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秘鲁，住在亚马孙河流域的当地人没有太多接受教育的机会或接收外界思想的途径，因此，我成了“削脸人”，我们是“人体器官走私犯”，在我们经过时，他们会用食指在自己受到惊吓的脸上画圈。在巴西则有另一种关于外国人的传闻，由于怕我是“corta cabeza”（字面意思是“割头的人”），提库纳人会用食指做出割喉的动作。
这类故事有各种版本，但其中许多版本都提到天上有耀眼的强光，也提到死者头部被割下的离奇死亡事件。他们对白人有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不信任感，这再次让我们对这次徒步之旅感到不安。
当一名原住民女子对着我们吼叫，说我们不该在此、我是“割头人”时，我差一点在探险中第一次对原住民妇女动怒。我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迹象：我们又要经历一段人们畏惧我们，直到我们证明自己并不可怕的时期。我在秘鲁受够了这一切，对这种无知失去了耐心，也几乎要崩溃了。在秘鲁那几个月的疑惧，是我想忘掉的一段黑暗记忆。
我和乔重新找回来的积极态度一整天就都被摧毁了。很难说清我们挥别秘鲁那种无知的恐惧时多么开心，在哥伦比亚，人们以温暖的微笑欢迎我们，那种感觉简直棒极了。看到这种问题卷土重来，我们俩仿佛腹部被重重击了一拳。但是，我们应付得来，这无疑和原住民过去在殖民统治下遭受的待遇有关，我们很遗憾这种恐惧还存在他们的生活中。
2009年8月初，我和乔徒步抵达阿马图拉，这个城镇位于高处。最值得注意的是，水位下降了许多，现在，大片泥滩上有许多船只搁浅在水位线之上。乔和我看到第一个亚马孙洪水季过去的迹象时，咧嘴而笑——那真是一个不寻常的洪水季，是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今后，土地会变得更坚实，河水水位会降低，我们必须多加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11月、12月水位又开始上涨之前尽快赶路。
乔和我静静地喝着啤酒，把地图摊在桌上，冷静思考前方的路径。我们前方的苏里摩希河有道大河湾，大河湾从阿马图拉向北拐到丰蒂博阿（Fonte Boa），接着再向南拐到特费镇（Tefé），就像个大型的云霄飞车。问题在于，这条路径经过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我们现在没有钱买食物、支付住宿费或雇当地导游。由于只剩下我和乔，我们对彼此的能力重拾信心，因此做出了一个在我脑海中盘算已久的大胆决定：我想从阿马图拉取直线穿越河湾，前往特费，这段路的直线距离约有350千米。我预估这段路程要走两个月，整整两个月后，我们才会再次看到主河道。这意味着我们会避开北面位于河岸两侧的城镇和村庄；接下来两个月，我们几乎会孤身待在丛林里，但重点是，非常省钱。
事实上，这个决定的意义不只是这些。我们的探险将进入截然不同的阶段，我们不再行经一个又一个部落，不再距离主河道一步之遥，不再拥有安全的撤退路线。我们将会完全孤立在雨林里，要靠自己解决一切问题，不会有船、直升机或医疗团队，也不会有紧急外拨电话打来丛林。我们的保险套餐中规定，在我们发出危难通知后，四名艾克斯梅德的医生会在16小时内从赫里福德郡前往我们所在的任何地方，但保险已经快失效了（因为我们已经耗费了不少时间），而我们没有钱续约。
如果遇上问题，我们就得自己解决，别无他法。计划很简单，撤退的话，我们就得用走的，或者扛着伤员到附近可以用充气筏航行的大河，往下游划（必要时，拖着伤员的充气筏），一直划到有船和马达的村落，接着，付出一切代价也要去最近的医院（也许升级到更快速的船）。一旦我们到了医院，巴西人就会免费救治我们（我们已经试过了），因此，我们只要能到达那里就没事了。
然而危险的是，在偏远地区，有时候距离上一条可航行的河道需要五天，到下一条也需要5天。如果其中一人得了重病或受了伤，行程就不止5天了；要是其中一人不能走，那就不可能办到。如果需要紧急医疗救助时，我们身处偏远地带，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死。我们慎重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准备好接受这看来无法接受的风险？
“当然。”乔毫不畏惧地说。
“我也是。”我微笑道。
我们的想法是，带大量食物，但严格控制配给，每天吃限量的木薯粉，尽可能地往前挺进。我们不再带鲔鱼罐头、烟熏后的肉类或沙丁鱼。这样的话，我们背的重量会少许多；如果想吃动物蛋白质，我们可以去捕鱼。
我们不断听到关于住在远离河道的凶猛部落的故事，不确定经过这些部落时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不会像住在河边的部落一样文明？他们是否会让我们通行？目前，乔和我对于少与外人接触的部落很放心，我们听过太多夸张的故事了；我们可以应付这些部落，也必须应付。
我们在即将进入的地域遇上大型亚马孙生物的可能性大增：巨蝮——世上最大的响尾蛇；黑凯门鳄——南美洲最大的肉食性爬虫类；长着长獠牙、攻击性强的凶猛野猪群；神出鬼没的美洲狮；当然，还有雄壮的美洲豹。
在我天马行空地想象着我们企图进行的探险时，肾上腺素上涌，令我异常兴奋。我们就要用上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了，也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在丛林里是否会如我们自认为的那么能干。
我们向当地的国家印第安基金会基地申请了进入当地提库纳保留区的通行证，接着租了一只独木舟进入保留区，到邦巴斯图村（Bon Pastur）寻找向导。带给村长的礼物是我们用过的摩托车干电池。这看来也许是个奇怪的礼物，但我们知道，在发电机关闭后，晚上用它来点电灯很方便。而且，我们从未以高高在上的姿态送过礼，在秘鲁时，我就常看到乔把半罐温热的印加可乐送给部落首领。来自部落的两名提库纳人——威尔逊和瓦尔迪尔——同意陪我们一路走到特费。威尔逊胖一点，比较西化，带着友善的微笑，也很健谈。瓦尔迪尔则是地道的狂野亚马孙原住民，皮肤较黑，身材精壮，坚毅的身躯没有一丝赘肉；他很少和我们说话，但我很高兴有这种硬汉外形的人和我们一起走。他们两个同意隔天在阿马图拉和我们碰头，乔和我回镇上做准备。
那个电池是我们给笔记本电脑充电用的，不太有效又很重，因此，我们把它送了人，同时将卷式太阳能充电板和变频器放在塔巴廷加的备用背包里。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必须依赖村里的发电机，用它来给所有的设备充电，而在两个村落之间，我们必须谨慎使用所有电器以保存电力。
如果你在丛林探险中每天都要移动，我建议你不要用太阳能充电。我们有四片约1.83米长的卷式太阳能充电板，它们就像银箔纸；我们会把充电板摊在罕见的林中空地上，还必须在林间追逐着那一丁点有太阳直射的空地，因为阴影每天都在移动，所以，充电速度其慢无比（如果真的能充到电的话）。事后看来，我应该选择不怎么耗电而且比2000的苹果笔记本还轻的电脑。自我启程后，科技日新月异，现在探险的话，我可以使用12V的掌上设备写博客，还可以用它编辑视频，但我们的计划在它问世之前就已完成。
乔和我聊到雇两名提库纳向导的费用，如果他们全程与我们一起到特费，我们就必须付船票钱让他们回家。我们负担不起，因此问他们可否只陪我们走10天，带我们到塞古鲁港（Porto Seguro）村庄。这么做并不是好主意，然而在没有当地向导的情况下，我们被最偏远地区的冒险吸引着；我们刚形成互补的工作伙伴关系，任何人加入都有可能打乱我们的节奏。
乔为我们买补给。但这次，我们俩进行了细心的分析，拟定了详细的清单，把每样东西都详加计算以减轻重量，好让我们走得更远。我们负担不起奢侈的食物（巧克力、燕麦、花生等等），就算找到支流，也没钱搭船先行考察。
乔和我并不觉得我们的处境可悲，财务状况只意味着我们将体验一段难忘的冒险之旅。我当然担心如果缴不了房贷，我的房子会被没收；但就探险而言，我们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必须以吊床为基地，更加依赖钓鱼和采集觅食以维持健康的状态。在未来两个月内，如果经过规模够大的部落，如果遇到简单的旅馆，我们也会直接通过，因为我们负担不起。
在出发前，我还必须采取行动，扭转财务困境。我虽然还能支付未来两个月的开销，但必须想到，JBS有可能再也无法赞助我们了。撇开经济衰退对他们的影响不说，他们已经非常慷慨，总共花了35000英镑。我必须寻找其他的赞助商或捐款人来资助这次探险，否则我们即使到了特费，也可能必须接受失败的结果，要因为缺乏资金的问题而打道回府。
我在网络上发出请求，请网友们问问他们的公司能否提供赞助，并在贝宝（PayPal）网站设置了捐款按钮，问网友能否给我们捐钱，让这次探险得以继续。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的好友乔治和我母亲芭芭拉在幕后为我大力奔走，和他人谈此事、写信，试着为我募集亟需的资金，我们家的朋友都被问过了，而他们把能想到的补助、赞助金都申请了。
我、乔以及两名提库纳人在8月7日离开阿马图拉。想到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应对财务困难，我只能希望这些努力会有成果，并且体认到我必须专注于眼前这350千米的丛林路，直到再次见到主河道。
从邦巴斯图来的提库纳向导威尔逊和瓦尔迪尔很快就跟上了步调，我们进展得很顺利，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并不十分享受这趟旅程。
第一个目标塞古鲁港距离阿马图拉80千米，但它不在我们1‥1000000比例尺的航空地图上。我们在国家印第安基金会的某个办公室里的地图上看到了这个村庄，因此用铅笔把它标在我们的白色地图上，但是，我们后来又在学校里的一幅地图上看到它在别处，也把这个位置标了上去。可笑的是，根据地图上的铅笔记号，这两个可能是塞古鲁港的位置相距30千米（3—4天的丛林路程）。希望其中一个是正确的。
我们在亚马孙丛林里行走，完全不知道何时能抵达下一条河流，所以特意在摄像机袋里装了水当作储备，希望在该区域内能找到有伦敦市中心大小的部落。
我更关注的是我之前的军士长马克·黑尔（Mark Hale）寄来的电子邮件。他现在还在服役。他告诉我，我之前所在的军团（现在是第二步枪营）正在阿富汗执行任务，已经有13人死亡、90人受伤，他们还要待3个月。这对任何单位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失（而且他们还要继续战斗下去），这也让我意识到，我的探险相形之下只是扮家家酒。
8月20日，在一天走了9000米后，我们闯入一片老田，视线因为突然能看到远处而晃动，瞳孔在耀眼的阳光下收缩。我们已经7天没有看到任何人迹，没有看到小径，没有看到砍下的枝叶，什么都没看到。因此，我们看到成堆甘蔗时，便往发烫的路面一坐。我急着啃甘甜的甘蔗，咬断了假牙。我一边坐着想自己距离牙医多远，一边让甜蜜的汁液沿着我满是胡楂的下巴流下。
就在我们咬着甘蔗，给肌肉补充肝糖时，听到了小电动船震动的声音。我们知道，我们已经靠近人烟了。我们抹了抹嘴，寻找离开这片空旷地的出路，很快就发现一条向东方延伸的小径。小径越走越宽，两名提库纳人走在前头，这样他们才能先遇上人。
我们通过一座小原木桥，已经可以看到远处有茅草屋。我们直接走进部落，向惊讶的居民微笑，说“午安”。他们没有讶异太久，欢迎的方式和外界的并无二致，也很热情。这些人不是提库纳人，而是巴西印第安人和白人混血的后裔。他们远离苏里摩希河，在森林里的小渔村过着简单的生活，靠小河维生。他们说我们现在在塞古鲁港。我在地图上标出了位置，之后误打误撞地前行。这种运气让我暗自发笑：我们往东行进，有时用罗盘，有时只靠太阳，8天后，直接抵达目标部落。更好笑的是，我们地图上用两个铅笔标记出的位置，各在目的地两边的20千米处和26千米处。如果我们确实知道自己往哪里走，那么，能这么精准抵达目的地的概率反而微乎其微。不过，我们沿着主路径走，却完全不知道这个部落在此，这也够惊人的了。就像其他许多时刻一样，我即使没有宗教信仰，也觉得自己仿佛受到了眷顾。我不禁开始思考我们接连不断的神奇运气。
然而，瓦尔迪尔和威尔逊并不喜欢这趟步行，他们疲惫不堪，觉得负担太重，想回家。这也合我们的心意，我们负担不起一直留着他们的费用，因此租了一艘船，在村里送他们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乔和我接着又在村里到处找向导（可能是出于习惯），但没有人想跟我们走，他们是渔民，从未进过丛林。他们住在比我或乔以前走过的都还偏远的地方，却从未踏入丛林，这令我相当意外。这样也行，我们更轻松地接受了从现在开始都要靠自己这个事实。
塞古鲁港的村民对我们很好。他们带我们住学校，给我们食物，并且和我们聊到他们所知甚少的前方路途。走了8天，我们都很疲累，因此决定第二天休息。我懒散地躺在吊床上，在剪短的短裤上缝一条折边；乔则受邀去钓鱼。
塞古鲁港的村民和我们挥手道别，还开玩笑地挖苦我们，说我们会被美洲豹吃掉。下一个目标是一条较小的支流——里奥济纽河（Riozinho），估计有6天的路程。我们知道河上有许多部落，但是不知道在哪里。
离开塞古鲁港时，林地上满是泥巴，这个地方直到最近都还浸在水里。请你想象一个地方，里面满是盘根错节且多瘤的树根、浓密的刺网般的荆棘以及拖着你下陷的泥巴，举步维艰。接着，请你想象自己根本不知道这种路况何时才会终止：一小时后？4小时后？还是4天后？
这段行程的第二天，我几乎可以说是恐慌发作了，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幽闭恐怖感——不只是因为我们无法从环绕四周的封闭的深绿色植物屏障中突围，也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种地形何时会有所变化。这是我们至今穿越的最封闭、最困难也最令人不快的森林。我们找到几块高地（事实上算岛屿），在夜里扎营，但我们无法钓鱼，因为没有河，只有泥巴、荆棘、蚊子和马蝇。
我们花了5天才离开那个湿季河水泛滥的区域——不是说花了5天抵达下一条河流或下一个部落，而是说花了5天才离开围绕着塞古鲁港的河边丛林。
乔和我相处得越来越融洽，我会帮他上基础的英语课，我们可以用西班牙语聊得更久也更深入。在和他只用西班牙语交谈11个月后，他的第一堂正式课程让我发笑：“埃德，当某样东西是多数时，要加s。”我们看过太多人——来来去去的向导、摄影师、记者、朋友——但唯一不变且可靠的人就是彼此，我们开始体认到这一点。
虽然乔和我装作若无其事，但其实我们对于两人团队所背的重量相当震惊。现在，我的背包重达38千克，他的仅少一点，约35千克，当我们努力挥着大砍刀穿越浓密丛林时，这可是相当沉重的负荷。乔的体重只有60千克，因此他背负了超过一半体重的重量，但我们必须确保有足够的食物让我们撑到下一个部落。
这个重量对乔而言还是太重了，最后他的脚踝严重扭伤。扭伤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件麻烦事，但在我们的处境下，可能会危及生命。我从他身上移除一些重量，他也很勇敢地继续走下去。震惊于此时此刻一点伤能对我们俩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于是，我们更加留意行走以及从倒落在地的大树上跳下的方式。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无法行走，那可就有大麻烦了，因为我们都未曾身处如此偏远的地带。
8月27日，我们经过下一条河流——里奥济纽河——后，再一次碰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直接抵达了一个部落。这里没有商店，不过困惑的村民卖给我们8000克木薯粉、2000克盐和三个蒜头，总共收了我们17雷亚尔（不到4英镑）。我们希望这些东西能让我们撑8天。这就是我们持续前进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和盐；只要能找到够大的河钓鱼，乔和我就没问题了。我们在里奥济纽只停留了20分钟，两人都不想再多停留。我们比以往更觉得自己属于丛林，渐渐地，我们避开了人群。
有一天，在里奥济纽河对岸，我们发现一潭牛轭湖，决定休假一天；我们可以钓鱼，乔的脚踝也可以休息。一天不走路，两人都受益。
这湖极美，完全远离人烟，呈豆子形状，四面八方环绕着垂进棕色水里的藤蔓帘幕。我们的营地舒适地位于水位线之上。水退了，湖中的鱼非常密集，于是，乔拿出充气筏，带上鱼钩和钓线，平静地钓上一条又一条鱼；我带了另一只充气筏，在靠近岸边阴凉的浅水处拉起刺网。这种网子非常有效率（在英国是禁止使用的），鱼一旦游进网洞里，就会被卡住，就这么简单。在离开网子之前，我甚至取出了几条水虎鱼。湖里的鱼显然很多，这意味着，我们会抓到比一天能吃的分量还多的鱼。我做了干燥架，把它放在火上——这一点也不复杂：只需四根Y形柱、几条横木以及许多细绿枝作烤架。架子大约有一米高，因此，我们只用它来烟熏鱼，而不会用它来煮鱼。其实，我是在做实验，我曾在别处看到别人这么做过，但从未指望它会为我们提供唯一的蛋白质来源。接着，我整个下午都在操作工厂般的流程，从网里取出鱼，把乔钓的鱼也拿来，去鳞片、掏内脏、给鱼抹盐，然后用烟火把它们均匀地熏制。当盐被揉进手上的伤口时，我的手会传来一阵刺痛。短裤上也沾满了鱼鳞和鱼血。
一天渐渐过去，我穿着短裤和卡骆驰鞋料理鱼，夕阳从湖的另一头在我身上洒下温暖的橘红色光辉。没过多久，乔不再钓了，因为我们已经有太多鱼了，不确定能带走更多鱼。鱼上了绿枝烤架，我们就给它们盖上新鲜的叶子，在熏制的过程中让热和烟循环。
我们在干燥架下煮饭，吃上丰盛的鱼汤配木薯粉，就休息和储备蛋白质来说，这是重要的一天。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表明，我们没有原住民向导也能好好地存活到现在。临睡之前，我们查看烟熏水虎鱼，尝了一下，觉得真是美味。它们很咸，而且像牛肉干一样干，在未来几天会是很棒的点心。
隔天早上，我小心翼翼地揭开已经干脆的叶子，看到了30条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烟熏鱼。原本这可以大大提振士气，但发生了一件意外：我的充气筏在水边停泊了一夜，结果被划了个约20.3厘米长的口子。我没找到凶手，但怀疑是鳄鱼干的。到下一条河要走8—10天，我们认为河边也许会有部落，但我的船完全无法行驶。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用一只充气筏渡到对岸，但充气筏不光是用来横渡河流而已，更戏剧性也更切中要点的是，充气筏也是撤退的交通工具。而在没有医疗保险、只剩一只充气筏的情况下，我们等于在悬空走钢索。
走了一星期，过着有烟熏鱼和充足木薯粉的好日子之后，乔和我的运气用完了。9月3日，我们抵达下一条目标河流——米纳拉济纽河（Minerazinho），但是，我们这次没有直接抵达任何部落，因此必须去找。
我们从充气筏的维修工具中用13块脚踏车内胎补丁修补裂缝。补丁之间稍微重叠，这足以让我小心划行，但我每10分钟左右就要用嘴吹一下气。在我们去下游的路上，我以为听到了狗吠声，结果只看到两只水獭栖息在一截原木上。它们随即跳进了水里，但我看到了更多的水獭，算一算总共6只，我们打散了它们。它们有些在上方，有些在下游，互相生气地呼喊，嚎叫时高高露出水面。这些水獭似乎没有因为我们的出现而受到惊吓，也没有逃开，因此，我怀疑附近是否会有部落。
划了两天后，直线视距只走了9.32千米，我的充气筏又开始严重漏气。我们完全不知道下游是否有部落，而现在到河口的直线距离有150千米，在那里，我们会接上苏里摩希河，但以这种速度，我们要划上一个月。
现在只有一条出路：我们必须把充气筏放气，走回两天前抵达的地点，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划充气筏让我们的旅程多花了3天，我检查木薯粉的存量，发现只剩下4杯（1800克）了。我看着地图，找到一个标记出的部落——马鲁阿（Maruá）。这个部落在我们东方65千米处，我们估计要走8天才能到那里，因此，我们把木薯粉分成8份，这样才不会让粮食耗尽。这使得我们两人每天分225克——每人每天450卡——连续8天摄取的热量会比一个面包圈的还低。
我们又放了一天假，试着尽可能多抓鱼，但这条河不像那潭牛轭湖，没那么容易捕鱼。我们弄丢了钢丝前导线，那是防止水虎鱼咬掉鱼钩的必备品。乔不是轻言放弃的人，他用我的莱泽曼（Leatherman）工具钳组，在火上巧妙地将缝衣针锻造成钢丝，现在他又可以用鱼钩和鱼线钓水虎鱼了。我们吃灯芯草当午餐，下午，乔被水虎鱼狠狠地咬了一口，食指被咬掉一块皮。他太漫不经心了，没有谨慎地从鱼头后方抓鱼，反而把食指放到了鱼口附近（这种错误不能再犯），锋利的牙齿划破了他的指尖。乔并不担心那个伤口，填饱肚子的问题更让我们烦恼。在出发之前，我们的精力就已经不足了，而且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食物让我们得以用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离开米纳拉济纽河时，我们带了大约12条烟熏的淡水水虎鱼和7天份的配给木薯粉。我们不断在林地上寻找水果和坚果，偶尔会发现富含营养的巴西胡桃，吃上10分钟后，将剩下的打包当晚餐，然后继续前进。伙食最好的时候，我们吃的是当季水果和坚果，一天摄取的热量也许达到了2000卡；多数时候，我们一天只吃配给的1/4杯木薯粉，再无其他。但是，我们每天消耗超过5000卡的热量。
我们两人的体重都直线下降。除了食物，我们无暇思考其他事情。我晚上睡不着，躺在吊床上幻想着法式小蛋糕和厚腻的烤饼；早上起床就嘲笑自己日渐消瘦的身体像僵尸一样。每当要吃那一小份配给木薯粉时，我们都毕恭毕敬。用餐几乎变成了一种仪式，也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木薯粉的口感像大豆蛋白，呈黄色颗粒状，每个小颗粒都成了我们的金块，我们每一汤匙配一点盐地细细品尝。
严格控制配给的第5天，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偶然经过一条美丽的小溪。尽管那天的行程尚未结束，但我们俩都看到了钓鱼的契机。我把刺网放进3米宽的小溪，不一会儿就抓到6条大小适中的鱼。我们无法错过这条梦幻小溪，因此决定当天步行到此为止，开始扎营。乔用竿子和钓线，我则用网子收成，我们两人都大丰收。捕的鱼全进了锅，鱼肉的油脂漂浮在肉汤上，我们吃了三锅鱼肉汤，直到吃饱为止。那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当食物进肚时，我们的胃发出叹息，仿佛重获新生。脂肪立刻被吸收，我们的脑子重新动了起来。光是吃东西就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实在太饿了，根本没想到要烟熏这些鱼，只想补充营养，不过，我们还是留了些到第二天早上，然后饱足地酣然入睡。
在第8天，也是配给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早餐时吃完最后一点木薯粉，知道必须走漫长的12千米路才能到达马鲁阿。丛林再度变得泥泞、盘根错节，因为这前方是茹鲁阿河（River Juruá）的洪溢林。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会行进得很慢，但我们背上没有食物，加上终点在望，因此，我们以惊人的速度穿过了矮小的黑树丛。
晚上七点，我们已经通过了地图上标记的坐标，而且整整超出了1000米，在意识到这里没有村落后，我们不禁垂头丧气，亏我们还一整天严厉鞭策自己，试图赶在日暮前抵达。现在天色全黑了，我们已经几个小时没有看到水了。我们只好拿出吊床睡觉，甚至没有在矮树丛中清出一块空地，各自只找了两棵树拉起吊床，没吃东西没洗澡就上了床。那天晚上，皮肤上肮脏的汗垢既让人不舒服，也令人心灰意懒。我们从几乎见底的水壶喝了一小口水，试着入睡。
到了第二天早上，经过一夜的睡眠，我们打起精神，在附近棕桐树上找到一些秘鲁赤潮。那是一种有橘色柔软果肉的果实，隐约有股令人作呕的气味。搭配最后一块水虎鱼干，我们喝着残存的棕色水（因为这些水来自水坑而不是河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向前。所有能吃的只剩500克盐了。
对我们来说，没洗澡、疲惫不堪、饥饿的那个早上正是我内心深处希望在探险中体验到的。我们距苏里摩希河（亚马孙河）主河道150千米，下一条大支流茹鲁阿河在25千米外。过去8天，我们每天欠缺的热量超过3000卡，但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将这一实情摆在一边，继续如常地前进。多说无益，没有抱怨，没有分析，只须继续向前。在内心深处，我们期望自己会没事的。
由于没有河流，我们整天吃棕榈芯。第一次在丛林寻找碳水化合物的尝试成功了，但我们必须吃很多这种蔬菜沙拉才会饱。事实上，棕榈芯成了我们的救星。我们通常不会砍倒棕榈树，因为要取得树茎高处的内芯必须砍掉整棵树，而以我们目前虚弱的状态，用大砍刀砍下棕榈树很费力。但是，里面的白肉是我尝过的最棒的蔬菜沙拉。这种棕榈芯分布得相当零星，因此我们密切留意树顶，寻找这种独特的红色树茎。
乔现在看起来像个轻量级的拳击手，而我也从没掉过那么多重量。我通常维持在92千克左右，这段路程出发之前掉到约88千克，等到再度抵达苏里摩希河岸时，我只剩下81千克了。我们经常跌跌撞撞，血糖也不稳定，在意识不清的状况下被尖刺植物刺伤。
第二天情况好转，乔轻易地抓到了一只约10千克重的乌龟。当时是早上，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去处理它，只好带着它上路。我们轮流将这只铅锤重的动物活生生地塞进背包的顶部。
我们终于抵达一条较大的河流，这是一周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河。我开始肢解这只乌龟。我之前看过博鲁加和亚歇宁卡人宰杀乌龟，因此知道怎么下手，但没想到这是如此可怕的工作。你如果不怎么会宰杀动物，那么，最好不要选乌龟试手：你必须把它翻过来，让它的背贴地，再劈砍脚洞之间的龟壳，直到底部松动；接着，你要把底部像豆子罐头盖一样掀起来，可是底部还连接着仍在壳里的乌龟，你必须用大砍刀割下它。在宰杀乌龟之前，你也必须脱掉底下的龟壳。因此，我抓着乌龟现在毫无反抗能力的头部，尽快把它剁掉，杀了它。在我切下其余的肉和移除内脏期间，它的身体还不断抽动。我把所有东西清洗干净，并且用翻转过来的龟壳当碗，把乌龟切成条腌渍。乔做了个干燥架，我们有了一堆肉在火上熏制后，士气大振。我们因为食物有着落而兴高采烈。
我知道有些人会因为我们宰杀乌龟而感到震惊或难受，但我认为必须考虑到当时的情境以及我们只靠一点食物走了多久。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是杂食性动物。在丛林里，我们如果善加利用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资源，就能生存。尽管宰杀乌龟的激烈过程是种折磨，但我不会装作我很难过，因为这是自然的生存方式，乌龟是我们食物链中的一环。我看待动物的眼光开始和当地人一样 ，我不再当它们是必须保护的珍禽异兽，而是食物。
那天早上，我们走路渡河。那条河大约40米宽，但很浅，我们要跨越的那小部分很简单。一踏上彼岸，我们立刻感觉到那儿附近有人。小径变成了泥土路面的伐木路径，我们沿着这条小径走，希望能通往有人烟的地方。整个早上，我们只吃了乌龟肉干。除了棕榈芯，我们已经超过3天没有吃到碳水化合物。
下午一点左右，我们看到山坡顶上有间锡屋顶的木造小屋，立刻直奔而去。我们走过去时，一名妇女走到了门口。我向她解释我们正在进行的旅程，自阿马图拉后，我在丛林里连续待了37天，我不知道自己看起来像什么样子，但那名女子叫她正在制作木薯粉的先生来和我们说话。当被告知我们从哪儿来后，他们非常惊讶，说，就他们所知，以前没人这样走过。他们正要吃午餐，于是邀请我们同食。
我们把背包丢在山坡一块干燥高温的空地上，沿着梯子爬到位于支柱上的较凉爽的小木屋。里面没有家具，地板中央只摆着一大锅鱼汤、一塑料筒刚做好的木薯粉（还是温热的）以及一摞玻璃盘。女主人给我们每人盛了一盘汤，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坐在地板上，他们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下第一盘，接着吃第二盘、第三盘。我知道那天早上我们已经吃过乌龟干，但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一直是限量供给的，我们也积欠了不少卡路里，这让我们的身体依旧感到饥饿，导致我们不断地吃木薯粉。回想起来，我怀疑那时吃的木薯粉和在巴西其他地方吃的没有任何不同，但当时我和乔就是停不下来，觉得它有最棒的温热口感，觉得拿它和肉汤一起吃是我们吃过的最美味的佳肴。品尝食物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吃之前饥肠辘辘，的确没错，我此生都不会忘记这一餐。下午三点左右，这家人和我们道别，也指出了茹鲁阿河的方向。接下来我们要走30千米，预计要花4天。我们向这家人买了足够撑过这段路的木薯粉，也买了好几周以来没吃过的咖啡、奶粉和糖等奢侈品。
接下来几天，我们会见到整个探险中最可怕的丛林：雨林低矮纠结，树顶不到6米高，盘根错节的黑色枝干挡住我们的去路，每一步都湿闷难行，泥足深陷至大腿，抓到的每根枝条都布满尖刺或蚂蚁。现在是干季的高峰期，我忧惧地想着一年中的其他时节这片森林会是什么样，我猜，那时应该完全不能通行，这证明我从阿马图拉抄近路穿越河湾到特费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们的进度非常缓慢，有一个早上前进了不到400米。从山坡上那户人家得到虚幻的希望后，我觉得我们已经大功告成，能很轻松地抵达茹鲁阿市。我错得离谱。
这段路花了6天。那是我记忆所及最艰困的6天，我走每一步都恨恨的，也不再喜于探险的悸动，也不处于求生模式了。我受够了，自怜自艾，而且整天都气呼呼的。
听到船的发动机声两天之后，我们终于看到日光就在前方。和我们离开苏里摩希河后所见的景物相比，茹鲁阿河非常宽广。它穿过森林，刻画出令人惊叹的峡谷，它的河道不断改变，无情地将棕榈树、阔叶树扯离地面。
尽管缺钱，我还是入住了茹鲁阿市最好的旅馆。以西方标准来说，这并不豪华，但我和乔各有一张双人床和一台空调。在肯定是世上最难行的雨林里行走了四十多天后，这里如同宫殿。到达茹鲁阿河表示我们到特费的路途已到中点。茹鲁阿市是个潮湿闷热的丛林城镇，木造商店坐落在罕见的土墩高地上，俯瞰低矮、绿色蔓生的亚马孙盆地。如果有人戴着阔边高顶毡帽，把六发式左轮手枪低挂在身上，骑着一匹叫作西尔弗（Silver）的马快步进城，那么，他就能完全融入此地，只要他还会说一点葡萄牙语。
走出探险的饥荒世界，我们进入过度文明的世界，两者间的对比相当强烈，我看见了一个没有超重的当地女孩，但城里其他人看起来就像懒惰和贪婪的化身。
我们也沉溺在这两项原罪里，我体内本应阻止我大吃大喝的调节器出故障了。我像在坐云霄飞车，在饥饿和病态的暴食之间摇摆。在我们奋力地吃着奶油蛋糕和鸡蛋三明治时，我们的身体想要储存一些脂肪，就好像我们刚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