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lass 2009; Golden 2001; Gornick and Meyers 2003; Williams 2010.
2．美国劳动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17。
3．Hochschild 1989．也见Cooper 2014；Pugh 2015；Stone 2007。
4．Bellah et al. 2007.
5．关于美国政府干预复杂历史的分析，见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的著作《过剩之地》（Land of Too Much，2012）。
6．Orloff 1993, p. 304.
7．Bogenschneider 2000.
8．Eshleman 1991．尽管缺乏国家层面的福利制度，美国有一些州为家庭提供政策支持；见第六章。
9．Collins and Mayer 2010.
10．Folbre 1994, 2008.
11．Glass 2009.
12．McCrate 2005；Noonan and Glass 2012；Osterman 1995；美国劳动统计局2013。
13．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2017。
14．不平等且分散的工作—家庭政策是美国采取自由市场方针的结果，最终由于缺乏政府干预，雇主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提供类似协助。珍妮弗·格拉斯写道：对工作—家庭政策采取自由放任的方针是失败的，美国的劳动者对此满怀疲惫和愤怒。公共意见投票结果、美国劳动者因为当了母亲而承受的巨大收入差距、儿童贫困率高以及由此导致的服务行业居高不下的人员流动和工作调整比例都说明了这一点。（2009，p. 237）
15．美国人口调查局（US Census Bureau）2012。
16．Holub 2018.
17．Reston 2018.
18．比较研究更能揭露真相。著名社会政策学者珍妮特·戈尼克和马西娅·迈耶斯认为，“跨国比较有助于跳出将家庭付出与美国现有政策设计视为唯一可行方式的固有信念，而且能够提供其他政策设计模式”。（2003，p. 21）
19．Wolf 2012; Hegewisch and Gornick 2011, p. 133.
2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5a。
21．从理论上说明福利国家的类别仍存争议（Kremer 2007；Orloff 2009a）。21世纪的上一个十年里已经有一连串研究提出、驳斥以及改进了不同的分类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1990）提出的了不起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框架。其他的社会学家，尤其是持女权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纷纷提出质疑，并详细阐述这一模式以呼吁对于社会福利性别化的本质给予关注。（展开评论见Lewis 1993；Orloff 1993；and Sainsbury 1997）大量商讨仍旧围绕福利制度体制的叫法、本质和数量继续进行着，但主要分类方法都与埃斯平-安德森提出的模式极为相似。（Kremer 2007）权衡这些分类方式的细微差别并非本书的目的。我引用此类文献是因为它们能够对我研究的案例有所启发，我采用了改良版埃斯平-安德森框架（1990），其将福利制度分为四种模式：社会民主、传统、家庭主义和自由主义（见Bonoli 1997；Bonoli and Natali 2012）。埃斯平-安德森的分类方式将家庭主义国家归入传统福利制度国家一类。但诸多学者，如毛里齐奥·费雷拉（Mauricio Ferrera，1996）、西格丽德·莱特纳（Sigrid Leitner，2003）以及曼纽拉·纳尔蒂尼和特蕾莎·茹拉多（Teresa Jurado，2013）均认为这些国家应属于一个独立分支，因为家庭主义的福利制度并不等同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等地所实行的由国家通过社会政策的方式为家庭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模式。因而，我选择了四分的分类方式。
22．当我需要一种方式来表达女性需要在“独特的文化、职业和政策环境”中操持工作和家务时，我感激艾莉森·皮尤给我的建议。我参考了玛丽·厄尔德曼斯（Mary Erdmans）和蒂莫西·布莱克（Timothy Black，2015）的研究并因此使用“生活世界”作为这一表达方式。这个术语源于德国哲学。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首先在1936年介绍了“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德语写作Lebenswelt），此后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1970）和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87）更为详尽地阐述了这个词语的内涵。在这些德国哲学家的研究基础上，比约恩·克劳斯（Björn Kraus，2017）将生活世界定义为“在一个人的生活条件下，即社会和物质环境条件下，他或她对现实的主观构建”。
23．Blair-Loy and Wharton 2002; Dilworth 2004; Gornick and Meyers 2003; Hill 2005; Hook 2006; Jacobs and Gerson 2004; Lewis 2009.
24．Glenn 2000.
25．Wright 2011, p. 37.
26．Wright 2011, p. 37.
27．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8。
28．Haney 2010; Hobson 1990; Orloff 1993.
29．Lewis 1993, 2009; Misra, Budig, and Moller 2007.
30．Connell 2002.
31．Sainsbury 1997.
32．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8。
33．Berkowitz and Walker 1967; Suchman 1997; Sunstein, 1996a, 1996b.
34．Festinger 1954.
35．Albiston, Correll, Tucker, and Stevens 2012.
36．个人通过生活经历而发展至根深蒂固的技能、习惯和性情被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87，1990）称为生存心态或惯习（habitus），也即个人内心深处的身份认知。对其进行关于力量关系的微妙灌输和引导使得社会不平等成为既定事实。我们内心接受了通过社会的公共政策所反映且强化的男女之间权力和地位的关系。这种关系彻底地烙印在我们对于自我的感受之中，因而反倒令人觉得自然而然、显而易见。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政府通过制定政策不仅能够决定如何就业、享受公共福利和免于歧视、一对夫妻如何分担家务责任，还能决定谁才能够就业、谁自认应该享受公共福利、谁感觉自己遭遇了职场歧视、谁觉得有责任挣钱养家以及洒扫庭院和抚育子女。政府决定了工作—家庭政策的对象，这些人因而必须承担起赋予他们／她们的信赖。在我看来，政府在以一种性别化的方式，利用工作—家庭政策，向职场妈妈灌输一种她们特殊的社会环境而导致的生存心态，以达到提升本国劳动力的供给或生育率之类的政治目的。
37．Hernes 1987; Hobson 1990; Leira 1992; Lewis 1993; Orloff 1993, 2009a; Sainsbury 1997.
38．Cooke 2011; Mandel and Semyonov 2005, 2006.
39．Budig, Misra, and Boeckmann 2012; Gornick and Meyers 2003; Hegewisch and Gornick 2011; Misra, Budig, and Boeckmann 2011; Misra, Budig, and Moller 2007; Pettit and Hook 2009; Sainsbury 1997.
40．Boeckmann, Misra, and Budig 2015; Gornick and Meyers 2003; Pettit and Hook 2009.
41．综述见Hegewisch and Gornick 2011。
42．Glass and Riley 1998, p. 1426.
43．Glass and Riley 1998; Mandel and Semyonov 2005; Meyersson Milgrom and Petersen 2006; Rosenfeld and Kalleberg 1990.
44．Jacobs and Gerson 2004, p. 111.
45．Kreyenfeld and Hank 2000; Pettit and Hook 2009.
46．Bergmann 2008.
47．Meyersson Milgrom and Petersen 2006; Misra, Budig, and Boeckmann 2011; Pettit and Hook 2009.
48．Mandel and Semyonov 2005.
49．Pettit and Hook 2009.
50．Acker 1990; Blair-Loy and Wharton 2002; Briscoe and Kellogg 2011; Lewin 1989.
51．Budig, Misra, and Boeckmann 2012; Charles and Grusky 2004; Gornick and Meyers 2003; Hegewisch and Gornick 2011; Korpi, Ferrarini, and Englund 2013; Mandel and Semyonov 2005, 2006; Meyersson Milgrom and Petersen 2006; Pettit and Hook 2009; Rosenfeld and Kalleberg 1990; Stier, Lewin-Epstein, and Braun 2001.
52．Acker 1990; Blair-Loy 2003; Damaske 2011a, 2011b; Gerson 1985; Hays 1996; Jacobs and Gerson 2004; Hochschild 1989, 1997; Lareau 2003; Stone 2007; Williams 2000, 2010.
53．Blair-Loy 2003.
54．Thistle 2006.
55．Dow 2016.
56．Blair-Loy 2003.
57．Lareau 2003.
58．Williams 2000.
59．Hays 1996.
60．Blair-Loy 2003.
61．Acker 1990; Williams 2000.
62．Blair-Loy 2003; Gerson 1985; Stone 2007; Williams 2000, 2010.
63．Stone 2007.
64．Blair-Loy 2003.
65．Clawson and Gerstel 2014; Collins and Mayer 2010.
66．Blair-Loy 2003.
67．Blair-Loy 2003.
68．Damaske 2011b.
69．Grunow and Evertsson 2016.
70．Bonoli 1997；Esping-Andersen 1990；Gornick and Meyers 2003；Siaroff 1994．社会政策理论学者提出了多个概念框架可供不同的福利制度进行策略比较。我选择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地时遵循了由权威福利制度学者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提出的最多被使用的分类方法（Bonoli 1997），将福利制度分为四种不同模式。尽管有学者对不同类别模式的名称，如何确切地将不同的国家分至不同类别，以及这些类别之间是否或者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分裂或改革等问题都存在争议，我的本意是选择四个能够无争议地代表四种类别模式的国家。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中，学者经常会举出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作为典型案例来解释四种福利制度下的工作—家庭政策。这让我得以在更为广泛的比较理论和对福利国家的人口学文献框架下展示我的研究成果。
71．我在联邦德国和前民主德国两地都进行了采访，我会在第一章之后的部分描述此事。注意比较是有意义的，因为东、西德的统一也使得原本联邦德国男性挣钱养家的性别模式与前民主德国的双职工性别模式合二为一了。我将东、西德两地分开来，联邦德国是传统的福利模式，而前民主德国或许应该被称为混合福利模式，考虑到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很难套用现存的分类模式去概括前民主德国的状况。自1949到1989年，民主德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福利制度，要求所有民众都全职工作。在统一之后，联邦德国的传统福利模式被强加于前民主德国。如今，整个德国（包括联邦德国和前民主德国两个地区）都实行传统福利制度，但在前民主德国区域仍有不少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痕迹：前民主德国的文化态度和社会习俗都更倾向于支持双职工家庭（如：比比皆是的儿童保育服务）。
72．Lewis 2009.
73．更多询唤过程见阿尔都塞（Althusser，1971）；对询唤和性别身份的分析，见巴特勒（Butler，1993）。
74．我使用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注：此处的统计结果中，德国的数字代表前民主德国区域和前联邦德国区域的总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无法将两个地区的数据分开。但两地的妈妈们所面对的模式是不同的，比如，在前民主德国区域，妈妈们的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在产假后会更快地回归职场，且由性别原因导致的收入差距也较小。
7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a。
76．去家庭化的福利制度意味着政府会承担起一般由家庭，主要是妈妈们落实的照顾工作，由此解放女性去从事有偿劳动。（Esping-Andersen 1999）
77．未来研究的一个很有前途的方向是进行比较人种学研究，调查妈妈们日常会做什么去应对工作—家庭冲突。
78．研究者通常会使用极端案例作为理论论据。如Blair-Loy 2003；Hochschild 1983；Perry-Jenkins，Repetti，and Crouter 2000；Risman 1998；Stone 2007。
79．Stone 2007, pp. 19—20.
80．Williams 2010.
81．这些女性中有六人为非洲裔美国人、两人为西语裔白人。我还采访了一位亚洲女性、一位阿拉伯女性和一位黎巴嫩女性。所有身份信息均由这些女性自行通报。
82．Damaske 2011b; Stone 2007; Williams 2010.
83．Gornick and Meyers 2003; Hegewisch and Gornick 2011; Jacobs and Gerson 2004; Misra, Budig, and Moller 2007.
84．Beckert 2013a, 2013b, 2016.
85．Solnit 2016, p. xx.
86．Lear 2008, p. 103.
第二章 瑞典1．Duvander 2008.
2．Gerhard, Knijn, and Weckwert 2005, p. 38.
3．Daly and Lewis 2000; Gornick and Meyers 2003; Lundqvist 2011.
4．Ferrarini and Duvander 2010.
5．Huber and Stephens 2000.
6．Ellingsæter and Leira 2006.
7．Grennes and Strazds 2016; Wiles 2016.
8．Duvander 2008; Jonung 2012.
9．Hearn et al. 2012, p. 33.
10．Numhauser-Henning 2015.
11．Duvander, Ferrarini, and Thalberg 2005.
12．Duvander 2008, p. 7.
13．Duvander 2008, p. 7.
14．北欧国家普遍被认为是承认同性关系的领军者。（Scherpe 2013）过去15年里，瑞典更是在确保LGBT人群权益方面大步前进。但最终结果仍很复杂，尤其是当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想要升级为家长时。在1994年，瑞典的同性情侣就有权注册为合法伴侣，但直至最近，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伴侣仍无权养育子女。这一法律的依据是保障儿童权益，认为儿童需要有一个母亲和一个父亲作行为榜样——这一推论使得养育子女成为异性夫妻才能享有的特权。（Friðriksdóttir 2016）过去十年里的重大改革已经开始赋予同性伴侣更多成为家长的权利。例如，同性伴侣在2003年获得了领养权。2005年，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伴侣获得了人工授精的权利。（Friðriksdóttir 2016）2009年，瑞典成为全球第七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今日，伴随着人们对性别态度的改变，现有的工作—家庭政策已经不再将异性夫妇视为唯一（或理想的）适合养育子女的家庭形式了。
15．瑞典学院（Swedish Institute）2013。
16．Berggren 2004.
17．约一半职场妈妈会缩短工作时间、转为兼职，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爸爸会这样做。（Duvander 2008）
18．Ferrarini and Duvander 2010.
19．瑞典宪法（Svensk författningssamling）2016。这笔奖金每月上限为3000瑞典克朗（460美元）。在瑞典社会保险局对性别平等奖金的功效进行调研之后，政府决定将其取消，因为奖金制度并没能够明显地影响到父母对于假期分配的决定。
20．Duvander 2006.
2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4a。若家长受教育程度低或有移民背景，他们的孩子接受瑞典儿童保育服务较少。（Ellingsæter 2012）有研究发现，相比瑞典本地人，移民母亲们会更加集中地使用育儿假和因生育所获得的现金补助，但这一区别在劳动力市场受限制的情况下趋于细微。（Mussino and Duvander 2016）
22．Ferrarini and Duvander 2010.
23．Ellingsæter 2012.
24．Duvander and Ellingsæter 2016.
25．Duvander，Ferrarini，and Thalberg 2005；Ferrarini and Forssén 2005；Oláh and Bernhardt 2008．尽管如医疗保健等一些政策是所有瑞典居民都可以享受的，有一些经济援助仅向一些有需求的特殊家庭提供。比如，被认定为没有政府补助就无法享有住房（需通过经济状况调查）的低收入个人和家庭都能得到住房津贴（bostadsbidrag）。获得这一津贴的主要人群是单亲妈妈，这笔补助对提升单亲家庭收入起到了关键作用。还有其他政策适用于父母分手的家庭。如果没有获得抚养权的一方家长不能承担抚养费，那么生活补助会由社会保险局发给。这一援助确保获得抚养权的家长每月能按时收到维持生活的津贴，而无法承担抚养费的家长则欠了国家每月累加的债务。目前，瑞典社会保险局为全国13%的儿童提供生活补助。
26．Ferrarini and Duvander 2010．在2017年，反对来自有权势男性性骚扰的Me Too运动也在瑞典（Edwards 2017）、意大利（Horowitz 2017）以及德国（Kirschbaum 2018）流行开来，证明了性暴力仍是公众关心的议题，但不同国家民众对该运动的反应以及媒体的曝光程度各不相同。
27．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12。
28．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2011。
29．Dribe and Lundh 2011; Duvander 2001.
30．Hearn et al. 2012.
31．Björklund 2007.
32．Florin and Nilsson 1999; Hedlin 2013.
33．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12。
34．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整个20世纪或单独或以联合的形式长期执政。
35．世界价值观调查2011。
36．Stone 2007.
37．学者若是对于自己感兴趣的社会现象抱有先入为主的看法，则很难在这一领域或数据中发现新的见解。布尔迪厄（1996）将脱离自己个人经历的过程称为从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中抽身的认知突破——这是质性分析研究者步入自己不熟悉的社会世界的关键一步。
38．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12。
39．Pugh 2015.
40．Pomerleau 2015.
41．加班受集体协商合同制约，一般来说职工如果被要求加班，那么会得到加班报酬（övertidsersättning）或补偿性的休假（kompledighet）。
4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8。
43．从比例上来说，美国政府征收的全国收入不如瑞典那么多，但美国人因为交税而享受的福利也比瑞典人少。瑞典人从社会福利体系中可以获得诸多好处，而美国人若想要享受同等待遇，除了现在每年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外，他们还需要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很多钱，交上各种费如附加税、保险金、手续费、高额学费、幼儿看护费、老人看护费，等等，才能办得到。很多人根本付不起这笔钱。有些人会质问这样的服务是不是应该按需申请，抑或这样的服务是过上健康、高效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Hill 2013）
4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4a。
45．Thorsén and Brunk 200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d。
46．Kalleberg 2011; Pugh 2013.
47．Rosenfeld 2014.
48．Törnkvist 2013.
49．在我们见面的时候，索菲娅和她的同事刚刚开始联系工会并提出抗议，我不知道后来工会有没有介入调解。瑞典的工会有很强的实力，因此备受尊敬，而且被视为瑞典经济的中流砥柱。这场发生在瑞典社会民主劳动政策和索菲娅所讲述的非瑞典的新自由主义职场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否会逐渐升级，我们拭目以待。近年来，瑞典很努力地向国际企业打开大门——在瑞典的官方网站sweden.se上，可以看到用英语写的文章《如何在瑞典创业》以及《如何与瑞典人共事》。这一转变会对瑞典员工带来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
50．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12。
51．Collins 2018.
52．我遵循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对于女权主义的解读：“一次终结性别歧视、性别剥削和性别压迫的运动。”（2000，p.1）
53．世界价值观调查2011。
54．Averett 2015.
55．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12。
56．这一网页上有50篇文章。其他的文章标题有：“瑞典七大可持续发展案例”“瑞典的性别平等”“开放形成了瑞典社会”“瑞典和人权”“为什么瑞典人对‘交税’这件事有如此高的接受度？”“为一个同性平等的瑞典而努力”“瑞典的老人护理”“瑞典：从冰河时代到数字时代”“瑞典的残疾人福利政策”，等等。该网站还有关于移民的网页（https://sweden.se/migration）。
57．England and Folbre 2002.
58．Duvander 2008．一次又一次的研究都表明接受高质量早期儿童教育和关爱的孩子一生中都会比其他同龄人发展得更好。简而言之，被好好照顾着的孩子今后更容易成功。（Heckmann 2006）在瑞典，所有的孩子的起点都很高。
59．Duvander 2008.
60．Hays 1996.
61．Bennhold 2010.
62．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12。
63．Bennhold 2010.
64．Bennhold 2010.
65．2017年，有95%的瑞典人能够上网，85%的瑞典人使用智能手机上网（https://sweden.se/society/openness-shapes-swedish-society/）。
66．网络在瑞典不是富人的专利，也就是说这样的应用程序是非常容易获得和使用的。瑞典使用网络的人数比例高于其他任何欧盟国家：2016年，81%的瑞典人拥有智能手机，92%的瑞典人拥有电脑（Mjömark 2016）。
67．我的受访者似乎被灌输了太多工作—家庭政策的好处，她们似乎都已经形成了一个与国家层面的政治目标相一致的价值体系，这种策略被社会学家称为福利国家的性别化技巧。我采访过的职场妈妈对自我的要求都符合国家的双职工／双照顾者模式，这种模式鼓励性别化个体趋向同质化的发展。
68．Brady and Burroway 2012.
69．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12。
70．Ellingsæter 2012; Mussino and Duvander 2016.
71．Mussino and Duvander 2016; Wente 2015.
第三章 民主德国1．Kreyenfeld 2004.
2．Ostner 2010.
3．Kreyenfeld 2004.
4．Adler and Brayfield 2006; Fleckenstein and Lee 2014; Ostner 2010; Ziefle and Gangl 2014.
5．Lewis 1993; Ostner 2010; Pfau-Effinger and Smidt 2010.
6．Adler and Brayfield 1997; Hummelsheim and Hirschle 2010; Pfau-Effinger and Smidt 2010.
7．Matthews 2014.
8．Hagemann 2006; Kreyenfeld 2004; Ostner et al. 2003; Szydlik 2002; Trappe and Rosenfeld 1998.
9．Kreyenfeld 2004.
10．Struffolino, Studer, and Fasang 2015.
11．Kreyenfeld 2004.
12．Gangl and Ziefle 2015; Kolinsky 2003; Rosenfeld, Trappe, and Gornick 2004; Schenk 2003.
13．Jarausch 1999.
14．Jarausch 1999.
15．Rosenfeld, Trappe, and Gornick 2004.
16．Rudd 2000.
17．Ferree 2012.
18．我的很多受访者都是在法律仍有规定可以休至多三年产假的时候生育子女的。
19．Ziefle and Gangl 2014.
20．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 2013; Spiegel 2011; Ziefle and Gangl 2014.
21．Breitenbach 2016.
22．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4b。
23．Gangl and Ziefle 2009.
24．Ostner 2010; Ziefle and Gangl 2014.
25．Lewis et al. 2008, p. 270.
26．Lewis et al. 2008, p. 270.
27．Spiegel 2013.
28．Engstler and Menning 2003.
29．Rosenfeld, Trappe, and Gornick 2004; Hanel and Riphahn 2012.
30．Braun, Scott, and Alwin 1994; Lee, Alwin, and Tufiş 2007.
31．Lee, Alwin, and Tufiş 2007, p. 494.
32．柏林联邦州（Federal State of Berlin）2014；Segarra 2015。
33．Kroehnert, Medicus, and Klingholz 2006; Spiegel 2015.
34．有些妈妈在孩子能够进入日托班之前会选择雇用保姆来照看孩子。这些保姆在市政府有注册，可以在自己家里看管照顾一小群孩子。她们也要遵守所有的劳动法和社会法，并且需要交税和社会保险金。我采访到的少数几个保姆都是德国女性。但我无法找到有关德国或者柏林的保姆人群的整体数据。
35．Schober and Stahl 2014．这些数字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取得的数据，由德国经济研究所（Deutsches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计算，但无法具体说明在前民主德国区域和前联邦德国区域人口各占多少比例。
36．Rosenfeld, Trappe, and Gornick 2004.
37．Kreyenfeld 2004.
38．有几位妈妈感觉自己整个孕期身体都很健康，所以就一直工作到孩子出生，她们对于美国女性可以一直工作到临盆都表示佩服。但她们并没有意识到美国妈妈其实并没有选择，我在我们的采访结束之后向她们解释了这一点。在了解了美国女性无论孩子出生前后都没有什么带薪假时，她们脸上的表情是惊奇的。我对话过的大部分欧洲女性都模糊地感觉到美国的政策对女性支持较少，但在了解到具体做法时她们看起来仍很震惊。
39．Webber and Williams 2008.
40．Gangl and Ziefle 2009.
41．Blair-Loy 2003; Epstein et al. 1999; Risman 1998; Webber and Williams 2008.
42．Pfau-Effinger 2005.
43．Risman 1998; Webber and Williams 2008.
44．Presser 1989, 1994; Webber and Williams 2008.
45．人们对于平等的看法是主观的，不仅取决于做法，还取决于怎么看待自己的角色和其他人的角色。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1983）等人将之称为“复合平等”（complex equality）。见Armstrong 2002。
46．Schober and Stahl 2014.
47．Gornick and Meyers 2003; Stone 2007.
48．2015年3月，德国议会规定自2016年起，德国大约100家最著名的公司企业都需要将30%的企业监事会高管名额留给女性（挪威、西班牙、法国和冰岛都要求女性高管占比40%，意大利要求三分之一，比利时要求女性占比30%）。目前女性成员在德国企业监事会占比为18.6%。（Smale and Cain Miller 2015）
49．Holst and Wieber 2014.
50．Rank 2011.
51．世界价值观调查2011。
52．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12。
53．Holst and Wieber 2014.
54．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14。
第四章 联邦德国1．Mahon 2006, p. 179.
2．Adler and Brayfield 2006; Esping-Andersen 1990, 2009; Lewis 2009; Ostner 2010.
3．Korpi, Ferrarini, and Englund 2013; Ostner 2010; Rürup and Gruescu 2003.
4．Ostner 2010.
5．Esping-Andersen 2002; Ostner 2010.
6．欧盟统计局2016。
7．Ostner et al. 2003.
8．Damaske 2011a; Glass 2009; Gornick and Meyers 2003, 2004; Hochschild 1989, 1997; Jacobs and Gerson 2004; Pedulla and Thébaud 2015; Pettit and Hook 2009; Williams 2000.
9．Landler 2006．在这个单词的复数形式中，u变为ü。
10．Pascoe 2007.
11．我所谓的“矛盾”指的是该表述的口头含义，而非“社会学中的矛盾”。（如Merton and Barber 1963）波尔森（Poulson 2016）对这两种用法展开了讨论。
12．Adler and Brayfield 2006; Lee, Alwin, and Tufiş 2007.
13．Ogburn 1957; Swidler 1986.
14．Hochschild 1997.
15．Edin and Kefalas 2005, p. 172.
16．Edin and Kefalas 2005, p. 172.
17．Ferree 1976, 1980; Hochschild 1997.
18．Hawley 2012.
19．《经济学人》 2012。
20．Rønsen 2009.
2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4。
22．Correll, Benard, and Paik 2007.
23．Hebl et al. 2007; Masser, Grass, and Nesic 2007.
24．我之前曾解释过，除了仅可由母亲休的产假外，德国的育儿假可以由妈妈或者爸爸来休。这段时间的津贴由联邦政府从总税收中拨出，因此雇主对于这段休假可能不那么反感。
25．Acker 1990; Blair-Loy 2003.
26．Webber and Williams 2007, 2008.
27．尽管我采访的中产阶级妈妈告诉我她们有深重的愧疚感，其他有孩子的女性可能有其他的经历。比如，移民妈妈的就业率远低于德国本地出生的妈妈们，因此有可能她们会比我对话过的德国女性少承受一些愧疚感。这是一个开放的、经验主义的问题。联邦德国的移民妈妈是否了解或者是否在工作和生活中受到德国行为准则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话题。另一个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领域是没有孩子的德国女性的感受。跨越所有社会经济阶层，不考虑移民背景的前提下，很可能这些女性会因为没当妈妈而遭受歧视。与我进行田野调查的所有国家一样，在现行的福利国家模式下，男性无论在工作—家庭模式、政策以及文化期待方面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第五章 意大利1．Naldini 2003.关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家庭主义福利制度讨论，亦称“南欧福利模式”或“地中海模式”，见Ferrera（1996）。
2．Esping-Andersen 1999.
3．纳尔蒂尼（Naldini，2003）认为意大利社会中一系列独特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意味着真正的男性挣钱养家模式其实从未实现。意大利的福利模式将男性挣钱养家的模式“延展”了，依附于他、随他享受社会保障福利（就业保障和收入保障）的家庭成员不仅有妻子和孩子，还有未结婚的成年子女、孩子的新家庭、年长的父母以及其他亲戚。这些福利只有拥有标准雇用合同的员工才能享受。
4．了解更多有关意大利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和分隔的后果，见Barbieri and Scherer（2009）。
5．Naldini and Jurado 2013.
6．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意大利工业部分的就业率快速上升，政府执行了这些劳动保护政策。（见Cooke 2009）了解工会对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历史影响，见Thelen（2014）、Western（1999）。
7．Simonazzi et al. 2009.
8．纳尔蒂尼（Naldini，2003）研究了为什么意大利和西班牙对有孩子的家庭在经济方面的扶助力度那么小，而其他也很受天主教影响的国家如法国和比利时对有孩子的家庭扶助力度却很强的原因。
9．纳尔蒂尼和茹拉多解释说：“在家庭／亲族互助模式中，性别分工是不对称的，女性的照顾在亲族之间非常关键。理所当然地，政府提供的照顾服务很少，家庭补贴也很少。”（2013，p. 44）
1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线数据库，http://stats.oecd.org。
11．Jessoula 2012.
12．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生育潮的一代在年纪渐长的同时，他们的预期寿命也在延长，意大利的老年人群数量显著增加。（Mazzola et al.2016）
13．欧盟统计局2016。如何解释低生育率是人口学家的热门话题。见卡瓦利（Cavalli）和罗西娜（Rosina）（2011）就改变意大利生育率的讨论，以及戈德斯坦（Goldstein）、卢茨（Lutz）、特斯塔（Testa）（2003）就欧洲更大范围的生育率进行的讨论。
14．Kohler, Billari, and Ortega 2002.
1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d。
16．很有意义的例子是在2016年，意大利西北部的失业率是8.7%，东北部是7.3%，中部是10.5%，南部是19%。欧盟当年的平均失业率是8.6%。（欧盟统计局2017）
17．Saraceno 2003.
18．Da Roit and Sabatinelli 2013; Saraceno 2003.
19．Cooke 2009, p. 127.
20．达罗伊特和萨巴蒂内利（Da Roit and Sabatinelli，2013）认为与其他南欧国家一样，意大利政府几乎不进行任何管制的行为代表了其不仅接受，甚至有意推动非正规的护工市场在国内发展。总体来说，文化和政治方面都对非正规的劳动力持接纳的态度。大量没有身份证明的劳工因此来到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的老年护理行业。更多关于意大利移民护工潮的讨论，见Caponio and Graziano（2011）、Da Roit（2010）和Reyneri（2001）。
21．Da Roit and Sabatinelli 2013.
22．Caldwell 1978.
23．与德国、瑞典和美国不同，在过去50年间，意大利政党明显缺乏女性运动。女性在政治方面的代表也是一个影响社会政策发展的因素，但在意大利历来薄弱。（Da Roit and Sabatinelli 2013；Misra 2003）
24．Torrisi 2017.
25．Bonoli 1997; Da Roit and Sabatinelli 2013.
26．Da Roit and Sabatinelli 2013; Martin and Palier 2007.
27．欧盟委员会2018。
28．Culhane 2016.
29．国际劳工组织2014。
30．国际劳工组织2014。
31．Masselot, di Torella, and Burri 2012.
32．Del Boca and Vuri 2007；Del Boca 2015.意大利71%有年幼孩子的父母都全职工作。（Cooke 2009）跨国调查发现兼职工作比例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子女年幼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正向相关。（Meulders，Plasman，and Plasman1994）德尔波卡和武里（Del Boca and Vuri）曾记录意大利“兼职员工比例低似乎主要是由劳动力市场需求特征导致的”。（2007，p. 5）
33．Del Boca, Locatelli, and Vuri 2005.
34．Oliver and Mätzke 2014.
35．Cooke 2009; Del Boca 2015; Naldini and Saraceno 2008.
36．我的意大利受访者都受过高等教育，或许是因为我需要用英语进行采访。
3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
38．欧盟晴雨表（Eurobarometer）2014。
39．相比其他地方，意大利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欧盟中年龄在15—24岁之间人群的平均失业率2016年达到了18.7%，在意大利，这个数字是37.8%。而且意大利各地区的失业率数值差别很大：北部地区15—24岁人群的失业率是20.4%，南部年轻人的失业率则高达49.2%。（欧盟统计局2017）
40．人们普遍希望先经济稳定再要孩子，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人们根据这一想法来施行或计划生活的能力有很大区别。我在意大利的受访者都享有相当的阶级特权。社会学家凯瑟琳·埃丁和玛丽亚·凯法拉斯（Kathryn Edin and Maria Kefalas，2005）采访了美国的低收入妈妈，她们的感想呼应了意大利的中产阶级妈妈。不过她们所采访的女性认为，为了可能永远实现不了的经济基础而推迟育儿并没有什么意义。若是调查一下意大利低收入妈妈群体或许会很有对比价值。
41．Modena and Sabatini 2012.
42．Figari and Narazani 2017．我问焦尔达娜她的两个孩子小时候是否参加了日托机构，她回答说：“是的，大的孩子8个月的时候去的，小的孩子……13个月。”我追问：“公立的机构还是私立的机构？”焦尔达娜回答说：“公立的，不过我们也需要付一部分费用。”一个意大利家庭若只有一个孩子，每月需要支付的托儿费用在南部是221欧元（270美元），在北部是364欧元（446美元）。有好几个孩子的家庭需要支付的费用会大幅下降。在美国，将一个4岁的孩子送去日托班平均每月需要花费800美元。这一开支随地区变化，比如阿拉斯加的托儿费是每月477美元，马萨诸塞州为每月1100美元，到华盛顿特区就达到每月1321美元。（Schulte and Durana 2016）
43．欧盟晴雨表2014。
44．Riva 2016.
45．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12。
46．Blair-Loy 2003, p. 116.
47．这与琼·阿克（Joan Acker，1990）、玛丽·布莱尔-洛伊（2003）以及琼·威廉斯（Joan Williams，2000）对美国职场女性研究获得的结果相似。
48．Lo Scalzo et al. 2009.
49．Bansak, Hainmueller, and Hangartner 2016.
50．Magaraggia 2012; Ruspini 2009.
51．Magaraggia 2012; Ruspini 2009.
52．Bergmann 2008.
53．Billari et al. 2008.
54．Da Roit and Sabatinelli 2013.
55．Williams, Blair-Loy, and Berdahl 2013.
56．相比进养老机构，父母更希望年老后由自己的孩子照顾。大部分意大利人都表示愿意长期照顾老人。正规公立养老服务机构的规模非常有限：只有不到3%的老人常住在养老设施中。家庭生活很大程度上需要仰赖亲戚的帮忙，尤其是那些无法负担私人护工的家庭。（Naldini and Jurado 2013）
57．León and Migliavacca 2013; Naldini and Jurado 2013.
58．Arber and Timonen 2012.
59．Jappens and van Bavel 2012.
60．欧盟统计局2016。
61．Crocetti and Meeus 2014.
62．Albertini and Kohli 2013.
63．Barzi, Menon, and Perali 2011; Bertolini 2011.
64．Naldini and Jurado 2013.
65．Kvist 2014.
66．L’Istituto Nazionale della Previdenza Sociale 2017.
67．Arpino, Pronzato, and Tavares 2012.
68．Naldini and Saraceno 2008.
69．Da Roit and Sabatinelli 2013; Morgan 2005.
70．Naldini and Saraceno 2008.
71．Da Roit and Sabatinelli 2013; Parreñas 2008.
72．Parreñas 2008.
73．Caponio and Graziano 2011; Damiani 2010.
74．IRES-CGIL 2009.
75．Parreñas 2001.
第六章 美国1．《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仅要求为员工“安排相同的工作或‘同级的工作’”，但并不保证恢复该员工休假前的原职位。
2．Glass 2009; Gornick and Meyers 2003; Williams 2000.
3．Glass 2009.
4．Collins and Mayer 2010, p. 112.
5．柯林斯与迈耶写道：“福利契约制度的新理论是建立在以人权换补助的前提之下的。接受政府补助意味着贫困女性必须放弃一系列权利和自由，包括自由决定是否要在家陪伴孩子、是否与孩子的父亲保持关系、选择何时在何地从事何种工作的权利以及工作中最基本的劳动权利和保护。”（2010，p. 14）
6．P.H. Collins 1998, 2001, 2004.
7．Gornick and Meyers 2003.
8．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Women and Families 2018a.
9．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2010。
10．波士顿咨询公司2017。
11．Ho 2015.
12．Schulte 2013; Story, Kaphingst, and French 2006.
13．Story, Kaphingst, and French 2006.
14．Heckman 2006.
15．McCrate 2005; Noonan and Glass 2012; Osterman 1995.
16．McCrate 2002.
17．Glass and Noonan 2016.
18．Blair-Loy 2003; Damaske 2011b; Glass 2009; Gornick and Meyers 2003; Hochschild 1989, 1997; Jacobs and Gerson 2004; Orloff 1993; Pettit and Hook 2009; Sainsbury 1997.
19．Gornick and Meyers 2003; Jacobs and Gerson 2004; Lambert 2008; Schlosser 2001; Thistle 2006.
20．Glass, Simon, and Andersson 2016.
21．Glass 2009.
22．Gerson 2010.
23．蒂安娜希望能当护士，这种想法很有意思。社会学家丹·克劳森（Dan Clawson）和娜奥米·格斯特尔（Naomi Gerstel，2014）曾在一次对四种医疗保健相关职业的研究中发现，美国的医生和护士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己的日程安排（属于工人阶层的紧急医疗技师以及助理护士就不在此列），但不同性别的医生和护士安排日程的方式不同。医生大多是男性，他们会选择长时间工作，将家务活全部交给自己的配偶。护士主要是女性，会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以满足自己配偶和孩子的需求——这种弹性恰好就是蒂安娜希望能够拥有以照顾她的两个孩子的。因此尽管护士的工作能够让蒂安娜这样的妈妈们获得社会阶层优势、获得对工作更大程度的掌控，克劳森和格斯特尔认为这种职场福利也可能会强化按性别区分的传统家务分工模式。
24．Hays 1996; Villalobos 2014.
25．更多关于权利体系进行思想灌输的过程，见Bourdieu 1977。
26．Blair-Loy 2003.
27．Griffin 2012; June 2016; Luberecki 2017.
28．Hertz 2008.
29．Pugh 2015.
30．Blair-Loy 2003.
31．Blair-Loy 2003.
32．了解有关儿童在美国不断变化的社会价值的讨论，见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的著作《给无价的孩子定价》（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1985）。
33．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12。
34．Deutsch 2004.
35．Hochschild 1989.
36．缺乏工作—家庭政策的大力支持，低收入妈妈经常被迫离开工作，这给她们的家庭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比高收入妈妈的家庭更为深远。这种低收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员更迭形成了美国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Collins and Mayer 2010）
37．Barston 2012; Jung 2015; Wall 2001.
38．Hochschild 1989.
39．Acker 1990; Williams, Muller, and Kilanski 2012.
40．美国劳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2015。
4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6；瑞典学院2018。
42．Stein 2015．在我采访时，华盛顿特区的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国家最低时薪标准7.25美元。到2018年，华盛顿特区的时薪是全国最高的，达到13.25美元。（DePietro 2018）
43．Lichter 1997.
44．见Clawson and Gerstel 2014。
45．Heymann et al. 2009.
46．美国国家伙伴关系之女性与家庭（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Women and Families）2018b。
47．Ray, Sanes, and Schmitt 2013.
48．Blair-Loy 2003, p. 184.
49．Webber and Williams 2008.
50．Jacobs and Gerson 2004.
51．Edin and Lein 1997.
52．Cooper 2014．社会学家安娜·维拉洛博斯（Ana Villalobos，2014）在对背景更多元的美国妈妈群体访谈后也有类似发现。当面对经济状况不平等和不稳定时，女性的密集母职更像是一种安全策略：她们将更为紧密的亲子关系视为一种在不安全的世界中获得安全感的方式。不幸的是，安娜了解到这种安全策略往往事与愿违，因为这是“试图以个人关系解决整个社会的不安定”。（p. 3）
53．Collins and Mayer 2010.
54．Hays 1996; Lareau 2003; Martin 2005.
55．Avishai 2007.
56．Avishai 2007, p. 136。
57．安妮特·拉罗（Annette Lareau，2003）将这种密集育儿方式称为“协作培养”，这种模式在不同种族群体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很普遍。
58．Collins and Mayer 2010; Stone 2007.
59．Folbre 2001.
第七章 政治化的工作—家庭冲突1．Blair-Loy 2003; Damaske 2011b; Gornick and Meyers 2003; Jacobs and Gerson 2004; Stone 2007; Williams 2000.
2．Hondagneu-Sotelo 2001; Parreñas 2001, 2005.
3．Ehrenreich and Hochschild 2003.
4．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新自由主义：“一种努力将市场化的竞争原则投放到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去的执政形式。”（Gane 2014，p. 1092）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开放、竞争化、不受管控、不受任何形式政府干预的市场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佳机制”。（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p. 350）亦见Harvey 2007；Kalleberg 2009。
5．Albiston et al. 2012.
6．比如，有一些拥护女权主义的团体希望能看到美国联邦政府为女性和男性提供长达一年的带薪育儿假。这些团体知道这个提案在近期成为法律的希望几乎为零。更合理的期待是能在全国范围内立法提供带薪育儿假，即便时间短一些也无妨。国家层面的任何带薪育儿假制度都意味着政府在支持家庭和育儿方面也担起了责任。
7．Wright 2011, p. 37.
8．Mahon 2006, p. 179.
9．Ogburn 1957; Swidler 1986.
10．Colucci 2017, n.p.
11．Chafetz 1990; Deutsch 2007; Ridgeway and Correll 2000.
12．Prentice 2009．这些转变其实意味着那些关于照顾、看护的事宜都要去政治化。也就是说，将提供照顾服务转变成为一个经济案例不仅是为了“消除党派隔阂”而采取的中立策略，事实上是为了减少围绕这个问题而产生人员流动的可能性。
13．Gornick and Meyers 2008.
14．Misra, Budig, and Boeckmann 2011.
15．Ellingsæter 2003; Misra, Budig, and Boeckmann 2011; Pfau-Effinger 1998, 2010.
16．Mandel and Shalev 2009a, 2009b; Misra, Budig, and Boeckmann 2011.
17．Orloff 2009b, p. 141.
18．Orloff 2009b, p. 141．其他有关社会身份、社会政策和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案例，见詹森（Jensen，2017）从民族志的角度研究决定巴西谁有资格获得难民身份的政治庇护程序，以及利伯曼（Liebermann，2003）对巴西和南非激进税收制度的研究，就人种和种族类别的信仰如何决定态度进行的讨论。
19．Orloff 2009b.
20．Orloff 2009b, p. 144。
21．Ellings.ter 2012; Orloff 2009b.
22．Orloff 2009b, p. 245.
23．Mandel and Semyonov 2005, 2006; Pettit and Hook 2009.
24．Ono and Lee 2013.
25．Orloff 2009b, p. 150.
26．Fischer et al. 1996, p. 20.
27．Fischer et al. 1996, pp. 23—24。
28．Fischer et al. 1996, pp. 23—24。
29．Rank 2011.
30．Lear 2008; Díaz 2016.
31．Fischer et al. 1996, p. 23.
32．赖特（Wright，2011，p. 37）主张，“探索真正的乌托邦意味着建立一个可能的，而非真实的社会”。
33．Solnit 2016, p. 5.
34．Gornick and Meyers 2003.
35．Fischer et al. 1996, p. 23.
36．Lewis et al. 2008.
37．Hook 2006.
38．Duvander and Johansson 2012.
39．Kotsadam and Finseraas 2011; Patnaik 2016.
40．Huerta et al. 2013.
41．Doucet 2006; Rehel 2014; Seward et al. 2006.
42．Blair-Loy 2003.
43．Williams 2000.
44．England and Folbre 1999a, 1999b; Glass 2000; Gornick and Meyers 2003.
附录A1．Stone 2007.
2．Graff 2007; Williams, Manvell, and Bornstein 2006.
3．如下是瑞典首相府（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在官方网站对女权主义政府的定义：“瑞典拥有全世界第一届女权主义政府。这意味着包括做决策和资源分配等政府工作都将以性别平等为中心。一个女权主义的政府能够确保更大范围地在国内和国际事务方面通过性别平等的视角进行政策制定。女性和男性在影响社会和创造自己的生活方面理应享有同等的权利。这是人权，也有关民主和公正。性别平等有助于应对社会面临的挑战，作为当代福利制度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对社会公正以及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4．Pugh 2013．艾莉森·皮尤的文章回应了对于访谈能否引导出足够多与文化有关数据的批评。更多访谈相关内容亦见Lamont and Swidler 2014；Vaisey 2014；Weiss 1994。
5．Pugh 2013, p. 52.
6．E.g., Blair-Loy 2003; Stone 2007; Williams 1995.
7．德国联邦统计局（Statistisches Bundesamt）2016。
8．Kochlar 2017；亦见Vaughan-Whitehead 2016。
9．Grunow and Evertsson 2016.
10．Wallace 2005, n.p.
11．Desmond 2016, pp. 325—26.
12．Emerson, Fretz, and Shaw 2011.
13．我自己转写了一部分访谈录音，还雇了三位录音打字员帮助我转写剩余的访谈录音。其中一位是男性，另两位是女性，她们说自己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因为她们自己也是母亲。两位女性开始从事录音转写工作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工作—家庭平衡。事后，两位女性录音打字员都联络了我，表示自己在转写这些访谈数据时受到了很大震动。其中一位写道：“因为这些录音我开始退后一步思考自己作为母亲的表现。我想在新的一年里我恐怕不会再接那么多转写的工作了。我已经花了很多个漫长的夜晚在工作上而不是陪伴我的女儿，我想这并无必要。我确实需要退后一步来评判这一切，因此我非常感激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它让我找到了今后的重心。”另一位女性写道：“我曾是一个职场妈妈。听了那么多女性与您的对话，讨论好家长应该是怎样的，谈论她们对于自己孩子的期待，说到她们希望能够保护子女的安全。最终我感觉自己几乎又一次穿越了整个国家……来到我儿子被害的那个晚上……距离他26岁的生日只有两个星期。我一直想要对这些您访谈过的女性说——也对您说——请珍惜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每一刻，因为很可能就过了那么一晚上，一切都物是人非了。”她还在邮件里附加了一张她儿子的照片、他墓碑的照片、她自己写的墓志铭以及关于她儿子遇害的一则当地新闻。这两封邮件都表明母职对当代女性是一个多么根深蒂固的话题。正如玛丽·布莱尔-洛伊（2003）认为的那样，对母亲而言，工作—家庭冲突或许是个人问题，但这也是何谓好员工和好母亲这一共识性问题的核心。
14．Emerson, Fretz, and Shaw 2011.
15．Emerson, Fretz, and Shaw 2011, p. 169。
16．Emerson, Fretz, and Shaw 2011, pp. 169—70。
17．Emerson, Fretz, and Shaw 2011, p. 171。
18．Emerson, Fretz, and Shaw 2011, p. 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