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部分 1922年中东解决方案
57 温斯顿·丘吉尔接手
I
苏俄解决了“一战”后困扰自己的、在自己南部边疆的亚洲伊斯兰世界出现的独立运动，并借此表明了它将如何处理与沙俄帝国版图内的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关系：只要力所能及，苏俄便要在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1922年12月30日，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的成立，这一政策正式成为苏联奉行的国策。
法国试图控制的中东伊斯兰地区也在“一战”后出现了独立运动。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看到的那样，法国在1920年也镇压了这些独立运动。对于一心想让法国保住欧洲强国地位的克列孟梭来说，追求打造海外帝国是会分散法国注意力的危险之举。但是，他的继任者们却举兵入侵叙利亚，以一种更加野心勃勃，但也更不切实际的态度重新定义了法国在战后世界的政治地位。1922年7月24日，国际联盟正式承认了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托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三个协约国同意在战后共同瓜分中东。但是，到了战后，失去了共同目标的三个国家以各自的方式去平息亚洲伊斯兰地区的乱局，并且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它们都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到了1922年。像俄国与法国一样，英国也在这一年颁布文件，正式确认了其在中东的势力范围。
在三个国家当中，英国在战后的中东面对着最全面的挑战。在面对这些挑战的同时，其国内正经历着经济危机和社会与政治层面上的剧变。对于英国最具个性和创造力的两位政治家——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来说，他们在1922年之前经受了中东政策问题带来的严峻挑战。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预见到的那样，当地人的反抗、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各地的乱局让英国在中东各地——从埃及到阿富汗——的政策都陷入了崩溃的境地。
II
自从战争结束以来，英国政府内部的丘吉尔一直是首相的中东政策最猛烈的抨击者。他警告说，进入和平状态的英国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控制中东的乱局，英国议会也不会同意在这方面花钱。因此，他主张英国应当提出土耳其人乐于接受的和平条款。1919年10月25日，他颇具先见之明地指出，希腊在士麦那的冒险可能会玩火自焚，而法国可能会派遣阿尔及利亚大军入侵叙利亚，危及英法之间的同盟关系。他还担心意大利人“会在土耳其搅局”，以及“被我们带到巴勒斯坦去的犹太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当地居民会被迁走”。他认为，协约国的中东政策应当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让奥斯曼帝国恢复其战前的疆界，并劝说欧洲列强放弃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其他地区的领土主张。“我们应当联起手来保证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完整，同时将其置于严格的国际控制之下”，他提出，“而不应当将其肢解成一块块领地供列强瓜分。”[1]
丘吉尔很了解英国19世纪的中东政策取得的成果，因此他坚持认为劳合·乔治政府应当采取相似的政策。他在1920年11月23日提交给英国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应当与穆斯塔法·凯末尔达成协议，与土耳其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以免与“强大、持久，同时又必然存在的土耳其和伊斯兰势力结怨。我们应该再一次把土耳其变成防范俄国野心的屏障，土耳其扮演的这一角色对我们来说一直是至关重要的”。[2]
丘吉尔在不久之后又给首相写了一封信。丘吉尔在信中表示，英国压制中东的所谓必要性完全源自劳合·乔治本人“对土耳其复仇”的情感，而作为陆军大臣，他不得不为此向议会索要大量资金，他对此深感厌恶。他写道：“我们似乎在变成世界上最反土耳其、最亲布尔什维克的强国。在我看来，这与我们应该选择的道路截然相反。”他提醒首相，这届政府高度依赖于保守党的支持，而保守党人更倾向于19世纪时的传统政策——支持土耳其，对抗俄罗斯。
您所有的成功与巨大的个人权力都源自您的自由党追随者与保守党的联合……眼下，鉴于联合政府中的自由党力量十分薄弱，我们就更不应该在土耳其和布尔什维克问题上选择有悖于保守党人本能和传统的政策方向。[3]
丘吉尔接着又把重点从国内政策转向了外交政策。大约12天之后，他在发给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站在最宏观的角度上批评了英国的中东政策。丘吉尔认为：“一系列不幸的变故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我们与在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四股势力都无法形成共识。”他指的是俄国人、希腊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他指出，成功的中东政策应当“分化这些势力，以确保我们在与其中某几方发生矛盾时，总能在另外几方里找到盟友。在历史上，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当俄国是我们的敌人时，土耳其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当土耳其人变成我们的敌人时，俄国人就成了我们的朋友”。[4]丘吉尔分析道，列宁的俄国不愿意帮助英国实现其目标，康斯坦丁国王统治下的希腊则无力做到这一点。因此，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与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结盟。
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在日记中赞扬道，丘吉尔“为内阁写了一篇好文章。他说得很清楚，一个让布尔什维克、土耳其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都憎恨我们的政策显然是糟糕的政策，我们应该与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建立友好关系，以布尔什维克为敌人，同时忽略希腊人。我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主张的”。[5]
正如马克·赛克斯爵士在世界大战前期曾经说过的那样，身居高位的丘吉尔也指出，当前这种由多个地区不同部门各自为政的做法导致英国的中东政策始终无法统一。丘吉尔不止一次告诉内阁财政委员会，在这种情形之下，很难控制财政支出。1920年12月31日，在丘吉尔的提议下，英国内阁决定在殖民地部之下成立一个特别的中东司，负责管理处于乱局中的各托管地、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和伊拉克。
殖民地大臣米尔纳勋爵的身体和精神都日渐不济，不愿意承担这些繁重的新职责，因而立刻辞职离开了政府。1921年1月1日，劳合·乔治提出让丘吉尔接手殖民地部。丘吉尔在稍微迟疑之后表示同意。根据安排，米尔纳应当在2月7日将职权移交给丘吉尔，但丘吉尔立即就开始参与中东司的组建和处理事务了。
丘吉尔马上着手尝试扩大殖民地部的职权，他不仅想要完全的民政权力和军事权力，还想把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事务都纳入殖民地部的管辖范围。此外，他还经常对埃及的未来发表观点十分明确的评论。外交大臣寇松勋爵时常抗议，指责丘吉尔侵入了他的职权范围。寇松抱怨说：“温斯顿……想把一切都塞到他的新部门里，把它变成一个亚洲外交部。”[6]有一位陆军部的官员认为，丘吉尔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类似于陆军部的部门”。[7]
首相接受了丘吉尔的提议，任命了一个特殊的部门间委员会，由曾经在丘吉尔手下效力的事务官詹姆斯·马斯特森·史密斯爵士（Sir James Masterson Smith）担任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考虑赋予殖民地部新成立的中东司多大的权力——丘吉尔希望这个委员会可以扩充他的权力。
丘吉尔不再谈论恢复奥斯曼帝国疆界的问题，而是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开始行使他的新职权。很显然，他打算寻求英国政府内最能干的一些官员的指导，试图让英国在信守已然做出的承诺的前提下减少成本。
III
到了1921年，在身处巴格达的格特鲁德·贝尔的影响下，印度政府已经接受了开罗方面的观点，转而更倾向于建立保护国，而非由英国人进行直接统治。他们愿意支持侯赛因国王的儿子们成为阿拉伯人的领导者。这一态度的转变结束了英国官僚系统内部的争执，英国在中东事务上的行家里手们终于开始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了。丘吉尔很幸运，他终于不必像之前的历任大臣那样夹在各派官员之间左右为难了。
丘吉尔从其他部门抽调人手，以便组建一支富有经验、头脑清醒的团队，来帮助他承担在中东事务上的职责。在这一团队尚未成形之际，他主要依赖阿瑟·希策尔爵士为他提供信息、建议和具有专业眼光的指导。此人从1894年起就在印度事务部担任事务官，时任印度事务部助理次长。希策尔谢绝了丘吉尔让他担任新组建的中东司司长的提议，随后推荐了另一位事务官约翰·埃弗林·沙克伯勒（John Evelyn Shuckburgh）担任这一职务。沙克伯勒从1900年起就服务于印度事务部，曾经在希策尔手下工作。希策尔告诉丘吉尔，沙克伯勒“有着一流的头脑，处事冷静，心思缜密，律己甚严。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有时候可能谨慎过头”。[8]
丘吉尔从外交部挑选了休伯特·温斯洛普·杨担任沙克伯勒的助手。此人在战争期间任陆军少校，负责为费萨尔的阿拉伯部队提供运输和补给。马斯特森·史密斯委员会对杨与沙克伯勒的任命表示支持，认为沙克伯勒是“最合适的人选”，而杨也是“必不可少的”。[9]但是，丘吉尔的另一个人选提议却遭到了该委员会的强烈质疑——他打算任命T.E.劳伦斯为阿拉伯事务顾问，而委员会告诫丘吉尔说，劳伦斯“绝非能够轻易融入官僚机构的那类人”。[10]
劳伦斯的确有着抗命不遵和越级报告的名声，他还带头公开抨击英国对待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人的政策——这一政策现在成了丘吉尔负责的工作。1920年夏天，劳伦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一篇文章里这样评论伊拉克的局势：
我们的政府比原来的土耳其体制更糟糕。为了维持当地的和平，土耳其人维持了一支1.4万人的当地武装，平均每年要杀掉200个阿拉伯人；而我们在那里维持了一支9万人的武装，还为他们装备了飞机、装甲车、炮艇和装甲列车。在今年夏天的叛乱之中，我们已经杀死了大约1万名阿拉伯人。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么做下去，因为那里很贫穷，人口稀少……[11]
曾经在开罗的阿拉伯局担任下级军官的劳伦斯此时已经成了一位名人。这主要得归功于一位名叫劳威尔·托马斯的美国人。25岁的劳威尔·托马斯来自俄亥俄州，是一名初出茅庐的脱口秀演员。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北美各地闯荡，博取名利，还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兼职教授演讲课程。1917年底，他攒够了钱来到英国，随后又带一名摄影师到了中东前线，试图找到一个带有地方特色和浪漫色彩，并且适合兜售的故事。他在那里找到了身穿阿拉伯长袍的劳伦斯，决定把他包装成一个有趣故事的主角。他即将动笔的这个故事，写的是侯赛因和费萨尔的阿拉伯追随者，以及他们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他将以这个故事为基础制作一个节目，把劳伦斯描绘成摧垮了土耳其帝国的阿拉伯起义的启迪者和领导者——为了娱乐效果，他不惜扭曲事实。
托马斯策划的节目是一场配以图片的演讲。1919年3月，这场名叫《最后的远征》（The Last Crusade）的演出在纽约的世纪剧院开幕，还得到了纽约《环球报》的大力支持。几周后，他把演出地点搬到了老麦迪逊广场公园，以便能够容纳纷至沓来的观众。随后，一位来自英国的剧院经理又把这个演出搬到了伦敦，在伦敦最大的剧场——位于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的皇家歌剧院和阿尔伯特音乐厅——轮番演出。
这一演出可谓包装宣传史上的杰作，创造了演出业的一系列纪录。演出在伦敦持续了6个月之久，接待观众总数可能达到了100万人。托马斯随即又开始了全球巡演。年轻的劳威尔·托马斯名利兼收，“阿拉伯的劳伦斯”则成了世界闻名的英雄。[12]
托马斯生硬的描写让劳伦斯有点难堪，但劳伦斯还是很享受这一切给他带来的荣耀。当《最后的远征》在伦敦上演时，劳伦斯经常从牛津赶去观看。托马斯的夫人至少在五个不同的场合看到劳伦斯出现在观众席上，这让劳伦斯“羞得满脸通红，尴尬地笑了笑，然后赶忙溜走”。[13]
公众对托马斯的描述信以为真。因此，当劳伦斯成为温斯顿·丘吉尔手下的一名顾问时，他的风头盖过了所有人。他声名日隆，把关于自己的传说也当成了真实发生的历史。[14]在后来的岁月里，劳伦斯也严重夸大了自己在丘吉尔任殖民地大臣时期的贡献。
不过，劳伦斯的确对英国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间接影响。丘吉尔对阿拉伯事务缺乏了解，在战争期间，他自1916年之后就没有接触过中东事务。因此，他对劳伦斯有关阿拉伯起义的说法信以为真。他并不知道劳伦斯和劳合·乔治的幕僚们在多大程度上夸大了费萨尔手下的阿拉伯人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因此接受了劳伦斯的说法，以为英国对费萨尔及其追随者多有亏欠。
IV
在1918年之后，多位英国政要彻底扭转了他们对中东的看法。在即将取得战争胜利的那段令人忘乎所以的日子里，他们认为有必要夺取、占有中东地区每一寸能够带来战略优势的土地。然而，到了1919年之后，英国议会和媒体又开始叫嚷着要从那些偏僻的角落撤军，以免投入过高的成本。[15]
从他在1919年初接手陆军部和空军部的第一天起，丘吉尔就开始回应英国社会的这一政治态度转变。[16]等到他于1921年初接管殖民地部的时候，他又一次把节约开支当成了他的首要任务。作为殖民地大臣，丘吉尔宣称“削减开支是中东事务中的头等大事”，[17]并以此为标准衡量所有提议和方案。最终，数字证明了他的成功：到1922年9月，丘吉尔将英国在中东的开销削减了75%，把每年的开支从4500万英镑减少到了1100万英镑。[18]
丘吉尔同意与法国修好，以便节约对抗法国所需的开支。此外，他还倾向于让费萨尔兄弟——所谓“谢里夫派”或“哈希姆家族”——成为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以便实现英国人节约开支的目标：这样一来，“英王政府就可以通过向一个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的方式在另一个阿拉伯国家达到其目的”。[19]他相信，英国只要向该家族的某一个成员施压，就可以迫使整个家族对英国让步。如果这个家族的每个成员都统治一个王国，那么英国就只需要威胁其中的一个王国，即可达到迫使所有阿拉伯国家就范的目的。
他时不时地会设想让英国部分撤出甚至完全撤出中东。1921年1月8日，他给英国驻美索不达米亚高级专员发电报说，除非他们能够削减开支，否则英国就不得不撤出美索不达米亚，退守沿海地带。[20]还有一次，他提议完全放弃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把它们转交给美国人管理（他认为这是劳合·乔治的想法）。[21]
在接受殖民地大臣任命的时候，丘吉尔曾给首相写道：“我有些担心，涉足美索不达米亚这片令人厌恶的浑水，会对我的政治生涯产生不好的影响……”[22]他担心自己会因为接手他人开启的失败政策而遭到责备，就像远征达达尼尔海峡时那样。另一方面，他天生不喜欢在受到攻击时下达撤退的命令。他内心倾向于让英国的势力留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否则就意味着英国未能履行自己的承诺——且不论这承诺明智与否。
接任殖民地大臣的丘吉尔有着一套关于如何成本低廉地保有中东的宏大战略。当他还在空军大臣和陆军大臣任上时，丘吉尔曾提议使用飞机[23]和装甲车辆来管理美索不达米亚，以便减少英国在中东的开支。他当时写道，只需要有一些防御齐备的空军基地，英国皇家空军就能够“时而出现在这里，时而出现在那里，掌控住整个地区，而无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维持漫长的交通线”。[24]
丘吉尔知道，这一战略无法帮助英国抵御外敌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而只能“维持内部治安”。[25]因此，丘吉尔对英国的中东困局的理解必然是这样的：所有乱象都源自本地。他提出的军事方案在面对俄国人、土耳其人或复苏后的德国人时起不到什么效果，这就意味着他并不认为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面对的威胁源自这些国家。[26]
我们可以从丘吉尔提出的战略中看出，他对帝国的概念有一种老式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史末资、埃默里、霍格斯和T.E.劳伦斯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理解大相径庭，而正是后一种理解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英国在战时试图控制亚洲的阿拉伯地区。劳伦斯仍然幻想着让一个自由的阿拉伯中东自治领以平等的身份加入大英帝国。他在1919年写下的一段话广为流传：“我的志向就是要让阿拉伯成为我们的第一个棕色人种自治领，而不是又一个棕色人种殖民地。”[27]而丘吉尔的战略目标是压制当地人反叛，这就意味着英国将依靠强力而不是共识来统治其阿拉伯子民。他的这一观念源自他在基钦纳主导的苏丹战役中的经历，他深信现代化的欧洲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使用传统武器的当地人。
在推行其战略时，丘吉尔也借鉴了晚近的经验教训。在他看来，发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灾难完全是其远在伦敦的部门下属和身在前线的军官破坏他的既定政策的结果。因此，他不厌其烦、想方设法地要让他手下的主要官员们感到他当前推行的政策也是他们自己主张的政策。考虑到用空军替代陆军的方案遭到了陆军部和驻美索不达米亚高级专员的强烈反对，他的这一审慎做法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1921年2月7日，丘吉尔给英国驻美索不达米亚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发电报说：“当前的问题靠电报往来是解决不了的。我……没有时间去美索不达米亚。因此，我提议在3月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在开罗举行一次会议……会议将为期一周……殖民地部新组建的中东司的主要官员将陪同我出席会议。”[28]
丘吉尔随即通知前线的指挥官们从巴勒斯坦和波斯湾赶来参加会议。1921年2月18日，他把有关美索不达米亚问题的备忘录发给了约翰·沙克伯勒，并委托他为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问题分别编排会议日程。
V
丘吉尔选择的会议地点——埃及，从地理角度讲是个好地点，但是从政治角度讲就并非如此了：埃及人很清楚，丘吉尔认为埃及不应当获得独立。1921年2月21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听说我要到埃及，当地人似乎很兴奋，他们好像以为我到埃及去是为了有关他们的事情。这当然纯属误解。我并没有背负什么使命，也无权处理任何埃及问题。我得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不然他们可能会示威游行，派代表请愿。”[29]
此时担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的艾伦比发布了一份官方声明，明确表示丘吉尔此行并非为了商议埃及问题。2月24日，外交大臣寇松勋爵给丘吉尔写了一封密信，力劝他把会议地点改到耶路撒冷。寇松表示，丘吉尔在这一关键时刻出现在开罗，可能会破坏艾伦比与埃及政府达成协议的努力。[30]但丘吉尔拒绝改变安排。
开罗会议如期召开。不过，这一地点的选择，却让丘吉尔与艾伦比倡导的政策形成了正面对垒：丘吉尔打算坚持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艾伦比则无意于此。艾伦比不顾内阁、首相和丘吉尔的意见，坚持要结束埃及作为英国保护国的地位，给予埃及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与米尔纳勋爵之前的提议倒是相吻合。
艾伦比不惜以辞职相逼，终于赢得了胜利。1922年2月28日，英国政府单方面发表了所谓《艾伦比宣言》，同意埃及在形式上独立（但实际上英国保留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权力，比如可以监督埃及的外交政策，且可以随意利用埃及领土进行军事调动）。比起单方面的宣言，其实艾伦比更想签署一份条约，但没有哪个埃及政府会同意签署这样一份留给英国人如此多权力的文件。
显然，丘吉尔担心艾伦比做出的让步——即便只是赋予埃及名义上的独立——会让他难以推行自己的政策，因为他不打算赋予其他阿拉伯国家独立地位。机缘巧合，艾伦比和丘吉尔这两套截然相反的政策在1921年同时出现在了开罗城。实际上，这两种政策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英国人单方面做出的关于如何治理阿拉伯世界的决定，而阿拉伯的领导者们对它们都持不接受的态度。
VI
1921年3月12日星期六的上午，开罗会议终于在塞米勒米斯酒店（Semiramis Hotel）召开。据说，在接下来的十几天中，有40名官员参加了大约四五十场会议。“与中东有关的人物都来了……”T.E.劳伦斯在写给其长兄的信中说。[31]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削减占领美索不达米亚所需的成本。为了研究这一问题，一个政治委员会和一个军事委员会特地成立了。这两个委员会都按照丘吉尔及其幕僚在前往开罗的船上起草的日程开展工作，把最初的4天用在了制订美索不达米亚方案上面。
丘吉尔及其幕僚预料到了来自第一线的军官们可能会考虑哪些建议。格特鲁德·贝尔陪同其长官珀西·考克斯爵士从巴格达赶来参会。她后来写道：“丘吉尔先生十分令人敬佩，他愿意与其他人妥协，巧妙地实现合作。他引导着大型政治会议的走向，也会在途中参与各个小组会议。当我和珀西爵士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时，我们欣喜地发现，我们的方案［与丘吉尔提出的方案］不谋而合。”[32]
丘吉尔在1921年3月15日晚上发了一封电报给伦敦。身在伦敦的首相于次日接到了他的汇报：“各方……就政治和军事上的诸问题全部达成了共识。”[33]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开罗会议上形成的方案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费萨尔将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王位，但他们将不遗余力地让这一安排看上去像是当地人民做出的选择，而不是英国人的安排。在保留英国驻军这一问题上，军方选择了丘吉尔以空军为基础的战略。不过，皇家空军的掌门人休·特伦查德爵士预计，要执行这一战略大概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在此期间，英国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费萨尔的力量来维护当地治安。至于西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是应当被纳入新组建的伊拉克国家，还是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家，英国的专家们未能达成共识；但他们同意暂时让库尔德人地区组成一个单独的实体，并划归英国驻美索不达米亚高级专员领导。除了库尔德人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有着独特认同的族群，他们的诉求也会给英国带来麻烦。尤其是在西北部地区，有一些无处可去的小族群，例如在战争期间由于亲协约国立场而被迫逃离家乡土耳其的亚述（聂斯脱里派）基督徒。对于这些挣扎求生的无家可归的族群，开罗会议的与会者认为他们能做的事情很少。
与对伊拉克的安排类似，开罗会议也倾向于让哈希姆家族成员成为外约旦的统治者——虽然只是暂时的。当地局势十分动荡。大英帝国总参谋长认为，英国必须再派两个营的兵力过去才能控制住外约旦，但“我们显然派不出额外的两个营”。[34]就在开罗会议进行的同时，费萨尔的兄长阿卜杜拉在30名军官和200名贝都因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外约旦城市安曼，显然是要从这里取道进入叙利亚，进攻大马士革。阿卜杜拉声称自己此来安曼只是为了换换环境，调养一下黄疸病发之后的身体。没人相信他的说辞。
丘吉尔的方案实际上是要收买阿卜杜拉：只要他不去攻击法属叙利亚，就给他在外约旦安排一个位置。（英国担心，如果阿拉伯人从英属巴勒斯坦出发去攻击叙利亚的法国人，法国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入侵英属巴勒斯坦。）丘吉尔打算让阿卜杜拉担任外约旦的临时总督，负责恢复当地治安。在利用阿卜杜拉恢复约旦东部地区秩序的同时，丘吉尔还希望可以借此实现其他目的。参加开罗会议的丘吉尔还带着其幕僚于2月底准备的一份备忘录，其内容旨在解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问题。这份由沙克伯勒、杨和劳伦斯起草的备忘录诠释了1915年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中使用的地理名词，试图借此将阿拉伯独立运动的范围局限在约旦河以东。鉴于《贝尔福宣言》中没有给出任何地理名词的定义，丘吉尔的顾问们认为，英国可以在约旦西部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再在约旦东部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政权，通过这样的安排来协调英国在战时做出的不同承诺。[35][36]如果阿卜杜拉愿意接管外约旦的统治权，那么就可以让他来负责筹建这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政权。
丘吉尔的外约旦方案在开罗会议上遇到了一些阻力。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爵士和他的首席秘书温德姆·迪兹指出，既然外约旦已经被国际联盟划入了巴勒斯坦（国联交给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地）内部，英国就无权单方面将其与巴勒斯坦的其他部分分开。塞缪尔担心，单独属于阿拉伯人的外约旦可能会成为巴勒斯坦西部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基地。[37]劳合·乔治则表达了另外一种担忧：考虑到法国人已经将费萨尔视作“不受欢迎的人”，那么倘若英国把哈希姆家族两兄弟安排在距离叙利亚不远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外约旦，这一行为可能会被法国人视为挑衅。3月22日，英国首相给丘吉尔发电报说：“内阁……讨论了你关于外约旦的提议。他们有许多顾虑。如果我们同时把他们兄弟二人安排在与法国的势力范围紧邻的区域，不免会引起法国人巨大的疑虑，还可能被解读为我们故意要威胁法国人在叙利亚的利益。”[38]
在外约旦问题上，丘吉尔“用阿拉伯方案替代巴勒斯坦方案”的思路得到了首相的认可，[39]但劳合·乔治担心在约旦东部建立单独的阿拉伯政权的做法可能会让英国深陷其中，麻烦不断，产生高昂的成本。
丘吉尔说服了内阁，让他们意识到，除非派一支英军进入外约旦——哪怕只是一小股部队——否则他们无法在外约旦组织任何政府。他表示，他们只需要让阿卜杜拉在外约旦待上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可以帮助英国人恢复当地的秩序，随后还可以让他帮忙挑选一个本地人继任总督之职。对于劳合·乔治提出的对外约旦的折中策略，丘吉尔表示同意——“保留该地区及其政权的阿拉伯特征，将其视作巴勒斯坦的一个阿拉伯省份或属地”。[40]
在丘吉尔看来，阿卜杜拉可以帮助英国人压制反法活动和反犹太复国运动——否则这两股力量有可能在约旦东部地区建立自己的大本营。他认为，哈希姆王朝方案可以帮助英国解决这些问题，而不像某些批评者说的那样制造出这些问题。T.E.劳伦斯认为，阿卜杜拉是英国在这一地区理想的代理人，因为他“既不过于强大，又不是外约旦当地人，因而必须依赖英王政府才能保住权力”。[41]
扶持哈希姆家族可能带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敌对的沙特家族的反应。丘吉尔提出的方案是为伊本·沙特提供每年10万英镑的补贴。[42]
开罗会议于3月22日闭幕，丘吉尔在3月23日午夜乘火车离开开罗，前往巴勒斯坦。在抵达巴勒斯坦之后，他与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四次会晤，并达成了一项协议。丘吉尔在发给内阁的备忘录中写道，阿卜杜拉“态度温和友好，有政治家风范”。在面对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示威者时，阿卜杜拉“一直保持着完全正确的态度。他谴责了那些示威者，公开表示英国人是他的朋友，以及他深信英国将信守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诺言”。[43]阿卜杜拉同意在一名英国政治主官和来自英国的财政补贴的支持下统治外约旦6个月，且不需要英国派遣任何部队。他还同意协助英国人修建机场——在丘吉尔的计划中，英国对该地区的控制有朝一日将以这些机场为核心。
英国在平定外约旦和伊拉克局势的问题上，完全寄希望于阿卜杜拉和费萨尔。丘吉尔在回国路上途经法国里维埃拉的卡代（Cap d’Ail），他在那里写信给寇松勋爵说：“在我们的阿拉伯问题解决方案的影响下，阿卜杜拉完成了彻底的转变。他极为优雅，讨人喜欢，我只希望他不会被自己的追随者谋害。”[44]
回到伦敦之后，丘吉尔又为自己的中东政策赢得了内阁和下议院的支持。由于他在开罗期间已经赢得了一线官员们的支持，丘吉尔这位殖民地大臣实际上已经在推行自己的中东蓝图的道路上赢得了英国整个领导层的支持——至少是暂时支持。不过，《泰晤士报》在1921年6月15日评论道：“他的计划有一丝杂乱的气息。”文章颇具先见之明地指出，丘吉尔试图在缺乏必要资源的情况下让持不同立场的各方达成妥协，并承认其各自的主张；这样一来，英国就可能会承担一些它完全无力承担的责任。
就在开罗会议临近尾声的同时，英国官员们还在忙另一件事：让费萨尔成为即将成立的伊拉克国家的君主。英国人躲在幕后操纵，试图让费萨尔看起来像是伊拉克民众自由、自发的选择。英国官员已经得到了费萨尔愿意合作的保证。
VII
在接任殖民地大臣一职之前，丘吉尔就利用T.E.劳伦斯与费萨尔之间亲密的私人关系，打探出了费萨尔的想法。劳伦斯在1月中旬向丘吉尔的私人秘书汇报说，费萨尔愿意在完全不涉及法属叙利亚问题的情况下与英国展开磋商，他还同意放弃其父对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主张。劳伦斯写道：“既然他做出了这样的新姿态，那么所有那些关于兑现或是背弃承诺的问题就都可以抛在一边了。现在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展开新的讨论，这样做也最有可能获得具有建设性的成果。”[45]
在开罗会议上，劳伦斯、考克斯、格特鲁德·贝尔等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为费萨尔登上伊拉克王位制定了一个时间表。按照他们的计划，费萨尔要先到麦加，并且从麦加给伊拉克的头面人物们发电报。费萨尔要在电报里说，在友人的敦促之下，他在与父兄讨论之后决定前来服务伊拉克人民。
开罗会议闭幕后，劳伦斯给远在伦敦的费萨尔发去了一封急电：“一切如愿进行，请立即选取最快路线前往麦加……我将在途中与你会合，并详加解释。对外只说归国旨在面见令尊，切勿公开发表任何言论。”[46]
差不多与此同时，珀西·考克斯爵士从留守巴格达主事的军官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在您离开之后，形势发生了剧变。”巴士拉极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赛义德·塔利布与年长的巴格达地方要人纳基卜（Naqib）达成协议，由赛义德·塔利布支持纳基卜争取当地的统治权；作为交换，赛义德·塔利布将成为纳基卜的继任者。他们二人“提出了一个由伊拉克人统治伊拉克的方案。有迹象表明，这个方案可能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而费萨尔的主张会遭到强烈反对……”[47]考克斯连忙赶回巴格达，劝说其他竞争者退出——其中也包括伊本·沙特，他反对由哈希姆家族统治伊拉克，但英国人用金钱和其他一些利益收买了他。
与此同时，赛义德·塔利布在伊拉克境内四处活动，会见部落领袖，发表公开讲话。他承认有必要与英国合作，但也提出了自己的口号：“伊拉克人的伊拉克！”[48]英国情报军官警告称，塔利布“在各地都受到了热烈欢迎”。[49]
赛义德·塔利布早就与珀西·考克斯爵士有约，要去巴格达的高级专员公署喝茶。他在4月中旬赴约，进门后发现考克斯本人不在，只有考克斯夫人在家接待宾客。就在他结束了茶会，正要离开高级专员公署的时候，另一名客人奉缺席的主人——珀西·考克斯爵士——之命，逮捕了塔利布。塔利布随即被流放到了印度洋上的锡兰岛（Ceylon，今斯里兰卡）。在塔利布被捕的次日，珀西·考克斯爵士发布公报称，塔利布涉嫌煽动暴力，为维护法律与秩序，特将其流放。[50]
但是，反对费萨尔的行动并没有停止，而只是换了其他形式。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替代方案：成立共和国，拥立一位土耳其君主，巴士拉省与巴格达省分治，或是在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的统治下维持现状。
与此同时，在英国顾问的建议下（这些建议是应费萨尔本人的请求提供的），费萨尔从伦敦赶到汉志与其父商谈，随后又在英国的帮助下于6月24日进入巴士拉。在登船前往巴士拉时，他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官方的伊拉克地方领导机构——位于巴格达、由纳基卜主持的大臣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正式邀请他入境。
在公开场合，英国政府依旧维持着官方口吻，宣称英国在伊拉克统治者的遴选问题上是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私下里，考克斯让费萨尔走出去争取民众支持，这样一来英国就可以宣称自己选择费萨尔是听取了民众的呼声。[51]
7月11日，伊拉克大臣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宣布费萨尔为伊拉克的宪政君主。7月16日，大臣会议同意就这一决议举行全民公决。8月18日，伊拉克内政部宣布，费萨尔在全民公决中大获全胜。8月23日，伊拉克举行了费萨尔的加冕仪式，从此这个新王国的官方名称从美索不达米亚更改为伊拉克（意为“根深蒂固、植被茂盛之地”）。
不过，在正式加冕之前，费萨尔就给英国人惹了麻烦：他坚持要求伊拉克应当正式独立，反对把伊拉克变成国际联盟的托管地。他提出，伊拉克和英国应当以两个国家的身份签署一份条约，以此来规定两国之间的关系。英国人声称，除非得到国际联盟的授权，英国无权更改伊拉克的地位；只要伊拉克承认自己的受托管地位，英国就可以与伊拉克签订条约。费萨尔拒绝在条约中承认伊拉克的受托管地位。这一谈判持续了一年多，时常让伦敦方面感到烦恼。
丘吉尔在1922年夏末对劳合·乔治写道：“费萨尔在跟我们玩背信弃义的低劣把戏。”[52]丘吉尔建议首相与内阁成员开会，探讨一下是应该废黜费萨尔，还是干脆让英国撤出伊拉克。几天之后，丘吉尔在内阁的一次会议上汇报说：
费萨尔国王一直在伊拉克制造麻烦，让局势变得日益复杂。他反对把伊拉克变成托管地，但又声称他愿意与英国签署条约。他不愿意接受托管安排，因为他把托管视作对伊拉克的侮辱，任人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最近，他开始接触极端主义分子，那些人现在把他看成自己的保护人。[53]
不久之后，丘吉尔在给首相的信中写道：“我对伊拉克局势深表担忧，您交给我的任务现在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接着写道，“几乎每一份报纸，不论是托利党的、自由党的还是工党的”，都“坚持反对”英国留在伊拉克。他又补充道：“我本人也看不出我们能从伊拉克收获到什么。”[54]他建议英国政府向费萨尔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费萨尔不接受最后通牒，“我就走人”。[55]
首相答复道：“一般来讲，我不赞成逃跑政策，不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56]他还提到了人们当时普遍相信的一件事——这一地区可能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如果现在离开，我们可能会在一两年后发现，自己把世界上最富饶的油田拱手让给了法国人和美国人。”[57]
于是，珀西·考克斯爵士继续进行谈判。在经历了数次极具戏剧性的政治危机之后，他终于在1922年10月10日达成了一项协议，其中包括了许多实际上相当于确认了托管关系的条款。这份条约的有效期本来应该是20年，但是，由于伊拉克方面的反对，半年之后其有效期就从20年缩短到了4年。即便这样，伊拉克人依然渴望获得更多的独立性。而与此同时，伦敦的《泰晤士报》却在抱怨这份条约对英国不公平，因为英国承担了太多的义务。
的确，根据条约规定，英国应当立刻采取行动，保护伊拉克免受崛起中的伊本·沙特的威胁。这位阿拉伯君主是哈希姆家族的世仇，同时威胁着费萨尔和阿卜杜拉两兄弟，而英国政府自认为有义务保护他们。1922年底，珀西·考克斯爵士与伊本·沙特在港口城市欧盖尔（’Uqair）会谈，迫使后者接受了一项协议，规定了沙特王国与科威特和伊拉克之间的边界。
尽管他们需要英国的保护，但伊拉克政客们却依旧我行我素。像同年发表的承认了埃及名义上独立的《艾伦比宣言》一样，1922年《英国—伊拉克条约》也标志着东方阿拉伯世界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化。[58]伊拉克和埃及都仅仅获得了有限的自治权，但它们都被承认为具有独立国家地位的政治实体。两国的政治领袖们都在鼓动独立，而由英国人选定的两国君主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只能效法他们。
VIII
与伊拉克一样，外约旦也仍然是殖民地部要考虑的问题。不过，与过于独立的费萨尔相反，阿卜杜拉的问题在于他太消极。解决外约旦问题的哈希姆王朝方案有点站不住脚。
英国人之所以想拥立阿卜杜拉，目的之一就是阻止他袭击法属叙利亚。T.E.劳伦斯后来回忆说，他曾经向丘吉尔保证：“我很了解阿卜杜拉，他一枪都不会放的。”[59]这位阿拉伯王子精明而慵懒，往往不愿意参与危险的角力。实际上，在阿卜杜拉成为临时总督的几个星期之后，英国观察家们就意识到，作为一个统治者，阿卜杜拉有些过于软弱了。4月，阿卜杜拉的权威遭到了挑战：他派去调解部落争端的代表团被杀害。阿卜杜拉没有选择亲自派兵镇压暴乱，而是请求英国的高级专员替他出马。英国驻当地的高级专员同意动用英国飞机和装甲车辆；但是别忘了，英国当初之所以在安曼扶植阿卜杜拉政权，就是为了避免动用英国的武装力量。
差不多与此同时，法国驻伦敦大使向英国政府抗议说，阿卜杜拉在外约旦的存在刺激了叙利亚的反法暴力行径。英国人反驳说，恰恰相反，阿卜杜拉的存在可以阻止这类暴力行为的出现。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阿卜杜拉要么是没有能力，要么就是没有意愿去完成这一使命。6月下旬，有4个人设下圈套，试图刺杀征服了叙利亚的法国总督亨利·古罗。“法国人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外约旦。”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告诉丘吉尔说。[60]由于英国人和阿卜杜拉未能阻止此类攻击，法国当局向英国表示抗议。等到他们发现嫌疑人仍然在外约旦自由行动时，他们的抗议就更激烈了。
英国高级专员在6月告诉丘吉尔，他对阿卜杜拉方案的效果很不满意。他告诉丘吉尔，阿卜杜拉不得人心的原因之一是，外约旦人认为阿卜杜拉从叙利亚带来的助手们既喜欢挥霍，又十分无能。[61]与此同时，驻埃及和巴勒斯坦英军总司令也写道：“解决外约旦问题的阿卜杜拉方案就是一场骗局……如果想让他成事，就必须有一个强悍的英国人全权指导他，还需要有英国军队给他撑腰。”[62]一段时间之后，休伯特·杨告诉沙克伯勒说：“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支持阿卜杜拉——但他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甚至连一个步兵班的作用都发挥不了；要么我们就鼓足勇气，派一小支部队过去，哪怕只是暂时的……”[63]
此时的英国政府里，实际上只有T.E.劳伦斯仍然认为阿卜杜拉在外约旦是有用的（虽然只是暂时有用）。“扶植他的全部成本还不到供养一个营的成本。只要阿卜杜拉的政权不是过于不受欢迎，或者不是过于无能，那么无论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阿卜杜拉政权都不至于对其造成什么损害。”[64]由于英国政府仍然无法决定是否要把外约旦永久性地剥离出巴勒斯坦（将其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或是并入侯赛因国王的汉志），因此阿卜杜拉临时政权的存在起码可以让英国人不急于做出决定。不过，劳伦斯关于阿卜杜拉方案成本低廉的说法才是最讨温斯顿·丘吉尔欢心的。
阿卜杜拉代表哈希姆家族与英国签订了一份条约，借此来表示自己对英国人来说依然有用。这一条约是由劳伦斯带到中东的。作为丘吉尔的全权代表，劳伦斯在汉志待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说服侯赛因国王签署这份条约。这份条约意在一并解决侯赛因从“一战”爆发之初为他自己和阿拉伯人提出的各种诉求。根据条约草案，英国将承认侯赛因为汉志国王，并且每年为他提供10万英镑的财政支持；作为回报，他必须承认法国在叙利亚和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托管权。侯赛因时而表示他愿意签署这一条约，但又屡次改变主意。劳伦斯表示，侯赛因有一次甚至要求“承认他对所有阿拉伯君主的统治权”。[65]劳伦斯认为，他已经无法与麦加的这位老人打交道了。于是，他转而让阿卜杜拉在条约上签了字。由于侯赛因拒绝签字，所以阿卜杜拉的签字并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劳伦斯似乎很赞许阿卜杜拉试图帮忙的举动。
在当了几个月的外约旦总督之后，阿卜杜拉对未来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起初，他让英国人以为他只打算在外约旦待很短的一段时间，因为相较于他在其他地方巨大的野心，这个地方并不算重要。T.E.劳伦斯确信自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劝说阿卜杜拉离开这里。到了1921年10月，劳伦斯却汇报说，阿卜杜拉打算在外约旦待下去。阿卜杜拉试图获得叙利亚的王位，而近期的事态发展让他相信法国人可能很快就会愿意与他达成妥协，实现他的目标。因此，他打算留在叙利亚周边地区。
与此同时，用一个能力更强的统治者替代阿卜杜拉的需求也变得没有那么紧迫了。阿拉伯半岛最伟大的探险家之一、强悍的英国人哈里·圣约翰·菲尔比（Harry St.John Philby）成了阿卜杜拉新的官方顾问。更重要的是，劳伦斯的友人F.G.皮克（F.G.Peake）上校正在打造一支在英国军官指挥下的贝都因正规军——后来，这支部队在皮克继任者约翰·格拉布（John Glubb）的手中发展成了令人敬畏的阿拉伯军团（Arab Legion）[66]。当地的法治和治安形势都在好转，同时还像劳伦斯所倡导的那样并没有增加太多开支。因此，劳伦斯开始转而相信让阿卜杜拉留在外约旦或许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把身为阿拉伯人的阿卜杜拉立为外约旦的统治者，同时把外约旦变成禁止犹太人移居的阿拉伯保留地，这一做法本身有违《贝尔福宣言》中关于扶植犹太民族家园的内容。如果英国人真的打算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人国度，那么在巴勒斯坦75%的土地上禁止犹太人移居，并且将其管理权交给一位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国际联盟将巴勒斯坦的托管权交给英国，这一授权中就包含了《贝尔福宣言》的内容。在1921年至1922年间，英国议会正在审议国际联盟让英国托管巴勒斯坦，以及在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同时保护非犹太居民权利的提议。丘吉尔的临时解决方案不鼓励，甚至不允许在巴勒斯坦东部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而这与国际联盟的托管方案是冲突的。于是，丘吉尔决定修改托管方案，以免除英国在约旦河以东贯彻《贝尔福宣言》的义务。
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们担心，在东部缩减犹太人领地可能会破坏他们的计划——要知道，在与法国人商议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黎巴嫩边界的时候，英国人已经在北部缩减过犹太人的领地了。哈伊姆·魏茨曼在1921年初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与法国达成的协议“隔绝了巴勒斯坦与利塔尼河（Litani），夺走了约旦河与耶尔穆克河上游地区，以及犹太人定居点中人们寄予最多期望的、位于太巴列湖[67]以东的富饶的平原地区”。至于外约旦，他写道：“基列（Gilead）、摩押（Moab）和以东（Edom），以及亚嫩河（Arnon）和雅博河（Jabbok）[68]……在历史上、地理上和经济上都与巴勒斯坦息息相关。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富饶平原被法国人拿走之后，犹太民族家园的兴旺发达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些地区。”[69]美国犹太复国运动领袖布兰代斯法官在1921年底给贝尔福发了一封电报，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对巴勒斯坦失去利塔尼河大为不满，还强调了外约旦平原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70]
不过，在外约旦分而治之的问题上，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们并没有大加挞伐。他们把这一举动看作权宜之计——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他们的看法与英国殖民地部不谋而合。殖民地部高级官员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沙克伯勒总结说，他和同事们还是达成了共识，决定暂时不让犹太复国运动进入外约旦，但也不会永久性地对其关上大门。[71]
丘吉尔没有预见到，把阿卜杜拉留在外约旦，有朝一日会让英国卷入沙特家族与哈希姆家族之间激烈的阿拉伯宗教战争。不过，在1922年，也就是阿卜杜拉来到外约旦短短一年之后，伊本·沙特的先头部队——狂热的瓦哈比兄弟会——就穿过了未勘定的沙漠边境，前来攻击阿卜杜拉。在被英军飞机和装甲车辆阻挠之前，三四千人之众的瓦哈比兄弟会骑兵一直杀到了距离安曼（今天约旦的首都）只有一小时路程（骑骆驼）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英国在治理与保卫外约旦这一任务中的投入远远超出了丘吉尔的本意，英国官员也很快不再认为阿卜杜拉能够解决问题，而是把他看作一个麻烦。[72]
不过，英国殖民地部对外约旦的这一临时性的行政安排恰好创造出了一个长期存续的政治现实。这位阿拉伯王子带着他的外国随员在安曼驻扎下来，成了巴勒斯坦托管地复杂政局中一个发挥着持久性作用的新要素。虽然不断有人提出应当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平分巴勒斯坦，但这一提法实际上忽略了一个事实：巴勒斯坦75%的土地已经给了一个并不出身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王朝。这个新创造出来的外约旦省，也就是后来的独立国家约旦，逐渐演变成了独立于巴勒斯坦其余部分的实体。到了今天，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一事实：约旦曾经一直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
[1]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4,Part 2:July 1919–March 1921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p.938.
[2] Ibid.,p.1249.
[3] Ibid.,p.1261.
[4] Ibid.,p.1267.
[5] Ibid.,p.1269.
[6]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4:1916–1922,The Stricken Worl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5),p.528.
[7] Ibid.,p.523.
[8] Ibid.,p.524.
[9] Ibid.,p.527.
[10] Ibid.
[11] The Letters of T.E.Lawrence,ed.by David Garnett (London:Jonathan Cape,1938),p.316.
[12] 几年之后，托马斯基于这一演出写了一本名叫《与劳伦斯在阿拉伯同行》（With Lawrence in Arabia）的书，复述了一遍这个他曾经演绎给全球上百万名观众的故事。这本书可读性很强，用夸张的手法生动地讲述了劳伦斯的职业生涯，但其中很多内容并不属实。例如，每期发行26份的《阿拉伯简报》，到了托马斯的笔下其发行量就缩减到了4份。（注：Lowell Thomas,With Lawrence in Arabia (New York and London:Century,1924),p.308.）在战争期间，费萨尔的部队一共有3500人，外加其兄弟手下的几千名士兵，到劳威尔·托马斯的书里就被夸大成了一支20万之众的阿拉伯大军。（注：Ibid.,p.131.）托马斯把基钦纳、温盖特、克莱顿、霍格斯、道内、乔伊斯、杨和其他重要的英国官员都放在了角落里，把年轻的T.E.劳伦斯描绘成了独自点燃并领导汉志起义的英雄人物。在托马斯的笔下，劳伦斯在1916年2月就来到了阿拉伯半岛的沙漠里煽动汉志起义；（注：Ibid.,p.407.）但实际上，当时的劳伦斯还在开罗的办公室里，一直到当年10月才第一次来到阿拉伯半岛。——原注
[13] John E.Mack,A Prince of Our Disorder:The Life of T.E.Lawrence (Boston:Little,Brown,1976),p.276.
[14] Desmond Stewart,T.E.Lawrence (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Row,1977);Mack,A Prince of Our Disorder;Phillip Knightley and Colin Simpson,The Secret Lives of Lawrence of Arabia (London:Thomas Nelson,1969).
[15] 皇家空军的掌门人休·特伦查德爵士（Sir Hugh Trenchard，时任皇家空军总参谋长）在1919年9月5日写信给皇家空军中东指挥官说：“从你的多封电报中可以看出，你恐怕没有感受到伦敦这边的氛围。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节约开支……”（注：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841.）——原注
[16] 他的计划是不惜一切代价节约开支。他削减军费开支的举动太过激进，让最重要的那位军事顾问十分紧张。帝国总参谋长在第二年的日记里写道：“丘吉尔肆意削减守备力量。他只考虑财政问题，全然不顾剩下的那点可怜的部队是不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他总结道：“温斯顿……正在干傻事，直奔灾难而去。”（注：Ibid.,p.1076.）实际上，丘吉尔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与当时的政治风向保持一致，牺牲其他方面，专注于节约开支。只有在与布尔什维克俄国打交道的时候，丘吉尔才不会把财政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这让英国政界回忆起他以往不遗余力、花钱如流水的作风。——原注
[17]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638.
[18] Ibid.,p.894.
[19] Ibid.,p.545.
[20] Ibid.,p.511.
[21] Ibid.,p.592.
[22] Ibid.,p.509.
[23] 从1919年起担任空军大臣的丘吉尔与空军总参谋长、有“皇家空军之父”美誉的休·特伦查德爵士一道主导了革命性运用空军力量，并使之服务于英国战后政策的探索。——原注
[24] Ibid.,p.217.
[25] Ibid.
[26] 丘吉尔一直担心劳合·乔治的反土耳其政策会招致土耳其人对伊拉克的进攻，因为当地英军完全无力抵挡。——原注
[27] Letters of T.E.Lawrence,p.291.
[28]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1334.
[29] Ibid.,p.1367.
[30] Ibid.,p.1377.
[31] Ibid.,p.1405.
[32] H.V.F.Winstone,Gertrude Bell (London:Jonathan Cape,1978),p.235.
[33]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1391.
[34] Ibid.,p.1383.
[35]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538.
[36] 也就是说，丘吉尔的助手们承认英国曾经在战时向侯赛因治下的阿拉伯人做出过实际承诺。这标志着英国官僚系统的重大态度转变，因为战时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诸如麦克马洪和克莱顿，都认为他们向侯赛因做出承诺时使用的措辞实际上意味着英国并没有真的做出什么承诺。在他们看来，那些承诺毫无意义。——原注
[37] Ibid.,pp.552–3.
[38]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p.1407–8.
[39] Ibid.,p.1408.
[40] Ibid.,p.1413.
[41]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553.
[42]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404.
[43] Ibid.,p.1428.
[44] Ibid.,p.1432.
[45]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516.
[46]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1414.
[47] Aaron S.Klieman,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The Cairo Conference of 1921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0),p.140.
[48] Ibid.,p.145.
[49] Ibid.,p.146.
[50] 塔利布是否有煽动暴力的行为，尚且存疑。在为《每日电讯报》记者举办的私人晚宴上，塔利布曾表示，如果英国不能公平地对待各位候选者，各部落可能会再一次揭竿而起。关于他的具体措辞，有着不同的记载。考克斯看到的记录来自格特鲁德·贝尔，而贝尔并没有参加那次晚宴。——原注
[51] Ibid.,p.156.
[52]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1966.
[53] Ibid.,p.1967.
[54]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817.
[55] Ibid.
[56] Ibid.,p.818.
[57] Ibid.
[58] 这一时期标志性事件之一发生在1922年初。珀西·考克斯爵士抢在伊拉克本土政府执政之前，把从底格里斯河畔的古城萨迈拉（Sāmarrā'）发掘出的一批文物送到了大英博物馆。（注：Winstone,Gertrude Bell,pp.242–3.）在此前的至少一个世纪中，欧洲的领事、旅行者和考古学家一直肆无忌惮地把在中东发现的古物、建筑和艺术品带回欧洲。到了1922年，考克斯担心这一情形即将在伊拉克画上句号。差不多与此同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在埃及的帝王谷完成了一次重大考古发现——他发现了图坦卡蒙法老的陵墓。但他做了一件以前的考古学家都不会去做的事情。1922年11月26日夜，卡特及其助手们秘密潜入墓穴，挑走了一批文物。随后，他们又重新封闭了墓穴。第二天，他们又代表新成立的埃及王国政府进入了墓穴，谎称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墓穴。从11月27日开始，埃及文物部的一位官员就一直守在现场，确保外国人无法再带走图坦卡蒙法老的任何宝藏。（注：Thomas Hoving,Tutankhamun: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78),pp.89 et seq.）——原注
[59] T.E.Lawrence to His Biographer,Liddell Hart (New York:Doubleday,Doran,1938),p.131.
[60] Klieman,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p.215.
[61] Ibid.,p.216.
[62] Ibid.,p.217.
[63] Ibid.,p.223.
[64] Ibid.,p.217.
[65] Mack,A Prince of Our Disorder,p.306.
[66] 这支部队最早负责维护外约旦地区的治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投入地中海和中东战场，二战后还参加过阿以战争。——译者注
[67] 太巴列湖（Lake Tiberia），亦称加利利海，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也是仅次于死海的海拔第二低的湖泊，今位于以色列境内。——译者注
[68] 基列、摩押、以东、亚嫩河、雅博河（今称扎卡河，约旦河重要支流）均为《圣经·旧约》中提到的地名，大部分位于今天的约旦境内。——译者注
[69] Klieman,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p.285–8.
[70] Ibid.,p.229.
[71] Ibid.,p.233.
[72] 在保护阿卜杜拉的同时，英国实际上让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分裂成了两部分——以约旦边境为界，两边各效忠于一个阿拉伯王室。到了1988年，人们还可以从两个国家的名字上看出它们的归属——沙特阿拉伯王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两个阿拉伯王室依然隔着国界对峙着。——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