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房里的焦虑
对他来说，恶是以这种方式出现的：先是看到梯子上缠着有刺铁丝网的拒马，然后是想到这一情景包含了某种会威胁和影射他未来的意义。但是早在这之前，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了，仅仅是看到自己那张行军床就足够折磨他的了，他那张让人讨厌的、“骨瘦如柴”的吊床，就好像要宣布什么，什么他不明白的东西，一种绝望的信息，一种无能为力的信息。四张五张六张行军床，然后是他的，然后又是两张三张四张行军床。都是些毫无意义的想法，他自己也知道。
但是，一张两张三张床，也许是一月二月三月六月和七月，七月的时候他经历了什么？那边那张行军床是空的，为什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一月的时候，某些事情会结束——战争，还是生命？
然后需要注意的是，前五张床的主人是那些老家伙和那些带着通告来报到的士兵，他们中的有些人九月八日[43]还在当兵呢，现在又赶上轮班看守，扛着武器到处巡逻；在其他床上，就都是一些逃兵了，是被围捕来的，跟他一样，打扫打扫卫生，运运垃圾什么的。然后就是那张神秘的床，总是折叠起来的，空着的，是八月，还是四月？那里肯定藏着什么值得期待或是叫人担心的东西，太平，或是死亡，但更是什么秘密的、充满敌意的东西，这是他搞不懂的。
或者，从另一头来看，比如战争的年份：四〇年四一年四二年四三年四四年，为什么四四年那张床是空的？而他是四五年——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他躺在折叠起来的床[44]上，背倚着铁制的床沿，双脚架在拴住床的链子上。现在他其实是可以安下心来的，可以这样想：自己没有理由这么焦虑，只需要耐心地等待他父母那事儿解决掉，等待他父亲被放掉，然后逃跑，回到队里，而就目前来说，只需要获得病假，或是免役许可，总之找到合法的方式来“跟这里脱离干系”，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这样就不至于跟被围捕来的伙伴们一起被发配到“楼上”去了，然后还需要随时做好逃跑的准备，因为只要有一丝调到北边或是南边的迹象，他就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
只需要这样就够了。而且送垃圾的小推车长着一副东倒西歪的友善模样，教育他们对什么事都付之一笑，尽管实施起来还是挺困难的，因为之后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打住，从头再来——符号之恶，癫狂之路。
这种恶，仔细想想的话，是从他待在监狱里的时候开始的，就是被捕的那天晚上：外面，是大海的声音，好像飞机的轰鸣，他们对轰炸既期待又害怕，因为那既可能解放他们，也可能埋葬他们。但是那海是杂乱的，是没有节奏的，却无法排泄出去；生命，也是一种盲目而无序的东西。从那时起，各种事物，或是人，都不再是他们自己，而是成了某种符号。
监狱里的牢房，苍白的办公室，德国军官和法西斯军官神经质的脸庞，奢华铺张的酒店，酒店里密密麻麻、神色惊慌的人质，营房里那充满焦躁感的几何形楼梯，空无一人的走廊和房间，神情迟钝而脸色苍白的住户——所有这些，都像一针针的毛线，织成了一张绝望的网，裹紧了整个世界。
现在大窗户的玻璃都是些用深蓝色画出的正方形，但是第二排第三扇窗户的玻璃没了，而同一排的倒数第二扇窗户上有一道很粗的裂缝：这种感觉是很痛苦、很可怕的。有只苍蝇从一块玻璃飞到另一块玻璃上，要经受住那只苍蝇的引诱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不可能的是控制住问自己它会在哪里停下来。他总是跟自己搞这种小把戏。战争的结束和死亡，这两个究竟哪一个会先到来？
营房里的男人个个懦弱胆小、无知麻木，他们脸上鼻子塌着，为了羞辱自己而不得不用粗俗的言语对待一切，正因大家都如此，反而变得团结起来。他们总是在谈报酬，或者是聊以前在“社会共和国时期[45]”的美好生活，说是比现在任何可能存在的生活都要好，还谈到营房生活，特别是那种寄存连队的生活比在其他任何部队都好。他们不断夸大这种对报酬以及对连队生活的热爱，以至于都快说服自己，在那里生活于他们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被围捕来的小伙子挤在他们中间，感到这一大股懦弱的气息充斥在自己周围，并和自己身上某根神秘的血脉相连，而院子里沾满了灰尘的攀缘植物，把屋子的外墙占得越来越满，现在也爬到他身上来了，就好像是某种团结情愫钻到他和他们之间，把他钉在那些墙上，钉在那些床上。
楼上住着被围捕来的战友，也就是“无意识”的那些人。他们的膳食要好一些，报酬也多一些，还常有休假。他们一天中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回来，在楼道里吵得不行；从楼下这里都能常常听到他们唱歌或是放唱片。从他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举动中，都散发出“无意识”的气息，那是一种故意的“无意识”，是要使劲去维持的，是被迫成为一种生活准则的，也是为了不去想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常常一早就出门，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样，他们中间有人还配着冲锋枪；他们晚上或是第二天才回来；他们从来不战斗，也不会遇到“造反派”；他们只是搜刮搜刮鸡舍，或是诱捕来极少几个逃兵，好让楼下同志的队伍更壮大些。
在这个寄存连队中，就连老家伙们都恨楼上那些人；楼下这些成天盘算利益或是讨论危险的人带着仇恨来观望楼上那些人的浅薄；楼下人对楼上人的嫉妒把楼上人的那些优势渲染成某种不祥的预感。于是他们就在宿舍里讨论起山里的那些人和英国人来，讨论谁先到，还说如果是山里的那些人先到，也许他们所有这些士兵都会被杀死，但是他们又没干什么坏事，所以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是英国人先到，就会对他们比对造反派要更好些，还会让他们跟英国人一起作战，然后把造反派关进大牢。
于是，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中间很多人要么是回到西西里，要么是回到卡拉布里亚，要么是回到普利亚，总之是回到他们要么是离开了二十个月、要么是离开了十五个月的家里，远得就像是在一条极长的、黑黢黢隧道的那一头——在这条隧道里，一只鼹鼠一小步一小步地爬着，它挖着挖着，就能挖到隧道的另一头，让他们跟他们的亲人重逢了，就跟战争一样。往往谈到这里，他们就开始猜测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大家一致认为战争还要持续好几年；脸色蜡黄的赶骡人跳出来说，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但世界末日在战争结束之前就会来到，然后他还胡乱编了个故事，在故事里，耶稣和诺亚的鸽子时不时会从他那令人费解的喊叫中冒出来。
那些老家伙大部分是由南方佬组成的，他们因为常年服役变得麻木而狡猾，他们带着一种谨慎的宿命论，习惯了在非洲和俄国之间辗转奔命。那些北方人家在他们中间也学会使用他们的说法，并用一种使人恼怒的单调重复出来。被围捕来的小伙子听着他们对话，却听不懂他们在讨论什么，很是生气。“我要是再跟他们待上一阵，”他想，“我就能明白他们在嚷嚷什么了，我也会习惯用南方话说‘屌[46]，中尉先生’，还有‘去你老姐[47]的逼[48]’。”单是这个想法就足够让他打战了，也足够让他从床上站起来，去仓库和走廊里走走压压惊。
但是那些排成队、垒成堆的头盔是愚蠢的，也是没什么用的，就跟长着一张黄脸的赶骡人一样。
士兵们最喜欢的话题就是九月八日那天他们拿走的东西，他们是怎么把那些东西顺走的，是怎么从那些军官和德国人手上把那些东西挽救出来的，还有他们把那些东西卖掉以后赚到的钱。长着黄脸的赶骡人九月八日那天连一床被子都没拿走，于是一句话也没搭，感到很羞耻，而一个以前做招待的圣雷莫人，则大谈特谈自己是如何把十个英镑的金币藏在内裤里从法国逃出去的。但是一谈到那些军官居然能把整个团的经费都弄没了的时候，羡慕很快就转成了仇恨，因为军官没有把钱跟他们士兵们分了。“下一个‘九月八日’的时候，”每个人都这么说，“我们要盯紧点儿。”他们还凭空计划着第二个九月八日的时候他们能带走什么，幻想着他们能搞到的上百万里拉。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接连好几年都会这么灰秃秃的，就像行军中的队伍，偶尔碰到一个“九月八日”，马上就溃不成军，都得争先恐后地抢点儿什么，把包里塞满公家东西然后逃之夭夭，最后又归到队里来，等待下一个“九月八日”，再重复一遍这个把戏。被围捕来的小伙子躺在折叠起来的床上，躺得一点儿也不舒服，而那些士兵的话像灰尘一样落在他身上，仿佛天花板上的蜘蛛网。
他的记忆正跑向其他的人，跑向其他的话题，那是一群围坐在篝火旁的男人，他们的鞋底是用铁丝绑住的，裤子上的口子是用铁丝缝合的，拉拉碴碴的胡子好像也是铁丝做的，他们的手中攥着铁家伙：那是些扛着斯登冲锋枪的男人，举着冲锋枪的男人，带着machine[49]的男人。那些人中某人的名字偶尔会出现在这里这些士兵的话中，伴着某种神秘的语气，既像是对神话的向往，也像是出于畏惧之心——那些名字只有对他而言才有自己的脸和自己的声音。他有时真想对着那些士兵苍白的脸庞大叫上一番：“是，我认识‘大个子’！也认识比尔！还有明哥！‘蚊子’我也熟！他们所有人我都认识！十五天以前，我跟明哥还坐在篝火旁，你们做梦都想的明哥！我和斯托高夫可是合抽一支烟的，他曾经下到这边的城里来，把所有被关着的人全部放出去了，让你们怕了一整个月！我还和警官大人一起吃过炸糕呢，他手枪枪膛里的膛线都没了，就是因为要朝你们开枪！在巴亚尔多之战中，是我给‘暴风雪’他们送的军需品！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这正是他想喊出的话。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问题来了，他如果是他们中的一员，怎么又会跟他们挤在一起？他这么激动着，记忆又疯狂地重现了某些情景和感觉，以唤醒他身上某种沉睡着的东西，迫使他从麻木中走出来。
还记得那行车道上一排德国兵小心翼翼地爬着坡子，而每一丛灌木后面都藏着埋伏者的双眼，步枪的枪托顶着他们的心跳，他们等待着。然后，就听见枪声噼里啪啦地响起来，一团金色的烟雾从路面上升起，从德国人身上升起，接着就看见德国人被击倒，扑向路边，队长们用嘶哑的声音喊出的命令和用德语说出的谩骂、威尼托和伦巴第狙击兵的喊叫声、枪的扫射声、步枪开火的噼啪声、手雷的爆炸声搅和在一起，衣衫褴褛的游击队员拥到路上，冲向血淋淋的卡车去抢战利品。
还有趁夜里站岗的时候，溜进奶制品厂，从快熄灭的火炭中点燃一支烟，拨拨火苗取取暖，而战友们还在草席上打着呼，在睡梦中挠着痒。然后，在外面等一颗流星、许一个愿，而且总是一样的愿望，同时，远方前线上的大炮原地不动，无情地隆隆响着。
晚上的时候，当营房里亮灯的时候，只有值勤的人留在冷冷的宿舍里，被围捕来的小伙子想着每天晚上从山上升起来那冷冷的雾气，想着光脚的法西斯囚犯，他们的唇齿间露出一种因为恐惧而产生的微笑，他们希望自己有点儿用，他们会洗土豆，去取水，打柴——来和我们一起去打柴吧，来到森林里吧，来到雾里吧，冲到雾里的最前方去吧，因为浓雾会减弱枪声。
他们是不一样的人，谈的也都是山里的事情，他们走很多的路，什么也不吃，他们还会开枪，但他们这么做不是被逼的，也不是为了钱，更不是为了找乐子，他们现在变得凶恶正是因为他们之前太善良了。他们晚上这会儿，会围着烤栗子的篝火唱歌，唱那些他们在监狱中学会的歌，严肃得就好像在教堂里唱赞美诗。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会谈西班牙内战，谈罢工时士兵的枪击，谈秘密的生活和监狱中的生活，其他的男人会谈自己如何苦于现行法律并想改变这法律，不像被绳索拴住的狗那样，不像他现在这样。
而当他的回忆再次饮尝这些隐约浮现的过往时，是带着害怕的，就好像是害怕这些记忆被别人看到，被那些军官看到后，会出卖他，会指控他就是“造反派”。营房，这个代表着不公的巨大建筑物，连同它的石阶，它脱落斑驳的门，它苍白的办公室，它楼里的拒马，如今却变成了法律，在步步紧逼着他，就好像要审判他记忆中那些冒失的冲动。
其他被围捕来的人变得越来越麻木，也越来越阴郁，全然一副接受一切、无所谓的样子，每一个人在被审讯的时候，都会为自己的逃兵身份找一个借口，多少都能扯上一点儿合法的理由：什么“托特组织”[50]的证已经过期了，什么空军没被通知到，什么胸膜炎发作了要休养。他只身一人，就像赤身裸体一样，处于那种不受制于任何法规的原始状态中，他感到周围有一种被各种合法理由袒护的温暖，那些男人靠它取暖，再无奢求。
营房把他拴在几何形的走廊里、台阶上、露台上；就连他不久以后也会这样想：只要政府还付他们钱，还是跟政府站在一边比较好，也好少给家里惹麻烦，在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期的日子比在意大利王国[51]时期过得要好，因为在军官面前不需要总是摆着“立正”的姿势，饭可以在食堂里吃，可以把营房的被子卖掉，也不需要还债；不要多久，当长着黄脸的赶骡人开玩笑时，就连他也会对戴眼镜中尉的黄段子报以一笑。
游击队员在他的回忆中慢慢地蒸发掉了，就像神话或是人类的远古记忆一般；创造了新法律的游击队员就好像一个个的巨人，对他来说遥不可及，宛如夜里营房大窗户的碎玻璃上显现的远方的大山。那堵墙隔开了营房和沦为土地的战场，就像是两类灵魂的分界线。上校为了防止造反派突袭而让人竖起来的栅栏，就像一道铁墙立在他的心里。
接下来的几天都人心惶惶的，因为有传言说要转移，说有人在连部办公室看见什么名单，还说被围捕来的人有可能会被送到蒙扎、特雷维索或是博尔扎诺。[52]他感到自己被紧紧包围着，感到那一天的迫近，那一天，他的自卫本能会强迫他从那种麻木中脱离，会向他指出逃跑的最有利时机。
他被动地等待着，每过一天就越觉得自己像是宿舍地板上的一截烟头，被扫帚扫来扫去。而营房里的东西就像待摘的春白菊花瓣[53]一样，想要揭示什么秘密，也好像什么可以预示自己未来的神秘星座，台阶上的拒马在他心里，一个个东西和一张张脸在他眼前前仆后继地涌现，就像一个故事的章节，这故事会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结束，都还无从知晓。
之后几天气氛很紧张，因为要转移的消息好像迫在眉睫了，第一份名单上的名字也传了出来，他的名字不在上头。因为还有一份名单，那上面的人差不多十五天以后才会出发，而他在这份名单上。这样一来，不用从焦虑中醒来的那一天又要往后推了，自己又有时间去寄望于“大前进”了，因为这个“大前进”随时都有可能把他们所有人解放掉；或者寄希望于“大轰炸”，因为这个“大轰炸”会把营房里除他以外所有的住户都炸死；也可以寄希望于他的腿，这样他就可以因为腿碰巧断了而被弄到医院里住着，一直住到战争结束；最后也可以寄希望于他父亲，也许他父亲能被放出来，能使自己和他所有的亲人都免遭报复……
第一梯队出发的那天早上，点名时缺了三四个小伙子，那几个小伙子平时文文静静、逆来顺受的，没有人会想到他们会逃跑。剩下的人垂着脑袋，坐在宿舍里，等着卡车的到来。他们的眼里噙着泪，声音带着哭腔，他们被几个持有武器的老家伙监视着，这些老家伙后面还会押送他们离开。被围捕来的小伙子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被拿掉铺盖的行军床散发着让人焦虑的气息。
戴眼镜的中尉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他长着胖乎乎的脸和塌塌的鼻子，他对被围捕来的小伙子做了一个“过来一下”的动作，肯定是想打发小伙子去扫台阶。他说：“快，快点，收拾一下你的东西，你也跟他们一起出发，指挥部来命令了。”
他先是感到一层血蒙住了他的双眼，然后一切都可怕地清晰起来，就如同置身于一个满是镜子的世界：中尉，中尉说的话，他徒劳的反抗，顺从的战友，苍白的房间，他那双收拾衣物、把衣物塞进包里的战战兢兢的手，他的故事，他的软弱，他命运的悲哀，每个东西都是它该是的模样——仅仅是那个模样，无情地是那个模样。
这些符号的恶在他坐进卡车以后又出现了，但症状并没有减轻。卡车就是世界和生命，和不同的人坐在一起，他们相互之间都很无情，有点小钱的人谈论着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会做的事情，还说会买汽车，而且以后再也不坐卡车旅行了，戴眼镜的中尉笑着说：“除非现在会突然天下太平！”他那南方佬无知的口音里流露出一种害怕的语气。
奥奈利亚[54]的胖小伙每到一站都要四周张望一下，察觉有无逃跑的可能，这个小伙子是他身上的一部分，是他仍在慎重保持警醒的内心。一个威尼托老兵（那个无赖叫切凯帝）总是待在他身后，肩上也总是搭着把步枪，这个老兵也是他身上的一部分，主宰着他的懦弱。其他那些患难的战友，满身的妥协和痛苦，则显示了他软弱的程度。而在所有这些人中间，站着那个四眼中尉科罗纳第，就连他的名字都像他的人那样幸福而愚蠢[55]，他又胖又没意识，就像披着人皮的禽兽，不时用他的南方土话和司机开玩笑。
后来，卡车因为故障而滴滴响个不停，就好像要警告什么似的。最后的一个信号是他们停车吃早餐的那个小旅馆，旅馆墙上简洁地印着英文字，一副手术室里那种氯仿麻醉的气氛，就好像众灵魂等着最后审判的地狱边境。
当他们被领着走去附近的村庄时，因为卡车迟迟没有修好，他们就稍稍散开一些去店铺里买吃的东西，这场噩梦终于在一瞬间结束了：那条通向田地的路仅仅是条通向田地的路，那个向后转身等着其他人的威尼托人也就简简单单地是那个向后转身的威尼托人，被他问“我们逃不？”并回答他“好呀”的那个奥奈利亚胖小伙就是那个奥奈利亚胖小伙，他们脚步下奔跑的土地也就是他们脚步下奔跑的土地，把他们从别人视线中挡开的墙角也只是一个墙角，而那条通向山顶的路也就是一条通向山顶的、美好、灿烂且焦虑的路。
等他们已经在上山小径上快速奔走的时候，他跟另一个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一个游击队员。”“我也是的。”另一个回答。“你是哪个队的？你是什么代号？”他们互相交换了营里的代号，各自待过的队，认识的战友，参加过的行动。
他现在正和另一个人在山上走着，他的军大衣大敞着，他很高兴，尽管那些人会随时把他再抓起来，并一枪干掉他，他还是很高兴——对他来说，那个灰色的营房再也不存在了，湮没在他意识的深处。草丛，阳光，还有敞着大衣在草丛间和阳光下行走的他们，就是一个庞大的、空气流通的新符号，就是那个人们虽然不明白，但常挂在嘴边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