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入侵中东
35 圣诞大礼——耶路撒冷
I
随着戴维·劳合·乔治于1916年底成为首相，英国在东方的命运出现了好转。英印军队于1915年底向巴格达发动进攻，结果在1916年春天于库特战败投降。印度政府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中的昏庸无能让伦敦大为震怒，于是撤换了所有相关的高级官员。英国换上了新的印度事务大臣、新的印度总督和新的印度军队总司令，并且任命了一位新的司令官统率远征军。斯坦利·毛德（Stanley Maude）少将非常了解在美索不达米亚作战需要怎样的后勤供应。他在1916年12月重启战端，率领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英印军队进攻美索不达米亚，随后稳扎稳打，于1917年3月11日夺取了巴格达。
并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巴格达战役在英国的世界大战整体规划中的战略意义。不过，能够夺取这座与《天方夜谭》有着密切联系、富于魅力的古老都市，还是让新任英国首相浮想联翩。这场胜利到来的时机可谓是雪中送炭，而且让他产生了在耶路撒冷再奏凯歌的憧憬。
英军在底格里斯河的胜利带来了一个问题：英国应当如何处理它占领的奥斯曼帝国领土。印度政府不太情愿做出任何承诺，但它一直认为，如果美索不达米亚的巴士拉和巴格达地区有朝一日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它们就应当被纳入印度政府的势力范围。而在马克·赛克斯爵士和他在阿拉伯局的朋友们看来，让充满家长作风的印度政府统治这些地区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方案。赛克斯在1916年的一份备忘录里告诫内阁：“印度政府总是用一套非黑即白的老观念看待问题，但是用这种观念根本没法管理阿拉伯人。”[1]
在夺取巴格达之后，毛德少将统率的远征军的政治主官珀西·考克斯起草了一份给当地居民的公告。他的这份公告措辞保守，仅仅要求当地居民配合英印政府临时政权的管理。伦敦方面命令他不要发布这份公告。伦敦方面起草了好几份公告，最终战时内阁选择了马克·赛克斯爵士起草的那一份，在此基础上修改并发布。英国政府在公告中邀请阿拉伯人的领袖们——不过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人——与英国当局合作，参加政府。按照赛克斯的习惯，这份公告用词浮夸，高谈解放、自由、昔日的辉煌和未来的伟业，并且表达了让四面八方的阿拉伯民族实现统一的愿望。这份公告模糊地提到，应当在侯赛因国王的领导下在中东建立一个阿拉伯邦联。不过，侯赛因国王是逊尼派穆斯林，而巴士拉和巴格达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已经分道扬镳了1000多年，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隔阂。
毛德少将对赛克斯起草的公告版本持反对态度。作为军人，他认为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就有必要建立一个英国行政当局以维持治安。而且，他注意到，尽管这份公告提出给巴格达的阿拉伯人一定的自治权利，但在他看来，这份公告忽略了一个事实：巴格达城的大部分居民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犹太人。[2]
不过，伦敦方面还是强令毛德少将和珀西·考克斯爵士使用赛克斯起草的公告。这一公告的内容让人们十分困惑。显然，这份公告不打算让英印占领军统治美索不达米亚，但它又没有说明应该由谁来统治。
1917年3月16日，战时内阁组建了由寇松勋爵领衔的美索不达米亚管理委员会，由这一机构来决定应当在占领区采用何种政府模式。委员会决定，巴士拉地区应当由英国直接管理，而不是由英印政府管理；与此同时，巴格达地区应当成为一个在英国保护下的阿拉伯政治实体，或是成为这样一个实体的一部分。此外，印度裔人员应当撤出上述占领区。
毛德少将发电报给他的上级表示：“根据当地的现实情况，除了英国军官之外，我们无法找到有能力与军事机关和当地居民打交道，且适合安排在重要职位上的人选。在我们给这座大厦装上阿拉伯门脸之前，似乎有必要先打好法律与秩序的基础。”[3]珀西·考克斯爵士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问伦敦，应当由什么人来充当巴格达的阿拉伯领导者。
显然，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构成，伦敦方面要么是一无所知，要么是没有加以考虑。居少数的逊尼派穆斯林和占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相互厌恶；各个部落和部族之间充满恩怨矛盾；历史和地理因素将这一地区割裂开来；犹太人社群在巴格达城中支配了商贸活动。以上种种因素，都让英国人难以在这里建立起一个既允许各族群表达自己的意见，又能实施有效管理，同时还能获得广泛支持的单一的统一政府。
考克斯还提出了另一个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而伦敦方面显然也没有考虑清楚这个问题。在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英军里，劳工和其他非战斗支持人员都是印度人。如果英国内阁真的要让印度人离开美索不达米亚，那么要由谁来填补这些人离开后留下的空缺呢？不仅如此，在土耳其的统治下，这一地区的司法体系都受伊斯坦布尔的高级法院节制，当地的案件也可以向伊斯坦布尔方面上诉。而在毛德少将治下，印度的司法体系也发挥了类似于伊斯坦布尔高级法院的作用。然而，一旦切断这一地区与印度之间的联系，这里的司法体系又当如何是好呢？
对此，美索不达米亚管理委员会并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奥斯曼帝国政府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行政机构已经不复存在，而除了来自英属印度的人员之外，这里又没有任何有经验的官员能够组成一个足以取而代之的行政机构。战争还在继续，每天都有新的命令和行政指令需要执行，公共设施和服务也需要有人管理。这些事情要由谁来做呢？
伦敦方面被迫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最终只好接受由印度政府来管理这一地区，只要大家都认可这一管理不是永久性的。由于赛克斯的公告是以毛德少将的名义发出的，因此毛德少将既需要负责宣传这一公告，同时又不能鼓励人们严格按照公告的内容行事。英国人最终采取的这种折中方案，看起来简直像是故意要制造不满和不安：一方面，他们在一个并不寻求独立自主的地区做出了保证其独立的承诺；另一方面，由占领军组成的军政权力机关又要设法阻止这一地区真正独立。
美索不达米亚是英国在战争中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地区。很显然，英国对当地居民中的一部分做出了慷慨的承诺，但白厅没有想清楚应当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履行其承诺。对于英国接下来要进占的地区——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这表明，在马克·赛克斯爵士和他的同僚们为中东制定政策时，并没有事先考虑这些政策在当前的条件下是否可行；而且，即便这些政策可行，他们也没有考虑当地的英国官员是否愿意执行。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显然，当英国政府决定在亚洲取代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怎样的局面。如果连英属印度占领邻近的美索不达米亚都会产生这么多混乱的话，那么当英属埃及向一个国际利益错综复杂的地区进军时，自然将面对更多的麻烦。这个地区，就是巴勒斯坦。
II
赶赴埃及的新任指挥官是埃德蒙·艾伦比将军，这位骑兵指挥官曾经在法国有着杰出的作战与指挥表现。1917年6月，在史末资下定决心不接受这一任命之后，艾伦比成了下一个人选。首相给艾伦比的指示是占领巴勒斯坦，并且在圣诞节之前拿下耶路撒冷。
艾伦比给埃及远征军带来了动力和纪律，以及一种新的专业主义精神。他选择了理查德·梅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上校担任军事情报官，此人曾经在东非为史末资效力，从事性质类似的工作，而且成绩斐然。梅纳茨哈根又选择了奥斯曼问题专家温德姆·迪兹在他手下效命，负责政治情报工作。
梅纳茨哈根负责掌管敌后的情报工作，试图为艾伦比入侵巴勒斯坦的行动铺平道路。梅纳茨哈根曾经怀有强烈的反犹情绪，但阿龙·阿隆索赫恩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间谍网为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情报，进而改变了他的想法。不过，为了赢得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的尊敬和友谊，阿隆索赫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的间谍网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者暴露在了土耳其人的报复威胁之下。而且，这个时机真是糟得不能更糟了，因为当地的奥斯曼帝国当局原本就虎视眈眈，打算消灭那里的犹太人社群。1917年春天，杰马尔帕夏在逾越节当天驱逐了雅法（Jaff）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我们并不清楚杰马尔打算把这些人赶到哪里去，不过他曾模糊地提到过叙利亚的内陆地区。逃难者缺吃少穿，历尽苦难，他们的惨状勾起了人们对亚美尼亚人受迫害的回忆。不久之后，杰马尔又表示他打算驱逐耶路撒冷城中的平民，其中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多亏了德国外交部的强硬干预，一场悲剧才免于发生。
在这样的环境下，倘若阿隆索赫恩渗透广泛且卓有成效的间谍行动被人发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必将面临灭顶之灾，而阿隆索赫恩的行动最终确实暴露了。1917年10月，土耳其人逮捕了他的妹妹萨拉·阿隆索赫恩（Sarah Aaronsohn）和她的几位同伴，并对他们加以折磨拷打。一些人被绞死，萨拉·阿隆索赫恩则在遭受了四天的折磨之后设法自杀了。如果不是德国人和塔拉特插手，对犹太人的报复原本会接踵而至。不过，到了1917年底，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还是只剩下了原来的1/3，其他人大部分已经死于饥馑或疾病。
III
在为英国入侵巴勒斯坦做准备的过程中，阿龙·阿隆索赫恩手下犹太人的才干给梅纳茨哈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反，费萨尔帐下的阿拉伯人就没有那么出色了。
T.E.劳伦斯是英国开罗行政当局与费萨尔的阿拉伯游击队之间的联络官，但开罗方面几乎与他失去了联系。1917年春天，劳伦斯消失在了沙漠之中。英国在开罗的军事机关则在前一年就对阿拉伯起义失去了兴趣，因此对劳伦斯和费萨尔究竟在做些什么漠不关心。
劳伦斯跟着奥达·阿布·塔伊（Auda abu Tayi）走了。此人是阿拉伯半岛北部贝都因部落联盟的酋长，劳伦斯花了1万英镑获取了他的效忠。他们的目标是亚喀巴（Aqaba）——位于巴勒斯坦南端的一座静谧小港。这座港口坐落在红海一个海湾的深处。这个海湾太过狭窄，只要沿岸的炮台还在敌人的手里，英国皇家海军就不敢冒险驶入。这里驻扎着数百名奥斯曼帝国守军，他们的阵地和炮位都是面朝大海布置的。因此，奥达的部众打算从后方发动奇袭，一举拿下亚喀巴。[4]
虽然劳伦斯也一同前往，但领导这次远征的是奥达。奥达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贝都因人的狡黠，率领部众沿着阿拉伯半岛的海岸向北进入沙漠地带，让人无法发现他们的行踪。两个月之后，他们突然出现在巴勒斯坦南部。7月10日，他们奇袭亚喀巴，打了当地弱小的土耳其守军一个措手不及。尽管刚刚在沙漠里煎熬了两个月，但劳伦斯还是立刻启程，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危险的旅途。他打算穿过敌人控制下的不毛之地，向苏伊士进发，向英国人汇报奥达成功夺取亚喀巴的消息。就在艾伦比将军来到埃及接管英军指挥权后不久，穿着一身阿拉伯服装的劳伦斯出人意料地从西奈沙漠里现身，成了英军司令部里轰动一时的新闻。
劳伦斯身上有许多美德，但诚实不是其中之一。他把他的幻想包装成了现实。几个月之前，他给克莱顿准将写了一封信，描述了一次他自称由他亲自完成的远行，但他的记述几乎全是虚构。现在，他更是有了可以用来夸大吹嘘的个人经历。他让他的听众们相信，是他本人在亚喀巴战役中扮演了主要角色。[5]就这样，从亚喀巴带着胜利的消息归来的劳伦斯把自己包装成了一名战场上的英雄，这一包装过程用时九个月。而对于英国军官来说，真正赢得了胜利的奥达·阿布·塔伊——东部哈威塔特人[6]的酋长——的名字太过拗口，因此没人提及。所以，就像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英国军官们都说“是劳伦斯夺取了亚喀巴”。
不论亚喀巴的胜利应该归功于谁，夺取亚喀巴都彻底改变了汉志起义。在此之前，汉志起义军被麦地那的土耳其守军挡在了阿拉伯半岛内部；现在，英国皇家海军可以把阿拉伯部落武装运送到巴勒斯坦。因此，侯赛因的部队第一次有了投身英国与土耳其交战的正面战场的机会。劳伦斯让艾伦比相信，阿拉伯非正规军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战役中助英军一臂之力。
艾伦比同意了劳伦斯的方案，打算把依然留在汉志的费萨尔和他的一小部分部落武装精锐从英国人控制下的阿拉伯半岛海岸运送到250英里[7]海路之外的亚喀巴。艾伦比计划在秋天发动巴勒斯坦战役，而费萨尔的部队可以在英军的右翼活动，来牵制敌军。这一计划意味着费萨尔要离开汉志以及他的父亲和兄弟，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一计划。他被委任为英军将领，在艾伦比帐下效力。
几个月之前，阿拉伯局曾经考虑过让费萨尔的部队参加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战役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1917年5月16日，阿拉伯局向克莱顿汇报说，费萨尔手下的贝都因人无法与正规军抗衡；此外，如果他们在行动中进入定居地区，可能会招致城镇居民的不满。阿拉伯局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从奥斯曼军队的叙利亚逃亡者中招募兵员，让他们投到费萨尔帐下效力，从而“让谢里夫费萨尔的军事行动变成以解放这些地区为目标的有组织的活动，而不是一系列随性为之的针对铁路的突袭”。[8][9]
IV
1917年秋天，艾伦比发动了入侵巴勒斯坦的战役。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德国指挥官预计艾伦比会进攻加沙沿岸地区，毕竟这里是进入巴勒斯坦最明显的通道。因此，他们在加沙沿岸地区做了大量的防御准备工作。艾伦比仅仅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佯攻。与此同时，他的主力部队迅速而隐秘地穿越沙漠，攻击了内陆的贝尔谢巴（Beersheba）。奥斯曼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皇撤退。
土耳其人之所以会被打一个措手不及，梅纳茨哈根功不可没。10月10日，梅纳茨哈根骑马进入无人区，遇到了奥斯曼骑兵巡逻队。他在对方开枪后佯装中枪，并且遗失了一个染了血迹的袋子。袋子里装着英国的机密文件，文件内容表明英军的主攻方向将是加沙。劳合·乔治后来写道，“是梅纳茨哈根的诡计让我们赢得了这场战斗”，他评价道，“我在各国军中从未见过比他更能干、更成功的人物”，又补充说，“尽管他的军衔在战争中最高只升到了上校”。[10]
艾伦比的部队沿着加沙—贝尔谢巴一线推进，费萨尔的部队则在英军的右翼袭扰土耳其军队。作为英国和阿拉伯军官之间的联络官，T.E.劳伦斯从少校一直升迁到上校。他在这场战役中丰富多彩的经历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同时也招来了许多人的嫉妒。
法国派到汉志的代表布雷蒙后来充满妒意地说，劳伦斯“代表着”20万英镑。[11]不过，实际数字不止于此。到战争结束时，阿拉伯起义耗费英国的资金至少是这个数字的50倍之多。不管具体数额是多少，在当时那都是很大的一笔钱，对于沙漠中的贝都因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些贝都因部落从没见过这么多财富。劳伦斯带来的钱财不仅改变了这些部落的立场，而且还让这位掌管钱财的英国年轻人改头换面，他的阿拉伯长袍变得比费萨尔的长袍更加华丽。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人问一位贝都因谢赫是否还记得劳伦斯，此人回答说：“他就是那个带着金子的人。”[12]
要把金子安全地送到劳伦斯手中，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值得信赖的人并不多。在开罗，温德姆·迪兹会在星期六下午亲自把金子装箱，然后看着它们被搬到骆驼身上，踏上前往沙漠、送交劳伦斯的旅程。
除了偶尔加入行动的部落武装之外，费萨尔的部队包括大约1000名贝都因人和大约2500名来自奥斯曼军队的前战俘。英国人希望这些前战俘可以把费萨尔的部队改造得像一支正规军，但最初的进展让他们很失望。1917年底，美国国务院驻开罗的一位代表汇报说，费萨尔的军队依然“无法对付纪律严明的敌军”。他的报告无疑反映了当时在开罗的英国人的看法。[13]
劳伦斯的突击队也令人感到失望。艾伦比给他们布置了特殊的任务，让他们去爆破一座高拱桥，切断以耶路撒冷为大本营的奥斯曼军队的铁路交通线。劳伦斯和他的人没能完成这个任务。不过，在把土耳其人的右翼逼退到雅法以北之后，艾伦比还是直插犹地亚山区，成功夺取了耶路撒冷——甚至赶在了圣诞节之前。劳伦斯对自己的失败十分自责，但艾伦比并没有责怪他，反而邀请身为克莱顿准将帐下参谋军官的劳伦斯参加了耶路撒冷的入城式。
V
1917年12月11日，埃德蒙·艾伦比爵士率领手下军官从雅法门步行进入了圣城耶路撒冷。艾伦比在希律城堡宣读文告，宣布对该城实行军事管制。艾伦比对法国代表皮科解释说，由于该城处于军事管理区内，当地的军政大权完全由军队指挥官掌控。身为军队指挥官的艾伦比将有权决定军事管理持续到何时为止。艾伦比表示，只有在军事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他才能在这里恢复民政管理。在此之前，有关《赛克斯—皮科协定》和巴勒斯坦最终处置的问题都要暂时搁置。
首相把耶路撒冷称作“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而他的圣诞节梦想就是解放这座城市。他后来提到，随着耶路撒冷的解放，基督教世界得以“重新控制其最为神圣的圣地”。[14]他宣称，占领巴格达和耶路撒冷不仅在心理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带来实际层面的影响：“多年来，我们在战争指挥上的无能让土耳其人获得了军事上的虚名。这次的胜利不仅让我们开始瓦解他们的虚名，而且也对最终的胜利做出了实际的贡献。”[15]
在夺取耶路撒冷之后，费萨尔的阿拉伯武装又在一些阿拉伯军官或英国军官的帐下效命，展现了自身的价值。在外约旦，突袭队继续着打了就跑的游击战策略，而由乔伊斯训练、被他的同僚休伯特·杨运送到前线的正规军则打破了英国情报官员一直以来对他们的成见——英国情报官员此前向来认为阿拉伯人无法正面抗衡土耳其军队。在战役的下一个阶段，艾伦比为他们准备了一项重要的任务，打算让他们在英军右翼打乱土耳其人的部署。
此时的艾伦比本来可以率军继续向大马士革进发，并且从那里对伊斯坦布尔发动进攻，给奥斯曼帝国致命一击。但是，他现在却不得不停手。由于俄国已经投降，鲁登道夫得以把东线的德军调到西线。因此，德国人正在准备向西欧发动一场进攻。突然之间，艾伦比就被迫把几乎全部英国军队送回欧洲去。1918年春季的第一天，德军在法国北部发动突然袭击，攻破了协约国的防线，他们有机会在增援的美军赶到战场之前就赢得战争的胜利。鲁登道夫的猛攻一直到夏天才告一段落。在此期间，艾伦比就一直待在巴勒斯坦，为了未来的行动重建部队。
从圣诞节开始到夏末，就在艾伦比等待时机重新发动攻势的同时，英国政府和协约国阵营就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最终分配问题展开了政治斗争。与此同时，恩维尔帕夏在北方发动了一场属于他自己的“鲁登道夫攻势”，意欲夺取俄国境内突厥语族人口居住的地区——阿塞拜疆和前沙俄突厥总督区，他甚至还想继续进攻波斯、阿富汗和印度，趁英国军队远在欧洲之际夺取大英帝国的东部领土。
事后看来，恩维尔的攻势就像鲁登道夫的攻势一样，看上去像是赌徒的孤注一掷。但是，在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和意图是难以评估的。而且，奥斯曼军队的攻势还将把此前尚未卷入战争的广袤的中东地区北部带到世界大战和国际政治的聚光灯下。
就在恩维尔向北部和东部发动进攻的同时，艾伦比终于得到了从西部向恩维尔的部队发动进攻的机会。
[1] Briton Cooper Busch,Britain,India,and the Arabs,1914–1921 (Berkeley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21.
[2] 当时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认为并非如此。无论如何，犹太人的确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巴格达与耶路撒冷当时是亚洲犹太居民最多的两座城市。早在1000年前，巴格达就成了犹太人流亡领袖——大流散之后东方的犹太教首领——的居住地，因而成了东方犹太教的首府。从巴比伦之囚的时代起——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就有大量的犹太人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说，在阿拉伯人于公元634年到来之前，犹太人已经在这里定居了约1000年。——原注
[3] Ibid.,pp.139–40.
[4] 这很可能是劳伦斯的主意，不过奥达和费萨尔自己也可能会想到这个主意。——原注
[5] Desmond Stewart,T.E.Lawrence (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Row,1977),pp.166–8.
[6] 哈威塔特人（Howeitat），外约旦（约旦河东岸地区，现为约旦王国）的一个部落联盟。——译者注
[7]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8] 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18.Document TU/17/3.
[9] 费萨尔一到达亚喀巴，英国军官们就开始把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并且为他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指导。驻扎在亚喀巴的皮尔斯·查尔斯·乔伊斯（Pierce Charles Joyce）中校是被派驻到费萨尔军中的英军高级军官，同时也是汉志行动的指挥官，向艾伦比的参谋部里的艾伦·道内（Alan Dawnay）上校汇报。他们二人是掌管阿拉伯军队的主要英国军官，道内负责谋划，乔伊斯负责执行。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战役中指挥澳大利亚军队的哈里·肖韦尔（Harry Chauvel）后来写道：“在所有阿拉伯军队中，只有乔伊斯负责组织的那支部队真正具有战斗力。我一直认为，他在汉志行动中的贡献胜过其他所有英国军官。”（注：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Allenby Papers.DS 244.4.）——原注
[10] War Memoirs of David Lloyd George,Vol.6:1918 (Boston:Little,Brown,1937),p.203.
[11] General Ed.Brémond,Le Hedjaz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Paris:Payot,1931),p.9.
[12] David Holden and Richard Johns,The House of Saud: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ost Powerful Dynasty in the Arab World (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81),p.53.
[13]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William Yale Papers.DS 149,DS 244.4,DS 126.1.
[14] War Memoirs of David Lloyd George,Vol.4:1917 (Boston:Little,Brown,1934),p.98.
[15] Ibid.,p.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