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地里有一股浓重的臭味，那是龙头发出的味道。几天前，爸爸在他的坟包上发现了一个大洞，臭味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玉米和芝麻都已经熟透了，站在阳光下，可以听到芝麻和豆荚爆裂的声音。我们不得不在龙头发出的臭味中收割庄稼。
臭味以我家的田地为中心，在方圆半公里以内随风飘荡。几天来大家不得不看着风向干活，如果刮北风，就先收北边的庄稼，刮南风，就跑到南边。今天没风，大家无从躲避，沐浴在龙头的尸臭中，他们又骂起了他。
“你说这个死龙头，活着的时候不干好事，死了也不消停。”祖奶奶说。她是我众多祖奶奶中唯一在世的一个，现在也快八十岁了。她蹲在地上，正把儿子们刨出来的红薯捡进车里。红薯上沾着泥土，她用戴着手套的手把泥抹去，扔进竹筐。
“这货是不想死啊。”小爷爷说，“媳妇就要生了，还没见儿子一眼就死了。”
“刚学好就死了，看来还是当坏人好。”祖奶奶说，“阎王都怕麻烦不敢收坏蛋。”
“那是。”小爷爷说。他放下镰刀，坐在芝麻捆上拿起水壶喝水。小爷爷家和我家一样种的是芝麻。他和爸爸这两天来都在重复同一组动作，用镰刀把芝麻割下来，在撑开的伞里磕一磕，已经成熟的芝麻粒落进雨伞，然后把芝麻秆捆成捆，支起来让太阳曝晒。小爷爷的地在我家西边，祖奶奶的在东边，他们和我们一样，能清楚地闻见龙头。
小爷爷对爸爸说：“你怎么不铲两锹土把洞堵住，哑巴的坟刚被火化局刨了，他们要是顺着气味找过来，龙头也得被他们挖出来。”
“窟窿太大了，”爸爸说，“堵了几次没堵住。当初埋得太马虎，坑挖得太浅，就是堵住窟窿恐怕也堵不住味道。上面的土太薄了，估计裹尸的被子也没放好。”小爷爷说：“你们当初费那么大劲儿把龙头弄回来埋这儿，现在要是被他们刨出来烧了多可惜。”
“日他娘的就跟刨红薯一样。”祖奶奶骂道。她慢慢站起来，把一个红薯扔进车厢，活动一下手脚又重新蹲下去，“现在的人缺德带冒烟的，连死人都挖。像我这把老骨头死了还是直接送火葬场得了，埋进去又挖出来我可受不了。”
“谁敢挖咱姓李的坟，”爸爸说，“让他们来挖挖看，挖出来一个死的让他们填上个活的。”
“那哑巴的坟怎么被刨了？”小爷爷说，“姓王的不比姓李的人多，谁管呢。他们之所以敢挖哑巴的坟就是因为哑巴孤家寡人一个，无儿无女，只有一个病歪歪的老哥哥。龙头也一样，全家就他一个独苗，连个堂兄弟都没有，他们就挑这样的下手。”
“不就因为是个独苗才被惯得坏得冒水。”祖奶奶说。
他们又七嘴八舌地谈起龙头。我坐在芝麻架的阴影下，玩着两只蛐蛐，让它们互相撕咬，胜利的一方将被奖励吃掉对方的大腿。龙头就在前面不远处，静静地发出臭味。几天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味道。不久前我刚见过龙头的尸体，很多孩子吓得说不出话来，现在他被埋在这里，紧挨着他爸爸。他比龙头早死几年，我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被埋在这里的。人们常说是龙头气死了他爹，我一直搞不明白这种死法是怎么回事。现在他们父子埋在一起，相隔不到五步，也许这对父亲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不过回头想想，他们已经死了，人们也都说龙头学好了，或许在这里他们能和睦相处。作为龙头之死的全程目击者，爸爸正说起龙头死前的反常举动。我已经听过多遍，在家里，在路上，人们看到爸爸，总要问，龙头是怎么死的？爸爸点上一支烟，不紧不慢地说给他们听。龙头上一次被广为谈论还是他刚死的时候。一天晚上，奶奶接到爸爸的电话，她告诉我们，龙头死了。然后不住地咂嘴，发出沉重的叹息。她惊慌失措，坐卧不安，好像死的是她的儿子一样。
我的一个小堂弟问：“是怎么死的？”
“电死的。”奶奶说。
我们一哄而起：“那咱们看看去吧。”
“还没回来呢。”奶奶说，“还在广州。”她走出门去，又折返回来，“龙头妈还不知道，我该怎么对她说呢？”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死亡。一个模糊的印象闪过脑海，我想起龙头和叔叔一起打鸟的情景，还有他们一起偷着在家里煮鸡的事情。我想起龙头的婚礼和人们传的他们夫妻间的玩笑话。他每次见到我们都没个正形，把小孩逗哭，然后和叔叔一起骑着摩托车出去。关于龙头的回忆没有头绪地冒上来，我第一次感到死亡的突然。在这之前，爷爷死的时候我还不懂得难过，只是在看到奶奶擦他因为脑充血而肿起来的头部时觉得害怕。然后我就开始期待接下来热闹的葬礼。在葬礼上，我因为踩到水洼哭出声来，很多人夸我孝顺，以为我是为爷爷而哭。我很高兴我哭了，现在时间过去那么久，我再也不可能为爷爷哭泣了。大家都说爷爷在世的时候最疼我。祖奶奶死的时候我也没哭，我从小在她膝下长大，她突然在生活中消失，我竟然没有觉得奇怪。一个雨天，我和伙伴们在祖奶奶家不远处玩水，突然听到哭喊声。两个女人跪在泥泞的雨水中哭作一团，其中一个还在地上打滚。我们觉得好玩，跑过去看，走近之后才发现是奶奶和婶子。每天这个时候她们都来给祖奶奶送饭，现在饭盒掉在地上，奶奶躺在雨水里大哭。祖奶奶的门关着，从里面上了锁，有小孩从门缝中往里看，吓得大声惊叫。婶子把我们轰走，只留下她和奶奶在门前哭泣。后来家里办起葬礼。我不知道祖奶奶是怎么不见的，奶奶也没有告诉我。很久之后我从小伙伴口中得知，祖奶奶是上吊死的，有人声称看到了她的鬼魂，而且是厉鬼那种。在一些晚上，祖奶奶出现在柳树上，或者是别人家的门头上，双目圆睁，舌头一直垂到胸前。为此我和人打了好几架，直到他发誓再也看不见祖奶奶为止。
祖奶奶的坟和爷爷还有妈妈的坟在一起，我时常和奶奶一起去为他们上坟。每次奶奶都告诉我，这是你妈妈的，这是你爷爷的。我总是把它们搞错。三座坟连成一个三角，在十岁之前我没办法分清它们。起初这里只有一座，是妈妈的，后来祖奶奶加入进来，再后来是爷爷。妈妈死的时候我只有七个月大，所以毫无知觉。他们没有给我留下一张照片，关于妈妈的一切都被烧了。只有一座坟墓。看到它的时候我会想起妈妈，不像想起爷爷或祖奶奶，也不像想起龙头，想起妈妈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图像闪现在脑中，想起妈妈的时候，我想起的只是两个汉字。现在，我十一岁，龙头死了，我想起了很多，并且开始认识到死亡的复杂与可怕，这从奶奶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来。她一直在念叨，该怎么对龙头妈说呢，该怎么对龙头妈说呢。她和龙头妈已经经历过那么多死亡，为那么多人哭过，可当面对一个死讯的时候仍然显得那么不知所措。
奶奶念叨着那句话走出门去，对遇见的每一个人说龙头死了，然后嘱咐别人千万不要告诉龙头妈。第二天，除了龙头妈，所有人都知道了龙头的死讯。
几天后我们见到了龙头的尸体。他躺在院子里的木板上，身上盖着被子，头顶的空地上放着一只鸡。这只鸡从广州和龙头一起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听着异乡人们的哭喊，惊慌地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等龙头下葬时它会被杀掉，以便让附在它身上才得以回乡的龙头的灵魂入土为安。
我们成群结队地来看龙头。大家互相招呼，“走啊，看看龙头去。”龙头家隔壁有一个老人也快要死了，我们看完龙头也顺道看了看他。我们挤在门口看他，屋子里黑洞洞的，老头躺在床上输液，他的亲人坐在床边商量丧事。他枕着很高的被子，眼窝深陷，嘴角耷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不时发出微弱的呻吟。我们站在门口看着，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看的，在来的路上我还兴致勃勃。“龙头死了。我们看看龙头去。还有一个老头，他也快死了，我们去看看。”我们这么说着来到这里，好像死是件值得一看的事情。如果村里来了杂耍班子，我们同样是这样招呼大家，“走啊，看看杂技去。”看龙头的时候大多数小孩只是站在远处，不敢到近前，不像看快要死了的老头，很多人涌进屋子，凑在床前看一眼然后跑出来对大家汇报情况。虽然已经看过爷爷，但刚开始我也不敢到跟前去看龙头。后来奶奶去劝龙头妈，我跟着她一起过去。龙头妈正在给龙头擦洗身体，我看到了龙头身上的淤青。上面没有伤口，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平静。龙头妈小心翼翼地托起他的手脚一点点往下擦，他手臂上的龙文身还很清晰，他的四肢就像没有骨头一样柔软。爸爸说那是因为电击的缘故。“也正是因为这样，”爸爸说，“我们才能轻易把尸体从广州带回来。”
“你们是怎么逃过安检的？那么大一包，肯定得过安检吧。”小爷爷说。
“我们也拿不准安检能不能检查出来。”爸爸说，“当时王朝说不如火葬了再拿回去，没有人同意。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也得让龙头妈再见她儿子最后一面。我们想包车回来，可是太贵了，我们刚出去不到一个月，都没挣到钱。所以只能坐火车。我们给龙头裹了一层棉被，装进蛇皮袋。因为被电过，他的尸体很软，可以随意折叠。一个装行李的大花包刚好能装下，幸亏龙头不是那种身材高大的人。我们把他折得跟床棉被似的，他蜷缩在包里，就像那些会软骨功的杂技演员。
过安检的时候我们选了一个人最多的进站口，其实也不用选，正赶在秋收，回家的人特别多。每个人都有好几个大包，里面装着电视，棉被，自行车，或者成桶的海产品，捡来的小孩玩具。回家一趟不容易，每个人都恨不得把整个城市搬回来。有的包太大，根本过不了安检器，有时候安检员会打开包看一眼，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懒得看。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农民会带些什么回家，都是些城里人不要的垃圾。他们打开一个个包，里面除了破烂还是破烂。我提着龙头，跟在一个扛着两个大包的男人后面，一个包里装的是棉被和衣服，勉强塞进了安检器，另一个包里装的是拆卸开的自行车，就像我带回家的那辆一样大，只有那么大的那么结实的车子才能带那么多货……”
“说到自行车，”小爷爷说，“你下次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一辆。你那辆车子装两袋化肥一点问题没有，还稳当，咱们这儿的车子就不行。”
“你想要我这辆给你就行了，要不是龙头这事儿我这次就把我的摩托车骑回来了。”
“骑摩托车从广州到家得多长时间？”小爷爷问。
“两天一夜。”
“还行。”小爷爷说，“费油不？”
“还行。”
“你那辆自行车多少钱？”
“一百五，”爸爸说，“从一个偷车贼那买的，店里的新货得六七百。”
伞里的芝麻足够多了，爸爸让我撑着口袋，把芝麻倒进去。看着芝麻沙沙地流进口袋，我再一次试图想象那个偷车贼。家里的自行车都是从他手里买的，包括我和弟弟的小赛车，一共四辆。这种小车子不值钱，二十块钱就可以买一辆。偷车的大多是一些十四五岁的少年，偷到这些小车子，只要给顿饭钱他们就会卖给你。爸爸说卖给他车子的那个小孩只比我大三岁，是一个贵州孤儿。我一直在渴望长大，大到可以去城市谋生。以前我一直不知道能去干什么，听说贵州孤儿的事情之后，我想也许可以去广州偷自行车。听他们说起来偷自行车好像很容易，我想我会很快学会的。
小爷爷把捆好的芝麻支起来，没有急着继续割下一捆。他拿出烟，扔给爸爸一支，自己点了一支。他吐出一口烟雾，说：“等回去我给你钱。”
爸爸说：“给什么钱，你骑走就是了。我不在家多亏你和婶子照顾这俩孩子。”
小爷爷说：“一码归一码，照顾这些孩子是应该的。”
爸爸说：“你骑走就是了。”他们客气地推让了一会儿，最后小爷爷决定接受这辆自行车，前提是让爸爸接受一只公鸡。他们站在地里，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抽着烟。祖奶奶也从湿润的土地里站起来，由于蹲得太久，她无法一下直起腰来。她把一只红薯扔进车子，开始捶打后背。她问爸爸，你们为什么非要千里迢迢把龙头弄回来，让他在这儿呛人。
小爷爷说：“对，你刚刚说你们怎么过的安检。”
爸爸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踩进泥土。他弯下身子，开始边割芝麻边讲述他已经对很多人讲过的事情。他跟在那个带自行车回家的人身后，装着自行车的包裹没法从安检器过去，他准备打开包让安检员看一下，但安检员没有让他那么做。他摆着手，不耐烦地说，快，快过去。爸爸紧跟在那人身后，看起来他们就像是一起的。眼看就要走过去，安检员拦住了他：“你这包过安检。”他拍了拍装着龙头的蛇皮袋，也许正拍在龙头的头上，发出很响亮的声音。
“这包太大过不去。”爸爸说。
“能过去。”安检员踢了一脚，好像要确认包里装的是什么，“能过去，快点。”
爸爸紧张极了，他站在原地犹豫不决。我不知道安检器能不能照出来，我不能冒这个险。如果照出来就麻烦了，他们估计会怀疑是我们杀了龙头，或者说我们是买卖尸体的团伙。如果他们问龙头是怎么死的，我该怎么说呢，总不能告诉他们是偷电缆的时候电死的吧。当然这些都不算什么，大不了再坐几个月的牢。最坏的情况是，他们会火化龙头，那是最坏的结果了。龙头妈再也见不到她儿子最后一面，她眼睁睁地看着他出去，回来却变成了一盒灰。她受不了这种打击，那么多死了儿子的，凭什么就她的儿子被火化了呢？再说咱们姓郑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被火化，我可不想让这个头从我们身上开。所以当时我下定决心，绝对不能过安检。我提着龙头，安检员不耐烦地催我快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只是想，绝对不能把龙头往火坑里扔。
就在爸爸左右为难的时候，一直站在爸爸身后的王朝灵机一动，他把自己的包放进安检器，不顾一切地挤着爸爸。“快点走，快点走。”他往前挤着，“快点走，我的包已经过去了。”王朝身后的王伟和叔叔也和他一起拼命往前挤，他们身后的长队看见前面的人动了也就跟着往前走。爸爸被挤进了车站，他装作往回走了几次，对安检员说，人太多，走不回去了。安检员摆摆手，放他进了车站。
秋收的季节，火车上人很多，每个车厢都塞得满满当当。他们没有买到有座位的票，只能站在过道里。他们要这么站着度过一天一夜。爸爸说这不算什么，他们已经习惯了，他只是有点担心龙头，因为塞不进行李架，他只好把龙头放在脚边。车厢里总有人走动，他们大多从包上跨过去，有的小孩因为太小，会直接踩着包过去。爸爸怕龙头的尸体被踩坏了，每当有孩子过来，他宁愿把他们抱过去。即使这样，龙头身上还是出现了不少淤青。后来叔叔在车厢连接处的盥洗间找到了一个好点的地方，他把龙头搬到那边，放在一个紧邻走道但不妨碍路人的位置。他在那里也终于可以坐下，因为不能坐在装着龙头的包上，他铺了张报纸坐在地上。盥洗间坐满了人，连上面的洗手池里都坐着几个，他们的脚在爸爸头上晃动，屁股卡在洗手池里。很多站在走道里的人对爸爸不满，因为坐在盥洗间里的人都是坐在自己包上，而爸爸却坐在地上，装着龙头的包放在地上同样占了一个人的位置。有几个人试图说服爸爸腾出一个位置。他们想让爸爸坐在包上，那样他们就能在放龙头的地上放上自己的包，然后坐在上面。他们说，你不能一个人占两个位置啊，我们都是花同样多的钱买的票。
我真想告诉他们我不是一个人，但是我只能说，那些有座位的人和我们花的钱也一样多，可他们却有座位。我靠在车厢上休息，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妇女站在面前，她跟我闲聊起来。她站在走道里，每当有人经过都要侧着身子让人通过，然后接着讲一些他们家乡的奇闻逸事。我不想接她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打断她。她一边讲一边揉着因为站得太久而酸痛的膝盖。有那么一会儿，她停了下来，看着我面前放着的装着龙头的包。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她问我。
是被子。我说。
那我能坐这儿歇会儿不？她问我，还没等我回答她就坐了下来，人老喽，不能像以前站那么久了。要不是来送女儿上大学我可不会出那么远的门。
你女儿在上大学吗？我说。
是啊，在中山大学。她捶着双腿，说，我放心不下，就来送她。
我说，不容易，咱们农村人能培养出个大学生可不容易。
是不容易，她说，不过我家不是农村的，我们住在镇上，我家是开药店的。
“她开始跟我讲她去驻马店进药材的事情。”爸爸掏出烟，递给小爷爷一支，自己点了一支，他吸了一口，接着说，“她在驻马店遇到了劫匪。”
“什么？”祖奶奶问，“遇到什么？”
“劫匪。”爸爸说，“抢劫的，土匪。”
“噢，土匪。”祖奶奶站起来，捶了捶后背又蹲下去。
“她一个人去驻马店，带着四千块钱进货款，因为都是平时零售的钱，大部分都是十块五十的，所以装满了一个手提包，‘这在那时候可是一笔大钱，’她对我说。”
“开药店的是有钱，”小爷爷说，“你看街上的老刘。”“老刘不是得艾滋病了吗？”祖奶奶说，“人一有钱就瞎搞。有了钱人人都是西门庆，没有钱个个都是武大郎。”
她一个人拿着钱去市里，是因为她老伴儿上次去市里进货丢了钱。她笑着跟我说。她很爱笑，每说一两句话她就笑一次，有时候哈哈大笑，有时候只呼出气流。她坐在龙头的尸体上，离我很近，几乎就像坐在我怀里。她说话的声音扑在我脸上——她说话的时候非要看着人的脸。她发笑时会露出两颗假牙。她的声音很健康，洪亮，我一个人去药材批发市场，我熟门熟路。我先转了一圈，跟老朋友打打招呼，看谁家的货便宜了，或者谁家又来了新货。不知不觉我就转出了市场。不怕你笑话，我是想上厕所了。她笑起来。我说，那你去吧。她又笑，说，不是现在，是在驻马店。我在药材市场转了半天，想去厕所了。我来到一条小巷，这里很偏僻，我以前来过这里，也是为了上厕所。哈哈哈。我觉得人们来这条巷子就是为了上厕所的。哈哈哈哈。他们不在药材市场建厕所，人们只能来这里了。巷子里有很多死胡同和墙夹缝，男的可以站在墙夹缝里解决，我们就只能去死胡同了。我走在没有一个人的巷子里，忍着空气里的尿骚味，去找我上次用过的那个死胡同。走了一会儿，我发现后面多了一个男人，他穿着黑色的像雨衣一样的衣服，用衣服上的帽子罩着头。起初我以为他也是来上厕所的，可是走过两个墙缝他还没有钻进去。后来又走过了几个死胡同，他仍然跟在后面。我回过头看他，他把脸扭到别处，假装没有注意我。我害怕了，这人肯定在药材市场就盯上了我。市场里的商家也告诉过我，现在有些不务正业的坏蛋打我们这些进货人的主意，因为我们包里全是现金。很多人一时大意被他们得了手。他们先是跟踪你，然后在任何一个人少的地方对你下手，在旅馆里，在厕所里，现在他们又发现了这条巷子。我害怕极了，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能慌，一旦你慌了你就乱了，他就会追上来。他们最喜欢胆小鬼。我像刚才一样走着，他离我大约有二百米。我看到我以前用过的死胡同，现在我可不能用它了，谁还有心思上厕所。我往前走着，知道前面是一个更大的死胡同。我被他堵在这条老巷子里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遇到一个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不是坏人就好。居民楼又破又旧，早没什么住户了。不然这里也不会变成公厕。外面的车辆嗡嗡得响，这里却安静得跟阴曹地府一样。我往前走着，就要到头了，前面是一堵高墙，墙外是吵闹的马路。不知道这帮挨千刀的为什么要在这垒一堵墙。砌墙是为了防贼，现在却帮了贼的忙。离墙越来越近，我被自己的心跳声吓坏了，想不到它能跳那么快。墙两边是最后的两条死胡同，我只能走进其中一条，然后听天由命。我走进了左手边的胡同，转身的时候我看了看那个男人，他还在不紧不慢地走着，再有三分钟他就要和我在这条胡同里汇合了，也许只要两分钟。胡同里有三户人家，门都锁着。其中一家门前放着一辆环卫工人的三轮车，车旁有一把扫帚，车篮里有一件环卫工人的上衣。我以为那家有人，拼命地敲门但是没有人应。我在车后面蹲下，看看能不能藏住，根本不行。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就要死了，我听见“咚咚咚”的声音越来越响，不知道那是自己的心跳还是他的脚步声。
“她停下来，瞪着大眼，好像又进入了那天的惊悚局面。不知道她要是知道自己正坐在一个死人身上会不会更加害怕。”
“最后怎么了？”祖奶奶问，“她的钱被抢了吗？”
“我也是这么问她的。”爸爸说。
她爆发出一阵笑声，把我吓了一跳，她说，你看我像是被抢过的人吗？我看了看她富态的脸，其实我一直都在看着。看不出来。我说。就在危急关头，我灵机一动。她往前探着身子，几乎和我脸贴着脸，像个说书人一样继续讲道，就在危急关头我灵机一动，为什么不来个金蝉脱壳之计呢？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用最快的速度把车筐里的环卫工人装穿上，从包里拿出头巾包住头，把手提包扔进三轮车的车厢。我大喊了一声回来了，然后用鼻音小声重复了一句回来了。我拿起扫帚开始扫地，就在这时那个黑衣男人来到了胡同口。他站在那里，打量着我。我侧身对着他，扫着屋檐下的水，时不时瞟一眼他的脚尖。他站了好一会儿，最后朝这边走过来，我紧张极了。情急之下我大声骂起来，日他八辈祖宗的，下次再让我看见谁来这撒尿非把他的家伙绞碎不可。我一边骂一边使劲儿扫着水，只希望在药材市场他没有看清我的脸。他在离我大约十米的地方停住了，然后转身，离开了我。
“这娘儿们真不简单，”小爷爷说，“胆子大，还有脑子。”
爸爸点头：“就是话太多，一路上说个不停。火车开过信阳的时候，她又讲起一个被强奸的女孩，大雪天的被光溜溜地扔在雪地里。”
“怎么回事？”小爷爷说，“死了吗？”
“死了。”爸爸说，“她刚十六岁，在深圳打工，为了年终奖，腊月二十八才回家过年。别的孩子早就回家了，路上就她一个人。到县城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多，外面下着大雪。她给家里打电话，她父亲说太晚了，就不去接她了，让她自己打个车回去。后来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第二天早上她都没有回家，家人四处去找，最后在五里外的麦地里发现了她。大雪盖住了她一半的身体，只有口鼻和两个乳房露在外面。他们把她从雪地里挖出来，发现她全身一丝不挂。父母搂住她大声哭泣。她的哥哥看见不远处落在地上的衣服，他走到那儿，捡起被撕烂的内裤，再往前走，是粉红的抹胸，再往前，是裤子和毛衣……他走了大约二百米，把妹妹的衣物全捡了回来，就是没有找到她的包。后来他们发现，妹妹的包和她包里一年的工资都被人拿走了。”
“真可惜，才十六。”小爷爷说，“包里有多少钱？”
“六千多吧。小女孩省，一年挣八千能拿回来六千。”“好姑娘。”小爷爷说，“你兄弟一年能带回来一千块就谢天谢地了。你说那人抢劫就抢劫，强奸就强奸，你为什么还要杀人家女孩呢？”
“是冻死的。”爸爸说，“我也奇怪他为什么要杀人，她告诉我，是冻死的。”
一开始女孩的家人就告诉我们是冻死的，只不过他们没说女孩是被强奸后才冻死的。他们想瞒住这件事。他们说女孩节俭，夜里一点回到县城不舍得打车回家，也不舍得住店。她不想打电话吵醒他们，决定自己走回来。从县城到家有十多里路，走到一半她冻坏了，又迷了路，所以从此就再也没走回来。狗屁！一开始我就不信，后来见他哥三天两头往派出所跑，就更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还真有蠢货相信女孩是自己冻死的，可怜那个女孩，觉得她是个好女孩。是，没错，女孩是个好女孩，长得漂亮又懂礼貌，可事实就是事实，被强奸了就是被强奸了，骗人干什么呢。大家又不会因为你家女孩被强奸了就看不起你。依着女孩他爹的意思，恨不得把所有知道他女儿被强奸的人都和他女儿一起埋到地下。他不能听任何人提到强奸这两个字，也不让人提起他的女儿。就当她没来过这个世界。他说。可是首先不听话的就是他的儿子。小伙子最喜欢这个妹妹，他要报仇。他给派出所施加压力，让他们查办这个案子。他认为是黑车司机干的，每天在县城转悠，盯着每一个黑车司机看，好像光靠看就能看出谁是凶手似的。他爹因为这个和他吵了很多次，最后干脆不认他这个儿子。这孩子也倔，一个是死了的妹妹，一个是活着的老爹，他宁愿不要老子也要给妹妹报仇。调查了一年多他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他干成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让人们又议论起他妹妹的死，这下人们把他妹妹的死和强奸挂上了钩。他爹因为这个气疯了。是真疯了。一天晚上生火做饭时，他用火柴捣聋了自己的耳朵。
“这是什么事儿啊。”小爷爷说，“听着都疼得慌。”“我听不见。”祖奶奶说，“你们说的我听不见。”
我看了看祖奶奶，她就坐在五步之外，我能听见红薯在她手里转动的声音。
爸爸放下镰刀，把捆好的芝麻支起来，几只受惊的蚂蚱从地上飞起来，有一只落在了龙头坟上。我扔一块泥土过去，它没有动静。爸爸喝了口水，说：“其实也不怪那小伙子，哪个年轻人不是血气方刚，吃不了半点亏。”
发现尸体的时候不止他们一家人，还有他们的两户邻居，他们也来帮忙找人。虽然他爸让那两家人当场发誓，不对任何人说这事，但谁知道是谁传出去的，除非是那小伙子说漏了嘴，这也有可能，他忙活了那么长时间，什么都没有查出来，精神肯定不太好。那段时间他脑子里大概装的只有这件事。他咽不下这口气，搁谁身上谁也咽不下去。可是找到凶手太难了，大雪盖住了一切，路上什么都没有，脚印、车辙，都没有。他们把现场破坏得那么严重，当时也没有报案。父亲见他捡回了妹妹的衣服，就让母亲把衣服给女孩穿上。衣服和女孩都冻得很僵，互不相认，不好往身上穿。父亲让他帮妈妈的忙，他则让邻居发誓忘了这回事。他当时提出报警，被父亲打了一巴掌。他握紧拳头站在一旁。父亲让母亲解下头巾，擦了擦女孩的下身。
“最后案子破了没有？”小爷爷说。
“不知道。”爸爸说，“她没有把这件事讲完就下车了。我趁没人注意拉开拉链看了看龙头，他还好好地待在包里。”
“净说废话，他不在包里还能上天去？”祖奶奶说。
小爷爷叫了我一声，他伞里的芝麻也不少了。他让我帮他撑着口袋，把芝麻倒进去。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地上满是割掉芝麻之后留下的根茎，每一根都有五公分那么长，非常尖利，像从地下长出的钉子。我脚下的布鞋很容易被刺穿，夏天时我们可以在麦地里奔跑，但在芝麻地里，大家只能小心翼翼地行走。我撑着口袋，小爷爷把伞收起，慢慢地往里面倒。这时候祖奶奶那边突然惊叫起来，我扭头去看，祖奶奶的儿子手里提着两只兔子，其中一只已经死去，鲜血从灰色的皮毛上往下滴，另外一只小的四肢在空中划着，不停挣扎。
“兔子！”我说。
“哎哎，”小爷爷叫道，“你跑什么，没见过兔子吗？”我回过头，发现小爷爷的芝麻撒了一地。我回去帮他捡，他说算了你别添乱了，快去看兔子吧。我跑到祖奶奶身边，看着那些死了的兔子。一共四只，三只已经死了，只剩下一只小的安然无恙。祖奶奶的儿子挖红薯时挖到了它们的窝，一钉耙刚好砸中它们。一把钉耙三根长齿，中间最长的那根刺中了一只大兔子，另外一根刺中了两只小的。只有一根齿上没有血，也只有一只小兔子没有死。
“这是一窝兔子。”祖奶奶说。她揪着最大的那只的耳朵把它提起来，“这是一只母兔子，那三个是兔崽子，还差一只公的，估计出去找食去了。”
“我看看，我看看。”我从祖奶奶的儿子手里要过来那只活的，两只手握住它的身子。我看着它的脸，它的眼睛很大，很湿润，水灵灵的。它竖起的耳朵往两边分着，两条后腿使劲蹬着我的手。两颗大牙从它的豁嘴唇里露出来，看上去很滑稽，猛然看上去就像是在冲你做鬼脸。我看着它，它也看着我。我突然有点害怕，这家伙可是刚刚死了全家，它这么认真地看着我，别把我当成了凶手。我问祖奶奶，兔子会咬人吗？
“那可不，”祖奶奶说，“没听说过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啊？”
我把兔子还给她，说我不要了。祖奶奶笑起来，她说，唬你的，它不咬人，给你玩了。
我很高兴，拿着兔子往回走。我喜欢养小动物。我养过鸟，养过蚕，还养过一只猫头鹰，但都没有养太长时间，它们最后都死了。大多死于非命，蚕是被老鼠吃掉的，猫头鹰是被狗咬死的。我养死的鸟最多，还没上学的时候，每年夏天我都会逮几只麻雀养，有时候是爷爷给我逮的，有时候是我自己从墙缝里掏的。我给它们抓虫子吃，或者喂它们麦粒。它们总也活不长，最多活个两三天就死了。奶奶说是撑死的，“你总是不停地喂它东西，它当然会撑死了。”想想也是，每当逮到一只麻雀，我就一直把它攥在手里，掰着它的嘴喂它虫子或者馒头，如果它咽不下去，我就在它嘴里吐一口口水，捋着它的脖子让它吞下去。我用很大的热情喂养麻雀，但它们总是死去。这让我对麻雀失去了耐心。有一天下雨，爷爷又给我带回一只麻雀，“现在玩吧。”他说，“玩得久一些。”然后他就打着伞出去了。那只麻雀是死得最快的一只，我只喂了它一点馒头就懒得喂了。我一手揪住它的头，一手握住它的身子，然后开始旋转。我一边转一边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数，是为了看看转多少圈它会死还是为了看看转多少圈能把它的头转掉呢？我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我只是转着，转到十八圈还是十九圈的时候我数忘了，没有再继续数下去。我又转了一会儿，最后猛然松手，它的头就像即将停下的陀螺那样甩着转了几圈，然后停下来，发出一声微弱的叫声，就不动了。它死了，但它的腿还会不时抽搐一下，我把它扔进了下着雨的院子。
我还是第一次得到一只兔子，我打算好好养它。兔子很大，爱吃萝卜和青菜，不用去给它捉虫子，我想它应该很好养活。我坐在阴影处，抱着它，生怕它跑掉。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些累了，我的手都出汗了。兔子好像也不舒服，它不再蹬我的手。我握着它，不知道怎么玩它。我只能看着它，它也只能看着我。它的目光不是很友善，它支棱着耳朵，眼珠子一动不动，好像在思考什么。也许它正想着怎么逃跑。兔子最擅长逃跑了，我们都追过兔子，有人还带着狗追，但很少有人追上它们。一旦它们跑在路上，就很难追上。兔子跑得很快，而且善于躲藏。有时候明明看见它们跑到了一片草丛里，而且没有再跑出来，把草丛翻个遍就是找不到它们。它们太狡猾了，简直比狐狸还狡猾。你看着它们跑进一片草丛，可就是找不到它，这让很多人恼羞成怒。它到底藏哪了呢，这个问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叔叔和龙头还有他们的一干结义兄弟在田野里撵兔子，他们把两只兔子赶进了荒草滩，然后包围了那里。他们一共十三个人，号称“蔡州十三条龙”。他们对那片草滩展开了地毯式搜索，还是一无所获。龙头气坏了，他用打火机点燃了那片草地。“就不信你们不出来。”火越来越大，兔子一直没有出来。火烧到了相邻的玉米地，十三条龙都急了，骑上摩托车跑了。走之前他们警告我们，不许告诉任何人是他们放的火，“不然你们就惨了，”其中一条胳膊上文着龙的龙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十三条龙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条龙。叔叔的那条在腿上。
我拿了一根塑料绳，他们用这种绳子捆芝麻，我打算用它拴兔子。我一直握着它，不敢松手，怕它跑了。可是握着它没什么好玩的，也不能干别的。我打算用绳子拴住它，那样就可以牵着它玩了。我用腿夹着它，把绳子挽了个结套在它的后腿上。这时候它突然蹬了一下后腿，我吓了一跳，它趁机跑了出去。
我爬起来去追它，它还很小，跑得不是很快。我边追边叫爸爸，爸爸和小爷爷拿着镰刀，从对面围过来。小兔子走投无路，又折回来，冲着我跑来。我张开双手，准备随时扑上去。祖奶奶也在一旁帮忙，她扬着手，嘴里发出威吓的叫声。小兔子被我们包围了。它跑不出去了。它在我们的包围圈里绕着圈子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好像在寻找合适的突破口。我们慢慢往前走，把包围圈缩小。小兔子急了，它跑到了龙头的坟墓上，它站在坟头四下看了一眼。我们围上去，臭味一下子浓烈起来。我迫不及待地跑上去，企图用衣服蒙住它。它从坟头跳下去，就不见了。
“它呢？”我说，“它去哪了？”
小爷爷用镰刀指着坟上的窟窿，说，去给龙头作伴了。
我看着那个窟窿，阳光洒在洞口，里面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见。我说，怎么把它弄出来啊，我要把它弄出来。
“弄不出来了。”小爷爷说，“除非等它受不了里面的臭气自己跑出来。”
我从爸爸割下的芝麻里挑了一根粗一些的，把它伸进洞里。
“看我把它捅出来。”我说。
“住手。”爸爸在我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他夺过我手里的芝麻秆，“你见过捅死人坟的吗？你个小兔崽子。”
“算了，别要了。”祖奶奶说，“死龙头这是又馋了，这孩子活着的时候就偷鸡摸狗的，死了也改不了。”
他们回去继续干活，爸爸警告我不许再碰龙头的坟，除非那只兔子自己跑出来。我看着龙头的坟墓和上面的窟窿，不知道兔子能不能跑出来。坟是一个大土坑，里面放着棺材，如果兔子掉进去，它还能爬上来吗。兔子只会跳，好像不能像老鼠那样往上爬。除非它能踩着棺材上来，否则它没法从笔直的土坑里出来。
我注意听着坟墓里的动静，一直都很安静，小兔子不像小孩，它们不会怕黑。如果把我一个人留在黑漆漆的地方，我一定会惊慌失措，大喊大叫。在我七八岁的一年夏天，大人们忙着收割麦子，我在田地里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却在屋子里。天黑洞洞的，我醒过来，叫人，没有人答应。我翻身起来，不小心从床上掉到地上。我哭起来，屋子里又闷又热，电灯打不开，门从外面锁着。我在漆黑的屋子里摇着门，哭得满头大汗。我坐在门边，一直哭到有人回家。兔子似乎比人坚强多了，即使它刚死了亲人，也没有因此意志消沉，任人摆布。它竟然从我手里跑了出来，我眼睁睁看它跑进龙头的坟墓，却一点办法都没有。要换作龙头，他不把它弄出来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就算掀了这座死人坟也在所不惜。这就是龙头让人佩服的地方。一直以来，蔡州十三条龙都是我们这些中小学生崇拜的偶像，他们大到打劫卡车司机，小到在田野里打狗逮鸡，干什么都有模有样，漂漂亮亮。因为叔叔是十三条龙中的一条，学校里没有一个人敢欺负我。后来，十三条龙不知道为什么解散了，他们很少再集体出动，即使聚在一起也只是在家里喝酒打牌，不再出去干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他们十三个人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龙头和叔叔这些姓李的，一派是姓王的，以大队支书的儿子王刚为首。有一次他们喝酒时，龙头和王刚吵了起来，龙头打碎一个酒瓶，把破碎的瓶颈扎进了王刚的手臂。王刚的胳膊断了一根筋，后来又接上了，恢复得很不错，除了一个刀口，没留下什么别的毛病。龙头家承担了所有医药费，他们卖了很多东西，他爸爸最喜欢的一头牛，他妈妈祖传的银镯子，还有他心爱的摩托车。
因为这件事，龙头和王刚断绝了交情。其实他们一开始见面还打招呼来着，但他们的父亲不准他们再互相说话。王刚很怕他爸爸，他不敢和龙头玩了。而龙头从没有听过他爸爸的话，但对于这件事他第一次顺从了父亲的意思，那是他最后的遗言。
太阳快下山了，天凉快起来。爸爸说，那天我们出发时就跟现在一样，天气晴朗，不冷不热。王朝特地查了查天气预报，广州的天一直很热，不管是夏天还是秋天，但是那天很不错，很适合干活。我们出去时，太阳就要落下去了，天边有一大片火烧云。龙头指着那些云彩，说今天是个好彩头。王朝说是，错不了，我问气象台了，接线小姐说今天天气晴朗，气候宜人，微风三到四级，是外出游玩的好日子。王伟说游玩就不必了，你应该问问她今天适合不适合上山偷电缆。王朝斥责他不要瞎说，他看着四周的路人，说，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吗？龙头说，得了，别扯淡了，快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这货就知道吃。”小爷爷说，他看了一眼龙头的坟墓，说，“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得吃，那年他爹在医院快死了，眼睛都睁不开了，一直嘟囔着要见龙头。大家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他就是不来。最后他叔叔找到他，他正和王刚那帮臭虫吃饭呢。他叔叔说，你爸快不行了，要见你最后一面。龙头说，别急，我还没吃完饭呢。你说这畜生脑子里都在想什么，等他把饭吃完，好了，他爹也咽气了，爷俩到底没见上一面。”
“日他娘现在好了，”祖奶奶说，“爷俩埋一块儿了，这就叫不是冤家不聚头。”
“说到吃还真有点古怪，”爸爸说，“那天晚上龙头一共吃了四碗米饭，以他平时的饭量，最多也就吃两碗。这是他的最后一顿饭，不知道为什么会吃那么多，好像他知道现在不吃以后就吃不到了似的。”
“阎王爷让他吃的。”祖奶奶说，“有人的死刑是国家判的，有人的死刑是阎王爷亲自判的，龙头就是。估计阎王爷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只是时间没到罢了。死可是老天爷对人最大的惩罚。阎王爷也精着呢，他知道什么时候让你死才是惩罚，有时候死也是恩惠，像我老姐姐那样的，就是阎王爷可怜她，不想让她再在世上受苦，就和她商量了一下，虽然你的时辰没到，但是我能让你早点过来，只是我不能动手，因为你时辰没到，只能你自己动手。所以我老姐姐能提前到那边去，不过那也是因为她积的德。像龙头这样从小就走了歪路的孩子，说不定早在阎王爷账本上了，阎王不找他算账是因为时辰没到，他孤家寡人一个死了就死了，无牵无挂，那算得上什么惩罚呢。一等他娶了老婆有了孩子，阎王爷一看，知道时候到了。虽然龙头开始学好了，可是也晚了，人在做天在看，你以为做过了就过去了？账上都记着呢。”
我第一次听说阎王爷还会记账，让人死还要和人商量，不是都说阎王让你三更死你就活不到天明吗？“那阎王爷和你商量过吗？”我问祖奶奶。
“别乱说话。”爸爸呵斥道。“商量过。”祖奶奶笑着说。
“他说什么？”
“他说让我这个老不死的先活着，他现在太忙，顾不上我。”
祖奶奶拣满了一筐红薯，她站起来，捶捶后背，准备把筐子里的红薯倒进不远处的车里。她用力提起竹筐，刚离开地面就又放下了。她挺着腰站在那儿，使劲捶打自己的后背。过了一会儿，她又提起竹筐，往前走了两步她不得不再次停下来。竹筐落在地上，一只红薯掉了出来。她扶着竹筐的提手，弯下身子把红薯捡起来。她叫了两声她的儿子们，他们在前面很远的地方，没有听到。我走过去，说，我帮你倒吧。她说，不行，你提不动。提得动，我说着用两只手提起竹筐，很重，我试着往前走了几步，竹筐紧贴在双腿上，随着步子磕碰膝盖。祖奶奶从后面拉住我，你不能提，她说，别把胳膊拽坏了。
爸爸走过来，轻松地提起筐子倒进了车厢。祖奶奶从爸爸手里接过空筐，像唱歌一样说，人老了，不中用喽。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好像每个老人都这么说过，奶奶说过，姥姥说过，祖奶奶也说过，现在这位祖奶奶也这么说了，每个人都不止一次这么说。我突然想起祖奶奶吊死的前几天，她好像对我说过这句话。她的腿摔坏了，在床上躺了十多天不能下地，每顿饭都要奶奶给她送来。有一天我坐在她床前玩火柴，玩着玩着有点饿了，就问她要吃的。她看了看房梁——以前她总把吃的吊在上面。她躺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房梁，突然叹了口气，说人老了，不中用喽。我追问她有没有吃的，她说没有。我说那我回家吃去了。她叫住我，问我要一根绳子。我问她要绳子干什么。她说有用。我说那我下次给你带一根来。她说好，要粗一点的。她特意叮嘱了我几遍，怕我忘了。像很多孩子一样，我转过头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后来我又去看她，她也没有再向我提起。现在想起来，才知道她为什么向我要绳子。她没有得到我承诺的绳子，依然吊死了自己，用的是她的腰带，一根红色的棉布条。
“年纪大了就不要干这么重的活了嘛。”小爷爷说，“摔着怎么办啊，老年人骨头脆，最怕磕碰了。”
“摔就摔吧，我可吃不起闲饭。”祖奶奶说，“最好一下就摔死。干了一辈子活儿，我可不想到头来什么都干不了去拖累别人。”
“这老太太在胡说什么，”小爷爷说，“你不是有儿子吗，养儿子为什么，就是给你养老送终的。”
“算了吧，儿孙谁敢指望，”祖奶奶又蹲下去拣红薯，随着一声呻吟她成功地蹲了下去，“养老就别奢望了，送终还行，人一旦老了，谁都盼着给你送终。还是我那老姐姐干得漂亮，等到动不了了，谁也不麻烦你们，我自己给自己送终。”
他们都不说话了。我看着龙头的坟，想起了祖奶奶的。他们的坟上都长满了杂草，有人靠近，就会惊动里面的昆虫，有的飞走了，有的只会蹦，它们蹦到一个自以为安全的地方，然后静止不动。坟墓上的虫子比别处的虫子更为敏感，你听到一些虫子在里面叫，等你走近，它们就不叫了，别的地方的虫子会一直叫个不停，除非你把它抓起来，或者踩死。
龙头坟上还有几个残破的花圈，经过一个月的风吹雨打，花圈仍没有完全融化在泥土里。不知道叔叔送的那两个还在不在。葬礼那天，十三条龙来了七条，每个人都带着两个花圈，王刚人没有到，也送来了花圈和礼钱。叔叔对王刚很不满，他们去找了几次，王刚一直不在家。
葬礼很热闹。人们都劝龙头妈，说龙头死得不明不白，又那么年轻，承受不了那么隆重的葬礼，但她一意孤行，花了不少钱，摆酒席请乐队，吹拉弹唱了两天。遗憾的是没有人为龙头戴孝，他的儿子才刚刚满月，妻子不愿意为他服丧，对着尸体哭了一次就回娘家去了。为此奶奶很是自责，龙头的婚事是她做的媒，以前我还奇怪为什么他们夫妻一吵架龙头妈就找奶奶，原来是因为这个。奶奶见龙头二十四五了婚事还没着落，他姐姐也待嫁闺中，想来是邻里们都知道他名声在外，没有人愿意把好好的大姑娘许给他，因为他一个人难搞，连带着他姐姐也没有人敢打主意。恰好奶奶有个表哥也有一双儿女尚未婚配，于是她给两家牵了牵红线。印象中奶奶很爱做媒，但是做成的很少。这一次她提议两家换亲，即龙头的姐姐嫁给那家的哥哥，那家的妹妹嫁给龙头。我那位表叔生性木讷，小三十了还找不到对象，自然很乐意。龙头吊儿郎当了二十多岁，屁本事没有，又见我那表姑长得漂亮，自然也很乐意。因为两家的儿子乐意，两位老姑娘也只能从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各自嫁了过来。为此奶奶高兴了好些日子，其实媒人的收获也就是两斤红鲤鱼。奶奶没高兴多久麻烦就来了，他们还没过蜜月就开始吵闹，龙头经常打老婆，一打老婆就要跑回娘家，她一跑回娘家，作为回应，龙头的姐姐也要跑回娘家。这一跑就跑散了两家人。就像现在，表姑永远地跑回了娘家，龙头的姐姐也同样跑了回来。她们各自在婆家留下了一个儿子，现在，表姑在娘家哺乳龙头姐姐的儿子，龙头姐姐在娘家哺乳表姑的儿子。奶奶说我那位表叔经常闷在屋里哭，看着他的儿子哭，看见他妹妹就骂着哭，骂她为什么要跑回来，导致他老婆也跑了回去。我表姑的回答是，她不愿意守活寡。说到这奶奶就会唉声叹气，掉两滴眼泪，她说没办法啊，这几个孩子都命苦，我这媒做得也不长眼，早看出龙头是个短命鬼就好了。而我的疑惑是，难道爱情就这么经不住考验吗？我刚刚进入懵懂的爱情阶段，天天和女孩传纸条，说一些我爱你你爱谁之类的傻话。我很想知道这些更有经验的人是怎么看待爱情的。从邻里们的说法来看，龙头和表姑后来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好了，他们整天整天地腻在一起，晚上都不闲着。他们床上常备一个小手电，做爱的时候龙头一定要看着表姑才安心。特别是后来表姑有了身孕，龙头再也不往外面乱跑了，天天守着她，一步都不愿离开。这次出门，是表姑多次鼓励龙头才同意的，他发誓要到外面好好干，好挣点奶粉钱回来。他离开时表姑已经快生了，她挺着大肚子一直把龙头送上省道。那天正逢集市，他们在热闹的马路边吻别，引得路人纷纷侧目，连我也跟着不好意思起来，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男女接吻。老年人纷纷注目观看，嘴里还夹着笑骂，说现在的年轻人了不得，以为在演电影呢。表姑把龙头送上汽车，挥舞着已经浮肿的手说，我等你回来。
“等吃完了饭，”爸爸说，“我们就扛着家伙上山了。那时候天也黑了。”
“山上有人吗？”小爷爷说。
“不知道，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爬山的，不过晚上很少有人。”
“那天你们碰到人了吗？”
“没有。”爸爸说，“一个人都没有。夜里山上起了大风，我们都穿得少，冻得瑟瑟发抖。这时候我们才知道王朝所说的天气预报只是指白天的天气。”
“冻死你们也不亏，”祖奶奶骂道，“日他娘大半夜的非要跑山上去干什么。”
“我知道。”我举起手，等着祖奶奶点名要我说，但她自己说了出来，我也知道，他们是去偷电缆。这帮没出息的混账孩子，就知道偷鸡摸狗，从来不想想父母在家多担心。在家小偷小摸的也就算了，顶多挨几句骂，在外面人家打死你也是白死。现在的年轻人邪了门了，怎么说都不听，钱挣得少可以慢慢挣，非要走那些歪门邪道。你爷爷那辈人找不出一个这么不正混的人，除了一个爱喝酒的八贤王，喝醉了话多的跟相声演员似的，别提多招人烦了。虽然这样，人家现在也老婆孩子一大家子人了，日子过得平平安安的。到了这一辈可好，喝酒赌博都成小事了，一个个在外面偷抢拐骗，你说你们是出去打工去了还是犯罪去了。到处胡作非为，有多少孩子再也没回来，街上的海旺，郭庄的东子，阿文，还有我那外孙刘成，一个个连尸体都见不着，真不敢想他们都是怎么死的。现在是龙头，这个死鬼还算好的，能落个全尸埋在家乡。那些年轻人恐怕都喂了野狗了，活该，谁让你们不正混。
“是是，”爸爸说，“但刘成可不是因为不正混，他从来没干过什么犯法的事。他死在了海上，是因为在海上打渔能多挣一点。”
“你姑姑差点没哭瞎眼，”祖奶奶说，“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孩子就这么喂了鱼了。水鬼是最苦命的鬼，水下又冷又黑，被鱼吃得连个骨头渣都不剩，想再投胎转世都难。”
“那还能投胎吗？”我问祖奶奶。
“能，”祖奶奶说，“但是很难，你没听过《淹死鬼找替身》吗？”
“没有。”我使劲摇头，知道又有鬼故事可听了。我很喜欢听鬼故事，但是没有听过这个。我缠着她讲给我听。祖奶奶说，淹死鬼和别的鬼不一样，如果他们想重新转世为人，就必须找到一个替身，把替身淹死在水里，自己才可以去投胎。“你舅舅淹死在海上，”祖奶奶说，“他很难找到替身。”
“那《淹死鬼找替身》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一个淹死鬼，他怎么也找不到替身。”“为什么？”
“因为他太善良了。”
祖奶奶坐在凸起的土块上，手里拿着一只红薯，好一会儿没有动弹。她注视着湿润的土地，嘴里发出模糊的呻吟。我想听她接着讲那个淹死鬼的故事，叫了她几声，没有得到回应。小爷爷在问爸爸那天山上发生的事情。我感到无聊，只好继续盯着龙头的坟墓，期待那只兔子能尽快跑出来。
柴油机的声音由北传来，越来越近。是祖奶奶的儿子们，他们装满了一车红薯，要先运回家。我坐在地上，目送他们从眼前驶过。车子慢吞吞地在田间行驶，留下一串深深的车辙。我从里面捡起一块硬土，用尽全力扔上天空，仰着头看它落下来。我在车辙里发现了一只被轧死的蟋蟀，我踩住它转动脚尖，再次抬起脚时，它彻底不见了。我突然爱上了这个游戏。我低着头在地上寻觅，希望踩死更多倒霉的蟋蟀，让它们尸骨无存。柴油机的响声远去，我在这种有规律的发动机声中干劲十足，踩死了一只又一只。我手舞足蹈地奔向另一只，声音突然戛然而止。我们不自觉地望过去，发现车子陷入了一个泥坑。
他们让爸爸和小爷爷过去帮忙，我也跟着跑了过去。
“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水？”祖奶奶的一个儿子说。
“不知道。”爸爸和小爷爷一起摇头。
“我知道。”我大声说。他们看着我，等着我公布答案。
“我在这撒了一泡尿。”我哈哈大笑。
“哦，你真能撒。”祖奶奶的儿子说，论排行我应该叫他三爷爷，但我对他并不熟悉。
“去去，别捣蛋。”爸爸一点也不欣赏我的玩笑。他弯下腰观察车轮陷进泥潭的深度，“发动车子，”他说，“我们在后面推。”
三爷爷取下摇把开始摇车，摇了几次没有打着。爸爸要过摇把，捋起袖子摇起来。他们摇车子的动作很滑稽，扎一个又大又低的马步，一手扶着车子一手握住摇把，使尽全力不停地转动手臂。憋得满脸通红，咬牙切齿，直到把车子摇响，他们才能快速地抽出摇把，重重地出上一口长气。
爸爸一下就摇响了车子，但是抽出摇把后他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他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大口喘气。他站立不稳，摇摇晃晃的似乎要摔倒。
“你怎么了？”三爷爷紧张地问。
“没什么。”爸爸从牙缝里吐出回答。他面目扭曲，痛苦地喘着气，似乎随时都会倒下。
“估计在号子里落下的病根又犯了。”小爷爷说。
爸爸点了点头，继续捂着胸口。
我有点害怕。
“你要喝点水吗？”三爷爷说。
“不用，”爸爸说，“我躺一下就行。”
“躺一下？”三爷爷环顾四周，“躺哪儿？”
爸爸已经躺下了。他仰躺在祖奶奶家刚刚犁过的红薯地里，双手拍打着胸口，那样子就像一个滑稽的大猩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忍不住笑了起来。三爷爷仍然很紧张，不知道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小爷爷表现得很平静，“没事，”他说，“一会儿就没事了。”
过了一会儿——也许就三两分钟，果然没事了，爸爸一跃而起，像刚刚一样健壮有力，生龙活虎，看上去好像天底下没有他摆不平的事情。
“吓死我了，”三爷爷说，“你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发羊角疯吧？”
“不是。”爸爸说，“没事。”
“那是怎么回事？”
“我忘了自己不能干重活了。”爸爸说，“特别是这种要用猛力的活儿。”
“为什么？你以前不是挺能干的吗？”
“在里面被人打坏了。”爸爸说。
三爷爷恍然大悟，并不再说什么。他们都知道爸爸坐过牢，奶奶也告诉过我，爸爸一共进过两次监狱，一次是因为卖黄书，一次是因为偷苹果。卖黄书进去半年，偷苹果则是八个月。不知道他是哪一次被打坏的，也许是两次合起来造成了这种遗留性的伤害。两次坐牢都是在广州，我们家的钱也都是他从广州挣回来的，他从十七岁开始去广州收售二手衣服，后来在天桥卖书，再后来在车站跑摩的。他用在广州挣到的钱娶了妈妈，又用在广州挣到的钱把我养大。我刚出生不久，他就因为卖黄书进了监狱。奶奶说，卖黄书最挣钱，卖一本黄书胜过卖十本别的书。在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黄书是一种什么书，但却一直对它怀有好感。一听到黄书我就觉得亲切，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拥有这样一本书。爸爸每次回来都带很多书，唯独没有黄书。我问他，为什么不给我带本黄书回来。爸爸说你现在太小，带回来你也看不懂。我说你骗人，你不带是因为黄书太贵。
尽管没有见识过黄书，我还是对它略知一二，家里有一副黄色扑克牌，上面的男女全都没穿衣服，顶多两人共用一条铁链。
我有时候会拿几张给朋友们看，一个比我们大几岁的家伙说，这简直比黄书还黄。
我想，哦，我爹就是因为这些陌生的光屁股男女坐的牢，还一坐就是六个月。在这六个月里，在妈妈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在身边，等他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快死了。
他第二次坐牢，是我七岁的时候，还好我已经习惯了他不在身边。不管他是在外面坐牢，还是在外面挣钱，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区别。奶奶的说法是，他在外面是为了挣钱，他坐牢也是因为挣钱。可是他们又说他坐牢是因为偷苹果，他坐牢是因为卖黄书。好了，不用解释我也知道，卖黄书是为了挣钱，偷苹果也是为了挣钱，而偷电缆，还是为了挣钱。
那挣钱是为了什么？
“这次我们都没有挣到钱。”爸爸说，“龙头出事了，我们顾不上带绞下来的电缆。我们唯一想从山上弄下来的，就是龙头的尸体。”
“你们一共绞了多少？”小爷爷问。
“你说电缆？”爸爸停了一会儿说，“大约三千块钱的吧，我们刚绞了一半，龙头就出事了。”
“三千。”小爷爷说，“三千块钱能干不少事，足够你们包个车带龙头回来了。”他拿起水壶，把最后的一点水喝完。他咂着嘴，“你们应该把电缆带回去。”
“那时候谁还有心思带它啊，全都吓得半死。”爸爸说，“王伟都吓尿了，我用手电照到他时，发现他的裤子湿了一片。王朝骂他：‘你他妈的快憋住，尿也会导电’，他捂住裤裆，不顾一切地往山下跑。那时候龙头正在遭受电击，一根电线和他连在一起，他像牵线木偶一样跳着舞，嘴里发出哆哆嗦嗦的叫喊，身上像放鞭炮一样噼噼啪啪地溅出火花。我们站在原地不敢动弹，看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王伟尿裤裆了？”小爷爷说，“那么大个的汉子竟然吓尿了？”
“噢，”爸爸一拍脑门，“我说漏嘴了，他们兄弟俩让我们发誓不把这事说出去。今天这儿没外人，你们千万要保密，咱答应别人的事不能说话不算数。”
“是，是。”小爷爷说。
“是什么啊，”祖奶奶说，“是个窝囊废。”她咬牙切齿地骂道，不知道是什么让她这么生气，“是个窝囊废还不让人说了。”她低着头，恶狠狠地攥着一个红薯。“窝囊废还不正混，活该，明天我就给他宣传宣传去。”爸爸和小爷爷笑起来。“奶奶又生气了，”爸爸说，“奶奶消消气。”
祖奶奶没理他们，继续攥着那只红薯，用两只手握住它旋转，就跟我对待麻雀一样，一圈一圈地转着，泥土从指缝里落下来。她没有必要把那只红薯弄那么干净，这些红薯运回家之后还会放在一个大缸里搅拌，那会把它们彻底洗净。现在她要做的只是把沾在红薯上的泥块擦掉，根本不需要弄那么干净。对于这个，她应该比谁都清楚，这种工作她至少干了六七十年了，谁也不会比她更熟悉红薯。这些老年人常常提起五九年。奶奶说，在五九年，除了红薯和树皮，什么都没有。他们都经历过只吃红薯的年代，从把红薯种在地里，到把它们吃进肚子，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他们都了如指掌。下雨天是种红薯的最佳时机，他们身上披着从化肥袋上扯下来的塑料纸，头戴一顶草帽，像一群大侠一样在雨中忙碌。他们全都弯着腰，脸贴在地上，从远处看，这帮怪客好像在土中寻找什么。他们把剪成小段的红薯苗插进泥土，等天一晴，它们就会飞快地长起来，完全覆盖住裸露的地面。
爸爸告诉我，他也经历过那种只吃红薯的日子，“那会让你拉不出屎来，”他说，“红薯会粘住肠子，像胶水一样，粘住肠子。你明明很饿，肚子却越来越大。”
他恨透了红薯，但在红薯收获的季节，他仍会偶尔吃两个。不知道祖奶奶对红薯感情如何，现在看来，她似乎也不太喜欢。她攥着那只红薯，一直没有把它扔出去。地上还有很多等着她捡起来，但她只握住那一个。她把它擦得干干净净，光滑溜圆。她暂时停止了转动，红薯表面已经看不到一点泥土。她的白手套上沾满了红色的红薯皮屑和磨得黑亮的泥土，已经看不出本色。她用力握住那只红薯，砸着面前的土块，嘴里念念有词，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我看着她，突然很害怕，她就像鬼上身了一样。爷爷刚死的时候，奶奶也会这样。她常常半夜惊醒，坐在床上哭泣，嘴里胡言乱语，全都是吓人的话。她会模仿爷爷的口气说话，并自问自答。我们看着她发疯，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把一个更为年长的老人请来。她坐在奶奶身后，拍打她的后背，把我们家所有死了的亲人骂上一遍，让他们滚蛋，滚回他们的坟墓里去。奶奶在骂声中恢复正常，告诉那个更老的老人：“他回来了。”
“我知道。”老人说，“他已经走了。”
在这种时候，这些老人总是让人害怕，好像他们真的能和死人打交道一样。那个会驱鬼的老人很老，比祖奶奶还要老一些，这从她们的脚就可以看出来。祖奶奶的脚很小，只能穿那种特制的清朝的鞋子，脚上永远裹着一层白布。驱鬼老人的脚比祖奶奶的还小一圈，比大部分孩子的都小。因为脚小，她走起路来就像不倒翁一样，好像随时会摔倒，但从没有过。人们都说她的脚是真正的三寸金莲，是我们村仅有的一个，或许也是世界上仅有的一个。这样的脚确实不多见，祖奶奶死后，村里就只剩下四五个有这种脚的老人了，包括正在殴打红薯的这一位。她的脚也很小，裹着白布。她是一个脾气很大的老人，一般像她这样满头白发的老人都很和蔼，说话慢慢悠悠，最爱干的事就是晒太阳，从不与人争吵。但是这位祖奶奶，有时候她会大声骂人。
我见过另一个像驱鬼老人那么老的老人，她们的脚也差不多大，那是在龙头姐姐的婚礼上。那天我们先是参加了龙头和表姑的婚礼，后来又去参加龙头姐姐和表叔的婚礼，因为两家都和奶奶有亲戚，并且都感激奶奶，皆把她奉为座上宾。婚礼很热闹，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吃一切想吃的东西。后来我无意中闯进一间厢房，看到了那个老得不能动弹的老人。她穿着一身黑衣服，坐在黑乎乎的房间里，她旁边的床上堆满了礼物，我刚进去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发现她。外面吵吵闹闹，屋子里却很安静。我的贸然闯入似乎吓了她一跳，她好像不太适应突然照进屋子的光亮。她安静地看着站在光影中的我，我想她并不能看清我的五官，对她来说，外面的光太刺眼了。我能清楚地看到她。她一直没有动，只是看着我。她的眼睛睁不太大，松垮的眼帘遮住一大半眼睛，她像是从一条窄缝里看我。她的目光很有神，虽然并没有完全睁开眼睛。我想她只是懒得睁而已。我和她对视几秒，马上就移开了视线。我有点害怕，我不太喜欢这些太老的老人，她们就像另一种生物一样神秘，陌生。但我没有马上离开，她让我想起了祖奶奶，上吊死的那一个。她的衣着和神态，特别是白色的裹脚布，都很像祖奶奶，只不过祖奶奶喜欢晒太阳，她似乎不太喜欢。她一直没有说话，但看得出来，她想让我关上门。可是我不敢，除非我离开，不然我是不会关门的，我可不敢把自己和一个沉默的老人关在同一间黑屋子里。她就那么看着我，就像什么都没看一样。我一手放在门把手上，一手撑着门框，打量着她和整个屋子，还有床上那些吃的。后来她好像看累了，就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第二天，奶奶告诉我她昨天死了。“你们的一个老祖宗死了。”她说。
“哪个，哪个老祖宗？”我的一个堂弟问。
“就是我们昨天参加婚礼的那一家，他们家有一个老人，你们应该叫她老祖宗。”
“她怎么死的？”
“老死的。”
于是我们又去参加葬礼。我站在门外往里看，她盖着被子的遗体就像前几天一样安静。我一直好奇她是什么时候死的，是我看着她的时候死的，还是后来她一个人死的。没有人知道。
因为前几天刚举办过婚礼，她的葬礼很简单。按理说，像她这样的年纪，应该风光大葬，还可以办成喜葬，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没有乐队，也没有司仪，一切都很枯燥，只有几个老妇人围着棺材哭。不像龙头的葬礼，因为没有那么多亲戚为龙头哭丧，他们花钱请了几个。都是很专业的演员，穿着华丽的丧服，头上戴一朵大白花。她们能边哭边唱，并且真正地哭出眼泪，只要你给她们五十块钱，就能让她们代表你哭上一出。叔叔一共花了两百块钱，让四个女人一起替他为龙头哭。因为这个，回到家奶奶骂了他一顿，说他不应该那么铺张浪费。真正铺张的还在后面，因为叔叔花了两百块，四个女人哭得死去活来，把在场的人都感动了，纷纷夸奖这些哭丧的。另外六条龙很不服气，为了表示对龙头的情谊，他们也都拿钱出来让那些女人哭。每人二三百块，那些女人哭得昏天黑地，后来她们发现就是哭到天黑也哭不完这么多钱，就打电话又叫了一些人来。她们十多个人白茫茫的一片，边哭边唱，热闹非凡。村里的老人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热闹的葬礼之一，能与之相比的，只有王刚爷爷的葬礼，他们虽然请了两个乐队，还有人录像，但是没有那么多哭丧的，他们只是收到的花圈比较多而已，不过那也很壮观。老人们表示，多请一些哭丧的要比花别的冤枉钱好得多，这样很气派，很感人。只有在听到这些汇聚成河的哭声时，才能明白生命有多么庄严。一个老教师这么说。
那当你看到一个人被电死的时候对生命有什么看法呢？我真想这么问问老教师，但我只能问爸爸。
“什么想法都没有，”爸爸说，“我们只想跑。”
“你们应该救他，”小爷爷说，“看到有人触电，应该用木头把电线挑开。”
“找不到木头。”爸爸说，“山上全是树，就是没有木头。”
“折根树枝就行，”小爷爷说，“随便折一根树枝。”“不行，根本不行。”爸爸很郑重地摇头，“刚折的树枝都有水分，也会导电的。当时我们都不敢随便乱动，地上很湿，我们能看见电流经过水洼，在地上乱窜。树叶吱吱啦啦得响，我们就像站在油锅里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站在那儿看着龙头遭受电击，不敢轻举妄动，我们知道自己正踩在几千伏的高压电上，幸亏我们穿着皮鞋，塑料鞋底不会导电，龙头就是死在了这上面，他穿的是一双破布鞋。真是该他死啊，出发前他从床底下翻出了那双破鞋，他可能是怕上山时把好鞋刮坏了，就穿上了布鞋，因为这个，电线一掉下来他就触电了。”“都是阎王爷安排好的，”祖奶奶说，“我问你，他怎么会有一双破布鞋？你们刚出去几个月，他就把带过去的布鞋穿破了？”
“不知道。”爸爸说，“他从床底下找出来的。”
“他是怎么触电的，电线直接落他身上吗？”小爷爷问。
“没有，我没有看见。当时华子在上面绞线，我们在下面收拾，一根电线落在地上响了一声，然后龙头就叫起来了。我们看过去，事情就那么发生了。王伟跑了之后，我和王朝也跟着跑了，华子还在电线杆子上，他不敢下来，一直等到我们又跑回来。”
“你们跑哪去了？”我很好奇他们会跑到哪去。
“哪也没跑，就在那座山上，乱跑一通。”爸爸把最后一捆芝麻捆好，天快黑了，路上陆陆续续走过回家的人。爸爸看着剩下的芝麻说，明天再有两个小时就能割完。小爷爷的已经割完了，他正把地上捆好的芝麻支起来。“我们跑散了，”爸爸说。他拿起伞，我跑过去帮他撑着口袋。“我跑到一片菜地里，那片地应该刚浇过水，到处都是泥巴。天太黑了，我摔了几跤，身上沾的全是泥巴。”芝麻沙沙地流进口袋，爸爸胳膊上沾满了白色的绒毛。他用一根绳子扎住口袋。他使劲的时候手上青筋暴起，汗水在白色的汗毛下流动，我帮他吹了吹手上的绒毛。
“回家吧。”小爷爷说，他把装芝麻的口袋装进了架子车。
“回家。”爸爸说。
“回家了，奶奶。”爸爸冲祖奶奶喊道。
“回家。”
他们把红薯全装进车子。车子发动，冒出黑烟，发出吃力的声音。
“你们为什么又跑回去了？”我问爸爸。
“什么？”爸爸搬起口袋，把它扔进了小爷爷的车子。
“你的芝麻比我家的熟得好，”小爷爷说，“你这一袋至少比我那袋多十斤。”
“你为什么跑回去？”我重复着我的问题。
“嗯。”爸爸说，“把绳子拿过来。”他拉着小爷爷的车子往路上走去，“不可能啊，”他说，“咱们两家的芝麻是同一天种的，一样的种子一样的化肥，怎么会这样。”
“不知道，”小爷爷说，“估计是龙头给你带来了好运。”
“哈哈，是这样吗？”他们笑起来。爸爸拉车，我和小爷爷在后面推着。车轮碾过坚硬的芝麻茬，偶尔发出一两声轻微的爆破声。在松软的田地里，车子走得很慢。我们走过龙头的坟墓，臭味又变浓了一些，我看了看坟上的窟窿，不知道那只小兔子在里面怎么样。也许再长大一点，它就能蹦出来了，或者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周围没有了说话声，它就会从里面出来。
我们来到平坦的路上，周围渐渐黑下来。四周都是嘈杂的人声，大多在谈论今年的收成和晚饭的内容。我坐在车上，爸爸拉着我和两袋芝麻走在和缓的晚风中。我靠在芝麻袋上，看着越来越黑的四周，点燃的香烟在人们手里发出微弱的亮光。大家不紧不慢地走着，两分钟之后，我们完全走出了龙头的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