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当阿姨
艾利奥特·霍尔特
去州立精神病院的时候，你该穿什么？探访者指导手册上这样回答：穿着不能太暴露，不要有涉嫌暴力或淫秽画面的服饰。我穿的是黑色灯芯绒长裤和中性的灰色毛衣。黑色匡威板鞋。没戴耳环，没涂口红。我把头发编成了一条长辫。这是一个冬天的傍晚，还没到六点，却早就没有日光了。在第一道门岗，要我出示身份证的保安有俄罗斯口音。“Gavorite po-russki?（你说俄语吗？）”我把驾照递过去的时候用俄语问道。他的眼神一亮，“Da（是啊）。”接着，他用母语向我解说去医院该怎么走：右转，沿着茱萸路直行——对一条阴森又偏僻的车道来说，这个路名真是太美好了——然后经过第二道门岗，前面就是新建病院的黄铜色正门口。到了前台接待处，迎接我的是个热情爽朗的女人。我来这里是担任一个女性写作小组的志愿者。“很抱歉我迟到了，”我说，“刚才有点儿吃不准方向。”有一个佩带武器的保安带着善解人意的笑容说：“你不会想在阿拉巴马大道迷路的。”我热络地附和说：“没错，我才不想呢。”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在阿拉巴马大道东南端，位于那卡斯提亚河的那一边，而我所熟悉的华盛顿在河的这一边。我是在华盛顿特区的西北部长大的，住在这个树木葱茏、豪宅隐蔽的区域里的大多是白人和富人。相形之下，东南部这一带简直像另一个城市。保安挥手示意我通过金属探测仪，还打开了我的背包。不过，这感觉并不像是机场里的安检。这里的保安人员都很热情，开着玩笑，很快就和我有说有笑了。也许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我很紧张吧，或者，他们只是想提醒我：我们都是清醒的正常人。他们的言外之意似乎是：我们和里面那些人可不一样。
这个病院里的很多病人都属于NGBRI：因有精神病症而被判无罪的人[42]。他们有人格障碍和间歇性精神失常的病史。他们住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和他人都有潜在的危险。我是和住在里面的那些人不一样，但我也有复杂的精神病史，正因为这一点，我才会来此担当富有好奇心和同情心的志愿者。我从来没有发过疯，也从没遭受过脱离现实的妄想或幻觉的折磨。然而，长久以来，阴郁的情绪一直让我精神不振，切实的恐惧让我动弹不得。我这一生已经历过好几次严重的抑郁时期，最近的一次发作了将近两年，特别骇人。
我没有孩子，这并不算是三思而行的后果，更像是崩溃后的结局。当我三十六岁时，也就是生育力日趋衰退时，也就是该把生儿育女——如果我真的想要孩子，就必须抓紧时间，不管是与伴侣携手还是独自一人生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却陷入了极深、极深的抑郁情绪中。现在，没有孩子这一点让我非常宽慰。最近，我要照料刚出生的小外甥，试着推婴儿车慢跑，结果发现这样跑步非常别扭，只能很慢很慢地跑，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这样干了。我不希望孩子们妨碍我快跑时的箭步——或任何别的事物。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孩子，有时我这样回答：“我四十岁了，那趟车早就开走了。”有时又那样回答：“我专心致志造书，而不是造人。”有时也会这样说：“养大一个孩子，这事儿我一个人承担不了。”这些回答都是大实话，但都是以偏概全罢了。
三十岁出头时，我以为自己是想要孩子的。大多数朋友都在生孩子。（2006年到2010年间，我主办过五场庆生派对，参加过至少二十五场。我花了好几千美元去买那些迷人的小衣服、可爱的小玩具。）眼看着朋友们结婚生子，而我依然单身无子，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像是外国交换生：我听得懂那些为人父母的或是长期同居的伴侣们在说什么，但那些话显然不是我的母语，我要费点劲儿才跟得上他们谈话的内容。“有孩子会让你有未来的愿景。”有个朋友曾这样回答我，带着一点儿自命不凡的口吻，在他看来，我担忧的都是小问题。但不只是他让我觉得自己没孩子就像是有人格缺陷。我可以感受到生养的压力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更糟的是，偏偏我又住在布鲁克林的公园坡——生儿育女简直是这个街区的招牌特色。
我猜想，我会成为一个好母亲的。我是家里的老大，一直在照看妹妹们。我教小妹妹认字、骑自行车。七年前，我的第一个外甥女出生时，我就在病房里，目睹她滑溜溜地来到这个世界激发出我所有本能的母性。当时我三十一岁，一个月后，我和男朋友分手了，就是因为他不想要孩子。
我是个很尽职的阿姨。现在，我有三个外甥女和一个外甥。我换过很多纸尿布；我讲过很多睡前故事。我参加过学校的家长会，为了包圣诞礼盒也熬过夜。我帮外甥女们正确读出课本里的新单词，也提醒她们吃东西时要闭拢双唇。外甥女们很依赖我，要我安慰，要我解答，好像我是她们父母之外的第三个家长。但当我陷入写作的紧要关头时，我不必非得停下工作去照看孩子。我在书桌前一口气忙碌十二个小时也不必向任何人道歉。（手中握笔时，我觉得自己最像真正的自己。）当我担心入不敷出时——和大多数我认识的写作者一样，我总在担心钱不够，也总想找更多的撰稿工作来做——也很清楚自己财务不自由、不稳定的事实不会害孩子们吃苦。我不用担负学费或儿科医生的账单。我可以不带一丝负罪感地离开一个月，去参加艺术家驻校项目或艺术家乡间聚会。只需要用心创作的艺术家是最自由自在的。但最重要的是：如果再有一次让人崩溃的抑郁症发作，我也不会伤害到哪个孩子。至今为止的每一次抑郁，我都熬过来了。但万一以后抑郁到了一个临界点，我实在难以忍受精神上的痛楚了，那可如何是好？
“我的诊断结果是什么？”去年我这样问过心理医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害怕问出这个问题。我看过很多心理医生和精神病专家。所有医生都会在医保账单上写一个符号，代表一种诊断。但我从没想过去问清楚：那些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十几岁时，有个医生诊断我为“焦虑/抑郁”。我幻想自己盘旋在那个斜杠符号上——在忧虑和忧郁之间的一道游移不定的界线。但在其后的那些年里，我一直不愿追根究底地去问那个诊断是否依然成立。我知道自己很焦虑，并有抑郁的倾向，但我总担心自己脑海深处还潜伏着更恶劣的病根。老天保佑，万一我有人格障碍，而且对此不自知呢？心理医生给我的回答是：“情绪抑郁，伴有适应障碍症状。”简而言之：我不太适应改变。医生还说，考虑到我童年时期家庭生活缺乏稳定性，这些症状是合情合理的。我需要让自己的生活稳定恒一。至于情绪上的障碍，我的情况还算好。“你认为自己有精神疾病吗？”我的医生曾经这样问过我。我反问他：“你认为我有精神疾病吗？”他的回答是：“不。”（这个答案对我而言不啻为大新闻，但话说回来，给我下最坏评语的人总是我自己。）但我缺乏应对变化所需的韧性。搬家、分手和生活里别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我的抑郁发作。
我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一次抑郁是由分手引起的。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偏偏是那段感情的终结让我那么痛苦。有部分原因在于：我纵容自己坚信和那个男人会有未来。他总是口口声声地说“等我们结婚了……”或是“和你生个孩子肯定会有美妙的惊喜”。但和他分手也是致命的，因为我不仅失去了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我。那段爱情滋养了我的自我——从没有人那样主动地追求过我，或者说，那样渴望得到我——但当这段感情像十四个月前突然开始那样，突然走到尽头时，我只觉得被压垮了、被抛弃了。我也觉得备受羞辱。我们的关系崩裂，有部分原因在于我做梦都想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而他已经有一个孩子了，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对我的两大梦想都无甚兴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但这不是他的错。当时我快三十七岁了，很清楚自己如果想要为人母，已没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可是，当他提出分手时，我感觉自己坠入了无尽深渊，根本没把握还能不能把自己救出来。
现在我明白了，当时捱过的痛苦只能用“神经紧张到崩溃”来形容。我就是紧张——紧张到了食不下咽的地步，体重一下子少了近二十磅——也确实崩溃了。崩溃的不止是我的心，尽管那是裂缝的源头之所在。崩坏的还有我的脑。我无法清晰地思考，无法入睡。我很确定自己活该接受这种惩罚。他当然要离开我啦，我这样想，他明明可以找到状态更稳定、神采更飞扬的伴侣，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呢？到了夜里，我经常会吞下医生开给我的催眠药，希望自己一觉睡过去，再也不要醒来。我沮丧之极，睡觉前甚至无法下床去刷牙。让牙都烂光好了，我就是这样想的。反正我都不在乎了。我常常梦到身体逐渐败坏的征兆：自己的牙齿碎裂并掉落。
那段日子里，我常常泡热水澡。我会随手拿本书——书始终是我最可信赖的伙伴——浸到爪脚浴缸里去。看书，直到热水变温，再把书扔到地板上，然后历数自己的罪过。我仰面朝天，任头发像海草一样散开。闷到水下时，我假想自己在游泳——我的泳技高超，哪怕在大海里游也很厉害——但总会有几个刹那出现闪念，意识到我这样做很容易溺亡。我可以就此放手。让体内充满水，胀得发青。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杀前的遗书中写道：“我敢肯定我的病又要发作了。我觉得我们无法再多承受一次那种痛苦的经历。这次我好不了了。我开始出现幻听，而且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所以，我将做我认为是最好的事情。”每次读到这段话，我都为伍尔夫没有孩子而感到庆幸。（她和我一样，是个宠爱晚辈的阿姨。）但我也很庆幸自己不曾有过幻听。我愿意从这个角度去想：我的痛苦并未演化为疯狂，哪怕好多次我都觉得自己快疯了——失去清晰且专注的意识。而且，在那段最黑暗的抑郁时期，会有好多天——事实上乃至几个月——我觉得日子变得太可怕，以至于我完全能理解伍尔夫在遗书中所说的“我再也扛不住了”。
我没有撒手而去，因为我无法忍受让家人们痛心。也因为我收养了一条狗，它每天早上都能把我从床上叫起来。我必须出去遛狗，必须喂养它。它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照料它也拯救了我。当我千辛万苦地（在妹妹们、心理医师、抗抑郁药，以及和我的狗在森林中长时间散步的共同协助下）从抑郁的黑洞中爬出来后，我发誓再也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和男人的情感关系上。我领悟到自己更在乎写出一本书，而非有个孩子。我不再为爱情辗转愁思，而是聚精会神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自从那段恋爱结束后，我至今都没有新的恋情，但我出版了一本书。
我第一次去精神病院是在1988年，并不是出于自愿。当时我读八年级，父母认为我有自杀倾向。记忆中，他们决定送我去病院的那天晚上很模糊，大部分情景都被主观屏蔽掉了。但我知道自己到病院的时候穿着一条新买的牛仔裤，应该是盖尔斯牌的吧？牛仔裤是我苦苦哀求我母亲给我买的，其实我父母根本没有闲钱去买品牌店的衣服。但我真的好想要，在那个年代，“想要”的就是盖尔斯或贝纳通这类名牌货。和同龄孩子相比，我瘦削得惊人：十四岁的体重还不到八十磅。牛仔裤要穿0号，必须用腰带束住。到了病院后，我的腰带、鞋带和一罐诺克西玛牌乳霜都被没收了。显然，在意志坚决的病人手里，哪怕一罐乳霜都会变成自残的武器。有自杀倾向的人必须接受监察，意味着时时刻刻都有人监视你。所有的门都必须敞开，你甚至不能在没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去洗手间。于是，我在病院的第一个夜晚是在囚禁状态中度过的，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在一群疯狂的病人中间。
我所在的重症加护病房里还有五个未成年人和十多个成年病人。有个男孩比我大不了几岁，看起来真是够疯的。他把手腕上的累累疤痕给我看，全都是他试图自杀而留下的。还有个中年女人看到我裤腰上的三角标志就问道：“是盖尔斯吗？牛仔裤？”我准是承认了（我也准是提着裤腰回答的，因为已没有腰带了）。“你家肯定很有钱。”她这样说。我不想费事去解释：在我们学校里，我根本算不上富人家的小孩。那些对我很残忍的孩子才是有钱人家的。（我至今都记得五年级的一场睡衣派对上，那些女孩不停地说“艾利奥特你真恶心”，而我只能躲在睡袋里哭。）同班同学们会炫耀去牙买加或阿斯彭度假。她们的父母开着梅赛德斯和玛莎拉蒂接送她们上下学。而我的父母要为凑足我们姐妹几个的学费而担忧。我九岁后，我爸爸就没有长期稳定的工作了，他总是说“我该自杀，你们就都能用保险费过上好日子了”这样的话。我那时还太小，不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是当真要自杀。我爸很聪明，也很善良，我从不怀疑他可以为我们做任何事。但他很孤独，而且束手无策，只能凭借一己之力照料三个女儿，我妈妈很少在家。
我妈很体贴人，也很幽默，但她每年有四个月待在东非。她是世界银行的财务分析师，主攻基础建设项目，完成这些“任务”（银行内部的说法）至少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其间几乎与世隔绝，我们完全联络不到她。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卫星电话。实际上，我和两个妹妹每年都有四个月不能在妈妈身边。她出任务的时候，我爸会早早地去卧室睡觉，他会说，“我去躺一会儿”。我和妹妹们会发现他和衣躺在铺盖上面，蜷缩成胎儿的姿势。半夜，等我们都睡着了，他就醒来，去杂货店，在凌晨三点的乔治镇喜互会连锁超市灯光通明、空空荡荡的货架间用他的方式挑三拣四，每次想起这个场景都让人心痛。
父母宣称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时，一开始只是吓唬我。我威胁他们说我要自杀。他们就对我说，会把我送进病院，我就越发不依不饶威胁他们我要自杀，就在厨房里，我当即从厨台上抓了一把餐刀。刀是道具，但我用得像模像样，不得不令他们信服。我一直都是个戏精，作天作地。和很多青少年一样，我并不是真的想死。我想让大家都惦记我。我构思的并非自杀场景，而是可能为我举办的葬礼。我喜欢去假想同学们受到了惩罚。我喜欢去设想，如果我死了，每一个欺负我的人都会自责和难过。那个记忆模糊的夜晚是一整年积累的恶劣情绪的剧烈爆发。那一年，我时常哭泣，因为悲伤而愤怒。我想念妈妈。我被同学们拒斥在外。校园生活变得痛苦不堪，我也不再做功课了。一直都是优秀学生的我竟然在期终考试前完全不复习，明知肯定会考砸。当时已近学年末期，我从四岁开始就在那所学校念书，想到即将去新的学校，我就紧张得不得了，绝望地企求有人来帮我。“你病了。”我母亲这样说。我们相持到深夜，我不再抵抗，瘫软地倒在厨房地板上，听任小狗舔着我泪湿的脸庞。我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把餐刀拿走了。但我知道我终于同意上楼去收拾行李。
在精神病院里看到别人那么疯癫倒让我如释重负了。我心想，我肯定没有疯，因为我没有周围病友们的那些表现。第一次参加青少年小组心理治疗时，我什么都没说。我不想让一屋子陌生人知道我的真实感受。医生告诉我，如果我不在“小组”面前发言就永远别想出院。第二天，我父母来探望，我就要他们让我出院，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属于那个地方。我父母肯定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亲手把我送进去之后两天就亲自接我出院了。那就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住在精神病院。
我母亲警告我：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疯人院里待过。她担心那会带来耻辱。我母亲最崇尚理性。谈起我外婆时，她常说“她太感情用事了”“她不太理智”。我很崇拜我妈妈，也知道自己对外界的反应和情感太强烈，必会令她失望。我不怪她送我进精神病院。她很害怕；如果我的孩子抑郁到那种程度，我大概也会做出同样的事。但当她真的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后，我觉得自己被放逐了。而当她警告我要对这件事保守秘密后，我又从心底深处觉得羞耻。从那以后，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不正常。与其说入院治疗的切实体验让我觉得自己糟透了，还不如说是我妈妈对这件事的反应让我更觉挫败。
在别的阶段，我的抑郁症状也发作过几次。十年级时，我没办法写完英文课的学期论文。我攒了一大沓笔记卡片，全部是我阅读汤姆·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时记下的笔记和文摘，但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去写论文。那是我要交出的第一篇长文章，我希望它是完美的。眼看着截稿日越来越近，我慌神了。我睡不着觉。我熬夜到很晚，却只是在看《尼克的晚间生活》里的黑白老片重播。我看过《天才小麻烦》、《唐娜·里德秀》和我父母小时候看过的其他幼稚的节目。天亮了，妹妹们起床准备去学校，我仍旧歪在太阳房楼下的沙发里。等她们坐下来吃早餐时，我关掉电视机，上楼去睡觉。交学期论文的截稿日就这样过去了。我父亲向学校请假，说我病了，我确实是病了。但那不是身体上的小毛病，是我的精神备受痛苦。一连好几个星期，我都熬到很晚才睡，一睡就是一整天。那篇论文到头来也没写出来，所以那个学期我的英文课只拿了个D。我非常确信自己亲手毁掉了大好前程。大学时代，我也有一个学期过得很不安稳，我没有准备艺术史的考试，结果在考卷上写满了披头士《无情的浣熊》的歌词，回首去看那种举动是多疯癫啊，我自己都难免大吃一惊。可当时，我只觉得那样做很好玩。
但后来，二字头的后半段和三字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尽力避免情绪失控。我在莫斯科、伦敦和纽约的广告公司工作，业绩斐然。我在布鲁克林大学的夜校拿到了艺术硕士学位，白天还在曼哈顿的广告公司里全职上班。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所有任务，得到晋升，还赢得了奖项。我有过忧郁的时期，但没有像青春期时那样崩溃到自我怀疑、无以为继的地步。甚至当我三十一岁，我母亲因癌症而去世时，我也没有被抑郁压垮。我很悲恸，但我能够自制。（在很大程度上，这多亏了我在母亲去世后立刻开始服用抗抑郁药。对我来说，持续服用抗抑郁药的效果是之前未曾预料到的。如果我早一点开始吃药，在校时期的平均学分绩点肯定会更高。服用左洛复之后，我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所以再也不想停药了。）事实上，抑郁人群在二十到三十岁期间服药的效果最好。但随着年纪增长，抑郁症状会变得越来越难治疗。就像皮特·D.克雷默[43]在《对抗抑郁》一书中所写的：“抑郁症的发作会越来越频繁。后期会有自发性的发作，不需要有明确的诱因，持续时间更长，对任何干预的反应都很差，（当症状有所缓解时）缓和期也会更短。”现在我四十岁了，抑郁症很可能对我的健康带来更多危害。我是一个素有焦虑和抑郁病史的女人，很有可能出现产后抑郁症状。自杀是导致产妇死亡的头号原因。我还是别冒这个险了。
前不久，我帮四岁的外甥女洗澡时，她说：“我不知道我想不想生小孩。我只想当个阿姨。”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素让她得出这种结论。难道她感觉到了养育孩子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就像我四岁时一样，这个外甥女花了很多时间编故事和儿歌。她特别擅用语言，是个天生的说故事大王，也与生俱来地拥有掌握叙述节奏的能力。她已经开始组织具有艺术感的句子了。我很想知道她长大后会不会也投身于写作。“你现在不需要决定要不要生孩子，”我说，“等你长大了，只要你想，就会生的。”
我会成为什么样的妈妈呢？毫无疑问，是操碎心的那种母亲。我总是高度紧张，妹妹们和我常拿这件事开玩笑。二十岁出头时，小妹曾对我说：“只有当你能够坚持每天跑步了，你才能生小孩。”对我来说，运动始终是控制情绪的重要手段。（在最后那段倒霉的恋爱阶段，我停止了规律性的跑步。我敢确凿地说，如果我在那次分手之后马上恢复跑步，情绪肯定不会崩溃到那种程度。）规律性的事情对我很有好处，所以我肯定会让孩子们也坚持一套有纪律的生活方式：准时就寝，以及很多提前规划好时间地点的活动。孩子成长发育的重要节点也肯定会让我紧张得抓狂（“她这个年纪是不是应该学会读写了？”），而且，就像我们争强好胜的父母那样，我也肯定会过度自豪于孩子们取得的成绩。我是完美主义者，所以很害怕会对自己的孩子要求过高。但我愿意每天给孩子们读书，哪怕他们还在襁褓中。我也很愿意像我妈妈那样唱《冬娜冬娜冬娜》《我和鲍比》这样的催眠曲。
我的两个妹妹都是好妈妈。有个妹妹有三个女儿，也是全职妈妈。和许多父母一样，她每天都忙于接送孩子，去学校，去生日派对，上游泳课，去参加球赛。纵是不情愿，她还是当上了小箱车的司机。我妹妹对孩子们尽心尽力，说起来，那有一部分是对我们童年时代的回应：她试图为自己的孩子们提供我们小时候缺失的安定感。而我，向三个外甥女展示了全然不同的女性范本——专注于事业的艺术家，没有经济上的保障，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自己的房子。外甥女们在书店里见过我写的书。最大的外甥女曾骄傲地告诉她一年级的同学们，她的“阿姨是个作家”。我希望外甥女们明白一点：职业女性也能同时当好妈妈，但我做不到，当不了这种榜样。正如我四岁的外甥女已然领悟的那样：不是所有女孩长大后都能当妈妈。
如果我不曾觉得被亲生母亲抛弃，如果我在爱情方面更幸运一点，如果我出版处女作的时间再早一点，如果我天生不是这么敏感，而能再自信一点，也许我就会尝试生儿育女了。但我不能抱怨什么。我活得好好的，也越来越有奔头。就算没有孩子，我也有很多关于未来的愿景。
在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里，写作班上的一个女人握住我的手，问道：“你怕什么？怕黑吗？”这是她的第一个问题。她没有问我哪个学校毕业，做什么职业。她不在乎我是不是结婚了，有没有孩子。在精神病院，我们立刻回归到最原始、最没有差别的人类本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是都害怕黑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