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新派神学（1926年9月）

一、科学博士读神学

　　听到神警告的第二天早晨，卫斯理基金会（Wesley Foundation）驻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代表伏罗牧师（Rev. Wilbur Fowler）前去探望尚节，他开口的第一话就是：「你并不像一个科学家，倒像一位传道人。」

　　这位不速之客突如其来的话，在尚节心里起了共鸣，因为它唤起了他远近的回忆：近的是昨夜听见了神的警告，远的是他五年前所定的留美初志。他不是在出海前决定，赴美之后要回国作传道人吗？

　　他于是把往事追述了一番。那位牧师等他一口气讲完以后，就毫不迟疑地为他策划了一条妥善的出路：到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读神学。他翘起大姆指，介绍了「世界有名的协和神学」，迫不及待地要尚节答应。尚节寻思了一会，就答应下来，把留德和回国的两个计划完全抛在脑后。

　　他那么干脆答应到协和去，心里原来别有企图。第一，纽约是美国的最大都会，里面有富丽的珍藏，他要去发掘一些，充塞他那填不满的欲望。最使尚节向往的，是协和神学院与街对面的哥伦比亚大学可以互相选课、互得学位，可以先在协和得一些宗教知识，然后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其他广博的学问，请教他所崇拜的杜威博士。第二，协和给他以优厚的待遇：学费全免，供给寓所，每年还有五百元美金的津贴。这样，为什么不去纽约一行呢？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尚节离开俄亥俄州，来到繁华热闹的纽约。二十日进了协和神学院以后，他明知那里的课程安排需要三年，却要求在一年内学完。学院同意了这位科学博士的请求，于是他勤奋研读，每日功课都比同学们多花七八个小时，成绩果然优异。尚节所修华德教授（Harry F. Ward）的两门「基督教伦理」课，成绩分别为九十和九十二分；所修富司迪教授（Harry Emerson Fosdick）的两门「英语圣经」课，成绩分别为九十和九十五分。而这两位教授，都是当时世界著名的新派神学权威。

　　尚节进院以后，同学们都觉得奇怪，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问他：「为什么你已得了科学博士学位，还要来研究神学？」这个问题如果由普通信徒发出，倒没有什么稀奇，但若出自神学生之口，就未免令尚节大失所望了。在他心目中，总以为学了神学以后，都是灵命高超的离俗献身之士啊！

　　没过多久，尚节就发现这所神学院的真实内容了。他说：「我盲目地来到一所徒有神学招牌，而无属灵空气的学府。」他认为，在这里只能使头脑里的知识多一些，灵命是不会长进的，因为在这里找不到生命之道。他并非有意攻击，而是事实如此。纽约协和神学院本是一八三六年由长老会创办，但在尚节入学时，该院已被现代派（Modernism）控制，成为美国新派神学的象征。不但院长寇芬（Dr. Henry Sloane Coffin）否认神的存在，而且教员普遍怀疑主耶稣是童女所生, 并认为《创世记》和复活的道理不科学、不可信，把祷告看为催眠术。由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在二十世纪向中国派出了许多宣教士，是当时招收中国学生最多的美国神学院，还不断有著名教授访华讲学；因此，协和神学院的新派思想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很大，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1918年毕业），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1924年毕业），中国三自教会领袖吴耀宗（1928年毕业）和丁光训（1948年毕业），都是毕业于此。

　　虽然协和神学院是属于新派的，但其中仍有少数信仰纯正的学生。他们经常在戴明博士（Dr. Deming）伉俪家里举行祷告会，尚节也参与其中。戴明博士是纽约美以美会所办的神学院的教授，也是保守派的基督徒，因为信仰相同，便和尚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院里常请来宾演讲，新派旧派，一律欢迎。师生对讲员都抱着看戏的态度，看得好就拍拍手，看得不好就摇摇头。这时，尚节的信仰也熔解在社会福音的大熔炉里，时常攻击热心祷告的信徒，认为他们是情感作用、迷信派、糊涂热心。

　　后来，尚节在领奋兴布道时，提到协和神学院的宣道法和解经法是这样的：哲学解经不通，便用科学来证明，科学不能证明的，算是理论上的寓言，用心理学来做宣道法。任何学科不能证明的，便喊「不合理，不可信」，把真理一概轻轻地抹煞了。

　　尚节并不是在蓄意攻击协和神学院。他说他是拥护协和的，只不过他的拥护法与众不同。他不但祷告天父把协和改组，也照样为中国几间与协和有相同信仰、陷入破产状态的神学院和圣经学院祷告。后来，他很注重信仰的纯正，不但介绍在北平重生的得救信徒去王明道的教会聚会，也介绍有志献身事奉的人去贾玉铭（1880-1964年）的灵修神学院受造就。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尚节在江西九江领会时的日记中写道：「新神学的内容是：1）摧残圣经，随意剪灭；2）不信神迹、天使与鬼；3）用心理学解释祷告；4）用催眠术解释神迹；5）看患鬼者为精神病；6）视灵感为情感；7）重理智不用信心；8）靠科学法解释圣经，不靠神力。自己认为圣经不可信，乃研究他经，因有独创一宗教的思想。我信心没有一定根基，故随理智而废，遍观各教会只重仪式，互相争执，使我悟一切都是虚空。科学与社会服务尚不能摧残信心，独新神学则可以完全摧残我的信心。现在许多神学校都是魔鬼传道制造所。」

上图：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摄于1910年。这所神学院目前附属于附近的哥伦比亚大学。 二、神在婴孩口中建立了能力

　　在协和过了半年，尚节对协和的内幕渐渐深入了解，使他觉得在这里读神学没有意义。因为他在课堂所得的，不及在图书馆所得的一半，何必花这么多功夫，作课程表的奴隶呢？

　　为了调剂这个单调乏味的生活，尚节就在图书里埋头研究各种宗教，特别注重佛教，稍有心得、就笔录下来。有时关门在自己的屋子里打拱静坐，默诵佛经、克身修心。在这种奇怪的情形之下，他还写了几卷书，其中觉得最满意的倒不是佛学书，而是他翻译的《道德经》。

　　一方面，尚节在书本里研究诸教，一方面，他又注意各教的组织，常常跑到纽约城的各宗教团体里消遣。这种教际的逐鹿，使他得到一个结论：各教都是「殊途同归」。

　　但是，这个结论并不能使他心灵得到安慰。因为他觉得人间一切都是虚幻，人生毕竟为痛苦所层层包围；就是举世公认的「科学万能」，他也加以否认。他说：「我在科学界生活了多年，从来没有因科学而得到一些心灵深处的愉快。科学有供给物质享乐的可能，但它决不能稍减人身心的任何负担。哲学、心理学，以及一切学问，都不能使人从罪里得到释放。」他在心灵里受到骚扰，徘徊歧路、彷徨无主的时候，外面的表现是手脚无措、坐卧不定、抑郁寡欢。为了避免被人认为是精神失常，他就关起门来，在房子里打坐，念佛修心，也实行老子「清净无为」的生活。

　　那时的尚节，在信仰上神魂颠倒、莫衷一是。他觉得自己像一叶扁舟，在渺茫的苦海中漂泊，既没有罗盘针、也没有掌舵人。

　　圣诞节前， 有同学三、五人邀他去赴一个奋兴会。他们当初以为，奋兴家必是学富五车的博士。但出乎意料的是，那位出现在崇高的讲台上的，却是一位年仅十五岁的五旬节派儿童布道者阿特莉（Uldine Utley）。她身穿白衣、白裙、白鞋、白袜，如果她是中国人，一定会使人怀疑她是在居丧带孝呢。

　　一会儿，她捧着金边皮面的圣经，打开来高声朗读，读毕便请全堂会众静默片刻。静默时，尚节也低头沉思，觉得会场空气神圣严肃，与平常不同。静默之后，尚节抬起头来，心头愉乐盈溢，恍如身在人间的天国。

　　这位少女的声音清脆洪亮，讲法透彻清楚，把救恩的大道发挥尽致，「曲曲地宣布天国的奥秘，声声地敲着救世的警钟，高高地举起基督的十字架。」目中无人的尚节也受了感动，使他的「像渴鹿一般的心灵」，也得到了一些溪水的滋润。

　　最使尚节不能忘怀的，是讲完以后跑到台前去痛哭认罪的那些人。其中有巍巍的民众领袖，赫赫的政府元老，鼎鼎大名的教会牧师，但都哭得像泪人一般。这使尚节受到了极大的感动，可是协和神学院的同学们却不约而同地捧腹大笑。

　　尚节对这位少女十分佩服，对她那种有灵感的讲道非常羡慕，一连去听了五晚，每次都心满意足地回来。他心里说：「我真觉得，她才配做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或教授呢。我们的院长起码要谦卑一些、跟她学习一点真理，才有资格来任院长。换句话说，要是没有她那种完全属灵的心志才能，虽然做了道貌岸然的神学院长，可不是和纸糊人一般地无用而虚伪吗？」

　　奋兴会完毕后，这位少女丰盈富足的灵命、庄严肃穆的仪表印铸在尚节心版上，直到他在一九三三年写《我的见证》时，还丝毫没有模糊。她那副谨虔恭敬的态度，富有信心与主相交的神情，不住地在他记忆中浮现。特别是她滔滔不竭的讲章，经常萦绕在他的耳际，挥之不去。

　　尚节写了一封长信给一朋友，把这个最近的感触周详地告诉他，大意说：「如果传道人没有生命，基督根本否认他是祂的见证人。传道人在唯一的师傅基督里考试，问他曾否受过圣灵的洗而得了丰盛的生命。使徒时代的宣教士亚波罗，在没有受灵洗以前就先去传道，结果是因他的传道而信主的，都不明白灵洗是怎么一回事。」

　　信还没有写完，尚节便良心自责，一针针地刺着他心的深处。他觉得惭愧，因为他进神学院的目的是做圣工，但他却没有受过灵洗、从来都没有被圣灵充满过。于是，他搁笔沉思，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便开始啜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