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斯塔基受过不少抑郁之苦。她是家里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的家人几乎从未抚摩或拥抱过她。后来她在学校被楼管性侵，13岁时又被强奸。“我差不多3岁就开始抑郁了。”她说。她小时候常会把自己锁进楼梯下的小隔间，在墙上画墓碑。7岁时，她的父亲死于胰腺癌。她今年38岁：“我有时还能听到他的尖叫。比如我躺在床上或是坐在屋里，就又听到他的叫声，然后被吓得魂飞魄散。”她小时候最好的朋友是一个邻居。她去敲门才发现，邻居已经上吊自杀。17年前，安琪高中毕业，自此以后几乎一直全天候住院，中间几次短暂出院，搬入有监护的社区住宅。她患有分裂性情感障碍，这意味着她不但有重性抑郁，还会幻听到有声音指示她自我毁灭。她的惊恐让她无法与世界正常互动。她企图自杀多次，多得没人记得住，但因为她成年后主要住在治疗机构中，所以一次又一次获救，甚至有一次她蓄意跳到一辆汽车前都活了下来。她的胳膊因切口无数而变得疙疙瘩瘩；医生最近告诉她，她已经没有柔韧性的皮肉，如果再继续割伤自己，伤口会无法愈合。她多次自焚，把肚子的皮肤弄得斑驳不堪。她也试过把自己勒死（用塑胶袋、鞋带、血压计臂带），直到“我的头变成紫色”，现在脖子上的疤痕就是证据。她的眼皮褶皱不平，因为她用点燃着的烟头烫过。她头发稀疏，因为她会自己拔。她的牙齿已经烂了一部分，因为长期服药的副作用会导致口腔干燥，诱发牙龈炎。现在医生给她开的药物如下：每片100毫克的可致律（氯氮平），每日5片；25毫克可致律，每日5片；20毫克洛赛克（奥美拉唑），每日1片；200毫克思瑞康（喹硫平），每日2片；5毫克达多帮（奥昔布宁），每日4片；20毫克来适可（氟伐他汀），每日1片；10毫克布斯帕，每日6片；20毫克百忧解，每日4片；300毫克诺立丁，每日3片；25毫克妥泰（托吡酯），每日1片；2毫克Cogentin（苯甲托品），每日2片。【421】【422】
我第一次见安琪是在参访宾州的州立机构诺里斯顿医院的时候，当时她是那里的病人。我惊愕不已，为她的伤疤，为药物导致的浮肿，为她这样的身体状况。但与这里眼神空洞的许多人相比，她表现得更愿意交流。“她很黏人，”她的一位护士告诉我，“但她天性特别善良。安琪与众不同。”毋庸置疑，所有人都与众不同，但安琪有一种满怀希望的动人气质，就她的人生经历而言更显弥足珍贵。她经历过那么多苦难，内心深处却还那么温暖，充满想象力又宽厚，她的人格魅力会让人忘记她被残害的外表。她的病掩盖了她的个性，却没有摧毁它。
后来我和安琪亲密了起来，也详细了解到了她的自残模式。她最喜欢用马口铁罐头盖割伤自己。有一次，她把手臂割得稀烂，严重到需要缝四百针。“割伤自己是唯一带给我快乐的事。”她告诉我。身边找不到罐头时，她会想尽办法把牙膏管的底部展平，用它从身上割下一丝一丝的肉。她甚至在针对自残烧伤进行的清创（清除坏死组织的手术）过程中都这样做过。在诺里斯顿州立精神病医院这个小世界里，“我进进出出50号楼，就是急救中心”，她告诉我。“我一割伤自己就得住进去。以前是16号楼，但现在是50号楼。我住1号楼，那儿是普通住院楼。有时候我会去33号楼的卡拉OK之夜消遣一下。这次我必须住院，因为我的躯体性惊恐不断发作。我的脑子也不好用，你知道吗？好像一直在跳过内容，那感觉吓到我了。我得一直跑卫生间——真是奇怪了，整个身体对一点点的焦虑就有这么大的反应！昨天我们去了商场，太可怕了。连小店铺都很可怕。我只好吃了一把安定文，但这样都没什么帮助。我很怕自己会完全失控。昨天，我特别快地进出商店，去了大概十次卫生间。我没法吞咽。离开医院去商场时我很怕去商场，但到该回来的时候，我又很怕回医院。”
身体的疼痛对她来说向来不可或缺。“我告诉他们别给我缝针，别让我好过，”她说，“让我再难受些。特别疼的时候我会感觉好一些。如果必须得感受痛苦，我宁可那是身体的，而不是情感的痛苦。对我来说，疲惫不堪、难以呼吸时，身体的疼痛是一种清除。我觉得钉合比缝合好，因为钉合更痛，但痛得还是不够久。割伤自己时，我想死；可如果我被撕得稀碎、烧个干净之类的，谁会来照顾我？你看，我不是个健康人。”有段时间安琪病得特别重，三年里都要接受一对一的监护，连如厕时都没有隐私。有时候医护人员不得不把她绑在床上。她住过紧锁的病房，也穿过很多次身体网：那是一张大网，把暴力的患者包裹起来让他们完全动弹不得。她形容那个经历可怕到无法用语言形容。她对自己吃的药了如指掌，是个知识丰富的患者。“只要再想一下可致律，”她说，“我就要开始把药都吐出来了，你懂吗？”她也接受过大量的电痉挛治疗。【423】
最近一次住诺里斯顿医院时，安琪告诉我她每天给母亲打电话，每个月有两个周末会回家和母亲一起过。“在这世上，我爱我妈妈胜过一切，比爱自己还爱她，那样。她实在不容易。有时候我想，她有七个孩子，也许留下六个也行。我走了的话不会留下她自己一个人。我折磨她够久的了。她不需要我来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的病带来重压，对，重压，还有难堪，这些都伤害了她。我的抑郁，她的抑郁，我姐妹的抑郁，我兄弟们的，你知道吗？永远都没个了结，我觉得。得直到我们死。我真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份工作，给她些钱。他们说我太担心我妈妈了，但你知道，她73岁了。我去她家，打扫卫生。再急急忙忙赶回家做清洁。我会一直一直做清洁，一边极度不安。我疯狂地做清洁。我喜欢洗东西。我妈妈也确实很感激。”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安琪明显很紧张，因为长期接受ECT（她接受过30轮）和大剂量用药，她特有的记忆问题尤其令她失能。她一句话说到一半时就会忘记后半句。她谈到自己小小世界里的小小慰藉：“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我这么好。我以前恨死我自己，恨我做过的所有事。上帝一定觉得我有点价值，因为，我的意思是，我两次被车撞，把自己割到血都流光，可还活着。我丑，还很胖。我没办法——有时候我脑子太乱了，都无法思考。医院，就是我的生活，你懂吗？那些症状，它们不会就这样结束的。抑郁和那些孤独的感觉。”
安琪敏锐地觉察到了我们之间的沟通困难，于是几周后，她寄给我一封信来“说清楚”。她在信中写道：“我做了这么多自杀自残的事。一切都让我精疲力竭。我觉得自己已经没了脑子。有时我会开始哭，然后害怕永远都停不下来。我失控了，无休无止地失控了。有那么多的人我都好想帮助，哪怕只是一个拥抱。只是拥抱本身就让我快乐。有时我会写诗。诗会对我和别人说我之前病得多重，但也显示出希望是存在的。爱你的，安琪。”【424】
之后的一年里，安琪从诺里斯顿医院搬到一个重点辅助看护住所，后又搬到宾州波茨敦一个看护较少的地方。超过14个月，她没有割手臂。种类繁多的药物似乎起了作用，让可怕的声音远离了她。离开诺里斯顿前，她对我说过：“真正让我害怕的是我自己无法足够振作起来，无法做事，像是去买东西，或走三段台阶，还有应对其他人，所有这些。”但她过渡得非常顺利，有如神助。“现在，”出院大约一个月后，她对我说，“我比之前任何时候过得都好。”之后她就继续一点点变好，培养出之前完全意想不到的信心。她还会听到一个声音叫她名字，但这声音不是之前听到的那个折磨人的恶魔之声。“多数时候，我一点儿都不想伤害自己了。之前自残好像是种强迫，而现在我还会想到它，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不像以前那样了。以前如果有人打个喷嚏，我就会割自己。现在我觉得我想活在这里，但愿能一直活下去！”她对我说。
让我惊讶的是，不同于很多自残的患者，安琪从未企图伤害他人。住院那么多年，她从未打过人。她讲到有一次她点燃自己的睡衣自焚，然后开始害怕因自己的燃烧而让整个楼陷入火海。“我想到了会因我而烧死的人，于是很快就把我身上的火扑灭了。”她加入诺里斯顿医院的顾客满意度团队，那是医院内部为患者权利发声的团体。她和医生们出访，虽然觉得害怕，但还是在多所学校讲述了医院的生活情况。去她的监护住所看她时，我观察到，她总是那个教别人做事的人：她给别人演示如何做饭（花生酱香蕉三明治），耐心几近无限。“我得把生活过下去，”她对我说，“我就是特别想帮助别人。也许过一阵子，我会觉得我也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现在和我同屋的这个女人，她真是个好心人。她接你电话的时候是不是听起来像个小甜心？她有好多问题，不做饭也不打扫。她根本不做多少事。但她很甜，没人能对她苛刻起来。大概这两个月我都在试着教她怎么削该死的黄瓜皮，但她学不会。”
安琪爱写诗，把时间都花在努力为自己的经历发声：【425】
我多希望能哭出来，
像天空那样轻易哭出来，泪水不再
像以前那样轻易涌出，它们
困在灵魂深处。
一片空无，我害怕。
你感觉到了这空无吗？我猜
它是自己内心的恐惧。我该
勇敢起来，对战这恐惧，
但这是一场
历时太久的战争。我好累。
孩子们在长大，泪水
在我眼中满溢。错过
他们的成长，像错过四季
变换，错过玫瑰花绽放
于春日，错过雪花飘落
在寒冬。还有多少年华，
我只得错过？这些年华不会
为我或孩子们停留，它们为什么
要停留？年华会继续绽放、
盛开，而我的人生会继续
伫立不动，如寂静的池塘。
就在安琪从监护住所搬到低度监护住所前，我去看的她。她给我制作了一个礼物：一个刷成亮蓝色的鸟舍，后面贴着一个便条，写着“房租到期”。我们到波茨敦购物中心的一家中餐馆吃午饭。我们聊了《丕平正传》，是她唯一一次去纽约时看过的音乐剧。我们聊了她申请的一份兼职工作：在熟食店帮忙做三明治。申请失败了，她垂头丧气。本来想到要工作，她是很兴奋的，虽然她害怕收银台，害怕给人找钱时必须做算术。“我的数学也就在三年级水平，”她对我吐露心声，“真的很差。我的注意力也短得像个3岁小孩。我觉得是药物让我这样的。”我们聊了她最爱的书，《麦田守望者》。我们也聊了她那时做的梦。“我总是梦到海洋，”她说，“梦里的房间就像这间，那儿有面墙，墙后面就是海洋。我怎么也到不了那里的海滩，到不了水边。我不停努力挣扎啊，想过去水那边，但就是不行。其他时候我也会梦到炙热的感觉。太阳开始把我晒伤，头发也渐渐烧焦。我害怕太阳的炙热。你知道，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在日落时，我也会尽力去没有窗的地方，那时太阳会变红，会吓到我。”我们还聊了一点她的记忆缺陷。“我是我一个侄女的教母，”她说，“但我记不住是哪个侄女，又不能问，因为太难堪了。”【426】
后来，我和安琪断断续续地联系了半年，再见面时，她询问我的近况。我告诉她我的抑郁有一点复发。那之前我刚刚肩膀脱臼，第三次崩溃。我们又去了那家中餐馆。安琪先把盘中蔫蔫的白菜重新摆了一下。一分钟后她说：“你知道吗，这之前我真的很担心你。我是说，我以为你可能自杀了之类的。”
我试图安慰她：“呃，其实不完全是那样的，安琪。我那时确实很糟，但大概没你想的那么危险。或者说至少后来看没那么危险。你知道，我服用再普乐，也做了很多调整，很快就有了改观。”我笑着张开双臂：“你看，我现在好好的。”
安琪抬起头看我，笑了：“那太棒了。我之前可担心了。”我们俩就都吃饭。然后她勇敢地说：“我永远也不会好的。”我告诉她要一步一步来，说她当时真的不错。我告诉她，她比两年前我第一次见她时好一千倍。我对她说，你看，一年前你连想都想不到可以出门，住你要搬去的那样的地方。“是呀，”她说，那一刻有点害羞的自豪，“有时候我真恨药物，但它们确实对我有帮助。”
我们吃过冰淇淋，去到餐馆旁边的一家一元店。安琪买了咖啡和几样她需要的东西。我们上车，开回她此时的住处。“我真开心你来了，”她对我说，“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这儿。希望你没觉得是我硬把你拖来这里的。”我说看到她的进展我很兴奋，我也很高兴今天来了。“你知道，”她说，“只要能恢复到可以做事，我就想上一个有名的节目，比如《奥普拉秀》。那是我的梦想。”
我问她为什么想上脱口秀节目。
“我就是想告诉别人我的想法，”我们回到车上时她说，“我想告诉所有人：不要割自己，不要伤害自己，不要恨自己。你知道吗？这真的太重要了。我真希望自己早点明白这些。我想告诉所有人。”我们安静地开了一会儿车。“你写这本书的时候，会尽力告诉别人我说的这些吗？”她问我，然后有点紧张地笑了笑。【427】
“我会尽力告诉别人你刚说的话。”我回答道。
“你保证？这太重要了。”
“我保证。”
接着我们去了她的新住处，那个低度监护住所。我们到处参观，看向窗外，我还爬了一段户外楼梯，去到楼后一个天台上看风景。这里和她之前住的那个有点要塌的地方有天壤之别。这里刚刚翻修过，看着像间宾馆，每间两卧公寓都铺满地毯，有一台大电视机、一张扶手椅、一个沙发和一个设备齐全的厨房。“安琪，这地方真不错。”我说。她说：“是呀，这里真好，比以前那里好多了。”
我们又开回她即将搬离的地方。我们双双下车，我给了安琪一个长长的拥抱。我祝她好运，她再次感谢我来看她，告诉我我的探望对她意义多么重大。我谢她给我做的鸟舍。“天啊，真冷。”她说。我回到车上，看着她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从停车场走去她的前门。我开出车位，准备离开。“再见，安琪。”我说。她转身挥手。“别忘了，你保证过的。”我离开时，她向我大声喊道。
那看起来是一幅快乐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它一直是。但不到六个月，安琪又割开了手腕和肚子，被送回医院，住进重点看护精神病房。我再次开车到诺里斯顿看望她，看到她手臂上布满火山一般的血疱，因为她把滚烫的咖啡泼在大大的伤口上，好减轻漫溢的焦虑。我们说话时，她在座位上前后摇摆。“我就是完全不想活了。”她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想出这本书里写的每句有用的话。“不会一直这样的。”我对她说，虽然我猜对她来说，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在抑郁这件事里，仅有英雄主义和眼中的光是不够的。
一位精神分裂的女性不停加入我们的对话，坚称自己杀死的是一只瓢虫（ladybug），而不是一位淑女（lady），还说她的家人强奸她，因为他们误会了此事，认为她杀死了一位淑女。她想让我们把这件事写清楚。一名脚码奇大的男子不停对我耳语着阴谋论。“滚。”安琪终于忍无可忍，对他们大吼。然后她用面目全非的双臂环抱自己。“我受不了这样，”她说着，满怀愤怒、难过和悲惨，“我永远也离不开这地方了。我只想用头撞墙，直到头破血流，你知道吗？”
我离开之前，一位看护人员问我：“你对她抱乐观态度吗？”我摇摇头。“我也不乐观；”他说，“我乐观过一阵子，因为她不像大部分人那么疯，但我错了。她现在很认得清状况，但还是病得这么重。”【428】
安琪对我说：“他们曾经把我从最糟糕的情况中救了出来，所以我想他们还能再救我一次。”
不出六个月，这场风暴就平息了，她重获自由，回到了之前那间不错的公寓。她现在非常积极愉悦。她也终于得到一份在杂货店装袋的工作，自豪无比。在中餐馆，那里的人似乎很高兴见到我们。我们聊天时回避了“总是”和“永远不会”这样的词。
人们总在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写一本关于抑郁的书？他们似乎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愿意全情投入到这个令人不快的主题中，我也必须承认，研究开始时，我也常觉得自己的选择很蠢。我给出过几个还算合适的回答。我说我觉得我有一些前人没说过的话要说。我说写作是一种出于社会责任的行为，我想帮人们理解抑郁，了解如何最好地照顾抑郁患者。我承认自己得到了一份高额的预支稿酬，也承认我觉得这个主题能激发大众的想象，而我想出名，想受人爱戴。但直到写了大约3/4的时候，写作本书的意义才完全地对我展现了出来。
抑郁者强烈而粉碎性的脆弱易感超乎我的预想。我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脆弱与个性的各种交互方式都是怎样、又有多复杂。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的一位密友订婚了，她的未婚夫以自己的抑郁为借口，在情感方面极为自我放纵。他对性持拒绝和冷淡的态度，要求她给他吃，给他钱，安排他的个人生活，因为让他自己负责任太痛苦了。他一连几小时闷闷不乐时，她会温柔地安抚他，而他却记不得她生活中的任何细节，也不跟她聊她的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鼓励她忍一忍，觉得问题会随着病情减轻得到解决，却没有意识到这世上任何治疗都无法把他变成一个有骨气的人。后来，我的另一位女性朋友告诉我，她的丈夫对她实施身体暴力，把她的头撞到地上。他之前几周都举止怪异：面对普通的电话都偏执妄想，也对狗满怀恶意。在遭受他凶恶的身体攻击后，她惊恐地打电话报警，之后他就住进了精神病院。他确实有某种分裂性情感障碍，但仍属有罪。精神疾病常常展现出人糟糕的一面，但并不会真的将人完全改变。有时人糟糕的一面是可怜、需要关怀又充满渴望的，这些都是凄惨却动人的特性；而有时糟糕的一面粗暴又残忍。精神疾病把大多数人完美地掩盖在黑暗之中的痛苦现实展现了出来。抑郁会放大性格。我觉得，长远来看，抑郁会让好人变得更好，坏人变得更坏。抑郁既可以毁掉人的比例感，使人妄想，错误地感到无助，但也可以成为通往真相的窗口。【429】
第一位朋友的未婚夫和第二位朋友的丈夫在本书中不占多少篇幅。在研究中或研究之外，我遇到很多抑郁者让我感觉不太好或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基本上决定不写他们的事。我选择描写我崇敬的人。本书的人物大多坚强、聪颖、坚韧不屈，或有其他方面的与众不同。我不相信世界上存在所谓的“普通”人，也不认为讲述某种“典型”的实情可以传达包罗万象的真实。通俗心理学书籍的通病就在于，它们总试图找到一种没有个人特色的“一般”人类。读过如此多的韧性、力量和想象力后，你会了解到的不但有抑郁的可怕，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我曾和一位严重抑郁的老先生交谈，他对我说：“抑郁的人没有故事，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故事，真正重获新生的人更有扣人心弦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情绪只能存在于烤面包机、原子弹、“禾谷灿灿的田野”（狄金森语）形成的杂乱之间。本书存在的意义，是为出众的人和他们的成功故事创造一个更有保护性的环境，我相信，这些帮助过我的故事也能帮到别人。
有人患上轻性抑郁会完全失能，而有人患有重性抑郁，却仍能奋力生活下去。“有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物质滥用的大卫·麦克道尔说，“这不意味着他们的痛苦更少。”对此我们很难做出绝对的衡量。“不幸的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儿童心理学家黛博拉·克里斯蒂评论道，“对于自杀、痛苦或悲伤，是没有测量仪这种东西的。我们无法客观地衡量人病得多重，或症状是什么。我们只能聆听人们的倾诉，承认他们的感受就是那样的。”疾病和个性也会相互影响：一些人能够忍受的症状会毁掉另一些人，有些人则几乎没有任何承受能力；一些人可能会向抑郁投降，另一些人则与之对抗。鉴于抑郁极能令人丧失动机，人确实需要某种生存冲动才能不向抑郁认输，坚持挺过去。幽默感是抑郁者能够恢复的最佳指征，通常也最能表示别人是否会继续爱他。保持幽默感，就有希望。【430】
当然，在完全不好笑的经历中保持幽默感很有难度，但这样做极为必要。抑郁期间，最应牢记的是：失去的时间无法挽回。这灾难的几年，不会在你生命的最后关头补上。无论抑郁吞噬掉多少时间，它们都一去不返。经历病症时流失的分分秒秒，再也不会与你重逢。不管感觉多糟，你都必须倾尽全力活下去，哪怕当下能做的一切只有呼吸。耐心等它过去，把等待的时间尽可能填满。这是我给抑郁人士的一大建议。把握住时间，不要盼着自己的人生消失。哪怕是觉得快要爆炸的分分秒秒，也是你人生中的分分秒秒，一旦失去就不再拥有。
对抑郁的化学过程，我们有着惊人的盲信。我们力图把抑郁从抑郁者身上剥离，于是陷入了自古以来有关边界的争论：哪里是本质的，哪里又是制造的。我们在力图将抑郁与人分开，将治疗与人分开，于是把人解构成了虚无。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在《利他主义的可能性》中写道：“人的生活并非主要在于被动地接受各种刺激，无论它们是否愉快，是否带来满足；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在于活动和追求。一个人必须过自己的生活，别人没有资格过他的生活，他也没有资格过别人的。”什么是自然的、真实的？寻找贤者之石和不老之泉，都比寻找情感、道德、痛苦、信念、正义等的真正化学过程更为可取。
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在莎士比亚的晚年剧作《冬天的故事》中，珀迪塔和波利克赛尼斯在花园中争论真实和人造的界限：什么是真的，什么又是创造。珀迪塔问道，植物嫁接是不是“一种技艺，……/人类与那伟大的创造性自然共享”，波利克赛尼斯回答道：
还没有任何办法能把自然造得更好，
但自然创造了这个办法。所以，说到这个
你说给自然添彩的技艺，这技艺是
自然造出的。你看，甜美的姑娘……这种技艺
确能填补自然的不足——毋宁说改变自然，但
这技艺本身就是自然。
我很高兴人类想尽了一切办法把技艺强加给自然：我们想到了烹饪食物、把来自五大洲的食材放入同一盘中，我们繁育出现代犬种和马种，我们把矿石铸成金属，把野生水果杂交、培育出今天所知的桃子和苹果。我也很高兴我们发明了中央供暖和室内管道系统，想出如何建造大楼、大船和飞机。我激动于快速通信的手段，惭愧地说，我很依赖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我很高兴人类发明了一系列科技，可以保护牙齿免于腐蚀，让身体免患某些疾病，让很大一部分人口活到老年。我不否认，所有这些技艺都有不利的结果，最严重的包括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人口过载、战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权衡之下，我们的技艺是在引领我们自己进步的，而在对每项新发展的适应中，我们也变得对这些技艺习以为常。我们已经忘记，如今人们热爱的多瓣玫瑰曾是对自然不光彩的挑战，在园艺师插手之前，自然无法让林中开出这样的花。海狸第一次建造水坝，猴子用对生的拇指加其他手指剥开香蕉皮，这些是自然还是技艺？上帝造了葡萄，可以酿成醉人的饮料，这是否让醉酒成了某种自然状态？醉酒时，我们就不再是自己了吗？饥饿时呢，吃多时呢？那么我们是谁？【431】
如果说嫁接是17世纪对自然攻击的缩影，那么抗抑郁药和越发可能实现的基因操控便是21世纪对自然攻击的缩影。莎翁四百年前阐述的原则同样适用于现代的新技术，两者似乎都是在改写事物的自然秩序。如果人性是自然的，那么人的发明也是自然的。无论是什么原始生命力创造了变形虫，它也创造了能被化学物质影响的人脑，以及人类，而我们人类最终能想出合成什么化学物质、合成出什么效果。我们修补或改变自然时，所用的技术，是我们把各种观念进行独特的组合后得到的，而这些观念都来自自然世界。谁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活在一个各种操控都有可能的世界里，也接受了其中某些操控。这就是我。我不会因为患病或因为得到治疗，就更真实或更不真实。
人需要不断努力才能保持状态良好。也许我朋友的未婚夫别无选择，只能像个混蛋一样行事，也许他的头脑生来就道德沦丧。也许我另一个朋友的丈夫生来就残暴。可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种叫作“意志力”的自然本性，所以我不同意“化学前定”观，也反对它创造的道德空子。我是谁，如何尽力做好人，如何崩溃瓦解又如何重新振作，都是包括在一个统一体之内的。这个统一体中也包括吃药、接受电击、坠入爱河、崇拜上帝和科学。安琪·斯塔基以坚强乐观的精神，公开讲述诺里斯顿医院中的生活。她怀着无比纤弱的柔情，花无数小时尽力教她的室友如何削黄瓜皮。为了帮我写这本书，她花了时间写下自己的想法。她把母亲的家从里到外刷个干净。抑郁影响了她的能力，却没有影响她的品格。【432】
人想要清晰地划定自我的界限。事实上，在体验和化学过程的混沌中，并不存在一个像黄金矿脉那般纯粹的本质性自我。人类机体是一系列复数个自我，它们彼此屈服或选择。我们每个人都是某些选择和境遇的总和，而自我存在于我们的选择和世界交汇的狭窄空间中。我想到我的父亲，想到在我第三次抑郁时来我家住下的那些朋友。只是走进医生诊室、接受治疗，就变得如此宽厚有爱心，这是否可能？宽厚和爱要耗费巨大的能量、努力和意志。我们能否想象，某一天，这些品格会免费可得，人们可以接受品格注射，让我们每个人都无须努力就变成甘地或特蕾莎修女？是杰出的人对自己的光彩拥有权利，还是光彩也只是随机的化学构造？
我满怀希望地阅读报纸的科学版面。将来，抗抑郁药会被其他神药取代；如下图景也不再无法想象：那时我们能绘出大脑的化学过程图，用治疗让人在指定情况下疯狂地爱上指定的人。不久人们也能自主选择，是为糟糕的婚姻接受谈话治疗，还是借药理学家的干预重续深情。如果我们能解锁衰老和所有失败的秘密，繁育出一整个种族的“神”来取代人类，他们永无恶意、愤怒或忌妒，总以道德热情行事，为宇宙和平的理想全情投入，那会是怎样？也许所有这些都将发生，但依我的经验看，药物再好，也仅是给了你一种重塑自我的方式，它本身不会重塑你。我们永远无法逃离选择本身。人的自我在于选择，每一天的每一个选择。是我自己决定了每天服药两次。是我自己决定了和父亲讲话。是我自己决定了打电话给我弟弟，自己决定了养一条狗，自己决定了闹钟响时起床（或不起床），自己决定了有时无情、有时自我、常常健忘。本书写作的背后有一套化学过程，我要是能掌握这套化学，也许就能利用它再写一本，但那也是个选择。在我看来，思考作为存在的根据，不如选择来得有力。我们的人性不在于化学过程或环境，而在于我们基于自身所在的时代、自己的品格、年龄和所在环境，去利用既有科技的意愿。【433】
有时候我真希望能看到自己的大脑。我想知道里面刻着怎样的印记。我想象它是灰色、潮湿而精妙的。我想到它就待在、嵌在我脑袋里，有时我觉得这奇怪的东西就是我，在过着生活，时而好用，时而坏掉。真的很奇怪，这是我，这是我的脑，而这是活在我脑中的痛苦。看这里，你能看到这东西上的哪里被痛苦划伤，哪里打结成块，哪里又微微发光。
可以说，相比不抑郁的人，抑郁者对周围世界的观察更准确。那些认为自己不太受人喜爱的人，可能比那些自认受人爱戴的人更接近现实。抑郁者的判断力可能强过健康人。一些研究表明，抑郁和不抑郁的人回答抽象问题时水平相当。然而当问及自己对特定事件的掌控力时，非抑郁者的自我判断无一例外地高过实际水平，而抑郁者的评估则很准确。在一项用电脑游戏进行的研究中，游戏过程进行半小时，抑郁者会准确记得自己打掉多少个小怪物，而非抑郁者猜的自己的数字比实际高4～6倍。弗洛伊德评论道，忧的之人“比不忧郁的人更能发现真相”。对世界和自我完全准确的理解并不是演化的题中之义，因为这并不服务于物种保存的目标。过度乐观的看法导致愚蠢的冒险，但适度的乐观有着强大的选择优势。“常人的思想和感知，”谢莉·E. 泰勒在她新近出版的惊人著作《积极错觉》中写道，“其特色不在于准确性，而在于对自我、世界和未来的积极的、自我强化的错觉。而且，这些错觉实际看来具有适应性，能促进而非破坏心理健康……与常人相比，轻性抑郁者对自我、世界和未来的看法应更准确……［但他们］明显缺乏常人身上促进心理健康并缓冲挫折的错觉。”【434】
事实上，存在主义与抑郁感同样真实。生命是徒劳无谓的。我们无法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世上。爱总是不完美的。个人身体的隔绝性也永远无法突破。不论在这世上做什么，人终会死去。能够容忍这些现实、关注其他事物并继续生活，是种选择优势，让人努力、寻求、找到、不放弃。我观看卢旺达图西人和孟加拉饥民的影像：他们中很多人失去了所有家人甚至熟人，没有任何赚钱的预期，找不到食物，患有痛苦的疾病。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但他们还在继续生活！他们要么是有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盲目，让他们为存活而抗争下去，要么是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憧憬。抑郁者看世界看得太清楚，于是失去了盲目具有的选择优势。
重性抑郁给人的教训太过严厉：为避免冻疮，人不需要去撒哈拉沙漠。世上大多数的心理痛苦是不必要的，而某些重性抑郁患者所体验的痛苦最好是能加以控制。然而我相信，我们是否想要完全掌控自己的情感状态，是否想要一种完美的情感止痛剂好让悲伤变得像头痛一样可以消除，这样的问题一定会有答案。终结适度的悲痛就是在准许兽性的行为：我们若是永远不会因自身行动的后果而悔恨，很快就会毁掉彼此和世界。抑郁是大脑的错误发放。如果人的皮质醇失控，应将其调回正常。但也别太矫枉过正。放弃我们想要做的事和真正做的事之间的根本冲突，结束反映此种冲突及困难的黑暗情绪，乃是放弃人的本质和做人的好处。有些人大概是焦虑和悲伤得不够，不足以使他们免遭麻烦，他们过得好像也不太好。他们太乐天派，太无畏，也不善良。善良的灵魂又有什么需要？
渡过抑郁而情绪稳定的人，对日常生活快乐常常有更强的觉察。他们有能力获得某种现成的欢欣，并深深理解生活中的所有美好。他们如果本就是好人，很可能还会变得异常宽厚。其他疾病的幸存者也可能如此，但即使奇迹般治愈最严重癌症的人也没有这种“元快乐”：能够体验或给予快乐的快乐，是这种快乐丰富了重性抑郁劫后余生者的人生。艾米·古特在《有益和无益的抑郁》一书中详尽阐述了这个想法，她提出，抑郁强加的长时间暂停和其间的反复思虑，通常会令人在生活中做出积极的改变，尤其是在失去亲友之后。【435】
人类的“正常”并非客观事实。发明减轻抑郁甚至最终可能影响悲伤的药物和技术，意味着什么？演化心理学家伦道夫·内瑟评论道：“现在，我们大多数时候能控制身体的疼痛。我们体验到的身体疼痛有多少真有必要？也许5%？我们需要疼痛对自己发出受伤警示，但我们真的需要持久的疼痛吗？只要问问患有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结肠炎或偏头痛的人就知道了！当然如下只是类比：我们体验到的心理痛苦又有多少真有必要？多于5%吗？假如可以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吃一片事后紧急止痛片，就能摆脱痛苦难忍的无用悲伤，那会意味着什么？”法国心理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为抑郁找到了一个深刻的心理作用：“这压垮我们的悲伤、让我们无法动弹的迟钝，也是抵抗疯狂的盾牌、甚至最后的盾牌。”也许更直白的表述是，我们依赖着自己的悲伤，超乎我们所知。
抗抑郁药的使用不久前还被归为“反常”，并被详尽记述过自己的极端抑郁的玛莎·曼宁称为“泛滥和贬低”；而随着人们寻求将其正常化，抗抑郁药物的使用日渐增多。1998年，有超过6000万张处方开具了SSRI类药物，更不用说还有大量处方开具的是非SSRI类药物。现在，SSRI类会用于治疗想家、进食障碍、经前综合征、慢性关节痛、家养宠物抓挠过多，当然最多还是用于轻度悲伤和常见的悲痛。开这些处方的不仅有精神科医生，还有全科医生和妇产科医生；我还认识一个服用百忧解的人，他的处方来自足病专科医生。环球航空800号航班（TWA800）失事时，†等待亲人消息的家属收到抗抑郁药作为缓解性措施，就像也得到了额外的枕头和毯子。我对这种普遍的用药不置可否，但我觉得用药应在知情和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进行。
据说每个人都因自身的缺陷而获得了美德。如果消除这些缺陷，相应的美德是否也会消失？“药理学的盛世才刚刚迎来曙光。”伦道夫·内瑟说。而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克利茨曼说：“研发中的新药很可能将会快速、简单、便宜且安全地阻断人们不想要的很多情感。这可能最晚到下一代就会成为现实。我预测人们会接受这个情况，因为人们如果能让自己的感觉更好，通常就会去做。我能想象几十年后的世界是个药理学乌托邦，也同样容易想象那时的人会非常轻松，以致忽略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哥白尼之后，人类还未面对过如此剧烈的转变。几个世纪之后，未来的新社会在回看我们时，可能会觉得我们是一群被不可控的情感奴役并致残的生物。”果真如此，我们会失去很多，但无疑也会获得很多。【436】
人在经历过抑郁之后，对危机的恐惧会有所减轻。我现在有数不清的缺点，但与经历所有这些抑郁之前相比，我变成了更好的人。只有经历过抑郁，我才会想写这本书。一些朋友试过劝我不要和书中写到的人建立关系。我很想说抑郁让我无私，让我学会爱穷人和受压迫的人，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如果有过抑郁这样的经历，你无法眼看着同样的故事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展开而不觉惊恐。对我而言，从很多方面来说，投身到他人的悲伤中比袖手旁观容易得多。我痛恨那种无法触及他人的感觉。美德不一定总是但行好事、不求回报，但爱别人可以带来某种平静，这是远离他人无法获得的。目睹抑郁者的痛苦让我忍不住想做点什么。我觉得我可以帮上忙。什么都不做，就好像看着别人把上好的红酒洒满餐桌。扶起酒瓶并擦干桌上的酒，比起忽视眼前发生的一切要容易。
抑郁到最低谷时，是极为可怕的孤独感，而我从中学到了亲密的价值。我母亲与癌症抗争时说过：“别人为我做的一切都很棒，但独自困在这个背叛了我的身体里，依然很糟糕。”而独自困在背叛了自己的心智中至少也同样糟糕。看到别人困在自己的心中时，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无法用爱把抑郁的人拉出惨境（虽然有时可令其分心）。有时候，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的住处陪他。静坐在他人心灵的黑暗中并不愉快，但在外旁观这颗心灵腐烂，实在更糟。我们可以只在远处焦急，也可以不断、不断地走近抑郁的人。而有时接近的方式就是沉默甚至远离。我们作为局外人无法做什么决定，但应该去认清情况。抑郁最主要的就是孤独，但也可以孕育出孤独的反面。因为抑郁，我爱得更多，也得到了更多的爱，而对本书采访对象中的很多人，我也有同样的感触。很多人问我他们能为抑郁的亲友做些什么，我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减轻他们的孤独。与他们一起喝茶，长时间聊天；在同一间屋里坐在他们旁边，或安安静静，或选择任何适合情况的方式。但一定要去做，欣然地做。【437】
麦琪·罗宾斯患过严重的躁郁症，她说：“我以前总是非常紧张，不停说话。后来我开始在一家艾滋病人住所做志愿工作。他们有下午茶时间，我的任务是为患者拿茶、蛋糕和果汁，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无人探望，很是孤独。我记得刚开始的一天，我坐在几个人旁边，试着发起和他们的聊天，问他们7月4日独立日做了什么。他们告诉了我，但仅此而已，都没有把话头继续下去。我想，他们这样可不怎么友好，对自己也没有帮助。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这些人是不会闲聊的。事实上，那前几句简短的回答之后，他们就完全不会说话了。但他们不想我离开。于是我决定，我当下和以后，都要和他们一起在这里。这个场合就仅仅是这样的：我是没有艾滋病的人，看上去也没有病重或垂死，而我可以容忍他们病得很重、生命垂危。所以那天下午我就陪着他们，没有说话。爱就是你在一旁，单纯地关注着他们，无条件地关注。如果那时他正在受苦，那这就是他的状况。你和那样的状态在一起，而不是疯狂地试图为之做些什么。我学会了那样做。”
抑郁的幸存者继续服药，等待着。有人接受精神动力治疗，有人接受电痉挛治疗，或手术。我们继续生活。人无法选择会不会抑郁，也无法选择何时或如何好转，但可以选择用抑郁来做什么，尤其是在摆脱抑郁之后。有些人短暂地恢复，知道自己还会再次陷入。但恢复时，他们努力用自己的抑郁经历丰富并改善人生。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抑郁只是绝对的惨境，他们永远无法从中获得什么。抑郁之后，抑郁者可以很好地找到办法，让这样的经历启迪智慧。乔治·艾略特在《丹尼尔的半生缘》中描述过抑郁好转时刻的神奇感触。故事中，弥拉已经准备好自杀，后来被丹尼尔救了回来。她说：“但在最后关头——昨天，当我向往着水来把我淹没时，我觉得死亡是怜悯的最佳形象——然后上天就活灵活现地来找我了，这让我感到了信任。”上天不会活灵活现地去找那些生活全然平静的人。【438】
我的第三次崩溃是一次迷你崩溃，发生在本书的写作末期。那段时间我无法应对任何方式的沟通，于是在电子邮件里写好自动回复的信息，说我暂时联络不到，在电话答录机上也留下相似的信息。遭受过抑郁的熟人都明白这些信息说明什么。他们一分钟也没有浪费，一些人给我打了几十通电话，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热心地这么做了。“只要你打电话，我会立刻过去陪你住，”劳拉·安德森写道，还寄来了一盆茂盛的兰花，“一直待到你变好为止。如果你喜欢，当然随时欢迎你来我家，如果你需要搬来住一年，我也会在这里陪着你。我希望你知道我会永远在身边支持你。”克劳迪娅·韦弗写信问我：“有个人每天查看你的状况会比较好吗，还是这些留言对负担太重了？如果留言是负担，你不需要回复这条，但不论你需要什么，给我打电话就好，任何时候，不论白天黑夜。”安琪·斯塔基常常从医院的付费电话上打过来，查看我是否还好：“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但我总是担心着你。请照顾好你自己。如果你感觉特别差，就随时来看我吧。我真的很想见你。如果你需要什么，我会尽力为你争取。请发誓你不会伤害自己。”弗兰克·鲁萨科夫给我写了一封非同寻常的信，提醒我希望的宝贵特质。“我盼着听到你变好并踏上新征途的消息。”写完，他在信中署名：“你的朋友，弗兰克。”我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都对所有这些人投入了感情，但这些自发的真情流露还是令我惊讶。蒂娜·索内戈说，如果我需要她，她会请病假来；或者给我买张机票，带我去什么地方放松一下。“我也是个不错的厨师。”她对我说。珍妮特·本舒夫带着水仙花来我家，送给我她亲手抄录的诗句，都选自她最爱的诗作，字迹清晰。她还带来个睡袋，这样就可以睡我的沙发，只为不让我孤身一人。这样的回应很是惊人。
即使在抑郁者最绝望的恳求，比如“为什么”或“为什么是我”中，也藏着自我检视的种子，而这个过程通常会有成果。艾米莉·狄金森说到过“那洁白的养料——绝望”。抑郁确实可以解释生命的合理性，并支持生命继续下去。未经检视的生活对抑郁的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也许是我最大的意外发现：并不是抑郁令人叹服，而是遭遇抑郁的人可能因抑郁而变得令人叹服。我希望这个基本事实能够给受苦的人一些养料，可以在这些亲历痛苦之人的心中激发出耐心与爱。像安琪一样，给那些没有自尊的人带去自尊的治愈，也是我的使命。我希望通过这本书中的故事，他们也许不仅会学到希望，也学到某种自爱。【439】
某些特定种类的逆境很有价值。我们谁都不会选择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习，因为艰辛可不愉悦。我渴望过轻松的生活，为此愿意、也已经确实做出相当大的妥协。但我已经发现，从我生命的这个际遇中是可以得到些什么的，其中也能找到一些价值，至少除去病情笼罩最严重的时候是这样的。
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谈到，如果人不认识恶，就不可能体味到善。“一个年轻人考虑作恶，丝毫不知追随罪恶会得到什么后果，然后拒绝了，那这样的美德只是空洞且不纯净的美德；罪恶的纯洁只是粪便般的纯洁。”于是对悲伤的最深认识成了完全体味快乐的基础，因而使快乐本身更加强烈。30年后，已经更为睿智的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了堕落后的亚当和夏娃在了解到人性的完整谱系时所获得的智慧：
……自从我们的眼睛
睁开以后，我们确实发现了、也发现我们认识了
善与恶，善失去而恶到手，
那是知识的恶果。
有些知识虽然教会我们很多，但还是最好不要得到。抑郁不仅教给人很多有关快乐的事，也会抹杀快乐。它是知识的恶果，而这知识我宁可从未沾染。然而，人一旦有了知识，便可寻求救赎。亚当和夏娃就发现了：
上天给予的力量，从绝望中迸出的
新的希望，和快乐。
带着这崭新的、另一种人类的快乐，他们启程去过短暂而美好的一生：
他们回头看，注视着伊甸园
的整片东侧，这里迄今都是他们的乐土
……
他们滴下自然的眼泪，旋即擦拭干净；
整个世界全在他们眼前，供他们选择
安身之处，而神意就是他们的指引：
二人手挽着手，慢慢移动流浪的脚步，
走出伊甸园，踏上他们孤寂的旅途。【440】
世界也这样在我们眼前，我们也是以这样的脚步行走于孤寂的旅途，也一定是令人困顿又无尽宝贵的知识的幸存者。我们带着勇气和过多的智慧前行，但也决心找到美好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然而，美会拯救世界。”从悲伤的世界回归的那一刻总是神奇的，有时美得令人瞠目。那几乎要值得让人去绝望中走上一遭。我们谁也不会在天赐的众多特质中选择抑郁，但被给予抑郁这一特质后，我们这些幸存者很可能会在其中找到些什么。人类就是这样的。海德格尔认为痛苦是思想的起源，谢林认为那就是人类自由的本质。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屈从于痛苦：“因为抑郁，我有了一种至高的、形而上的清明……悲伤、哀悼中的精致是人类的印记，绝非胜利但却细微，时刻准备好抗争，也有着创造力。”
现在我时常测量自己的心理体温。我改变了睡眠习惯，更容易把事情放下，对他人更宽容，也更有决心不浪费我能找到的快乐时光。我的自我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不再接受以前会接受的那类打击，还有了些显现自己的小窗，但也有了一些如蛋清般精细、纤弱、清亮的部分。现在对我的抑郁后悔，就等于对我自己最本质的部分后悔。我太容易也太经常生气，轻易就把自己的脆弱易感加诸他人，但我觉得自己对他人也比以前更加宽厚。
“家里变得很乱，”一位与抑郁抗争了一辈子的女士告诉我，“我没法读书。抑郁什么时候会回来、会再次来袭？只有我的孩子们能让我活下去。我现在状况稳定，但抑郁永远不会离开我。不论在某个时刻多么开心，我都永远忘不掉它。”
“我甘心接受终生吃药，”玛莎·曼宁在对话中突然激动地说，“我也心存感激，对药物心存感激。有时候我会看着这些药片心想，这就是痛苦和我之间的全部吗？我能记起小时候的我不是不快乐，但会禁不住想，我得活完我的整个生命，可能要这样活八十年。这个想法那时应该是相当沉重的。我最近想过再生个孩子，但两次流产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受不了这种压力。我减少了社会活动。你不是战胜了抑郁，而是学会了应对和妥协。你力图待在缓解期。必须有很大的决心、花很多时间才能不放弃。你已经如此接近自杀后又重拾了生命，这时最好守护住生命，你明白吗？”【441】
我们力求守护生命，坚守“有益抑郁”的概念，这至关重要。“如果能重新来过，我不会这样度过。”在为治疗抑郁而破坏了大脑的几个月后，弗兰克·鲁萨科夫说。我与他、他的父母和他的精神病医生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他们讨论着残酷的现实：他的扣带回切开术还没有起效，可能必须二次手术。然而，他却在以他温和而鼓舞人心的方式计划着六个月后恢复正常生活。“但我觉得自己因为抑郁收获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我与父母、兄弟和朋友都变得亲近了很多。我对医生也有这样的感觉，他人很好。”来之不易的平和有着令人动容的真实。“抑郁确实也有好的方面，只是身处抑郁中很难看到。”后来手术起效了，他又写道：“我说过如果能够重新来过，我不会这样度过。我猜会是这样。但现在因为我觉得最糟的日子已经过去，我会感恩于有过之前的经历。我确实相信，在住过30次院、做过脑手术之后，我变成了更好的人。一路上我遇到了很多好人。”
“一旦明白自己和心智在余生中都不会和睦相处，我就失去了一种重要的纯真；”凯·贾米森耸了耸肩说，“我真是受够了构建性格的经历。但我珍视自己的这个部分，无论谁爱我，爱的也都是带有这个部分的我。”
“我妻子和我结婚才几年而已，还从未见过我抑郁，”罗伯特·布尔斯廷说，“没见过。我和她详细讲过，也请别人和她讲过抑郁是怎样的。我尽我所能让她做好准备，因为我肯定会再次抑郁。在今后40年中的某些时候，我还会在房间里爬行。这让我很害怕。如果有人对我说‘把你的腿砍下来给我，我就把你的精神病带走’，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做。不过生病之前，我心胸无比狭窄，不可思议地自大，全然不懂脆弱是为何物。因为有了这些经历，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比尔·斯坦说：“在我的努力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救赎。我仍不知道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我被圣人和英烈的故事深深吸引，觉得自己无法忍受他们经历的一切，我还没准备好在印度建收容所。但抑郁让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我遇到一些人，知道他们没有我那种程度的体验。因为经历过如此灾难性的疾病，我的内心图景有了永久的改变。我以前一直对信仰和善有兴趣，但没有经历过这些崩溃的话，我不会有现在的动力和道德目标。”【442】
蒂娜·索内戈说：“我们走过地狱，是为了寻找天堂。我得到的褒奖很简单。现在我能够明白以前无论如何也无法明白的事了，而我现在不明白的事，如果真的重要，有一天我也会明白。是抑郁让我变成了今天这样。我们的收获如此悄无声息，却又如此振聋发聩。”
“需求是我们最大的财富。”麦琪·罗宾斯说。如果我们正是通过自身的需求了解自己，并对别人敞开心扉，那么需求就能孕育亲密感。“我因为知道从别人身上需要什么，就也能在别人身边支持他们。我想我学会了给予我所需要的东西。”
克劳迪娅·韦弗说：“情绪是另一种疆界，就像深海或是外太空。是这么多的低落情绪给了我勇气。我觉得我比大多数其他人都能更好地处理惨痛丧失，因为我对其中所包含的感受有着丰富的体验。抑郁不是我道路上的障碍，而是我的一部分，我要带着它前行。我相信，在人生不同的节点，它能帮到我。至于怎么帮，我不知道。但我仍然相信我的抑郁，相信它的救赎之力。我是个非常坚强的女人，而这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抑郁。”
劳拉·安德森写道：“在别人不特别知道我需要他们的善意和原谅时，抑郁给了我善意和原谅。有些人可能会因为一个错误的行为、一句带刺的错话或一个显然无理的评判而令人反感，我会被这些人吸引。今天晚上我和一个人争论死刑，我试图不带太多个人经验去解释清楚，人是可以理解可怕的行为，理解情绪与工作、关系及其他一切之间的可怕联系的。我绝对不希望抑郁成为公众和政治的借口，但我觉得一旦经历过抑郁，你就会更深、更直接地理解判断力的暂时缺失怎样让人行事恶劣，也许甚至都能学会如何包容世上的恶。”
倘若有一天我们迎来了永远摆脱抑郁的大喜日子，我们也会因此失去很多。如果土地无需雨水就能养活自己和人类，如果我们征服了天气，宣告太阳将永远闪耀，我们难道不会想念阴天和夏日暴雨吗？如果英国在十个月的阴惨天气后出现了罕见的夏日艳阳，那看起来会比热带的阳光还要明媚晴朗；同样地，近来的快乐也让我感到巨量又包容，超乎我之前的任何想象。奇怪得很，我热爱我的抑郁。我不喜欢经历我的抑郁，但我爱抑郁本身，爱抑郁之后的自己。叔本华说：“人是因自己有多么迟钝和无感［而满足］。”当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被问及快乐的定义时，他的回答是“无感”。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既然我已经从古拉格般的境遇中劫后余生，我就知道，如果还得再回去，我还能活下来。从某种奇特的意义上来说，我比自己想象得有信心得多。这几乎让抑郁看来是值得的（但并不是）。我觉得我不会再试图自杀，也不会在战争中或飞机沙漠失事时轻易放弃生命。我会竭尽全力活下来。就好像是，我的生命在和我彼此对立、痛恨、想逃离彼此之后，现在已永结纽带，如胶似漆。【443】
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生命力，而在写下这句话的一刻，我的生活充满生命的活力，即使悲伤时也是如此。也许明年某一天，我醒来时又失了心智，活力大概也不会一直伴我左右。但与此同时，我发现了我必须称之为“灵魂”的东西，那是我自己的一部分，但以前我对它一直无法想象，直到七年前的一天，那地狱般的经历意外造访。这是个宝贵的发现。我几乎每天都有短暂一瞬的无望之感涌上心头，每次也都会想自己是否又在恶化。我不时会有一阵迅如闪电的惊悚瞬间，想有辆车从我身上碾压过去，于是必须咬紧牙关留在人行道上，等到交通灯变绿。我有时会想象自己可以多容易割腕，或心怀渴望地舔尝手枪的金属枪口，也会想象沉睡下去、永不苏醒。我恨那些感受，但我知道是它们促使我更深刻地看待生命，去找到并紧握住活着的理由。我从心底里无法完全后悔自己的生命之旅。每一天，我选择活下来，有时顽强不屈，有时候违背那一刻的理智。这难道不是一种难得的喜悦吗？【读书交友Q群：927746889】
*图西族是卢旺达的少数民族，在多次种族冲突及大屠杀（特别是1994年）中受害。孟加拉历史上有数次严重饥馑，最近一次发生在1974年，死亡人数或在百万级。
†1996年7月，TWA800从纽约起飞后不久突然毫无征兆地爆炸。事件引起了多种猜测，直到2000年8月才公布最终了调查结果。TWA在2001年被美国航空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