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向阿拉伯人承诺
I
当赛克斯于1915年底从东方回到伦敦的时候，他其实带回了一个比创立阿拉伯局的主意更让人惊讶、影响力也更持久的消息：一个神秘的阿拉伯年轻人宣称他和他的朋友们可以在战争中帮助英国。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穆罕默德·谢里夫·法鲁基（Muhammed Sharif al-Faruqi）。
当时的人们对法鲁基一无所知，即便到了今天，我们对他也知之甚少。他在1915年的秋天走进人们的视野，在1916年吸引了英国政府的目光，随后又走出了人们的视线范围，直到在1920年的一场部落冲突中英年早逝，死于伊拉克境内的一条道路上。在1915—1916年出现在聚光灯下的这若干个月中，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英国向法国、俄国、阿拉伯人和其他势力做出了有关战后中东安排的让步承诺。作为英国官员和阿拉伯领袖之间的中间人，他传达的信息要么是被听者误解了，要么就是他自己有意曲解了信息，没人能说得清他的动机。对于20世纪的中东来说，他在当时留下的种种误解，直到今天尚未完全消散。
II
围绕法鲁基发生的一切令人惊奇的故事，源头可以追溯到基钦纳伯爵在战争刚爆发时与麦加的埃米尔侯赛因达成的准协议。上文中提到过，基钦纳伯爵只把侯赛因视作一位精神领袖，而不认为他在世俗事务上有什么力量。[1]他在1914年秋天开始与侯赛因联络，并且与其达成了令双方都感到满意的条款。侯赛因[2]暂时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他只要不利用他的宗教权威在奥斯曼战争中与英国作对即可（基钦纳原本很担心这一点）；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他还可以利用他的宗教权威来帮助英国（基钦纳希望侯赛因可以在战争结束后英俄两国之间产生矛盾时这样做）。
事情本来就这样在1915年初定了下来。然而，在半年之后的1915年夏天，开罗的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却意外地收到一封来自侯赛因的信。侯赛因在信中未做任何解释，直接要求将亚洲的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变成一个独立的王国，并交给他统治。（如前所述，英国官员并没有意识到，当他们提出让侯赛因成为阿拉伯哈里发的时候，侯赛因接收到的信号是英国人要交给他一个王国。而在那个时候，真正吸引侯赛因的也并不是哈里发的称号，而是这个王国。）
在几个月的沉寂之后，侯赛因突然不加解释地抛出这样让人始料未及的要求，着实让英国驻开罗当局感到又吃惊又可笑。罗纳德·斯托尔斯觉得此事十分可笑，他认为侯赛因应当满足于保住汉志这一省份的统治权。斯托尔斯评论说，侯赛因“很清楚他所索要的东西根本就是他没有权利，没有希望，也没有能力索要的，他可能只是想抛出来一个开价，在此基础上继续谈判”。[3]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不想让侯赛因失望，于是很温和地回复他说，等到战争结束再讨论中东的疆界问题比较合适。
不过，侯赛因突然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的举动，并不像当时的开罗当局认为的那样毫无道理。麦克马洪和斯托尔斯并不知道1915年1月在麦加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侯赛因找到了书面证据，证实奥斯曼帝国政府计划在战争结束后将他罢黜。实际上，要不是战争爆发，他们早就把侯赛因罢黜了。[4]发现此事后，侯赛因立刻派自己的儿子费萨尔去伊斯坦布尔面见大维齐尔，结果却发现奥斯曼帝国政府已经打定主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鉴于青年土耳其党计划罢黜自己，侯赛因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本意，考虑在战争中倒戈反对土耳其。侯赛因担心这样做会让自己被整个阿拉伯世界孤立，于是派费萨尔到大马士革去试探那些把总部设在那里的阿拉伯秘密社团的口风，看是否有可能得到它们的支持。在执行这次任务的过程中，费萨尔一共在大马士革停留了两次：一次是在前往伊斯坦布尔拜见大维齐尔的路上，一次是在从伊斯坦布尔返回的途中。
1915年3月下旬，费萨尔第一次在大马士革停留。他得知，有三个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奥斯曼陆军师集结在大马士革地区，而秘密社团里的阴谋家们相信，这三个陆军师会响应自己的号召。这些秘密社团的成员经常谈论发动反对土耳其的叛乱这件事，但又对真正付诸行动持保留意见。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德国很快就会赢得战争，因而不想加入行将战败的阵营。另一方面，在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协约国之间，他们宁愿选择被同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统治，而不是被来自欧洲的基督徒统治。
虽然缺乏证据证明他们的计划，但这些秘密社团显然倾向于让英国人和土耳其人竞价，争夺阿拉伯人的忠诚。他们通过费萨尔建议侯赛因，劝他不要加入协约国一方，除非英国承诺支持西亚的大部分阿拉伯地区获得独立。一旦拿到英国人的承诺，这些秘密社团就又可以以此来要挟奥斯曼帝国了。
在大马士革的会见结束后，费萨尔来到伊斯坦布尔与大维齐尔见面。1915年5月23日，当在返程途中又经过大马士革时，他发现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耳其政府任命的叙利亚总督杰马尔帕夏觉察到了阿拉伯人的密谋，采取行动实施镇压。杰马尔摧毁了秘密社团，社团的核心人物或是被捕，或是逃散。他还把三个阿拉伯陆军师拆散，将其中许多军官派到了加利波利或其他地方。[5]
剩下的少数几位密谋者（有人说有6位，还有人说有9位[6]）告诉费萨尔，他们现在已经无力发起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了。他们说，这一任务应该交给侯赛因，只要他能先诱使英国人承诺支持阿拉伯独立，他们就愿意追随侯赛因。
秘密社团的人员起草了一份文件，画出了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未来的疆界，这份文件被称作《大马士革议定书》（Damascus Protocol）。费萨尔把这份文件从大马士革带回了麦加。这份议定书阐明了埃米尔侯赛因应当向英国人提出哪些诉求。对于侯赛因来说，提出这些诉求毫无损失，不仅可以让他在举事时获得这些秘密社团的支持（他们的支持有多大价值另当别论），还可以让他更有资格成为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政界的领导者，同时也能让他支持基督教国家和反对同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的行为更具正当性。于是，他在1915年夏天将包含《大马士革议定书》中提出的要求的信函发给了开罗的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但是，就像前文所说，他提出的要求并没有得到英国人的认真对待。
III
在费萨尔于1915年初第一次途经大马士革的时候，来自摩苏尔（Mosul）、时年24岁的穆罕默德·谢里夫·法鲁基中尉还只是一名驻扎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裔奥斯曼帝国参谋军官，他同时也是一个秘密社团的成员。他可能是当时与费萨尔会面的秘密社团成员之一，也可能是从参与会面的同僚那里得知了会面的内容。
杰马尔帕夏把一些参与秘密社团的军官调离了大马士革，送到了伤亡率很高的加利波利前线，法鲁基也是其中之一。把可疑的阿拉伯阴谋分子送到前线送死，似乎是杰马尔镇压叛乱的手段之一。不过，鉴于奥斯曼帝国正在加利波利打着一场生死攸关的战役，把更多的部队送到那里在军事上也是合理的。因此，法鲁基可能猜测过，杰马尔是不是因为他有叛国嫌疑才把他送到了加利波利，但他并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法鲁基依然与留在大马士革的秘密社团的军官们保持着联系，并从他们口中获得了更多有关费萨尔和侯赛因的信息。他得知，只要英国人愿意支持秘密社团制订的阿拉伯独立方案——《大马士革议定书》，大马士革秘密社团的残余力量就会支持侯赛因领导一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阿拉伯革命。他还得知，侯赛因已经在1915年夏天写信给开罗的英国人，阐述了《大马士革议定书》的内容，并以此为条件，要求英国人支持他成为一个涵盖绝大部分西亚阿拉伯地区的阿拉伯王国的君主。
1915年秋天，在加利波利的奥斯曼军中服役的法鲁基中尉叛逃到了协约国军队的阵地。他宣称自己有重要的情报要带给英国在开罗的情报机关，于是被迅速送往埃及审问。他或许是担心杰马尔很快就能找到他参与反土耳其密谋的证据，于是先走一步；他也可能就是想成为一个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独行侠，扬名立万。不论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他完全是凭自己的冲动行事的，并没有任何人交给他任何任务。
法鲁基几乎不会说英语。凭借残缺零碎的历史记录，我们也很难说得清人们是否正确理解了他所表达的意思，还是说有人故意曲解了他的话，让他“说出”了他们自己想听的话。在英国情报官员讯问的过程中，这位年轻军官宣称自己是秘密的阿拉伯军事社团阿赫德的成员，他还提到了该组织在大马士革的领导人——奥斯曼第十二师的总参谋长亚辛·哈希米（Yasin al-Hashimi）将军。法鲁基坦陈，“我没有得到官方授权与你们讨论”阿赫德组织的提议。但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这位年轻的叛逃者又佯装成该组织的发言人，而开罗的英国情报机关负责人吉尔伯特·克莱顿也对此信以为真。[7]英国情报机关轻易就相信了法鲁基那未经佐证的故事，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实际上，他既不是阿赫德组织的代表，也不是任何一个组织的代表。克莱顿完全被愚弄了。
法鲁基之所以能宣称自己代表了阿赫德组织，是因为他从大马士革的同僚们那里得知了英国人与谢里夫侯赛因通信的细节，很清楚侯赛因在1915年夏天对开罗提出的要求。
法鲁基自称代表了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军官，要求英国承诺支持阿拉伯人在侯赛因划定的疆界内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在英国情报机关看来，他的要求一经提出，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克莱顿认为，阿拉伯人提出的两套要求别无二致，而且都与阿赫德组织的创始人马斯里和开罗其他阿拉伯流亡者从战争伊始就提出的要求完全一样，这绝非巧合。如果这些秘密社团也在支持侯赛因，那么这位麦加的埃米尔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他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领地。倘若这些阿拉伯秘密社团真的像法鲁基宣称的那样强大（克莱顿也误以为真的如此），那么侯赛因就代表了数十万的奥斯曼军人和数百万的奥斯曼臣民。
法鲁基警告说，克莱顿和他的同僚们必须马上答复侯赛因。法鲁基表示，如果英国人想要让阿赫德组织在奥斯曼帝国内部领导一场阿拉伯起义，他们就必须保证讲阿拉伯语的中东地区可以获得独立。这名年轻人给英国人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必须在几个星期之内接受他的提议，否则阿拉伯人就会倒向德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方。
开罗方面兴奋不已。1915年10月10日，罗纳德·斯托尔斯在给菲茨杰拉德（或者说基钦纳）的信中写道：“阿拉伯问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8]差不多与此同时，克莱顿也为埃及英军的指挥官马克斯韦尔将军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概述了他与法鲁基的交谈记录。马克斯韦尔立刻在10月12日给基钦纳发电报，告诉他在敌后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组织”，正是这个组织炮制了侯赛因的提议，如果英国不能与这个组织达成协议，阿拉伯人就会倒向敌人一方。[9][10]
显然，基钦纳在开罗的追随者们相信，一场阿拉伯叛乱可以拯救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利波利半岛边缘为生存而战的协约国军队。当时在加利波利半岛指挥战斗的英军指挥官是伊恩·汉密尔顿爵士，考虑到他也是基钦纳的门徒，基钦纳在开罗的追随者们可能也与他取得了联系，让他帮助他们劝说仍在迟疑的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接受阿拉伯人的要求。麦克马洪在一年之后发布了一个声明，拒绝对（当时已告失败的）阿拉伯起义负责，这一声明表明开罗方面可能曾经联系过伊恩·汉密尔顿。麦克马洪写道：
把阿拉伯运动推给我负责的那天，是我人生中最不幸的一天。我想我有必要做一些解释，表明此事与我无关。阿拉伯运动完全是一场军事行动，一切的根源是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加利波利提出的紧急要求。外交部恳请我马上采取行动，让阿拉伯人退出战争，因为当时在加利波利的很大一部分敌军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乎所有敌军都是由阿拉伯人组成的。[11]
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的人员一边请求伦敦授权他们答应法鲁基的要求，一边又汇报说法鲁基提出的要求还有协商的余地，这位年轻的阿拉伯人在必要的时候可能会做出妥协。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法鲁基都一直让自己处于对话中的核心位置。整个谈判正在变成一场巨大的骗局。这位年轻人不停修改着国家和帝国的版图，周旋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麦加的埃米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之间，每一方都以为法鲁基是谈判中另一方的特使。在写给侯赛因的信里，法鲁基自称是阿赫德的成员，还宣称自己在英国人面前颇有话语权；而在开罗，他又自称代表侯赛因与英国人谈判。费萨尔发现这个神秘的阿拉伯人在开罗成了重要人物，想要调查一下他的真实身份，但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一无所获。“我不了解这个人。”费萨尔在发给侯赛因的报告中写道。[12]
IV
克莱顿强烈反对法国对叙利亚内陆地区［即阿勒颇、霍姆斯（Homs）、哈马（Hama）到大马士革一线］的主张。他汇报说，法鲁基表示侯赛因永远不会允许法国人占有阿勒颇、霍姆斯、哈马和大马士革。
我们并不清楚克莱顿究竟是在援引法鲁基的话，还是歪曲了法鲁基的话，或者是用自己的语言转述了法鲁基的话。克莱顿承认无法将法国人赶出叙利亚—黎巴嫩的沿海地区，因为那里居住着受法国保护的基督徒。他汇报说，法鲁基在这方面也支持他的观点，似乎也愿意以侯赛因的名义放弃阿拉伯人在这一地区的领土主张。法鲁基则告诉侯赛因说，英国人要求他在这方面做出让步，但是侯赛因拒绝了。
基于克莱顿的报告，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发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转述了法鲁基的话，宣称麦加的埃米尔不会坚持要求自己的版图一定要向西延伸到海岸，但他也不会允许法国人“用武力”夺取阿勒颇、霍姆斯、哈马和大马士革。[13]麦克马洪和克莱顿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授权他们接受这些条件。
不过，麦克马洪提及的地理范畴十分模糊。比如说，他所说的大马士革，究竟指的是大马士革的市区，还是大马士革的周边地区，或者是大马士革省？他所说的“地区”，到底指的是维拉亚（wilayah，周边地区），还是维拉亚特（省份）？提及这些地区的人，究竟是法鲁基，还是麦克马洪或克莱顿？英国人嘴里说的“地区”，指的是不是城镇？
从那以后，阿勒颇—霍姆斯—哈马—大马士革这条线就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对这四个地理概念的准确含义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支持阿拉伯占有巴勒斯坦的人认为开罗英国当局的承诺意味着巴勒斯坦应当属于阿拉伯人，而支持犹太人占有巴勒斯坦的人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可以说，这种争论毫无意义。我们会发现，麦克马洪其实在做出承诺的时候故意使用了这些模糊的字眼，其目的就是根本不做出任何实际的承诺。
如果克莱顿是阿勒颇—霍姆斯—哈马—大马士革这条地理界线的发明者，他脑海中想的可能是如何将叙利亚—黎巴嫩的内陆地区与深受法国影响的沿海地区分割开来。在叙利亚，自北向南有两条文明带，一条是海岸线，一条就是这四座城镇。这四座城镇坐落于山脉和一成不变的沙漠之间，组成了叙利亚内陆一条狭长的灌溉农业区走廊。在当时的《大英百科全书》（1910年版）中的叙利亚地图上，阿勒颇、霍姆斯、哈马和大马士革被标注为叙利亚内陆地区仅有的几个城镇。因此，对于一个想要描述叙利亚内陆地区的英国人来说，他很可能会用这几座城镇来指代这一地区。诚然，这几座城镇并不相似，因此顶尖的历史学家[14]会认为把它们归在一起描述是不合理的；但是，对于《大英百科全书》的读者而言，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这几座城镇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它们共同组成了一条铁路线。由法国的奥斯曼大马士革—哈马及延长线铁路公司（Societe Ottomane du Chemin de Fer Damas-Hama et Prolongements）修筑的铁路从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一直延伸到南部的大马士革，于1895年通车。[15]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就是这条铁路途经的四个站点。这条铁路在大马士革与汉志铁路相接，后者向南一直可以抵达麦地那，将叙利亚与侯赛因的领地连接到了一起。无疑，这一点在当时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如果是法鲁基而非克莱顿率先提到了这四座城镇，那么他显然是考虑到了这一因素。
在那个时代，铁路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任何一个代表侯赛因参与领土谈判的军人或政治家，都必然会坚持要求掌控这几座铁路沿线的城镇：不仅仅是南部的大都市大马士革和北部的大都市阿勒颇，还包括将它们连接起来的两座铁路沿线城镇霍姆斯和哈马。
近来的经验也支持这一诉求。在战争阻挠他们的计划之前，青年土耳其党曾打算通过掌控由大马士革南下抵达汉志地区主要城市的铁路来控制汉志。因此，如果侯赛因能在这场较量中占据主动，他必然会寻求一个镜面式的策略：通过控制铁路线来支配叙利亚内陆地区。
不论法鲁基的“从阿勒颇到大马士革”的要求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克莱顿和他的朋友们担心英国的其他官员可能无法理解满足这些要求的重要性。罗纳德·斯托尔斯在圣诞节写信给菲茨杰拉德（或者说基钦纳），恳请他们优先考虑与阿拉伯人谈判的事宜。他写道：“请原谅我用这些事情给您添乱。但是，如果您知道在去年秋天，克莱顿和我为了让米尔恩爵士就阿拉伯问题提出建议，或者说让他表现出起码的关心而历经了怎样的艰辛，您一定可以理解我们焦急的心情。”[16]他在这里提到的米尔恩爵士，指的是他的上级、在麦克马洪到任之前曾代行高级专员职权的米尔恩·奇塔姆爵士。
对于克莱顿来说，非常走运的是马克·赛克斯爵士在于1915年11月从印度返回伦敦的路上又一次途经开罗。克莱顿和他的同事们把法鲁基的事情告诉了赛克斯，让赛克斯也像他们一样深信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半壁江山可能会在战争中倒向协约国一方。赛克斯一抵达开罗就得知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从而改变了之前的一切盘算。
阿拉伯世界竟然能在这场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在赛克斯看来算是一个大新闻。他对这一地区原本的观点是，这里的政治安排都是大国角逐的产物，而当地人民的利益和渴望在他的盘算之中从来都无足轻重。他向来欣赏奥斯曼帝国里那些讲土耳其语的统治阶层，但同时也一直轻视生活在亚洲的帝国子民。在大学岁月留下的记述之中，他对这些民众满是轻蔑之词。
在他的笔下，居住在城镇里的阿拉伯人“胆小怕事”，“粗鲁且令人生厌”，“身体孱弱却又不乏恶意”。游牧的贝都因人则是“贪婪成性的……动物”。[17]然而，根据克莱顿提供的最新信息，恰恰是这些人将在中东的战事中成为英国的重要盟友。赛克斯向来以不假思索就接受他人的观点而闻名，现在可以证明的是，他还可以同样不假思索地抛弃自己的观点。他立刻就成了中东当地人利益的支持者。
从学生时代起，赛克斯就一直对犹太人充满了恐惧，几乎达到了强迫症的程度。他总能在各种各样的角落里隐隐约约地嗅到犹太人国际阴谋网络的危险气味。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族群让他更为切齿痛恨。“就连犹太人也有他们的优点，”他曾经写道，“但亚美尼亚人一无是处。”[18]而现在，他却在开罗与亚美尼亚人的领袖们见了面，还热情洋溢地提议从战俘和美国的亚美尼亚裔居民里招募人手，组建一支亚美尼亚军队进攻土耳其。他宣称自己可以只花八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组建成这支军队。[19]
对中东民族突然产生巨大热情的赛克斯完全接受了克莱顿的观点：阿拉伯军队可以成为打开胜利大门的钥匙。克莱顿让他在回到伦敦后宣扬开罗的新观点：如果要在东方速战速决赢得战争，侯赛因比法国人更重要。
在开罗的情报部门工作的议员奥布里·赫伯特也是克莱顿的信徒。他也即将回到伦敦，并且打算当面向基钦纳伯爵和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解释开罗的想法。在克莱顿的帮助下，赫伯特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敦促法国人放弃对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的主张，以便让侯赛因获得这几座城镇。
V
1915年12月，赛克斯带着大量值得汇报的新情报和值得宣传的新观点回到伦敦，受到热烈的欢迎。就是在这次回到伦敦之后，他提出了创设阿拉伯局的建议，并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具体经过详见第22章）
从巴尔干到埃及再到印度，这些地方所有重要的英国军官都和他见过面，赛克斯的这一经历可谓绝无仅有。在莫里斯·汉基的安排下，他觐见了英王乔治。身为内阁战争委员会秘书的汉基，还为赛克斯安排了亲临这一高层机构的机会。
赛克斯给内阁带回来的最重要的消息是：那些曾被他认为在战争中无足轻重的阿拉伯人，对于协约国而言已经成为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英国迫切需要与侯赛因达成协议。
伦敦政府注意到了开罗和赛克斯可能忽略掉了的一个事实：英国必须付出代价，而且是很高的代价——对法国做出重大让步，才有可能说服法国对阿拉伯人做出让步，并让法国同意英国给予侯赛因的承诺。基钦纳和格雷愿意承担这个代价，但其他人不愿意。
前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认为，英国根本不应该对阿拉伯人做出任何承诺，因为“这个民族此时此刻正在竭尽全力与我们作战”。[20]新任印度事务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也持反对意见。但是，基钦纳却支持赛克斯、克莱顿和斯托尔斯的主张，强烈要求授权开罗方面立刻回应侯赛因，并与之达成协议。基钦纳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在得到伦敦方面的授权和指示之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恢复了与麦加方面的通信联络，这就是著名的麦克马洪信函。后来，这些信函的真实意义成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支持阿拉伯人的一方和支持犹太人的一方长久以来激烈辩论的话题。[21]
在此期间，侯赛因又给麦克马洪写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指责麦克马洪“三心二意，犹豫不决”，因为麦克马洪迟迟不肯与他探讨疆界问题。这位埃米尔在信中说，如果这些只是他本人的要求，那么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再谈的确也不迟，但是，这些并非他本人的要求，甚至并不代表他的想法，提出这些要求的是其他人，是“我们的族人”。[22]此时开罗的高级专员公署已经知道，“其他人”指的是那些极具神秘色彩的秘密社团的密谋者，而公署相信这些人在阿拉伯世界拥有大量的支持者。
1915年10月24日，麦克马洪给侯赛因写了回信，他的态度与之前大为不同。由于基钦纳伯爵指示他要做出必要的承诺，麦克马洪略显犹豫地表示同意开始探讨具体的领土和疆界问题。不过，他还是使用了闪烁其词的语言，显然不愿意做出清晰的承诺并为此负责。一方面，他同意阿拉伯人可以在战后获得独立；但另一方面，他又表示阿拉伯国家需要欧洲顾问和官员的帮助才能组建起政府，并坚持认为这些顾问和官员只能出自英国。换言之，战后中东的任何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都必须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那么，这个受英国保护的独立的阿拉伯王国应当拥有哪些领土呢？麦克马洪在他的回信中把侯赛因主张的领土划分成了四个区域，同时表示英国无法承诺在其中任何一个区域完全支持侯赛因的领土主张。
首先，麦克马洪认为侯赛因必须放弃对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以西地区的领土主张。法鲁基已经代表侯赛因同意放弃这一区域；或者说，至少麦克马洪相信法鲁基已经同意了这一点。麦克马洪后来提到，他在信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侯赛因和阿拉伯人不能拥有叙利亚的沿海地区、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这一区域的东部边界可以定在今天的约旦附近。我们当然可以按他后来的解释来理解他的话，不过按照更自然的解读方式，他在这里指的仅仅是叙利亚—黎巴嫩地区，而不包括巴勒斯坦。
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东部，即美索不达米亚的巴士拉省和巴格达省，麦克马洪认为必须在这里做出“特殊的行政安排”才能符合英国的既有主张和利益。至于这种安排是否与阿拉伯人的主权要求相冲突，或者会在何种情况下与何种程度上发生冲突，他完全没有提及。
在西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英国只有在“不会损害法国盟友利益”的地区才能支持侯赛因的领土主张。由于法国人在当时对这一整片地区都有领土主张（实际上，赛克斯和法鲁基在1915年11月还探讨过法国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要求），因此英国人实际上不能在这一地区支持阿拉伯人的主张，甚至就连阿拉伯人对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的主张都无法支持。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诸侯并立（侯赛因也是这些诸侯中的一个）的阿拉伯半岛。当时，英国人也很愿意拉拢其他阿拉伯酋长，包括侯赛因的对头伊本·沙特。麦克马洪在信中指出，他不能对侯赛因做出任何有损英国与其他阿拉伯酋长关系的承诺。根据排除法逐一算下来，英国实际上没有在任何一个地区支持侯赛因的诉求。
后来，供英国的军界、政界和情报界首脑参阅的《阿拉伯简报》（The Arab Bulletin）在1916年6月18日出版的第5期中总结说，在麦克马洪与侯赛因的通信过程中，英王政府表达了推动亚洲阿拉伯地区独立的意愿，但对于在该地区应当建立何种形式的政府，以及具体边界应当如何划分，英国政府拒绝做出任何承诺。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僚，麦克马洪早就意识到绝不能做出任何承诺。此时，赛克斯尚未与法国人协商中东的未来（我将在下文中讲述此事）。因此，英国政府中没有人知道可能需要对法国做出哪些让步，更何况后面还需要与俄国人谈判。尽管基钦纳命令麦克马洪必须维系与侯赛因的盟友关系，但这位高级专员肯定担心，如果他答应了侯赛因的要求，而事后证明侯赛因的要求与英国后面需要做出的其他承诺相冲突，那么他本人可能会成为替罪羊。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1916年初，开罗情报机关的奥斯曼帝国问题专家温德姆·迪兹分析时局时指出，阿拉伯人一共有三股势力，而英国人实际上无法满足任何一股势力的要求。首先是叙利亚人，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不让可恶的法国人获得叙利亚（“我们很难说清楚这种极端的厌恶源自何处……”他写道。但这确实客观存在），而这自然与法国人的诉求相冲突。接下来是侯赛因，他的目标是统治一个阿拉伯王国。但是，迪兹认为，大多数阿拉伯人和所有的土耳其人都会反对侯赛因的这一目标。迪兹写道，“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以及很多阿拉伯人和所有的土耳其人都认为”，“这一理想是不现实的”。迪兹提到，其他阿拉伯人不愿意奉侯赛因为他们的领袖。最后一股力量是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迪兹认为，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想要获得独立，但这与印度政府谋求吞并和统治这一地区的野心相抵触。迪兹担心，与这些分属不同势力的阿拉伯人达成一致意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3]
因此，对于身为高级专员的麦克马洪来说，向侯赛因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可能都是有风险的。他认为缺乏耐心的温盖特曾经试图迫使他这样做。不过，雷金纳德·温盖特在写给克莱顿的信中说，麦克马洪误解了他的观点，印度总督哈丁男爵也是如此。
高级专员和哈丁男爵恐怕都以为我赞同创建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王国，并将其交给那位谢里夫管理。这种说法自然与我的真实想法相去甚远。不过，如果阿拉伯运动的领导者们误以为我们持这种观点，且认为开罗方面（发给侯赛因）的信函完全代表了我们的想法，我想这对我和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很合适的结果，因为这就可以让阿拉伯人以为我们迄今为止都对他们满怀善意。[24]
吉尔伯特·克莱顿强烈反对在战争结束前明确英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麦克马洪的信函成功地起到了拖延作用，让英国免于做出任何真正的承诺。几个月之后，克莱顿这样总结麦克马洪的作为：“幸运的是，我们十分谨慎地让自己没有对任何事情做出承诺。”[25]
侯赛因回复麦克马洪说，他无法接受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哈马方案，坚持要获得阿勒颇和贝鲁特这两个省份。他在信中提到了法国对黎巴嫩的主张，写道：“我们绝不允许把这些地方的土地划给法国或其他列强，哪怕是一平方英里[26]的土地也不行。”因此，他并没有能够与麦克马洪达成协议，但他还是感到有必要与协约国结盟。鉴于青年土耳其党打算将他废黜，他无论如何都要起兵反叛，不管英国人是不是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多年以后，侯赛因告诉供职于阿拉伯局的戴维·霍格斯，他并不认为巴勒斯坦、黎巴嫩和中东其他地方的问题已经有了结论，而是认为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要拿到和平会议上去讨论。霍格斯记录道：“他把我们和他自己……比作两个即将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两个人，只不过还没有决定谁要住在哪层楼的哪一个房间。”[27]
伦敦的外交部认为，英国给侯赛因的承诺其实永远都不会兑现。英国支持阿拉伯独立的条件是由阿拉伯人组成的那一半奥斯曼帝国要站出来反对苏丹，而外交部认为这根本不会实现。既然阿拉伯人无法信守他们的承诺（外交部认为如此），那么英国人也没有义务信守自己的承诺。外交部有自己的消息源，并不依赖于克莱顿。在外交部看来，阿拉伯世界并不会在战争中倒戈。不过，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让基钦纳和他的追随者们去引诱阿拉伯人叛变也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什么并不重要。格雷告诉奥斯汀·张伯伦，不要担心开罗给对方开出了怎样的条件，因为“整件事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根本不会实现”。[28]
而在另一边，麦克马洪却担心整件事并不是一座空中楼阁。毕竟，他此前供职于印度政府，而印度政府一直非常担忧民族主义骚动。麦克马洪对温德姆·迪兹吐露心声，说他并不担心阿拉伯起义的计划破产，他担心的反而是这场起义可能会成功，因为这可能给英国带来威胁。[29]
印度总督认为，麦克马洪在与侯赛因通信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过印度的利益。麦克马洪对他解释说：“我不得不使用模糊的措辞，因为这是十分有必要的。一方面，英王政府不愿意对未来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提出的要求太过具体，也可能会把阿拉伯人吓跑。”他声称，他与侯赛因的谈判“既没有明确我们的权利……也没有绑住我们自己的手脚”。[30]
他的解释让印度总督大为不安。后者给印度事务大臣写信说，麦克马洪声称“这场谈判不过是一些表面虚文，既没有明确我们的权利，也没有在中东绑住我们自己的手脚。事实可能的确如此，尤其是如果阿拉伯人继续身处敌营的话。但是，我十分反感在不打算守信的情况下就做出承诺的做法”。[31]
1916年初，阿拉伯秘密社团领袖马斯里写信给基钦纳伯爵，阐述了谈判另一方的观点。他（用外交语言法语）写到，除非英国愿意让阿拉伯人获得完全的、真正的独立，否则英国绝不可能达到它在中东阿拉伯语地区的战略目的。他还写道，他所代表的人民的要求是“既不想被英国人占领，也不想成为英国的保护国”。[32]他们不会接受麦克马洪和克莱顿提出的那种阿拉伯独立，他们想要的是真正的独立。他还指出，如果英国打算统治阿拉伯人——这正是麦克马洪和克莱顿的打算——阿拉伯人就不会支持英国。
马斯里看穿了英国人的虚情假意。基钦纳和他的追随者们迫切需要阿拉伯人的支持，但又不愿意接受埃米尔侯赛因开出的价码。于是，他们打算欺骗阿拉伯人，假装接受侯赛因的要求，实际上付出的只是假币——毫无意义的空话。
克莱顿和他的同僚们并不知道，马斯里、法鲁基和埃米尔侯赛因开给英国人的也是空头支票。侯赛因手里没有军队，秘密社团也没有看得见的支持者。他们号称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军队将集结到他们的麾下。不管他们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这点，但这纯属天方夜谭。
法鲁基最初曾经许诺说阿拉伯人会率先发动起义。但是，当他于11月15日会见马克·赛克斯爵士的时候，他又改变了自己的说辞。他说，除非协约国军队先在叙利亚海岸登陆，否则阿拉伯人不会发动起义。侯赛因也希望英国人先发起军事行动，于是宣称发动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拒不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如果英国军队不先出手，阿拉伯人什么都不会做。赛克斯对此信以为真，于是认定英国必须立刻入侵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1] 在基钦纳的追随者中，只有执掌苏丹事务的雷金纳德·温盖特从奥斯曼战争爆发伊始就认为侯赛因可以为英国提供军事援助。——原注
[2] 侯赛因·本·阿里，麦加的谢里夫和埃米尔，有许多种称呼：侯赛因、谢里夫、谢里夫侯赛因、埃米尔侯赛因，后来还被称作侯赛因国王。他还被称作汉志的统治者，后来则被称作汉志的国王。——原注
[3] Roger Adelson,Mark Sykes:Portrait of an Amateur (London:Jonathan Cape,1975),p.187.
[4] Ibid.,p.189.
[5] Secret Despatches from Arabia by T.E.Lawrence (The Golden Cockerel Press),p.69.
[6] C.Ernest Dawn,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Urbana,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3),p.30.
[7] Elie Kedourie,In the Anglo-Arab Labyrinth:The McMahon-Husayn Correspondence and its Interpreters,1914–193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75.
[8] Ibid.,p.77.
[9] 这个说法很有趣，毕竟阿拉伯人本来就在敌方阵营里。——原注
[10] Ibid.,p.78.
[11] Elie Kedourie,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and Other Middle Eastern Studies(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0),p.14.
[12] Kew.Public Record Office.Kitchener Papers.30/57 48.Document RR 26.
[13] London.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Beaverbrook Collection.Lloyd George Papers.F-205–3.Document 17.
[14] 其中就包括伊利·凯杜里教授。——原注
[15] Karl Baedeker,Palestine and Syria:With Routes through Mesopotamia and Babylon and the Island of Cyprus:Handbook for Travellers,5th edn,remodelled and augmented (Leipzig:Karl Baedeker,1912),p.157.
[16] Kew.Public Record Office.Kitchener Papers.30/57 47.Document QQ46.
[17] 这些及相似的引用收录在：Elie Kedourie,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21 (Hassocks,Sussex:Harvester Press,1978),p.69。
[18] Ibid.
[19] Adelson,Sykes,p.189.
[20] Kedourie,Chatham House,p.15.
[21] 如前文所述，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支持阿拉伯人的一方一直认为他们解读麦克马洪所用地理名词含义的方式是正确的，麦克马洪实际上承诺了巴勒斯坦应当属于阿拉伯人；支持犹太人的一方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原注
[22] Sherif Hussein’s second note to Sir Henry McMahon,9 September 1915.
[23] John Presland (pseudonym for Gladys Skelton),Deedes Bey:A Study of Sir Wyndham Deedes,1883–1923 (London:Macmillan,1942),pp.244–5.
[24] 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Gilbert Clayton Papers.470/2.
[25] Ronald Sanders,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 (New York:Holt,Rinehart &Winston,1983),p.253.
[26] 1平方英里≈2.6平方千米。——编者注
[27] Dawn,Ottomanism,p.115.
[28] Kedourie,Anglo-Arab Labyrinth,p.108.
[29] Presland,Deedes Bey,p.247.
[30] Kedourie,Anglo-Arab Labyrinth,pp.119–20.
[31] Ibid.,p.121.
[32] Kew.Public Record Office.Kitchener Papers.30/57 48.Document RR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