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成长 序幕

1935年8月，当马斯洛和妻子柏莎踏足纽约市时，此时的世界已经同他当初在研究生院时大为不同。随着法西斯势力在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崛起，马斯洛感到一种对人性的威胁，这令他沮丧又难过。 [1]在哥伦比亚大学给爱德华·桑代克做博士后研究助理期间，马斯洛继续做着有关性与支配的一些研究。但他的兴趣已经变得越发广泛，并彰显出人道主义理念。

由于大批精神分析学家从欧洲移居美国，一场真正史无前例的文化复兴在纽约市萌发，此时，马斯洛一家正在着手安顿下来。正如马斯洛的描述，纽约是“心理学领域的中心……雅典之后再没有哪座城市可以同纽约相提并论了”。 [2]10年间（1935—1945），马斯洛向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一批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不断学习，其中许多都成了他的朋友。

他们当中有一批纽约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医师和学者，包括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艾里希·弗洛姆、卡伦·霍妮、贝拉·米特曼、埃米尔·欧柏霍泽、艾布拉姆·卡地纳、大卫·利维、格式塔心理学家马克斯·韦特海默和库尔特·考夫卡、神经精神病学家科特·戈德斯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人类学家鲁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

尽管这些学者都很有影响力，但马斯洛对鲁丝·本尼迪克特与马克斯·韦特海默尤为推崇。他说自己努力研究自我实现就是为了理解二人的思想，这两人为他“所爱、所敬、所羡，是非常非常棒的人”。 [3]他极为钦佩他们，也深感好奇：是什么让这两人如此与众不同？他对两人的人格特质做了大量笔记，在“一个美妙时刻”，马斯洛意识到他们的人格模式是可以概括的，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种人格类型。“这令我既兴奋又喜悦。”他在笔记中写道。 [4]

人们可以从马斯洛1941年同心理分析学家贝拉·米特曼合著的一本有关变态心理学的教材中看到他自我实现理论的蛛丝马迹。这并不是本普通的变态心理学教材 [5]，在导言中，马斯洛和米特曼称他们从人的“完人格”角度，以一个人的重大需要、人生目标，以及“解决人生问题的尝试”为背景来理解变态行为。 [6]他们认为个体中很多明显“冲突”的强烈追求常常是对同一目标的反映——幸福、舒适、爱和自重，唯一的问题是，对于个人而言，实现那些目标的最佳路径是什么。“所有人都有同样的追求。”两位作者写道，“问题在于对于实现这些终极目标而言，存在很多可能的路径。” [7]

这本关于变态心理学的书另一不同寻常的特色是，作者加入了一整章关于“正常人格”的内容。尽管他们也承认正常与变态人格间没有清晰的界限，也强调正常总是相对于某个特定文化、亚文化、地位、年龄、性别和人格类型而言的，但马斯洛和米特曼还是概括出12种“正常的表现”。其中很多都同马斯洛数年后提出的自我实现者的特点相似，包括充分的安全感与稳定的自尊，恰当的自我认知，接受爱、情感和援助的能力，自发与自然地表达个性的自由，同现实有效连接的能力，人格的充分整合与一致性。

在“正常人格”那章的一节中，两位作者清楚地表明他们所描绘的并不一定是“理想”人格（因为理想人格的概念牵涉价值观），而是“在这个话语体系中个体理想的一种投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写道：“希望科学在前进的过程中会最终接管整个价值观问题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的范畴最终会被拓展，使大部分价值观问题，甚或是全部价值观问题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在这之前，任何关于理想人格的讨论都应被推迟。” [8]

大约在变态心理学教材发表之际，马斯洛的研究已经转移到一些更具抱负、更为全面、更为紧迫的事情上。部分原因在于，在他同很多优秀学者的接触中，他们显露了对于社会变革和世界变化的热切关注，而这些关注引起了马斯洛深深的共鸣。

在美国参战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马斯洛经历了一个转折时刻，在《今日心理学》的一篇就其人生目的所做的采访中有相关描述：“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我驱车回家，因遇到一支可怜可悲的游行队伍被迫停下……我看着这一切，眼泪不禁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感到我们完全没有理解——没有理解希特勒、德国人，也没有理解共产主义者。我们没有理解他们任何一方。我认为，如果我们能相互理解，那么我们就会进步。我憧憬着一张和平谈判桌，人们围坐在桌边，讨论人性与仇恨、战争与和平，以及兄弟情谊。我已经过了参军的年纪了。那一刻我意识到，余生一定要致力于发现一门为‘和平桌’而生的心理学。那一刻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 [9]

马斯洛感到作为一名心理学家，自己的研究可能会帮助“拯救这个世界……阻止残酷的战争和可怕的仇恨与偏见”，于是，他开始整合自己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你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理论如何融合了他此前所受的所有影响。 [10]

马斯洛动机理论的一个重要影响源是科特·戈德斯坦的作品，已故神经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将科特描述为“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史上最重要、最矛盾也是现在最容易被遗忘的人物之一”。 [11]1935年，戈德斯坦在事业巅峰时从德国移民美国，失去了50年间他在欧洲所积累的一切，包括他建立的研究所。在给遭受颅脑损伤的年轻士兵治疗的过程中，戈德斯坦认定神经病学领域需要一种新的“整体性疗法”以彻底地了解病患的康复过程，这种方法应把“整个有机体”都考虑进来。

在其1934年的代表作《有机体》中，戈德斯坦注意到，病人有一种固有的“自我保护欲望”，用来“以最可能的方式利用保留下来的能力……我们可以说有机体是由尽可能在世界上实现其能力和‘本性’的倾向所支配的”。戈德斯坦认为这种“自我保护”和“自我实现”的独特欲望应“被视作生命的基本法则”。同马斯洛一样，戈德斯坦也受到了格式塔心理学家及其观念的影响，认为对有机体整体的理解不能只通过观察局部（比如大脑功能不全）而实现。

1943年，马斯洛在其杰作《人类动机理论》中将所有这些表面上看起来迥然有别的线索整合起来，抓住了“自我实现”这一核心理念。在讨论过安全、保障、归属、情感和尊重等基本需要后，马斯洛继而提出一种更高的需要，它同基本需要一样，是基础性需要：

即使所有这些（基本）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们仍然可能会经常（如果不总是的话）期待一种新的不满足和躁动感，除非一个人正在做着他作为独立个体适合的事。音乐家定会作曲，艺术家定会作画，诗人定会写作——如果他想要彻底同自身和睦共处的话，必然会这样，他定会忠于自己的本质。我们可称这种需要为“自我实现”……它指的是人对自我满足的渴望，也就是那种让自己实现潜在自我的倾向。这一倾向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于越来越贴近个人特质，成为自己“能成为的一切”的渴望。 [12]

1943年的论文发表之后，马斯洛迫切地感到自己需要加深对社会领域的研究。 [13]1944年5月19日，他为共21章的代表作草拟了一份导言，希望那部作品能够以协调一致的宏大视角来审视人性。 [14]6月，他已完成了这部志向高远的作品详细的大纲，但他最终决定暂停本书的撰写，投入到对自我实现者的系统研究。 [15]

马斯洛一直要求布鲁克林学院的学生就他们所知的“自我实现程度最高者”撰写论文，并思考学生的答复。他也在非正式地观察他的朋友、同事和亲属。但他承认他做得还不够系统化。于是在1945年5月6日，他开始做起了“善人（Good Human Being，GHB）笔记”，以便将所有的发现整理在一处。在第一条笔记中，马斯洛写道：

在瞎忙了几年之后，我已决定深入研究善人，且要更正式、更严格地去研究。但是，一切都很困难，问题很多。事已至此，我要尽可能地意识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之后不管怎样都要继续。 [16]

马斯洛对自我实现所做的研究实际上是他对于“善人”特征的探寻。马斯洛相信人性本善，他所做的正是通过研究那些他认为发展得最充分的人系统地证明这一观点。他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提道：“我想要证明人能够做出远比战争、偏见和仇恨更重要的事。我想让这些人——我能发现的最好的人类样本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 [17]

马斯洛继续进行自我实现的研究，部分原因在于他坚信，在自我实现者身上，“我们发现了一套不同的行为动机、情绪模式、价值观体系、思维方式和知觉系统”。在1946年1月中旬的一则笔记中，马斯洛写道：

似乎没有内在原因来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不这样做（自我实现）。显然，每个婴儿都有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在成长的过程中让这种可能性被埋没了……我并不认为自我实现者是被额外赋予了什么特殊品质的普通人，他们只是一些什么都没有被消磨的普通人。 [18]

尽管马斯洛在笔记中提到的人性特质与自我实现者的特质清单有相似之处，但从善人笔记到他1950年发表的文章《自我实现：对心理健康的研究》之间仍有很大的飞跃。1945~1949年间，马斯洛的笔记时断时续，1946年以后，因为身体缘故（马斯洛被诊断为心脏病），笔记数量大幅减少。那些年里，马斯洛的头脑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思考，才让他实现如此大的飞越？想想就非常有趣。正如理查德·劳里所说：“这给人的印象是，在思考之路上，某个地方经历了大量的重塑、完善和重组。” [19]

在他的论文中，马斯洛提到，除了他认识的人、朋友，以及从3000名大学生中选出的“一名当即可用的对象和二三十个将来可能有用的对象” [20]，他还研究了公众人物和历史人物的特点。他“极有可能”研究了亚伯拉罕·林肯（晚年）和托马斯·杰斐逊，他还“有可能”研究了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埃莉诺·罗斯福、简·亚当斯、威廉·詹姆斯、史怀哲、阿道司·赫胥黎和巴鲁赫·斯宾诺莎等在内的公众和历史人物。

尽管马斯洛有他所谓的方法，但他承认自己的自我实现者特质清单并非是沿着一条系统的研究路线得来的，而是基于少量来源形成的“全局和整体印象”。因为马斯洛自知在方法论上存在局限性，所以他给出这份清单的目的是使它成为未来研究的基础。

自马斯洛发表自我实现者特质清单以来，已经大约70年了，但他的论文仍然有很多值得验证的想法。我很好奇他提出的自我实现者的特质中有多少经过合理的测试还能站得住脚，于是我把所有特质转换为一个量表，并向各式各样的人发放。数轮调查后，我发现十个特质经受住了科学的检验，而且它们彼此显著关联（也就是说，某一特点上得分高的人在其他几个特点上的得分也高）。

• 寻求真理（例如，“我总是尽力想要弄清人和自然的真相”。）

• 善于接纳（例如，“我接受自己的怪癖和欲望，不会因此感到羞耻和愧疚”。）

• 有人生目标（例如，“我感到有极大的责任和义务去完成人生中的某一特定使命”。）

• 真实性（例如，“哪怕是在不像样的环境和状况里，我仍可以维持自身尊严并保持正直”。）

• 持续的欣赏和新鲜感（例如，“无论一些事情对于他人来说是多么陈旧乏味，我都可以带着敬畏、愉悦、好奇，甚至狂喜，永远单纯、天真地去欣赏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

• 有高峰体验（例如，“我常常感到新的视域和可能性正在向自己和他人打开”。）

• 博爱（例如，“我真切地渴望能够帮助人类”。）

• 良好的道德直觉（例如，“当我做错事时，内心深处马上就能够感知到”。）

• 创造力（例如，“我通常会有一种创造精神，它能影响我所做的一切”。）

• 舍爱（例如，“我倾向于优雅、包容和沉着地面对人生中不可避免的起起伏伏”。）

马斯洛大约70年前提出的自我实现者的特质中，很多都可以被可信地、有效地证实，这不禁令人惊叹。尽管如此，马斯洛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却大错特错：自我实现者的特质比他想象的更具普遍性。我发现，在自我实现方面，个体之间并不存在性别、种族或是民族差异，同年龄也没有关系（至少对那些18岁以上的人是这样，因为我的研究要求参与者必须年满18岁）。考虑到马斯洛认为很少有大学生显露出自我实现的特点，这一点很有趣。

这些特质重要吗？它们听起来不错。但是，自我实现与当下这个残酷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也存在关联吗？事实证明，自我实现者的特质确实有很大的意义。正如马斯洛所预言的那样，那些在自我实现测试中得分高的人的动力更多来源于他的成长、探索和对人类的爱，而非对满足基本需要的追求。自我实现的分数也同多项幸福的指标有关，如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好奇心、自我接纳、积极关系、环境掌控力、个人成长、自主性，以及人生的目标。自我实现还能预测一个人的工作表现、工作满意度，以及从艺术、科学到商业、体育等多个领域的天赋、技能和创造力。

自我实现者的特质在概念上可以分为四类，也就是本书接下来几章要讲的内容：探索、爱、目的感和超越。前三者一起使成长成为可能，其中探索则是成长的根基，其他成长需要都要建立在探索之上。因此，我们的成长之旅必然要从探索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