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德国人本主义发展心理学家夏洛特·布勒在1970年的第一届国际人本主义心理学大会所指出的那样：“各界人士对人本主义心理学认同度最高的一点是，我们要努力找到研究和理解完人的路径。” [1]
完人是一种向往，并非一个终点；它是过程，而不是一种曾经达到的状态。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已然是彻头彻尾的完人，你可能需要检查一下，看看他们的后背是不是有一根电线——他们可能不是人类。成为完人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现、开放和勇气之旅，在旅途中，你与内心及外界的整合程度和谐程度会越来越高，你将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去成为你真正想要成为的样子。只要你总是处在变化的状态里，你也就总是处在成为的状态中。
完人是一种向往，并非一个终点。
在这个附录里，我会列举七个成为完人的核心原则，你可以以它们为健康的基础，进而以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自我，并最终体验最令人满意和最深刻的超越时刻。
原则1：接纳完整的自己，而不仅仅是最好的自己 [2]卡尔·罗杰斯在他的《个人形成论》一书中指出，尽管在心理治疗过程中人们所表现出的问题来源于“一生中的全部经历”——学校、配偶、雇主、不可控或古怪的行为，以及由个人的恐惧情绪引发的烦恼，但是，“或许问题只有一个”。 [3]罗杰斯观察到，在表面的抱怨之下，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是谁？我如何才能同这个隐藏在我所有表面行为背后的真实自我建立联系？我怎样才能成为我自己？”
依我看，这个问题问错了。你的精神的方方面面都是你的一部分。你所有的有意行为都透过你的心理伪装反映了你的某些真实部分，无论是你的性情也好，还是态度、价值或目标也罢。 [4]我们每个人都包含多个方面。要想实现个人成长，我认为你应当问自己一个更好的问题：“我最想在这世上将自己有限的时间花在培养、发展和实现自己的哪些潜能上？”为了有最大限度地回答这个问题的自由，你一定要探索自身意识的深处，并接纳你的全部自我。
可是，大部分人仅接受那些让自己感觉最好的内心动力。在世界各地，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人们都倾向于有一种真实性积极偏差：人们会把他们最为积极高尚的品质——比如仁爱、奉献和诚实——用于描述他们“真实的自我”。 [5]事实上，人们认定自己的积极行为比消极行为更为真实，哪怕两种行为都同他们的个人特点和追求相符。 [6]我们以为的真实自我似乎真的只是我们最珍视的自我。 [7]
当我们只是遵从自己的本性毫无保留地行事时，我们并不会感到最真实——这同我们的常识恰恰相反。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我们都倾向于在感到满足、平静、愉快、爱、自我接纳、乐于交际、自由、有能力、向目标推进、关注当下，并且向新体验开放之际才会感到最为真实，并同自己产生联系。 [8]换句话说，我们倾向于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感到自己拥有选择特定的行为方式的自由，且拥有对主观体验的自主权时才会感到最为真实。 [9]
而且，真实性还有明显的社会性的一面，人类的社会性是如此之强，名声和在群体内的特定角色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是这样重要，人类的真实性会包含社会性并不出人意料。 [10]人们往往在与亲近的人在一起时、在同他人及环境和谐共处时、在以社会认可的方式行事时感到最为真实。 [11]相反，我们会在感到被社会孤立，在关系中产生冲突和误解，或是在评价性环境中未能达到自己或他人的标准时感到最不真实。 [12]
由于真实感同社会认可的行为之间存在强烈的联系，人们自认为的真实自我可能只是人们希望的他人眼中的自我。 [13]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认为，当他人对你的看法同你希望他人有的看法相吻合时，你会感到真实和满意。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只是让人们相信自己拥有积极的特质远远不够，人们还需要他人给予自己相应的高度评价。 [14]如果你回顾个人体验，想想你感到最为真实的时刻，你可能会想起你的高光时刻，那正是你最珍视的特点和才能也同样为他人所珍视的时候。
另一方面，鲍迈斯特认为，当人们没能获得渴求的名望，他们就会以不真实、不能反映真实自我（“那并非我本来的样子”）为由否认自己的行为。鲍迈斯特指出：“从我们熟悉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对于许多曾有非法滥用毒品、非法性行为、挪用公款或行贿，以及其他影响名誉的行为的名人和政客来说，这样的否认是他们在公开申辩时的核心。” [15]
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自身真实性的评价同人们的道德情操，以及他们最珍视的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解释了为什么只是回顾过去的道德体验就能令真实感增强。 [16]毕竟，以同更高目标一致的方式表现自我（比如宣布你成立了人道主义非营利组织），通常会被自己和他人视作比一边吃着冰激凌，一边看电影来得更真实，尽管——说来抱歉——两种行为都是真实的你。
这一切都会令人对真实自我的存在产生巨大的怀疑。 [17]尽管如此，感觉同真实的自我建立联系是测量幸福程度时的一个重要指标。 [18]而且，你可将真实自我当作一个风向标，用于评估自己是否在实现自身理想。 [19]正如哲学家瓦莱丽·泰比里厄斯注意到的那样：“充满价值的人生”是幸福的一个重要来源。 [20]
我相信每个人都拥有最好的自我——个体中最健康、有创造力、以成长为动力的方面，它能让我们感到我们同自己和他人产生了最紧密的联结。
还有一点，尽管真实自我可能是人们为了方便而做出的假想，可我相信，对健康和导向完人的成长最有益的方面在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中都存在。我相信每个人都拥有最好的自我——个体中最健康、有创造力、以成长为动力的方面，它能让我们感到我们同自己和他人产生了最紧密的联结。 [21]我们越是能够放下自身的社会面具和我们建立起来的自我防御机制，我们就越能开放地迎接更好的成长、发展和创造的机会。
同最好的自我建立联系的第一步即尽可能地意识到自己的整个自我，并接受自身存在的整体性，这包含接受一切自己不喜欢和想要否认的方面。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欧文·亚隆曾要求他已经痊愈的患者按照有效程度将治疗中的60种因素进行排序，他发现到目前为止患者公认的最有效的因素是，“发现和接受自己以前不知道或是不可接受的部分”。 [22]
当然，接受不一定意味着喜欢。比如，你可能克制不住自己想要吃一大堆奶酪甜甜圈的欲望，这完全情有可原。 [23]可是，正如卡尔·罗杰斯所说：“奇怪的悖论是，当我接受了自己本来的样子时，我就可以做出改变了。” [24]接受一部分是为整个自我负责，并不仅仅是为你喜欢或是让你感觉良好的某些想法或行为负责。 [25][26]
发现并决定自己最希望将有限的时光用于实现哪些潜能并非易事。你可能知道自己有一些巨大的未知潜能，它们构成了你可能成为的样子的一部分，但是真实的外部现实（环境条件）和内部现实（主导你人格结构的极端特质），将影响着你开发自身某些潜能的可能性。更为糟糕的是，如果真的实现了某些潜在的自我，那么你的自我之间必然产生冲突。罗杰斯并不否认这些困难，但他认为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逐渐学会辨识和信任自身那些最利于成长且为你带来活力感、创造感和完整感的方面。
原则2：学会相信你的自我实现倾向小时候，我们常感到饥饿、疲惫或恐惧，但父母和其他看护人常常会出于好意（令人难过的是，还常常有不怀好意的）传递这样的信息：“如果你那样的话，我就再不爱你了。”当孩子的某种需要被认为不及看护人自身的需要重要而被忽视时，这样的情形随时可能以各种微妙或直接的方式发生，于是我们开始表现出我们应当如何感受，而不是我们实际上如何感受。结果，我们中的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被他人的观点和想法左右，被面对真实自我所带来的无保障感和恐惧感驱使，导致我们将他人的想法、需要和价值投射到了自身存在的本质之中。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同自己真实感受到的需要失去了联系，而且也同最好的自我疏离开来。
对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心理治疗师卡尔·罗杰斯而言，所有状态中最孤独的并非社会关系造成的孤独，而是一种同自身体验近乎完全分离的状态。他以大量完整自我得到健康发展的患者作为观察对象，以对他们的观察为基础，形成了“充分发挥功能的人”（fully functioning person）这个概念。 [27]像其他许多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者一样，罗杰斯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启发，索伦注意到：“想要成为那个真实的自我，实际上正是站在绝望的对立面。” [28]罗杰斯认为，充分发挥功能的人应有下列特征：
• 对自身体验的全部因素保持开放。
• 信任自身的经验，将其作为一种敏感生活的工具。
• 渐渐认识到评价发生于人的内心，并加以接受。
• 正在学会以流动并持续的过程的参与者身份来生活，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在体验之中不断地发现自身新的方面。 [29]
罗杰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的自我实现倾向，这一点可以用机体评价过程（organismic valuing process, OVP）来解释。罗杰斯认为，机体评价过程是人性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其形成是为了帮助个体向着成长的方向迈进，不断地对环境给予的反馈做出回应，更正那些同成长背道而驰的选择。 [30]罗杰斯认为，当人们内心能够自由地选择他们最认同的价值时，他们倾向于重视那些能够有助于自身生存、成长和发展，并有助于他人生存和发展的体验和目标。
人类机体评价过程的存在和重要性得到了当代研究的支持。积极组织心理学家里纳·戈文德吉和P.亚历克斯·林利编制了一份测量机体评价过程的量表，他们发现机体评价过程同更大的幸福、更多的知识、更能利用自身最大的优势，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活力感呈正相关。 [31]对于自己同内心最深处的情感、需要和价值的联系程度，你可以根据以下部分说法做一个大致的评估：
机体评价量表• 我清楚自己适合做哪些事情。
• 我得到了人生中想要的东西。
• 我做出的决定对我来说是正确的。
• 我感觉同自身有着联结。
• 我感到同自我是整合的。
• 我会去做对我来说正确的事情。
• 我做决定的前提是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 我能够听从自己的意见。
在另一种研究机体评价过程的方法中，肯农·谢尔登进行了一系列精巧的实验，结果表明，当人们有自主性时，他们的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倾向于做出有助于成长的选择。 [32]谢尔登给了人们选择的自由，让他们在一段时间之内从含有大量目标的清单中做出选择，他发现这些目标自然而然地归于两类：保障和成长。
保障与成长目标保障目标
• 观点得到很好的尊重。
• 拥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 被很多人羡慕。
• 经济条件良好。
• 受人喜爱、广受欢迎。
• 找到一份高薪的好工作。
成长目标
•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 对心爱的人表达情感。
• 感到被亲近的人深爱。
• 使他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 别人能够接受自己。
• 努力使这个世界更美好。
• 做出一些持久的贡献。
谢尔登发现，在有选择的自由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迈向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朝着最有可能促进成长的方向改变自身的想法。当然，目标并不会变成100%以成长为导向，一点儿都不考虑保障需要。保障需要和成长需要都是必要的，但在拥有充分自由的情况下，保障和成长之间的天平会逐渐向成长那一侧倾斜。事实上，谢尔登发现，在一段时间之后，那些最初选择最多保障目标的人向成长目标转变得最多。谢尔登指出：“那些在价值观方面不求回报的人最需要改变（与成长相关的）动机，也因而最有可能显示出这样的改变。” [33]因此，这项研究表明，当人们没有了焦虑、恐惧和悔恨，大部分人的确会倾向于向着实现自我独特潜能的方向靠近，而且他们会向善的方向靠近。
这可以给我们以希望，也能指明在最佳条件下人的可能性。但是，鉴于在真实的世界中，大部分人还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他们最珍视的方向，这也应当给予我们一点儿合理的现实认识。文化氛围极为重要，比如，很多带有边缘化身份的个体——无论是边缘化的民族、种族、宗教、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性取向、残疾，甚至是教育上的特殊情况（“有学习障碍”“有天赋”“双重特殊资优生”）——常常无法从环境中获得他们需要的支持和鼓励，也无法自如、充分地表达自我。 [34]对于这样的个体，在他们感到无法融入的环境中，或是在他们的边缘身份太过突显的环境中，他们可能很难感到真实性。 [35]
一个组织的文化也会对身处其中的人产生影响。谢尔登发现，法学院新生在第一年里会转向保障目标，偏离成长目标，原因可能在于，“传统的法律教育会诱发无保障感，这使得学生同自身的感受、价值和理想疏离开来”。 [36]我在下文中会讲到，存在大量能够诱导人们变得目光短浅、不愿合作、同完整自我减少联系的恶劣和不可预知的环境条件。不仅环境条件会阻碍我们的自我实现，而且在我们的内心中，也有着太多不同的（常常是无意识的）念头在强烈地要求我们的关注。这就是意识——包括对自己的内心冲突和极端特质的意识——如此重要的原因。
原则3：觉知内心的冲突有冲突的才是人，人们会与他人产生冲突，与自己产生冲突。尽管存在着一系列普世的基本需要，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截然不同的满足那些需要的方式，而且在哪些需要最重要，以及什么时候这些需要特别突出上也存在着差别。这样的差异可能在人们之间引发大量冲突，但同样重要、同样相关的是我们内心的冲突。内心的冲突通常会穿透自我的边界，使得我们将自己的挫败感和攻击性冲动发泄在他人身上。内心的冲突是我们朝着自我实现所做的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有时候你感到内心好像有多重人格在不停地彼此斗争，那是因为你的内心确实存在彼此不断抗衡的多种人格物质。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彼此矛盾且不相容的性格、情绪、价值观、态度、信念和动机。 [37]早期精神分析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已对我们的内心冲突做了很多讨论，当代心理学研究——包括进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认知科学，以及控制论——更是以实证的方式证明我们的精神确实是“分裂”的。 [38]
人类，像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有机体一样，都是一个控制系统——简单来说，我们都是目标引导系统。 [39]作为这样的系统，人类拥有多样且常常冲突的目标，其中一些是有意识的，还有很多是无意识的。我们的每一个目标都有其自己设想的未来，憧憬着目标实现后世界的样子，每个目标都制定了某些步骤，这些步骤可能会帮助我们实现目标。尽管我们对于未来的设想并不总是清晰的，但它会驱动我们的行为并主导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我们都在不断地把自己当下的体验同我们想要达到的境界进行比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最相似的特点，以帮助我们减少当下状态和目标之间的差距。
既然我们有很多目标，我们就会有很多动力。如马斯洛所言：“人是一种有需要的动物……人类的特性就是几乎总是在渴求着某些事物。” [40]我们的很多目标都被预先写入了我们的基因之中，因为它们增加了人类祖先的存活率，促进了人类的繁衍。 [41]可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越是投入一种“亚自我”——或者说一种由进化生成的精神角落当中，那个亚自我就会越强大，而且在未来就会越来越快地被激活。反之，我们越不在意那个精神角落，相应的迹象就会变得越弱。
我们的目标之中也有很多是没有被预先写入的。人类在目标追求上有一种灵活性，那是动物王国中前所未有的。人类创造出的大量的目标种类——经营一个成功的人道主义非营利组织，成为世界滑雪球冠军，成为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甚至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臀部 [42]——常常引发剧烈的内心冲突。单是知道我们所有人都会面对这些冲突，就能让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弱点更为宽容。
我们的大脑能够意识到从大脑复杂运算中产生的迷惑性信息，考虑到这种独特的能力以及大脑自身的情况，实际上我们在管理内心冲突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当然，有时现实可能会令人无法忍受，而且，尽管大多数人普遍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但精神疾病实际上要比人们意识到的普遍得多。事实上，大部分人都会在某个时刻患上精神疾病。 [43]尽管如此，大部分人仍反映他们的人生相当快乐，在一生中显示出积极的发展变化，而且会展现出复原力、尊严和优雅等非凡的能力。 [44]如研究复原力的学者芙洛玛·沃尔什所言，人类有能力“很好地奋斗”。 [45]
如果你想找到一个适用于全人类的有关内心冲突的绝妙例子，一个常常引发短暂的疯癫状态的例子，那么爱情再合适不过了。能促使人成为完人的人际关系有很多种，它们存在于朋友、手足、父母、子女，以及全人类之间。但在爱的多种形式之中，最令人渴望，最令人兴奋、满足又绝望、疯狂、困惑的，就是爱情。 [46]
典型的浪漫关系可以被看作依恋、关爱、情欲和浪漫激情的部分组合。 [47]尽管这些元素在浪漫关系中常常深深地纠缠在一起，但实际上每一种元素都有自己的主见。每一个元素都是一种特定体系的标志，这种体系的演化发展是为了帮助解决同生存和繁衍有关的问题。
爱情所有元素——依恋、关爱、情欲和浪漫激情——都在以不同的强度同其他因素配合运作，产生了人们表达爱情的无尽方式。每种元素都有不同的目标，这可以解释世界各地多种多样的戏剧性事件。如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所言：“这些……求偶动机在神经病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这有助于解释一些当代的跨文化恋爱模式，像调情、性嫉妒、跟踪、虐待配偶、情杀、殉情，以及同不稳定和破碎的恋爱关系有关的临床抑郁症。” [48]
不同的环境因素能够激活我们内心不同的目标，因而，如费舍尔注意到的那样：“一个人可能既对某个人有着强烈的依恋，又对其他人怀有浪漫的激情，同时又对一大堆人抱有性冲动。” [49]从理论上来讲，爱情中的元素可以任意组合。我们可以变得依恋我们不喜欢，甚至看不上的人；我们可以深深地关怀我们甚至都不认识，但仍有动力去减轻他们痛苦的人，比如第三世界国家饥饿的儿童；我们能够对那些在其他方面令自己感到厌恶的人产生情欲，并爱上那些无法勾起一点儿性欲的人，哪怕违背了我们声称的性取向。 [50]沃尔特·惠特曼是对的，人类包含多个方面。
当然，爱情的各种元素之间不一定必然产生冲突，而且你会在这些元素被调和一致并和谐整合时产生最大的满足感。更完整、更超越的爱是可能的（见第五章）。尽管如此，在恋爱关系和我们的内心之中，如果我们不能以健康的方式整合这些不同的体系，就会造成巨大的混乱和挫折。
原则4：警惕不平衡的发展瑞士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认为，治疗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让人走向“个性化之路”，在个性化的过程中，个体会接受他们内心的固有矛盾，以使自己能够实现自身独特的潜能。荣格提出一个普遍的原则——相反相成原则，即物极必反。这种观点认为，人格中的极端元素会引发相反的另一极端，借以恢复平衡，哪怕这种矛盾可能处于隐藏状态，藏在潜意识的影子里。 [51]尽管荣格相信神经病患者陷入了单向的发展当中，他依然认为治疗能帮助人们接受自身的全部并接近完整的潜力。
卡伦·霍妮拓展了荣格的思想，并发现了人们若干单向度的社会行为模式，她称之为“神经质倾向”。霍妮认为那是一种对其他人和人生的态度，在困惑和痛苦之时，这种倾向会提供一种安全感和保障感，但最终会阻碍成长。她将这些倾向归为三个主要类别：（1）顺从和为人喜爱的极端需要（“向人靠近”）；（2）与他人对立并不断反叛的极端需要（“与人对抗”）；（3）脱离他人，证明自己的独立性的极端需要（“脱离他人”）。 [52]
当然，想要获得他人的喜爱和恭维，或是珍视你的孤独，在需要受挫时表达你的失意和愤怒是非常正常和健康的。但当这些需要变得过于强烈，以至于使你产生了强迫性，进而控制了你的整个人时，问题便会出现。记住，成为完人的目标之一便是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能够朝着成长的方向，最大限度地发掘你的可能性。健康的人格能够使人在多种奋斗目标之间灵活转换，并能以成长为完人为导向，通过有效方式来调节人的行为。
在单向度奋斗的操控下，我们常常无法意识到它正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和控制着我们的人生。在这样的时刻，这些极端的需要不由分说地提出各种各样的“你应该……”，让我们变得心神不宁，以至于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朝着我们真正重视的方向前进。霍妮给出的例子是情感这一人类基本奋斗目标的神经质表现：“只有当你对他人拥有某种情感、感到同他们存在某些共同点时，希望得到他人的情感才有意义……但是对情感的神经质需要缺乏这种相互性。对于神经质的人而言，自身的情感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他们仿佛面对的是一群古怪而危险的动物。准确地讲，事实上这类人甚至不需要其他人的情感，他们关心的只是别人不对自己做出侵犯性举动而已。那种存在于相互理解、包容、关心、同情中的独特价值在这种关系中完全不受重视。” [53]神经质倾向的强迫性本质具有两个主要特点：
• 不加区别地追求。（例如，我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喜欢我，哪怕我并不喜欢他们。）
• 任何挫折都会引发恐惧和焦虑。（例如，对无限的自由有强迫性需要的人会因感到一点点束缚的苗头而恐慌，无论是订婚，还是需要签订健身房会员合同。） [54]
霍妮指出，神经质倾向在保证安全感和保障感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个体在其神经质倾向受到任何形式的威胁时都会表现出极大的恐慌。这些神经质倾向给人以安慰的幻觉。研究“自我的智慧”的乔治·范伦特将心理防御机制比作人体的防御机制：“心理防御机制通过产生多种幻觉来过滤痛苦并让我们自我安慰，它们就是以这种方式保护着我们。”范伦特认为，我们的“防御机制创造性地将冲突的来源重新排列，以使它们能够处于控制之下……而自我则会全力减轻这种影响它的力量，使之与自我的关系更加和谐”。 [55]霍妮认为，我们的神经质倾向在制造“人工和谐”方面存在两种方式：
• 压抑自身人格的某些方面，并将它们的对立面提到显著位置。（例如，过于强调某些能力：和善、体贴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侵犯他人的能力；控制环境，支配他人的能力，以表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道歉或是通过示好来示“弱”。）
• 保持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距离，不给冲突一点儿机会。（例如，高度重视孤独，以至于如果某件事有丝毫危及宝贵的个人空间、引起我们神经质反应的迹象，我们就永远都不会去做。）
两种策略都会诱发一种虚假的统一感，让人能够暂时地机能运转。可是最终，霍妮还是相信成长和发展的巨大潜力。事实上，她将自己的理论称为一种“建构性”理论，并且认为治疗的最高目标便是努力使人做到“全心全意”：“没有伪装，感情真挚，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感情、工作和信念当中。” [56][57]如大量研究所示，这并非盲目乐观，因为持久的人格改变是可能的。
原则5：做最好的自己我们所有人都保留着变化的能力，甚至可以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只要我们还活着。
——卡伦·霍妮《自我分析》（1942）
接纳是自我实现关键性的第一步——霍妮在这一点上认同荣格，但她与荣格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意见不同：她认为仅仅是接纳还不够。霍妮认为，人们还需愿意进行大量的自我分析，并为成长付出巨大的努力。 [58]她认为，只有做到了这些，人们才能开启逐渐成长的过程，更加有意识地察觉自身神经质倾向的触发因素，检测自身的非理性想法，通过经历和洞察来改变自身对于世界的不适应态度。马斯洛的观点也与霍妮的一致：“治疗过程帮助成年人发现，幼年时期（受到压抑的）得到他人认可的需要没有必要继续以幼儿时期的形态和强度继续存在了，失去他人带来的恐惧感，以及伴随而来的对于软弱、无助和被抛弃的恐惧都已不再像对孩子那样真实而合理了。对成年人而言，他人也应当不再那般重要了。” [59]
这种方法类似当代的认知行为疗法，而且事实上，认知行为疗法的创始人阿朗·贝克告诉我，他深受人本主义思想家影响，如卡伦·霍妮、亚伯拉罕·马斯洛和戈登·奥尔波特。 [60]在对康复导向的认知疗法的研究中，贝克发现，当他和他的团队把精神分裂症患者当作真正关心人类的人来治疗时，他们在患者身上见到了巨大的成长。患者不仅需要药物治疗，而且需要爱、关心和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所需的治疗。 [61]
当然，当代科学已经证实，我们并非生来就是一张白纸，每个人生来都有成为某种人的潜质，尽管那种潜质会围绕这一主题发生独特的变化。 [62]尽管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人拥有变成一头大象或一只老虎的潜能（事实上，反之亦然），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成为迈克尔·乔丹那样优秀的篮球运动员的潜力，但它的确意味着，倘若被赋予有利条件，你有潜力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自己。换句话说，除了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拥有成为你的能力。在一生的时光中，在极其复杂的成千上万个基因间的互动和同环境的互动中，你做出了关于自己存在方式的抉择。 [63][64]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创造你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你自己。
研究显示，尽管实现持久的人格变化并不容易，但人们的确可以在人生中通过刻意的努力和治疗做出实质性的人格改变，也可以通过改变对人格有持续性影响的环境来实现这一点，比如更换工作、社会角色、伴侣，或是采纳新的身份。 [65]
我们不应将人格看作板上钉钉、一成不变的事实。
当代人格心理学家更愿意将人格特质看作人格的“密度分布”。尽管环境因素可以决定某个时刻哪个自我更加突出，但是谈论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差异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当观察了所有行为的分布，我们还是能发现持续的个体差异。例如，所有人在一天当中都多少需要独处的时间，但是有些人的独处时间则显著地高于其他人。
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将人格看作板上钉钉、一成不变的事实。 [66]在一天中，每个人的人格，甚至智力都会有很大的波动。 [67]人格心理学家威廉·弗利森发现，人们一天中人格特质的波动幅度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一样大。表现反常实际上是非常正常的。 [68]这很可能适用于我们的全部特质，包括我们的道德品行。即使是那些我们认为是“圣人”的人，在一天之中也会做出道德水平不一的行为，只不过他们总体的道德行为远比别人更多而已。 [69]如心理学家道恩·伯杰和罗伯特·麦格拉思所言，要把美德看作“我们必须持续追求的东西，而不是能达到的某种状态” [70]。事实上，马斯洛不断强调自我实现者仍是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很容易显露出自身的不完美之处（尽管习惯性的不完美行为更少）。这种新兴的人格心理学理念同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于体验的强调是一致的。将人格看作是体验或状态的日常模式，这样我们就能谈论外向这一体验、道德这一体验、残忍这一体验、神经质这一体验，诸如此类，因而将人格心理学同存在心理学整合起来。
在过去的大约三十年间出现的这种对于人格的新理解，对人格变化有深刻的启示，因为它表明我们只有在自身不断重复的思想、感受和行为模式认为我们“外向”“关爱他人”“认真”“神经质”，甚至“有智慧”时才会变成这样。 [71]尽管基因定然会对我们的行为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拥有被人格心理学家布莱恩·利特尔称为“生物本源性”的东西 [72]——但没有什么存在方式是神圣的或不可改变的。在一定时间内对这些模式做出充分的调整，我们真的能够改变自身的存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改变人格很容易。过快地改变自己常常造成很大的消耗，而且你必须有强烈的改变自己的意愿。在自然地体验某些状态时——比如感到有能力，或是同他人有联系时——所有人都会倾向于感到真实，尽管这一点不假，但新近研究表明长时间地强迫人们不断做出与自身性情相反的行为会导致焦虑感和疲惫感提升，真实感下降。 [73]
有些人可能就是不希望只是为了实现某些社会理想而改变自身默认的存在方式。比如，很多在内向测评中得分很高的人可能会完全不介意自己的内向，并且看不到任何更多地同陌生人交际的理由，反而更愿意加深已经存在的那些联结。 [74]事实上，一项研究发现，同表明自己更渴望变得较为外向的内向者相比，那些不介意自身的内向的人有更高的真实感。自我接纳程度较高的内向者的幸福程度接近外向者的水平。 [75]
关键是，为了实现长久的人格改变，你一定要有改变的强烈意愿，并且愿意坚持不懈地追求人格改变的目标，积极地、成功地实施那些改变自身的行为。 [76]而好消息是，通过在一段时间内对状态做出足够的改变，我们不仅能永久地改变我们的人格特质，而且还能改变我们最珍视的人生目标。 [77]
原则6：为成长而非快乐奋斗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者并不关注快乐或成就这种当代心理学或是心理自助的书中关注的话题，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个人如何才能获得健康和成长。这一过程常常涉及充分体验不适情绪，还涉及对这些不适情绪与其他体验的接受和整合。 [78]这解释了我为什么更喜欢使用描述情绪体验的术语（比如“充满活力”“舒适”“不适”“痛苦”）而不是给这些情绪直接贴上“积极”或“消极”的标签。
对于我们的特质、情绪和行为，研究人员在理解它们时正越来越注重细微的差别，并将语境的重要性考虑在内。 [79]很多令人不适、痛苦难耐的情绪可能会对成长有不可思议的帮助，正像更为舒适，甚至热烈的情绪有时会妨碍我们的成长一样。关键是要去拥抱情绪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将它们健康地整合起来。卡尔·罗杰斯在其心理治疗实践中观察到爱：“在我看来，在治疗当中取得极大进步的求助者能够更好地接纳自身的痛苦，同时也可以充满活力地接纳自身的狂喜；他们能够更加清楚地感知愤怒，同时也能感知到爱；他们能更深刻地了解恐惧，也能认知勇气。他们能够在更广阔的范畴里更为充实地生活，其原因在于他们拥有潜在的自信，并把这份自信当作与生活打交道时值得信赖的手段。” [80]
当然，大多数人都想感觉良好。大体而言，相对于不适或痛苦的情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喜欢良好的感受。好消息是，当人们持续地朝着成长的方向前进时，更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会作为一种成长的附加现象伴你前行。 [81]换言之，获得幸福和满足感的最佳路径是超越自我的保障缺失感，成为最好的自己，对你周围的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
让我们来看看黑马项目——这是哈佛大学进行的一项长期研究，研究对象是那些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卓越成就的人。 [82]他们名单上的“黑马”包括上门主厨、侍酒大师、木偶艺人、人生向导、尸体防腐员、训犬师，以及热气球飞行员。这些开拓者是如何做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的？研究人员发现，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持续关注着自身最关心的事情，而且很少将自己做事的方式同他人比较，或是同传统意义上的成功相比较。 [83]通过培养自身独特的兴趣、能力和环境，他们能够获得满足并有所成就。
原则7：利用自身黑暗面的力量我批判弗洛伊德学说的支持者，他们倾向于（在极端情况下）将一切病态化，不能清晰地看到人向着健康发展的可能性，且用悲观的眼光看待一切。但是成长学派（在极端情况下）也有着同样的弱点，因为他们倾向于用乐观的眼光看待事物，通常会回避病态、软弱和成长的失败等问题。这两个流派一个像仅有邪恶和罪恶的神学，另一个像根本不存在任何邪恶的神学，因此它们同样不准确且不切实际。
——亚伯拉罕·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1962）
卡尔·罗杰斯注意到，他的患者有一种共同的恐惧，即当他们解除自身的防御机制，充分地体验以往未知的方面时，他们担心治疗会“释放”内心的“那头野兽”。可是，罗杰斯发现，事实恰恰相反：“人的内心没有野兽，人的内心只有人，而且一直以来我们的内心能够释放的也只有这个。” [84]
罗杰斯注意到，当人们对自己的所有冲动更加开放时，人们倾向于在彼此竞争的需要之中更多地取得一种平衡，而且在合适的情况下，人们能表现出侵犯性，但不会因为侵犯性而显露出一种“逃离”的需要。罗杰斯认为，只有当人们否认对自身经历的觉察时，我们才有理由害怕他们。然而，当一个人实现了充分的发展，其诸多感受会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建构性地发挥作用：“这种方式并不总是墨守成规、循规蹈矩，它会因人而异，会适应社会。” [85]
针对人性之恶，罗洛·梅有一种类似的但在他看来更为现实的思路。 [86]梅强调，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有“原始生命力”（并非“恶魔性”）。他认为，人本质上既不善也不恶，而是“恶与善的潜能的综合”。 [87]梅将“原始生命力”定义为“能够掌控整个人的潜力”。 [88]将原始生命力同人格整合起来可以激发创造力，且可以起到建构性作用。但是，倘若原始生命力没有得到整合，“它就会接管整个人格……这样一来破坏性活动就是它的结果”。 [89]梅认为，只有直面邪恶潜能，敌对、侵犯和愤怒的健康整合才能有助于成长。 [90]
尽管梅认为我们既有善的潜能，也有恶的潜能，但他也认同当时其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观点，即环境可以将这些潜力引到健康的方向上。事实上，马斯洛不断强调，我们可以为自由选择创造良好的条件。 [91]
大脑会为健康的人生适应性调整做出防御反应，乔治·范伦特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防御机制的重要性，他还强调我们有做出改变的巨大潜力。 [92]改变不需要压抑我们内心的冲突，或是假装一切都再好不过，而是要将我们的防御“从雷暴变成彩虹”，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提升我们的创造性表达和智慧。“青少年因不适而采取的防御反应可以发展为成熟的美德。”范伦特写道，“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利用自身的防御机制，我们就会被认为精神健康、认真负责、有趣、有创造力，且具有利他精神。如果我们利用得不好，精神病学家就会为我们开具诊断书，我们的邻居就会给我们贴上讨厌的标签，而社会会给我们加上不道德的污名。” [93]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者既不是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愤世嫉俗的怀疑主义者。 [94]马斯洛称自己是一个“乐观的现实主义者”，认为我们对人性的看法应保持一种均衡。 [95]尽管认识到了我们的内心冲突和防御机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依然敢于向我们展示人类成长和向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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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对“最好的自我”的定义类似于卡伦·霍妮的“真实”或“真正”自我的观念，她认为那是“我们鲜活、独特的个人中心”。尽管我们身上的若干方面会给予我们这种鲜活感，但我不认为只有一个中心。不过，我认同霍妮对自我疏离有害效应的关注。霍妮认为，自我疏离就像和魔鬼签订契约。霍妮认为，作为获得荣耀的代价，自我疏离使我们同自己的感受、期盼、想法、活力脱离开来，也无法感受到自己是人生的积极决定力量。霍妮认为，如果不能将自我视为有机整体而加以感受，我们便会失去自身的“灵魂”，定然会奔向“内心的地狱”。参见：霍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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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Rogers, On becoming a person.
[25] 在亚隆对最有效治疗因素的研究中，他发现仅次于接受的第二个因素是：“懂得了无论我从他人那里得到多大的指引和帮助，自己都必须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承担最终的责任。”参见：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6] Vess, Varieties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and the subjective awareness of one’s “true”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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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浪漫爱情如此强大，如此普遍地存在，以至于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认为，它是同其他形式的爱区分开来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基本需要。事实上，浪漫爱情的表达（包括喜悦和悲伤）可见于跨文化之中，而且不会因年龄、性别、性取向，或是民族产生实质性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因素不重要。如心理学家丽莎·戴蒙德所言：“人类的性唤起和浪漫爱情体验总是受到社会、文化和人际语境的协调。爱既不是生物性的，也不是文化性的。恋爱时我们大脑的强大机制会进行精细调整，以对环境中的特定信息做出反应。”参见：Diamond, L. M. (2003). What does sexual orientation orient? A biobehavioral model distinguishing romantic love and sexual desire. Psychological Review , 110(1), 173–192;Fisher, H. E. (1998). Lust, attraction, and attachment in mammalian reproduction. Human Nature , 9(1), 23–52; Fisher, H. E. (2004). Why we love: The nature and chemistry of romantic love. New York: Henry Holt; Tolman, D. L., & Diamond, L. M. (2001). Desegregating sexuality research: Cultural and b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desire. Annual Review of Sex Research , 12, 33–74; Jenkins, C. (2017). What love is: And what it could be. New York:Bas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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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Fisher, The drive to love. In Sternberg & Weiss, The new psychology of love, p. 106.
[50] Diamond, What does sexual orientation orient? A biobehavioral model distinguishing romantic love and sexual desire.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1): 173–192.
[51] 这样的观念在柏拉图的作品中也有类似表述，他注意到：“一切都是这样发生的，就是这样从其对立面生出对立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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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Horney, K. (1942). Self-analysis. New York: W. W. Norton,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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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Horney, Our inner confl icts, p. 242.
[57] 当代学者布莱尼·布朗在著作中也论及“全心全意”，注意两者间的相似性，参见：Brown, B.(2010). The gifts of imperfection: Let go of who you think you’re supposed to be and embrace who you are. Center City, MN: Hazelden Publishing.
[58] Horney, Self-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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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立者深受欧洲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影响，包括阿尔贝·加缪、西蒙娜·德·波伏娃、马丁·海德格尔、卡尔·雅斯贝斯、索伦·克尔凯郭尔、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莫里斯·梅洛-庞蒂、弗里德里希·尼采、让-保罗·萨特以及保罗·蒂里希。事实上，许多人本主义心理学学者都称自己是“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者，承认在他们的临床工作中融入了存在主义哲学和有关存在的问题，比如意义和自我建构。
尽管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立者认同个人成长需要一种积极的自我建构过程，也认同在自己创造自己方面，我们要比通常认为的更自由，但是他们中很多人并不认同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强势立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比如马斯洛和罗洛·梅承认其他形式的“命运”——比如一个人的文化、语言、环境以及生物特性——限制了我们决定自身存在的自由度。May, R.(1981). Freedom and destiny. New York: W. W. Norton. 马斯洛明确地反对“萨特型存在主义”，他在临近生命终点时在一份未发表的手稿中写道：“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阿奎那和其他人都强调，一切事物都有一种坚持自身本性的倾向或权利，这是所有存在的基本法则。人类有一种‘物种专属的特性’，即‘坚持自身本性’意味着一个漫长而又缓慢实现自身本性的过程。要花一生的时间才能完全成为人，也就是说，一个婴儿要花一生的时间来坚持并成为其本性……本质就是潜力，因此人类一定要实现它、造就它。”见：van Deurzen et al., The Wiley world handbook of existential therapy; Maslow, A. H. (1969–1970). Axioms. Maslow Papers, Folder 6, Publications-Drafts, Box M 4431, Archives of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Psychology,Cummings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Akron, Akron, OH; Schneider &Krug, Existential-humanistic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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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May, Love & will, p. 123.
[89] May, Love & will, p. 123.
[90] 如梅在《爱与意志》中所写：“恶魔性的概念看起来如此难以接受并非是内在原因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在极力否认它所代表的东西。它对我们的自恋构成一种巨大的打击。我们都是‘好’人，像苏格拉底时代有教养的雅典市民一样，无论我们自己私底下是否承认，我们不喜欢被公开提醒说，哪怕是在充满爱的关系里，我们都为权力、愤怒和复仇的渴望所驱使。尽管恶魔性本身并不是邪恶的，但它会让我们遭遇一种恼人的窘境——是去有意识地、有责任感地、充满生命意义地去运用恶魔性，还是盲目、莽撞地运用它。当恶魔性受到压抑，它往往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其极端形式包括杀手、谋杀犯在荒野上对受害者进行精神病态的折磨，以及本世纪发生的我们熟知的其他恐怖行为。”“尽管我们可能会在恐惧中退缩，”英国精神病学家安东尼·斯托尔写道，“当我们在报纸或历史书中读到人施于人的暴行时，我们心中清楚，每个人内心都藏着那些相同的野蛮冲动，它们会把我们引向谋杀、施虐和战争。”见：May, Love & will, pp. 129–130.
[91] Maslow,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92] Vaillant, The wisdom of the ego.
[93] Vaillant, The wisdom of the ego, p. 11.
[94] 一个特例可能会是卡尔·罗杰斯。他的确看起来对人性特别乐观。
[95] Maslow, A. H. Yea and nay: On being an optimistic realist. In Hoffman, Future visions (pp. 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