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当我们谈天说地的时候，没有什么话题比谈论我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状况更加平常和自然了。我们时常说起家里怎么样、工作上又有什么新进展，但我们很少向别人吐露生活和生计上更加私密、混乱的部分——即便是向最亲密的朋友或爱人也是如此。可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请人坐下来与我聊聊这样的经历，聊天的对象还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万幸的是，一次又一次，她们都同意了。最后，我得以分享了来自135位女性的故事，讲述她们如何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履行母职——有些故事令人振奋，有些故事令人心碎，更多的情况是两者兼而有之。我要向这些女性说：你们的见解是一份意义非凡的礼物，感谢你们。
在我进行访谈期间，无数的朋友、熟人甚至陌生人为我动用了自己的社会关系。是他们帮助我找到了住的地方、结识了新的朋友、招募了受访者、引荐了当地专家、获得了访问研究员的职位，我要向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道谢。
我对克里斯蒂娜·威廉斯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是她的不懈努力和热情推动这项研究成为现实。从我还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读研究生的时候，您就说我应该坚持自己与您不一样的意见，一直到最近，我们仍在就这本书最后的一些地方热烈地讨论着，您的指导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是您推动着我更具批判性和创造性，让我畅所欲言，让我坚持立场。能够做您的学生是我的无上幸运。
其他审阅了我博士论文的委员会成员，包括珍妮弗·格拉斯、辛西娅·奥斯本、贝姬·佩蒂特以及沙尔米拉·鲁德拉帕都对我的知识进步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感谢你们的智慧和指导。得克萨斯大学社会学系了不起的教员们在帮助我丰富学识方面所做的比他们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他们是：本·卡林顿、香农·卡瓦纳、罗布·克罗斯诺、丹尼尔·弗里德曼、格洛丽亚·冈萨雷斯-洛佩斯、林庚厚、特蒂亚纳·普德罗夫斯卡、凯莉·雷利、玛丽·罗斯、哈雷尔·沙皮拉以及德布拉·昂伯森。
我要特别感谢哈维尔·奥耶罗。您的教导与友谊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者和思考者。我经常提醒自己记住您给我的建议：抛下疑虑，放手一搏——这也是每一个学者都应该谨记的。我很自豪自己曾是得克萨斯大学都市民族志实验室的一员。我要感谢你们与我分享自己未完成的作品，从而塑造和推动了我对于定性研究的理解和使用，也感谢你们那么多年来对我所作的提纲和草稿的评价。实验室的前辈尼诺·巴里奥拉（你在本书成书最后阶段的仔细审读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哈辛托·居维、豪尔赫·德尔皮克、凯瑟琳·詹森还有马科斯·佩雷斯，你们是我的盟友、知己，永远的好朋友。
除了大学的师长和同学，我还从与以下各位就本项目的谈话中获益匪浅：艾琳·伯克曼、利兹·基亚雷洛、克莱顿·奇尔德雷斯、凯瑟琳·康奈尔、玛丽安娜·库珀、萨拉·达马斯科、米拉·马克思·费里、伊丽莎白·赫什、米歇尔·詹宁、埃琳·凯利、萨莎·基勒瓦尔德、温迪·曼宁、辛西娅·米勒-伊德里斯、根本宫美子、希拉·奥弗、大卫·佩杜拉、阿莉娅·拉奥、利安娜·塞耶、杰里米·舒尔茨、帕梅拉·斯通、埃斯特·沙利文以及喻维欣。
在我进行访谈期间，我曾在柏林社会科学中心由莉娜·希普博士带领的工作与照顾研究组里担任访问研究者，此外还曾在罗马第三大学的政治科学系、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欧洲社会政策和家庭多样性林奈中心以及德国家庭研究和政策服务学院工作过。欧洲的同事们在回答我的提问时展现出无比的友善和耐心，他们是：弗朗切斯科·安东内利、斯蒂芬妮·贝特曼、莱昂哈德·多布施、安-佐菲·杜万德、托尔斯滕·恩格拉格、古欧尼·比约克·埃伊达勒、马伦·哈格、莉娜·希普、纳迪娅·克勒、毛罗·米利亚瓦卡、格尔达·奈尔、德博拉·尼尔曼、伦斯·尼乌文赫伊斯、莱奥波尔多·努蒂、利维娅·欧拉、莉迪亚-玛丽亚·瓦尔特、丹尼尔·里特、蒂娜·罗斯特加德、埃里克·施图策以及伊丽莎白·汤姆森。
在我进行访谈期间，卡特里娜·比菲斯、艾伦·法洛和米米·法洛（我们如今是一家人了！）、凯特·金和佩德罗·伊沃、安娜·萨尔沃以及马里奥·施瓦茨不仅为我提供了住的地方，更是我咨询当地情况的重要对象。其中，我的朋友凯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到德国、意大利和瑞典探访过我，而且她在我撰写此书期间自己也当了妈妈。
安·拉莫特曾这样写道：“几乎所有好的作品在最初阶段都是糟糕的。”所有的作家都知道这一点，但不是所有写东西的人都像我那么幸运，能有一群了不起的头脑帮着我耐心地将最初那些糟糕的草稿变成更好的文字：凯特·阿弗莱特、克里斯廷·基兰斯基、梅甘·托比亚斯·尼利和凯瑟琳·索贝林是我在研究生院里最坚定的支持者，即便我们之间跨越了三个时区。
我还要感谢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社会学系的所有教师：蒂姆·巴特利、大卫·坎宁安、史蒂夫·法扎里、辛西娅·费利恰诺、奥迪斯·约翰逊、黑德维希·李、约翰·鲁宾逊、杰克·罗森菲尔德、阿里埃拉·沙赫特以及阿迪亚·哈维·温菲尔德。阿迪亚、大卫和杰克都曾出版过杰出的著作，他们用自己的经验指导我走过了出版流程。科吉·查维斯和帕特里克·德尼斯每天都让我心情舒畅。坎达丝·霍尔一次又一次地听我倾诉。感谢你们在本书修改和发表过程中对我的鼓励。能与你们共事是我的幸运。我的学生们每天也都激励我，让我用简单易懂、吸引人的方式分享我所了解的内容。本科生助理悉妮·柯蒂斯、蕾切尔·赫尔曼以及埃莉·齐默尔曼都很优秀。我还很敬仰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玛丽昂·克雷恩、阿德里安娜·戴维斯以及玛丽·安·祖巴克，并感谢你们的协助，你们是所有追求学术发展的女权主义者的榜样。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米根·莱文森从一开始就充满激情、不断提醒我，我正在写的故事是有意义的，是女性想要了解的。在她敏锐眼光的审视下，最终的成品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普林斯顿出版社的全明星女性团队——纳塔莉·巴恩、杰奎琳·德莱尼、朱莉娅·哈维、德布拉·利泽、萨曼莎·纳德以及埃琳·苏伊达姆——在幕后的无间合作促成了这本书。普林斯顿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审稿人的反馈意见也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品质。尤其是艾莉森·皮尤，与我分享了她语言学的天赋和深思熟虑的想法。
我的这次研究获得了多方慷慨的资金援助，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1434863）、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欧盟、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瑞典—美国理事会、工作和家庭研究者网络，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及其社会学系、女性和性别研究中心、都市民族志实验室、欧洲研究中心以及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人文艺术学院。
姐妹情可以超越友谊。玛吉激励我无论何时都拼尽全力却又不至于太钻牛角尖。还有我亲爱的朋友凯特·内尔森，我们已经相知相伴了18年。还有一些我每天都会想到的好朋友：埃米·巴恩斯和赞德·巴恩斯、德里克·伯顿、蕾切尔·埃利斯、杰夫·格雷厄姆和杰茜卡·格雷厄姆、乔丹·凯珀和泰勒·凯珀、西奥·马丁努奇、阿什莉·米勒和切恩·索伦森、凯莱布·罗卡和丹妮尔·罗卡、安娜·罗曼斯、戈皮·沙阿和杰克·舒克曼、劳拉·肖克和瑞安·肖克、埃米莉·蒂特顿和布赖恩·基茨、凯瑟琳·桑顿、约瑟芬·索尔斯隆德，还有安吉·托里吉诺、克里斯·托里吉诺和卢卡·托里吉诺。选择将谁视为家人是很重要的事，而我选择了你们。
我的母亲艾莉森和我的继父布罗克让我明白一个温暖、充满爱的家庭是什么样子。尽管我情愿你们不需要这样做，但为了我们家的四个孩子都能幸福、健康、尽情追逐自己的梦想，你们确实作出了我难以想象的牺牲。像你们这样的父母不应该被迫在自己和孩子们的理想之间做出选择，但你们选了，而且你们选择了为孩子们牺牲自己。我的祖母玛莎·简是20世纪50年代郊区典型的家庭主妇和母亲，她也作出了类似的牺牲，而且一直到如今，半个世纪都过去了，她才终于能够放下当初的选择。这本书恳请所有人为家庭提供所需的时间和人力物力，来让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艾莉森、布罗克、玛莎，抚养子女对你们而言是艰巨的。让我们希望如今的家庭能够获得比你们当时更多的协助。我感激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觉得所有的研究生都该去领养一条狗——或许这是个糟糕的建议，不过说真的，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慰藉了。我的狗“煎饼”是我在埋头写作的数月里仍能保持理智的原因，我们在一起已经好几年了，它绝对是我要“终身聘用”的心肝宝贝。
最后我要感谢本内特。是你的鼓励让我每天言能践行，无论在工作或是家里都能有所成就——这个任务做起来比说起来要艰难得多。感谢你在傍晚的时候用漫长的散步和骑行、亲手烹饪的美味佳肴和与社会学毫无关系的谈天说地让我甘心离开办公室。你是一个女权主义伴侣的楷模，你也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女权主义爸爸。此生能和你并肩前行是我的荣幸。感谢你每年漂洋过海与我分享惊奇的旅程。敬我们的未来。我爱你，我无比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