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结婚以来，茜茜和雷就一直想去英国。茜茜的健康状况恶化后，他们明白，成行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1950年1月，这对夫妇为旅行做出大致的规划：他们会在伦敦预订一家豪华酒店，在那里住上四个月；他们会拜访雷的朋友们，在这座城市游逛；等到他们厌倦了伦敦，就继续前往苏格兰，也许还会去巴黎。这将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旅行，而雷却止不住地担心。茜茜的病体会给出行带来限制，他自己也小病不断，包括颇为讽刺也令他为难的对纸张的过敏。英国的气候也令他担忧：钱德勒夫妇已经习惯了南加州温暖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对他们来说，大不列颠仿佛是寒冷的边区。雷继续写信就各种各样的事情向朋友们寻求建议：
那么饮食怎么办呢？毕竟不能老是在酒店里靠食品包度日。衣服该怎么洗？有没有肥皂？能方便地买到衬衫和袜子之类的东西吗？[1]
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雷在努力地思索各种问题，反复地询问，好让自己进入旅行的状态。他的焦虑甚至到了影响身体健康的地步，他手指的皮肤再度开裂，带状疱疹也不时复发。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健康状况能否撑过这段旅行：
我虽然真的希望5月能够去成英国，但实际上有点害怕。我有太多麻烦事了，我不希望到时候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个病恹恹的家伙。[2]
他在同友人的通信中抱怨过敏症，症状确有其事，但是他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对英国之行的担忧。3月，这段旅行夭折了：英国之行还需等候一些时日。
也许正是由于这段紧张的时光，雷和茜茜开始重新思考，搬离拉霍亚是否明智。尽管他们是搬家的行家里手，但此时挪窝有可能会令这对病弱的夫妇雪上加霜。也许是为了不过分关注自己和茜茜糟糕的健康状况，雷开始专心工作。4月，他开始围绕新的构思开展工作，它将在未来变成《漫长的告别》。他对小说的调研相当考究，甚至写信给律师勒罗伊·赖特（Leroy Wright），核对将会出现在成稿中的法律细节。他询问赖特，私家侦探有哪些权利与责任，其指纹是否会在哪里登记在册。他想知道私家侦探触犯法律时该如何脱身：
普通公民该如何对他提起控诉？警察当局又该如何控诉他？受理诉状有着怎样的程序（假使该案并不涉及犯罪）？他的营业执照会出于什么原因被吊销？如果不是永久吊销，那么到期后是自动恢复，还是需要重新申请？费用又如何？[3]
赖特提供的这些信息都将出现在最终的小说里，特别是在小说的开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马洛为了朋友特里·伦诺克斯触犯了法律。当马洛被警方逮捕的时候，他们试图向他施压，让他说出发生在伦诺克斯身上的事情，结果他没有因为生活和工作受到威胁而退缩，最后蹲进了监狱。这段剧情体现了雷在写作策略方面做出的细微却重要的调整。在早期作品中，他将调研的成分压缩到最低的限度，其作品更多是基于对人和情境的理解和判断。他曾经认为过多的细节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阻碍他试图达成的效果。如今，他已经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和自己的文字质量有了更多信心。《小妹妹》得益于他在好莱坞的亲身经历，他对这个圈子的了解要远远胜过对洛杉矶黑道的了解。而且，他对犯罪的现实性越来越感兴趣，研究了许多现实生活中的谋杀案和杀人犯。他的主人公马洛会因为他落脚于现实细节而受益：
当然了，小说中的私家侦探完全是想象之物。他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他是一种态度的人格化，一种可能性的夸张表现。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应该了解他借以行动的规则。[4]
1950年7月，雷完成了新小说第一章的内容，而哈米什·汉密尔顿也已经提出要出版这部作品了。不过，雷又像过去那样，告诉这位朋友自己写完这一章就打算收手。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如此迅速地让这本新书的创作冷却下来，不过原因有可能是，差不多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新经纪人雷·斯塔克（Ray Stark）打来电话，告诉他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有意向就一部新电影与他合作。斯塔克是勃兰特兄弟公司的雇员，负责公司客户的电影版权，不过同时为编剧提供代理业务，所以他也开始为雷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我们并不清楚雷为什么换了经纪人，也不清楚他为什么停止和斯旺森合作[5]，也许是因为他与勃兰特的协议如此规定，也可能是在《重播》事件以后，雷想要找个不太一样的经纪人，好带来不一样的项目。无论实际情况如何，斯塔克给他送过好几本书，询问他是否有改编的意愿，其中大部分都被雷不置可否地退回了。不过，合作方如果是希区柯克的话，那就不一样了。这位导演在好莱坞的近十年相当成功，名声正与日俱增，即将进入他最丰产的岁月。雷曾在20世纪40年代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也喜欢这位导演，他们关于电影技术的长谈曾影响雷的写作。所以他对有机会和希区柯克合作拍摄《火车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兴趣浓厚。
希区柯克意外地发现了派翠西亚·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的这部小说，立即察觉它具有改编成电影的潜质。他悄悄地买下了电影版权（估计他在整个协商过程中隐去了自己的名字，确保版权的价格不被抬高），并委托小说家惠特菲尔德·库克（Whitfield Cook）帮助他完成改编草案。正是在这份草案中，电影展现出了它的雏形。电影中的盖伊变成了一位有政治野心的网球运动员，布鲁诺则变得比小说中更为柔弱，旨在暗示他是不曾出柜的同性恋者。小说中的盖伊是杀人凶手，电影则改变了这一安排，只是让他成为布鲁诺的一枚棋子，最后迎来了戏剧性的结尾。
雷是个耳根很软的人，这样优秀的导演找他合作，自然令他非常受用。他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并非希区柯克最先考虑的人选，甚至不是第二也不是第三人选。希区柯克其实打定主意，这部电影要用一位大牌作家，所以剧本草案在好莱坞流转了好几个月：他找过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却被拒绝了。他在达希尔·哈米特那里也碰了壁。希区柯克曾透露，这份草案经过八位作家之手，没有一人觉得这是部好剧本。然后，有人推荐了雷蒙德·钱德勒，大概在有些人看来，雷是哈米特之后理所当然的人选，尽管此时的雷已有十多年独立创作小说的成功经验，在好莱坞也已经声名鹊起，但离取代哈米特，还需一些时日。钱德勒认为这是个“够蠢的故事”，不过还是答应接下这项任务：
我为什么要接这个活？部分原因在于，我觉得我可能会喜欢希区柯克，结果还真是如此。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人也会厌倦说不，有一天我也会想说好啊，但我不想被询问缘由。[6]
合约非常慷慨，每周支付雷2500美元，外加50美元的文书开支[7]，保证支付五周。它还允许雷在家工作，这在当时的好莱坞仍旧是件稀罕事。希区柯克甚至慷慨到，连雷不愿驱车前往公司所在地伯班克的要求都应承下来，将剧本讨论会的地点安排在拉霍亚。希区柯克拜访了几次钱德勒的宅邸，在他们家的达文波特沙发上坐了几次，喝了几次茶之后，雷于1950年7月10日开始工作。两个男人讨论电影的时候，茜茜会知趣地离开，很少露面。
双方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有着相当不同的工作方式。雷喜欢直接而切题的沟通方式，希区柯克则乐于漫谈，并将剧本讨论会看作社交场合，而非工作场合。一开始，雷抱着容忍的心态，但很快他就发现双方各不相同的工作方法存在矛盾。雷追求准确，总是尽可能地控制影片。《双重赔偿》大获成功，因此他在《蓝色大丽花》和《重播》的制作方面获得了许多编剧梦寐以求的影响力，并且习惯了这种工作方式。他不仅认为这种影响力是他应得的，还深信正是这种影响力使得他成为出色的编剧。雷无疑认为希区柯克找上门，是被他的履历和专业水平所吸引，他希望自己在编剧方面有控制权，可是希区柯克并非这样的导演。
自从来到美国的那天起，希区柯克便不断地同历任制片人争夺电影拍摄的控制权。与大卫·O．塞尔兹尼克（他喜欢限制导演，好让他们按照他的意思拍电影）合作的时候，希区柯克有意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拍摄和剪辑方式，使得塞尔兹尼克即便想干涉也无从下手。到1950年，他已经在导演这一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从一开始，他就对《火车怪客》有着详细的设想，并不希望编剧用自己的观念来表现这部电影，简言之，他只想找个人来组织对话、填补空白。
不过，混乱几乎立即就出现了。这一状况可以部分归咎于华纳兄弟前台员工芬利·麦克德米德（Finlay McDermid）的一封来信。他在信中解释了审查电影道德内容的电影制作守则可能会注意的内容：
在目前的设定中，催着离婚的是盖伊以及我们所有具有同情心的角色。如果我们能把这一诉求安排给米丽娅姆，而让盖伊努力维系婚姻，最终才接受离婚的结局，那么布林办公室肯定会更容易接受剧情安排。盖伊回来看望米丽娅姆的时候，会发现她再次改变了主意，他的反应还会和原来一样。布林办公室还注意到另外两个元素，这部电影以毫不避讳的方式展现出布鲁诺一家含有恋母情结的家庭生活，还以同样毫不避讳的方式，安排安、芭芭拉和其他具有同情心的角色，表达出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潜在杀人犯的观点……
我将这些意见转达给您，我相信您一定能够处理好这些问题。我认为，对话和角色经过您润饰之后，《火车怪客》必然会变成一部更引人注目也更令人信服的作品。[8]
雷曾在《双重赔偿》中与电影制作守则交过手，他认为这封信的意思是，这部电影的剧情需要大幅修改，可是希区柯克不以为然。问题却在于，这位导演总是用间接的方法处理这类分歧，指出剧本存在的各类小毛病，提出各式小建议，却从来不直接面对真正重大的问题。这就令钱德勒很困惑了，他也弄不清楚希区柯克到底想要什么，他将经历这番体验的自己描述成“一位总是受到短拳干扰、没法做好准备的拳击手”[9]。他在1950年8月2日将第一批稿件寄给希区柯克。两个星期后，他又提交了第二批稿件，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工作。但是在两批稿件之间，导演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这就愈发令雷感到困惑了。他在写给经纪人的一封信中谈及这件事情，将它称作“中国酷刑”[10]。
不过在收到第二批稿件后，希区柯克邀请雷光临他在洛杉矶的俱乐部，详细讨论剧本事宜。这顿饭带来了两个结果。首先，雷在剧本方面得到了导演的指示，尽管仍旧模糊不清：“我约莫感觉到，他希望我继续写下去，用主镜头的方式写剧本，而不要写成分镜剧本。”[11]其次，雷因为食物中毒，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都没法工作。他不顾斯塔克的建议，做出了令电影公司主管都不解的事情：他拒绝接受生病期间的酬劳，并取消了一场事先安排好的与希区柯克在拉霍亚的会面。身体刚好转，雷就邀请导演参加剧本讨论会，但尚未痊愈的身体以及对工作的不满都令他烦躁不安，整场讨论会也因此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我们能够从许多来源获知关于这场会面的情况，但无论哪一个版本都对雷不利。希区柯克的一部传记[12]记载，这位导演及其助手来到拉霍亚时，发现雷的态度中有着很强的侵略性。他们就座后开始喝茶，雷则开始长篇大论，将项目中他认为不对的事情一一道出。当雷越说越激动的时候，希区柯克突然起身，一言不发地离去，他的助手吓了一跳，赶紧跟在他身后出去了。雷也被吓了一跳，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走到门口，对着导演的背影破口大骂。他骂了很多难听的话，比如说“肥胖的杂种”。在另一个版本中，希区柯克从车里出来的时候，被雷用同样的话骂了一通，雷以为自己把声音压得很低，不至于被导演听到，但是导演听得一清二楚。无论真实情况如何，从那以后，希区柯克就打定主意，不再同雷合作了。钱德勒习惯了这位导演令人困惑、自相矛盾的各式行为，以为这只是他古怪的性格在作祟，于是继续创作剧本，完全没有意识到希区柯克已经不想再同他有任何瓜葛了。由于公司并不认为雷有什么夸张的过错，所以希区柯克也没法让他卷铺盖走人，于是就让他蒙在鼓里，继续埋头创作。
9月中旬，双方的矛盾似乎再次升级，尽管希区柯克打算置雷于不顾，但是他突然发现自己急需雷手头的这部剧本。于是，他的助手芭芭拉·基翁（Barbara Keon）将这一情况转达给雷，钱德勒尽管对此感到气愤，却在周末加班加点地创作，按时完成了工作。9月26日，星期一，他提交了终稿。次日，其经纪人雷·斯塔克在夜间发来电报，告诉他薪酬自星期一当晚开始停止发放。钱德勒大为火光。在他看来，这一行为违反了双方合同的精神。他认为自己从头到尾都犹如高贵的骑士，不仅为了按时交稿加班加点地工作，而且在生病期间拒绝接受酬劳。相较之下，电影公司则谎话连篇，一开始说没有截稿日期，却又突然向他提出紧急而迫切的要求。不过从雷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仍旧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惹恼希区柯克。
总而言之，这段合作经历不仅令他身心俱疲，而且事后令他感到后悔。在最终上映的影片中，我们可看出两位主创人员存在根本的分歧。希区柯克关心的是营造紧张的电影氛围，以及为观众带来惊险的体验。钱德勒则与他大相径庭，对人物和动机的兴趣更为浓厚。相较之下，反倒是雷更接近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原著的精神，而且他也确实时常敦促希区柯克回到原著中去。雷在提交的剧本中附了好些笔记，它们表明他费了很大功夫厘清盖伊·海恩斯和布鲁诺·安东尼各自的动机。其中一条内容如下：
问题在于到底哪件事更适合作为（让布鲁诺决定杀害海恩斯太太的）契机？是盖伊见到布鲁诺的父亲之后接到的那通电话？还是因为那通电话告诉布鲁诺，米丽娅姆的行为暴露了她的本性，她还在离婚一事上背叛了盖伊之后，盖伊与布鲁诺父亲的争吵？[13]
希区柯克对这种琐碎的细节并不感冒：他只想让布鲁诺杀死米丽娅姆，并不在乎其中的缘由。雷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一封信中写道：“他随时可以为了画面效果或情绪效果牺牲剧情的逻辑（如果还存在的话）。”[14]但雷似乎仍旧自行其是。这一分歧太过明显，所有工作人员本该都注意到这一点，明白希区柯克和钱德勒并不适合共事。
不过，双方的冲突还有其他原因。雷和希区柯克从表面上来看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曾在伦敦上学，来到美国后才功成名就。他们都在洛杉矶过着流亡者的生活，身在城市，却始终活得像个局外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许多方面有着本质区别，比如说性观念。
库克在剧本草案中让布鲁诺对盖伊生出了同性恋情愫，这一点给雷造成了不少麻烦。库克采用了微妙的处理方法，加入了许多会令观众立刻心领神会的信号。比如说，布鲁诺会说法语，不仅是个妈宝，还是个花花公子[15]，这些特质都带有同性恋的意味。尽管雷的作品中不乏性取向模糊的角色，也不乏同性恋暗示，但他在处理性问题时远非轻松。在其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同性恋者明显很老派的冒犯之言。毫无疑问的是，库克和希区柯克增添的这部分人物设定令雷感到不自在。这有可能是雷希望说服希区柯克删除的部分，但很显然，雷没有得偿所愿。雷并不认为这些元素会令这部电影长盛不衰。
在雷和希区柯克的关系中，还有着雷那种英国人特有的对于阶级和地位的关注。就职业而言，雷认为自己和导演平起平坐，但是与此同时，他的态度时常会显露出源自社会阶层的优越感。希区柯克的父亲是个菜贩子，他自己也在英国中下层社会长大。除此之外，他从小就是个天主教徒。雷在英国公立学校的求学经历，以及他从小被灌输的对于天主教徒的深刻怀疑，都有可能让他认为希区柯克应当对他表示尊敬。如果他真的这么认为，那么他显然误判了自己在好莱坞阶层体系中的地位。
希区柯克又招募到一位新编剧曾兹·奥蒙德（Czenzi Ormonde）。据说希区柯克曾特别作秀地一手捏着鼻子，一手用食指和拇指拈着雷的剧本稿件，然后将它一股脑儿丢进了垃圾桶。[16]这一传闻很可能被刻意夸大了，因为奥蒙德的终稿中有好几处场景直接来自雷的版本，包括该片出名的开场画面（两组镜头在火车站分别追踪布鲁诺和盖伊的脚步，直到他们相遇）。不过，她也确实删掉了雷的许多原创内容，使得电影更简洁，也更符合希区柯克的设想。也许，雷最终也能接受这些修改，但令他恼火的是，奥蒙德也是雷·斯塔克的客户。他震惊地说道：“被人在背后捅上一刀已经痛彻心扉，结果这把刀的主人还是你的经纪人。”[17]
出于礼貌，希区柯克给雷寄送了剧本终稿，但是雷不以为然。他回信澄清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部电影的问题在于：
我能够理解，你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我的剧本找碴儿，我也能够理解，你有时候会觉得某些场景过于冗长，或者某些设定过于牵强。我能够理解，你明明想要某个东西，却改变了主意，有些改变可能是外界强加给你的。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你竟然允许别人将一部原本多少还有些生命力的剧本，降格为一摊软趴趴的陈词滥调、一群没有面孔的角色，以及一段段任何编剧都不屑于写的对话——无论是角色台词还是旁白，什么话都要说上两次，却没有任何余味可品。[18]
这封信既古怪又向我们透露出一些隐情。尽管雷从9月开始就没有和希区柯克说过话，但他似乎仍旧认为他们俩是朋友。他尽管在信中发了脾气，但措辞仍旧亲切，抬头没有用阿尔弗雷德或希区柯克先生，而是称呼“希区”。而且他试图把讨伐包装成善意的建议：“顺带一提，我觉得应该把我对这所谓终稿的意见告诉你。”他说话的方式让我们觉得，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希区柯克已经跟他绝交了。他仍旧以为，自己之所以参与这个项目，完全是因为他们看上了他在过往电影中展现的改编能力，可实际上，大部分工作已经由希区柯克和库克在草案中完成了。他明知编剧在好莱坞地位不高，可似乎仍旧认为自己的地位要远远超过他人。事后观之，正是雷的一系列误解使得双方的关系毫无进展、陷入僵局。
不过到最后，雷总算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项目的谬误根源在于将我牵涉在内，如今我已经彻底明白，其他人想必也早已明白，希区柯克的电影必须完全属于希区柯克……（那部剧本中）钱德勒有余，而希区柯克不足。[19]
一开始，雷考虑过要将自己的名字从演职人员表中删除，不过后来又改了主意。尽管他没能为最终的影片做出多大贡献，他的姓名还是出现在醒目的位置，这也符合希区柯克一开始对于钱德勒的诉求。
我们可以理解，雷在年初开始创作的那部小说，此时已经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又被电影产业摆了一道之后，如今的他总算能回到小说创作中去了。
自从进入好莱坞以来，雷已经习惯了秘书的协助。他会口述信件和剧本，由秘书负责打字和检查。一开始，他对雇佣秘书还有些焦虑，担心这么做对生活在拉霍亚的作家而言过于铺张，不过到最后，他发现这类帮助已经变得不可或缺。拉霍亚的那栋房子他主要使用两三个房间。他喜欢把走廊尽头的房间叫作书房，不仅在那里工作，也在那里睡觉，他的单人床就摆在木书桌一侧，桌上摆着他的其中一部打字机。他将茜茜卧室旁边的房间改造成秘书的小办公室，如果她能够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和纸张中腾出位置，那么她也能在里面办公。
1950年，他雇用了朱厄妮塔·梅西克（Juanita Messick）。她可能并不是他雇得最早的一位，却深得他的喜爱。她是拉霍亚当地的中年母亲，和钱德勒熟悉起来后，很快就适应了他工作和生活起居的节奏。上午的时间用来写小说，结束之后他们会和茜茜一起吃午餐，图书总是饭桌上的话题。[20]雷喜欢读书，胃口也很大，从侦探小说到历史作品无所不读，茜茜则读得比较慢，也比较谨慎。饭桌上的谈天虽然说不上高深，却令梅西克着迷。午餐过后，他们会继续工作，不过内容变成了各种杂务：雷在经济业务上有条不紊，总是将所有文件都保存下来，方便跟进各种交易和版权收入的状况。名叫“备忘文档”的文件夹记录了出版商应付的报酬，所以一旦他们有所拖延，他就可以催促他们。工作告一段落后，雷和梅西克会同茜茜一起饮茶。饮毕，雷会煞有介事地起身，倒上一壶雪利酒，为妻子和秘书各斟上一杯，自己却拒绝碰这种东西。梅西克并不知道雷曾深受酒精所害，以为他本来就滴酒不沾。那么雷真的戒酒了吗？很可能没有，只是像他过去那样，把饮酒量降到了可控的程度，却没有与酒绝缘。
雷是个古怪的雇主，我们从一系列“给秘书的建议”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你有什么需求都尽管说。你也是凡人。你也会身体不适。你也会疲劳，想躺下来休息。有话尽管说，有事尽管做。你也会紧张；你也会想到外面透口气。有话尽管说，有事尽管做。如果你上班迟到了，无须道歉；只要能给出简单的解释就行。你也许车胎爆了。你也许睡过头了。你也许喝醉酒了。我们都只是凡人而已。[21]
本来，给雇员罗列建议并非不同寻常之事，不过雷并没有将建议付诸纸面，也没有直接告诉秘书，而是通过口述，让秘书记录下来。如果你是这位新雇员，通过这样的方式收到工作指令，恐怕也会吓一跳，这也许正是雷的用意所在。雷显然明白自己的做法不同寻常，于是紧接着又戏仿地口述了“给雇主的建议”：
永远别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如果你真不知道，就表情自然一点，你散发出来的不友善的气息就足够说明状况了。雇主亲自接电话是不合宜的。你总是该让助手去接：就算她去上厕所了也必须如此。碰到这种情况你就得大喊：“那谁谁小姐，是不是电话响了？”永远要把文件弄得一团糟。只要这样，你就能在弄丢东西的情况下把责任都推给秘书。[22]
如果不是采取口述的形式，这一幽默的自嘲本来更有可能惹得梅西克发笑。雷试图用这样直接的方式同梅西克沟通，不过他自己似乎也有些难为情。他知道茜茜的健康状况恶化之后，他会越发依赖秘书的协助，所以在一开始就把这件事挑明了，虽然是试探性地：
尽管我不太愿意提及，但恐怕你已经注意到一个情况，那就是我太太的身体不太好，几年前还能做的事情，现在已经做不了……我知道她为此有些抑郁，而我在她面前决不会开口谈及此事……但实际情况是，她没办法……所以我建议，你要是想到“如果钱德勒太太提出要求的话，我可以帮她做某件事”，你就立即跟她说，你得问我太太是不是愿意让你做某件事。但绝对不要给她任何暗示，让她以为你觉得她做不到。[23]
与此同时，他还希望梅西克能够在他惹麻烦的时候帮他悬崖勒马：
如果你觉得，我的所作所为最终会让我跟某人大发脾气，你可以出面告诉我：“这件事您最好交给我来解决”或其他有类似效果的话。就算措辞比这更鲁莽也没关系。[24]
我们从现有记录中无法得知她做了什么，但她确实很快就成了钱德勒家不可或缺的成员，不仅完成其工作任务，而且与这对夫妇共进午餐和晚餐。
朱厄妮塔·梅西克的出现算是这艰难的一年中光明的一面，不过到了12月，这一年中出现的各种困难也都基本上得到了解决。12月14日，最后一桩难事发生了，钱德勒夫妇不得不让他们深爱的宠物猫塔基安乐死。尽管塔基脾气暴躁，讨厌各种拜访者，处处不与人为善，总是嫌恶地对他们发出嘶嘶的叫声，但是钱德勒夫妇非常疼爱它。当它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他们格外伤心。对于这对没有子女、年事已高的夫妇来说，塔基早已不仅仅是宠物了。这二十年来，它一直跟随着他们在洛杉矶和南加州四处迁移。它的逝去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触动：
今年，我们没给任何人寄（圣诞贺卡）。我们有一只近二十岁的黑色波斯猫，它走了，令我们神伤。说实话，说我们神伤根本就是套话。那对我们而言是一场悲剧。[25]
与希区柯克之间的不愉快还导致了一个后果，那就是雷解雇了斯塔克。斯塔克竟然向希区柯克推荐了取代雷的人选，这件事令他尤为恼火。要是别人遇到这事，可能只会觉得不快，但是雷像往常那样，将其视作毫无原则的背叛行径。不过，他还是需要人代理他影视作品的版权和文字作品的电影改编权，于是再次同H．N．斯旺森签约。不过这一次，他表示：“我近期无意涉足电影行业，实际上也可能永远不再涉足，除非跟我合作的导演能够给予我百分百的信心。”[26]这并非雷第一次宣称退出电影行业，不过他大概明白，他对希区柯克的粗鲁无礼有损自己的名声：
更何况，恐怕不会再有人愿意把电影行当的活计交给我了。更何况，我愿意合作的人，除了不能再让我伤脑筋外，报酬还要我看得上才行。[27]
此后，尽管他试图重新提笔完成新的小说，但还有其他事情分散他的注意力。1943年，他曾在笔记本中写下一个奇幻故事的笼统创意，名叫《宾格教授的鼻烟》（“Professor Bingo's Snuff”）。那将是“老套的隐身创意的一种变形”[28]，在故事中，一位胆小如鼠、常被欺负、名叫卡斯珀·米尔克托斯特的男人总是撞见妻子和情人偷情。有一天，古怪而颇有异趣的宾格教授出现在他门前，递给他一张名片，向他出售一件特殊的商品。紧接着，宾格的鼻子里喷出一股鼻烟，突然就从米尔克托斯特面前消失了，又在隔了一段距离的街上现身。被吊足了胃口的米尔克托斯特于是悄悄来到宾格教授的办公室，想要将鼻烟弄到手：
从这里开始，故事发展出许多荒诞、无厘头的剧情，故事的最后，警察想要趁宾格在办公室的时候将他逮捕，可他隐了身，打开门，狠狠地朝着警察的肚子踢了一脚。[29]
这段笔记的日期是1943年3月6日，这表明该创意大致诞生于雷改编《双重赔偿》的时期。不过，在比这更早的时候，也就是1939年，雷就考虑过要写奇幻故事，他当时是为了挣脱犯罪小说的束缚。他花了八年时间又回到这个创意上，这足以让我们了解他创作小说的方式了。就像他的侦探马洛系列一样，《宾格教授的鼻烟》也需要蒸馏萃取的过程，于是在1951年初，他总算有了写作这个故事的激情和欲望。
正是从这个故事出版后的面貌同它早期构思的差异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雷作为作家所经历的成长。那个在1943年如喜剧般诞生的奇幻故事创意原本要被写成类似于闹剧的作品，到1951年的时候却变得更精准而调皮了。虽然剧情大体相似，但最终的故事形态更成熟：一位古怪的教授闯入了一个胆小、被人欺负的已婚男人的生活，这个男人现在名叫乔·佩蒂格鲁，他妻子则同房客偷情。但是整个故事变成了对犯罪小说的某种评判。在最终的故事版本中，宾格教授将一副小剂量的鼻烟当作样品交给佩蒂格鲁，他吸完之后就进入了隐身状态，并领悟到自己能够犯下完美的谋杀案。处于隐身状态的佩蒂格鲁看着妻子的情夫进入他埋伏其中的房间，单纯出于憎恨将其杀死，却发现被他杀死的这个男人刚刚杀害了他的妻子。雷将这篇故事的剧情变成了游戏，将两个截然不同的创意交织在一起。一方面，这个故事对密室悬疑进行了调侃：隐身状态令佩蒂格鲁占据了有利位置，却没能维持太久，因为警察最终还是破解了情夫遇害的谜题，只是搞错了作案的具体方式。它颠覆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格言：“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选项，那么剩下来的那个选项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也必定是真相。”正如在故事中，雷德尔警长指出：
警督，您知道这绝无可能。如果这是谋杀，那么罪犯必须逃出这个房间。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所谓的密室谋杀。从来都没有。[30]
在故事中，雷德尔虽然资历稍浅，年纪却更大，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已经见识过人世间太多事情，所以就算没法推敲出所有细节，也不需要借助“小小的灰色细胞”(1)就能够解决谜题。
与此同时，雷还为故事增添了一种近乎寓言的元素，不仅强化了故事原本的奇幻特色，也突出了主题。就像《宽恕者的传说》(2)一样，在杀害波特·格林之后，佩蒂格鲁自觉陷入了大麻烦，于是循着教授给他的地址，想要再弄到点鼻烟。结果这地址恰恰就是好莱坞地区的警察局。这篇故事的寓意就在于，杀人的愿望和杀人的行动同样危险。仅仅在脑中过了一遍杀人的想法，佩蒂格鲁就走到了杀人的真实境地。他动手的时候丝毫不曾犹豫，一想到就立即采取了行动，而且重要的是，他置人于死地并不是出于复仇或其他高尚的理由，而纯粹是因为他厌恶格林。这是最卑劣的一种犯罪，也正是它将教授送到了佩蒂格鲁的门前，由此我们迎来了早已注定的结局：佩蒂格鲁之死。雷在写给詹姆斯·桑德的信中，解释了这两种故事元素是如何交汇的：
一开始，我打算戏仿一个密室悬疑故事，不过写到中途就对此失去了兴趣，转而被另一个想法摄住：所谓的奇迹永远都是陷阱。[31]
这封信将这个故事和雷的其他作品联系起来。他的小说探索的是洛杉矶的形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在《小妹妹》等作品中，各路角色因为洛杉矶不可思议的富足而受其吸引，很快又深陷其永不知足的奴役之中，他们的命运同被隐身的奇迹所困的佩蒂格鲁如出一辙。
《宾格教授的鼻烟》在雷的短篇小说中是上乘之作。他精准地控制了这篇故事的叙事，这一点使得它判然有别于雷早期的犯罪故事作品。与它最接近的是《黄铜门》，因为两篇故事都有着奇幻的主题。不过，雷在创作的过程中曾遭遇一道障碍，它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开始带有滑稽色彩的构思最终会演变成完全不同的故事：
……优秀的奇幻故事少之又少，个中缘由再明显不过，奇幻故事几乎没有回转的余地。一旦你把故事设定悉数讲明，你就几乎无路可走了。[32]
雷懂得如何制造效果，也懂得如何以自然主义风格描写超自然的事物，可真的运用奇幻元素时，他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铺陈叙事。《宾格教授的鼻烟》是雷的第二篇幻想故事，也是他在这一类型上的封笔之作。尽管自1939年起，他就一直有着创作此类作品的意图，但是他从来不曾写出能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所以这个类型也就被他塞进了抽屉，从此不再碰触。
写这部短篇作品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长篇小说。1951年2月，他只有零星的进展。就在那个月，一位多产的英国作家J．B．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如今他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大约是其剧作《罪恶之家》（An Inspector Calls）］到访，像雷这种性格的人必然被这次到访所惹恼。
1951年，普里斯特利的妻子简已然发觉他们的夫妻关系出了问题，不过当时她还不知道丈夫和女作家雅克塔·霍克斯（Jacquetta Hawkes）有染。普里斯特利兴许是想逃离这个不幸福的家，于是离开了英国，向西到了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在那里给雷发去电报，询问是否可以登门拜访。普里斯特利和雷都是哈米什·汉密尔顿的密友，也正是他介绍两人相识的。雷其实并非好客之人，却也亲自去墨西哥的蒂华纳市接普里斯特利。他驾驶着奥尔兹莫比尔牌汽车来到边境，也许路途中发现这趟旅程可以为新小说搜集材料。普里斯特利上车后没多久，就礼貌而面带笑容地告诉雷，自己喜欢雷的小说，却认为他应该尝试写点不包含谋杀元素的作品。雷默不作声，但实际上生气了，这段回家的旅程漫长且令人不快。
雷先是将普里斯特利带到酒店入住，然后领回家中，交谈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这位来自英格兰北部的作家是个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家伙。由于茜茜身体有恙、卧床不起，普里斯特利那闭不上的嘴巴就更惹人厌烦了。普里斯特利口若悬河之际，雷似乎一直都很安静，这让普里斯特利颇为沮丧。第二天晚上，雷将访客带到附近一位朋友的家，告诉他说，在那里他可以见到“我们这座城市里几个还算聪明的人”[33]。
雷似乎得以掩盖了负面情绪。尽管普里斯特利对犯罪小说发表过居高临下的言论，雷却说他是个“讨人喜欢、待人亲切的家伙”[34]，至少他对汉密尔顿是这么说的。普里斯特利玩得很开心。不过这位客人离去之后，雷总算松了口气：
这位英国小说家、剧作家J．B．普里斯特利的突然来访，害我直到现在都还有些晕乎。我为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也花了不少钱，可是除了礼貌周到地接待了我英国出版商的朋友，因此带来一点点满足感以外，我也不知道自己从中获得了什么。[35]
然而，这实际上是成功的代价。雷在英国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也难怪有许多人会想登门拜访。可他是个性喜安静的人，缺乏待客的耐心，也没有相应的品性。况且，他对茜茜有着极强的保护欲。因此，他的家从来都不欢迎访客，那些突然侵入钱德勒家日常生活的人，通常都会打乱他的生活节奏。
所以普里斯特利离开后，雷确实松了口气，在朱厄妮塔·梅西克的帮助下，他又开始规律地写作，集中精神创作小说。然而，茜茜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9月，事态突然严重起来。她比平时更感觉疲劳，下午茶的惯例也因妨碍到茜茜的午睡而取消了。没多久，她便几乎终日待在房间里。她开始埋首阅读，尽管并非侦探小说迷，却连雷的朋友借给雷的悬疑小说都看。有时候“由于状态不佳”[36]，她就会读得很慢，雷目睹这样的场景想必心如刀割。茜茜的这番变化也彻底改变了雷的生活节奏。由于茜茜不良于行，而且家里没了女佣（钱德勒夫妇换过很多女佣，总是抱怨她们没什么用，我们不禁好奇，这些女佣是否也讨厌她们的雇主），雷就不得不自己做家务。他会每天早上8点起床，准备两份早餐，到10点时必须吃完收拾好。然后他会进入书房，试图写点东西。（他在便签里告诉梅西克：“说实话，写不了多少东西，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大概也只能写这么多了。”[37]）下午的时候，他会去商店和市场做些采购，相对而言，这倒不成什么问题，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在下午工作。然后就到了晚餐时分。雷挺会做菜，但是烹饪总要花去不少时间，而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于写作。
晚餐过后，茜茜回到床上休息，雷则要收拾厨房。屋子渐渐安静下来，但雷的心绪却不得安宁：
茜茜已经没有了精气神，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她再也恢复不到往昔的状态。而且我敢说，虽然我们从不谈及此事，她其实心里有数。[38]
这种感受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头。他们之间仿佛有一种无言的默契，坚决否认茜茜行将就木的确凿现实。雷陷入了可怕的境地：他心痛难忍，却又不能将心里的感受透露给他最心爱的女人，而在过去，他会向她倾诉所有忧虑。
当夏去秋来，他向最亲密的朋友们打开了心扉。有趣的是，在这些得知雷心中苦闷的人当中，竟然有哈米什·汉密尔顿。尽管雷曾在一封信中写过，“杰米，我将你视作密友”[39]，但我们仍需铭记，他们俩从未在现实中见过面。即便如此，雷还是将那些没法对其他人说的掏心话告诉了汉密尔顿：
茜茜咳嗽不止，只能靠药物压住，而这些药物夺走了她的生命力。那不是肺结核，也不是癌变，但恐怕是一种慢性疾病，只会渐渐恶化而不会好转。她已经没有了气力，而且因其乐天的性情和顽强的意志，她已经拼搏到筋疲力尽的地步了。我害怕，我明白她也害怕，虽然我们试着避开这一话题——她逐渐病入膏肓了。[40]
从这封信中，我们还是看得出来，茜茜无法避免的衰弱是雷不愿面对的问题。他承认感受到了“绝望的冰冷”[41]。他所熟知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变局也触动他思考自身的处境。依旧是在这封写给汉密尔顿的信中，他坦言自己对于业已取得的成就并不确定：
每一代作者中总有些人未发挥自己所有的才能，他们似乎永远都无法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纸面，他们取得的成就总是包含极大的偶然性。他们通常（倒也不是全部）起步太晚，而且有着过于成熟的批判意识……我猜我大概就属于这类人。我所取得的物质成功足以使我看穿这一切，但我又没足够的使命感，让我觉得自己的作品那么重要。
这也不是雷第一次怀疑自己的作品，但他的语气中从未弥漫着如此强烈的失败感。他开始思索自己是不是错失了什么，至于具体是什么，他又不能确定。关于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他曾在一封信中表达过类似的看法，结合上面那段话，我们就能对这番看法有新的理解：
我认为他差一点点就能成为伟大的作家，个中缘由再明显不过了。如果穷小伙在大学时代就酗酒成性，那么他能取得菲茨杰拉德的成就已然是个奇迹。他具有文学中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指称这一品质的词让我们看到其拥有者和凡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可惜的是，这个词已经被兜售化妆品的二道贩子给彻底糟蹋了。但我还是要说，这一品质叫魅力，这个词是济慈在运用它时所指的那个意思。如今谁还有这种品质？它和漂亮的文字或清晰的风格都没有关系。那是一种克制的魔力，精巧而节制，只有优秀的弦乐四重奏乐团才能给你带来这种体验。是啊，如今你还能去哪里寻找呢？[42]
当然了，这段话实际上讲的是雷蒙德·钱德勒本人。早在1950年，他就担心自己成不了伟大的作家，只是到了1951年，他意识到自己和茜茜终将走向生命的终点，于是回到这个话题，语气中多了一丝绝望的意味。
为了从沮丧中走出来，他开始找寻方法振奋茜茜的精神。9月，他领着茜茜来到圣巴巴拉市一座名叫“阿利萨尔”的度假农庄。虽然配备了各种牛仔特色的设施，但那实际上是一家乡村旅店，游客可以在那里享受到各种户外活动。钱德勒夫妇曾在洛杉矶的干燥气候和山间相对凉爽潮湿的空气之间来回迁移，他们希望圣巴巴拉市相对干燥的空气能够缓解茜茜止不住的咳嗽，让他们能够放松休养一段时间。至少他们本来是这么设想的。可实际上，他们全程都气鼓鼓的，一点都享受不来。钱德勒夫妇不仅觉得这整个假期都很乏味，而且很鄙夷同行的加州有钱人，认为他们全都沉浸在关于西部的幻想中：
……女宾客吃早饭的时候身着嵌有铜铆钉的李维斯牛仔裤，吃午饭的时候又戴起了围巾，穿起了短马靴和花衬衫，到了晚餐的时候，有些人换上晚礼服，有些人则继续戴着围巾，穿着短马靴和花衬衫。理想的围巾似乎要非常细才行，不能比马靴鞋带粗上太多，围巾要穿过身前的金属环，垂挂在胸前的衬衫上。我没有问过这套打扮是为了什么：我跟谁都没有那么熟。[43]
看来，雷又一次决定做个局外人。
从圣巴巴拉回来后，雷在外面新买了只猫，想用它哄茜茜开心。那是只灰色的暹罗小猫，它抵达海滨大道6005号时只有几个星期大，而且像大多数小猫咪那样野性未消。它在房子里自在地跑来跑去，在适应这个家的过程中啃坏了家具，挠破了沙发，在钢琴腿上也留下了爪印。尽管它似乎很喜爱钱德勒夫妇，但它野性难驯，让这对如今年事已高的夫妇有点吃不消，于是雷只能怀着沉重的心情，将猫退还给猫舍老板。退还了这一只后，他决定换一只试试，于是买了只和塔基神似的黑色波斯猫，并给它取了相同的名字。雷在想方设法重新营造1932年的生活氛围，那个时候，整个世界仍旧敞开在雷的眼前，而茜茜也能紧握他的手，陪他一路前行。对于往昔的怀恋由茜茜的疾病所触发，尽管其中浸染着忧伤，雷却发现这种怀恋有时候能够给他带来灵感，并将他的沮丧心情灌注到作品中。
他动笔写新小说时野心很大，也不打算再让菲利普·马洛担任主角。实际上，它与雷从前的作品有着巨大的区别，它的叙事将采用第三人称。他认为，这是他写出梦寐以求的伟大作品的最后一次机会。1951年5月(3)，雷写信告诉哈米什·汉密尔顿：
这本书的问题在于，我已经用第三人称写了一半，然后才意识到，我对这故事的主角没有丝毫兴趣。他只不过是个名字，所以恐怕我要重新开始，将这一重任委托给马洛先生，我可能会因此损失不少精彩的场面，因为它们发生在主角之外的地方。看来我是注定跟这家伙在一起了。没有他，我的创作就寸步难行。[44]
雷又一次被同一堵砖墙挡住了去路，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像过去那样将草稿全部抛弃，而是用马洛的视角将它重写了一遍。到了10月，他已经完成了小说的初稿，书名暂定为《艾德瓦利之夏》（Summer in Idle Valley）。书还远远没有定稿，但至少在1951年，他有点拿得出手的东西了。他致信文学代理人卡尔·勃兰特，解释道：
这本书（《漫长的告别》）的创作过程非常艰难，我已经写了足够多的页数，让小说初具雏形，但还得从头到尾修改一遍。最开始，我不知道我的笔会将我带向何方，写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走错了地方。像我这样没法事先做好写作计划的作家，最怕的就是这样，我必须一边前行一边调整，试图从这堆稿纸中整理出思路。[45]
雷同过去一样，提笔写作的时候自己也没彻底理解剧情，如今必须削去文字的赘肉，才能令故事显现出来。对作品的反复修改，使得雷能够将茜茜的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以及他自身关于失却的感受融入小说。钱德勒创作《艾德瓦利之夏》时的心境与创作其他所有作品时都截然不同，这一心境也在终稿中显露出来。对于这部小说的创作，雷尤其谨慎，他没有让朱厄妮塔·梅西克帮忙（她通常会帮雷多打一份稿子备用），将所有人都排除在外，全凭自己完成了创作。他说自己“过去的热情已经消逝了”[46]，意思其实是这部作品目前还太不完善，不能给别人看。如今，汉密尔顿以及雷的其他笔友都很熟悉他的这种说辞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次他之所以紧紧地捂着这本书，是因为比起以往，他对于这部作品要焦虑得多。他知道这部最新的作品将会不同——真正与众不同。此前的作品虽然也朝与众不同的方向努力，却因为硬汉小说类型的需求而最终受到约束。这部新小说虽然以马洛为主角，却不是悬疑故事，它将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952年初，雷不断地鞭策自己完成小说的写作。只有当小说完完整整地摆在面前时，他才能判断它是否真的有价值：
也许哪一天，我会突然醒来，体会到一种灰暗的可怕感觉，这其实是潜意识在告诉我，我所做的一切是白费周折，又或者，我会看见一片相对温暖的光芒，那也是潜意识在告诉我，我至少超越了泛泛之辈。[47]
尽管他一直挂念茜茜的健康，他的创作却进展迅速，到5月初的时候，他已经改完了第二稿，书名也换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漫长的告别》。改完后，他决定立即将它寄到勃兰特兄弟公司，交给卡尔·勃兰特和伯妮丝·鲍姆加腾。如今，雷和这两位文学代理人越走越近，也依赖他们的建议。他甚至考虑过将所有文字版权的业务都移交这家公司，这样他们就能直接将版权卖给英国的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而无须经过伦敦的代理中介。他如此急切地将稿子寄到纽约，甚至承认自己在改完后并没有审读一遍，他向勃兰特和鲍姆加腾明示，需要他们的“评论和反对意见，诸如此类”[48]。毕竟，这部小说比他之前所有作品都更私人化，他很紧张，也很急切地想同他人分享：
我循着自己的意愿写下了这部作品，如今的我已经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我并不在乎故事的谜题是否容易被人看穿，但我在乎人物，在乎我们栖居的这个腐败而古怪的世界，在乎那些诚实坦荡的人为何最后显得感情用事或者傻里傻气。[49]
可结果是，他的激动之情没过多久就被打消了。卡尔·勃兰特拿到稿子后，一口气读了一遍。尽管他觉得小说很好看，但他有一些顾虑，并告诉了鲍姆加腾。鲍姆加腾与勃兰特所见略同，于是在1952年5月22日，她写信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了雷：
《漫长的告别》在叙事节奏上有很大的变化，我和卡尔都立马察觉到了。它的优势明显，让您能够写出许多最为精彩的文字，也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角色的塑造，探索了角色的品格，也展现了他们各种行为的心理原因。
我们两人都全神贯注地读完了。卡尔更是从头到尾手不释卷。
我们唯一真正的担忧在于马洛自身的变化。硬汉作风是他最大的美德，可是在这部小说中，他却变成了一个近似基督的人物。您用深刻的理解赋予他必要的孤立无援的境地，并让马洛无比珍视一位对他别无所求的朋友，但是从这个角色身上，我们却辨识不出我们熟悉的那个马洛。我能理解他被一份出人意表的友谊深深打动，但我不能相信他竟是个多愁善感之人。我们觉得，马洛本人也会在整部小说中对自己的软弱感到蹊跷，并且时常嘲笑它，也嘲笑自己。[50]
这封信还对剧情的几个细节要素提出了质疑，比如特里为什么性无能，以及故事里的漂亮姑娘是不是太多了点。这些都是小问题，真正要紧的是马洛的变化。此外，鲍姆加腾还认为，这份手稿最好还要送给戴尔·沃伦，看看他有什么意见。很显然，她认为自己只是指出了稿件的一个缺点，并不认为这是个多么可怕的问题。
寄出这封信的时候，伯妮丝·鲍姆加腾以为自己在用逆耳忠言诚心地回应雷的请求。她大概完全没有料到，雷会为此多么恼火。雷在信中写道，收到这封信犹如被人“扇了一耳光”[51]。虽然这些评论完全是他自找的，但他还是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立即给勃兰特兄弟公司发去电报，要求他们不要复制手稿。几天后，他又寄去一封信，自责不该为了尽快摆脱这本书，而在尚未成熟的时候就将稿子寄给别人。一开始，他似乎认为勃兰特和鲍姆加腾的建议也许有几分道理：
我知道马洛变了，但我认为他非变不可，因为经过这些年，所谓的硬汉题材早已变成矫揉造作的东西。[52]
不过他的话中也有些怀疑的成分：“在我看来，不管可能性多么微弱，也有可能是你们错了。”[53]在差不多相同的时候，他也给哈米什·汉密尔顿去了封信，向他解释自己为什么一时半会儿没法给他寄新手稿了：
这本书的手稿被我留在手里，要继续修改……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伯妮丝向我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卡尔·勃兰特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如果这些批评言之有理，那么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如果他们说得不对，那么这些批评将是不可忍受的。当然了，他们大概是对的吧。马洛这个角色变得“近似基督”，变得多愁善感，而他本人也应当在整部小说中嘲笑自己的儿女情长，他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54]
雷似乎既接受了勃兰特兄弟公司的批评意见，又对其有所怀疑。这可能是因为，在写完最后一个单词后，他并未将其重读一遍，而是径直寄到了纽约，他对这么行事的自己有些失望和懊恼。不过在6月初，他终于将稿子过了一遍，这使得他精神大振。他写信告诉哈米什·汉密尔顿：
实际上，心情舒畅多了。我自己也很惭愧，我寄到东部的稿子（即《漫长的告别》）不过是校对了错别字的初稿。伯妮丝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我本来就会在修改时调整，还改了许多她压根儿就没看出来的问题。不过我认为，她提出的个别意见实在够愚蠢。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她关于马洛近似基督的说法，也不能接受她说硬汉时代的马洛会嘲笑他如今的多愁善感。我认为她说得不对。[55]
雷的意思明白无误：他认为勃兰特和鲍姆加腾的判断有问题。在他看来，勃兰特不过是公司“挂名的负责人而已，他的文学标准只有系列小说的高度”[56]。尽管他没有任何具体的事情可以用来指责伯妮丝，但他用神神秘秘的口吻写道：“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那边有许多暗涌。”[57]
这段经历促使雷决定把自己未来所有的文字代理业务从这家公司收回。先前的失望和懊恼显然已经转变为蔑视。他过去常常这样，令他显得过于高傲，疏远了那些原本可以交朋友的人。他并不会顺从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只是表面上采纳它，将其内化，忍受它的噬咬，最后变成仇恨。此时的他并不急于解雇勃兰特，却坚持认为他们没能准确地把握马洛在性格上的转变：
至于马洛这个角色，我也许错了，但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参照的是我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别人觉得我该怎么写。我想多数作家在职业生涯中都以某种形式遭遇过一件具有讽刺性的事情，那就是他们有些作品在出版时几乎无人问津，等到这些作品慢慢积累了名气，又会变成人们衡量他们后期作品的准绳，而赞扬这些作品的人中恰恰有一些是在作品刚出版时无法慧眼识珠的。[58]
雷感到，勃兰特兄弟公司不了解他，不清楚他是怎样的作家，这样的误解是他无法饶恕的。这般自我防备向我们展现出雷的一个核心特质：他完全无法应对别人的批评意见，尤其糟糕的是，他理解不了那些被他当作朋友的人为什么不能对他想要呈现的东西感同身受，这实际上是一种不与人为善的处世之道，往往会令他陷入孤绝的境地。他总是偏爱书信这种沟通方式，但这种方式并不能有效地传达出写信人的所思所想，也没法将他的意愿交代清楚。更何况，尽管他将商业伙伴视作朋友，但对方不一定这么想。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的编辑保罗·布鲁克斯（Paul Brooks）就曾因为没有回一封信而无意间让雷感到失望：
我写信给他并不要求回信，也确实没收到回信，可是在那个时候，简短的几句鼓励和推心置腹之言就能温柔地宽慰我的心灵。[59]
这句话中也许有反讽的意味，但毫无疑问也表达出雷的真情实感。他总是投入一厢情愿的友谊中，到最后发现自己跟马洛一样，几乎成为彻头彻尾的独行侠。
雷觉得应该将这部作品搁置一旁，冷静一段时间。他明白它仍有瑕疵，但也知道自己写出了一部杰作。他需要一定空间，重新对其进行恰当的思考。于是，他终于拾起了他和茜茜已有多年的想法：他们俩终于要将那个规划已久的方案付诸实践了，他们要去伦敦旅行了。
想要成行并不容易。那个时代还没有跨大西洋的商业航班，雷和茜茜必须走海路。他们在瑞典船只“圭亚那号”[60]上订了位置，从洛杉矶登船，经过巴拿马运河抵达不列颠。“圭亚那号”既是客船也是货船，所以航行中曾短暂地停靠过加勒比海的许多小港口。这段旅行漫长得令人痛苦。他们甚至无法确定抵达伦敦的具体日期，只知道要花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在1952年8月20日前后上岸。由于对加勒比海沿岸的气候缺乏了解，钱德勒夫妇虽然带了十个行李箱，却没有为加勒比海港口的湿热气候准备衣物。所以当船只途经巴哈马群岛时，他们身上穿着在英国才用得上的粗花呢厚毛衣，栖身于配备空调的船腹中。除此之外，旅行还算怡人。雷在大部分时间里要么读书，要么睡觉。
雷在信中向伦敦的朋友咨询过许多问题，酒店是其中频频出现的话题，几经取舍后，他在梅费尔区离格罗夫纳广场不远的地方，预订了一家名叫“康诺特”的酒店。他理想中的酒店房间在客厅区域要有一张沙发床，这样他和茜茜就能像在家里一样分开睡觉，但是这种房间价位实在太高，所以尽管两人已经分房睡了许多年，这一次他们只能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茜茜咳得很厉害也很频繁，雷的睡眠本来就不深，所以他恐怕休息得不太好。
尽管康诺特已经是伦敦顶级的酒店，里面也住着许多来自大洋彼岸的游客，但是雷对这家酒店不甚满意。房间价格昂贵，但舒适程度不及预期，酒店员工也频频惹他不快。他们刚住下，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想招一辆的士，可是门卫不允许司机将车停在马路牙子上。结果茜茜在上车的时候绊了一下，跌进车里，腿部挫伤，伤得还挺厉害，需要立即绑绷带处理。可是茜茜和雷都没有意识到这一下有这么严重，还是出发去伦敦城区，结果余下的旅程里，茜茜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从一开始，雷的情绪就很阴郁。这本该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旅行，却总是被各种频发的小问题搅局。伦敦的风俗和洛杉矶大为不同，雷收到哈米什·汉密尔顿的晚宴邀请，并被告知要穿晚礼服时，他被吓了一跳。钱德勒夫妇并没有料到他们需要为如此讲究、正式的场合准备服装，尽管汉密尔顿也很愿意把晚宴安排得随意一些，雷却开始担心，这位东道主要是遭遇来自南加州的随性，多少会有些失望。这件事对钱德勒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在书信往来中明确表示过，虽然他现在是个美国人，但他内心深处仍旧是公立学校的男生，并为自己深谙礼节规范而感到自豪。至少对他来说，陷入这般尴尬的境地是件很糟糕的事情。除此之外，这件事可能还令他回想起自己刚到达利奇学院，没法融入校园生活，还是个懵懂少年的尴尬时光。为了弥补自己的失算，他带着茜茜去邦德街购物，购买适合她穿的优雅礼服，可是找了几个小时后（这本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还是遍寻不着合适的服饰。每件衣服要么不合身，要么不够档次，在晚宴就要开始的一个小时前，雷只好打电话给汉密尔顿，说他们俩没法赶赴这顿晚宴。在最后时刻被座上宾放了鸽子，汉密尔顿显然有些失望，建议他独自赴宴，而雷觉得汉密尔顿此言不可理喻，为什么会有人觉得他可以抛下茜茜独自前往呢？到最后晚宴还是照常举行了，对汉密尔顿来说，虽然已经在书信往来中熟识了这位朋友，但是以这样的方式初次相逢还真是挺特别的。
在雷眼中，他自己依旧是个自信、聪慧的公立学校男生，他也特别想给朋友留下这种印象。一方面，他被英国讲究、正式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另一方面，他也想对其加以嘲讽。在他看来，一个富有智慧的人唯一可能的反应便是对自己享有的特权加以抨击。可实际上，他只是又一次变成了局外人。钱德勒夫妇还参加了由《GO杂志》（GO Magazine）主编伦纳德·罗素（Leonard Russell，《宾格教授的鼻烟》的英国版就是由他刊登的）以及他太太迪莉斯·鲍威尔［Dilys Powell，《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影评家］举行的晚宴。雷颇为享受地向茜茜解释英国的传统：晚餐过后，女士们都要出门，将男士们留在房间里。迪莉斯·鲍威尔以为茜茜懂得这个习俗，等时候到了就跟她使眼色。可是茜茜假装没注意。雷发现这个情况后就拍了拍手吸引茜茜的注意，站起来大喊道：“茜茜，注意一下！”鲍威尔记述道，女士们都离开房间后：
我们慢悠悠地往外走的时候，他（雷）又补充了一句，“这是英国的老习俗”，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61]
雷一面小心翼翼地行事，避开社交礼节中的暗礁，一面又坚持要去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的仓库走一圈，同工作人员聊聊天，玩几把飞镖。他希望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而不是让人觉得他是个高高在上的作家。这也许有点虚伪，但是雷认为这些事情都是像他这样的人应当做的。
在这趟旅行中，雷最喜欢的人莫过于哈米什·汉密尔顿的助手罗杰·梅切尔（Roger Machell）。他在给故友威廉·汤恩德的信中详细地写道：
……我想我们最喜欢罗杰·梅切尔，他是杰米·汉密尔顿手下的主管，是个矮矮胖胖、性格开朗的家伙，不仅幽默感很好，而且有着近乎本能的礼貌和分寸，除了真正的贵族以外，你很难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这种品质……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曾甥孙……他的母亲……就住在圣詹姆斯宫。他曾在战争中受过重伤，不过他都拿这件事来开玩笑。他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只有受了伤，才可以在法国酒吧里打电话回伦敦……他的性格有着一种纯粹的魔力，他的幽默和自嘲永远都是那么恰如其分……[62]
虽然雷和梅切尔的出身相差甚远，但他并不在乎，而这些品质显然正是他希望能在自己身上展现出来的。这封信的收信人是他达利奇学院的校友，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因为校友最能理解他对于上层阶级及其礼仪的迷恋。
在这趟伦敦之旅中，雷处处护着茜茜。迪莉斯·鲍威尔感觉到，由于茜茜的笨拙，雷在晚宴上总是表现出很强的保护欲。此时的茜茜变得越发虚弱，就算腿没有意外受伤，伦敦之行对她来说也丝毫不轻松。鲍威尔将她比作“一抹淡到几乎没法察觉的苍白颜色”，她不禁想知道，茜茜是否在利用其高龄，让雷始终不敢离开她的左右：
……我想我在她身上觉察到某种乞怜的气质，为她的高龄乞怜，为她孱弱的身体乞怜，也为她逐渐熄灭的活力乞怜。[63]
如果当真如此，那么茜茜的方法确实奏效了。雷的全部精神都扑在妻子身上，不论多么短暂，都不肯离开她身旁。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雷身上满溢的人性光辉。无论他多么想给来来往往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首先要时时陪伴妻子，而保护好她也始终是此行的第一要务。
雷在英国很受读者大众的尊敬，这件事出乎他的意料。他在信中告诉保罗·布鲁克斯：“在英国，我是作家。而在美国，我不过是个悬疑小说家。我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64]尽管马洛完全是个美式英雄，但是对英国读者来说，他同时也代表了他们自身同美国的牵绊和挣扎。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对美国抱着复杂的态度。人们普遍认为，要是没有美国出手相助，英国可能会倒在纳粹的铁蹄之下；而且美国也已经取代战前的英国，成了世界强国，如今的英国只是美国的穷表亲罢了。不仅如此，英国的制造业恢复速度缓慢，美国的商品则连带着美国文化如潮水一般涌来。商业和文化的入侵，加上美国军队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都给英国文化带来了深陷泥潭的实感。英国读者纷纷寻找英雄，有些人最后就找到了菲利普·马洛。马洛尽管是美国人，但敢于反抗美国最可怕的罪犯：富人。他也许被有钱有权的人击倒或践踏，但他永远都不会放弃，也不会让自己的道德准则遭到腐蚀。马洛会为了渺小平凡的人——比如小说中的哈利·琼斯和默尔·戴维斯——而奋起反抗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这一道德准则具有鲜明的英国特色，虽然许多读者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还是将菲利普·马洛视作抵抗美式行为准则和无节制的资本主义的英雄榜样。所以也难怪，马洛会成为詹姆斯·邦德的一大灵感来源。邦德便是一位代表英国利益的英雄人物，为英国读者找回了往昔的自豪感。
虽然身为作家得到人们的尊重对雷而言是件重要的事情，但众星捧月的感受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倒让他愤懑而无所适从。他在酒店住得不开心，有人作陪时也没法放松心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毫不避讳地说道：“你知道吗，我不喜欢这种事情，换作是你呢？”[65]他的大多数朋友似乎都注意到了，他常常会在聊天的过程中露出一副愁容。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是个天性害羞之人，只要处于聚光灯下就会不自在。为了克服该问题，雷会适度饮酒，不过考虑到配给制度，他也担心在英国可能会买不到酒，所以在出发前就将一箱苏格兰威士忌和琴酒运到了康诺特酒店。在赴伦敦前，他极少谈及饮酒之事，不过到了伦敦后，他喝得要比在家里多一些，也许男人出门度假，总归要喝一点。他在伦敦出席的多数场合都会饮酒，迪莉斯·鲍威尔观察到，他很是享受她家晚宴的“饮酒”习俗。不过，虽然在英国文化里，酗酒也是常态，但只要有别人在场，雷似乎并未喝得失态过。很久以前，酒就是雷人生中的常客，但是至少在这个时期，它没有造成负面问题。
在伦敦待了近两个月后，终于到了回家的时候。1952年10月，雷和茜茜踏上了“毛里塔尼亚号”，动身返回美国。这一程，他们不想绕远路回洛杉矶了，而是选择在纽约上岸，不过旅途也不太愉快。雷将“毛里塔尼亚号”比作一间“该死的漂浮旅店”[66]，也许是因为他回想起康诺特酒店的糟糕体验。抵达纽约的时候，海关弄丢了钱德勒夫妇十件行李中的一件，夫妇俩等了整整一个半小时，雷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到最后行李才被找到，可是海关连句抱歉的话都没说。这件事为他们在纽约余下的几天定下了基调。雷厌恶这座城市，茜茜对它的厌恶之情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伦敦之行是一场挑战的话，那么纽约带来的挑战只会更加严峻，雷尤其厌烦纽约那些“蛮横、肮脏的”[67]的士司机。戴尔·沃伦从波士顿赶来与雷见面，虽然和这位作家吃饭的时候偶尔会尴尬，但他还是挺享受这次会面的。卡尔·勃兰特的公司虽然位于纽约，卡尔却没有受到雷的邀请；雷甚至都没告诉他自己正在纽约。直到沃伦不经意地提起钱德勒夫妇正逗留纽约，勃兰特才得知他们的行踪，而此时为时已晚，他们俩已经坐上了返回加利福尼亚的火车。
到最后，这趟旅程只是证明了如今的雷和茜茜身子骨都非常虚弱，也证明了他们俩都不习惯陌生人的陪伴。回到美国后，雷寄给哈米什·汉密尔顿的最初几封信充满了歉意，为自己无意间令这位出版人受到的各种怠慢而致歉。雷想必知道，自己的各种举止完全称不上典范。他声称茜茜玩得很开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话也没错，只是这段旅程的代价很大，她的健康状况再度受到了重创。
回到拉霍亚之后，雷决定做出一些变动。首先，他要踹掉勃兰特兄弟公司。实际上那年年初，他就已经打定了主意，他越是想到他们对于《漫长的告别》初稿的评价，就越是感到气愤。他用一句话的电报取消了合同。卡尔·勃兰特想必早已料到这个结局。他知道雷是个很难相处的作者，而且他也承认，伯妮丝·鲍姆加腾答复雷的那封信完全是个错误。即便如此，失去雷这样的客户定然会令他感到失落。雷则在1952年2月的《大西洋》上发表了一篇题作《你生命的十分之一》（“Ten Per Cent of Your Life”）的文章，明确了他对于文学代理人的看法。他明白文学代理人在某些方面有其价值，毕竟没有这些“地陪”的话，出版业的世界就太过庞杂了，但是就算他们从中斡旋，做了很多事情，“文学代理人也创造不了任何东西，生产不了任何东西，贡献不了任何东西”[68]。这一事实使得他对文学代理人的整个行业产生了怀疑。更何况，作为“经纪人”，他们不得不追求最高的出价，但这并不意味着报价方就最适合他们的作家。除此之外，任何产业，尤其是好莱坞，一旦聚敛起钱财，就必然会导致某种形式的腐败。钱德勒用感性的笔触道出了这些疑虑，表明他在对文学代理人的选择上变得慎之又慎，所以难怪他选择越过文学代理人，直接同英国的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以及美国的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合作。斯旺森负责图书以外的版权代理工作，哈米什·汉密尔顿则帮忙照顾欧洲和英联邦的翻译版权。雷如今将版权事务都收回到自己手中。
他的第二项重大决定是无视鲍姆加腾的很多修改意见，沉下心来，一幕幕地重写这部小说，为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寻找新的方式。1953年年中，他完成了重写工作，并将第一部分寄给了戴尔·沃伦与哈米什·汉密尔顿。两人的回信中都充溢着激动之情，等不及想看余下的内容。他们和雷一样明白，这将会是一部特别的作品。
为了理解雷在《漫长的告别》中试图实现的抱负，我们有必要先考察这本书的整体基调。它并非惊险小说，也不是悬疑故事，尽管他的早期作品也曾刻意拒绝这些分类，但比起《漫长的告别》，它们还是更容易被归入这些类型的小说中。这部小说包含了两条故事线索。首先是马洛与曾在英国陆军服役的加拿大人特里·伦诺克斯的相逢，以及他们短暂的友谊。可是，当伦诺克斯的妻子西尔维娅遭人杀害，而伦诺克斯突然出现在马洛家门前，央求他将自己送到墨西哥时，这条故事线索就戛然而止了。答应伸出援手的马洛在回到洛杉矶的时候，因妨碍警方调查而被捕。几天后，他听闻了伦诺克斯自杀身亡的消息。第二条故事线索聚焦于作家罗杰·韦德，他是位功成名就却酗酒成性的小说家，有个名叫艾琳的美貌妻子。艾琳绝望地寻求马洛的帮助，因为韦德总是习惯性地不见踪影。随着小说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两条故事线索相互交织，伦诺克斯和韦德都生活在艾德瓦利，尽管马洛试图挣脱，但最后他还是被卷入了这个古怪的世界中。
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这部小说与雷之前的作品有着一项重大区别：故事最为核心的谋杀案——西尔维娅的遇害——发生在故事舞台之外。尽管马洛得知她遇害的消息，但他并没有见到尸体，也没有对其展开调查。直到马洛发觉罗杰·韦德与这桩谋杀案有关之后，他才开始探究其中的复杂关联。在雷之前的作品中，马洛扮演着调查者的角色：他置身事外地探究他人的生活。然而在《漫长的告别》中，他被卷入悬案，案情的发展牵动着他的心绪。
对于雷来说，这一改变不可谓不重大。在传统侦探小说中，侦探本人不会被他目睹的事件所影响。雷虽然从一开始就不曾遵循这一惯例（比方在《长眠不醒》中，马洛在经历整个故事后，突然有了犯罪小说中不曾出现过的顿悟），但是在《漫长的告别》中，马洛不仅被事件所影响，而且他本人便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与特里·伦诺克斯的相识打乱了马洛原有的生活节奏，并且使他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马洛与他人产生了感情，他过去是做不到这点的，伦诺克斯的离去令这一短暂的经历戛然而止，马洛仿佛失去了亲人。不过，当伦诺克斯在小说结尾处再次现身的时候，我们可以察觉到马洛的变化有多大：他彻底地意识到，他不仅在这个世界上是孤身一人，而且他曾以为自己获得的情谊实际上只是一场错觉。在《漫长的告别》的最后几页，马洛关于交情，或确切说是关于真正友谊的希望破灭了。在马洛眼中，特里跟他有着相同的世界观：
你很优雅，也很有涵养，却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你高标准地要求自己，并且全力以赴地达成。但是它们只关涉自身，同伦理和良知都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话本可以用到马洛身上，两人在这方面的相似之处曾使得他们惺惺相惜。但是伦诺克斯的离去以及他后来的想法——自己的行为导致他人死亡，他却依旧认为可以收买马洛——意味着，他和马洛之间的友谊是马洛不可能容忍的。对马洛而言，这段友谊属于“另外两个家伙”[69]，而他已经跟那个特里，那个他了解并喜爱的特里告别了：
我不会同你告别，只有当它别有所指时，我才会这么做。真到告别的时候，那会是悲伤、孤独、最后的告别。
于是，马洛又抱着遗憾，陷入孤身一人的境地，并且完全明白，正是他的选择让他走到了这一步。这本书的倒数第二段总结道：
我看着门关上。我听着他的脚步声沿着人造大理石的走廊渐行渐远。没过多久，声音逐渐微弱，直至沉寂。可我还在侧耳倾听。这是为了什么？难道我希望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身回来，同我说话，让我好受些？得了，他没有这么做。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马洛有他孤独的一面，正是那一面的他希望伦诺克斯能转身回来，可是到最后，还是他的良知占了上风。他知道只能依靠自己，也明白是自己的选择让他走到了这一步，他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感到心满意足。
在此前的作品中，马洛的良知和行动从来没有这样显露出来，也从未得到这样的分析。雷知道自己必须谨慎地踏出每一步，这也是为什么，当伯妮丝·鲍姆加腾评论说马洛“近似基督”时，她的话给雷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雷虽然不愿采纳这种说法，但他确实希望马洛能像基督一样。他希望马洛能够被违背本能、避无可避的结局所感召；他希望马洛能遭人背叛，并明白其中的缘由。马洛是个骑士，即使是在考验最为严酷的时刻，他也会毫不动摇地坚持荣誉准则。雷意识到，如果用惯常的手法去处理，许多读者会难以理解马洛所陷入的处境，所以雷就接受了挑战，揭示出马洛的内心动机和思考方式。这位荣誉的殉道者当然也是雷对自身的想象。
然而，马洛并非驱动《漫长的告别》这部杰作的唯一引擎。伦诺克斯和罗杰·韦德也是它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两个角色的构思缜密，完全不逊于之前作品中的斯特恩伍德将军、伊丽莎白·默多克和奥法梅·奎斯特，而且他们有更为出色的部分。伦诺克斯和韦德都脱胎于雷本人性格的不同侧面。伦诺克斯和雷一样，都在加拿大军队服过兵役，尽管他们参加的是不同的战争，却都曾为英国而战；韦德是个酒鬼，而且在喝醉的时候下笔如神，这和过去的雷如出一辙。在作家和他笔下角色之间建立关联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在这里，雷显然是有意识地探索本真的自我，所以将自己的性格特点分给了他的主要人物。正是这一点使得这本书充盈着澎湃的能量。我们尤其能从雷对于罗杰·韦德的审视中，看出他对生活的妥协。
直接与霍顿·米夫林出版社接洽后，他向他们抛出的第一批问题中就有一个关系到书名。他喜欢《艾德瓦利之夏》，因为如果算上《漫长的告别》的话，他六部长篇小说中就有五部是以定冠词“The”开头了(4)，这是他想要避免的。但是，更具慧眼的人最后拿了主意：书名定为《漫长的告别》。
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想让这本书尽快上市，于是1953年秋天它便在英国出版了，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则在1954年初推出了美国版。雷与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签订的合同仅仅向他支付250英镑预付金，但他实际收到的数字要更高一些，因为还包含读者预订图书的版税。即便如此，这笔收入也算不上丰厚，尤其是和他从电影行业赚来的钱相比。到1953年夏天，他已经明白自己无法光靠图书版税维持现在的生活标准。在过去的三年里，他已经数次减少生活开支了，包括不再给英国的朋友邮寄食品包。他开始挖掘其他收入渠道，包括推进电视和广播版本的改编。虽然《小妹妹》的连载曾经惹恼过他，但如今，他希望《漫长的告别》的连载能够对销售有所推动。当这些渠道越来越不可能赚到钱时，他觉得自己必须采取更为果决的行动，于是在8月，他决定不再雇用朱厄妮塔·梅西克。他将此事告诉梅西克的方式也很有个人特色，为了避免尴尬，他干脆写信告诉她这个消息。
《漫长的告别》在英国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也获得了不少好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评价说：“他的行文有着上佳的韵律，而且他注入文字中的紧张感，会让其他惊险小说家都相形见绌，显得愚蠢又肤浅。”[70]可是好评也不能拿来支付账单。况且除了经济，他还得时时顾虑茜茜，因为打从伦敦回来后，她就因为肠道问题而出入医院许多次了。雷自己的体重也掉得很快。医生告诉他，如今他有营养不良的状况，必须好好休息，好好吃饭。不过他好像并没有遵从医生的叮嘱，1953年夏天，他常常抱怨感到疲劳，而且因为体重下降，不得不给皮带多打了两个孔。他如此这般是因为焦虑吗？焦虑当然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但是早在1945年，在试图完成《蓝色大丽花》的剧本时，他就一度疯狂饮酒又不吃饭，因而不得不注射维生素。雷又开始酗酒了。
1953年和1954年本该是好年头。《漫长的告别》出版后好评如潮，雷和茜茜本该为此庆祝一番，可是疾病让这一切都变得不可能了。雷在拉霍亚一天比一天消沉。他觉得那里的医生都没有水平，没法帮助茜茜恢复健康。每当要拍X光片的时候，雷都会特意跑到洛杉矶去。有些时候，茜茜连床都起不了。她稍微好些的时候，雷会开车带她出去兜兜风，一旦她感到稍许不适，就会立即回家。1954年初，他们将自家的房子挂到市场上，开始认真地考虑离开此地，搬到法国南部去。就像此前的伦敦之行一样，雷写了数量繁多的信件，询问这一地区的情况。
1954年9月，雷因为痛风而不慎摔断了脚趾骨。酗酒是痛风的发病原因之一。也许雷在用酒精与他心知肚明的一件事情搏斗：茜茜就在他眼前向着死亡飞奔而去，他却无能为力。
她的病情在1954年秋天急转直下，迅速恶化。到了这个阶段，她每天只能起来一小会儿，和雷吃个晚饭。下午茶早已被忘却。她的两肺已经纤维化，10月，一位医生建议她用肾上腺皮质酮治疗，因为他手上有过几个成功的案例。雷希望这种疗法至少能够让她不用一直躺在床上。但是茜茜对药物反应不佳，连脑袋都开始糊涂了。她的记忆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雷不得不按量给她配药，免得她总是忘记，服了一剂又一剂。当事实证明肾上腺皮质酮没有任何效果后，医生又开了另一种药：必须靠注射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药也没有效果，到月底的时候，她又因为肺炎住进了医院。由于服药剂量过大，茜茜的神智已经不太清楚了；她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住进了医院，央求旁人将自己送回家。当雷和医生的口气软了下来，送她回家以后，她一开始似乎气色不错，但第二天就被送回医院。这一回，医生又尝试了一种名叫“萝芙木碱”的药，并告诉雷它会引发“欢欣症”[71]。医生希望这能让茜茜答应搬到疗养院去，但“萝芙木碱”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少效果，茜茜再次提出了回家的要求。
雷已经筋疲力尽了，必须仰赖茜茜的妹妹拉维尼娅和数位护工的帮助，才能支撑过这些漫长的日子。茜茜的咳嗽没有停过，她也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大小便问题。12月7日凌晨，茜茜突然出现在雷的卧室里。她不知道用什么办法绕过了护工，面色惨白，像个鬼魂一样站在那里。雷后来写道，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接受了她行将就木的事实。次日，他最后一次将茜茜送到医院。这个时候的她已经罩上了氧幕，但还是会从里面伸出手来，握着丈夫的手。她问丈夫：“这是你想要的吗？”[72]
12月12日上午，雷在家中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茜茜已经奄奄一息了。幸好拉维尼娅和她儿子就在他身旁，他们“一路违反了所有交通规则”[73]，开车将雷送到医院。他们赶到的时候，茜茜正卧在病床上：
他们已经拿走了氧幕，她正半睁着眼睛躺在那里。我想她已经走了。一个医生把听诊器放在她的心脏部位，仔细听着。没过多久，他退了几步，点了点头。我合上她的双眼，亲吻她，然后走开了。[74]
就在那一瞬间，雷的人生在战栗中突然停下了脚步。茜茜已不在人世，而那个用无法言表的方式爱着她的雷，如今真的变成孤家寡人了。
(1) 小小的灰色细胞，语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不仅指大脑灰质部分，也喻指破解难题的探案能力。
(2) 三名男子在豪饮过后起誓要杀掉死神。他们出发寻找他，并询问一位老者该怎么才能找到死神。老者告诉他们，想要见到死神的话，他们得在附近找到一棵老橡树。结果，他们在橡树附近发现了一堆金币，很快就将誓言忘得一干二净。他们抽签决定派谁去买面包和红酒，当中签的人离开后，留在原地的两人立即商议将他杀死，并平分他那一部分金币。当中签的人回来的时候，另外两人立即发动攻击，将他击毙，并大吃大喝来庆祝。不幸的是，面包和红酒都已经被下了毒，两人随即中毒身亡。这三名男子确实因此找到了死神。——原注
(3) 书后注释44中的日期是1951年7月24日，两个日期有出入，应该是作者笔误。
(4) 除了《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以外，还有《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小妹妹》（The Little Sister）、《高窗》（The High Window）和《湖底女人》（The Lady in the L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