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立储诏书公布，举国上下、海内海外一片反对之声。
首先遭到康、梁维新派的反对和声讨。早在清廷废立阴谋甚嚣尘上的时候，康有为便在海外成立“保皇会”，组织迅速扩大到五大洲近二百埠。当慈禧另立“大阿哥”时，抗议电报如雪片般飞进清廷。他们要求慈禧“速行归政”，并“决意起兵勤王”。新加坡华人召开大会，通过电文愤怒地警告皇太后决不可有非常之举，倘有意外，则在新加坡之各华人均不愿生。旧金山、悉尼等近五十余埠华侨向英、日、美三国发出“代救光绪”的呼吁。
国内绅商，也敢于公开表示反对。就在立大阿哥后的第二天，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与章太炎、唐才常、蔡元培、黄炎培等发动绅商约1231人联名致电清廷，反对慈禧废立：“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警告说如果废立，“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5]该电不胫而走，一时在国内外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联名上奏风潮，不仅天津、杭州、武昌等大都市均有绅民谏阻立储，连偏僻的广西也有三百余人联名上书。1900年2月22日的《申报》记述当时的情形是“群情汹汹，竟传废立之说，士大夫倡之于前，愚夫愚妇附之于后，万众哗然，四海鼎沸，狡而黠者遂跃然思起，岌岌焉，几有朝不保暮之忧”。
官员中，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荣禄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不满。1875年，慈禧第一次违背祖制挑选皇位继承人时，张之洞曾为她辩护，使她渡过政治危机。这一次，张虽然未像刘坤一那样一直公开反对，却也明显不配合。
但是，海外维新派、国内士绅甚至刘、张、李、荣这等重臣的意见，都不足以阻止慈禧废立的计划。从戊戌政变起，她的主要顾忌是来自列强的干预。
据说此次己亥谋废立，英国公使私探其情于李鸿章。“鸿章力辨其诬，因留之饮酒，徐试之曰：‘顷所言，仆实毫无所闻。设不幸而中国果有此事，亦内政耳，岂有邻好而肯干人内政乎？’英使曰：‘邻国固无干与之权，然遇有交涉，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鸿章以告荣禄，为太后所知，益恨之刺骨。”[6]据陈夔龙《梦焦亭杂记》记载，慈禧再谋废立，嘱荣禄从速办理。荣禄谏阻无效，于是求计于李鸿章。李鸿章认为，“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因而建议荣禄，“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以阻止之。荣禄“闻之悚然若失”，翌日，以李鸿章语“密奏，幸回天聪”。据《李鸿章年（日）谱》载，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慈禧立溥儁为大阿哥的第四天，西方列强就开始以不同方式，向清政府发出警告。“日使告总署，若为择嗣，彼将无辞。若为废光绪，则日本将干涉。各国公使商共同行动，要求于元旦依例觐见光绪，德、奥、意三国向总署表示关心光绪退位，慈禧托法使疏通。”
二
“建储”引起各方强烈不满，但从立即“废立”退到“建储”，载漪集团也极度不满。他们与慈禧一样，认为主要是列强阻止了“废立”。他们急于找到一种能够战胜洋人的力量，便把目光投射到山东、直隶境内方兴未艾的义和团运动。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主张支持义和团的代表人物为先后担任过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他们认为民教冲突是教民、教会挑起的，如毓贤说：“教民欺压平民者，在所多有。迩来，彼教日见鸱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断无虐待教民之事。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7]袁世凯则与毓贤等不同，认为民教冲突应区别前后情形：“始则教民藉教堂之势，欺压平民；继则平民为会匪所惑，凌轹教民。”[8]认为对义和团应控制、取缔。
中央政府也深受意见不同的地方官员影响，态度摇摆不定，甚至完全听任地方官员根据自己的判断处理。对一场巨大的社会运动，中国一时出现了在某些省份得到官员支持，在某些省份则被镇压的奇特局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政府中央决策者本身思路不清，缺乏判断，而一些省份对义和团完全相反的政策能同时存在，也表明了这个王朝其实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然而，清政府最高决策者对此毫无意识。
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对义和团或是镇压或是支持的两种态度。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在中央政府主要有载漪、刚毅、徐桐、崇绮、启秀等，在地方主要有前后三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等。他们确有爱朝廷的精神，认为几十年来洋人欺人太甚，想把洋人全都消灭、杀光。同时，他们支持义和团又有自己的私利，载漪的儿子就被慈禧立为大阿哥，准备废黜光绪后由他继位，但由于洋人的反对，一直未能实现。载漪和一大批支持废黜光绪的顽固派官员，当然支持义和团。他们见识极端落后，仇视一切现代文明。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曾寄战胜洋人的希望于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剑仙侠客，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主张镇压义和团的，从中央到地方也有一批权要。中央主要有光绪皇帝、军机大臣荣禄、庆亲王奕劻、袁昶、许景澄等，地方官员主要有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不断上奏，要求坚持镇压义和团。但废光绪的主要人物、大权在握的慈禧倾向支持义和团。
1900年春夏，在一些官员的支持下，义和团进入涿州，逼近京、津，行为日益极端。万余名义和团众控制了顺天府南部重镇涿州，当地政府瘫痪，直隶总督裕禄派兵前往镇压。
5月末，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提出：“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明确提出招抚义和团，编入行伍。[9]6月3日，慈禧发布上谕，虽然没有采纳赵舒翘与何乃莹的意见将义和团招纳入伍，但显然受其影响：“现在畿辅一带拳匪蔓延日广，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该督务当通饬各州县亲历各乡，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至带兵员弁，亦当严行申诫，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并著荣禄严饬在事各营一体遵照。”[10]
尽管此谕仍称这些团民为“拳匪”，但重点却在对占领、控制涿州，且行为极端并使当地政府瘫痪的万余“拳匪”，中央政府并不是将其视为“造反”要严厉镇压，反而要前去镇压的“该督”，即直隶总督裕禄命令各级官员，“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严令官兵“毋得轻伤民命”，尤其要警惕有官员为了邀功而“轻伤民命”，还命令统领北洋武装的荣禄也要“一体遵照”。显然，前面的“拳匪”只是虚词一个，后面对义和团的纵容、支持才是实质。
虽然慈禧支持义和团之意已明，但毕竟拿不准义和团和许多官员宣扬的“神功”是否真实，于是于6月5日派赵舒翘、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亲眼查证义和团各种各样“神功”究竟是真是假。在赵去考察的第二天，力主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刚毅唯恐赵舒翘动摇，也赶往涿州。
其实经过一天考察，赵舒翘已明显看出所谓“神功”全是假的，根本不能相信，但刚毅早就力言这些神功“可恃”。赵是老于世故的官僚，与刚毅一党来往甚密，深知刚毅、载漪等实权人物坚持义和团神功“可恃”，慈禧本人实际也倾向于利用义和团来和洋人对抗，而反对义和团的则触当道忌，于是表示刚毅所言并非无见，便先回京报告，刚毅留在涿州与义和团商议合作之事后才回京。赵毕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完全谎报，于是含糊其词，说眼见义和团的种种法术。他的叙述，使慈禧认为义和团确有神魔能力，又在考察回京的刚毅等人的影响下，慈禧认为赵的复命之意是义和团神功“可恃”，最终下决心招抚义和团与洋人对抗。此次复命对慈禧的决策有重大影响。
义和团占领涿州事件发生后，清军杨慕时率用现代火器武装起来的三营兵力已达涿州，但杨得到裕禄的命令，让他勿得孟浪，只是查拿首要、解散胁从。杨发告示说直隶已有大兵十万，坚甲利兵，兵饱马肥，拳民纵有神道，也决非大兵之敌。刚毅到涿州后，要杨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为杨拒绝。刚毅便商请荣禄、裕禄将杨调开。刚毅代表朝廷，再次清晰表明了朝廷的态度。刚毅回京后更是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如果依靠他们灭“夷”，狄夷必败无疑。
在这关键时刻，清廷在6月10日任命载漪兼管总理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尚书溥兴、内阁学士兼礼部尚书侍郎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这个直接与外国公使打交道的衙门、此刻至关重要的部门，就被最顽固、保守的载漪集团完全控制了。
在此背景下，载漪、刚毅等对义和团打开城门，义和团从6月7日起陆续入京，几天后就成群结队，大批进京。11日，发生了董福祥甘军士兵刺杀日本使馆秘书杉山彬的事件。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12日就开始焚烧教堂，13日掀起更大的动乱。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有史料记载，1900年6月，义和团攻打直隶景州朱家河教堂多日未破。7月，陈泽霖统领官兵勤王过境，义和团请其帮助，村庄被攻破，“计焚杀教民四千余名之多，华北教案以此为最”。[11]无论妇孺，只要是天主教的人，义和团“就视如寇仇，非斩草除根不能解他们的心头之恨。所以朱家河被攻破以后，村中的教友大概都被拳匪杀害了。至于被官兵杀害的，甚是有限”。[12]对有的教民甚至劐膛挖心。[13]
杀戒一开，便难收手，很快就祸及不是教民的平民百姓。“于民间则指称教民，勒令捐助银米，不遂即焚杀从事。”[14]“其鱼肉富室亦以直眼论，必输多金餍其欲乃免，否则全家俱尽。”[15]“凡有富厚之家，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过往之客，指为间谍，则所杀滋多。盗贼所不敢为者，彼乃公然为之。”[16]“夙所不快者，立歼之，不曰教民，则曰汉奸。”[17]“凡夙昔略有微嫌，即悮（诬）指为‘二毛子’，或一人，或全家，必搜寻砍毙。甚至三五岁幼童亦不留一线之延，惨不忍闻。因而屈死者不可胜记，被害之家无处伸冤。”[18]北京“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党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19]“有因《格物入门》一书全家被害者”[20]。天津“凡读书之洋学生，及着瘦小衣服者，皆不敢在街行走，若令拳匪见之，则指为奸细，挥刀乱刺”。[21]“各堂学生被害者，颇不乏人”[22]，“北洋诸生残戮尤惨”[23]。
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24]义和团在北京规定“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25]“骡马市大街广升客店因其代卖洋货，团民将欲焚烧，被土匪乘间抢劫一空。”[26]“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27]总之，“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存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28]“凡洋货店、照像馆之类，悉付一炬。”[29]“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30]“有一大车载一文弱书生，偕妻一子一，蒙红巾者数十押之赴坛，云获得二毛子也。问其凭证，即举一花露水瓶，曰此确证也。”[31]仅6月16日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一次大火，就延烧了一日一夜，三四千家店铺俱成灰烬，“计其所烧之地，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饭庄饭馆、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32]
义和团在天津也规定“洋货不准买卖，洋货店多被抄掠”。[33]“瑞和成机器磨坊，被拳匪抢掠一空，遂将房屋纵火焚烧。盖因机器是洋制，故连累及之。由是各街市铺面有售卖洋货者，皆用红纸将招牌上洋字糊上，改写一广字”，以防焚掠。“各家日用之物”，“亦多掩蔽不敢用”。[34]“继又推及于各铺户，凡售洋货者皆抢之。又推及于各钱店，因其曾与洋行交易也。”[35]同发祥屯货栈亦被“指为奸细，拥入搜查，适攫得洋账数事，遂诬以与洋通信，反接其铺掌去。截留往来大小车辆数十，掠货载车上，拥之至坛所，往来数四，迁运一空，并羽扇虎子挈之去。次日载舟而去”。[36]
当被最高当局发动起来后，义和团有恃无恐，甚至对官署官员同样烧杀抢掠。局面完全失控。
北京喜鹊胡同的电报局遭到焚烧。“翰林院衙门亦被拳匪所焚，中藏历代秘本书籍、古画等物，均毁坏无遗。”[37]大学士徐桐是力主支持义和团的，曾给义和团某大师兄题写一副对联：“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敌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恨全消。”[38]但义和团此时已不分青红皂白，掳劫其家眷。徐桐“见势不佳，不得已长跪团匪头目之前，始免一死，惟房屋、什物付诸一炬矣”。[39]军机大臣荣禄和王文韶的府第悉数被焚，尚书孙家鼐家被抢光。[40]尚书徐用仪家“为拳匪抢劫一空”[41]。尚书立山“以会议忤载漪，拳匪利其财，诬为汉奸”[42]，“将其宅焚劫一空”[43]。贝子溥伦等家的府第亦皆罹劫。副都统庆恒的眷属皆被义和团杀死，本人亦被凌虐毙命。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卧病在床，义和团恐吓他“非认罚不可”，他没给钱，被送往刑部监禁[44]。学士黄慎之、翰林院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兵部主事杨芾、詹事府詹事李昭炜等人，不是被监禁、受伤，就是家属遇害。
天津的官电局被义和团“捣毁一空，沿街电杆皆砍断”。[45]海关道署因办华洋交涉之事，“自大门以迄内宅，抢夺砍劈，无一完物”。接着“至县署抢夺，并开狱放囚。又入府署、道署，肆行蹂躏，并在道府县大堂设坛”。各署有马者，“皆为团牵去”[46]。码头上轮船招商局的粮米，被“抢去一千数百担，其粮米栈房亦皆被焚。码头上堆积之洋货杂物，以无人管理，致被抢劫净尽”。[47]
直隶定兴县的义和团入城，“勒罚县公白米二百石”[48]。又有团民要杀县官，经人劝阻，“罚城内钱千缗”[49]。怀柔县知县焦立奎及其妻室子女六人，幕友一人，家丁二人，勇役、监犯、更夫等五名，被“一并杀害，并将衙署仓库、监狱劫掠纵释一空”。[50]固安县的义和团“向官索米四百石，后又索银二万”。[51]永清县的义和团“把县衙门里的东西，用大车都给拉走了”。[52]河间府的义和团“聚众至县署索要枪械”。[53]蠡县的义和团“赴县勒借枪炮，并云，如不允，必当劫署、抢狱”。[54]迁安县的义和团进城“抢取警局枪枝”。[55]义和团从贫穷的怀来县经过，也“需索干折”，使该县“累费至数百金”[56]。道员任之骅行至静海县以南，义和团“将家人一百余口次第杀戮，劫去赀财数万金”。[57]新简贵州巡抚邓华熙出京时，义和团“褫其衣，挥之去”，杀其眷属及家丁等十二人，将车辆及东西尽行劫去[58]。山东某些州县也有同样的情形。
非但如此，在一些顽固派官员的指使下，团民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扬言“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谓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59]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也受到威胁。
三
列强本来希望清政府能镇压义和团，此时感到已不可能，便于6月10日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教士、教民。联军乘火车从天津出发，开向北京。慈禧在6月13日命令直隶总督裕禄武力阻拦。6月15日，联军军官面见驻守大沽炮台清军守将，要求在17日深夜两点交出炮台，为清军拒绝。17日深夜两点，联军向大沽炮台发起进攻，同时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再次限令清军交出炮台。清军拒绝了联军要求，与对方展开激战，虽然将士英勇，但炮台还是很快失守。
6月16日，朝廷发布上谕更明确地说，虽然拳民仇杀教民，肆行无忌，本应严行剿办，但“愚民无知，姑开一面之网。即著责成刚毅、董福祥，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60]正式决定招抚义和团抗击洋人。从6月16日到19日，清廷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在6月17日召开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宣读了“洋人照会”四条，前三条分别为指明一地为皇帝居住之处，列强代收各省钱财，代掌天下兵权。宣读完前三条，慈禧太后高声宣谕：“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慈禧读的这三条照会和开战宣谕，就足以令多数大臣愤怒不已，认为是让中国亡国的要求，大都表示同心报国。慈禧随即命令几位大臣往外国使馆，谕以利害，若真想开战，可立即下旗归国。慈禧太后读了这三条，但没有读她认为最重要、令她最为愤怒的第四条：令皇太后归政，光绪重新掌权。[61]
正是这个所谓“洋人照会”，使慈禧在6月17日第二次御前会上就下了向列强宣战的决心。但重要的是，这个“照会”完全是顽固派大臣伪造的，一种说法是，相传载漪令军机章京伪造的，另一种说法是，荣禄得自江苏粮道罗嘉杰，然后奏报太后。无论怎样，这是个伪造的照会。依照正常途径，这种照会应当通过外交机构正式转达，但几天前总理衙门完全被载漪集团控制，也就是控制了外交渠道。“归政照会”，慈禧竟然不通过正规渠道核实，而是根据这种编造的“小道消息”做出影响大清王朝、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抉择。
在6月19日的第四次，也即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大张挞伐，压制了主和的声音，决定向各国开战。6月21日，朝廷发出宣战诏书。严格说来，这是战争动员令，因为此诏并未按照国际有关条例正式向交战国提出。但由于起到了“宣战”作用，所以习惯性地称之为“宣战诏书”：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我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猖狂，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讹诈我财物。朝廷稍加将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凌平民，大则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燃烧教堂，残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庇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守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谢，反肆威胁，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剿袭。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
平日交邻之道，我何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分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大方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不管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仰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畏缩，甘心从逆，竟做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诏书由与启秀关系密切的军机章京连文冲起草，据说是提前拟好的。宣战后，朝廷命庄亲王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载漪、载勋、贝子溥伦、刚毅等在庄王府设总坛。载漪不仅在府邸设坛立团，而且经常召义和团首领到端王府商议，所以说宫中入拳者也有半数之多，太监李莲英甚至召义和团入宫，列八卦阵，太后也拜受灵符。
对于御前会议上的反对开战者，慈禧太后认为必须严惩，于1900年7月28日、8月11日分别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等五人处死。
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后，即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
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一再催促李鸿章由广东北上与洋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直隶地方，义和团蔓延尤甚，李鸿章未到任以前，廷雍责无旁贷，即著该护督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倘仍有结党横行，目无官长，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责成带兵官实力剿办，以清乱源而安氓庶。”[62]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为求和和保己之命，慈禧此时把义和团作为替罪羊。
四
义和团这场巨大的悲剧，拉开了20世纪中国的序幕。义和团成员、中国民众、清政府及整个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有许多惨痛的、深刻的、多方面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从鸦片战争允许外国人传教以来，由此引发的冲突60年间一直时有发生，且有天津教案这样的大案发生。然而，60年来清政府对此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冲突根本没有制订出系统的解决方案，根本没有危机处理的预案，更不必说一整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危机处理模式。
由于没有较为完整的处理模式，所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朝廷没有正式谕令前，官员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判断与价值取向各行其是，结果往往造成危机的发生，而各地对危机的解决方案甚至互相矛盾。在危机处理中，“政府”不是一个协调的整体，不仅没有步调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在这次巨大危机中，信息的传递过程极其扭曲。派去“考察”义和团是否真有神功法术的官员，全是一直主张支持利用义和团的官员。由观点完全一致者组成考察团队，而没有不同意见、观点者参与考察，这种考察其实就是自欺欺人。而且，在这种体制下根本没有真实信息传递的制度性保障。官员与上级的不同意见、真实的信息很难传达到最高决策层，没有对不同意见者的保护机制。最高决策者个人的偏好，决定了信息传递很难不被扭曲，以不实信息作为决策依据，其结果很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义和团运动说明，群众被动员起来后，很容易成为非理性的、具有盲目破坏性的力量。对群众运动的研究表明，群体形成后，个人“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克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群体还特别容易受到“传染”，“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63]
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史进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义和团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坚决反对现代化，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是背道而驰的。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中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中国的先进者深受刺激，认识到只有像日本那样“维新”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才能强大。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杀国人而反对“维新”，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新”，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国”，所以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午战败后提出“借法自强”。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守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手中反对社会进步的工具。而且，正由于义和团非常正义，所以更容易极端、过激，而批评者对种种危害不浅的极端、过激行为甚至无法启齿，因为这种批评很容易被指为站在正义的对立面。义和团运动表明，民众的保守情绪与统治者的保守思想一旦结合起来，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甚至可能“误国”。所以除了正义、激愤、英勇等等，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启蒙，像维新运动那样，以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才是真正的爱国、救国之道。在近代中国，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一误再误的主要原因。
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最初利用义和团时只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没有看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政府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因为“民气”不可能如统治者想象的那样，可由其完全掌控、“收”“放”自如。在“民气”被煽动起来后，政府想控制其严重越轨、过激的行为已很困难，如果强行将其拉回理性、正常轨道，民众极易反过来指责政府软弱、甚至“卖国”！如果不限制民众的种种过火行动，结果亦肯定是灾难性的。所以“民心”“民气”固然可贵可用，但对统治者而言这却是柄双刃剑，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
从义和团方面来说，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
特别是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群众运动本来就易“过火”，而官方的支持、甚至仅仅是官方的默许就足令其更加极端，渐失理性控制。但政府总要回归理性，最终要限制民众的过火、极端行为，总要“找台阶下”。可悲的是，义和团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一旦清政府要“找台阶下”，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因此，面对官方的支持或默许，民众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万勿以为有官方的支持、默许就可为所欲为，其实到头来自己很可能成为“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