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部分 俄国重返中东
53 揭去敌人的面纱
I
诚然，苏俄的确支持了波斯和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还试图帮助伊拉克的反抗分子。但是，俄国人既没有煽动，也没有指导这些运动。英国人指责布尔什维克的苏俄参与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国际阴谋，煽动了横跨整个中东的多场叛乱。他们对此越发深信不疑，但这并不是事实。各地的起义都发端于当地的特定局势，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其中许多场运动还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尽管苏俄试图对这些地方性运动加以利用，但无论是布尔什维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在这些运动中扮演的角色都是无足轻重的。不过，英国人的看法里有一点是正确的：英国已经与新兴的苏俄政权产生了冲突，而且试图利用当地反抗力量来反对英国统治的布尔什维克的确将中东视作英俄冲突的主要舞台之一。
英国和其他协约国的官员普遍认为，布尔什维克政变并非仅仅在世界大战中意外地帮助了德国那么简单，帮助德国根本就是布尔什维克政变的主要动机。因此，这些官员将布尔什维克视作敌方的代理人，而他们信奉的共产主义理论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幌子和宣传工具。对布尔什维克的这种看法与英国官员，特别是中东地区的英国官员早在大战爆发之前很久就产生的一种观点十分契合——他们把德国支持下的布尔什维主义放在了一种更古老的阴谋论框架中去理解：亲德的国际犹太人阴谋。
20世纪初在奥斯曼帝国发生的一切似乎证明了犹太人的亲德态度。我们在前文中曾经提到，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曾经向英国政府汇报说，青年土耳其党是犹太人手中的工具。今天的历史学家知道，菲茨莫里斯报告的内容并非事实，但是他的说法在当时被广为接受。等到C.U.P.执掌了国家权力，将奥斯曼帝国驶向德国的轨道，这就更成了犹太人与德国结盟的明证。
持这种观点的中东问题行家——如温盖特和克莱顿这些人——相信，伊斯兰教是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兼哈里发可以随意使用的一种武器。英国政界认为，既然犹太人控制下的青年土耳其党已经掌控了奥斯曼帝国政府，那么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和泛突厥主义运动就都已经落入了德国—犹太联盟的手中。
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英国官员才将俄国的第二次革命视作这个大阴谋的最新表现。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中有多位犹太人，因此，在英国政府中的许多人看来，让布尔什维克掌权不仅是德国人的目标，更是犹太人的计划。
于是，当战后的中东频繁爆发叛乱之际，英国官员很自然地认为这些都是一个长期阴谋的一部分。英国的情报部门将布尔什维主义和国际金融家、泛阿拉伯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伊斯兰教和俄国都描述为国际犹太人以及普鲁士主导下的德国联手筹划的大阴谋中的代理人。英国政界认为，像恩维尔和凯末尔这样的死敌其实是在为同一个阵营服务，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也是如此。
大量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穆斯林采取行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他们表达了强烈的反犹情绪，英国官员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是，这并不一定能改变他们有关犹太人控制了伊斯兰教的观点。英国人认为，伊斯兰教完全在哈里发的掌控下，而哈里发又是英国的敌人手中的棋子。这点让英国人十分担心。奇怪的是，即便在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兼哈里发已经形同囚徒，被关押于伊斯坦布尔之后，英国人依然持这样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阿拉伯人显然无法管理好自己，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应当由谁来统治——是土耳其傀儡背后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呢，还是英国人呢？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其正派、诚实，而敌人的优势在于土耳其人的政府是一个伊斯兰教的政府。因此，他们认定，就像布尔什维主义、土耳其人和俄国人一样，伊斯兰教也是犹太金融家和普鲁士将军们用来阴谋损害英国的工具。
把整个事情放在历史的聚光灯下观察，我们会看到这个阴谋论几乎荒唐到了疯狂的地步。但是，在那个时候，有许多原本头脑清醒正常、能够获得充分信息的英国官员对这个阴谋论全盘接受，至少是部分相信。此外，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支持这一理论：亚历山大·帕尔乌斯的所作所为。帕尔乌斯正是一个密谋帮助德国摧毁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他与伊斯坦布尔的青年土耳其党政权联系密切，并且在布尔什维克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场起义能够帮助德国赢得战争。他在战后也确实继续从事密谋工作。他符合温盖特和克莱顿对犹太人的全部想象：富有、从事颠覆活动、亲德。
考虑到这样的背景，英国情报机关在战后几年中的所作所为似乎就没有那么荒诞了。1919年5月5日，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火短短半年之后，一名英国情报人员向阿拉伯局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源于他与在瑞士避难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的大量谈话。在阿拉伯局的情报人员看来，协约国的胜利并没有终结敌人的反英情绪。相反，柏林的泛伊斯兰主义宣传局在印度、埃及、土耳其、波斯和其他地方继续着战时的工作，到处煽动“伊斯兰起义”。“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敌人已经联起手来，目标就是推翻英国在东方的统治，”这名情报人员报告说，“他们依靠德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支持……”[1]这份报告指出，为中东叛军和布尔什维克充当中间人的正是亚历山大·帕尔乌斯。
在美索不达米亚于次年爆发暴力事件之后，又有更多观点相似的情报报告浮现了出来。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份报告来自供职于印度事务部政治司的特别情报官N.N.E.布雷（N.N.E.Bray）。上文提到过的那份于1920年夏末流传于英国内阁的密谋关系图表正出自此人之手。布雷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运动都是由柏林方面通过瑞士和莫斯科煽动起来的。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布尔什维克也各怀鬼胎，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2]
布雷要求英国政府查出操纵这个影响广泛的国际阴谋的“规模不大的核心组织”。[3]英国政府始终未能找到这个组织，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但是，英国政府内的主流意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相信，英国的中东领地上发生的诸多叛乱是外部敌对势力协调策动的产物。英国外交部有几名官员认为，中东乱局的源头还是在这些中东国家内部，但持这种观点的官员只占少数。
事实上，的确有一股外部力量与中东所有的乱局有关，但英国政界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股力量就是英国自己。中东地区的居民以厌恶外邦人而闻名，而且这个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地区对被非穆斯林统治一事尤为敏感。因此，如果一个外来的基督教国家想在这里建立统治，它就应当预料到会遭遇当地人民的敌意。在中东世界，无论英国统治者走到哪里，他们都被一片阴影笼罩着，而那片阴影就是他们自己。
英国在中东面对着的，是当地人持久，甚至永无止境的反抗。这些反抗往往是单独发生的，经常只是些偶发事件。它们并不是由外国人策划的，而是针对外国人的。倘若大英帝国能在中东维持一支百万人规模的占领军，当地的居民可能会意识到英国的统治已经无法避免，奋起抗争已经毫无意义，从而屈服于现状。但是，只要英国开始撤军，中东地区的一系列叛乱就变得无法避免了。然而，正如基钦纳及其同僚在1908年之后将自己在中东的失败经历归咎于他人一样，英国的中东政策执行者们依然把自己面对的麻烦归咎于所谓受犹太人控制、受德国人影响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及其所谓国际分支（主要是伊斯兰势力和后来的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他们怪罪的对象一直从恩维尔延伸到亚历山大·帕尔乌斯和列宁。
II
1920年，一本哗众取宠、号称揭露了所谓全球阴谋起源的书首次在伦敦出版。这本书名叫《犹太人之祸》（The Jewish Peril），是《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一书的英译版。与此同时，该书的法文版也在巴黎出版。据说，这本书是19世纪末一次犹太人和共济会会议的纪要，他们在此次会议上密谋推翻资本主义和基督教世界，建立一个由犹太人和共济会共同统治的世界国家。
《锡安长老会纪要》最早出现在俄国，分别于1903年和1905年以报纸刊载和出版成书的形式发行。据说，这本书是由沙皇俄国的一位名叫谢尔盖·尼卢斯（Sergei Nilus）的官员发现的。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前，这本书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但是，由于多位布尔什维克领袖都是犹太人，同时共产主义理念与《锡安长老会纪要》中提出的理念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本书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开始广为流传。因此，在1920年，伦敦和巴黎开始有一些人对尼卢斯的说辞信以为真。《锡安长老会纪要》一书解释了为什么在东方各地会发生那么多针对英国的奇怪叛乱。
一直到了1921年夏天，也就是《锡安长老会纪要》在伦敦和巴黎流传了一年之后，才由《泰晤士报》驻伊斯坦布尔记者菲利普·格雷夫斯证明了其虚假性。菲利普·格雷夫斯揭露说，该书是由沙皇俄国的秘密警察一手炮制的。一位名叫米哈伊尔·拉斯罗夫列夫（Michael Raslovlef，此人的姓名直到1978年才公之于众）的白军流亡者告诉格雷夫斯，这本书甚至不是由沙俄的秘密警察亲自撰写的，而是剽窃的产物。拉斯罗夫列夫之所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格雷夫斯，只是因为他“急需用钱”。他向格雷夫斯证明，《锡安长老会纪要》里面整段整段的内容都抄自一位法国律师分别于1864年和1865年在日内瓦和布鲁塞尔出版的讽刺拿破仑三世的作品。[4]这部作品鲜为人知，只有寥寥几本尚存世上。拉斯罗夫列夫展示给格雷夫斯的那本是他从一名前沙俄秘密警察手中购买的，《泰晤士报》又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找到了一本。拉斯罗夫列夫说，如果不是这本书的存世量如此之少的话，肯定会有人在《锡安长老会纪要》出版之际就意识到这是一部剽窃之作。（人们后来发现，《锡安长老会纪要》还剽窃了其他一些书的内容，包括与那本法国讽刺作品出版时间几乎相同的一本幻想小说。）
III
在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英国舆论界看来，英国在中东遭遇的种种挫败不应当怪罪在外国阴谋家的头上，而应当归咎于英国官员，尤其是那些亲阿拉伯分子。伊拉克的起义让《泰晤士报》的一位中东特约记者大受震动，他在1920年9月20日发表的一份通讯中写道：“在经过仔细的研究后，我认为开罗的阿拉伯局、开罗的总司令部、巴勒斯坦占领区管理局和去年设立的叙利亚占领区管理局都对今天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生命损失和财产损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指控说：“英国的泛阿拉伯主义宣传是对当今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之一。”除了少数几名真心支持阿拉伯独立的英国官员之外，他谴责了那些“对阿拉伯人自我治理毫无信心，却坚信英国的帝国主义使命极度危险的英国官员”，称他们打着阿拉伯独立的旗号操控着阿拉伯事务。他没有明确点出温盖特、克莱顿和霍格斯的名字，但是他描述的正是他们。他认为，导致中东乱局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恰恰是这些人。
《泰晤士报》在当天的一篇头版文章中指责了阿拉伯局长期以来的一种设想，即在中东建立一个以侯赛因为国王的阿拉伯邦联：“……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应再做这个不切实际的阿拉伯邦联迷梦。”一年之后的1921年9月27日，《泰晤士报》驳斥了阿拉伯局提出的所谓英国在伊斯兰世界有着特殊使命的说法。《泰晤士报》意识到，在中东爆发的穆斯林叛乱往往都是针对欧洲基督教国家的统治的。该报写道：“这绝不是某一个欧洲国家有能力独自解决的问题。”
正如《泰晤士报》指出的那样，最大的危险在于英国承担了超出其能力范围的任务。该报认为，英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是国内的经济挑战。英国需要对国内进行投资，以便在经济与社会层面上实现复苏。因此，一个将大把金钱花在中东冒险上的政府才是对英国的最大威胁。《泰晤士报》在1921年7月18日的社论中就此事谴责了英国政府，文章说：“自从签署停火协议以来，他们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半游牧部落身上花费了将近1.5亿英镑的巨资；而与此同时，他们每年花在贫民窟改造上的资金却只有区区20万英镑，还被迫暂停了《1918年教育法案》规定下的全部开支。”
不过，就在《泰晤士报》指出英国的危险来自英国官僚体系的同时，英国官僚体系中的大部分人却依然把注意力放在苏俄对中东的威胁，以及应当如何应对这一威胁的问题上。
[1] 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23.Document M1/19/9.
[2] Aaron S.Klieman,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The Cairo Conference of 1921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0),p.58.
[3] Ibid.
[4] The Times,16 August 1985,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