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希腊悲剧
I
在1919年和1920年，劳合·乔治扬扬自得，却忘了他的力量源自英国与各国之间的国家联盟以及英国国内的政党联盟。他主持着国家间的联盟与国内的政党联盟，但它们并不在他的掌控之内。1921年，政局的变化给了他一个提醒：就在英国与盟友关系土崩瓦解之际，首相发现他在对土耳其的战争政策问题上，也越发在英国政府内部受到孤立。希腊发生了君主更替和政府更迭，亲协约国的韦尼泽洛斯下台。有鉴于此，博纳·劳倾向于与土耳其人达成和解。他的意见不容忽视，因为他是议会中多数党的领袖。倘若博纳·劳依然留在政府当中，他原本有机会强行改变英国的对土政策，并且提醒劳合·乔治，自己的支持者们也同样持亲土耳其的立场。但是，由于健康原因，博纳·劳于1921年冬退出了政界，首相因此失去了一个能够约束其行为的政治伙伴。博纳·劳引退后，首相与英国下议院渐行渐远。他意识到，内阁同僚、外交部和陆军部都反对自己的希腊——土耳其政策，他决定无视他们的意见。
1921年3月，伦敦会议休会，协约国、希腊人和凯末尔在会上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劳合·乔治随即派莫里斯·汉基去克拉里奇酒店（Claridge’s Hotel）面见住在那里的希腊领袖们，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凯末尔动武，他不会加以阻拦。[1]希腊政府把这当作对重新开战的许可，于是在1921年3月23日发动了新一轮攻势。尽管己方指挥不力，敌方抵抗顽强，但希腊军队还是从平原地区推进到了高原地带。
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阿诺德·汤因比作为《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随希腊军队出征。他报道说，就在他乘车从平原向高原行进的途中，“我开始意识到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采取军事行动是一场机会多么渺茫的赌博。他们想战胜凯末尔，但周遭的环境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阻力”。[2]就在那个星期结束时，凯末尔麾下的伊斯梅特将军在伊诺努村击退了希腊人，迫使希腊军队撤退。
希腊政府将这次失败归罪于军队指挥官们。4月7日，此时已经成为希腊首相的古纳里斯偕同僚拜会了希腊杰出的军事家扬尼斯·梅塔克萨斯[3]，请求他指挥希腊军队在安纳托利亚的下一轮攻势。梅塔克萨斯拒绝了他们，并告诫这些政客说，希腊不可能赢得在土耳其的战争。他认为，土耳其人已经燃起了民族主义热情，“决心为了自由和独立而战……他们认为小亚细亚是自己的家园，而我们是入侵者。我们对小亚细亚基于历史的领土主张无法影响到他们的民族感情。他们的看法究竟是对是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重要的是他们的感受就是如此”。[4]
政客们告诉梅塔克萨斯，出于政治考量，他们现在无法放弃这场战争。尽管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所冒的风险，但他们还是不得不孤注一掷，指望在夏季发动最后一场攻势，赢得战争的胜利。
6月22日，协约国向希腊政府提议调停，但希腊人礼貌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希腊人答复说，他们已经为这场进攻准备了很长时间，不可能现在取消行动。
康斯坦丁国王和古纳里斯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发动远征，而劳合·乔治的命运也取决于这场战争的成败。两支外国军队在小亚细亚鲜为人知的内陆地区对峙，而这位英国领袖除了等待之外无计可施。他的秘书兼情人这样写道：
他在内阁激烈争吵，主张支持希腊人（但只是在道义上，而非在前线），内阁里只有他和贝尔福持亲希腊态度……［他］赢了，但他很担心希腊人的进攻会遭遇失败，让人们看到他的主张是错的。他说，小亚细亚的局势将对他的政治声誉产生极大影响……如果希腊人能够取胜，《凡尔赛和约》就能够得到捍卫，土耳其人的统治就将终结。一个崭新的、亲英的希腊帝国将会出现，从而有助于英国在东方的利益。他完全相信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判断，愿意为此而赌上一切。[5]
1921年7月10日，希腊军队兵分三路发动进攻，进展顺利。希腊军队的指挥官们吸取了1月和3月时的教训，并没有重复之前犯下的错误。希腊军队攻占了安纳托利亚西部的战略要地——铁路枢纽埃斯基谢希尔（Eskishehir）。
劳合·乔治欣喜若狂，肆意讥讽他的对手们。他给陆军大臣写道：
希腊军队的驻地传来消息说，他们已经攻占了埃斯基谢希尔，土耳其军队在全线撤退。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头等重要的新闻，因为这场战争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东方的未来。但是，依我看来，陆军部并没有为弄清楚当地的状况做任何努力……参谋部在这件事上糊涂透顶。等到令人鄙夷的政客们要求彻查真相，人们才发现参谋部提供的有关交战双方力量对比的情报简直错得离谱。
首相大人还留了一个漂亮的结尾：“您的部门里面难道没有一个情报局吗？您或许想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些什么。每次做预算的时候他们好像总是有许多人手，但是到了问他们要情报的时候却仿佛一个人也没有。”[6]
在埃斯基谢希尔附近，战败的土耳其指挥官伊斯梅特将军并没有下令撤退，因为凯末尔替他接过了这副重担。“帕夏在来的路上。”备感轻松的伊斯梅特告诉一位同僚。面色凝重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来到前线，亲自下令撤退。[7]凯末尔知道，当人们意识到他打算将安纳托利亚西部丢给敌人时，他们会感到十分震惊。[8]凯末尔的决定在大国民议会引发了骚动，他的政敌、私敌、恩维尔的追随者和失败主义者联起手来反对他。一段时间以后，凯末尔召开了一次大国民议会秘密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罗马式的动议：他要求代表们推选他为独裁官，期限3个月。作为最高统帅，他将为在此期间的所有失败负全责。无论是战胜论者还是战败论者都支持这一提议，因此提议得到了通过。
凯末尔命令军队后撤，一直退到距离首都安哥拉只有80千米的地方，随后将军队部署在萨卡里亚河[9]一处巨大的河湾后方。他抓紧有限的时间，征用了一切可用的资源，从居民手中拿走了40%的食物、衣物、皮革，征调马匹，做好了打总体战的准备。他命令部队在靠近安哥拉一侧河岸的陡坡上修建堑壕。到8月中旬，他的军队拥有了一条牢固的天然防线，在萨卡里亚河大河湾后方居高临下，形成了将近100千米的环绕安哥拉的防卫圈。
1921年8月14日，希腊军队开始了迈向安哥拉的胜利进军。在参谋部里，希腊军队的军需主管告诫说，他们漫长的交通线在萨卡里亚河对岸就会超出极限。但他的同僚们却认为这不足为虑，因为他们并没有打算把军队派到超出萨卡里亚河对岸太远的地方。[10]希腊军队的指挥官们认为，他们已经击败了敌人，现在要做的就是将其彻底击垮。他们还邀请同行的英国联络官在安哥拉参加战役后的胜利庆典。
8月23日，前进中的希腊军队与敌人发生了第一次接触。8月26日，希腊军队发动了全面进攻。希腊步兵渡过萨卡里亚河，一点一点地仰攻阵地，将敌人从一道道构建在山坡上的防线赶到位于更高处的下一道防线。残酷的厮杀持续了数个星期之久，希腊军队平均每天可以向前推进1英里。最终，他们占领了关键的高地，但他们却没有赢得胜利：土耳其骑兵不断发动突袭，截断了他们的食品与弹药补给。希腊军队筋疲力尽，无法继续战斗，只好撤下高地，于9月14日回到萨卡里亚河另一侧，随后撤回了他们一个月前的出发地——埃斯基谢希尔。战役结束了。
在安哥拉，心怀感激的大国民议会将穆斯塔法·凯末尔晋升为元帅，并授予他“加齐”称号——在土耳其穆斯林的语境中，这一称呼意味着“信仰的战士”，相当于欧洲人心目中的“十字军”。
II
在1921年夏天与1922年夏天之间，战争进入了间歇期。在此期间，希腊首相古纳里斯和他的外交大臣去了西方，寻求协约国的支持。但是，在欧洲大陆上却鲜有同情他们的人。在伦敦，他们在英国外交部的使节休息室里等候着，手里拿着帽子，坐等寇松勋爵拿出某种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劳合·乔治对他们说：“我本人是希腊的朋友，但是……我所有的同僚都反对我。我对你们爱莫能助，真的没有办法。”[11]
英国首相再也无法为希腊人提供任何支持了，只能勉励他们继续战斗下去。他的方案就是让希腊人坚持下去，以期事态能够有所转机。1922年春天，劳合·乔治告诉以私人身份前来伦敦，到英国下议院拜访的韦尼泽洛斯，只有让康斯坦丁国王退居幕后，协约国的公众才会重新支持希腊。“在此之前，希腊必须坚持其政策，”劳合·乔治补充道，“这是对希腊民族的一个考验。如果他们现在能够坚持下去，他们就可以把握住自己的未来……希腊人必须穿越旷野，靠在石头上采集到的吗哪维生，经受住当前的严峻考验。”[12]他还说，他“永远不会与背弃了希腊对士麦那的领土主张的希腊人握手”。[13]
劳合·乔治发觉自己正日渐孤立，哪怕在本国政府内部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实际上掌控了英国应对希腊危机的一切行动。寇松勋爵与其他协约国一道，试图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达成和解。
希腊国王康斯坦丁担心协约国会在当年夏天背叛他，于是从安纳托利亚撤出了三个团和两个营的希腊军队，将他们改派到色雷斯——位于欧洲、正对着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省份。希腊政府随即宣布，希腊将占领伊斯坦布尔，以结束这场战争。希腊国王孤注一掷，打算借此来迫使协约国采取行动，解决希腊与土耳其的冲突，他期望协约国的解决方案将会有利于希腊方面。他猜测，协约国方面至少会同意让部署在色雷斯的希腊军队穿过伊斯坦布尔，去增援驻扎在安纳托利亚海岸，实力已经遭到削弱的希腊守军。但是，事与愿违，伊斯坦布尔的协约国占领军挡住了希腊人的去路。
与此同时，在看到康斯坦丁从安纳托利亚海岸地区撤出部分军队之后，凯末尔立刻对实力遭到削弱的希腊军队防线发动了进攻。他秘密集结了部队，于8月26日清晨向南线发动了进攻。经过两天的激战，希腊人开始溃退。据英国人从雅典发回的报告说，“人们众口一词，认定”希腊军队在小亚细亚的总指挥“已经疯了”，劳合·乔治后来更是将此人称作“精神病人”。无论这些说法是否有夸张的成分，不争的事实都是他已经无力应对当前的局面。[14]9月4日，希腊政府任命了一名新的指挥官。然而，希腊政府并不知道这位指挥官此时已经成了土耳其人的战俘，希腊军队的通信体系已经彻底瘫痪了。据说，此人是从凯末尔那里得知自己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的消息的。[15]
9月3日，星期日，里德尔勋爵正和劳合·乔治在一起时，首相大人收到了来自希腊友人们的一封信：
［他们］乞求劳合·乔治为希腊人做些什么。他解释了一通……自己为什么无法为他们做任何事，还猛烈抨击了康斯坦丁国王的所作所为。他说，康斯坦丁国王应当为发生的一切负责，其中最大的昏着儿就是任命了一名最为无能和不合适的将领统率军队。劳合·乔治又说，据他所知，整个英国只有他本人、贝尔福和寇松勋爵三个人支持希腊人。他为时局感到悲痛，却无能为力。[16]
希腊集结了一支舰队去解救小亚细亚的希腊军队。在沿海地带，成群的希腊士兵向船只停靠的方向涌去，希望能够上船。这是一场逃亡者与时间的竞赛，他们要赶在9月的雨水和一心复仇的土耳其军队到来前离开这里。
小亚细亚地区古老的希腊人社群陷入了恐慌。9月7日，士麦那大主教写信给韦尼泽洛斯说：
小亚细亚的希腊文明、希腊国家和整个希腊民族正陷入无人可以拯救的地狱之中……灾祸的烈焰正在炙烤着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民，我认为有必要……向您发出最后的请求……当阁下读到我的这封信时，我们这些在劫难逃、注定要牺牲成仁的人是否还存于世上……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17]
然而，他的请求是徒劳的。韦尼泽洛斯没有能力给予他们任何帮助。而就在两天之后，这位大主教迎来了他所预见的命运，成了一名殉道者：当地的土耳其指挥官把他交给了几百名挥舞着利刃的穆斯林暴徒。他们把他带到一间理发店，将他残害至死。[18]
1922年夏末，吞噬一切的宗教矛盾与民族矛盾在小亚细亚最伟大的城市士麦那交会。9月13日，星期三，仇恨化作火焰，席卷了士麦那城的亚美尼亚人定居区。接着，火焰蔓延到——或者被人为地引燃到——希腊人和其他欧洲人定居区。这座古老都市50%~75%的城区遭到毁灭，土耳其人定居区却安然无恙。这座基督教城市里曾经居住着几十万人，我们无法得知究竟有多少人丧生于这座城市的最终毁灭之中。《芝加哥每日新闻》的一位记者在废墟中用便携式打字机第一个敲出了新闻报道：“除了丑陋的土耳其人定居区之外，整个士麦那都已经不复存在。这里的少数族群问题被彻底解决了。火灾的源头毋庸置疑……是土耳其正规军士兵在这里使用了火把。”[19]直至今日，亲土耳其的学者们依然拒不承认这一被广为接受的指控。[20]
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军舰开始从燃烧的码头接走本国国民。起初，美国人和英国人拒绝帮助其他人，意大利人则愿意接纳任何能够赶到他们船上的人，至于法国人，他们愿意接纳任何自称是法国人的人——只要他们能用法语说出这句话。最后，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开始不分国籍地帮助逃难者。鉴于凯末尔威胁要把所有服役年龄的希腊裔和亚美尼亚裔男子都掳为战俘，希腊和协约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组织营救了大量的平民。与此同时，希腊军队也完成了撤离。
到1922年底，大约有150万名希腊人逃出或是被逐出了土耳其。欧内斯特·海明威当时是《多伦多星报》的一名战地记者。他在文章中提到，他亲眼看到一无所有的希腊难民排成30多千米的长队，他始终无法把这一幕赶出自己的脑海。[21]他的克罗地亚裔女房东倒是见惯了这样的场景，还引用了一句土耳其谚语：“斧子有罪，树也有错。”[22]说话轻巧的还不止这位女房东。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协约国的政客们在各自经过深刻反省之后，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得出了结论：这场惨剧要怪罪到其他什么人头上。
在英国，人们经常指责的对象包括法国、意大利和布尔什维克俄国，但他们最主要的指责对象是美国。10月，英国大使在华盛顿告诉美国国务卿，协约国之所以同意采用国际联盟托管这种新颖而耗时的方式去分配中东，完全是为了取悦美国，而美国却在后来完全退出了中东的和平进程；美国还曾经同意负责托管伊斯坦布尔、达达尼尔海峡和亚美尼亚，却在两年之后自食其言。英国大使十分含蓄地表示，协约国在1919年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当时就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为了迁就美国，争取美国的合作，英国等待了好几年，承担了一些新的职责，现在却被独自抛下，完全靠一己之力去捍卫美国人提出来的托管方案。[23]
美国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的答复如下：
对于美国政府应当为当前局势负责的说法，他完全不能同意……美国从不曾试图在中东划分势力范围……也没有参与君士坦丁堡的密谋……也不应当为希腊军队在过去一年半中的灾难负责……应当为这场灾难负责的是过去的一年半里欧洲的外交活动。[24]
这一相互指责背后的真实原因，其实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这一切都缘于美国总统的更迭——沃伦·加梅利尔·哈定取代了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总统的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支持基督教群体，尤其是美国的教会学校和教会活动；而哈定总统对这些不感兴趣。当土耳其人向士麦那进军时，包括美以美会[25]在内的美国宗教团体呼吁美国政府派兵介入，以避免基督徒惨遭屠戮，但哈定总统却告诉国务卿休斯说：“我们的教会朋友在倡导和平的时候通常是公正而热忱的，可一旦他们向其他宗教开战，坦白地说，我对他们就不大有耐心了。”[26]
威尔逊总统的中东政策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确保该地区的各族人民由他们自行选择的政府统治。哈定总统对这一点同样不屑一顾。哈定政府唯一的诉求就是保护美国的利益。在中东，所谓美国的利益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商业利益，主要是石油利益。土耳其凯末尔政府愿意在石油方面给予一个美国团体一些特权，同时似乎也有能力为石油公司提供它们所需的良好境内治安和稳定营商环境。土耳其愿意向美国公司敞开大门，这一点获得了美国国务院的赞赏，有可能改变了美国国务院对凯末尔政权的观感。
10月，美国国务卿在波士顿发表演讲，提到了士麦那毁灭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徒所遭受的苦难。“固然没有什么借口能够为土耳其人的野蛮行径开脱，”他说，“但如果不考虑到希腊军队对安纳托利亚的入侵，在那里发动的战争，他们撤退时在燃烧的城镇中制造的恐怖，以及在此期间普遍的破坏与残酷行径，我们是无法公正地评价整个局势的。”美国国务卿承认，战争双方都实施了一些暴行，但他不认为美国原本应当介入其中。他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美国并未参与的战争产生的后果，如果与当地局势联系紧密的协约国都没有选择干涉，那么美国自然也没有任何责任参与其中。他对听众们说，美国所做的努力仅限于保护美国在土耳其的利益，而这种做法是十分正当的。[27]
III
凯末尔下一个，也是最终的进军目标，是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东色雷斯。在他和他的目标之间，是应当持中立态度的协约国占领军。面对朝着自己进军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大军，协约国占领军慌了手脚。在此之前，战争一直离他们很远；但现在，一旦凯末尔发动进攻，被迫应战的将是他们自己。
正因如此，英国人在得到土耳其人进军的消息后也大为惊恐。一直到9月4日，《泰晤士报》的报道中还说“希腊军队无疑吃了败仗，但失败的程度被人们夸大了”；可到了9月5日，标题就换成了《希腊军队战败》；9月6日的标题是《局势危急》；从9月中旬开始，《近东灾难》《近东危机》这样的标题就开始令人不安地接连出现。燃烧中的士麦那的照片占据了原本属于社会名流婚礼、戏剧开幕和高尔夫锦标赛的版面。在停火4年之后，英国人震惊地发现他们可能不得不再打一场战争，只为了保卫遥远的伊斯坦布尔。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这是他们最不情愿接受的一件事。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抛弃那个让他们陷入这种困境的政府。
但是，对英国政要而言，土耳其人即将进攻的地区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伊斯坦布尔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全球航运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东色雷斯是欧洲的一部分。在此之前一直持亲土耳其态度的温斯顿·丘吉尔此时又一次表示了对劳合·乔治政策的支持。他在9月告诉内阁说：“这条分隔欧亚两洲的深水航线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保证这条航线的安全。倘若土耳其人占领了加利波利半岛和君士坦丁堡，我们就会失去战争中得到的所有胜利果实……”[28]劳合·乔治强烈支持他的看法，说道：“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允许加利波利半岛落入土耳其人手中。这是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地方。由于这条海峡被封闭，世界大战多打了两年。让土耳其人占领加利波利半岛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为了阻止他们，我们不惜一战。”[29]
到9月中旬，在土耳其人与协约国军队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希腊部队，双方之间直接的武装冲突似乎已经迫在眉睫。9月15日，英国内阁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丘吉尔在会上对同僚们说：“协约国所处的不利局面的根源在于，由于美国迟迟不肯表明态度，协约国的军队实际上已经瓦解了。”[30]在他看来，英国需要更多的军队，因为他“坚决反对在没有武力支持的情况下做虚假的恫吓”。他强调说，英国必须争取各自治领和法国的支持，以增援面对凯末尔进犯的英军。[31]
1922年9月15日，内阁指示温斯顿·丘吉尔起草一封电报（劳合·乔治随后会在电报上签字），告知各自治领英国决定保卫土耳其的中立区，要求它们提供军事援助。临近午夜，这封密文电报被发给了各自治领的总理。
内阁认为，公众也应当知晓时局的严重性。为此，丘吉尔和劳合·乔治在9月16日准备了一份新闻稿，刊发在当晚的报纸上。除了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二人之外，内阁里的其他人都没有在公开发表前读过这篇新闻稿。他们在这份公告中表示，英国政府愿意与土耳其和谈，但和谈绝不能在土耳其人的枪口下进行。如果实力上处于劣势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能够力挫协约国，那么伊斯兰世界的其他部分有可能会受到鼓舞，进而试图摆脱殖民统治，公告中对此表示担忧。公告中还提到英国正在与法国、意大利和各自治领进行磋商，以便采取协同的军事行动，应对凯末尔的威胁。[32]
这份公告的好战口吻让英国公众大为警觉。《每日邮报》使用了一个通栏大标题：《制止这场新的战争！》。[33]这份公告还引发了海外的不安情绪。法国总理普恩加莱极为愤怒，认为英国政府在越俎代庖替自己表态，于是命令法军撤出中立区的前线。意大利人也如是效法。于是，留下来面对敌军的就只剩下英国军队了。
自治领的总理们也感觉受到了冒犯。总理们还没来得及转译他们收到的密电，用浅显易懂的英文写成的公告就已经刊载在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报章上。在他们看来，丘吉尔和劳合·乔治这是不打算留给他们思考的时间，迫使他们仓促就范。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回应是拒绝出兵。这不啻大英帝国内部的一场革命：有史以来第一次，自治领拒绝追随母国加入战争。南非保持沉默。只有新西兰和纽芬兰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9月22日，劳合·乔治指派丘吉尔担任一个内阁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管理在土耳其的军事行动。[34]丘吉尔的杰出友人F.E.史密斯此时刚刚被册封为伯肯黑德伯爵，他同时还担任着英国的大法官。此前，他一直对丘吉尔转投反土耳其阵营持批评态度，但他也在9月底加入了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一方，成为主战派的一名领袖。伯肯黑德伯爵认为，此事事关英国的荣誉，英国不能让世人看到它屈服于武力。[35]
在英国，媒体的反战宣传仍在继续，公开的抗议活动开始出现。工会代表来到唐宁街，向首相本人表示抗议。
外交大臣寇松勋爵渡海前往巴黎，试图与盟友们协商出一个策略。9月23日，他终于与普恩加莱和斯福尔扎达成了一致。他们决定满足凯末尔的一切要求——东色雷斯、伊斯坦布尔和达达尼尔海峡，唯一的条件是凯末尔必须要给协约国留面子——表面上协约国军队并非投降，而是通过谈判与土耳其人达成协议。对英国外交大臣来说，这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会议：在遭遇普恩加莱的尖刻斥责之后，寇松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躲到旁边的房间里泪洒衣襟。
与此同时，英军与土耳其军队正在达达尼尔海峡亚洲一侧的海岸城镇查纳克［Chanak，今天叫作恰纳卡莱（Canakkale）］对峙——如今，这座城镇已经成了特洛伊废墟游的出发地。法军和意大利军队躲进了自己的营帐，只有势单力孤的英军在铁丝网后面保持警戒，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不可以开第一枪。9月23日，土耳其军队的先头部队抵达了英军防线前沿。他们没有开火，但也拒绝后撤。几天之后，更多的土耳其军队抵达了。到9月底，中立区里已经有了4500名土耳其军人。他们隔着铁丝网与英国人对话，还把枪托朝前，以此表明他们不会首先开火。这种对峙的局面怪异而让人紧张。9月29日，英国情报机关向内阁汇报说，凯末尔在苏俄的催促下，计划在次日发动进攻。内阁对这条错误的情报信以为真。在内阁的批准下，英国军方首脑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交由当地的英军指挥官提交给凯末尔，威胁要开火。
当地的英军指挥官没有理睬伦敦方面可能会招致战争的指示，决定不把这一最后通牒递交给土耳其人。相反，他与凯末尔达成了协议，同意协商停火，从而化解了这场危机。出于种种原因——比如担心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会冒险做出别的什么举动——凯末尔愿意推迟占领一些最终会落入土耳其人手中的领土，以保全协约国的颜面。如果凯末尔选择向欧洲进攻，那么一定会导致战争，而阻止了这一切的可能是英国领袖的好战姿态。考虑到英国人实际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这对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来说不啻一场辉煌的胜利。
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双方于10月11日上午在海滨城镇穆达尼亚（Mudanya）达成了停火协议。重大的实质性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要留待在未来的和谈中继续协商。凯末尔在《国民公约》中提出并一直坚持至今的条件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在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将出现一个独立的土耳其民族国家。不久之后，土耳其的凯末尔政权就从撤退的协约国军队手中接过了伊斯坦布尔、达达尼尔海峡和东色雷斯的控制权。
1922年11月，凯末尔的大国民议会废黜了苏丹。苏丹离开伊斯坦布尔，流亡海外。就这样，历史悠久的奥斯曼帝国在1922年终结了。曾经统治中东500年的土耳其也就此与中东挥手作别，开始尝试转型成为一个欧洲国家。
IV
在整个危机期间和停火和谈的过程中，有两件事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法国代表在和谈中扮演了反面角色，一直怂恿土耳其人拒绝英国开出的条件。在英国人看来，这是法国人在整个土耳其危机期间一系列背信弃义行为的顶峰。正如英国的中东政策曾经让法国重新考虑，并最终抛弃了与英国的盟友关系一样，法国此时奉行的政策也让大英帝国的首脑们改用一种忧心忡忡的眼光重新看待法国。南非总理在不久之后写信给当时的英国首相说：“法国又一次成了欧洲大陆的领袖，以前的所有恶习也都回到了法国身上……法国人想要争夺世界霸权；他们与凯末尔联手玩了一场最危险的背弃盟友的游戏；野心勃勃的法国人终将意识到，大英帝国已经成了他们仅剩的敌人。”[36]
这场危机中另一个让人不安的方面是英国内阁核心圈诸君鲁莽的行事方式——这个圈子包括劳合·乔治、伯肯黑德伯爵、丘吉尔、财政大臣罗伯特·霍恩爵士（Sir Robert Horne）及保守党领袖奥斯汀·张伯伦。他们看上去急于挑起另一场战争，不仅在公众和媒体的眼中如此，在他们的同僚看来也是如此。当时的海军大臣曾说，他觉得“劳合·乔治、温斯顿、伯肯黑德、霍恩十分想看到战争的爆发，甚至就连奥斯汀也是这样”。[37]内阁秘书莫里斯·汉基在1922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丘吉尔“对土耳其没有攻击我们公开表示遗憾”。在汉基看来，劳合·乔治在这件事上与丘吉尔持相同观点。[38]
10月2日的《泰晤士报》斥责内阁大臣们“轻率、摇摆而又无能”，并且警告称：“他们可能为了在国内积累政治资本而不惜把英国领上战争之路；一旦他们或他们中的某些人有此嫌疑，那么英国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
英国政府内部一位资历尚浅的保守党成员斯坦利·鲍德温[39]私下里把首相看成“一个恶魔”。他曾对妻子坦言：“我发现……为了打一场‘基督徒’对抗穆斯林的战争，劳合·乔治一心想要对土耳其宣战，而且也的确想方设法要让英国与土耳其开战……一旦开战，他们就会利用这一时机立刻举行大选……他们相信此举可以让自己继续掌权若干年……”[40]博纳·劳则表达了另外一种担忧：为了赢得明年的大选，首相可能会同意进行和谈；而一旦重新当选，他就会走回头路，重新发动战争。[41]
劳合·乔治的朋友里德尔勋爵告诉首相：“英国人不会赞成一场新的战争。”“我不这么认为，”首相说，“只要涉及海峡问题，英国人就会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如果需要的话采取武力也是可以的。”[42]几十载后，劳合·乔治在回忆录中描述查纳克危机时断言：“我当然认真想过开战，而且我确信我们会赢。”[43]
V
就在查纳克危机接近尾声时，前线的三名希腊军官——两名陆军上校和一名海军上校——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一开始出现了一些混乱，但最终并没有人进行抵抗。9月26日，希腊政府辞职。第二天早上，康斯坦丁国王退位。当天下午，他的儿子即位，成为乔治二世。9月28日，发动政变的部队主力开进了雅典。
发动政变的三名军官接管了政权，随即下令逮捕前政府的领导人。他们不顾英国政府的抗议，在11月13日把古纳里斯和前政府中的几位大臣送上了军事法庭。审判者用法律语言包装出了长篇累牍的指控，但这些指控基本上都不属实。从本质上说，这就是一场政治指控，他们怪罪古纳里斯等人招致了一场民族灾难。
11月28日清晨，军事法庭庭长宣读了判决，全部8名受审者均被判犯有叛国罪。其中两人被判处终身监禁，而包括前首相古纳里斯在内的另外6人被判处死刑。几个小时之后，这6名死囚就被送到了雅典以东、伊米托斯山（Mount Hymettus）山脚下的刑场。在那里，彼此间隔12米的葬坑已经挖好。每一位死刑犯面前都有一个5人行刑队，距离犯人15步。行刑在中午之前就完成了。古纳里斯等人拒绝佩戴眼罩，睁着双眼走向死亡。[44]
VI
1922年10月8日，已经退休的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给《泰晤士报》和《每日快报》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于次日刊登出来的信中，博纳·劳表示支持劳合·乔治政府在查纳克对土耳其采取的强硬立场。与此同时，他还指出，英国所做的一些努力，例如保障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通行权和避免基督徒在未来遭到屠杀，都不是为了英国一国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因此，他写道：“采取这些行动的重担完全落在大英帝国肩上……是不公平的。”他宣称：“我们出现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并不是我们独断专行的结果，而是执行打赢了战争的盟国的意志；而美国也是这些盟国中的一员。”
博纳·劳认为，如果美国和协约国不打算分担重任，英国就应当把这一重担卸下来。他的这段表述被广为引用：“我们无法独自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本国的财政和社会状况都让我们无法做到这点。”他提出，英国应当警告法国，倘若法国不能意识到有必要在亚洲和欧洲都表明立场，那么英国可能也会放弃强迫德国履行和约的责任，还可能会效法美国，只关注本国的利益。[45]
从整体上看，博纳·劳在信中并没有质疑英国政府在此之前一直奉行的政策，而只是对未来提出了一些建议。不过，信中体现出的孤立主义态度，以及那句经常被脱离语境引用的关于不做世界警察的表述，在一些反对劳合·乔治政策的人群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他们认为劳合·乔治的政策十分危险，过于野心勃勃。不仅如此，博纳·劳通过主动在公共场合表态的方式表明，鉴于自己已经恢复了健康，他或许可以考虑重新进入政坛——而这有可能会打破保守党内部脆弱的权力平衡，进而危及联合政府的存续。
博纳·劳十分精明地选择了自己的外交政策议题。保守党人在传统上是亲土耳其的，对首相亲希腊的远征决策充满反感。“与土耳其人的相互理解是我们的传统政策，它非常重要。”（加粗部分为原文所加）这位桀骜不驯的保守党领袖在10月2日写道。[46]在普通的保守党人看来，这又是一个他们奉行的原则与立场被联合政府无视的明证。在做出承认爱尔兰独立的让步与承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等行为之后，劳合·乔治的反土耳其政策成了压垮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普通的保守党人面前，首相已经将自己的信誉挥霍殆尽。而与此同时，英国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出口贸易锐减，卖官鬻爵的丑闻迭出，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失败又在查纳克危机这一事件上达到了顶点。因此，此时的劳合·乔治在大选中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了。保守党人曾经为了在选举中获胜而不得不追随劳合·乔治，但现在他们不必如此了。
首相本人对事态则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其政府的坚定态度在查纳克挡住了土耳其军队，这是他和丘吉尔的个人胜利。他错误地相信选民们也会这样认为。基于这一误判，他打算趁势提前举行大选，就像他在1918年底刚刚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那样。
奥斯汀·张伯伦与伯肯黑德伯爵作为政府中的保守党领袖，同意以联合执政的形式与劳合·乔治一同加入选战。为了捍卫这一决定，身为保守党党魁的张伯伦召集下议院和政府内的保守党成员于10月19日星期二上午开会，会议地点选在了保守党的主要俱乐部——卡尔顿俱乐部。
如果说有什么人可以站出来反对张伯伦，瓦解联合政府，取代劳合·乔治出任英国首相，那么博纳·劳无疑是最佳人选。他犹豫不决，但以《泰晤士报》和比弗布鲁克男爵掌管下的报纸为首的媒体却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敦促他采取行动。
比弗布鲁克男爵是博纳·劳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在战争期间，他为缔造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现在，他又要行动起来瓦解这一联合政府。比弗布鲁克男爵于10月11日写信给一位美国友人说：
我们即将面临一场政治危机。首相失败的希腊政策已经彻底摧毁了他在保守党人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保守党到底是会保持完整，还是说这位首相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促成保守党的分裂。只凭一届任期短暂的政府就把两个政党融为一体，那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只不过，他必须先摧毁托利党才能做到这一点。[47]
比弗布鲁克男爵成功打消了博纳·劳的疑虑，让这位保守党的前领袖也出席了在卡尔顿俱乐部举行的这次决定性会议。在会上，劳发表了反对联合执政的演说。尽管他的演说很糟糕，但他的干预还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与会者以187票比87票通过决议，决定保守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独立参选。
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戴维·劳合·乔治立刻向英王乔治递交了辞呈。不久之后，安德鲁·博纳·劳就接替他成为首相，并宣布于11月15日举行大选。
尽管保守党在11月15日的选举中得票优势并不明显，但英国议会赢者通吃的规则让保守党大获全胜，在新一届下议院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劳合·乔治被抛弃了，他和阿斯奎斯甚至连反对党领袖的地位都没有捞到；因为工党击败了自由党，成了议会中的第二大党。
在选战期间，比弗布鲁克男爵掌管下的报纸对联合政府奉行的中东政策大加挞伐，还要求英国撤出新占有的领地：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尽管比弗布鲁克男爵发动的这场媒体攻势并没有得到博纳·劳的首肯，但它还是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新一届政府全盘斥责了英国在中东的战后政策。此外，它还质疑了英国在中东继续支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诉求的承诺。
结果，在选战期间，殖民地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与叛逃到博纳·劳阵营的寇松勋爵就英国过去几年在中东的政绩问题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丘吉尔抨击道，寇松“对英国给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承诺一事同样负有重大责任”。[48]T.E.劳伦斯也写信给《每日快报》的编辑，支持自己的前任上司：“如果英国能够巧妙地摆脱对中东托管地的义务，那也全赖温斯顿之功。他十分有勇气，拥有一个政治家应当具有的好脾气、精明、自信和周全考虑。还有那么几次，我看到他放弃了政治家的那套把戏，做了一些诚实的事情。”[49]
在联合政府的大溃败中，丘吉尔也丢掉了他在邓迪（Dundee）选区的席位。T.E.劳伦斯写道：“温斯顿的遭遇让我难过得难以名状。我真的希望报章评论不要太过恶毒，但想必这已经伤害了他。邓迪人真是一群可恶的浑蛋。”[50]
在联合政府的自由党领袖之中，只有戴维·劳合·乔治保住了自己的议会席位，但他再也没有能够进入内阁。如同折戟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基钦纳伯爵和温斯顿·丘吉尔一样，劳合·乔治的政治地位也毁于中东。在1922年之后将近1/4世纪的时间里，这位曾经无所不能，掌控着世界命运的首相大人只能忍受政治上的无力与孤立，被那些能力不如他的人害怕、怀疑，同时又因为执政时在道义上不光彩而遭人鄙视。他徒有一身才干，却没有机会在大萧条、绥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施展出来，帮助英国应对种种政治挑战，而这也要部分归咎于他自身。人们一直没有忘记他在政治上的不诚实和在道义与财政方面的马虎作风。与此同时，人们却经常忘了他曾经以一人之力让英国避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落败的命运，以及他的同僚们愿意让他出任终身首相的表态。他于1945年去世。
劳合·乔治把他后来的岁月都花在了写回忆录上。他的回忆录往往失之偏颇、偏离事实，但文笔优美；他在写作过程中重新打了一遍他曾经打过的战役。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在中东发动这失败的最后一场远征的本意是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关于保守党人在卡尔顿俱乐部所做的决定，他这样写道：“政府就此倒台，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亚美尼亚和希腊的亚洲部分的解放事业，接着是国际联盟，以及所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努力。”[51][52]
[1] Stephen Roskill,Hankey:Man of Secrets,Vol.2:1919–1931 (London:Collins,1972),p.199.
[2] Arnold J.Toynbee,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reprint of 2nd edn(New York:Howard Fertig,1970),p.247.
[3] 扬尼斯·梅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1871—1941），希腊军事家、政治家，曾参加1897年希土战争和两次巴尔干战争。1936—1941年成为希腊首相，建立独裁政治，在1940年的意希战争中抵御了意大利的入侵。——译者注
[4] Michael Llewellyn Smith,Ionian Vision:Greece in Asia Minor,1919–1922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73),p.203.
[5] Ibid.,p.226.
[6] Ibid.
[7] Lord Kinross,Ataturk:A Biography of Mustafa Kemal,Father of Modern Turkey (New York:William Morrow,1965),p.307.
[8] Ibid.,p.309.
[9] 萨卡里亚河（Sakarya），古称珊伽里俄斯河，流经土耳其西北部，是土耳其第三长的河流，注入黑海。——译者注
[10] Smith,Ionian Vision,pp.228–9.
[11] Ibid.,p.237.
[12] 劳合·乔治此处引用的是《圣经》中的典故，出自《出埃及记》，典故的梗概是：以色列人在逃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中没有东西吃。于是，上帝降下被称作“吗哪”（manna）的食物，养活以色列人，直到以色列人回到迦南为止。——译者注
[13] Ibid.,p.271.
[14] Ibid.,p.273.
[15] Salahi Ramsdan Sonyel,Turkish Diplomacy,1918–1923:Mustafa Kemal and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75),pp.172–3.
[16] Lord Riddell’s Intimate Dia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and after:1918–1923 (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34),p.385.
[17] Smith,Ionian Vision,p.303.
[18] 从战争爆发时起，穆斯林与基督徒群体之间的暴行就愈演愈烈。1919年，当希腊军队首次在士麦那登陆时，士兵们就曾屠杀过手无寸铁的土耳其人。阿诺德·汤因比报道说，在走访被土耳其人摧毁的希腊人村庄时，他发现村里的房屋是被人故意纵火一间间烧毁的，土耳其人似乎乐在其中。（注：Toynbee,The Western Question,p.152.）康斯坦丁国王声称，敌方给希腊人的尸体剥了皮。（注：Smith,Ionian Vision,p.232.）汤因比还指控说，在1921年的战役之中，希腊军队故意把整村的土耳其平民驱离自己的家园。（注：Toynbee,The Western Question,pp.315–17.）——原注
[19] Marjorie Housepian,Smyrna 1922:The Destruction of a City (London:Faber,1972),p.166.
[20] Kinross,Ataturk,p.270;Stanford J.Shaw and Ezel Kural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 2:Reform,Revolution,and Republic:The Rise of Modern Turkey,1808–197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363.
[21] 士麦那的惨剧是《在士麦那码头上》这部作品的背景。这部作品收在他的第一部选集《〈第五纵队〉与首辑四十九篇》里。——原注
[22] William White (ed.),By-Line:Ernest Hemingway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7),p.60.
[23] Laurence Evans,United States Policy and the Partition of Turkey,1914–1924(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5),pp.374–5.
[24] Ibid.,p.375.
[25] 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存在于1784年到1939年之间的一个基督教卫理宗教派，后并入美国卫理公会。——译者注
[26] Ibid.,p.344.
[27] Ibid.,pp.373–4.
[28]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4,Part 3:April 1921–November 1922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p.1980.
[29] Ibid.
[30] Ibid.,p.1988.
[31] 英国之所以需要争取自治领的支持，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治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本身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之一。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南非的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和澳大利亚总理威廉·休斯（William Hughes）成功地为各自所属的自治领争取到了与英国和其他协约国同等的主权国家席位。当时，英国向法国提供了一份保证协议，而史末资和南非总理路易斯·博塔则成功迫使劳合·乔治让步，使南非不受制于该保证协议。从那以后，英国参战，而一个或多个自治领却保持中立这种情况就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注：W.K.Hancock,Smuts:The Fields of Fire,1919–195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p.4–5.）1922年，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原注
[32]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p.1993–5.
[33]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4:1916–1922,The Stricken Worl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5),p.829.
[34] Ibid.,p.834.
[35] John Campbell,F.E.Smith:First Earl of Birkenhead (London:Jonathan Cape,1983),p.606.
[36] Smuts to Bonar Law.Hancock,Smuts,p.130.
[37] Campbell,F.E.Smith,p.607.
[38] Roskill,Hankey,Vol.2,p.293.
[39]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在两次大战之间曾三次出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40] Robert Blake,“Baldwin and the Right,” in The Baldwin Age,ed.by John Raymond(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60),pp.37,41.
[41] Lord Beaverbrook,The Decline and Fall of Lloyd George:And Great Was the Fall Thereof (London:Collins,1963),p.171.
[42] Riddell,Intimate Diary,pp.388–9.
[43] David Lloyd George,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Vol.2,p.871.
[44] Smith,Ionian Vision,pp.326–8.
[45] Robert Blake,The Unknown Prime Minister:The Life and Times of Andrew Bonar Law,1858–1923 (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55),pp.447–8.
[46] Minister of Agriculture,Arthur S.D.Griffith-Boscawen,quoted in Kenneth O.Morgan,Consensus and Disunity:The Lloyd George Coalition Government,1918–1922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p.325.
[47] A.J.P.Taylor,Beaverbrook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72),p.197.
[48]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2105.
[49] Ibid.,p.2122.
[50] Ibid.,p.2125.
[51] 劳合·乔治和支持联合政府的保守党人之所以失势，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议会中普通议员的政治情绪。为了避免这样的错误再次出现，保守党组建了一个后座议员组织，以便将他们的想法传递给党内领袖。这个组织一直持续至今，被称作1922年委员会。——原注
[52] Lloyd George,Memoirs,p.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