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是稀疏的,几乎被大火摧毁了,在烧焦的树干间灰作一片,并因松树干枯的松针而稍显发红。拿武器的人和没武器的人照着“之”字形,在树林间穿梭着,往坡下走去。
“去指挥部,”拿武器的人说,“我们去指挥部。顶多半小时的路。”
“然后呢?”
“然后什么?”
“我是说,如果之后他们放我走了——”没武器的人说。他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仔细聆听每一个回答,就像是在寻找什么虚假的措辞。
“他们当然会放您走,”拿武器的人说,“我会出示营里的文件,他们会在登记簿上做记录的,然后您就可以回家了。”
没武器的人摇摇头,一副很悲观的样子。
“唉,事情麻烦着呢,我明白……”他说着,也许只是为了听另一个人再重复一遍:
“我跟您说吧,他们很快就会放您走的。”
“我打算,”他补充道,“我打算今天晚上到家的。算了吧。”
“我说了,您会到家的,”拿武器的人说,“也就是个他们做记录的时间,然后就会放您走了。他们可得把您的名字从间谍簿上擦掉。”
“你们有间谍簿吗?”
“我们当然有。所有那些做间谍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会一个个地把他们抓起来的。”
“那我的名字也被标在那上边了?”
“是啊。也有您的名字。所以一定要把您的名字划掉,否则,您还会有被抓起来的危险。”
“那我真是必须要去一趟,好跟他们解释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这不是正在去嘛。一定得要他们看一看,查一查的。”
“但是已经,”没武器的人说,“你们已经知道我是你们的人了,我从没做过间谍。”
“正是如此。这我们已经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没武器的人表示同意,四周张望了一番。他们走在一大片林中空地上,周围尽是些枯瘦的松树,都被大火烧死了,空地上堆满了掉下来的树枝。走着走着他们就走丢了,接着又找着原来的路了,然后又迷路了,就好像是在稀疏的松林间随意走着,只是在穿过森林。没武器的人认不出这地方,夜幕携着片片薄雾爬升,底下则是在幽暗中变得越来越密匝的森林。
远离了原来的小道让他不安起来;他试着——既然那个人好像是随意走的——他就试着往右边拐去,那里也许就是原来的小道,那个人也就跟着往右拐了,就好像是随意走出来的。那个人跟着他走,不管是往左还是往右,就好像是因为路这样走才好走。
他决定问一下:“可这指挥部在哪里?”
“我们正在去呢,”拿武器的人说,“您一会儿就能看到了。”
“可大概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区域?”
“怎么说呢,”拿武器的人答道,“指挥部是不说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区域的。指挥部就在是指挥部的地方。这您是明白的。”
他明白;这个没武器的家伙,是个明白人,不过他还是问了句:“可是去那里,连一条路都没有吗?”
另一个人说:“一条路——这您是明白的呀——一条路总是通往一个什么地方的。到指挥部不是从路上去的。这您是明白的。”
没武器的人明白,他是个明白人,一个机智的人。
他问道:“您经常去指挥部吗?”
“经常,”拿武器的人说,“我经常去。”
拿武器的人有一张忧伤的脸庞,双眼无神。他不怎么认识路,似乎不时地会迷路,但他仍继续走着,好像也无所谓。
“今天这个他们派人来押送我的苦差,为什么是由您来做?”没武器的人问道,同时仔细地观察他。
“押送您这活儿,就该由我做,”他答道,“我专门送人去指挥部。”
“您是传令兵吗?”
“啊,对啊,”拿武器的人说,“传令兵。”
“一个奇怪的传令兵,”没武器的人想,“他不识路。但是——”他想,“今天他不想从那些路上走,是为了叫我搞不清楚指挥部在哪里,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他们还是不相信他,这不是个好迹象,没武器的人固执地想到。但是,在这个不好的迹象里面,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确实正在把他往指挥部带,他们真的是想放了他,还有,除了这个不好的迹象之外,有一个更糟糕的迹象,那就是森林变得越来越密了,不像是有出路的样子,那里面只有寂静,还有那个拿武器人的忧愁。
“您也陪了秘书去指挥部吗?磨面厂的兄弟呢?女教师呢?”他想都没想地一口气问出了这些问题,因为这是决定性的一问,将说明一切:市政秘书,磨面厂的兄弟,女教师,他们都是被带走的人,再也没回去过,大家再也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
“秘书是个法西斯分子,”拿武器的人说,“磨面厂的兄弟在部队里帮忙,女教师也在部队里做辅助工作。”
“我这么说也就是想问问,因为他们再也没回去过。”
“我说了,”拿武器的坚持道,“他们是他们。您是您。没什么好比的。”
“当然,”另一个人说,“没什么好比的。我只是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就这么一问,好奇。”
没武器的人感到很自信,简直是信心十足。他是老家最机智的人,别人很难骗得了他。其他人,秘书和女教师,是再没回去,而他是回得去的。“我是伟大的同志[68],”他会跟上士这么说,“游击队员[69]不[70]能把我怎么样[71]。我[72]把所有的[73]游击队员[74]都打败[75]了。”也许上士还会笑起来。
但被烧焦的森林无边无垠,没武器男人的思绪被陌生和阴暗围裹着,就像森林中央的开阔地带。
“我不是很了解秘书的情况,其他那些人的也不了解。我只是个传令兵。”
“但是在指挥部,他们是会知道的。”没武器的人坚持说道。
“是啊。到了指挥部,您可以问这事儿。在那里他们是知道的。”
天晚了。在这荒地上走路得小心翼翼的,得注意步子落在哪里,才不至于因为踩在繁茂荆棘下的石头上而滑倒。还得在那种不安的情绪最强烈的时候,注意如何去安放自己的每一缕思绪,才不至于骤然被恐慌埋没。
当然,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他是一个间谍的话,是不会把他这么扔到森林里的,是不会把他丢给那个好像根本就不管他的男人的;他真是可以想什么时候逃,就什么时候逃的。如果他打算逃,另一个人会怎么做?
没武器的人穿梭在树与树之间,一边下着坡,一边开始有意识地跟另一个人空出一段距离来,当那人往左拐时,自己就往右拐。但是拿武器的人继续走着,几乎都没管他,他们就这样在寥落的森林里下着山,两人隔得已经挺远的了。有时他们甚至都看不到对方,被树干和灌木丛挡着了,但时不时地,没武器的人又看见那个人就在他上方,虽然好像一副不在乎他的模样,但却一直远远地跟在他后面。
“只要他们能给我片刻的自由,那就再也别想抓着我了。”到那时为止,没武器的人还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他突然想到:“如果我自己能想办法逃掉,那就……”他在自己的脑海中,已经看到了德国人,一队队的德国人,在卡车和装甲车里的德国人,他看到别人的死亡,却对自己的未来十分笃定,他,机智过人,没有任何人能骗得了他。
他们从林中空地和荒地中走出来,进入了免受火灾之害的绿色密林。这里的地上铺满了干枯的松针。拿武器的人落后了不少,也许走了另一条道。于是,没武器的人咬紧舌头,小心翼翼地加快了步伐,钻进了林子的深处,躲进了陡坡上的松林。他发现自己正在逃跑。于是他害怕起来;但是他明白,自己已经离得太远了,那个人肯定已经发现了自己是想逃跑,而且肯定正追着他,他只能继续跑。现在他企图逃跑的想法已经被发现了,再落入那个人的射程内可就完蛋了。
突然他听见自己身后上方有脚步声,便转过头来。拿武器的人就在几米之外,正踩着从容不迫的步伐朝这边走来,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手里拿着武器,说:“这边应该有条近路。”然后做了一个让他先走的手势。
于是一切又回到之前的状态,一个模棱两可的世界,一切非凶则吉。那片森林总也走不到头,而且越来越密,而那个男人呢,有时甚至会默不作声地让他跑掉。
他问:“这片森林难道没有尽头吗?”
“一转过那个山头我们就到了,”那人说,“加油,今晚您就能到家了。”
“是这样吗,他们肯定会放我回家吗?我是说,比如说,他们不想把我留在那里当人质吗?”
“我们又不是德国人,才不会干扣人质的那种事。真要扣什么东西,他们最多也就会拿走您的鞋子,因为我们都没什么鞋子穿。”
于是那男人就嘟囔起来,就好像这鞋子是他最害怕失去的物件,但其实却在暗自高兴:他命运中的各种细节,好孬总算又给了他一点安全感。
“您听我说啊,”拿武器的人说,“既然您这么在乎这鞋,那我们这样吧,您穿上我的鞋,一直穿到指挥部去,因为我的鞋都破了,他们是不会拿走的。我穿着您的鞋,等我陪您回去后,再把这鞋还给您。”
现在就连一个孩子都会明白,这一切都是借口。拿武器的人想要他的鞋子,好嘛,那人想要什么就给什么,他可是个明白人,他很高兴自己能够这么轻而易举地混过去。“我是伟大的同志[76],”他会跟上士这么说的,“我留给他们鞋,他们放我走。[77]”上士说不准还会让人给他一双靴子,就像德国士兵的那种。
“那么你们什么人都没扣吗?人质?犯人?市政秘书和其他人都没扣?”
“这个秘书让我们的三个同志给抓了起来;磨面厂的兄弟和法西斯民兵一起去扫荡,女教师和第十师的那帮人上床。”
没武器的人停下来,说:“您不会以为我也是间谍吧。您把我带到这里来不会就是为了杀掉我吧?”说罢他露出一点牙齿,就好像想挤出一个微笑。
“如果我们认为您是个间谍,”拿武器的人说,“我也不至于费这么大劲了。”接着他把武器的保险打开。“就这样吧。”拿武器的人把武器对准他的肩,摆出要对他开枪的姿势。
“哎哟,”间谍想,“他不会开枪的。”
可另一个人并没有放下武器,而是扣动了扳机。
“火药,他枪里装的只是火药。”间谍甚至还来得及这么想了一下。但很快他就感到子弹像着了火的拳头一样射进自己身体里,噼里啪啦响个不停,他居然还能想到:“他以为把我给杀死了,然而我还活着。”
他倒了下来,脸贴在地上。他看见的最后一个东西,就是穿着自己鞋子的那双脚,正从他身上跨过。
就这样,他的尸体留在了森林深处,嘴里塞满了松针。两个小时以后,他浑身已经爬满了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