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从烟草到镂斐迪的中国国情报告

结语：从烟草到镂斐迪的中国国情报告

中国与美国限山隔海，两国发展本不相同，亦无相生相克之事，那么美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颇难找到一个可以适用于本书涵盖的充满着各种激荡起伏的大事件的历史时期的答案。清代中国对美国的认知是一个特别长的过程，大约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即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才算是比较真切地了解了美国，但完全谈不上深入。从晚清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不过是欧美列国之一，美国可资借鉴学习的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和英法德等国一样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即便就此点而言，我们以后来者的眼光观察这段时期内的中美关系史的话，中国并未把美国视为非常独特而专门交往甚至模仿的国家，这可以从中国的洋务运动中看出来，毕竟美国在华实际推行的素来都是与英法等国的联合商贸、联合殖民主义和联合帝国主义的政策。

在晚清时期，很多中国人对美国有着比对欧洲列强更为温和的态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因其对华外交中立政策和海外非殖民政策而没有像英法表现得那样咄咄逼人，而且美国有大批传教士在华传教并在各地从事教育和卫生等事业，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是前往美国学习的，容闳、孙中山、胡适、宋庆龄、宋美龄等人都是留美人士，表面上相对温和的“门户开放”政策也是美国推出的，中华民国建立后与中国合作最多的仍旧是美国这个国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对美国本身存在的问题关注不够，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学习和借鉴美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体制上，以期改造中国自身。

本书之前的章节曾经回顾了风靡欧美的“中国风”，而自明末到清朝中期欧洲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是当时中西交流的最重要的推手，他们将中国的种种美好介绍回欧洲，促使欧洲人对中国进行了理想化的构建，而其最终目的则是指向本国和本土的建设。1776年，著名的法语作家和艺术批评家格林男爵弗里德里希·梅尔希奥（Friedrich Melchior, Baron von Grimm，1723—1807）曾评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华帝国已经变成了受到特别关注和特别研究的对象了。传教士们最早是通过充满玫瑰色的报告，来有利地引导公众舆论，他们是从遥远的土地上写来的报告，那里是如此地遥远乃至于无法拆穿他们的谎言。然后，我们的哲学家们就拿着这些报告，从中发掘出一切能够为自己所用的东西，用来谴责或清除那些他们在自己国家里所发现的不善之处。由此，中国这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成为睿智、道德和好的信仰的家园，拥有世界上建立时间最长和最好的政府，拥有我们已知世界中最为崇高和最为美丽的道德；中国的法律、中国的政策、中国的艺术以及中国的工业都同样成为地球上所有国家的楷模。”如果把这段话中的中国换成美国，并把耶稣会传教士和欧洲哲学家置换为晚清中国留美人士和本土期盼改革的知识分子的话，就是一个比较贴切的美国对于晚清中国的意义的描述吧。

另一方面，晚清中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这一点照样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认识照样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真正较多的观察和认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公使进驻北京之后，并且不同时期的对华政策也有很不一样的考量。然而，究其根本，中国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巨大的商业贸易机会与庞大的人口消费市场。虽然很多情况下，对中国巨大市场的美好憧憬往往只是美国商人和企业的一厢情愿的看法，但恰是在这种憧憬之中，1784年开创的“中国贸易”（China Trade）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结束之时，进入民国时期也持续未断，而且美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资本与利润，可以跨越甚至摧毁帝国之间的一切壁垒。本书曾在前面的章节内介绍了美国很多商人参与对华鸦片贸易并将巨额利润返回美国国内的事情，现在我们再从烟草工业的角度做一个简单的观察。

西烟东渐

在我们中国，上至达官贵人和知识分子，下到普通百姓和贩夫走卒，经常见到捏着香烟的人吞云吐雾，乃至于现在日趋流行的电子香烟，也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在中国甚至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男子不抽烟就是缺乏男子汉气质。众多读了万卷书的知识分子，也时不时地要来上几根，奉所谓“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为一大生活圭臬。这一日常消费习惯的养成，其实离不开晚清时期美国的烟草公司在中国的苦心经营，而中国至今都是全球各大烟草企业的主要销售市场。

1881年，美国人詹姆斯·邦赛克（James Albert Bonsack，1859—1924）发明了自动卷烟机，卷烟速度一夜之间发生了质变，之前人工平均每分钟制造4根卷烟的速度，现在提到了每分钟200根香烟，1小时可造12 000根，10个小时12万根。根据美国历史学家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教授的研究，在听到这个卷烟工业的技术大革命的消息之时，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烟草大王詹姆斯·杜克（James B. Duke, 1856—1925）当即对属下大喊一声：“给我拿地图来！”拿到地图后，杜克一张一张地翻看，但只看地图底部的比例尺和人口数量，直到翻到中国那一页上的“人口：4.3亿”，说：“那里就是我们要去卖烟的地方！”杜克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他和他的管理团队都非常激动—那可是4亿多人的市场！根据美国1880年6月第10次人口普查，美国当时人口才勉强接近5 019万，仅是中国人口的11%强。杜克手下负责中国市场的詹姆斯·托马斯（James A. Thomas，1862—1940）甚至憧憬4亿多人人手一支香烟的景象。这种庞大的消费市场憧憬，在全球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人当然不会每个人都买香烟，然而杜克的中国市场梦也没有落空。自1890年第一批卷烟进入中国以来，杜克公司逐渐将烟草种植、资金、技术等都从欧美转移到中国，以上海为根据地，将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直至很多基层农村地区，再配以非常强劲的广告攻势，最终其香烟销售量逐渐以几何等级增长，从1902年的12.5亿根香烟，增长到1912年的97.5亿根，再到1916年的120亿根，14年之间消费量增长到了十倍。而1916年杜克公司在华销售额高达2 075万美元，净利润375万美元。1902年，杜克烟草公司与英国帝国烟草公司合并，成立了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简称BAT），而正是这家英美烟草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香烟市场，也基本上打垮了所有的中国本土香烟企业，包括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著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烟草自16世纪也就是明朝晚期由美洲引入中国以来，逐渐成为遍布全国的一种经济作物，正所谓中国茶到了西方而西方烟草到了中国。在很多不同的区域，烟草有很长的使用历史，例如气候寒冷的东北一带，居民相信吸食烟草可以帮助御寒，故而吸烟变得很流行，但种烟的话难免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且吸烟成瘾以后，人的体魄也日趋弱化。清军入关之前，就意识到了烟草带来的问题，屡次下令禁止种植和吸食“丹白桂”。所谓“丹白桂”，实是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中的tabaco（即烟草，现在英文内写作tobacco）的译音转变。至少自16世纪中后期以来，贸易触角已经深入东南亚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开始和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商人做生意（在日本称之为“南蛮贸易”或“朱印船贸易”），所以中国东北地区当地的烟草应系从日本经过朝鲜半岛传过去的，tabaco的音译名字也就在不同语言中多少保持着原本的欧式发音。朝鲜称日本传来的烟草为“南草”，中国东北地区有时候也唤作“南草”。在美国香烟强势入华之前，中国人消费的主要是旱烟，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转变为主要消费欧美式香烟，其中英美烟草公司可谓是极为重要的推手，这一点从充斥了各种香烟和女子吸烟画面的老上海的广告画里不难发现，而像杭稚英、金雪尘、李慕白、周慕桥、郑曼陀、谢之光、倪耕野等等一大批著名的广告画家，也都是受雇于英美烟草公司和其他烟草公司的画手（图19.1）。

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让中国人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到了19世纪末，英美烟草公司成功让中国人喜爱上了香烟，虽然香烟不同于鸦片，但这两者都是外国公司推广、中国人吸食，两者都引发了本土制造和竞争，都造成了中国资本大量外流，也造成了人民体质的弱化。1909年2月，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13个国家的4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国际上第一次禁毒会议，即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International Opium Comission），史称“万国禁烟会”，所禁之“烟”是指大烟，即鸦片。这是美国首先倡导的一个禁烟大会，因中国禁烟成效明显而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建议世界各国禁烟，对1912年诸国缔结《海牙鸦片公约》贡献至大。然而，也恰是此时，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市场上一日千里地发展，推动中国人吸食新式香烟，到20世纪20年代后甚至成为当时“摩登”消费的一种标志了。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口陡然增加到了13亿之多，香烟市场也随之扩大，至今，尽管每一盒香烟上都印着“吸烟有害健康”，但中国烟民的数量仍旧是全球最多的。我本人并不吸烟，十几年前到了美国以后，发现周围的大学教授，包括中国出生的教授在内，没有一人吸烟。我周围的欧美的研究生同学，亦无一人有吸烟的习惯，反倒是我的很多中国、日本、韩国、土耳其的同学，经常要在一些场合吸一下香烟。这种对比让我感到有些奇怪，虽然也并不吃惊，毕竟吸烟与否是个人选择和个人权利。到现在，我以大学教师的身份来观察的话，我周围的同事无一人吸烟，而前来访问的很多中国学者，则是几个香烟销售点的常客。在中国，我也不止一次见过中国学者宴请外国学者时，当场吸烟将外国同行熏得眼睛流泪咳嗽不停而嘴上却又用中文说“没关系、没关系”的场景，每每让我大跌眼镜。

其实，美国社会多年前也和中国社会一样，烟民遍地是，后来大力实行吸烟有害的宣传运动，取得了实效，现在公众场合绝少看到吸烟的人了，知识分子中烟民更是少之又少。中国因为人口众多，尚且需要更多的努力。过去的四五年间，我在办公室和教学楼之间往返上下课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个教学楼的角落，经常见到三四个中国留学生聚集在一起，一边用中文说笑，一边美美地吸着香烟。来来往往很多教员和学生，想必都看到过这一幕。这些抽烟的孩子们学习和生活在异国他乡，有很多无法为外人道的苦衷，以这种方式短暂消遣一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大约并不知道，他们这种在无烟校园的场所中公然聚众吸烟的举动，足以在一瞬间损害他们自己和中国留学生的美好形象，私底下为人诟病；而年轻的他们更不知道，这种潇洒的吸食卷烟之“香”，诚乃晚清以来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一块沉重的消费传统，是从吸食鸦片烟到吸食“香”烟一以贯之的民族痛史的一部分，而当年推波助澜最为厉害的国家之一，恰是他们脚下的美国。

烟草只不过是美国在19世纪晚期众多的对华商品销售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它说明了中国市场在美国全球贸易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对美国的意义所在。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中国在今日的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全球贸易框架中，仍旧扮演着十分类似的角色。中国的繁荣对美国和整个世界都是极其有利的，正如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的时候在北京对恭亲王所说的那样。

打开一个故纸堆：多元的中国与现代的我们

1871年1月10日，即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寒风凛冽。这是欧美公使正式进驻北京的第十个年头。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在毗邻紫禁城的东江米巷（即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内，完成了一篇长长的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发给了远在华盛顿的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作为美国政府拟定对华政策之时的背景参考。

镂斐迪是1869年在加州被任命为第三任驻华公使的，于1870年4月20日在北京走马上任，“镂斐迪”是清朝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称呼他的中文名字。镂氏曾在1862—1863年担任国会众议员，1863—1867年之间出任第九任加州州长，在官场的摸爬滚打中历练出了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他在北京任上写这篇报告的时候，距离美国同中国签订两国间的第一个条约《望厦条约》刚好27年，但距离第一任美国公使蒲安臣入驻北京还不满9年，虽然1868年蒲安臣带着中国使团拜访了美国，美国传教士也早已蜂拥进入中国，中国移民也大量进入美国，但美国政坛高层总体上对中国的情况仍旧是不了解的。1870年夏在天津爆发的中国民众攻击法英美等国的领事馆和外国传教士的案件的余波此时尚未散尽，中外关系因此仍在低谷之中。当此之时，如何应对中国局势亦属当务之急。镂斐迪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也是在北京成立美国公使馆以来的一份罕见的正式长篇中国国情报告。

在浩如烟海的中美外交文书中，镂斐迪的这份报告很不起眼，几乎是被彻头彻尾地埋葬在故纸堆中，各种围绕大事件叙述的中美关系史中也都看不到它的踪影，毕竟它不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带有转折点性质的文书，就像掀起了全球冷战风云的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从莫斯科发回华盛顿的旨在遏制苏联的长电报那样。然而，镂氏的长报告的价值也不应埋没，因为它针对的是一个直到今天对美国乃至所有的西方国家仍旧至关重要也极具挑战性的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以及如何对待中国？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和文化多元的国度并非易事，即便是今天出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人，也大约是要经过相当程度的观察和积累之后，方能有一个较好的认识。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沿着怀疑古代历史真实性的道路，提出了一个理论，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说的是我们中国人对古代史的叙述的一个趋势：年代愈往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而且古史的中心人物愈放大。顾氏因此成了“疑古学派”的领军人物，即后来的所谓“古史辨派”的开山鼻祖。在此之前的1909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1864—1942）也提出过“尧舜禹抹杀论”，认为尧舜禹本来不存在，都是春秋战国后中国史书创造出来的神话角色，此论震惊了日本汉学界。到了1923年的顾颉刚，也直接表示“大禹是条虫”，同样捅了中国学界的马蜂窝。这都是一百多年前中日学术界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论争之事了，但到现在看来，我们对尧舜禹是否就比20世纪初的那批学者知道得更多了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继续走在顾颉刚所说的层累而放大的历史之路上呢？

如果说上古时代是因为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太少，才造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的话，那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动辄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好像足以构建很多翔实可靠的历史了。事实上，核心问题并不在资料的多寡。这恰是我们有必要读一下150年前镂斐迪的中国报告的原因之一：我们同样面对着层累地造成的清代历史观，但和顾氏所言的古史观不同，我们的很多有关清代特别是晚清的历史叙述是走了基于近代化理论之上的片面理解和批评甚或贬低清朝的道路，特别是在20世纪中后期当我们中国社会全面卷入近代化以及后来的又一轮全球化大潮之中去的时候，然后这些片面理解叠加起来层累地构成了我们对清代中国的认知。这导致了时代愈靠近今日，我们对清代社会的认知愈偏离，愈发认为清代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截然二分的，历史因此成了真正的故往，而不和今日发生任何现实层面上的联结，进而导致我们不断地回头去认可单一的线性历史观念甚至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社会进化论。

然而，镂斐迪这样一个外国公使的报告可以告诉我们，历史发展的实情并非如此。很多今天被我们拿来批评当时中国社会“落后”“保守”或“停滞不前”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钥匙。用我们现在的思维、话语以及术语去理解当时的社会的话，也就难免会出问题。有人主张我们在考察过去的时候，需要用情景代入的方法进入，非常有道理，正如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言的“同情之理解”那样。

我是差不多二十年前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第一次从美国外交文书中读到镂氏的长篇报告，当时就对其有关晚清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颇有感触，也让人可以从中体味百年来中国社会沧海桑田的剧烈变化以及很多并没有发生太多本质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因素。一些他谈到的事情日后竟然是学界热门的讨论话题，而无论用词还是研究路数，本质上竟然并没有超出他寥寥几笔的观察。

十多年后我将其列入我在美国开设的中美关系史课的时候，特意把这篇报告作为阅读材料之一，年轻的美国学生对它很感兴趣，不断地问询各种问题。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重读这份美国公使的中国情况报告或许也会有很多的启发，至少能看到当日作者所见所思的中美两个国家、两个世界和两种文明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仍时不时地反映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之中。

镂氏的中国国情报告 [1]

第一部分　总论和行政情况

这份报告不是要沉溺于中国的历史之中，也不是要预见中国的未来，只是尽可能精确可靠地描述中国现在的状况，而中国和中国人的多元化也要求观察者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多的观察才行。即便是相同的资料，带着不同理念的人会做出相反的结论，而每个结论或多或少都是真实的。

中国是一个自身充满各种差异的国度。没有一种有关中国的概括性描述是安全可靠或者正确的，因为如果有50个例子可以证明一个说法是真的话，会有100个例子等在那里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政府是这样，其他的方面也是这样。【本段解评：镂氏所言的对我们好像是非常明显的道理，然而今天我们很多人在提到“中国如何如何”“我国如何如何”“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等等的时候，并没有记得如此的概括性描述是极易出问题的，而在正式的外事场合做此种描述，尤应谨慎。】

要是你从皇帝开始从上往下观察权威（authority）的话，看到的都是不负责任的执行命令的权力，这就必然使政府走向了一种彻底的专制主义（absolute despotism）。但是，如果你从下往上观察这个社会和政府的不同层面的话，民主（democracy）又是深深嵌在政府组织结构里面的一个原则，大众可以对官员发挥一种控制性影响，官员们在很大程度上明显地被民众的意愿所主导。然而，事实是专制和民主（despotism and democracy）这两方面并不是哪一方面控制了另一方面，而是混合在一起的；皇帝享有按照个人意志去做任何事情的绝对权威（absolute authority），但这种权力也是非常受先例和传统限制的，乃至于如果不遵循大众意愿的话就鲜有成效。【本段解评：有关镂氏所言的这种混合的确是存在的，这是一种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反应，看上去高高在上的皇权其实是受到多种制约的；有关这种体制的运作，就明清两朝而言，可以参考阅读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及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皇帝理论上是昊天上帝（God）在地上的代理人，也是所有人间及神赐的法律的根源。皇帝也当然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这个国家所有资源的拥有者，也是产生权力、荣耀和俸禄的官府的源泉，更能享受16岁到60岁之间的男性臣民们的服务。如果这套理论付诸实践的话，中国政府将是地球上最强壮的政府。一个男人的随心所欲的意志可以控制和驾驭四万万人，这是举世无双的。但是，跟这套理论相抵触的现实是帝国政府的权力是很弱的，简直就是虚弱了，它对人民的控制更多地像是形式上的而非是真实的。【本段解评：镂氏看到了自董仲舒以降天授君权的理论，皇帝即“天子”，他所提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常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清政府刚刚经历了太平天国、捻军以及西北回变的剧烈冲击，元气大伤，地方督抚的权力空前增加，所以在镂氏看来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很虚弱。】

中国分为十八行省，每个省都有一个政府，其主要官员均由皇帝任命。理论上，省政府的设立是方便协助帝国对人民行使司法权和权威，但事实上这些省份从各方面看都是独立的藩属国（independent tributary states），如果不是通过省府官员们的话几乎感受不到中央权力的权威在哪里。在美国很多人热衷于推进或者坚定地相信“州府权力”（State rights），但就中国这些省政府的运作而言，不啻将美国的这一白日梦（day-dreams）彻底照进了现实中。【本段解评：这里所谓的中国分为十八省，是一种狭义的概念，指的是从明朝十五布政使司演变而来的内地十八行省，并没有包括清朝设置将军或大臣管辖的东北、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领土，在镂氏写报告的1871年，新疆和台湾还都没有单独建省；实际上，清朝至少自康熙朝以来，省份列表远不止18个，“东三省”也一直出现在清代文书之中。镂氏把行省视为藩属国，一来可能是受到了美国制度的影响，二来可能是对各省内贡制度（例如各省每年都要进贡朝廷）有所接触所致。当时晚清督抚权力正处在太平天国以来的膨胀过程之中，所以镂氏看到的地方权力比较明显；虽然美国内战也结束没有多久，但联邦政府权力大大增强，所以镂氏说有些人想扩大州的权力。】

省府官员们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而且从各个方面说都是在其司法系统中位置最高的。他们发放地契和征收地租，确定税率和征税方式，确保税款的征收，并且通过征收比中央政府要求的年税更高的税额来挪用多余的部分以补贴省政府的花销。一旦有特别的必须支出的话，省府官员们就要通过各种途径征收特别税项来弥补急用。他们负有维持各自辖区内和平安定的责任，需要击退入侵之敌和镇压叛乱，而且若有必要的话就得拉起军队并养活其营伍。这些事情都在省府官员们的责任之内，却没有任何的法律成规（any fixed rules of law）来加以指导。一旦有什么突发事件的话，中央政府就视其为地方官无能或者不诚实的显而易见的证据，可以理所当然地立即将这些官员革职和降级。【本段解评：镂氏是在用西方的三权分立来观察中国的省政府权限，他提到的各种途径征税，属于咸丰同治年间朝廷为了四处镇压各地起义而放手让地方官征税的做法，例如清朝于1853年从江苏试点征收税率为一厘的商业税“厘金”就是其中之一，厘金迅速演变成晚清财政税收的重要手段，直到1931年才被民国政府最终废止。镂氏所言的地方官惩处，可能跟他刚刚亲身经历的天津教案中北京朝廷处置天津的地方官一事有很大关系。】

根据中国的法律，疏忽之举要遭受和行动之举一样的甚至更严重的惩罚。如果出现了叛乱，那就要照以前的路子使用各种手段镇压下去，而且流匪常常被朝廷招安，朝廷给他们一些银子，或者给他们一官半职，来消解掉这种四处作乱的武装力量。假如必须动用武力消灭这些叛乱的话，那马基雅维利的名言就要成为战争法则了：“更为安全的是置敌于死地，因为其活下去的话可能卷土重来。”虽然其他省份也可能出钱出人来帮助叛乱所在的省份镇压，但通常各省需要独自维持和平安定。

各省的主要官员通常推荐或者任命下辖属官。这些推荐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不过极少迁延不批，所以推荐也就形同任命。如今帝国大量的官府机构内充斥着各省以这种举荐入仕的高官，尽管理论上所有的官员都由皇帝本人任命。【本段解评：镂氏描述的是中国官场的各种人际网络的构成途径之一，到了晚清因为时局不安，朝廷十分倚重地方督抚举荐贤能，而这些地方官又连成一片，组成一张张官网，曾国藩的湘军集团和曾的门徒李鸿章的淮军集团，以及李鸿章提携的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就是典型例子（图19.2）。】

第二部分　教育和科举考试：皓首穷经与学以致用的矛盾

理论上说，所有的官职只由受过教育的聪明人来充任，所有候选人都得经过一个教育考试，只有那些通过考试获得了功名的人才能有资格当官。只要教育恰当，这个帝国的最为卑微的人也有资格变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这套规则严格而公平，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获得高度认可。现今大部分的高官都出身卑微，便是一个明证。这套非常值得尊敬的体制已经在中国沿袭了将近1 100年，历经内战和朝代更迭却屹立不动，而且到今天是比其他任何管理国家的原则都更为深刻地嵌入了帝国的政治体系之中，仍为人民所遵从。虽然帝国政策及其背后的动机千变万化，治理原则往往随之改变和调整，但只有这一考试制度是唯一的例外。【本段解评：此系谈科举制度，此制度彻底终结于1905年（图19.3）。镂斐迪说“理论上”是取得科举功名的读书人做官，是因为在现实中还有一部分没有经过科举的以保举等其他各种方式做官的人，例如左宗棠虽早年就乡试中举，却三次会试不中（即考了9年），后通过幕府踏进官场；而随左宗棠西征平定新疆的刘锦棠，是以军功出任新建的新疆省的首任巡抚。】

中国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而采取了极大的警惕措施，我确信这些措施也付诸实施了，且在任何其他的地方都会得到认可，这样才能彻底贯彻平等而正确的正义。很多外国人都提到了或者写到了中国不少收钱卖官的事，尽管这毫无疑问是在财政出现巨大亏空时来充实国库的权宜之计，我相信买卖的主要是官衔（rank）而非官位（office）。换言之，这种可以购买的衔正如在美国军队中的荣誉晋升衔（brevet rank）一样，有荣耀、无薪俸。一个捐了官衔的人自然有资格做官，但事实上只有小部分人真正得到了朝廷任命。【本段解评：此段评论涉及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性的保持，这是清朝朝廷非常看重的，不断耳提面命。距离镂氏报告仅13年前的咸丰八年（1858）顺天乡试科场舞弊案就非常出名，当时的主考官是文渊阁大学士、一品大员柏葰，涉及收受考生贿赂，最后被处斩，轰动一时，朝廷对国家抡才大典的公平的重视之程度可见一斑。除了朝廷之外，参加科考的学子们自身也有一种舆论监督的力量，例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顺天乡试放榜之后，落榜士子们觉得主考官汪霦、副考官姚士藟不公正，浙江士子冯申上书汪霦痛骂之，又纠合落榜士子二三十人，于琉璃厂扎草人两个，上书正副考官姓名，于九月十五日鸣锣聚集，由市井中的小孩子们把草人抬到菜市口斩断。康熙皇帝很快以“今年顺天乡试声名不佳”为由，罢了汪、姚二人的官职。镂氏这里也提到了晚清的卖官鬻爵之风，但他并没有特别吃惊。捐纳乃中国历朝弊政，明清仍很盛行，例如雍正朝名臣李卫（1688—1738）就是捐纳出身。到了晚清时节因为内忧外患导致国库亏空，捐纳泛滥已极，官爵、实缺官位都在买卖。镂氏提到的美军荣誉职衔即brevet rank，是1922年之前部队中采取的一种荣誉晋升奖励，没有实际晋升含义，也不能买卖。】

这套优秀的体制的一个大弊端，就是教育在实际生活中的无用。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大学或高等学院的课程设置只包括英文的《旧约》以及希腊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话，或者是学生在取得毕业证书的考试之中，需要证明彻底了解了这三种垂死的语言，并能够精确地引述他们脑袋里记住了的《摩西五经》（Books of Moses ）、《诗篇》（Psalms of David ）以及《箴言》（Proverbs of Solomon ），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但是，我这样来比较并非信口雌黄，中国教育的本质的确如此。这个国家的教育是一个漫长又费力的学习过程，消耗掉了学生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到头来对政府或人民却毫无实用价值。【本段解评：此处所评的是中国科举的必读书目四书五经，镂氏所提的几本是基督教的经典。我所教过的美国学生在讨论镂斐迪的报告时，镂氏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批评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有的学生还进而反思现代美国大学体制内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所学与所用出现矛盾的问题。】

第三部分　书中自有黄金屋：做官之梦、科举晋身和官民关系

这个社会结构里另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做官的梦想是整个教育过程里巨大的驱动力，如果说不是唯一驱动力的话。官位可以带来荣誉、权力和薪酬，它是这个国家所有男人追求的终极目标。怀揣着这种做官之梦，他们可以在贫困中挣扎好多年，每三年参加一次考试，但99%的人都名落孙山。许多人在成功中试的时候已经五十、六十和七十岁了，他们的脑力和体力几乎都耗费干净了。就我到现在为止看到的情况而言，很少人—几乎是没有人—是靠着完全通过这套考试来获取专业技能，或是将其才华投入到科学或艺术（science or art）中去的。虽然的确有攀爬官位和权力之路，但名落孙山的一定为数匪小。大约只有1%的人能在三年一度的考试中成功获得最高学位，但考虑到只有那些成功通过了省里的考试的人才能来北京参加下一轮考试，可以推测这个帝国里有大量的人为了功名利禄去投身考试。【本段解评：清代科举分为县一级的童试、省一级的乡试和在京举行的会试与殿试，乡试、会试与殿试均是三年一开科，考中者分别升为举人、贡生和进士，镂氏说的“最高学位”即进士。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历代热衷科举一直到白头之人比比皆是。例如，《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一生热衷科举仕途，但乡试屡试不中举，直到康熙辛卯年（1711年）蒲氏71岁时才被选拔为岁贡生，但四年后就逝世了。又如乾隆三十七年即1772年北京会试，头场就搜出了山西贡生张静深夹带小抄两页，当时张氏已经80岁，本系上一年乾隆皇帝念其年至耄耋仍旧参加考试而恩赐的举人，结果一年后就戴枷示众。这种对功名的追求的背后是社会流动途径的狭窄，在经过康雍乾三世人口激增之后，科举晋身的额度就成了一个明显的瓶颈，进而造成了很多社会矛盾，例如洪秀全最终揭竿而起，就跟他之前科举屡试不中有很大关系。晚清时候欧美新学不断涌入，基于四书五经基础上的科举考试严重脱离现实的矛盾非常明显，所以到了1905年清廷最终决定废除科举（图19.4）。】

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人通常来说就组成了一个中间阶层（a middle class），即所谓的“士绅”（“literati and gentry”）。这一阶层的人处于官员和农民之间，为下层人士出谋划策，而统治阶层在应对地方事务的时候也需要他们的居中调停（good offices）。他们很聪明，所以能够占据大部分资源，但很少能攫取到足以去压迫人民的财富的地步，如果他们想那样去压迫人的话。这个阶层制造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这种公众舆论能对官员们施加控制性的影响。通常来说，当人民的权利（popular rights）面对着被侵犯的危险或者人民遭受了不公平的压迫的时候，这个阶层的影响力足以化解掉种种矛盾以及抵消掉自皇帝以下的官员们的行动。士绅们的影响力很大，乃至于所有官员都努力顺着民意（popular will）而动，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政府就实际运作而言本质上是民主的（essentially democratic in practice）。【本段解评：镂氏点出了士绅阶层在官与民之间的调和作用，他使用了直到今天仍旧流行的时髦词语，例如“中间阶层”（中产阶层）、“公众舆论”等等，而且他通过士绅阶层的存在，看到了中国行政系统在实际运转过程中受制于基层民意的情况。就此而言，士绅阶层后来在中国社会中的消失，对社会结构以及行政运作体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后半期中外学界涌现了不少研究中国士绅阶层的作品，很多人热衷于使用诸如“公众舆论”或“公共舆论”等貌似新近重新舶来的词语来观察中国社会，但就其主旨而言似并未超出镂斐迪几十年前的简单观察。】

进入官府做官是如此费力费财，所以官员们都期盼着上任后把之前的成本捞回来，如果我看到的报道是真的话，很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毫无顾忌。在前有民众、后有随时可以把他们撤职的皇帝的情况下，官员们要想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于是乎，官员们为了稳妥地攫取不正当的所得（ill-gotten gains），通常就通过谎言和耍花招（falsehood and subterfuge）来逃避责任。当有人向帝国政府告发的时候，所有有利的东西都跑到了官员们一边，而不是检举人一边，因为在像这样的一个没有铁路、电报或者非常有规制的邮政系统的国家里，首都和省之间的交流是缓慢的、无定法的和不确定的，官员们因此能够将他们关于案件的解释首先传递到中央去，提前占了优势；而且，因为没有报纸，所以人民的呼声（popular voice）几乎传不到案发地周围以外的地方去。这些因素经常造成暴动和叛乱（insurrection and rebellion）—这看上去像是民众申冤的唯一出路了。【本段解评：官员上任后要捞回当官前付出的成本，此系中国官僚系统的顽疾，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者是也。官员的腐败造成人民不满，由此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明清社会基本上属于“皇权不下县”的时代，即最低一级的中央正式任命的官职是县一级的，县令需要依靠地方士绅完成收税等基本工作，由此也导致了基层的人们状告官员时找不到一条成熟稳定的、合理合法又公平的渠道。中国当时正在开始修建铁路和电报系统，传统的驿递系统也非常成熟，但涉及民生的现代邮递体系要到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才在内地省份基本建成。】

官员们具有独断专行的权力看上去使得人民为了逃避重压和不公的惩罚而说谎，而对官员而言，他们获取不义之财的欲望也驱使他们耍花招去避免意外结果。但是，能抵消这种不诚实的以及说句对中国人公道的话，就做贸易的和商人阶层而言，中国的商人们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同行们都更为有荣誉感和更为诚实。

在我夸奖中国人相比于其他国家人更具诚信的时候，我并没有忽略异教（Paganism）和基督教的差异，但在越来越多的趋势下，当人们面对着中国官员所面临的诱惑之时，我更倾向于怀疑基督教在没有别的启蒙性的（enlightening）和提升性的影响的帮助下能够切实控制人们的邪恶念头并使他们保持正直和美德的效用。在一个有着专权政府的国家，官员和民众们行事主要靠传统和先例而不是清晰界定的成文法（well-defined written law），不管根据我们的启蒙观念（enlightenment）这个国家已经是多么文明开化（enlightened），认为这个国家的公众和官员的道德会比中国更好的想法是危险的。【本段解评：镂氏在此达到了一种“同情的理解”的地步了，指明了中国的情况决定了即便是自认为更为文明开化的基督教人士在同样的社会中并不会比中国人做得更好。】

我们谈了中国如此不妙的情况，没有去谈它的进步，但令人吃惊的是整个庞大的社会和政府结构并没有四分五裂。各省是如此独立于中央，不禁让人疑惑中央政府究竟还能维系什么样子的威望和权力。孤立状态（isolation）无疑帮助维系了这个国家的完整，而皇帝既被视为精神领袖也被视为世俗领袖的事实，也增加了皇权以及圣旨的威力。但是，比其他因素结合起来都要有影响力的是全天下追求做官的野心，以及官员任命的模式，这是把整个国家捆绑在一起的很强的纽带。通过上面提到的竞争性考试，这个帝国的所有的知识分子要么正在官府里效力，要么正在希望入仕的路上。官员们也非常紧张地保持政府的完整，以便保留位子和权力，而一大部分读书人也希望能够时来运转，成功通过考试获得官位。但这也是取得进步的一大障碍，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也是靠理智和争辩难以达到或者克服的。【本段解评：镂氏看到的是同治时期清中央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变得孱弱的状态，然后他试图寻找清政府没有垮台的原因，他所认为的科举考试和人们对官位的追求维系了中国完整的说法是片面的，这与他以公使身份接触的中国官僚体系网络大有关系；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第四部分　中国语言和洋泾浜英语

中国的语言是另一大障碍，对其他国家而言只有时间和忍耐才能部分除去这一障碍。中国的语言是如此麻烦，乃至于要耗费一个中国人许多年去彻底掌握它。对中国人尚且如此，让外国人来学习又会是什么场景呢？现在，的确有几个外国人可以或多或少地熟练地读说中文，但是就算他们已经耐心学习了好些年，也不能肯定地说有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能完整准确地读说中文，或者有一个外国人能够不用中国教师或写手而单独把邮件和公文翻译为中文且准确无误地把意思和目的传达给对方。【本段解评：当时北京能够熟练掌握中国语言的外国人的确极少，就美国公使馆而言，从1871年到1901年三十年间主要依靠一名自己的翻译人员哲士（Cheshire）在中国员工的协助下做翻译文书的工作，到了1902年美国国务院才在驻华公使康格的极力要求下，选拔了10名美国翻译生前去北京学习中文以便日后在驻华公使馆工作。】

中国人认识到了一点学习其他语言的重要性，通过这些语言可以阅读其他国家的作品，但在中国更加文明开化之前，中国人不会朝着那个方向做多少努力，甚至完全不做努力。在中国人被引导着去认识到外国知识的价值或者外国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教中国人之前，中国人如何去获取知识呢？尽管这个任务是繁重的，要求大量的时间和耐心，但是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所取得的进步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教科书和字典等等越来越多，都是学习语言知识的好帮手，也将非常有助于未来的工作。【本段解评：“过去二十年间所取得的进步”指清廷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逐步学习西学，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掀起的洋务运动。在此之前中国政府系统内没有什么官员懂得英文和法文，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以后，逐步开设了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外国语言科目，也开始学习近代物理、化学、天文等新的知识，格局开始根本改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1869年升任同文馆总教习，对该校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1892年年底，丁韪良曾推荐同文馆的张德彝和沈铎二人担任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

除了那些和中国海关税务司、外国领事馆以及传教士有关系的人之外，很难找到一个能懂、能说或者能写中文的外国人。外国商人们也不朝这个方向努力。相反，一些公司喜欢雇用能说能写英文的本地人，却又担心他们把欧洲的市价和市场报告告诉中国商人。大体而言，和中国人做的所有生意都是通过中国的中间商完成的，这些中间商叫“买办”（“compradores”）（图19.5）。

外国商人们可以和买办通过一种没法记录的专业行话“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来交流，这种语言可以传递最简单的意思，沟通买卖指令，完成交易目的。然而，洋泾浜英语并没有包含多少语言要素，所以它的出现和使用已经大大阻止了口岸及其周围地区的中国人的进步，例如在学习我们的语言等方面。但是，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一家位于上海的美国公司的两名年轻的雇员现在正在北京学习中文，以便能够为他们的公司服务，使其公司不再需要在同中国商人做生意的时候彻底仰赖买办。这家公司（即琼记洋行，Messrs. Augustine Heard & Co.）值得一提，因为它在开明地推进获取有用的知识的事业，我希望他们的尝试能够成功，这样其他人就会起来仿效。

第五部分　中华帝国的衰落：从乾隆到鸦片

这个帝国正在衰落之中，能证明其腐朽和衰败现象的令人痛心的证据比比皆是。这种衰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正如其他的有关中国的问题一样。如果我们可以准确地了解和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进步和退步一直是交替的，正如几个朝代显示的或锐意进取或放荡挥霍那样，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和少数几个皇帝的智谋、忠诚和精力成比例的。然而，现在的这次衰落，我认为追溯到乾隆皇帝统治的1736年到1796年这一时期是没有问题的。乾隆年间，大批钱财用来修缮旧的或扩建新的皇家宅院和游玩场所，并被用在修缮或新建佛教寺庙、陵墓、碑亭等等上面，此种工程遍布全国。乾隆以后的皇帝们似乎没有精力去填补乾隆大加挥霍造成的国库亏空。已经一贫如洗的人民变得更为不满，这种不满通过起义和叛乱凸显出来。人民的这种反叛精神好像已经变得长期化了，而叛乱在本世纪的不同时间内几乎蔓延到了所有省份。这最终酿成了具有巨大暴力和破坏力的从1850年一直延续到1865年的太平天国叛乱，蹂躏和损毁了几乎整个中国中心地区。除了起义者们造成的人口和财产损失，我们还必须加上帝国政府在镇压叛乱的军事行动中的人口和财产损失，以及同外国进行的战争，这些都把成千上万的农民推到了穷困、贫乏和饥荒之中。从我们获得的最可靠的资料来看，过去的一百年间因战争伤亡、疾病和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已经超过了自然增长的人口，所以中国现在的人口总数实际上低于一个世纪之前。如果这种估算是正确的话—其实也没多少可以去怀疑的，那么单单从这些原因中就不难看出衰落和退步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本段解评：可见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清朝是从乾隆时期开始衰落的，镂氏提到的清朝同外国的战争是指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时间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后半段基本重合，而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也与清廷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同英法美俄等国达成协议之后，借用后者的力量去镇压前者有关。现在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中国人口损失接近两千万，但因为很多人口资料都在战乱期间焚毁，伤亡人口也没有具体记载或统计，所以并不是确切数字，只是基于前后人口统计上的一种大略的估算。】

除此之外，更为强烈的一个可能超过其他各种原因总和的因素，就是鸦片消费的增长。鸦片已经消耗掉了人民的财富，掏空了他们的灵魂，但在本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它并不为人所知。根据最权威的统计，1800年时进入中国的鸦片不超过4 000箱（chest），每箱重133磅。到了1869年，外国销往中国的鸦片烟达到了大约85 000箱，这里面大约53 000箱是从通商口岸进来的，付了关税，剩下的32 000箱海关官员认为是从香港走私进来的。本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国内很少炼制鸦片，但到了1869年，谨慎的估计认为本土种植炼制的鸦片烟已达75 000箱，加上外国贩进来的烟土，当年鸦片烟消费量高达16万箱，相当于2 100万磅或10 500吨。通过各种渠道从外国贩到中国的鸦片，价值基本徘徊在6 800万美元上下，相当于中国销往其他国家的茶和丝绸的价值的75%。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故事，也是一个有关对外贸易本可促进这里的人民的福祉的让人伤心的评价。这些数字确凿地证明吸食鸦片的恶习已经消耗掉了并正在消耗人民的一大笔血汗钱，降低了他们纳税的能力，反过来就造成了政府的赤贫。但是，这种估算只是包括了一小部分损失和破坏。吸食这种毒品已经削弱了人民的精力，让他们变得好逸恶劳和肆意挥霍，减弱了他们的生产力，就此加速了这个帝国的衰败和毁灭。【本段解评：镂氏此处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中国本土鸦片的种植和炼制，在1869年的时候数额竟然已经和进口鸦片烟数量很接近了。学界对晚清时期中国鸦片的年销售量的估算差别很大，例如有的中国学者的统计数据显示，1869年的时候从大陆各口岸进口的鸦片数量为53 413担，从香港进口的鸦片为86 065担，总数139 478担，总值海关银6 195万零403两，但这个统计数据中仅香港一地的进口数量已经接近镂斐迪说的贩入中国的外国鸦片85 000箱，这样一来差别就很明显了。按照清代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中的标准数据单位，当时1担（picul）为中国单位100斤，合60.453千克及133.33英磅，镂斐迪所谓的1“箱”（chest）其实就是中国海关单位1担或100斤。照此计算，1869年进口鸦片总重量介于8 431多吨到9 672多吨之间，加上没有统计进去的本土炼制的和走私的鸦片，数额应该超过1万吨。这里，我们拿中国学者统计的1869年进口鸦片总额来讲，总值6 195万余两海关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884年中国委托德国建造完成了两艘铁甲舰，其中“定远”号花费141万两白银，“镇远”号花费142.4万两白银，加上运费和杂项开支大约56万两，两舰成本合计339.4万两，而1869年一年中国人抽掉的鸦片就值36艘铁甲舰，当时距离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还有足足25年，而打败北洋舰队和整个大清国的明治日本政府才刚刚建立一年。一年抽掉36艘战舰，25年就是900艘之多，若将此种资本汇集起来，振奋士气，何愁不能自保家园？从这个角度上说，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资本早在无形之间被中国鸦片烟鬼们抽掉了，而鸦片烟毒害中国人民、社会与国家之惨烈与不仁，也是今日中国人应当清醒认识到的。】

第六部分　如何拯救中国：内外道路及其困局

这种衰败是否可以通过改变人民的习惯来终止，或者是否可以通过开辟新的工业与财富的资源来取代消费鸦片造成的亏空，或者这两条途径能否都使用，是值得所有希望鼓励和促进西方国家人民和这个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商务关系的人认真考虑的。要是做到第一点，即改变人民习惯的话，在我看来，唯一可行的就是在人民中间创造出更好的道德感，这样才能切实削减他们吸食鸦片的胃口和热情。要做到第二点的话，唯一的途径是教育统治阶层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开辟新资源可以得到的益处，然后通过他们的影响来引导自己的人民去完成系统化开发现在正埋在地下的大批矿藏和其他资源的任务，或者允许外国人去替他们做。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让这个国家和人民重新和平地获得活力的唯一途径。【本段解评：镂氏看到了中国如果仿照欧美模式开展工业化的前景，当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但长远看这一欧美工业化愿景在1871年的中国还不明显。】

中国大众的教育必须主要通过基督教传教士们的努力和影响来完成，中国官员也必须接受聪明、谨慎和精力充沛的外国政府通过他们驻扎在北京的外交代表来进行的教育。这些外交代表们的影响一定要能够开化官员和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那样的话中央政府的公平合理的谕旨和命令才能够具有更多的力量和权威，而且和现在的情况相比也能得到更多的尊重。【本段解评：镂氏这里流露出了要从欧美的角度通过欧美的力量来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景，认为这种改造一来要依靠传教士，二来要依靠欧美驻华公使。这两股力量，均与1870年夏爆发的天津教案休戚相关。】

还有另一种途径比上两种法子都更为直接，但不见得更为有效，那就是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流行手段”（“popular course”）的武力（force）。这是驻扎在这里的大部分外国代表们认为的唯一可靠和快速的用来“打开”（opening up）中国的工具。商人们认为为了获取新的工业资源和渠道，付诸武力是必要的，而一大批的传教士也喜欢武力，因为通过武力手段他们的任务或许相对于缓慢又费时耗力的道德说教要变得容易一些。从传教士们的一边来客观地看，他们的思考模式让他们真诚地相信，为了给当地人民带来最好的结果而发动的战争是道德和仁义的。他们相信“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The earth is the Lord’s and the fullness thereof”） 【出自基督教《圣经·诗篇》24:1】；相信他们是万能的神（the Almighty）手中的代理人，去实现异教徒的基督教化和重生；相信他们的工作进展得越快，对中国人和世界就越好；相信为了打碎轻视、轻蔑和迷信的障碍，使用武力是绝对必要的；相信通过军队来使当地臣服只是为了实现主（the Master）的伟大事业而做的一点名正言顺的补充手段。驳斥这样一种理论的各种说法已经非常明显了，不需多费笔墨去重复。【本段解评：镂氏在这里解析了在华传教士和欧美列强在对华使用武力方面的共识，但指出了传教士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武力的运用，与世俗商人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虽然19世纪欧美传教士是随着本国的坚船利炮重新返回中国的，但大部分传教士侧重于深入中国社会传教或者投身教育、卫生等事业，例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这样的，并没有像镂氏所言的那样积极鼓吹要对中国人民使用武力，因为武力在很大程度上将严重破坏他们传教的土壤。】

通过和平手段进行改造的工作，一定意味着要求其他国家付出很多年的耐心，也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具有耐心的劳动和努力，但那些时间、忍耐和劳动将水到渠成地完成改造的使命。相信使用武力理论的人则根据事实认为，所有的外国人恰是通过几年前使用的武力才能现在生活在中国，在他们看来将来也唯有武力一途才能打破那些横在前进之路上的漠视与怀疑的藩篱。几乎没有必要说，我对这种理论整体上都是不赞成的。若抛却正义和道德勿论，并且把事情简化为一个仅仅有关政策和权宜之计的问题，我看到在通过武力—仅仅是武力—确保永久进步这条路上会有如许多的障碍，乃至于让我对于考虑是否通过武力来获得更多的特许权而徘徊良久（图19.6）。

但即便是所有的力量都用来抵挡衰败，我对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会持续下去以便改善中的教育影响力将可以完成重振中国一事，也没有什么信心或真正的期待。中央政府的迟滞和犹豫不决将会耗尽其他国家的耐心，地方政府和人民对条约权利的违背以及外国商人阶层要求额外特许权的压力，将迟早引发一种断裂，进而以一场对外战争收场。【本段解评：镂氏对当时中外局势的观察，不能不说是入木三分，如他所预言的那样，此后20年间中外关系总体上日益恶化，外国银行以中国关税为担保的各种大小对华贷款接踵而来，中国国内针对外国传教士的教案和外国人的攻击也频频发生，中日甲午战后又出现了各国在华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而康梁一派试图以温和手段推进社会改革的戊戌变法也不过百日即告夭折。内忧外患、人祸天灾，最终导致了中国国内反抗情绪的总爆发，即义和团事件，“扶清灭洋”一时汹涌澎湃，八国随即组成联军出兵中国并占领北京，最后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以及处决和贬谪一干官员悲惨收场。】

第七部分　不应忽视中国文明：西方应该如何对待孱弱的中国

在预测未来的机会和计算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一些欧洲国家的制造业的运转有一部分是依靠维护和促进印度和中国的制造业市场的。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了试图缓解他们正在遭受痛苦的生产者们，将会采取一条旨在促进贸易的路，而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去这样尝试。令人高兴的是，美国考虑采取的针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政策里，都不会有这样的考虑。

除了横亘在维护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和平友好关系的路上的其他各种困难以外，当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races）和文明（civilizations）面对面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无法遏制的冲突”（irrepressible conflict）。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战争以及美国人民有关非洲奴隶制度的经历，都是这一事实的令人倍感痛苦的写照。

大多数外国人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低估了中国才智和中国文明的价值。将中国人与印第安人或者黑人相比，或者把他们与印度和南洋群岛的居民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都是不公平的。中国人比现在绝大部分异教国家的人都要优秀，这表现在智力水平、工业以及行政能力上。虽然他们的教育是有缺点的，而且对于一个文明开化时代中的实用目的而言实在是无用的，但是他们掌握复杂学习的能力表现出了一种比其他人都要优越的获取知识的才能。中国商人在所有贸易领域内都在同外国人成功地进行竞争，而且就目前而言占据着有利的态势。

农民是勤劳、朴素和能吃苦的，满足于仅够维持生计的最为廉价的所得，安分守己和热爱秩序。他们的隔离状态连同对所有有关现代科学的漠视一起，加剧了他们的迷信。他们相信皇帝是天下所有的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事务的领袖，这导致他们不信任新的发明或者变革的愿景。绝大部分人民从来没有见到过外国人，他们被告诉说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和中国人完全不同的种类，这些外国人残忍、冷酷、贪婪，敢做任何暴行，并且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不幸的是，公正无私的历史并不能用来证明对外国人的指控中很多都是虚假的。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大部分外国人很少能够分得清楚中国文明（Chinese civilization）和野蛮状态（barbarism）。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一个低一等的民族（an inferior race），当外国获取利益受阻的时候，或当他们挡在被我们高兴地称为我们的“高级文明”（our “superior civilization”）前进之路上的时候，那他们的权利、权益或成见极易被忽略不计。这些正在中国发生作用的同样的影响力，曾经产出过一个出自一名美国最高大法官之口的多少出了名的言论，这个言论本质上是这样说的，虽然没有在纸上写下来：“黑人没有白种人必须予以尊重的权利。”（“A negro has no rights that a white man is bound to respect.”）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明显得到了美国很小的一部分人、而不是大部分人的批准。居住在中国这里的外国人，也十分倾向于通过行动而非语言来表明这样一种主义：“中国人没有白种人必须予以尊重的权利。”（“A Chinaman has no rights that a white man is bound to respect.”）【本段解评：镂氏在此的批评十分激烈和深刻，可以看到他批判欧美很多人所持有的文明等级论的立场。所谓黑人（黑人奴隶）不能享有白人权利的说法，出自1857年3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布鲁克·托尼（Roger Brooke Taney）就当时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Dred Scott v. Sandford ）做出判决时候的长篇陈词，斯科特是一名从北方自由州回到蓄奴州密苏里州后要求法庭判给他自由之身的黑人奴隶，但托尼法官最后判决他在回到蓄奴州之后不得自由，并延伸判决黑人不能获得美国公民权；当时最高法院大法官以7:2通过判决，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一次判决。镂氏说的“很小的一部分人”就是指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所有这一切都在美国内战中和内战后随着《废奴宣言》而变为历史，尽管实际生活中的种族隔离和歧视此后也存在了好长时间，要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根本解决（图19.7）。】

现在的朝廷是软弱无力的，足以被条约国诸列强（treaty powers）的一次联合行动推翻，甚至能被任何一个一流的强国（the first-class powers）所推翻。如果现在的政府被推翻了，然后怎样呢？谁将取而代之呢？我猜没有任何外国政府想征服中国把它变成一个附属国（a dependency），而这样一种企图也不会被其他的条约国所接受的。在西方各国间瓜分（divide and parcel out）中国领土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有的国家—大概美国就是其中之一—将会迟疑是否接受中国的土地，也会起来严肃反对其他国家的这种阴谋。因此，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我认为有一件事情是明白无碍的：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China must be governed by the Chinese）。【本段解评：镂氏看到了清政府极度软弱不堪，深刻地观察到条约各国的一次联合行动就足以将其推翻，实际上也为他所言中，29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狼狈逃至西安。辛丑以后，清朝虽然再图改革，然国力颓丧，举步维艰，十年之后即告覆灭。镂氏认为各国不能瓜分中国，则是高估了列强们的道德标准，而他却也准确预言了自己的祖国美国这样的国家站起来反对瓜分中国的可能性，十几年后中国的瓜分狂潮印证了这一点：英法俄日纷纷投入瓜分之中，刚刚从西班牙手中抢夺到菲律宾的美国抛出了在华各国应该彼此之间互相开放门户的“门户开放”政策。然而不久之后，美国也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参加了出兵北京的行动，是八国联军中的主力部队之一。镂氏提出“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体现了“民族自决”的思想；这一概念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同时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苏联领导人列宁所提倡，逐渐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几大原则之一（图19.8）。】

如果在知识阶层中能够找到一些未入仕途的人，心胸宽广、思想活跃并有信心，要是有机会提供给他们的话会比现在在任的官员们做得更好，那么外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中国将来的福祉就会通过推翻现在这个软弱的王朝，来扶持这样一个新生的政府。然而，就现在我知道的来说，还没有什么人可以做得更好，或者说能做得和现任官员们一样好。现在位居政府要职的人，至少已经有了十年同外国外交代表直接交涉的阅历，在这期间他们已经学到了很多，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西方国家的能力，而西方国家通过与这批人而不是这个帝国里的其他人保持友善关系来确保获取利益。

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优势，他们在获取知识的道路上一直进步得很慢，这种进步是如此之少，乃至于在我们不耐烦的时候，不免觉得他们几乎永远也不可能完成那些祝福这个政府和人民的人如此想达到的目标。但是，当我们静下来考虑一下这些官员们的情况时，他们的困难和窘迫看上去就要求其他国家给予更多的善意和忍耐了，因为一方面他们要面对外国政府提出来的可能或者不可能的特权要求，有时候这种要求是恶毒的，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漠视、迷信和自大的国家，而这些方面不仅阻止了向前进步，而且可能会将过去的努力化为乌有。身处事外的人民不能看到或者理解这些困难，这就在有的时候在很多事情上面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又不公的批评，也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高官施加压力。

有鉴于所有这里详细描述了的问题，我认为外国在同中国政府和人民打交道的时候，应该追求一种公正而坚决的方法，同时准备要付出耐心和忍让。他们可以坚持要求中国遵守兑现条约的规定，而且当帝国政府不能或不愿履行职责的时候，要准备好为其在华公民和臣民提供保护。当满怀气势和坚决去付诸行动的时候，不必考虑恶毒的手段，所有的努力都应该旨在促进社会和商务交流，只要中国政府能尽快恢复运作；而且这种促进应该是安全的和互惠的。如果和平状态可以维持下去的话，这才是推行改革的精明和踏实可靠的路子。相反，如果和平关系被打断，且这个政府的统治被对外战争动摇了的话，像之前所说的那样进行的官员们的教育就会使他们去接受新事物和剧烈变革并从中获益，而这些新的东西都是通过武力强行压到他们头上的。【本段解评：镂氏在此做出了一种宏观的政策建议，美国政府要准备保护在华美国公民，这一点正如1900年美军出兵北京去解救被义和团民围攻的美国使馆人员一样，同时他也指出了最好的路数是保持同中国政府的和平关系，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的改革，外国强制中国推行改革未必是好事。】

历史的延续性

十多年前，我去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做留学签证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看到我去美国是要继续研究中国历史，问我为什么，我就把镂斐迪的报告的一句话改了改后告诉她说：不同视角会有不同的叙述。她说，的确是这样。但我想，这位面试官应该并不晓得一百多年前的驻华公使镂斐迪以及他在寒冬的北京写就的长篇中国国情报告。

在美国政坛上，镂斐迪并不是一个光彩耀眼的政治家，今天的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然而，镂斐迪为同代人写下了一份精彩的应该如何去观察中国、理解中国、对待中国的报告。通过他的眼睛，我们也可以看到19世纪70年代的清代中国，在当时欧美诸国挟其武力和资本逐步在全球掀起殖民主义浪潮的大局之下，是何等的孱弱不堪；在应对欧美列国在军事、宗教、商业和外交上的多重压力和要挟，甚至要求中国进行按照其意愿进行“改革”之时，又是何等的捉襟见肘；而任何在镂斐迪眼中认为亟待去做的旨在走向以欧美世界为标杆的社会进步的变革，又在整个中国体制的掣肘之下是何等的举步维艰。

当时正在官场上平步青云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镂氏报以同情的中国官员之一，在四年后的1875年写道：“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中可以窥见李鸿章的愤懑与无限的担忧，也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带领着一大批人着力于中国的自强运动（图19.9）。也恰恰是在此认知的基础上，人们得出了一个很简单的结论：落后就要挨打。换句话说，清代中国挨打，是因为军事和体制等方面的落后。这一结论大行其道，固然因为其简单明了，更是因为唯其如此，我们才可以通过非常线性化的直观的“进步”，去跟不堪的过往一刀两断。

一百多年前，镂斐迪为华盛顿的政客们写了一个清代中国的国情报告，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中国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让人感到窒息的历史画面。认真阅读镂氏的报告，会让人每每有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他者之间的碰撞而导致的撕裂感，而现在的我们回首180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的时候，会感觉得更为真切。在很多时候，这个画面里的种种，恐怕对我们而言并不是多么陌生，甚至会看到它们仍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若隐若现或者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这便是历史穿越时空的链接之一，所谓“传统”，而勿论好恶与否。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曾在1682年陪同康熙皇帝东巡关外，夜宿白狼河之时，作《如梦令》一首，倘若我们将晚清中国社会及其命运代入这首词中的话，或可作为读完镂斐迪国情报告后的一种复杂心情的注释，亦可兼作此一时期中美关系的一种文学化的注脚吧。词云：

万帐穹庐人醉，
星影摇摇欲坠。
归梦隔狼河，
又被河声搅碎。
还睡，还睡，
解道醒来无味。

[1] 原文加解评，小标题系笔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