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虔信者爱德华一样，1052年的开初对于诺曼底的威廉来说也是成功的。在这一个时间点，他也成功击败了一个可怕的对手。
他的这一对手便是安茹伯爵杰弗里·马泰尔（Geoffrey Martel），即臭名昭著的富尔克·耐尔奈的儿子。富尔克·耐尔奈十分擅长打仗，也建造了很多城堡。正是凭借这一点，他成功地将安茹变成了法兰西最大的伯爵领之一。杰弗里与他的父亲几乎一模一样。他的姓氏意为“铁锤”（后人认为这个姓是他自己取的），表明了他相信自己能将任何人打压到屈服为止。同时代的编年史家普瓦捷的威廉这样评述杰弗里：“他就是这样一个极为自负的人……但与此同时，他作战经验丰富，战术能力也非常高超。”1
甚至早在1040年继承爵位前，杰弗里就已经在效仿其父进行无情的扩张了。在战斗中捕获邻邦的主君之后，他还扣押他们，直至对方同意其过分的要求为止。杰弗里就是用这种方式对待南方的普瓦图伯爵（count of Poitou）和东面的布洛瓦－沙特尔（Blois-Chartres）伯爵，并迫使他们割让领地的。1047年，杰弗里向北突进到曼恩（Maine），并俘虏和监禁了勒芒主教（bishop of Le Mans）。此时，他的邻邦终于决定，不再坐以待毙了。两年后，法兰西国王广召其他诸侯组成联军，对安茹进行惩罚性的进犯。而自瓦尔斯沙丘战役以来，诺曼底公爵始终感觉，他欠了法兰西国王亨利一个很大的人情。因此，他自然会站在其领主的一方加入联军。2
尽管受到侵犯，教宗也将其逐出教会，杰弗里的势力仍在不断地壮大。他拒绝释放勒芒主教，并希望借此机会向北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1051年，他的这一野心终于实现了。是年3月，年轻的曼恩伯爵一去世，勒芒人便邀请杰弗里来接管整个郡。3
对诺曼底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这是因为，曼恩是它与安茹之间的缓冲地带。自1051年3月开始，安茹的扩张终于对诺曼底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事实上，可能正是在这一日期之后，杰弗里便侵入了诺曼底公国，并占领了阿朗松（Alençon）。4杰弗里无疑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当的，是为了报复威廉之前对安茹的侵略。但给威廉公爵带来双倍烦恼的是，侵略者也是受邀前来的。阿朗松领主们的名字取自附近的贝莱姆（Bellême）。他们拥有的领地则横跨曼恩与诺曼底。而且，就像其他居住在边境上的家族一样，因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阿朗松的领主们也往往会轻易地更换自己所效忠的对象。当杰弗里进军曼恩以后，这些领主显然做出了决定。他们认为，相比威廉来说，他们更愿意由杰弗里当他们的主君。阿朗松此时大门洞开，欢迎杰弗里入主。
威廉虽然对此做出了军事上的回应，但他的回应并不直接。他包围了贝莱姆的栋夫龙（Domfront）要塞。这是一个筑有防御工事的小镇，在阿朗松以西大约仅35英里的地方，但却位于曼恩境内。杰弗里很快便率兵驰援栋夫龙。他本来是想来解困的，但一听说威廉意图亲自率军与其对阵，便立即撤军了。（普瓦捷的威廉自然会对这一事实大书特书。）既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突然消失了，而士兵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公爵便率领着他的士兵们来到他们自己的阿朗松，并很快攻陷了它。“几乎不费一兵一卒［他们就攻下了阿朗松］。”普瓦捷的威廉写道。
事实上，普瓦捷的威廉在此处的描写还是有些含糊其词了。关于两军对阵一事，瑞米耶日的威廉有着更加翔实的记载。他写道，威廉公爵连夜骑马抵达阿朗松，却遭到了要塞守军的抵抗。这些居住在与城镇分离的要塞中的士兵嘲笑并侮辱了威廉。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则对瑞米耶日的记录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他描述道，要塞里的守卫一边抽打着动物的毛皮，一边对威廉高喊“卖毛皮的”（这个笑话显然是针对威廉母亲一族的。作为殡葬从业者，他们显然会和人皮打交道）。毫无疑问，这个笑话并没逗乐公爵。很快，他就攻下了要塞，并俘虏了守军。然后，“在阿朗松全体居民的注视之下”，他下令砍去嘲笑他的人的四肢。奥德里克称，共有32人手足被削。这一极其恐怖的场面吓到了阿朗松城里的居民——他们立刻投降了。他们担心，假如再做抵抗，他们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做出投降这一抉择的不只是阿朗松。当公爵的所作所为传到栋夫龙时，当地守军也认为，归顺才是最明智的举动。
至此，通过精心谋划的暴行，威廉迅速夺回了其中的一座城镇，而且把另一座城镇也拖入了谈判当中。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威廉早年性格的注脚。“最终，胜利者威廉返回诺曼底，其荣耀和战功令其故土声名远扬，”普瓦捷的威廉恢复了他惯常所用的那种歌功颂德式的口吻，“与此同时，在各地人民的心中，威廉成了既令人爱戴又让人觉得恐惧的对象。” 5
阿朗松之围很可能在1051年末之前就解除了。因此，威廉才有机会在年末横渡英吉利海峡，并拜访虔信者爱德华。但和爱德华一样，威廉很快意识到，命运之轮转动的速度是很快的。在获得胜利后，不及数月，威廉便惊恐地发现，法兰西国王与杰弗里·马泰尔已然放下分歧，并建立了新的联盟。关于这一结盟的相关记载首次出现于1052年8月的一份证书中。在这份证书中，杰弗里曾在奥尔良（Orleans）陪伴国王。很可能也是在此时，威廉才察觉到了这一问题。
显然，促使昔日宿敌联手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诺曼底不断壮大的恐惧。威廉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十几岁的少年了。他不再陷入绝望，也不再需要他人把他从臣民手中拯救出来。相反地，他已然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与佛兰德方面的联姻使他获得了佛兰德伯爵的支持，而他自身的军事声望也在迅速增长。最为重要的是，现在的他已经被认定为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这意味着，一旦他成功登上英格兰王位，他就会成为全法兰西最伟大的人物。在欧洲大陆未来的任何斗争中，他都有能力操控和调度英格兰巨大的财力与资源。人们不禁猜测，正是这一变化令安茹伯爵和法兰西国王走到了一起。
至于威廉，他立刻就意识到了二者联手的深意。尽管诺曼底的前辈公爵们以及威廉自己都一直在辛苦地维护和法兰西王室之间的关系，但这样的一种友谊此时已经成为过去式。1052年9月，就在杰弗里伯爵出访后的几周，我们发现威廉出现在亨利一世的宫廷当中。毫无疑问，他耗费了巨大的努力，希望他的宗主能够回心转意。但很明显，他的这个目标并未实现，因为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二人最后一次一起出现了。普瓦捷的威廉表示，“受到一群邪恶之徒的巧言蛊惑，亨利国王对他（威廉）抱有敌意”。6
这份敌意很快就演变为公开的对抗。亨利的第一招便是出手支持诺曼底内部的一场叛乱。这一叛乱的领袖为威廉家族当中的一位年长者阿尔克伯爵（count of Arques，给后人带来不便的是，他和威廉同名）。此人为理查二世第二次婚姻所生。算起来，他应是公爵的半个叔叔。在公爵还年幼的时候，阿尔克伯爵还曾是公爵手下的一名卓越的议政大臣，而且曾受封上诺曼底地区的大片土地。然而在那之后，阿尔克伯爵却因为某些原因而对威廉心生不满。普瓦捷的威廉称，他在栋夫龙之围一役中放弃了作战。因此，他在阿尔克（位于迪耶普［Dieppe］附近）建造的城堡被没收了。7
重夺阿尔克城堡打响了伯爵叛乱的第一枪。1053年的上半年，伯爵可能就采取了行动。他买通了公爵方面驻扎在此地的守军，并再次进入城堡。此后，他开始劫掠城堡周边的地区，为日后的战争做准备。而在得到几乎整个上诺曼底地区都起来造反的警报后，威廉便迅速做出反应，成功迫使伯爵退守城堡。然而，要塞本身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攻下的。阿尔克可能是诺曼底最坚不可摧的城堡，正如普瓦捷的威廉所说的那样，它是“骄傲与愚蠢结合而成的堡垒”。公爵唯一的选择就是建造一座围堡（siege castle）来限制叛军的行动，以期断粮降敌。8
1053年秋，亨利国王介入了这场争端。他率军进入诺曼底，前来解围。诺曼史学家不无炫耀地记载了亨利的部分军队是如何掉下了围堡守军所设下的陷阱的。其结果是，许多亨利的战士不是被杀就是遭俘。这一灾难无疑是法王撤军的决定性原因。然而，这些史家也承认，尽管损失惨重，亨利一方还是成功向阿尔克城堡输送了大量兵员和给养。还没等威廉回来并亲自带兵围攻，阿尔克方面便投降了。这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到年底。9
然而，威廉方面并没有多少时间来庆祝自己所取得的胜利。很快，就在1054年新年到来之时，急于一雪前耻的法兰西国王亨利便卷土重来。他组建了一支大军，而这支军队与之前入侵安茹的军队有几分相似之处。当然，所不同的是，现在站在国王一边的是杰弗里，与之并肩作战的是阿基坦伯爵（count of Aquitaine）与布洛瓦伯爵（count of Blois）。诺曼底公爵则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喜好引经据典的普瓦捷的威廉评论道，就算是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本人，见到这般强大的阵容也会心惊胆战。10
不幸的是，现有的记载很少提及接下来发生的事。根据编年史家有限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法兰西国王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战略：亨利的弟弟奥多率领一路大军向诺曼底东北部突进，而另一路大军则由国王本人带领，从东南部进犯。他们原本的计划很可能是在诺曼底的首府鲁昂会师。11
我们也能从相关记载中看到，亨利的战略是非常典型的。与流行文化中的想象不同，中世纪的军事指挥官很少主动发动战争。他们往往只在命悬一线时（正如威廉在1047年遭遇的情形）才会冒这个险；而一般情况下，他们多半会采取消耗战（正如威廉经常采取围城战的做法所暗示的那样）。前来进犯的军队并没有从后方延伸至前线的补给线；在行军过程中，他们往往通过掠夺当地居民来补充军需。这就必然意味着要杀戮很多平民，但没有任何律法能够制止这一暴行。相反，伤害非战斗人员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不仅会暴露敌方统治者的不堪一击，而且也说明，他的保护是人们所不需要的。在评论1054年法兰西国王的战略时，普瓦捷的威廉说道，诺曼底人“为他们自己、他们的妻儿和财物而感到担忧”。他后来又说，法兰西人的目的就是踏平公爵的领地。
面对这种局面，一个谨慎尽职却又希望避免战斗的国家卫士又能怎样做呢？不出所料，普瓦捷告诉他的读者们，1054年，威廉便率领军队，正面与敌军对峙。但实际情况也许并非如此。瑞米耶日的威廉称，公爵“率领着他的一些手下，追踪法兰西国王。一旦抓到王军中的任何一个成员，便抓住机会惩罚他”。只要跟紧亨利的军队，威廉就可以阻止对方四处分散，限制他们破坏的规模。至关重要的是，这样一来，法王的军队将很难征集到足够的粮食。如果没有劫掠破坏和收集粮草的机会，入侵之敌将很快被迫撤军。12
亨利的入侵行动之所以会失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需要填饱肚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就在威廉在诺曼底东南地区跟踪亨利所率军队的同时，他的另一队人马受命迎战法兰西国王派往北部的军队。根据瑞米耶日的叙述，这队人马在边境小镇莫特默尔（Mortemer）附近发现了敌军，而他们的敌人正在“干着纵火和奸淫妇女的勾当”。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大肆破坏，而这种行动恰恰会将他们暴露在危险当中。利用这一战机，诺曼人在黎明时分，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接下来的战斗无疑是异常艰苦的。据记载，血战一直持续到了中午时分，但进攻方的先手优势还是为他们奠定了胜局。瑞米耶日写道：“最终，战败的法军开始溃逃，其中就包括他们的指挥官——国王的弟弟奥多。”普瓦捷的威廉则补充说，在逃跑过程中，许多法兰西人被俘虏了。
莫特默尔一役的失败宣告了法兰西人入侵的终结。当天夜里晚些时候，诺曼军队胜利的喜讯传到了威廉公爵那里。威廉立即向亨利阵营派出了一名信使，命他爬到敌营附近的一棵大树上，向敌军喊话，告知他们具体发生的事情。“ 听到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国王非常震惊，”普瓦捷的威廉说道，“他不再迟疑，立刻叫醒所有士兵，让他们在天亮之前便全数逃走。他坚信，有必要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诺曼人的地盘。”13
1053至1054年的入侵危机至此告一段落。不久以后，威廉与亨利正式和解。按照普瓦捷的威廉的说法，作为释放莫特默尔战俘的条件，国王承认，公爵不仅有权持有从杰弗里·马泰尔手中夺取的领土，而且有权持有其在未来可能夺取的杰弗里的领地。换句话说，威廉成功地迫使亨利放弃了他与安茹的联盟。这样一来，未来的战争只会在诺曼底的南部边境上爆发。14
但对威廉来说，仍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那便是：如何处置那些曾支持过法兰西国王入侵的诺曼人。毋庸置疑，作为叛军首领，阿尔克伯爵交出了自己巨大的城堡并被放逐，终老他乡。阿尔克伯爵垮台后，他的支持者也落得相似下场。这给了威廉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在上诺曼底地区加强自身的权威。他把从叛乱者手中没收的土地赏赐给了那些真正忠心之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也令这些人更乐意为其效忠，并为之服役。15
在这场失败的叛乱中，另一个重要的受害人是伯爵的哥哥莫热（Mauger）。他卷入此事的详情已不得而知。后世的编年史家大多认为，他成为共犯是理所当然的，但就整体而言，同时代的人没有如此急于给他定罪。16他们之所以如此小心，多半是因为考虑到了莫热的身份。他不仅是公爵的半个叔叔，也是鲁昂大主教（1037年，在威廉的叔祖父罗贝尔去世后，就是由他接任大主教）。威廉根本不可能像赶走他的弟弟那样，轻易地解除莫热（诺曼底最高阶的教士）的教职。为了确保能在1054年春铲除他，威廉不辞辛苦，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宗教会议。从普瓦捷的威廉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大主教的罪名只有一个，即他无法胜任自己的职位。显然，这一罪名纯属捏造。但无论如何，莫热还是被免除了教职，并被流放到了根西岛（Guernsey）。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实际上，莫热也许并不比其他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教职人员更差劲。他的不幸仅仅在于，他受到了自己兄弟叛乱的牵连。而在他的时代，他所领导的教会也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17
在诺曼人最初到达诺曼底时，他们是以教会破坏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是抢劫成性的维京人，也可以说是搜刮财宝的海盗。他们像狼一样扑向各地毫无防范的大教堂和修道院。他们在此大肆屠杀，并卷走金银圣物。按照基督教会的存在形式，很少有宗教团体能够幸免于初期的猛攻。至于修道院，除去几个特例以外，很可能无一逃脱厄运。在这几个例子当中，僧侣们都抢先侵略者一步逃到了临近的地区，这才得以在流亡中保存他们的宗教共同体。
当然，诺曼人很快就定居下来，并接受了更为安宁的生活。他们的领袖急于适应主流社会的各种规范，因而也皈依了基督教。在他们到来的几十年间，诺曼底的公爵们重建了一些被他们的祖辈所毁掉的修道院。为吸引此地之前的居民回归，他们承诺为这些人提供保护，并归还财物。但这一过程在最初的几代人中进行得异常缓慢。到了公元1000年前后，仅有4家修道院得以重建。直到1025年，库唐斯主教（bishop of Coutances）仍在鲁昂过着流亡生活。他和其前任主教们几乎放弃了他们位于西诺曼底的教区，任由其为异教徒所控制。18
公元1000年以后，事情开始起变化。理查二世重建了海岸城镇费康的修道院，并邀请著名的僧侣改革家沃尔皮亚诺的威廉（William of Volpiano）出任新一任的修道院院长。当时的人们都说，如果有权势的人真的要为宗教事业做点什么的话，他们就应当去寻求威廉神父的帮助。沃尔皮亚诺的威廉生于意大利北部，因而曾在克吕尼修道院（abbey of Cluny）受训。10世纪早期的那场影响到清修制度乃至于整个基督教社会的改革正是从那里发源的。据称，他一开始拒绝了理查公爵的邀请。他宣称，即便是对于有如此才能的他而言，诺曼底也过于野蛮，无法被教化。但他最终被说服了。在他的引领之下，费康成了诺曼修道院的典范。这里也成了培养牧师的基地，而基督教则从这座小修道院开始传播到外面的世界。19
在理查的儿子罗贝尔执政的初期，这一改革先是停滞下来，后来甚至发生了逆转。这是因为，新公爵和上层社会人士开始掠夺教会的土地，并以此封赏骑士。不过，罗贝尔最终还是幡然悔悟了。他归还了他所夺取的教会财物，还在瑟里西（Cerisy）和蒙蒂维利耶（Montivilliers）建立了两座自己的修道院。更有甚者，公爵的这一举动首次成了某些诺曼贵族所效仿的榜样。在他执政的后期，许多诺曼贵族开始建立新的修道院。但到了1035年，随着罗贝尔的死及其幼子的继位，这一新生的潮流中断了。在威廉充满困扰的幼年时期，诺曼底境内没有任何新的修道院（无论是公国还是私人的）拔地而起。而且，贵族间激烈的寻仇杀戮也对现存的修道院的财产构成了威胁。20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正是在这场动乱最为激烈的时刻，也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之中，这些新建立的诺曼底修道院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座诞生了。故事始于11世纪30年代早期。布里奥讷的吉尔伯特伯爵麾下有一名叫作埃卢温的骑士。他厌倦了戎马生涯，并把心思放在更高尚的事情上。不顾军中同伴的取笑和嘲讽，这位30岁的贵族祈祷、斋戒，还穿便宜的衣服。他不但故意留起了长发长须，还弃马骑驴。最终，他的领主答应解除他的职务，让他追求他真正想要的生活。然而，在诺曼底所有现有的修道院中，埃卢温都未能找到心灵的慰藉。因此，1034年，他在位于博讷维尔－阿普托（Bonneville-Aptot）的、属于他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宗教场所。5年以后，他又将其迁到了距离里勒河几英里远的一处更合适的新址。此地称作“勒贝克”（Le Bec），如今该地则名为勒贝克－埃卢安（Le Bec-Hellouin）。21
若不是兰弗朗克（Lanfranc）的不期而至，埃卢温无疑会止步于这些极小的作为。兰弗朗克生于意大利，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学者。数年前，他曾来到诺曼底讲授人文科学。但是，和埃卢温一样，他也逐渐对自己的事业心生失望，并日渐笃信宗教。1042年左右，他以僧侣的身份来到勒贝克，意图寻求更简单的生活。然而，没过多久，学生就从法兰西各地（后来还有国外）远道而来，而这位伟大的学者也再次开始收徒。到了11世纪40年代末期，勒贝克成了诺曼底乃至整个欧洲最有名的学术中心。此时的埃卢温担任其院长，而兰弗朗克则担任副院长。22
如果说，之前他们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程度的话，到了11世纪40年代末，兰弗朗克就已经成了年轻的威廉公爵的精神导师。关于二人的友谊，我们所能看到的第一份证据恰恰与他们关系的暂时破裂有关。出于某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威廉一度毁坏了勒贝克的一处土地，并下令流放兰弗朗克。但就在后者准备离开之时，他却碰巧路遇威廉（多亏了他那匹令人忍俊不禁的劣马打破了僵局），并最终得到了公爵的谅解。此后，这位欧洲最知名的学者成了威廉最为信任的议政大臣。“威廉敬他如父，尊他为师，爱他如兄如子。”普瓦捷的威廉如是评价他们二人的关系。他指出，威廉“把灵魂托付于他，并把他提升到一个最为崇高的地位上。这样一来，他就能监督诺曼底的所有神职人员”。23
实际上，在整个诺曼底，到处都有明确的迹象表明，随着威廉公爵步入成年，一股伟大的宗教复兴潮流开始了。例如，这一时代俨然成了兴建修道院的黄金时代。虽然威廉本人满足于完成父亲在瑟里西建立修道院的遗愿，但在他领地内的其他地方，他最忠实的追随者们正致力于创建新式的宗教团体。例如，在里拉（Lyre），威廉·菲茨·奥斯本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团体；相应地，蒙哥马利的罗歇则在特罗阿恩（Troarn）建立了另一个。公爵的继父孔特维尔的埃卢温也在格拉斯坦（Grestain）建起了一座修道院。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写道：“在这一时期，诺曼底人民沉浸于一派祥和宁静的氛围之中。神职人员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受到世人的尊敬。”这位编年史家本人的修道院位于圣埃夫鲁（St Evroult），是格朗梅尼勒（Grandmesnil）家族于1050年10月出资修建的。“每个有头有脸的人都努力地在自己的私人领地上修建教堂，并以此吸引僧侣。”在瓦尔斯沙丘战役（1047年）和莫特默尔战役（1054年）的间隙，诺曼底贵族至少新修了7座修道院，而在之后的10年里，他们可能会再新建7座。24
贵族们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完全没有个人利益的考虑。实际上，在这些新的贵族资助人当中，有些人曾经无比疯狂地抢劫过修道院的财产。他们建造修道院可能仍是为了给他们手下的骑士提供封地，或是为了方便征兵。当然，与此同时，无论是男修道院还是女修道院，这些修道院都可以彰显其主人的地位。其彰显领主对于特定地区的控制力的效果丝毫不亚于在领地里新建一座城堡。同时，随着修道院数量的大量增加，贵族之间也开始攀比，都想成为最为慷慨的捐助人。当然，即便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大多数新修道院（即便不是所有）能够建立，虔诚仍旧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毕竟，领主最终将埋葬在自己亲手所建立的修道院中。而这里的僧侣，因感恩于他的慷慨施恩，也将会代他向上帝祈祷，帮助他的灵魂获得永生。25
这些修道院的“新”还表现在其建筑风格之上。在此之前，诺曼底地区的教堂都属于同一种建筑风格。自从罗马陷落以来，这一风格就风靡欧洲大陆。墙面平整并向远处延伸，墙上除饰以油画或挂毯外则别无他物。但在11世纪中叶，得益于教会庇护人的大笔捐款及工匠的精湛手艺，这些建筑的表面突然变得有立体感了。设计者运用柱子、圆拱、壁龛和走廊，不断增加或是减少建筑物的深度。这种建筑不但看起来精密而宏伟，最为重要的是，它看起来极为有序。这是随罗马帝国一同消逝的那种建筑风格的回归。基于这一点，这类建筑一度被12世纪的早期历史学家称为“罗马式建筑”（Romanesque）。其风潮最先出现于11世纪20年代与诺曼底相邻的安茹地区。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它风靡整个诺曼底。位于瑞米耶日的修道院是现存最早的、保存最为完整的此类修道院之一。它是在修道院长罗贝尔的授意下于1040年重修的。就在不久之后，这位修道院长便追随虔信者爱德华，开启了他在英格兰的坎坷人生。26
修道院方面的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教会的其他方面，目前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例如，诺曼底的主教们的确喜欢这种新的罗马式风格。很快，他们便不惜重金，按照这种风格来重建教堂。27但对于他们隐修的同事们所产生的其他看法，世俗教士①就没有那么热衷了。在中世纪，主教是重要的管理者，对当地百姓、城市和地区的事务都有着相当大的处置权。因此，国王及诸侯更愿意确保值得信赖的人坐上这些位置。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多会指派自己的近亲来担任主教一职。如我们所见，在威廉的幼年时期，鲁昂的大主教接连由罗贝尔与莫热出任，而二人皆系前代公爵的子嗣。类似地，当威廉有权指派新人时，他也一样会从家族内部挑选人选。1049年，他任命自己的堂叔休担任利雪主教（bishop of Lisieux）。不久以后，威廉又将巴约主教区赠给其同母异父的弟弟奥多。28
来自社会的最上层这一点意味着，中世纪的主教们一般不愿放弃奢华的生活，因为他们早已浸淫其中。即便保有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偶尔要将神职出售给出价最高之人，或者放弃教堂的部分财产，他们也不改其故。他们通常也不甘心放弃那些非教士身份的亲戚所享有的世俗欢乐。就像他们的治下大多数的教区牧师一样，许多主教也有妻子或者情妇。这自然也意味着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都有自己的孩子。29这正是修道院改革派最关注的问题。很明显，教职的买卖（买卖圣职）会让教会职位不断落入不称职的人手中。而如果已婚的神职人员坚持要提拔自己的后代的话，也会造成类似的后果。但是，只要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权把持在国王、诸侯和公爵的手中，修道院改革派对上述做法的谴责就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因此，当修道院改革派突然掌握了教会的最高权力之时，所有人都震惊了。几百年来，除去直接统治罗马的王朝以外，教宗不过是一个远在天边的象征。只有对于那些对罗马有实际管辖权的王朝统治者来说，他们才会希望看到自己人坐到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的宝座上。但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于1048年指定他的亲戚利奥九世担任罗马教宗时，这一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皇帝与教宗都是改革的倡导者。其中，利奥立即着手实现自己神圣的理想。他要求神职人员必须奉行独身主义，并驱逐那些通过购买的方式取得主教身份的人。1049年，刚刚当了10个月教宗的利奥出访法兰西。他也是171年间首次出访法兰西的教宗。同年，他还在兰斯召开了著名的宗教会议。在会上，他谴责那些不能达到他所提出的那些苛刻的标准的神职人员，并对所有缺席之人施以绝罚。30
正如法兰西其他地区的同僚一样，响应教宗号召来到兰斯的诺曼底主教团接受了考验，并被发现不符合要求。塞埃主教（bishop of Séez）因为在一次军事行动中意外烧毁了教堂而受审。库唐斯主教则在同年早些时候以购买的方式（很可能是从威廉公爵手中）得到了这一位置。他之所以能免受解职的下场，是因为他发了这样的誓，即自己接受这份教职完全是出于家族的强迫。威廉公爵也是在这个时候得知教宗不同意他与佛兰德的玛蒂尔达联姻的。可以想象，对于威廉指派其同母异父的弟弟奥多担任巴约主教的决定，利奥会做何反应。奥多此时不过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少年，而且还有传言称他“耽于肉体享乐”。即便如此，在宗教会议结束后不久，奥多还是成功当上了主教。31
然而，即便是像利奥这样的激进派，也会因他人的影响而改变主意。前提是，罪人们需要真心地悔罪。例如，塞埃主教主动认罪，并承诺要重建一座新的大教堂。为此，他还横跨欧洲，踏上了募集善款之旅。当这位主教回国时，他带回了其意大利亲属所捐助的财产以及一个圣遗物——拜占庭的圣十字架。我们不禁怀疑，同样许诺立刻着手重建大教堂、前往意大利并满载而归的库唐斯主教这么做是基于同样的苦行悔罪之心。更有甚者，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里所看到的那样，教宗在几个月内就解除了关于威廉与玛蒂尔达联姻的禁令。几乎可以确定，这一决定是在兰弗朗克的推动下才做出的。作为威廉公爵主要的精神导师，他很可能也出席了兰斯宗教大会。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成为教宗利奥的随行人员，备获教宗的称道和尊崇。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当中，兰弗朗克一定已经说服教宗相信，诺曼底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此时，新的修道院正在拔地而起，而新的牧师也正在受训。虽然年轻的公爵选了一个不恰当的媳妇，但他也将成为利奥教宗改革进程中真诚而有力的盟友。这样一来，教宗便被顺利争取过来，婚姻禁令也被解除了。让教宗解除禁令的条件很可能是，这对新人应该出于忏悔的目的而各自修建一座修道院。32
由于兰弗朗克的努力和各位诺曼底主教的积极回应，就诺曼底和罗马的关系而言，本来的危机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在兰斯宗教会议之后的10年间，威廉积极地推动改革。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成了教宗最为喜爱的子民。33
因此，在鲁昂大主教发动叛乱并威胁公爵的统治之后，教宗很乐意为威廉效劳，解除大主教的教职。1054年5月，莫热一案开庭审理。在所有法官中，最重要的一位正是教宗特意为此事而派出的使节——锡安的埃尔芒弗雷德（Ermenfrid of Sion）。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及的那样，仅从这位大主教的个人业绩来看，他虽然很难算得上出色，但没有那么糟糕。例如，他至少主持召开过一次宗教会议。在会上所拟定的法令中，他也谴责了诺曼底买卖教职盛行的局面。这一发声比利奥在兰斯宗教大会上所做出的谴责还要早上数年。但如果按罗马方面所给出的标准来评判，莫热必定是不称职的，且应该被免职。用这样的理由罢免他，唯一的问题是如果采取这种标准的话，那么没有一个诺曼底贵族能够达到标准。因此，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便是打破常规。威廉提出的人选是一位叫作玛立利（Maurilius）的杰出学者，而这无疑是兰弗朗克的主意。玛立利是前修道院院长，曾遁世隐修过一段时间。在很多方面，他都是修道院改革派梦寐以求的人选。他是如此严格地遵循戒律，以至僧侣们曾经反抗过他的管理。普瓦捷的威廉指出：“从其出身、性格、品行和学识来看，在众人中，他都是最值得敬仰的。”玛立利最终平息了针对诺曼底教会进行批判的声音。他向世人展示了诺曼人的进步。他告诉他们，诺曼人已经不再是他们维京先祖时的那个样子了。34
在放逐了叛乱者和有通敌嫌疑之人，解决了与法兰西国王的争端之后，威廉立刻前往南疆，投身到与安茹伯爵杰弗里的斗争之中。现在，他的目标是把战火烧到敌人的领土上去，以弱化杰弗里新近所获得的对缓冲地带曼恩的控制。在与法兰西签署和平协定的6周后，威廉率军进入曼恩。他在距栋夫龙约13英里的昂布里耶尔（Ambrières）建起了一座城堡。杰弗里尽其所能地阻挡威廉大军的前进。他不但招募了自己的大军，还围攻了威廉的城堡。然而，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堡中守军坚持抵抗，而一听说威廉即将到来，伯爵的军队便立即撤退。最终，昂布里耶尔的领主发现，最明智之举就是接受诺曼底公爵成为他们的新宗主。35
然而，杰弗里并不甘心处于一败涂地的境地。很快，人们发现，法兰西国王也不愿忘却昔日败于诺曼底公爵手下的屈辱。一份留存下来的证书显示，1057年初，这两位昔日的盟友再次联手了。威廉可能早就知道了这一点，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能也正在此时，他对自己的另一个父系亲属莫尔坦伯爵（count of Mortain）发难，理由是怀疑对方对其并不忠诚。莫尔坦伯爵的罪行是，他建议自己手下一个骑士不要离开诺曼底，因为马上就有机会在战争中打劫了。这个消息一传到公爵的耳中，他便放逐了伯爵，并把莫尔坦伯爵的称号给了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罗贝尔。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是唯一记述了这个故事的史家。而他明显认为，在这个不知何时发生的故事里，威廉对于莫尔坦伯爵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但是，1057年春，如果真有此类传言传到了威廉的耳朵里的话，他是有足够的理由去相信它的。莫尔坦距离栋夫龙只有14英里，毗邻威廉和杰弗里·马泰尔开战的地区。莫尔坦伯爵很可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36
公爵的怀疑在1057年8月得到了印证。此时，诺曼底再次遭到了杰弗里伯爵与法兰西国王亨利的联合入侵。普瓦捷的威廉的评论导致一些现代史学家对这次入侵不够重视。他说，联军的规模并没有以前大。但根据另一些当时的编年史家的记述来看，情况其实正相反。在此前的那次入侵中，联军不过是刚刚跨过了边境，可是这次，联军则从南部一路将战火烧到了诺曼底的腹地，在威廉的领地上烧杀抢掠。就像普瓦捷的威廉所言， 他们“用烈火和刀剑作为武器，一路推进到海岸”。另外，从普瓦捷的评论来看，在这次入侵中，威廉的侦察术好像暂时失灵了。尽管在之前的战斗中，这种侦察术屡试不爽，但他表示，这一回，敌人一直尽可能地隐秘行军。37
然而，最后威廉还是在诺曼底北部海岸迪沃河 （River Dives） 的河口处追上了敌军。普瓦捷表示，公爵只带了一小队人马。这也就意味着，他再一次尾随了自己的对手，伺机而动。正在这时，战机适时地出现了。亨利与杰弗里在一个叫作瓦拉维尔（Varaville）的地方涉水过河，企图朝卡昂和巴约进发，以继续烧杀抢掠。但当他们过河时，河水开始上涨，联军部队因此开始脱节分散，威廉则获得了一个不可错失的战机。普瓦捷说，公爵和他的小股人马突袭掉队的敌方后军。在法兰西国王和伯爵的眼皮底下，威廉把这些部队与大部队分隔开来，亨利和杰弗里只能束手无策地站在对岸。瑞米耶日的威廉说，一些士兵被俘，但更多的人被杀。法兰西国王和安茹领主“既对士兵们的死感到痛心，又被他们惨死的场面吓坏了。于是，他们再也无心恋战，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诺曼底”。正如两位史学家都提到的那样，这场胜利是决定性的。自此，法兰西国王再也不敢来侵犯威廉的公国了。38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英格兰国王注意到，他还有一个久未联系的侄子。
①指与修道院的僧侣们不同，管理地方教区事务的教士们。
1WM, Gesta Regum, 430–1; WP, 20–1, 50–1.
2WP, 14–17, 20–3; Bates, Normandy, 255; Douglas, Conqueror, 58.
3Ibid., 58–9, 386–7.
4这些事件以难以确定具体的发生时间著称。Douglas, Conqueror, 383–90; Bates, Normandy, 255–7;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90–1.
5GND, ⅱ, 122–5; WP, 22–9.
6Bates, Conqueror, 35; WP, 18–19.
7Douglas, Conqueror, 40–1; WP, 32–5.
8Ibid., 34–9.
9GND, ⅱ, 102–5; WP, 39–43.
10Ibid., 43–7.
11Ibid., 46–9.
12Ibid.; J. Gillingham, ‘William the Bastard at War’, The Battle of Hastings: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ed. S. Morillo (Woodbridge, 1996), 99–107.
13Ibid., 107; GND, ⅱ, 142–5; WP, 48–51.
14Ibid., 50–1.
15GND, ii, 104–5 (cf. WP, 42-3); Douglas, Conqueror, 69, 83–104 (esp. 92, 99–100, 103).
16OV, iv, 84–5; GND, ii, 130–1, 142–3.
17Douglas, Conqueror, 69; WP, 86–9; Bates, Normandy, 209.
18Douglas, Conqueror, 105–6; J. Le Patourel, ‘Geoffrey of Montbray, Bishop of Coutances, 1049–1093’, 59 (1944), 134–5.
19Douglas, Conqueror, 108–9; Bates, Normandy, 193–4.
20Ibid., 196–7, 221; Potts, Monastic Revival, 32–3, 106–11, 121.
21Douglas, Conqueror, 115–16; Sources and Documents, 41–4.
22DNB Lanfranc; Vaughn, ‘Lanfranc at Bec’, 136–9.
23Ibid., 139–43; Sources and Documents, 25 (cf. WP, 84–5).
24GND, ⅱ, 130–43; OV, ⅱ, 10–11; Potts, Monastic Revival, 105, 112–13.
25Bates, Normandy, 115–16, 222; OV, ii, 10–11; GND, ⅱ, 130–1.
26关于罗马式建筑的概括性叙述，可参见R. Stalley, Early Medieval Architecture (Oxford, 1999)，特别是Ch. 9; Fernie, Architecture, 3–14。
27除了鲁昂大教堂和巴约大教堂的地下室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建筑留存下来。Brown, Normans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25–6.
28Bates, Normandy, 202, 210.
29OV, ⅲ, 120–3.
30Holland, Millennium, 264–7.
31GND, ⅱ, 113–19; Le Patourel, ‘Geoffrey of Montbray’, 133–4; D. Bates, ‘The Character and Career of Odo, Bishop of Bayeux (1049/50–1097)’, Speculum, 50 (1975), 2–3.
32GND, ⅱ, 118–19; Le Patourel, ‘Geoffrey of Montbray’, 135–7; Vaughn, ‘Lanfranc at Bec’, 145–7; below, 112
33WP, 82–3; Bates, Normandy, 201.
34Douglas, Conqueror, 121; WP, 88–9.
35Ibid., 50–5.
36Douglas, Conqueror, 72; GND, ⅱ, 126–9.
37WP, 54–5; Douglas, Conqueror, 72–3 (cf. Bates, Conqueror, 38); Gillingham, ‘William the Bastard’, 108–9.
38Ibid., 107; WP, 54–7; GND, ⅱ, 150–3.