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A2

表A.2　受访者自报人种或民族信息（移民背景／原籍国）

瑞典
（ n=25） 24位白人*（21人瑞典、2人芬兰、1人德国）
1位斯里兰卡人（1人瑞典） 前民主德国（ n=25） 24位白人*（12人联邦德国、6人民主德国、2人美国、1人丹麦、1人荷兰、1人芬兰、1人波兰）
1位中国人（1人中国） 联邦德国（ n=26） 26位白人*（24人德国、1人法国、1人美国） 意大利（ n=27） 25位白人*（21人意大利、2人意大利裔美国、1人瑞典、1人法国）
2位墨西哥人（2人墨西哥裔美国） 美国（ n=32） 19位白人（19人美国）
6位非洲裔美国人（6人美国）
2位西语裔白人（2人美国）
1位非洲、美国、西语裔（1人美国）
1位西语裔（1人美国）
1位阿拉伯人（1人美国）
1位亚裔（1人加拿大）
1位黎巴嫩人（1人黎巴嫩）

注：以上受访者的种族、移民背景或原籍国都以她们本人的理解和向我介绍的信息为准。自报数据在种族分类方面不一定符合美国研究者惯常使用的类别，但此处我遵从所有女士的想法并保留她们的表达方式。

*　欧洲女性被归于“白人”类别是因为在欧洲并不使用“种族”这一术语作为判断身份类别的依据。更常用的术语是“移民背景”或“原籍国”。

我的考察笔记为本项目提供了关键的数据。我了解考察笔记能保留对刚刚发生的事情的感受，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因而我在每次访谈之后都会做详细的记录。我希望能够抓住并且保留对于访谈环境的感受、被采访女性的外表，描述任何我遇到的人，记录下值得关注的轶事和诸如哭泣之类强烈的感情，并标注我希望之后能够记起的非语言提示以及特别的想法。我会对自己的第一印象、对重要事件的观察、我自己的感受和反应，以及受访者反应比较大、似乎对她们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做详细的笔记。

有时候，我结束访谈离开某位女性的家，走过一个街区，就转进旁边的小路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或许就坐在路肩上，或者是路边的长椅上，这样就能尽快地在访谈之后立即将笔记写出来。如果我接下来还有另一个访谈，而我正在一个可以说话且不用担心被人听去的地方，那么我就会打开录音笔，一边走路一边将我的感受和观察说出来。我会在那天晚上回家以后将录音转写出来。如果我正在公共交通上或者在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公共环境里，我会用手写的方式在我的笔记本上做记录。如果我在访谈之后必须站在公共汽车或者地铁里，那么我会在手机上以要点的方式做简单的记录，晚些时候再在电脑上将它们补充完整。

我对考察笔记的要求是能够保留我在撰写本书时所需要的回忆、思考、场景和经历。这些笔记是我“回到当时”的工具，我希望能够在数据收集完成之后的很多天、很多个月甚至很多年之后，当我读到某段笔记，我仍旧能回想得起与我对话的女性的样子、我们进行访谈的环境以及当时的对话给人的感受。考察笔记就是我站在自己的角度对受访者的想法和经历进行梳理之后的书面记录。因而考察笔记中记录下了我对受访者的担心、意图以及经历的印象，这也加深了我对这些女性想法的思考和理解。12

数据分析

所有访谈内容都有数码录音且都经过了转写。13然后我对转写的文字记录以及我的考察笔记通过质性数据分析软件ATLAS.ti进行编码和分析。我将所有受访者的姓名以及任何个人身份信息隐去，使用假名，且将所有可能辨识身份的细节改写以保持匿名性。

我采用了罗伯特·艾默生（Robert Emerson）、蕾切尔·弗雷茨（Rachel Fretz）以及琳达·肖（Linda Shaw）提出的质性分析编码策略。14我将数据分析视为一个反复的过程。首先我会进行一轮逐行的“开放式编码”，从而在文字记录中产生一个分析类别列表。然后我使用这些分析类别对数据集进行“聚焦式编码”，从而打磨提炼出明确的理论命题。在这一阶段中我还会不断地检查将互不关联的观察结果联系在一起的主题。通过比对不同群体的数据，新的、意料之外的模式会浮现出来，我从而得到了新的分析主题和类别。

分析的最后一个阶段发生在我撰写研究结论的过程中，我仍旧使用了艾默生和他同事的方法。在这个阶段中，我将访谈文字记录和我的考察笔记当作“需要为更广大的受众分析、解释和从中选出结论的文本”。15在我书写结论的时候，我希望所有对于当地场景的观察和体验都与社会学理论及传统有所关联。我的目标是再现那个我的读者没能亲身经历但我已经为你们探索过的世界，这意味着我会反复游走在特定的对话、受访者的故事和更为笼统的社会学理论之间，既提出学术性的分析，又保留受访者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16

我使用访谈的片段和分析性的评论进行了一系列主题式的叙述。通过这种方法，数据片段成了“故事的关键核心”，也能够成为建构和讲述故事本身的“砖块”，而不仅仅只是例证而已。17这种写作方式同样取自艾默生、弗雷茨和肖的方法，意图“提供一种表达手段，让实地考察中获得的意见以它们自己独特的声音说出，与此同时……也表达读者的心声，说出读者的争议、看法和忧虑”。18当我对访谈片段进行选择和组织、借用批判女权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工具将它们加入条理清晰的叙述中时，我完成了最后的分析。

分享故事

我聆听了135位女性对于母职的深刻见解，我期待某一天自己也能成为一位母亲，因而我从中获益匪浅。这些女性以欢迎的姿态与我分享了她们日常生活的某些片段，我不仅仅是个旁观者，更是一个暂时的参与者，在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与她们一同交流、思考、欢笑、感叹、哭泣、抱怨和感激。访谈无法全盘体现人的生活的复杂性，但这些意犹未尽的对话、访谈前后以及过程中与她们共度的时光让我得以亲身体验她们的生活。在我最后一次进行访谈时，本项目已经进行了五年，在最后一天的考察笔记中我写道：

今天，我完完全全感受到了一个局外人为了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对女性的工作和家庭都更为友善的地方而展露出的天赋和慷慨。这是我在柏林的最后一天，当我走回家时，路上遇到一个小乐队正在一个树荫浓密的庭院里弹奏着非常甜蜜的歌曲。我对他们的音乐表达了感谢，而那个弹班卓琴的乐手对我说：“现在你听过我们的歌啦，这也成了你的音乐！”对我来说，这句话也适用于过去五年的研究：每一位女性的经历和故事如今都成了我的一部分。有几百个人热心地为我动用了自己的社交关系，传递消息，给我住的地方，向我介绍她们的伴侣，允许我与她们的婴儿亲密接触，同意我接近她们居住的地方，带我参观她们的办公场所，与她们一同坐在餐桌边享用美味，还与我分享了自己最为隐私的想法和经历：这让我觉得我真是拥有一份世界上最棒的工作。

我亲爱的读者，我衷心希望这些女性的故事也会成为你们的一部分。我希望她们的经历能够启发我们所有人一起为了全世界妈妈们的生活幸福而加倍地努力，更长久地坚持，更大声地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