崎岖的学业过程
首先，我必须承认我对学业的态度向来模棱两可。
我对知识有着非常大的胃口，但总以首要目标——为贫困孩童服务，来淡化知识的重要性。
事实上，从初修院毕业后，我拒绝上级贡撒蕾丝修女到巴黎索尔本大学继续念书的建议。
她非常关切每一位年轻修女的全面发展，也很清楚我对知识的饥渴。
然而，在两年宗教生活的密集训练后，我急于马上投入工作。
这难道不是我进人锡安圣母院的原因吗？
我因为就要到土耳其去而满心欢喜。
况且，在那个时候，拥有业士文凭【注：baccalaureat是法国教育制度中所特有的业士学位，作为高中毕业会考与大专院校招生的凭据。
】就足以在小学当老师。
之后，当我被分派到中年级班时，我立刻了解到自己必须拥有大学文凭。
那时，二次世界大战正把欧洲卷入一场混乱的大风暴之中身在伊斯坦布尔的我，根本不可能和索尔本大学建立任何联系。
因此，我在伊斯坦布尔一所大学注册，进入法国文学学士班，教会也给予我一些自由时间念书，我很快就取得第一个哲学证书。
翌年，一位修女被分派到罗马尼亚，因此我除了自己的班级之外，还必须负责她的工作。
那是我学业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非自愿性中辍。
我耐心地等候比较合适的时机。
然而，日子一天天地流逝，转眼间，我已年近半百。
被分派到突尼斯时，我认为是个重新出发的好机会。
事实上，我可以在突尼斯的法国文化中心注册，它隶属索尔本大学，有资格颁发学士文凭给我。
我借此感谢我的比利时兄弟姐妹们，他们帮我打下稳固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基础。
白天学校的课一结束，我就利用晚间的时间啃书本，因此，学期结束时，我顺利通过笔试，起程前往巴黎参加口试。
然而我的双脚才刚踏上甲板，人就已经晕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法复习！
整个航渡过程中，我整个人平躺，被海浪摇得晕头转向。
抵达巴黎时，我已是半死不活的状态，站也站不住。
一位好心人挂了电话给锡安圣母院，两位姐妹随后用小推车来接我跟行李，一位医生到修道院来为我诊断：我的脉搏微弱，呼吸困难。
虽然我忧心忡忡，但是身体不适并未让我的考试受挫。
尽管准备不周，再加上糟糕的健康状况，我还是通过考试。
然而，这个事件却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突尼斯的上级要我中断学士课程！
他们怕除了学校教书的工作之外，还要准备学业，会危害到我的健康。
我彻头彻尾地受到了打击。
怎么可以这样？
我从未请人代过课，一个小时也没有，还拿到了证书。
我是晕过船，但现在已是百分之百的恢复健康。
就在一切要一帆风顺的时候，人家却要阻止我！
我的头撞上一道愚蠢筑起的栅栏。
我非但不能快速向前迈进，朝着让我陶醉、满足我生命饥渴的知识世界前进，反而被迫留在原地踏步。
一种死亡的感觉渗透到我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