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1920年
1917—1918年，艾伦比将军在将土耳其人逐出巴勒斯坦之后，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英国军政府。从那时起，这个军政府就被迫承担了一个不受欢迎且难以执行的任务：根据《贝尔福宣言》的原则，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为此，这个军政府一直十分怨恨伦敦政府。从一开始，艾伦比将军帐下的政治主官吉尔伯特·克莱顿和耶路撒冷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就避免释放出任何支持这一政策的信号。私下里，他们二人都赞同犹太复国主义，尽管克莱顿似乎是用最狭义的定义来理解这一概念：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更大的犹太社区，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文化中心和精神家园，但英国管理下的多民族的巴勒斯坦不会变成一个犹太人国家。而其他在巴勒斯坦工作的英国军官对犹太复国主义连这点基本的同情都没有，并且在这一问题上与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人站在一起。在他们看来，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肯定是由置身事外、对当地实际情况并不了解的官员制定的，明显只会带来麻烦。
而在犹太复国运动领袖们看来，英国当局态度摇摆，甚至干脆充满了敌意，这阻碍了他们试图让阿拉伯人接受《贝尔福宣言》的努力。他们认为，如果能让当地的阿拉伯人意识到《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政府必将推行的唯一政策，阿拉伯人就会默默接受这一现实，甚至还会欣然接受这一政策带来的好处。魏茨曼博士和犹太复国运动的其他领导者强调说，他们很愿意与阿拉伯人展开合作，新来的犹太人移民也不会从现有居民手中夺走任何东西，而是愿意购买荒地，进行开垦、移民。他们再三重申，犹太人的移民活动会给整个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中东世界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在巴勒斯坦，不同的阿拉伯社群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也有巨大的分歧。1919年2月，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穆斯林—基督徒协会召开的一次大会充分展现了这一点。在与会的30位活跃的政治人物中，大部分人同意搁置分歧，呼吁组建一个以费萨尔为首脑、以叙利亚为核心的阿拉伯邦联。但是，有些与会者更倾向于创造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有些人亲英，有些人则亲法。结果，30位代表中有5人没有在一项旨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上签字。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会代表及他们的同僚的政治观点很不稳定：有些曾经呼吁让费萨尔当国王的人后来转而反对他；亲英和反英的派别对调了对英国的态度；在看到法国对大马士革的征服之后，大叙利亚理想的支持者们被迫把关注点缩小到了巴勒斯坦英国托管地内部。
居住在城市里的大家族之间的对抗决定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格局。在英国占领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一对仇敌是耶路撒冷的侯赛尼家族（al-Husseini）和纳沙希比家族（al-Nashashibi）。在1920年，纳沙希比家族的政治态度从反英转变成了亲英，支持妥协。从此之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们认为自己已经与纳沙希比家族形成了互利合作的基础，并且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和谐相处。与此同时，侯赛尼家族却从英国的支持者变成了英国的反对者。然而，由于当地的英国政权表现出了对反犹太复国运动的同情，侯赛尼家族发现自己在阿拉伯人社会领导地位的竞争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如果连英国军官都认为阿拉伯人不应当做出让步，那么倾向于妥协的阿拉伯领袖们又怎么可能让他们的追随者理解让步的必要性呢？
1919年底，暴力冲突爆发了。贝都因部落袭击了上加利利的犹太人定居点，这里是英法两国军政府管辖区域之间的权力真空地带。1920年初，阿拉伯劫掠者进入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点，并在随后的枪战中杀死了数名定居者，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过的俄籍犹太人战争英雄约瑟夫·特鲁姆佩尔道上尉。
那一年春天，耶路撒冷将要爆发暴力事件的传言层出不穷。为了应对这一局势，曾经在艾伦比军中组建犹太军团的俄国犹太裔记者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取得了其他犹太复国运动领袖的同意，着手组建一个自卫组织。这个自卫组织中的大部分人都像他一样，是曾在英军的犹太军团中服役的老兵。亚博京斯基将创立自卫组织一事告诉了英国的耶路撒冷总督。他提出，希望能够获得英国当局的委任，并由英国当局给他们发放武器。英国人拒绝了。于是，他找到耶路撒冷旧城区的一名亚美尼亚军火走私贩子，从他那里购买武器。
在耶路撒冷，预料之中的暴力事件于1920年4月4日发生了。当时正值春季，是穆斯林纪念先知穆萨的节日期间。一些情绪亢奋的演说家将阿拉伯人煽动起来，发动了针对犹太人的动乱。在持续三天的动乱中，一些犹太人丧生，数百名犹太人受伤。[1]在有亚博京斯基的自卫组织巡逻的新耶路撒冷没有出现任何伤亡，所有的死伤都发生在耶路撒冷旧城区——英军不许亚博京斯基的部队进入旧城区。
在旧城区，暴徒们呼喊着“政府站在我们这一边！”，[2]这给旧城区的屠杀增添了更加不祥的色彩。等到英国军政府开始惩处肇事者时，人们意识到暴徒们的口号不无道理：只有少数几名暴徒被送上法庭接受严肃审判。亚博京斯基及其战友们却很快被送上了不公开的军事法庭，罪名是向自卫组织分发武器。他们被判处15年苦役，要在阿卡的要塞监狱里服刑。[3]这些判决激起了强烈的反弹，导致英国政府下令组建一个调查庭去调查军政府在巴勒斯坦的治理情况。
英国政府派出的调查庭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军政府官员们声称过错在犹太人一方，指责他们向穆斯林挑衅。犹太人一方的证人则指责英国军政府怂恿暴徒。在此之前，开罗的军事情报主管理查德·梅纳茨哈根被派到巴勒斯坦，负责向伦敦政府汇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的执行情况。他在法庭上证实了犹太人的说法。英国政府大为吃惊，接受了他们的证词。[4]
梅纳茨哈根在日记中坦言：“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不是依然如此自私，以至于无法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的价值。我知道的是，这个世界的确充斥着反犹主义，人们对犹太人的头脑和财富充满了怀疑。除了犹太人之外，这里只有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孤身一人……讽刺的是，我也经常会受到反犹情绪的影响……”[5]梅纳茨哈根担心，他的同僚身上的反犹主义情绪可能最终会演变为反犹主义行动。因此，他在巴勒斯坦期间一直在监视他们。他后来向艾伦比将军汇报说，他在军政府内部安插了一个眼线，结果发现那位在军政府里担任办公室主任的英军上校曾经与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穆夫提[6]密谋，意欲煽动新的反犹暴乱。[7]
在派出调查庭几个星期之后，伦敦政府解散了巴勒斯坦军政府，代之以一个文官政府。劳合·乔治任命赫伯特·塞缪尔为新政府的首脑，出任高级专员。身为犹太人的塞缪尔是自由党的领袖人物，他在1914年，也就是对土耳其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在英国政府里第一个提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英国保护下的犹太人家园。对塞缪尔的任命表明，英国首相在巴勒斯坦政策上并没有动摇。但是，军政府怂恿下的暴力事件却让伦敦政府内的其他人对支持犹太人家园一事产生了动摇。就连终其一生都热情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在1920年6月13日写给劳合·乔治的信中说：“为了控制住巴勒斯坦，我们每年要花掉600万英镑。犹太复国运动会继续与阿拉伯人产生摩擦。法国人……反对犹太复国运动，并且会试图让阿拉伯人把我们当成真正的敌人。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冒险……永远也不会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收益。”[8]
与此同时，在伊拉克又发生了惊人的起义，几乎耗尽了英国的财力。埃及的骚乱、阿富汗的战争、阿拉伯半岛的宗教战争、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叛乱和法属叙利亚的乱局，再加上伊拉克的起义，这一切都加深了英国政府内部对中东政策的疑虑，也让许多英国人相信，英国应当彻底撤出中东。
[1] Howard M.Sachar,A History of Israel: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Alfred A.Knopf,1976),p.123.
[2] Joseph B.Schechtman,Rebel and Statesman:The Vladimir Jabotinsky Story,the Early Years (New York:Thomas Yoseloff,1956),p.328.
[3] Ibid.,pp.329 et seq.;Sachar,History of Israel,p.123.
[4] Sachar,History of Israel,pp.123–4.
[5] Oxford.Rhodes House.Richard Meinertzhagen Diaries.Vol.21,p.126 (12—31—19).
[6] 穆夫提（Mufti）是负责解释伊斯兰教法的学者，通常是伊斯兰教法的权威。——译者注
[7] Ibid.,p.143 (4 July 1920).
[8]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4:1916–1922,The Stricken Worl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5),pp.4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