哈顿的一名医生约翰·H.格德纳（John H. Girdner）对“纽约病”做出了诊断，这种病会传染，感染着他的纽约同乡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他写道，在极端的病例中，“病人除了赚钱或者满足身体的某些欲望时，从不动用脑灰质来进行思考”。随着美国的城市化进程，观察者们担心，这个国家会不会变得更浮华、更贪婪、更个人主义——更像纽约？

有钱人的罪恶是最复杂的，或许也最容易让人把纽约这座城市的形象与不劳而获的特权联系起来：过量财富的新式堕落行为。《纽约时报》对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小说《都市》（The Metropolis）做出了负面评价，嘲笑这本书把城市上层阶级刻画成一场荒谬的“室内装修、兰花、浴缸以及其他巴比伦式奢侈的邪恶特色的狂欢”——却也承认辛克莱很快就会找到愿意相信这些的读者。

纽约，美国资本主义的顶峰，新巴比伦，所有这些形象都来自一个人口、物质和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的时期。几十年前，纽约主要是些五六层的建筑物，集中在曼哈顿下城，被两侧的哈德孙河（Hudson）和东河（East River）夹在中间。1867年，只在曼哈顿的大街上才有法律禁止家禽家畜上路。之后纽约渐渐扩张，越过曼哈顿岛周围的水域，探入邻居的后院，其间建造了一连串长达一英里的大桥，并于1910年在哈德孙河底开通了一条隧道。1898年，隔水相望的布鲁克林（Brooklyn）、皇后区（Queens）和史泰登岛（Staten Island）也并入这个庞然大物之中。唯有泽西市（Jersey City）依旧保持着独立地位。

然而，纽约并不仅仅是美国贸易与金融的枢纽。它本身也是一座巨大的工业城市。曼哈顿依然是一大服装制造中心，移民工人蜗居在城市边缘的公寓大楼中，富裕一些的居民则沿着第五大道往中央公园附近的宽敞空间迁居。更重型的工业——精炼厂、造船厂和铁路修理厂——限制在更安全的距离以外，坐落在布鲁克林、布朗克斯（the Bronx）和史泰登岛。纽约并不满足于为国家的经济生活领跑，还要指点国家的文化品位——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纽约引以为荣的是900家电影院，几座名字取得颇为豪迈的“歌剧”院（其中包括布朗克斯的一座崭新的歌剧院），以及100多座剧院，为“愿意赌一把碰碰运气的新人制作者”时刻敞开大门。结果也有可能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失败。一名观察者写道：“纽约漠不关心的那些人和事，依然留在城里，在42街附近，等待着一场静悄悄的小型葬礼。”一座真正大都市的充沛活力让纽约激情四射。对于所有到过纽约的人，以及很多没有到过纽约的人，纽约都会狠狠地烙印在他们的意识中。

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是这个时代旅行经历最丰富的人，他在1913年把到达纽约时的情景描述为感觉上的超载。和古往今来的旅行者一样，他惊讶于入境时美国海关和移民局既天真又生硬冒昧的迎接词：“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你是一夫多妻者吗？你是白痴吗？你是否曾表现出精神异常的迹象？”刚过了膀大腰圆的共和国神圣卫士这一关，他就融入一首活动、噪音、色彩与商业精神的交响曲之中。

“这里是各色人种的大杂烩，”洛蒂写道，“日本人、留着欧洲发型的中国人、希腊人、黎凡特人、发色浅淡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在华盛顿的同乡德康斯坦一样，洛蒂也评论了女人的优雅和美丽——“只要她们别不施粉黛地暴露在电灯下就好，因为那样的话会把她们照得像尸体一样惨白”。他看见了“富丽堂皇的商店，玻璃窗后面是长长的货架，和我们这里的林荫大道一样长”。电力在整个城市的普及令他感到诧异，“比我国厉害1 000倍”。但没有电也就没有纽约——空调让愈发庞大的建筑物在夏天里保持凉爽，电力照明照亮了因周围高楼林立而变得阴暗的角落。洛蒂说，纽约“像是在这无数的电流、放射力量和光线的影响下颤动着，噼啪作响——人就好像自己被电到了，一直在那儿颤抖着”。西百老汇（West Broadway）高架铁路下方，除了噪音还是噪音：“奇形怪状的火车车厢里塞满了人，在头顶上方不停地驶过，火星四溅，让人头晕目眩。”“从这里回国以后，”洛蒂感叹道，“会觉得巴黎是一个美好的、古色古香的小地方。”

最重要的是，洛蒂为遍布全市的大型电力照明广告着了迷。对于前一年在时代广场树立起来的电子公告牌，他补充道：

到处都是这些五颜六色的灯光，闪烁着，变幻着，一次又一次地组合成各种不同的字母，在建筑物的正面化作飞流直下的瀑布，或者像紧绷的旗帜一样穿过轨道。但你需要把目光投向空中——虽然在听到地铁的轰鸣时，你会本能地看向地面。只有在空中，在屋顶上方，才能看到光最奢侈的构造物。那里有广告牌，新的消费产品在上面摇曳生姿……雨伞推销员展示了一位用撑开的雨伞打手势的淑女。缝纫用品商人展现出一只大猫，浑身被火黄色的光照亮，弄散了一个红色线团，被乱线缠住了……转眼之间，这些幻象被光描绘出来，变幻，消失，复现，速度非常快，快到让人目不暇接。没有点灯的摩天大楼楼顶躲藏在烟雾之中，有时会亮起一张巨型广告牌，仿佛从天而降，把一个由红色灯光字母组成的名称敲进你的灵魂之中，却又迅速消散，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一个东方（欧洲）人看来，这一切都让人无所适从，甚至有点儿可怕。但这一切又是那么有趣，那么巧妙，我乐在其中，几乎可以说是钦羡。

洛蒂从《纽约时报》的25层大楼俯瞰纽约，称这座城市为“现代主义之都”，说自己对于看到的一切既沉迷又惊恐。他在日记中写道：“从这里看过去，这座城市大到无边无际：视野所及之处，电勾勒出弯弯曲曲的轨迹，颤动，闪烁，发出炫目的光芒，最终在地平线上化为一抹四散的微光，仿若北极光。”

洛蒂错过了几个月后更壮观的一场光宴。1913年4月24日晚七点半，威尔逊总统在白宫按下一个按钮。坐落在东北方向200英里处的世界最高建筑物伍尔沃斯大厦（Woolworth Building），顿时沐浴在寒冷夜空闪烁的电光之中。

1910年提出建造伍尔沃斯大厦时，预算是500万美元，计划的高度是625英尺。1913年大厦建成之时，预算和高度都有所增加。大厦的设计师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问委托人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斯（Frank Winfield Woolworth），这座高楼到底要建多高，据说伍尔沃斯的回答是“比大都会人寿保险大楼高50英尺”。几年前完工的大都会大楼是纽约当时最高的建筑物。吉尔伯特也顺理成章地把他的设计提高到750英尺，之后又提高到792英尺。

伍尔沃斯是遍布全美的一家连锁廉价商店的创始人，他打算让这座大厦成为自家商店永久的广告。（大厅里还有他本人拿着一枚硬币的雕塑，造型颇为怪异。）单就广告效果而言，倒是不枉他的这笔投资。但他还打算让这座大厦本身也成为一次有利可图的投机，办公室的租金是全世界最高的。大厦坐拥惹人眼红的地段，华尔街和布鲁克林大桥近在咫尺。背对百老汇的圣保罗礼拜堂（St. Paul’s Chapel），面向伍尔沃斯大厦，右边是市政厅，据说在这样一个地方能够看到三个世纪以来的纽约建筑中最壮丽的典型。但对于摩天大楼为何能够在纽约市异军突起，卡斯·吉尔伯特给出了最恰当的表述。吉尔伯特解释说，一座摩天大楼就是一台“能让土地生钱的机器”。

对此，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1913年楼高委员会（Heights of Building Commission）成立，并对此进行调查。据调查，在一年中白昼最短的12月21日，伍尔沃斯大厦和胜家大楼（Singer Building）都在正午投下了超过1 000英尺长的影子。伍尔沃斯大厦曾经向意欲招徕的“律师、金融机构和高级公司”承诺“永远有光照和空气”，然而却拒绝将这些条件给予附近的办公室。公共安全问题是一定要考虑的。两年前，位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一座10层建筑物最高几层楼的三角内衣工厂发生火灾，导致100多人死亡。自那以后，纽约的工厂车间都用英语、意大利语和意第绪语涂写了禁止吸烟的标志。但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在高楼中早晚要出事，到时候地面上的消防部门几乎是无能为力。伍尔沃斯大厦落成典礼之前一个月，曼哈顿区长乔治·麦卡内尼（George McAneny）告诉纽约市俱乐部成员，“摩天大楼的时代正在逝去”。他预言在并不算太遥远的未来，会迎来这样一个时代，到那时，“这座城市再也不会兴建摩天大楼，而当下这个大兴土木的时代会被视为一桩奇谈”。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摩天大楼会被认为是典型的美式建筑，标志着旧世界和新世界城市景观之间的天壤之别。在欧洲，没有哪座建筑物像纽约最高的那几座摩天大楼一样嚣张——虽说欧洲现代主义者引以为傲的埃菲尔铁塔比这些摩天大楼都要高，高到让人头晕眼花的地步。尽管如此，美国的摩天大楼还是吸纳了诸多旧文明的美学，把自己塑造得不那么野蛮。伍尔沃斯大厦前厅的天花板采用了拜占庭式的马赛克，而大理石地板则是从希腊斯基罗斯岛（Skyros）上的一个采石场取得的。大厦是火焰式哥特风格，每个角上都有一座小塔。因此大厦也被称为“商业大教堂”，虽然吉尔伯特本人更愿意向北欧的大型市政厅靠拢，而伍尔沃斯曾建议他的建筑师以伦敦议会大厦新哥特风格的维多利亚塔（Victoria Tower）为样板。纽约第二高的建筑物、大都会人寿保险大楼，在形式上效仿了威尼斯的圣马可钟楼。［据说大都会人寿保险总裁约翰·R.赫格曼（John R. Hegeman）很欣赏这座钟楼——钟楼在1902年倒塌，又在1908年重建。］

1913年，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伍尔沃斯大厦在纽约落成，它是一座野心勃勃的城市的象征。

适用于摩天大楼，也就适用于其他一切建筑物。不久前建成的宾夕法尼亚车站（Penn Station）效仿了古罗马的卡拉卡拉（Caracalla）浴场。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的设计者们曾经在巴黎美术学院留学，他们在全美各地的公共建筑、办公楼和剧院采用立柱、三角楣饰和壁柱，将优美典雅、别具一格的巴黎风格发扬光大。在纽约，1913年落成的中央邮局大楼是最佳范例之一。同年完工的大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Station）将美国的效率和规模与欧洲的优雅结合在一起。

新世界在许多方面与旧世界大相径庭。然而受过教育的纽约人一想到文化，特别是高雅文化，就会怀恋起大西洋彼岸的欧洲，现代文明的诞生地。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在人们心目中或许是20世纪之初美国的高级金融巨头，但论及艺术，曾经在瑞士和德国接受教育的摩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情有独钟。普契尼的歌剧《西部女郎》（La Fanciulla del West）于1910年首演，歌剧再现了美国淘金热的情景，深受纽约观众欣赏，当然唱词也是意大利语的。1913年，钢铁大亨威廉·弗里克（William Frick）位于第五大道的住宅开始动工，他一般不会收藏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住宅本身也是以布杂艺术风格建造的，任命的正是设计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那批留学巴黎的建筑师们。）弗里克直到晚年才开始购买美国老乡的作品：1918年，他购买了吉尔伯特·斯图尔特（Gilbert Stuart）的一张乔治·华盛顿肖像画，主要是看中了作品的题材而不是画家，1914年，他购买了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的一份作品原稿，这位画家的艺术生涯大多在欧洲度过，绘画也是以欧洲为主题。欧洲是艺术的产地。美国的任务就是去获取。

但一件艺术作品只有在欧洲被美国人买下，运回美国，交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类的公共画廊，才会被美国大众欣赏到，而不是只被少数能够负担得起定期出国休闲旅行的人欣赏到。纽约很富裕，一些上层市民也很有教养。有教养的美国人非常重视艺术为国家磨平棱角的作用——约翰·H.格德纳认为这是治疗“纽约病”的唯一办法。但精英人士的文化教育采用的还是老一套：他们去欧洲，在意大利的博物馆里泡上几个月，去熟悉伟大的艺术，再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泡上几个月，将美国人认真的欣赏转变为欧洲人文质彬彬的城府。除了通过归国的美国艺术家和一些勇敢的欧洲人，纽约很少能够接触到欧洲主流的当代艺术。

1913年2月，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莱辛顿大道（Lexington Avenue）上的军械库举办的国际现代艺术展（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Modern Art）汇集了1 000多件现代艺术作品，其中很多来自欧洲。前一年秋天，年轻的美国策划人沃尔特·库恩来到科隆、慕尼黑、柏林和巴黎，寻觅合适的欧洲艺术作品，并确保这些作品能够用于这次展览。他努力说服欧洲的画廊，计划在纽约举办的这次展览将会是精彩绝伦的。当库恩向柏林画商卡西雷尔（Cassirer）询问有没有可能把塞尚和凡·高的一些作品带到纽约时，卡西雷尔大声喊道：“Gang und gar ausgeschlossen!”大致翻译过来就是“下辈子也别想”。不过，库恩还是把所有能找到的作品席卷一空。与此同时，旅居欧洲的美国人沃尔特·帕克（Walter Pach）也动用他的私人关系，劝诱艺术家和巴黎的画廊把他们的作品卖掉。最终来到大西洋彼岸的那些艺术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出了帕克的私心和人际关系。被洛蒂夸张地称为“现代主义之都”的纽约，如今正要初次接受欧洲当代艺术的洗礼，而且是以真正美国式的规模。

据帕克估计，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约有10万纽约人前来观看这次国际艺术展，之后展览转移到芝加哥，又到波士顿举办了规模缩水的一场。在美国画家和雕刻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ainters and Sculptors）的赞助下，大部分展位都给了美国艺术家。但前来参观的大多数观众主要还是为了观看此前从未在美国展出的欧洲现代艺术家的作品，或者完全就是冲着他们来的：毕加索、杜尚、布朗库西、凡·高、塞尚、布拉克、马蒂斯、德加、雷诺阿、高更。在这些艺术家中，现代主义的代表们更有冲击力，特别是立体派。他们朝变形和抽象纵身一跃，脱离了直观的具象艺术，因而抓住了大众的眼球，也招来了评论界的恶评。当然，组织者们也都料到了军械库艺术展可能会引起民愤。事实上，这一点却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会仅仅是一场展览，而是要成为一个文化事件，甚至是一场革命。

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感谢组织者们举办了这样一场意义重大、不可或缺的展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接受这些他所谓的“欧洲极端分子”的艺术癖好。诚然，他曾写过“没有变化就没有生命，畏惧不同的或者陌生的事物就是畏惧生命”。但这并不表示所有的变化都意味着生命——变化有时也意味着死亡，“退化而不是进化”。他认为军械库艺术展恰恰是这样一个例子。但用这样的哲学思考来对待部分参展的艺术，也许过于严肃了些，他写道：

其中的很多（绘画作品）或许反映出画家们狡猾地运用了从愚蠢中获利的能力，已故的P. T.巴纳姆（P. T. Barnum，马戏团老板）正是用假冒的美人鱼体现出了这一点。有数以千计的人花一笔小钱，来看一只假冒的美人鱼；这类人中有时也会有手头充裕的，来买一张立体主义绘画，或者一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令人厌恶的畸形裸女图。

大多数专业艺术评论家都同意这种观点。凯尼恩·考克斯（Kenyon Cox）在《哈珀周刊》上声明了他的理念，“艺术和道德一样仍有戒律，艺术和物理一样仍有定律”。他坚信军械库艺术展的艺术不会持久——然而这类艺术危害巨大，会腐蚀大众的品位，诱使一些青年艺术家相信可以通过惹人非议来取得成功，从而不再刻苦学习。他敬告民众：“如果你对这样的垃圾感到反胃，那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给人吃的食物。”不过他把最刻薄的批评留给了艺术家本身。对于凡·高，考克斯写道：“我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这是一个连颜料层都涂不匀的拙劣画家用印象派技法进行的实验。”至于罗丹的作品，“精神病和过度膨胀的自尊心到底融合到了什么程度……这很难说”。最后，对于马蒂斯的绘画，“凝视着你的并不是疯狂……而是不怀好意的厚颜无耻”。

其他评论家的斥责没有这么夸张，也更诙谐幽默。《顽童》（Puck）杂志刊登了母鸡下立体主义鸡蛋的图画。一群艺术家信誓旦旦地宣称，“‘滥用’艺术学院”要在“纽约‘盲人’协会”的会堂举办一场展览，他们要“比立体派还立体”，借此嘲讽自命不凡的军械库艺术展。请柬中承诺“这场展览仅限最著名的美国立体派、后印象派、未来派、神经过敏派、精神错乱派和局部麻痹派艺术家的作品参展”。参与这次活动的一名艺术家罗伯特·休厄尔（Robert Sewell）说自己打算“把未来派艺术家放到过去式中间”。一些评论家管军械库艺术展叫“畸形艺术”。“要是有人被锁在里面过夜，岂不是太恐怖了？”有记者听见一名观看了展览的观众这样说。但不论报纸上怎么说，这次展览终究还是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一点在纽约是很重要的。3月，展览转移到芝加哥进行，《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还讥讽道：“立体派搬家，几千人哀悼。”

军械库艺术展之后，美国艺术焕然一新。生于意大利的美国人约瑟夫·斯特拉（Joseph Stella）前几年在欧洲生活，这次艺术展之后，他画出了自己的第一幅未来主义绘画作品——《科尼岛上光的搏斗》（Battle of Lights, Coney Island）。纽约开始从购买和尊敬欧洲艺术的城市，向最终将超越欧洲艺术的城市过渡。

一些美国人上溯几代是北爱尔兰或者南苏格兰农民出身——威尔逊总统本人就自称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对他们来说，纽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存在。外国人认为纽约是美国的象征，而很多美国人带着些许怀疑，将它视为全国最具外国气息的城市。他们的观点有数字支撑。1910年，第13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纽约有4/5的人口有“外国血统”——要么出生在外国，要么本人出生在美国但父母是外国人。这个比例比其他的大城市都要高。纽约依然是一座美国城市吗，还是说它正在逐渐成为一座搁浅在大西洋错误一岸的欧洲城市呢？

事实上，最近来到纽约的欧洲人对他们在欧洲时的往事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很多人从欧洲来到美国，是为了摆脱艰难、被边缘化和迫害。对于一些人来说——例如爱尔兰人或者意大利人——他们的祖国终究会散发出温暖的光芒。他们会回忆和称赞祖国好的一面，忘记祖国的种种弊端。距离偶尔也会简化政治，锐化对与错、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别。对于其他很多人来说——特别是没有祖国可言的那些人，是因为被有针对性地迫害而不是因为普遍意义上的贫穷而漂洋过海的那些人——欧洲是一笔问题重重的遗产。对于这些移民，特别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美国不仅是一个充满经济机会的国家，更是他们摆脱世界其他地方的避难所。他们往往被视为最“外国”的群体。然而所有这些群体都认识和锻造了他们的新身份，作为归化的美国公民——犹太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波兰裔美国人——他们开始为美国本身锻造出一个新的身份。

约有200万纽约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在这些人中，每100万人中就有1/4出生在德国或爱尔兰，另有10万人来自英国。他们加入纽约已经十分稳固的社区之中，这些社区的姐妹社区遍布全美各地的市镇和村庄。美国历任总统都有北欧血统——主要是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爱尔兰新教徒血统。对美国而言相对比较新鲜的、在纽约最突出的，则是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边缘地区的移民的大量涌入。超过30万纽约人出生在意大利。将近80万来自中东欧：俄国、奥匈帝国和罗马尼亚。1870年，来自这些国家的人口，占纽约出生在外国的人口的1%；如今，这个比例已经达到1/4。很多是犹太人，与新教徒的优势地位倍加疏远。1913年，有超过10万名犹太人来到美国。他们大多定居在纽约，为下东区（Lower East Side）的民族大杂烩再添一笔。

约翰·H.格德纳将纽约描述成一座“巨大的磨坊，每年把来自外界的脑力、体力、金钱和品质作为原料洒在漏斗里”。从这些元素中诞生了“大都市”。英国剧作家、评论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采取了另一种比喻：熔炉。

他1908年的同名戏剧背景设在纽约的一个外围区，于1909年在纽约首演。在犹太人奎克萨诺（Quixano）家里，墙上挂着伟大的德国作曲家但同时也是著名反犹主义者瓦格纳的肖像，书柜里放着一本尼采的书，象征着这个家庭中的德语文化。奎克萨诺太太只讲德语。她侄子大卫的双亲在俄国基希讷乌一场反犹的集体迫害中丧生，之后他被带到美国。他更乐于被同化，愿意把美国的理念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洗刷了在欧洲肆虐的宿怨与世仇的地方：

啊，我喜欢去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看着从欧洲开过来的轮船，心里想着，所有那些经过了海上的一路颠簸、已经疲惫不堪的流浪者，和美国最初伸出母亲般的大手迎接我时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在纽约，大卫爱上了俄国东正教移民薇拉（Vera，在俄语中是“真理”的意思）。后来他发现她对基希讷乌很熟悉。再后来，他发现在那场集体迫害中，负责管理该地区的俄国军官正是薇拉关系疏远的父亲雷文达尔（Revendal）男爵——他的那张脸深深地刻在了大卫的噩梦里。在一个为非作歹的美国基督徒昆西·达文波特（Quincy Davenport）的帮助下，雷文达尔来到纽约，企图夺回自己的女儿，劝她不要嫁给一个犹太人。“你们不也对黑人动用私刑、取笑挖苦吗？”雷文达尔向达文波特解释自己对俄国犹太人问题的态度时这样问道。但就算他过来从中作梗，却还是没能让大卫和薇拉分开。

这部剧的最后一幕发生在美国独立日7月4日。大卫和薇拉宣布了结婚的打算——大卫也表达了他对美国的热爱：

是啊，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棕榈与松树，极地与热带，新月与十字架——伟大的炼金术士用他的净化之火将他们融化、熔合！在这里，他们都将团结一致，建立人类共和国，建立神的王国。啊，薇拉，所有民族和种族崇拜、追忆的，罗马与耶路撒冷的荣耀，在所有种族和民族前来劳动和展望的美国的荣耀面前，又算得了什么！

1908年这部剧在华盛顿首演时，西奥多·罗斯福大声叫好：“这部剧很了不起，赞格威尔先生。”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在犹太人新闻界，有些人指责它纵容异族通婚所造成的实际上的“种族自杀”。《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在头版刊登了赞格威尔与美国企业家丹尼尔·古根海姆（Daniel Guggenheim）的辩论，大标题是“犹太人应该与基督徒通婚吗？”纽约的各个社区并不太愿意被丢到大卫·奎克萨诺或许会希望的单一熔炉中。

美国的其他地区对此也并不这么待见。在纽约，“上帝正在塑造美国人”，《熔炉》中的奎克萨诺喊道。但当今很多美国人觉得上帝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1911年，由佛蒙特州参议员威廉·P.迪林厄姆（William P. Dillingham）担任主席的一个国会委员会，发布了一份41卷的报告，深入分析了不断变化的美国移民模式。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些限制移民的可行之策，作为确保移民的“数量与质量”处在合适范围内的一种手段。其中一个办法是将接收移民限定在部分现存的民族社区之中，从而遏制一波又一波新的移民潮。另一个办法是设立一项读写测试。总体上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不能再继续不加限制地接收移民了。

还有些人觉得移民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美国最著名的一名医生亨利·史密斯·威廉斯（Henry Smith Williams）报告称，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移民的文盲率都只有1%，然而却有40%的俄国移民、一半的意大利移民和2/3的葡萄牙移民不识字。纽约州犯罪精神病院中，有将近一半的罪犯出生在国外。引用纽约州冷泉港（Cold Springs Harbor）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主任查尔斯·B.达文波特（Charles B. Davenport）的话说：

我们人口中的4%，大多处在最具劳动生产力的年龄，而一场新的瘟疫不仅让他们失去了能力，更是成为每年要花1亿美元去扶持的负担。全世界很快便会注意到这场瘟疫。但我们已经对犯罪、疾病和堕落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在劫难逃。

威廉斯的态度更加激烈。他认为最近这一波移民潮所造成的结果——“这一大群外国人带来的重担”——对美国的价值观甚至是民主的存续构成了威胁。对移民社区的隔离成了“头领政治”的温床，这种类型的政治在纽约市已经变得非常突出了。“世界主义”是不如“美国精神”的。威廉斯提醒人们注意国家平均智力水平的下降，而国家的经济前景也会因此衰退。他说，如果能让美国人口的平均素质相应提升的话，人口的数量减少1/4也不是什么坏事。著名社会学家、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前任干事爱德华·阿尔斯沃斯·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以不限制移民为前提，以纽约的世界主义为代表，为美国的未来描绘出了一副更加夸张的景象。他认为南欧移民仅仅是滑坡的开端：

美国对英国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它却对意大利人、希腊人和斯拉夫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或许到1930年时，剩余的机会将不再吸引他们；但契丹人、布哈拉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无疑会将这里视为应许之地。到了1950年，甚至连他们都将对这里的机会嗤之以鼻；但到了那时，人口过剩的印度的小工或许会很乐意拿美国的薪水。到本世纪最后的25年，这个世界上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在意美国剩下的机会了。到那时，移民自发地停止了，移民神圣权利的教条完成了它的绝唱，老一辈先驱者的血统渐渐淡出了血统混杂、多种语言、多种肤色、阶级崩溃、会把这片大陆变得像中国一样拥挤的人口，那么就立起一座纪念碑吧，上面刻着：“致美国的先驱者，人道主义泛滥、缺乏常识的牺牲者。”

关于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的纽约，读到这些，会发现这座城市并不是美国的卓越先锋，而是对未来情况的一种警告。

1913年3月31日，老纽约最显赫的一位人物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传到了纽约。华尔街巨头、一度主宰纽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子孙、美国圣公会的领袖人物、新世界最有权势的经济人物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旧世界的首都罗马去世。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J. P.摩根的伟大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称他在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这是个夸张的说法，但华尔街普遍都是这样认为的。摄影师爱德华·S.柯蒂斯（Edward S. Curtis）对美国原住民文化的记录曾经得到过摩根（以及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他将摩根称作“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公民”，明显渗透着出于一己之私的奉承意味。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例如《牧师》（The Churchman）、《银行家杂志》（Banker’s Magazine）和《航海公报》（Nautical Gazette），都给了摩根很高的评价。《美国评中评》（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称他为“金融界的拿破仑”。维多利亚女王的前任牧师威廉·博伊德·卡彭特（William Boyd Carpenter）爵士当时正在开往美国的“亚得里亚海”号（Adriatic）轮船上，他深受触动，写下了一首诗纪念摩根：“降旗敬礼，商船队长已经靠岸！”摩根的儿子杰克（Jack）收到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仰慕者和生意伙伴发来的电报：从哈瓦那、墨尔本、伦敦和汉堡。《独立》（Independent）杂志引用一名驻伦敦记者的话说，对于普通英国人来说，摩根是“美国的财富、活力和金融机构的化身”。

摩根去世时是一个富有的美国人。在那样一个时代，美国也正因最富裕的一部分公民的财富而闻名，而伍德罗·威尔逊的所得税对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者只征收7%，并未对其造成太大的影响。摩根到底有多少财产，谁也说不清。他去世后，过了整整三年，才对他的财产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估算。结果显示，他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富有（也与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相差甚远），但与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安德鲁·卡内基，或者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和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继承人们不相上下。

但摩根的慷慨和他的财富一样，在1913年成了他讣告的主题。大都会博物馆称赞他“与生俱来的伟大人格”——这样的伟大背后，是纽约市最出色的公共收藏增添无数艺术品所需的美元。在另一方面，西奥多·罗斯福回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摩根私下里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赠予了一位知名参议员的遗孀。他与这位参议员并无交集，只是听说他没有给遗孀留下任何财产。慈善让活跃的资本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相符合。对于摩根这种在19世纪末的道德化世界里发家致富的人来说，只有一件事比赚钱更具美国精神，那就是把钱捐献给他认可的事业或博物馆。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让一个人集绅士、虔诚的基督徒、美国人、资本家、具有欧洲文化修养的人、艺术赞助人、业界巨头、服务于公益事业的人这些身份于一身。这就是富人领导阶层家长式、帝王式作风的典范。据报道，摩根对主教比对总统还尊敬，这一点很有代表性。

摩根的公德心主要表现在他作为国民银行家的非正式身份，以及他在文化上的投入。1907年，美国还没有一个中央银行，摩根将华尔街金融人士召集到自家举架颇高的书房中，在欧洲文艺复兴装修风格的注视下，威迫他们为美国市场注入额外的流动资金，从而避免了一场全面金融危机。摩根作为一名艺术收藏家的胃口相当大。他的财产中包括价值280万美元的挂毯、地毯、家具、鼻烟壶和装饰品。仅仅是伦敦的一座房子里，就摆满了大烛台、五斗橱、高脚杯、座钟、彩陶、日本漆盒、瓶饰以及收藏的138块表。但在他的一生中，还有太多太多献出去的东西。摩根是很多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他那间非同凡响的藏书室，原本是自己的内宅，于1924年向公众开放。“正如他带领美国摆脱了金融地方主义”，纽约联合俱乐部（Union Club of New York）评论道，“他还竭尽所能用美好的绘画和书籍教育他的美国同胞”，为他的同胞提供“被它们的美净化”的机会。

1912年年底，摩根因假想中的“金融托拉斯”遭到了国会的盘问。所谓的金融托拉斯是一种交叉持股的制度，少数华尔街银行家能够借此压榨他们的投资者，控制住获取信贷的途径，从而将个人生意的未来凌驾于整个美国之上。对于更民主的信贷获取这一主题，以及华尔街对国家经济造成的掠夺性影响，伍德罗·威尔逊在他的总统竞选游说中曾经有过热情洋溢的发言，反对这些做法的路易斯·登比茨·布兰迪斯（Louis Dembitz Brandeis）律师也站在威尔逊一方。［1913年，布兰迪斯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被收录在后来出版的《别人的钱——以及银行家们如何利用这些钱》（Other People’s Money-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一书中。］在1912年的那场盘问中，摩根表现得从容不迫，反击了那些阴谋论调的问题，宣称自己毫不含糊地拥护美国的自由市场。他收到了很多支持他的来信，其中一封来自奥尔巴尼教区主教。还有一封信祝贺他“驳倒了那个讼棍”，指的是国会委员会中诘问他的人。

但这次经历也让摩根身心俱疲。于是，他去了更具古老内涵的城市旅行。首先是法老的城市开罗。然后到了罗马，他入住的大酒店房间据说是欧洲众位君主在旅途中下榻的，能看到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他本打算继续旅行至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他最终离开罗马时，是躺在一口棺材里，在一艘前往纽约的轮船上，轮船所属的公司中也有他的一份经济利益。

他去世后，一名美国记者这样写道：“他完全有资格在世界中心城市（罗马）长眠，让这个世界安静下来，回忆他，谈论他。”罗马从未见证过如此强大有力之人的离去，“新世界的人却恰巧在历史的中心与世长辞”。被一名美国记者问起有关摩根的问题时，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来奥尼达·比索拉蒂（Leonida Bissolati）表达了对他金融天才的钦佩，又补充说：“如果他把那些了不起的才能运用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上，那么当这个世界因为失去他而哀悼时，会比现在这样真诚得多。”历史学家古列尔莫·费雷罗特别提到了摩根的财富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反常”，并表示“在这方面，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他们和另外一些人遭到了罗马美国学院（American Academy in Rome）院长杰西·贝内迪克特·卡特（Jesse Benedict Carter）的指责：“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认为摩根先生是一个‘富人’。不论以何种方式接近过他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伟人，他的伟大把财富也一并带来了。” 一些人表示美国进入了“新时代”，而与之相反，卡特坚称这是一个人“浸润在古老传统中的”美德，这就是个人利益的传统。

有一点是所有人都要承认的：J. P.摩根之死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死。巴黎《费加罗报》写道：“不仅仅是一位显赫的——最显赫的——大金融家辞世了，而是整个制度——金融封建制度——消亡了。”在这之后的1913年里，自诩为美国商业大都会的纽约，自由金融资本主义的中心，受到了华盛顿的限制。

私人银行家们掌管着世界最大产业经济的财务，摩根正是这种体制的代表。为了取代他们的私人运筹，混合而成的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成立了，它相当于一种分散开来的中央银行。在这个系统中，全国各区域设立联邦储备银行分行，它们能够向上汇报当地的信用状况，这种办法使纽约的权力得到了分流。为了让华尔街的意见被普通民众和华盛顿的意见调和，在联邦储备董事会任职的都是政府官员。利率在过去往往会有季节性波动，对农民造成了很大影响，如今一年到头都能够保持平稳。金融恐慌也会更容易得到控制。这样一个系统的建立从长远来看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尽管在当时未必预测得到。它增强了美国国内财政的稳定性，最终为美元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提供了一个跳板，特别是在1945年以后，而1913年时主宰全球经济的是英镑，几乎没有美元的位置。因此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最终为纽约崭露头角，成为不仅是全国，更是全世界的金融之都打下了基础。

摩根去世后两个星期，遗体被运回纽约，棺材上覆盖着美国国旗和月季花。后来当遗体停放在摩根图书馆供人瞻仰时，人们献上了更多的花：德国皇帝用丝带捆扎的一簇棕榈叶，意大利政府的铃兰花圈，维农山庄（Mount Vernon）据说是乔治·华盛顿亲手栽种的一棵树上的棕榈叶。几天后，葬礼在圣公会圣乔治堂（St. George’s Episcopal church）举行。纽约证券交易所闭市，以表敬意，通常只有总统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之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棺材被抬上驶往康涅狄格州哈特福（Hartford）的专列。在那里，他的遗体被埋葬在他的出生地新英格兰坚硬的泥土中。

对于美国来说，J. P.摩根的去世，代表着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时代——脱胎自19世纪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准则——就此终结，这个时代形成了托拉斯、巨头、精英阶层的巨额财富和纽约富豪附庸风雅的风气。如今，国家将在国民经济中扮演更具指导性的角色，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将成为美国的标志，而不是美国精英的兴旺发达，这样一个时代就此开启。1913年是美国一个决定性的拐点，从摩根时代走向福特时代。

底特律 未来样板

卡斯·吉尔伯特庆祝纽约的伍尔沃斯大厦落成之后，又将全部精力投入美国崛起最为迅速的一座城市的最新一项委托中：密歇根州底特律的一家大型公共图书馆。图书馆的选址位于伍德沃德大街（Woodward Avenue），这是从城市中心通到北部边缘的一条大马路。吉尔伯特设想出了一座古典式白色大理石建筑物，象征着底特律迅速成长、志存高远的各个阶级的学识和涵养。同样是在伍德沃德大街上，一两英里开外的地方，还矗立着另外一座建筑物，由砖和玻璃建成，但处处彰显着大气，同样也象征着底特律的崛起：这就是福特汽车的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工厂，T型车的老家。

到了1913年，底特律已经拥有50万居民，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自从上次人口普查以来，美国或许没有哪个地方发展得如此迅速。”几年后发行的一本旅行指南宣称。《自由新闻报》（Free Press）上的一则广告为北伍德沃德（North Woodward）地区宣传造势，高呼“底特律正在向北扩张”，并预计到1920年时，城市人口将突破100万，甚至连养鸡场的告示都在和郊区地产的告示争夺版面。

和纽约一样，底特律的人口也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很多最近新来的移民，到城里的工厂找工作。“有六座城市”位于底特律的地境之内。来自南方的非裔美国人的一个“大型殖民地”开始在商业区的一条条街道上发展起来——克林顿（Clinton）、马科姆（Macomb）、门罗（Monroe）和博宾（Beaubien）——不过底特律依然是美国白人最多的大城市。西杰斐逊大街（West Jefferson Avenue）附近“几乎所有的店名都是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东坎菲尔德（East Canfield）是波兰人的大本营。高地公园周围形成了“小罗马尼亚”，但还有几千名罗马尼亚人居住在底特律南部的码头边，该地区曾经一度被法裔加拿大人占领。其他地方还有希腊人或者俄国人的街道，以及塞尔维亚人或者比利时人的城市街区。“尽管外国人普遍都在适应美国的生活，”旅行指南上写道，“但不同的民族还是在从事着不同的行业”：

希腊人是花商和服务生，并且垄断了擦鞋这项业务。西西里人是水果商。其他的意大利人从事体力劳动。叙利亚人也是体力劳动者。比利时人务农，干体力活，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熟练的技工。外国人是工业世界里最优秀的工人，价值非常大。

在底特律最大的工厂高地公园，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这里有“各个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一名来访的记者赞许地写道。这个工厂就是赞格威尔“熔炉”的福特版，量产的不仅有T型车，还有真正美国式的员工：勤奋刻苦，认真负责，收入高，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几年间，在福特公司英语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出生在外国的员工们穿着外国服装，进入一口标着“福特英语学校熔炉”的大锅，几分钟后，当他们出来时，身上穿着美国服装，手里挥舞着美国国旗。

创办于1913年的福特英语学校，和福特其他的社会革新一样，在部分程度上属于一种文明开化的利己主义。公司的管理人员注意到，一种通用的语言和高工资、舒适的工作环境、个人纪律标准的执行一样，都能够提高效率和员工留存率。高地公园厂房本身的设计就着眼于传统、阴暗的工业综合体的对立面。场地的规模是密歇根州最大的单体建筑，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德国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将美国工业建筑的规模和雄心与埃及金字塔相提并论。但在另一位德裔建筑师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的指示下，巨大的高地公园工厂有3/4的墙壁都是玻璃，为工人增加了自然采光，也让工厂得到了“水晶宫”的别称。建筑的设计和公司的员工培训方案都属于更广义的福特主义社会构想的一部分：不断地加以改进，本着现代科学和传统的美国农庄价值观，亨利·福特就是在这样的农庄长大的。福特相信，遵循着这两个原则，高地公园就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样板工厂，底特律也会成为一座成功的样板城市。

底特律的工人有工作，市民当然也有娱乐活动。1913年夏天，城市居民们可以在底特律歌剧院观看《尼禄焚烧罗马城》（Nero Burns Rome）。同年，波兰语的弗雷德罗（Fredro）剧院在Chene街和Kirby街角开张。游客还可以在午夜时分到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水域观光游览，或者在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去糖岛（Sugar Island）的亭子里跳舞。

底特律的天际线勾勒出对未来的信心。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的摩天大楼，一角大厦（the Dime Building），还有四座摩天大楼计划在来年建造。“庞大而又美丽”的密歇根中央车站（Michigan Central Station）傲然耸立在商业区的边缘，是由设计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的那些建筑师设计的。密歇根中央车站拥有11条客运列车轨道和一条货运列车轨道，于1913年年底开始运营，这表示尽管未来可能会属于汽车，但现在是属于火车的。旅客可以从这里出发，乘火车到达附近的市镇或者邻州，或者远至佛罗里达州。因为老火车站的一场大火，这座车站比计划早8天投入运营，这件事被视为高效组织工作的标志，而不是车站将来要被废弃的不祥之兆。当地报纸报道说：“这件事没引起什么大风大浪，2点10分起火，3点30分，由芝加哥始发的貂熊快车（Wolverine Express）驶入16层楼的新总站，3点50分再次驶出……到了晚餐时间，出发列车正常驶出，仿佛已经习惯了好多年一般。”老火车站的时钟停在凌晨2点40分——但底特律已经在继续前进了。

底特律将会成为美国汽车工业毋庸置疑的中心，汽车工业对美国的塑造将会超过其他任何一项产业，这两点都不是必然的。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福特公司在国内还有很多竞争对手：举几个例子，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的科尔汽车公司（Cole Motor Company）和国家汽车公司（National Motor Company），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的威利斯—欧弗兰特公司（Willys-Overland Company），芝加哥的宝兰—格兰尼斯（Borland-Grannis），克里夫兰的怀特公司（White Company），纽约州水牛城的皮尔斯—箭头（Pierce Arrow）。一些公司和福特一样生产汽油车，另一些则认为未来是属于电动汽车的。现有的道路通常都保养得不怎么好，汽车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行驶，州际旅行就好像前往未知之地探险一般。最早的一批汽车旅馆才刚刚开始出现；州际路线林肯公路（Lincoln Highway）的计划1913年才草拟出来。9月底，美国公路代表大会（American Road Congress）在底特律召开，这相当于承认了底特律在汽车工业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汽车文化开始在中西部各州普及，每千名居民的汽车拥有量是南部的两倍，接近新英格兰的水平。但即便如此，底特律的地位也未必牢不可破。

福特公司并不是底特律唯一的汽车制造商，汽车也并不是底特律唯一的产业。长期以来，底特律与皮草贸易一直密不可分。它还生产香烟、电梯轿厢、画框和家具。9月，底特律全市组织了一场“底特律制造”展览，一直进行到深夜，展品包括一些机械制品和45种型号的汽车。展览的组织者曾纳（Zenner）先生告诉一名记者，这次展览“会让底特律人更好地认识到他们这座城市的伟大之处，也会让游客深深地感受到底特律是一座各类企业齐聚的大城市”。在纽约，“你可以同时让人刮胡子、修指甲、擦鞋，自己抽着雪茄、读着报纸”，纽约也为自己赢得了个人便利的浮华之城这一名号。这或许有些不公平，然而底特律向世界呈现的是一座工业厂房的形象，能够着手从事任何工作。福特成功的原因，除了从前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还有就是这些小型企业——创新的试验场，实用工程技术的孵化器，制造汽车所需的全部零件的供应商。从这个决定性的层面来讲的话，并不是亨利·福特成就了底特律，而是底特律成就了亨利·福特。

然而福特拥有从底特律提供给他的有利条件中获利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为自己的产品创造和维护一个全新市场的先见之明。亨利·福特和他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们不同，他设计汽车，不是为了精英，而是为了民众，为了美国小镇上的普通镇民，而不是最能让汽车彰显其地位的那些富裕的城市居民。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都在生产强力的重型车——非常适合在城市的大街上漫游，但开到没有铺柏油的乡间小路上，就很容易陷进泥里。而福特生产的汽车轻便灵活，制造成本和养护成本都更加低廉，也更不容易出故障。T型车就是面向普通人的一款汽车。

推出一款便宜又不容易出故障的汽车，是有商业逻辑在里面的。但这同时也具有道德化的一面，以及最终由汽车驱动美国经济发展的远见。1906年，伍德罗·威尔逊宣称，“在这个国家，汽车是最能散播社会主义情绪的；对于乡下人来说，汽车就是傲慢和财富的具象化，独立而又草率”，以至于每一天、每一份报纸的头版都是车祸新闻。福特试图颠覆汽车的这副形象，使之成为个人赋权和社会责任的象征，而不是财大气粗的象征。福特公司把速度对于撞车时“粉碎性力量”的影响向车主告知，并说明“购买了这款汽车（T型车）的人们更重视安全而不是速度。他们开车并不是为了兜风”。

在世界第一条生产装配线上大量生产福特T型车的高地公园工厂员工们。按照福特主义时间就是金钱的准则，这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张照片。

《福特时代》（Ford Times）是面向福特汽车交易商、车主和潜在顾客发放的一本杂志，可以说是流通范围最广的产业出版物，其内容中充满了保守、朴实的智慧。杂志警告说：“从猴子变成人需要100万年，但用不了100万杯酒就能把人变回猴子。”杂志忠告说：“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密歇根州的一名女子花5 000美元买了一辆汽车，和她“在牙缝里嵌钻石”出于同样的理由，这种虚荣成了笑柄。福特汽车的陈列室内禁止吸烟，要求销售员衣着朴素，不要打扮成一副自以为是或者花里胡哨的样子。某期杂志上刊登了这样一个故事，一辆福特T型车连上了发电机，让肯塔基州一个乡村社区的电话在停电之后依然可以使用，这表示汽车就好比从前的马车一样，是一个社区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另一期杂志上刊登的故事，是一群女孩子为了给当地教堂的牧师筹钱买一辆T型车，卖出了1 900份日历。

1913年1月发行的《福特时代》上刊登了一幅画，画中是一名潜在顾客，具体来说，是一名农夫。这幅画表现了拥有汽车所带来的自由与发展，并且以“更好的道路——更大的农场价值”这个名称，被用于一项旨在改善美国小路路况的活动：

道路旅行如此简单，你进城比之前更加频繁，还时不时地带回来一些东西，让她的工作变得更轻松。之后每个月你都能定期收到报纸杂志……电话公司也更加急切地将线路延伸到路况好的社区，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地方的业务比边远地区多。于是你也安了电话……很快你就可以在城市商店里买东西，让他们直接送货上门了……如果你们那里的道路未经改善的话，这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几个月后，该杂志表示：“每一个决心拥有一辆福特汽车的人，都发表了一份新的独立宣言。”通过所有这一切，亨利·福特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渴望，将现代性所引发的都市焦虑化解为一种更加古老的自我发展信条。

T型车作为满足普通人渴望的实用交通工具，其生产与销售都是大规模的。福特汽车并不是本着手工工艺的理念，一次只生产一辆车，而是以工业效率进行生产，由遍布全国的专业销售员，也就是《福特时代》喜欢称之为“福特人”或者“福特石”的人员进行销售。到了1913年，制造工艺永无止境的创新造就了世界上第一条完善的生产线。第一辆T型车原型在底特律Piquette工厂诞生后6年，在比之大得多的高地公园工厂，一次区区9个小时的轮班就能生产出1 000辆车。据福特公司估算，如今它生产的汽车已经占到了美国汽车总量的1/3。按照典型的福特主义原则——时间就是金钱，一张高地公园工厂全体员工1.2万人摆拍的照片，被描述为史上最昂贵的照片，“员工的时间和生产的损失就耗费了好几千美元”。

亨利·福特就这样构想、传道，成了美国大规模生产和至关重要的大规模消费经济的化身。一直以来，这个国家就相信自己身上流淌着工匠与发明家之魂，这一点如今在亨利·福特身上得到了验证。因此虽然福特本人最终要比J. P.摩根生前富有得多，但他是美国工业化平易近人的、民粹的民主一面，而摩根则是趾高气扬的、冷漠的贵族一面。亨利·福特或许没有成就底特律，但他的成功促成了底特律的崛起——并且改变了美国。

亨利·福特对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洞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自美国人对创新和不断提高生产力的执念，源自富有感染力的物质文明信仰。

1913年，全美上上下下都在疯狂追求效率。在国会上，在法庭上，都把工业效率福音书中的一个个信条引作真理。人们为预言家欢呼，认为他们带来了新一轮的美国革命。1911年，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声称分析和改进挖洞或盖楼的方式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通过科学的分析——对于时间和运动的研究，摄影技术和秒表是最基本的需要——可以将制造工艺分解成一系列相似的、能够标准化的步骤。对工业工序中单个步骤的这些快照加以研究和改善，之后随着时间而加速，就会使生产力得到惊人的提高。（在9月的“底特律制造”展中，“运动的展览品”——又名电影——向底特律人展示了单个的商品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泰勒得出的结论很多都是统计有误的。然而这些结论对于当下的管理者很有吸引力，他们坐在那样的位置上，要在手下的工人面前树立起科学的威信。从这些结论中得出的基本原理在一些工厂中得到了应用，例如高地公园工厂，并且助长了更宽泛的“发展的合理依据”概念。1913年的美国遍地都是自诩的发明家，他们的轮胎打气泵、活动手铐和自动播种机的专利声明在《科学美国人：实用信息周刊》（Scientific American: The Weekly Journal of Practical Information）上占了整整四页。和泰勒一道，和福特一道，如今照亮工业涅槃之路的是科学方法，而不是上帝。另一位导师哈林顿·埃默森（Harrington Emerson）推出了一门关于个人效率的家庭课程，一共只有24课，给一个纽约的地址写信就可以参加。1913年，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的目录上刊登了一系列省力设备的广告，从6.95美元的雪松木高速魔术洗衣机——“也许你的邻居也有一台”——到Eckhard电吸尘器，既有直流电又有交流电设计，能够照顾到美国各地的不同情况。“让1913年成为电力之年吧。”《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上的一则广告提议，并配有一张单身女性在电灯下、电灶上烹饪的图片。

家庭和工厂的效率都很高，但如今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充分满足，那么如何让经济保持繁荣呢？答案正如亨利·福特所看到的那样，就是更大规模地消费，创造需求，再由大规模生产来满足。福特汽车公司销售经理N. A.霍金斯（N. A. Hawkins）向听者讲解大规模消费的数学问题时，建议他们“拿出笔来——记下这些数字”。据他推断，美国有1亿人口，2 500万户家庭。在这些家庭中，有500万户买得起新车，而现有车主将来也会换新车。结论：“福特汽车永远不会断了销路——销量一定会增加！”几年后，福特汽车的销量突破了百万大关。亨利·福特对一名崇拜他的听众说：“任何东西达到100万都是很大的一笔。”

但福特的野心并不止于100万，也并不止于美国国内。按照《福特时代》的说法，“全球车”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最普及的汽车，在俄国其他地方，“两位大公和19位亲王”也在使用，战争部也正在审查。在中国，为了保护一名政府官员，在T型车的背部架设了一挺机关枪。日本已经被福特公司作为炮兵先头部队的服务文化“征服”了。《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这样描述一辆福特汽车的交付——穿过重重戈壁沙漠，来到蒙古的“活佛”（达赖喇嘛）身边。福特汽车开进了巴西的咖啡种植园和新西兰的牧羊场。在一幅漫画上，一个火星人用望远镜观察地球，惊讶地发现地球上挤满了福特T型车。

严格来说，福特本人又一次成为大规模消费的使徒而不是先知。1907年，西蒙·纳尔逊·帕滕（Simon Nelson Patten）在著作中将“快乐或过剩经济”称为“文明的新基础”。相对充裕的时代改变了经济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帕滕写道：“洁净不再是多少有些麻烦的要求，而是在工人自家锃亮的地板上、明亮的窗户上、黑亮的炉子上，在他围坐在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边、梳洗得干干净净的孩子们身上，成为一种不断加深的美学意义上的快乐。”“花里胡哨、既无意义又无用的东西”成为家庭里的宠儿，在当事人和别人眼里都是“优越与成功的标志”。休闲，产生新的渴望——实际上是创造和定义新的渴望——这已经成为一种成长型商业。

对于品位新颖且多样化的大规模消费社会的出现，1913年的西尔斯目录就是一份颇具说服力的证据。在更严肃一些的目录末尾部分，西尔斯提供了汽油引擎，各种各样的犁，以及美国农民为美国人的餐桌、以美国人的方式批量生产粮食时，想要或者需要的几乎其他所有的东西。对于近来离开乡村的那些人，西尔斯提供了一些再现乡村生活情景的廉价商品，以解乡愁：“返乡”“垂钓”或者“老农庄”。爱国者可以用华盛顿或林肯的碳素画装饰墙壁。用来把设计图烙在木材或皮革上的烙画器材，会让美国人忙活到深夜。

虽然西尔斯在1913年中止了专利药品的销售，因为它无法为这些药品的成分和药效作保，但它还提供其他数百种用来打扮或美化的产品，例如Nu-Life束身衣，一种强迫穿戴者进行深呼吸的男士紧身衣，“打造完美的血液循环，预防衰老”，再例如一种“为下垂或松弛的腹部塑形”的胖人腰带。有骑自行车的人绑在脚踝上的特制橡皮筋，防止儿童长成招风耳的耳盖，30种肥皂，各种不同的雪花膏，Carmichael牌过氧化物雀斑膏，用来染发的Gervaise Graham牌染发剂，用来生发的公主牌生发剂，以及用来脱毛的奇迹无刺激脱毛剂。西尔斯提供20种扑面粉，其中很多起了日文名字，使人想起日本女人的苍白皮肤。至于使用效果，就要照着带有德国银把手、巴黎象牙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镜子看了。

还有更无聊的，西尔斯提供了24种娃娃（包括因纽特娃娃），三副不同的魔术纸牌，一种有8个键的玩具单簧管，玩具飞机，德国制造的泰迪熊，不同大小的金属战舰，通灵板（又名埃及幸运板），还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华盛顿抗议种族歧视的那年推出了一套“黑人化妆工具”，描述如下：“包括黑色棉织兜帽和逼真的大眼睛，厚厚的红嘴唇和大牙……是化装舞会或者万圣节的不二选择。”

这还没完。有剪枝刀、猎刀、进口的德国刀，还有全套的Wilbert小折刀，其中包括牛仔刀和马具刀。在烟卷成为美国人最喜欢的烟草消费方式之前，西尔斯提供了60种烟斗，其中包括雕成流行的匈牙利风格的海泡石烟斗。为满足休闲和居家生活的需要，可以买到小船、窗帘、鱼饵、卷线器和钓竿、吊床、帐篷、狗口套、棒球比赛助威用的号角、大学的三角旗、网球拍、旱冰鞋、计步器，以及诱捕水獭、鹿和害虫的陷阱，名称是例如“必杀”或者“必死无疑的陷阱”之类的。有子弹、斧头、枪托、气步枪、自动手枪和左轮手枪，同时出售的还有布谷鸟钟、念珠、十字架、钢笔、搭配每一块翻领的所有类型的领针、怀表（包括售价17.45美元的州际天文台表）、发报机、可调节的电击器（售价80美分），西屋（Westinghouse）电风扇、电话交换机、双筒望远镜、普通望远镜、汽车护目镜、明信片放映机、各种照相机（包括仅售几美元的一些款式）、节拍器、留声机、吉他、小地毯、连衣裙、西服套装、帽子——以及有48颗星的美国国旗。

一些美国人担忧这样一个基于消费的社会的健康状况，在这一点上和柏林人、巴黎人、维也纳人一样。在《菲利普·德鲁》中，豪斯上校提到了“所有人的不幸和多数人的灾难”，这就是一个竞争性消费主义的社会将要带来的后果。伍德罗·威尔逊批判着美国社会与日俱增的物质主义，并且当选了总统。意大利历史学家古列尔莫·费雷罗将大规模消费和大规模生产视为美国对文明的挑战：数量战胜了质量。但到头来美国商业的市场规则完全盖过了对消费主义的担忧。亨利·福特的逻辑就是20世纪经济的逻辑。

消费者理论突然之间传遍全美，也传遍了全世界。早在1901年，W. T.斯特德就曾引用过一个英国人对美国商业正在欧洲建立起来的新世界的一番描述：

一个普通人早上在新英格兰的家里爬出被窝，用“威廉斯”牌肥皂和一把北方产的安全剃须刀刮脸，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短袜外面套上波士顿的靴子，系紧康涅狄格州的背带，把沃尔瑟姆（Waltham）或者沃特伯里（Waterbury）的怀表揣进口袋，坐下来吃早餐。在餐桌上，他对妻子的穿着表示称赞，伊利诺伊州的直身紧身衣很衬马萨诸塞州的衬衫，然后他享用早餐，吃的是北美大草原的面粉做成的面包……巴尔的摩的牡蛎罐头，还有少量堪萨斯城的培根。

在1901年这份对于全球美国化的描述中，这个伦敦人还在继续乘坐有轨电车和美国的电气铁路上下班。12年后，他在天气不好时外出也许会开车，而且很可能开T型车。

伍德罗·威尔逊1906年时还在批判汽车，到了1913年就被收服了，身为美国总统的他会定期在华盛顿周边愉快地开车兜风。他也渐渐开始拥护不断发展的美国商业信条，视其为美国国力的帮手。在亨利·福特的故乡底特律1916年召开的首届世界销售大会（World Salesmanship Congress）上，威尔逊总统对3 000名管理者的讲话，在福特听来应是如音乐般美妙动听：“走出去销售那些会让世界变得更加舒适、更加幸福的商品吧，并将它们转变成美国的原则。”

洛杉矶 繁荣！

亨利·福特在T型车上取得的成功还有赖于另一个重要的因素：稳定的汽油供应。石油供应能够满足突飞猛进的需求到何时，这是全世界都在关心的问题。在伦敦，当那些纸上谈兵的人正在发愁要不要把皇家海军的军舰从燃煤改成燃油时，出租车司机因油价一路飙升而举行了罢工。《经济学人》报道说“全世界的汽车俱乐部联合决定悬赏两万英镑，征集合适的汽油替代品”。英国政府开始进入石油外交时代，最终致使其加大了在中东，特别是波斯的投资。

在美国，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情况则有些不同。1913年前后，美国生产了全世界2/3的石油；在这些石油中，每10桶就有4桶产自加州。美国地质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报告称：

不算整个美国的话，单是加州生产的石油就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不算俄国和美国的话，加州的石油产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包括墨西哥、印度、罗马尼亚、加利西亚、日本和南美在内的世界所有其他地区。

19世纪50年代，石油业在遥远的宾夕法尼亚州诞生，而当时的加州才建州10年不到。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产业来说，这样的发展是相当令人瞩目的。洛杉矶直到1893年才有了第一口油井，石油商人爱德华·L.多希尼（Edward L. Doheny）出生在威斯康星州，勘探过堪萨斯州、南达科他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石油，当时是他在Patton街和State街角的地下150英尺深处挖到了石油。该地点离市中心非常近，手头拮据的多希尼第一次到这块地时是乘坐有轨电车来的。

洛杉矶城外的石油井架。20年前，第一个在该地区发现石油的爱德华·多希尼乘坐有轨电车来到了这块地。到了1913年，单独一个加州的原油产量就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美国除外）。

然而到了1913年，多希尼已经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洛杉矶也被建设成了南加州的石油工业之都，也是全国最大的。多希尼的石油事业如今已经延伸到了墨西哥境内，他本人也富甲一方。20年前还在住廉价旅馆的他，如今住在一座装饰着一万朵兰花的豪宅里。1913年，他的妻子埃丝特尔（Estelle）受到一次欧洲长途旅行的启发，请人建造了一间大理石和玻璃舞厅，名为庞贝屋（Pompeian Room），设计者是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Louis Comfort Tiffany）。多希尼还购买了其他的房产，向天主教会捐款，对爱尔兰人的事业慷慨解囊。埃丝特尔·多希尼的社交晚会可以媲美白宫。与此同时，在洛杉矶周边地区，如今已有数百架石油钻机星罗棋布，其中一些探入了太平洋中。凭借石油，加州的人均汽车拥有量首屈一指，甚至超过了底特律。但除此之外，加州依然可以笑傲天下：更多的电话、更多的电车轨道、更多的阳光、更多的机会、更光明的未来。

与之前的金矿和廉价农田，以及后来的电影一样，在加州，石油象征着快速致富的希望。“的确，在加州，一些人把宝押在石油上。”自诩为加州石油工业史学家的莱昂内尔·V.雷德帕思（Lionel V. Redpath）在1900年写道。“关于石油生意，”他继续写道，“有些东西让人们罔顾最基本的常识，做着白日梦。”但除了加州，人们还能到哪儿去做白日梦呢？多希尼之类的人能发财，别人就不行吗？正如一位作者所言，在古老的美利坚新世界，洛杉矶就是那“古老的新福地”。

对于游客来说，洛杉矶周围地区展现的是自然财富向个人成功的转换。“我生活在法国已经足够幸运了，”保罗—亨利·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写道，“我了解英格兰，牛津或剑桥阴凉的山谷，也迎接过我们阿尔及利亚绿洲万物复苏的春天，我以为我早已麻木”——

然而我注意到美国人用草坪、鲜花和水果铺就了加州最美丽的山谷，并且创造出了……人世间真正与天堂接壤的地方……帕萨迪纳（Pasadena）的每一座别墅都坐落在自己的一片绿毯上；每一座小屋都是独一无二的，掩映在枝繁叶茂的树荫、盛开的玫瑰和蔓生的天竺葵下面……激励人心的美国思想观念，主宰着美国人创建的这些花园。

德康斯坦写道，加州的葡萄酒“并不亚于我们的，而且口感更佳醇厚”。他提议建立一所法国烹饪学校，与加州文化相得益彰。他详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精明的土地测量员，在一项工作中接受了土地形式的报酬，如今挖出了石油，他每天都有上千美元入账。

把加州作为机遇之地的观念，一直都有类似的故事为之添枝加叶。加州在美国声名远扬，吸引着来自寒冷的底特律、拥挤的纽约，甚至是太平洋彼岸的移民。在大多数方面，洛杉矶并不是一个特别国际性的城市。虽然出生在美国的洛杉矶人有3/4来自加州以外，但城市总人口中只有1/5出生在美国以外——这个比重远不及纽约和底特律。这些人大多来自英格兰和德国，而不是意大利和俄国，更不必说亚洲了。与此同时，加州历史中的墨西哥人时代不但残留在人口中，还烙印在建筑和地名上。

加州人虽然吸引着本国的移民，但长期以来一直畏惧外国移民，特别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动不动就想方设法加以限制。华人更喜欢旧金山，而日本移民更喜欢洛杉矶周边地区。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到1910年时，整个洛杉矶县共有8 000名日本人，但当地的政治环境助长了恐惧和偏见，仅仅是神经质的“黄祸”臆想，就能让问题一触即发。“我的邻居是一个日本佬，”一名农民告诉记者：

他家在我家隔壁，占地80英亩。这家伙很机灵。他家里住着一个白人妇女，膝上抱着一个婴儿。那么，这婴儿是什么呢？不是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你是什么。是一个问题的开始——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种族问题。

1913年，位于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加州议会预备通过剥夺日本农民土地所有权的立法。基于这样做会冒犯亚洲人的感情，还可能如日本外交官坚称的那样违反美国在条约中的承诺，因此华盛顿建议加州不要这样做。《洛杉矶时报》呼吁议员不要忘了常识，就让“日本人活在我们中间，种蔬菜，洗衣服，不受打扰地制作和售卖和服吧”。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被派到撒拉门托进行一次为期5天的谈判，力图通过协商得出一种能够让各方满意又不失体面的方式。尽管布莱恩努力游说，表示反对，但这条法律还是通过了。在公开场合，威尔逊试图低调处理整件事。私下里，总统及其内阁收到了美国海军对于与日本开战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评估，评估内容令人愕然。“可想而知，”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的报告中说，“日本可能会决定——可能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要和美国开战的话，这个国家可以忍受持续两年左右的贫困和危难，以此为代价占领菲律宾群岛和夏威夷群岛。”

这样的前景并没有影响到这片乐土。随着洛杉矶的繁荣发展，土地价值飞涨，城市向海岸延伸，建筑方向更多的是向外而不是向上，在这一点上与纽约正好相反。空气中弥漫着自信。洛杉矶铁路与太平洋电车“深入了旷野之中，领先而不是落后于人口增长”，公司所有者对于他们的投资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洛杉矶时报》上的一则广告承诺在The Palisades的投资者会得到200%甚至300%的回报，该地是紧邻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一个滨海开发区，太平洋电车很快就会通到这里，到那时就会有“四条美丽的碎石大道”直通洛杉矶市内。尽管旧金山发展得更加完善，也已从1906年的地震中恢复了元气，正在筹备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Panama 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但加州的人口中心已经南移。洛杉矶的人口从19世纪40年代的1 500人增加到1913年的将近50万人，人们普遍预测它的人口将在1920年突破百万大关。一些人认为甚至有可能更加提前。据一名记者预测，到1920年，洛杉矶的人口将精确到119万3 086人。 《泰晤士报》的一名社论作者将1938年的洛杉矶想象成“奇迹之城洛杉矶”，“艺术、文化与学问的麦加圣城”，“现代社会的雅典城”。还有一个人更加幽默，画了一座18层的洛杉矶百货大楼，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世界各地被废黜的君主。然而虽说加州盛产石油，但洛杉矶却有一种更重要的资源正在变得短缺：水。这座城市的反应也是典型的宏大做派，是在欧文斯河（Owens River）上修引水渠，把水从225英里之外绿意盎然的乡村引到干渴的城市，这段距离相当于从华盛顿到纽约那么远。《泰晤士报》盛赞道：“洛杉矶这座无可匹敌的城市，再一次遭遇并战胜了所谓的不可能”——

为干渴的洛杉矶，“未来、未来的未来”之城引水。

……一条大河愣是被改了道——自从创世之晨上帝之手让山脉和海洋各就各位的那时起就一直存在的河道——并引河水供给当下的洛杉矶人民，以及未来、未来的未来数以百万计的洛杉矶人民。

11月5日，卡塔利娜岛（Catalina Island）乐队演奏着《加州我爱你》 （I Love You, California），星条旗招展，欧文斯河水涌向了这座干渴的城市。上千人翘首以盼。之后在洛杉矶最豪华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酒店举行了一场庆祝宴会。

南边的另一条通道，也就是巴拿马运河，有望为洛杉矶带来新的商路、新的欧洲游客。洛杉矶扩建了深水港，作为应对。1913年5月初，已经有5家航运公司宣布了经停洛杉矶的环球航线，以至于当地一家船运代理商表示：“如果再没有其他公司来的话，那么就是这5家公司独霸这个前景最为乐观的港口、首屈一指的环球贸易通道上的一站。”《洛杉矶时报》继续道：“法国的三色旗、老英格兰的米字旗、日本天皇帝国的旭日旗会快活地飘扬在进港轮船的船尾。”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不但发行了赞美洛杉矶自然资源、气候和繁荣的《今日洛杉矶》（Los Angeles Today）一书，还计划发行一本西班牙语的小册子，面向拉丁美洲市场宣传加州的物产。“这将成为一个契机，”一名记者写道，“借此机会，我们不但希望与南方邻居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还希望与他们保持贸易往来，这会让钱钻进我们的钱包里。”

对于那些怀着宏伟的梦想来到这座城市，却发现阳光与希望并不能化为餐桌上的面包的那些人来说，这一切都带有明显的大规模推进主义性质。1913年10月，《洛杉矶记录报》（Los Angeles Record）询问洛杉矶人对城市问题的看法。读者们的回答很有启示意义。“为我们的国家做宣传，散播广告说1913年的人口如何如何，到了1915年又将如何如何，这当然对那些‘大企业’有好处了，”一名读者写信说，“但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在这些广告上写明这样一些统计数字，以表明这些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正在如饥似渴地找工作，为了维持生活。”另一名读者找出的问题是“工作时间长、薪资低”：

……贪污受贿现象太严重了；没有得到市政所有权是一个错误，主要的目标——为富人铺设一条康庄大道，为穷人铺设一条崎岖小路，所谓的“洛杉矶精神”过时了——（“他有多少钱？我又能从他那里拿走多少钱？”）……你若是就不断更换员工这件事向雇主提问的话，他们会告诉你洛杉矶有很多“流动人口”，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如果能够赚到维生工资的话，就会成为常住人口。

收到了几个星期的类似来信后，1913年11月5日，《记录报》在头版整版做出了总结：“洛杉矶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是贪婪，大写的贪婪！”或许《记录报》的记者们也投资了洛杉矶投资公司（Los Angeles Investment Company），这是一家债务融资型房地产公司，与商会联手，一英里又一英里地建造廉价平房住宅，吸引新的低收入工人到洛杉矶来。这样的循环模式在加州已经是屡见不鲜，繁荣产生了泡沫，而泡沫最终破裂。1913年年底，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洛杉矶投资公司的股价从4.50美元暴跌至区区23美分。

不论是购买土地、石油还是柑橘园，都可能让人一夜暴富，或者一贫如洗。洛杉矶这座城市已经唤起了游客、外地人和潜在移民的心中普遍存在的尝新、成功、发达之梦。此时的洛杉矶尚未完全拥有将这些梦想牢牢地捆扎在一起的媒介：电影。洛杉矶还不是好莱坞。1913年，洛杉矶才刚刚走上成为大众娱乐之都的道路，和正在成为汽车之都的底特律相类似，只是后者的步伐迈得稍微远一些。

在过去的15年中，电影在美国蓬勃发展。1910年，全国共有一万家廉价电影院。每星期有2 600万美国人，也就是全国1/5的人口，会去这些被称为“五分钱影院”的地方。（套用亨利·福特的说法，一枚五分镍币或许不算多，但2 600万枚五分镍币就是一笔巨款。）这个国家疯狂地沉浸在电影之中，特别是工人阶级和移民社区。作家奥利维娅·霍华德·邓巴（Olivia Howard Dunbar）写道：“你会纳闷，在这个所谓的繁忙世界中，怎么可能有时间进行如此丰富的娱乐活动——每天将这么多无所事事而且显然并不为此发愁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度过很长一段空闲时间。”喜欢看电影的人有3/4都是男性。

五分钱影院大多放映很短的默片，一部接着一部，完全不考虑连贯性或者题材，只希望观众能在不同的时间段来来去去。很多影片都是新闻报道。对于搬上舞台的那些影片，这种形式的娱乐带有一些二维的成分，没有什么叙事结构可言，也没有言语支撑：

……影子士兵队伍被集合在一起操练；12类游行队伍模糊地穿过幕布；外国城市闪现着各自的特色风光；轮船下水，放置奠基石，颁发奖章，还有体现出些许科普的意味的实验室实验，放映这些东西可谓是煞费苦心。

故事情节如果有的话，也大多浅显易懂。要么是“一场口角、一个恶作剧”，要么是“什么人在追逐什么东西”。由于每一部单独的影片都很短，短到只有一两卷胶片，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塑造人物性格。角色必须让观众容易理解，情节也要直来直去：

……在讨厌的女主人和做作的仆人之间的争论中，吵闹的女仆获得了胜利；或者一对很不搭调的情侣在亲热时受到了滑稽可笑的干扰；再或者是喧闹的街头场景，人们打成一团，无辜的人挨了打，而真正的犯事者正从邻近的角落不怀好意地瞄着。

邓巴总结道，对喜欢看电影的人唯一的要求是要有“相当不错的视力”。

1913年，纽约依旧是美国娱乐产业的中心，发展的推动力来自轰动一时的戏剧制作这种商业模式，后来也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但与戏剧不同，电影可以在距离关键市场很远的地方制作。而且加州作为一个制作电影的地方，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气候与阳光的完美结合增加了可以进行拍摄的时长和天数——尽管这同样适用于古巴、得克萨斯州或者佛罗里达州，旧金山也与洛杉矶相差无几，并且发展得更加完善，只是略小一些。多种多样的风光——沙漠、森林、山地——意味着可以在相对比较近的距离内拍摄各种不同类型的影片。日薪仅有一美元的廉价劳动力大军能够完全满足对群众演员的需求。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洛杉矶远离爱打官司的电影专利公司（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掌握着电影制作相关专利的托拉斯——而且距离墨西哥只有100英里，如果托拉斯的代表们逼得太紧，还可以很方便地跑到墨西哥避避风头。远离这个机构就意味着更多的创新，随着托拉斯的专利遭到侵蚀，公众的口味朝着更长、更具故事性的影片发展，加州的独立电影人开始在东部的竞争对手面前抢占先机。

这时的电影依然是一种肤浅的经济活动，并不是洛杉矶的核心产业。《洛杉矶时报》在1913年设想着1938年时这座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其中并没有电影的份儿，而事实上到了那时，好莱坞将成为电影的代名词。虽然商会很支持在洛杉矶拍电影，但1913年发行的一本大肆渲染洛杉矶经济前景的小册子中并没有提到电影。9月，《泰晤士报》刊登了一部分为七部分的“电影剧本创作”指南，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洛杉矶满是崭露头角的电影编剧。直到1913年关将至之时，好莱坞的首部故事长片《娶印第安女人为妻的白人》（The Squaw Man）才开始拍摄，正值查理·卓别林与洛杉矶的Keystone电影公司签下第一份合同之时。

对于一个以现代性为荣的产业，对于一个以未来为荣的州，或许有点儿讽刺的是，全部在好莱坞拍摄的第一批影片——拍摄于1910年的《在从前的加利福尼亚》（In Old California）和《拉莫娜》（Ramona）——是对往日加州的浪漫化，背景设在1848年美国在美墨战争中战胜墨西哥和1850年加州并入美国之后不久。［对历史的戏剧化成了D. W.格里菲斯（D. W. Griffith）的拿手好戏，后来他还导演了《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拉莫娜》的主演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在片中饰演剧名角色，影片全长只有17分钟。但在影片中稍加改编的那个故事却是广为人知的。东部人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的著作《拉莫娜》出版于1884年，对新生的加利福尼亚州美丽风光的描写和对墨西哥生活的戏剧化让一代读者如痴如醉。

这部小说一面是爱情故事，另一面是悲剧，以南加州某地的牧场剪羊毛的时节作为开篇。西班牙人莫雷诺太太“和她的民族一样，和蔼又懒散”，面对美国统治者的蚕食和要求，她惨淡经营着自己的牧场：

这样的生活美丽如画，比起在那些阳光灿烂的海岸所能见到的，这里有更多的伤感和欢乐，更多真正激动人心的东西，更多的浪漫色彩。这种生活的香气依然萦绕于此；工业和发明创造都还没有把它扼杀；它会持续到这个世纪结束——事实上，只要莫雷诺太太这样的房子还立在那里，它就绝对不会无迹可寻。

拉莫娜是被莫雷诺太太的姐姐带到牧场的，她美丽、亲切、善良。她与墨西哥和印第安血统的雇农亚历山德罗相恋。与此同时，莫雷诺太太帅气的儿子费利佩也爱慕着拉莫娜。费利佩穿上父亲莫雷诺将军的仪仗服之后，和父亲简直一模一样。“穿上这些衣服，”莫雷诺太太对儿子说，“让那些卑鄙的美国狗骑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之前，先看看墨西哥军官和绅士是什么样的！”莫雷诺太太企图扼杀拉莫娜对亚历山德罗的爱情，她跟拉莫娜讲起信仰的问题，而且人们一直以为拉莫娜有西班牙血统——凭借这一点，她的地位就远远高于印第安人。莫雷诺太太还揭秘了拉莫娜真正的出身，她的双亲分别是苏格兰人和加州印第安人。只是拉莫娜无论如何都不为所动。最后莫雷诺太太把拉莫娜关了起来，而拉莫娜和亚历山德罗成功地逃了出去。他们逃到一个印第安村子里，但生活得很艰辛。他们失去了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德罗也变得精神错乱。最终，一个美国人误以为他是偷马贼，开枪打死了他。电影版中，费利佩在拉莫娜哀悼亡夫之时出现，电影就此结束。在小说中，费利佩和拉莫娜回到了牧场，此时莫雷诺太太已经去世。但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这里。他们来到了墨西哥城，最终在当地的教堂里结为夫妻。

尽管作者对拉莫娜和亚历山德罗的刻画带有同情悲悯的笔调，书中的美国人被塑造成反面角色，人们也乐于把《拉莫娜》当成消遣之作，但洛杉矶白人对于回归牧场生活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渴望。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看待这座城市的角度来讲，洛杉矶是从那段历史中逃出生天：逃出了19世纪印第安人村的天主教蒙昧主义，奔向了20世纪大都市的欢乐与财富。然而这段历史并未走远，对加州说西班牙语的老一辈人来说依然历历在目，由此突出了洛杉矶的进步，也强调了向未来猛冲的发展轨迹。

与此同时，这段历史也孕育了浪漫传奇，带来了旅游收入。南加州毕竟有相当多的西班牙语地名，比如洛杉矶本身就是1781年西班牙人最初建立的定居点“我们的天使女王”（Nuestra Señora la Reina de los Angeles）的缩写，还有圣莫尼卡，或者州内的要塞。加州的天主教传教活动曾经活跃一时，僧侣和神父试图用西班牙语向原住民传教，而如今也只有游客的相机快门才能捕捉到了。别有一番风味的西班牙—墨西哥文化有部分程度上的复苏，却是作为一段古朴的记忆，而不是一项政治规划。在19世纪90年代，花节（Fiesta de las Flores）成为一年一度、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不过为了迎接1901年美国总统麦金莱的访问而进行了美国化改造。 《拉莫娜》已经撑起了活跃的旅游生意：游客们寻找着拉莫娜结婚和生活过的地方，开开心心地把真实的地点与杰克逊的虚构创作混为一谈。海边的皇家路（El Camino Real）连接着一个个墨西哥时代的传教点，如今已经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

在僧侣们离去的地方，很多人把仅仅60年前的加州传教遗迹视为与阿兹特克或者印加文明一样古老的文明：墨西哥人被历史遗弃、被现代超越的往昔。然而过去的那段岁月并没有从建筑记录中完全抹去，也没有从加州文化中彻底删除。当加州人眼巴巴地打量着南方的墨西哥时，那段过去与现在也并非毫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