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与庚子年预演
1900年，义和团运动正在兴起，一年后便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整个北中国。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然被残酷镇压下去，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义和团运动发展到如此规模，与此前几十年各地的“反洋教”运动密切相关，前后一脉相承。要深入了解义和团运动，必须对此前的反洋教运动有相当的了解。“天津教案”是这些反洋教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其发生原因及处理与后来的义和团运动有相当的相似性，所以深入了解天津教案，能更深刻地了解义和团运动。
一
“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正是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中兴名臣”曾国藩，因代表清政府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而物议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
这固然是他个人的无奈喟叹，其实也是清政府已丧失正确应对现实能力、进退失据、难逃覆亡命运的隐喻。“天津教案”无疑有多种研究、解读角度，其中重要的一个角度是从清政府的决策及危机处理层面来分析此案。天津教案说明：一，面对谣言，政府一定要尽快澄清事实，不能认为某些民间谣言有利于己就任其泛滥，更不能推波助澜。二，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观点从来很少完全一致，经常互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果其中某一派别想利用“民意”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很可能会失控，给政府、社会、民众都带来灾难性后果。
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乡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中的冲突。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人员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
这些教案有大有小，卷入的民众有多有少，但凡是较大的教案，往往有相当有权势的地方士绅的支持和介入，甚至有官方的支持。天津教案，就是有地方甚至朝廷官员支持，才会发展到如此规模。了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由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之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绅及一般民众与洋人教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反洋教”一触即发。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折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不实内容。此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
民族学研究表明，对“陌生者”妖魔化，甚至将其描绘、想象成为“食人者”，不说是近代之前各民族初次相遇时的共性，至少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日本“开国”之初，也有此谣传。
1853年7月8日，四艘巨大的美国“黑船”突然出现在锁国已久的日本的江户湾（今东京湾）水面，停泊在浦贺港，要求日本开国，然后离去。半年后，1854年2月11日，七艘体量更大、炮火更强的美国军舰再次来到江户湾水面，落实半年前提出的开国要求。由于进行了复杂的谈判、签约，这次美国“黑船”停泊了两个多月，而且这次的停泊地点是横滨的金泽港，大大超过了对幕府来说是不可逾越的防线。时间长且距离海岸近，为日本民众近距离观察陌生的美国人，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
对强大的美国舰队，日本幕府不敢造次，但也不能不防，只是海军力量实在有限，不能不抽派当地老百姓的船和人，与水军一同警戒黑船。最初气氛有些紧张，但只两三天就习惯了，他们与美军相处甚洽。附近的百姓说决不能放过这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的机会，远处不少人也来亲眼看一看黑船，想亲自确认一下越传越邪乎的传闻。一些武士也非常好奇，便以“侦察”为名前来参观。这种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确非寻常娱乐活动可以相比。一时间，人们纷纷赶来参观黑船，竟然形成了小小的“黑船热”。
美国黑船停泊横滨，横滨市立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加藤祐三教授或许因此对日本开国史、横滨地方史深感兴趣，对此做了深入研究。他的《黑船异变：日本开国小史》对这一段历史与地方史、与当地百姓的关系，做了深刻探讨，找到一些当时人的回忆，披露了日本普通百姓与陌生者初次接触的许多细节。
这些日本人与美国水兵不仅不敌对，甚至相处甚洽，有时还可以从美国舰队那里得到食物，如煮鸡蛋，还有“夹着牛肉或者猪肉的煎鸡蛋”，“如果领取面包的话，就一定要再领一份像臭头油那样的东西，这让人一闻便反胃口”。后来知道，那像臭头油一样的东西叫黄油。领到“烧牛肉后，立即扔到海里”，即使是肚子非常饿，他们也不想吃这种东西。因为明治维新之前，牛在日本只作为耕作的役牛，日本人完全没有吃牛肉的习惯，所以才会这么做。明治维新之后，作为“文明”的生活方式，日本人才开始吃牛肉。今天日本的“和牛”已是世界公认的品质最优秀的良种肉牛之一，在日本被视为“国宝”，在西欧市场也价格昂贵。足见明治维新不仅是体制的变革，也是生活方式的变革。
只要美国军舰上有人向他们招手，他们就乘小船爬到军舰上吃上一顿。美国士兵热情好客，问他们吃这个吗，吃那个吗，但他们“什么也不懂，只顾点头”。有时美国士兵给他们吃饼干，有时还劝他们喝玻璃杯里“红黑色的水”。他们吓得魂飞魄散：“哎哟，我们的脸色都变了。这肯定是人血。美国人不仅用它来染布匹，还把它当作饮料。想到这里，我们赶快离开了军舰。”第二天早晨，他们忍不住又去吃了一顿：“我们暗自在想，美国人给我们吃这吃那，是不是打算杀死我们这些日本人呢？”后来他们才知道，这像人血一样的东西叫葡萄酒。
如果幕府推波助澜，美国人“喝人血”“打算杀死日本人”这种想象很容易作为“事实”广为传播。但幕府早从十几年前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就知道了欧美的船坚炮利，这次更领教了美国军舰的强大，全无以此发动、利用民情民心民意来抵抗美国的“叩关”之意，决定开国。反对幕府的维新力量打出的旗帜、口号是“尊王攘夷”，也没有利用这种妖魔化想象作为推翻幕府、实现“攘夷”的民情民心民意。倒幕成功、明治维新开始后，明治维新的“大英雄”西乡隆盛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尊王攘夷只不过是推翻幕府的一个借口，攘夷有助于鼓舞士气。”说白了，倒幕派也主张开国，“攘夷”只不过是倒幕的一个借口。倒幕派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坂本龙马，起初确是真诚攘夷，但不久就认清世界大势与日本此时的险境，一变而为开国派的重要人物。幕府与倒幕派，双方你死我活，都主张开国，也就都没有利用这种民间对陌生的美国人的妖魔化想象、传言。没有官府或某种组织性推助，谣言传播的范围与作用，大多有限。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70年中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此案兴起，与官方煽动、利用谣言有直接关系。
二
简单说，天津教案是指1870年6月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 Victor）被群众殴毙，教堂被焚毁，并牵连到英国、美国和俄国的教堂、公馆、洋行多处，洋人死亡多名，情形比较特殊。起因是“民间谣言甚多，有谓用药迷拐幼孩者”，“有谓天主教挖眼剖心者”；其激化则因丰大业对天津县令刘杰开枪行凶，引起众怒。[1]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大量的死亡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等。而天主堂坟地的死婴又因被草草浅埋，婴儿尸体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汹、情况已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贩卖儿童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从外地赶回天津，当晚对二犯提审，第二天便将二人处决。据天津府的告示说，二人姓名为张拴、郭拐，“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是实，更重要的是这张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在处决犯人的告示中写入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情”，客观效果也正是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经常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某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急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按中方说法，在丰大业与刘杰辩论时，刘杰的一名跟丁挡在前面不让其走，丰大业拔枪就射，打死了这名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在一开始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因在“祺祥政变”中立大功而深得慈禧信任的醇亲王奕，在1869年曾公开发表议论，主张：“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如果外国使馆人员向清政府控告、请求保护，清政府应“以查办为词以缓之”，甚至可以“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他认为，这才是“收民心以固根本”之法。所以，这次愤怒的天津民众将焚烧教堂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怕事闹大，派人将教堂前的浮桥拆毁以阻人前进，但以激烈反洋教著称的提督陈国瑞却派人重搭浮桥，并立马桥头为群众助威。
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当然也反对洋教，但认为顽固派的办法是不识时务，不仅行不通，而且是在玩火，非常危险。他们一方面主张对教士教民不能过于迁就，一方面又“且恐民间积恐已深，万一以诛杀教民为名，势必至衔恨之人群起而应”，到那时就会惹出大事，招致列强武力干预，所以“尤可虑者，民心既已煽动，后患不可胜言”。
三
“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趁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坛装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尽管顽固派对政府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勘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
他在6月21日的一折奏折中说：“臣曾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禀者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此次详查，竟无确据。外间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他知道此时为教堂说话非常不易，因此抬出曾经厚待传教士的“圣祖仁皇帝”康熙为自己辩护：“天主堂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即康熙）时，久经先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贫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钜。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以圣主为自己做合法性辩护，确是特色。
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开始曾态度强硬，对曾国藩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并表示要在各地做军事准备。身处一线的曾国藩知道这是突发事件，根本没有战争准备，而在没有战争准备时双方开战，弱国必败。立即回奏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并且说：“皇上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曾国藩在奏文结语说：“臣此次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而区区愚虑，不敢不略陈所见。”
此时，曾国藩事实上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告诫：“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对法国，曾国藩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三人以抵命的要求，认为如此处理“我朝廷命官”太丢国家、朝廷的脸面，并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因有奕保护而送往京城。
这时，清廷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总理衙门一日一催，且反指曾国藩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而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对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做法，连他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表认可，急忙去信劝阻。
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最后议结津案。曾经不赞同曾国藩的李鸿章接手后，才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还真不能不“一守曾国藩旧章”。只是由于被打死的20名洋人中有4人是俄国人，俄方此时只索高额经济赔偿，并不要求中国人“一命抵一命”，所以他只是将原判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其余如支付法、俄等国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完全照旧。
四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变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协助曾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被骂为“丁鬼奴”。几年前剿灭太平天国，使曾国藩几成传统意义上立功、立言、立德的“完人”，名望震天，无人能与其相媲。一个手握重权的汉臣又有如此高的道德威望，相当多的皇亲权贵认为是对“本朝”的威胁，因此一定要在公众前剥去曾的道德完人、圣人的画皮，天津事件的处理，为给曾毁灭性打击提供了绝佳机会。如果没有奕等满族亲贵背后的支持和推波助澜，以曾的权力之重、威望之高，很难形成对他几乎是举国一致的声讨。而且，奕
等一群权要并不满足于对曾的声讨，而是想改变朝廷近十年的“洋务”总方针，纷纷上奏，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教、惩处媚外官员。
奕对曾国藩，还有一层个人恩怨。咸丰时郑亲王之弟肃顺是曾国藩等汉人最坚定的支持者，咸丰皇帝正是听了他的多次建议，才渐渐打消了对曾国藩的警戒之心，也是听从了肃顺的建议，才任命曾为两江总督。在正式任命之前，肃顺给曾的友人写信，暗示将此事告知曾国藩。曾国藩知道后，明白肃顺是要自己感谢他的厚爱，本拟写信感谢肃顺，但又感不妥，因为清朝入关之后就立下严规，严禁亲王、郡王擅自出京，以防亲王、郡王与外地督抚私下结交。1861年8月咸丰皇帝病逝，11月慈禧与奕䜣联合发动政变，杀肃顺后又抄其家，但未发现曾的任何字迹。慈禧、奕䜣都知道肃顺极力推荐重用曾国藩，而曾国藩与肃顺竟从无通信，慈禧赞叹曾国藩为天下第一正人，也继续信任曾。1868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改任直隶总督时，收到醇亲王奕
委托曾的一位朋友转给自己的一封信。信中醇亲王对曾国藩恭维有加，极尽赞美之词。但曾未回此信，只是对转信的友人表示醇亲王对自己垂青有加，十分感动，但自己一向很少与人通信，也不便因为醇亲王就一改常度。对曾的淡然处之，奕
并不介意，就在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前不久，他又委托曾国藩的另一个好友转寄诗文，希望得到曾国藩应和，但曾国藩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奕
贵为亲王，为何一而再再而三要向曾国藩示好？因为此时他正与兄长奕䜣争权，希望拉拢曾来提高自己在朝中的影响力。曾国藩明白，朝廷从来严禁亲王与外臣之间私下交通，亲贵可以破坏、不讲规矩，但自己身为臣下、且是汉臣，必须严守规矩。两次示好竟未获曾的任何表示，奕
想必大为不满，天津教案，正好一报私怨。
困局由洋务派官员解开，但顽固派却得到一种“道义上的力量”，使洋务派在舆论上反成为国家、王朝的罪人。这也是慈禧的策略，最后的决定是由她拍板的，而且她后来也急于议结，但又要保持自己“重民意”“惜民气”的“清议”，所以要“解铃人”承担责任，责备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责任全在办教案的曾国藩身上，曾成为她的替罪羊。三十年后她或许忘记此话，连“文武全才”的曾国藩都“不能办教案”，说明对教案一定要谨慎办理。当然，三十年后庚子国变时将列强入侵的责任完全推到大臣身上，则与天津教案如出一辙。
丁日昌曾感叹为朝廷办事的困难：“局外之人”不知“局中人”的艰难，附和不着边际的高论自然容易，一旦事情失控，与列强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此时局外只会空谈的人不仅不承担祸责，“反得力持清议之名”。
朝廷这种“两手策略”相当危险。官员往往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各取所需”。对亟需和平稳定环境才有自强机会、甚至生存机会的清政府来说，维持局面的平稳至关重要。但有些官员却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想尽量“激励乡绅，激励众民”，可一旦民众情绪被动员起来，便很难控制。而且，一些顽固派官员更从自己的“集团私利”出发，屡屡以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作为与洋务派争权夺利的手段。他们以此方法使自己占据“道德高地”，而置洋务派于“妥协”“卖国”、万众唾骂的“道德劣势”，以达削弱对手权势、壮大自己实力的目的。清政府内部的政争，严重影响对外方针与涉外事件的处理。质朴的民众确实很难想到，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有可能成为清政府内部政争中为人所用的工具。不过，顽固派的豪言壮语并不能真正治国、使国家强大，只是不切实际的误国空谈。所以，此时主张焚教堂、掳洋货、杀洋商、沉洋船的奕，一些年后成为军国大政主要决策者之一时，便不能不渐渐转而支持洋务派。
在“天津教案”中，如果政府官员一开始就澄清谣传，而不是纵容、默许甚至煽动由谣传引起的民众愤怒情绪，事态很难发展到这种失控地步。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无疑是正义的，然而越是正义，也越容易过激。正义在手而又有政府支持，群众情绪、行为将更趋极端。“极端”必然引起严重后果，清政府终将对外谈判、妥协，此时便要控制、甚至镇压失控的民众。如此一来，民众则又把矛头对准清政府，认为它软弱、无能、投降，甚至指其卖国。虽然骂的是曾国藩等具体经办官员，但又何尝不是针对整个清政府的？
如此一次又一次，清政府的威望必然日渐降低，这本是清政府应该而且能够避免的悲剧。然而清政府对此并无认真反省与总结。自鸦片战争大门被列强暴力打开，允许在中国传教，到天津教案发生时已经整整三十年，其间发生过许多大小教案，但三十年的时间清政府一直没有制定出一套经过冷静思考后如何处理教案的模式。因此，官员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利害关系各行其是，结果导致危机的发生与扩大，总是临时处理，难免粗糙，草草了事。天津教案后果如此严重，仍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足够重视，制定如危机防范、管控与处理的基本原则，更无具体模式。三十年后的庚子之乱，几乎是重演天津教案，只是危机广度与深度要严重得多，对清政府的打击更加巨大，使清政府面临最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