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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十几亿中国人的目光聚焦在武汉,全球76亿人的目光聚焦在武汉。世人关注的是武汉的疫情,是新冠病毒距离自己有多远。1月27日,接到朱晓军老师的电话,说《北京文学》杨晓升社长邀约创作一篇反映快递小哥的报告文学,他在美国回不来,问我能不能接下这个选题。

我随后跟杨晓升社长通了电话。他说:“快递业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你们写过《快递中国》,可以转换一个视角再次关注快递,即快递小哥的生存现状。”

2017年,我和朱晓军老师合著的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中篇报告文学首发于《北京文学》,长篇报告文学由重庆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联袂出版)获得成功,先后荣获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入选2018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荐的好书,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入选国家百部重点片单。

这是我第二次接受《北京文学》的约稿。2010年,杨晓升社长约写上海知青刘行军和北大荒姑娘王亚文的爱情故事,中篇报告文学《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在《北京文学》2010年第11期发表时,展开“当今社会到底有没有爱情”的大讨论。这部作品荣获第五届《北京文学》报告文学奖,收入《中国报告文学年选》,并被多家报刊转载。

接下选题那天是大年初三、武汉“封城”第五天。这一天,我和数亿中国人一样,隔离在家。我望着窗外广州的街道空荡寂寥,偶有身着蓝色、黄色工装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车匆匆而过。我突然想到,大疫之下正是这些小哥在用生命为居民和医护人员搭建一条补给线。

我春节就开始了采访,写《快递中国》时,我结识近百个快递小哥,拨通电话后发现时隔五年有的仍在做快递,有的已转做了外卖。我采访了北京、浙江、广东、湖北、江西等地数十名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完成三章两万多字后,决定推翻重写,剔除快递部分,聚焦于外卖小哥。

在许多人眼里快递和外卖混淆不清。外卖是另一支即时物流的百万大军,一位物流专家认为,快递和外卖虽都是递送物品,前者递送的是包裹,后者递送的是餐食。但快递和外卖是两个体系,在运转模式、递送路线和时效上,有很大区别。快递以天或小时计时,外卖以分钟计时,对时效极其敏感,因其要保持餐食的新鲜、口味和温度。

中篇报告文学《舌尖下的中国外卖小哥》在《北京文学》2021年第4期发表后,产生很大反响,《今晚报》《新民晚报》、新浪等媒体转载和连载,并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收入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选编的《2021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

2020年10月,我开始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外卖》的采访和写作,前后采访外卖小哥百余人,多次深入外卖站点,进行田野调查,在“田野”中观察、体验、访谈、构思、创作。

这也是我写作生涯中最为艰难的采访,外卖小哥大都不愿接受采访,接受采访会耽误跑单,小哥的收入靠一单一单累积起来的,他们的日子—孩子的奶粉、父母的医药费、房贷月供,以及他在这座城市的吃喝拉撒也都靠这一单一单支撑的。非虚构文学创作的采访不同于新闻,不仅要搞清5个W—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why(何因)、who(何人)和1个H—How(如何),还要有情节、有细节,如若说新闻报道的是某个时间点,非虚构文学写作就是一个点移动的轨迹,一次采访至少要两三个小时,还要有一两次,甚至十几次、几十次追踪采访或补充采访。

我曾从早7点追踪到晚10点,观察一位小哥如何取餐、送餐,他的衣食住行,感受他的苦恼、困惑、欣喜、感动与烦恼,面临的压力,接触他的家庭成员,从细微处洞察其真实的生活状态。这不知要耽误小哥少赚多少钱。有的小哥一天要跑十几个小时,留给他休息的时间极其有限,我实在不忍心再“压榨”他,有时会按时间支付一些误工补偿。尽管如此,我还深感歉疚。

我采访的一些小哥仅采访录音整理出的文字就有几万、十几万字,最后见诸书稿仅数千字。

2022年2月,历经艰辛后,我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外卖》的书稿。让我欣慰的是,当下还没有一部反映中国外卖小哥的长篇报告文学,此书具有填补文学空白之意义。

感谢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杭州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及专家、评委的厚爱,使得《中国外卖》入选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的扶持、入选杭州文艺精品工程扶持项目。感谢杭州市文联、余杭区委宣传部、余杭区文联领导的大力支持。

感谢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叶国斌,原副总编辑洪晓给予的鼎力扶持和精心策划,感谢责任编辑钱丛为这部作品的出版付出的艰辛劳动。

杨丽萍

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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